论蔡锷与云南的特殊情结

一、论蔡锷与云南的特殊情结（论文文献综述）

张春辉^[1]（2020）在《民国时期黔系军阀研究（1912-1935）》文中研究说明贵州地处西南,历史上游离于中央政治之外。民国以降,军阀割据,南北对峙,双方均想将西南军阀拉入己方阵营。西南军阀中滇、川系实力最强,黔系实力较弱,南北双方企图从黔系入手在西南地区打开一个缺口,贵州遂成为南北争斗的一个缩影。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挑拨黔系军阀最终以剿匪为名入主贵州。本文力图从军事角度入手,论述黔系军阀产生的原因以及各军事将领之间的争斗,进而分析其对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贵州军阀形成原因纷繁复杂,清末举办团练导致地方势力膨胀;编练新军促使贵州军事集团初步形成;科举制的废除使传统社会进阶之路堵塞,原处于政治边缘的军人社会地位迅速提高;人民生存环境的恶化推动了从军热潮,种种因素都在客观上推动了贵州军阀的形成。民国时期各军事将领之间的斗争反映出南北势力在贵州地区的角逐,贵州军阀的向心积淀与离心倾向是由于军阀自身的封建性以及心中的民族主义所驱使的矛盾运动。军阀统治下的贵州各军事将领利用民主政体谋夺军政大权,造成地方主义猖撅,严重阻碍贵州政治现代化进程;巨额税收均被用于扩充军队以及个人享用,从而无法转化为社会财富以供经济建设;军队缺乏纪律,兵匪不分、兵匪勾结,成为危害贵州社会的一个“毒瘤”;在全国现代化浪潮裹挟下,黔系军阀不得不顺势作出有利于贵州教育、交通通讯等事业发展的行为,但是其积极建设毕竟是有限的。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探讨黔军与贵州社会的关系,了解军阀体制下贵州现代化历程的曲折发展。

周毅^[2]（2019）在《楹联书法研究》文中认为楹联书法是中国文化史上独有的形态,它集文学、艺术和公共展示文化于一体,具有多重的学术研究意义。在文学上,它与中国古典诗文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书法史上,楹联书法是可以与甲骨、钟鼎、简帛、碑刻书法等相并列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视觉文化的角度说,楹联书法往往呈现于儒、释、道文化的一些重要的公共环境中,如庙堂、宫廷、官署、学校、园林、苑囿等,明清以来尤为鼎盛,遍及南北东西,远播海外。长期以来,对楹联的研究较多,对书法的研究也不少,但对楹联书法的研究相对薄弱,“繁者弥繁,阙者仍阙”。本文结合文学、艺术学和文化学等多重视角,从楹联书法的源流、文化指向、地域表现、技法表现、艺术创作等几个层面展开研究,史论结合、图文互证,既重视其学理探讨,又强调其现实实践意义。一般而言,楹联是镌刻在石、木、竹、金属等材料上或者悬挂、张贴在楹柱等建筑物件上的书法对联。但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楹联书法与书法对联的界限有交叉模糊的情况。本文所涉楹联书法并不一定全是指楹联实物形式意义上的书法作品,还包括文字记载、图片形式等其他类似作品。因而,本文重点研究传统意义上的楹联书法,也研究与之相关的书法对联。楹联书法与文字、书法及文学的发生发展相互承继、相互成就。相应于书法与文学的起源与发展,楹联书法起源亦可推及于爻画。本文以为,楹联书法萌芽于先秦,形成于汉晋,成熟于唐代,完善于五代,普及于宋元,繁盛于明清。本文认为,目前可见南宋高宗、理宗所书团扇中的诗联以及马麟题画联、福州市博物馆所藏的南宋帛幡可以证明,至迟在宋代,书法对联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表现形式。明清时期建筑式样的变化促进了楹联书法的普及与繁荣。皇宫殿宇、儒家庙堂、佛寺道观、公私园林的装饰需要与公众教化功能的凸显,使得楹联书法在雅俗兼有、形式多变的文化格局中独树一帜,成为文人雅士与市民大众共赏共享的文化流行形式。近现代以来,民间延续的春联、婚联等习俗,以及保留下来的古建筑和新建的楼堂馆所、道观佛寺的实用楹联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文学是楹联书法的基础和内在形式,也是催生楹联书法产生的根基之一。因此,研究楹联书法首先应该观照其与文学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楹联学的相关知识及其文化渊源。由于楹联学的研究汗牛充栋,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基础。本文以《声律发蒙》与楹联书法的关系为切入点,简要梳理了《声律发蒙》的版本及其为楹联书法提供的基础价值。楹联书法是书法史上特有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方面的认识价值。它在形式上的对称性决定了它在内容和技法的表现上具有相应的规定性,它在公共空间展示上的视觉文化需求决定了它独有的集艺术审美与传统文化教育传播价值于一体的特殊性,它在对立统一的形式中集真、草、隶、篆,颜、柳、欧、赵于一体,取得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融合。楹联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特有的表达方式,以非常通俗的、可视的样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孔庙楹联书法、宫廷楹联书法、世家园囿楹联书法的教义宣扬、政观表达、德商隐逸,它们共同营造了儒家政教的文化和艺术氛围。儒家楹联及其书法是儒家文化的体现,在文化表达与功用上具有传播教化的功能,在传播学上具有动态性、序列性、系统性等特征。天下名山佛道多,峨眉山、九华山、五台山、武当山、青城山等地的宗教传播离不开其随处可见的楹联书法,它们营造了一种佛道的庄严与逍遥的文化与审美之境。寺庙里镌刻或悬挂的佛教楹联,其目的在于增加人们对佛教文化的了解。从内容上看这些楹联或宣扬佛教教义,或歌颂佛法功德,或揭示修行法门。道观楹联书法以道教思想为依托,劝导人们积德行善、自由豁达、移风易俗,最后达到教化人心的目的。具体而言,皇宫殿宇、儒家庙堂、佛庙道观的公共展示空间为楹联书法的常态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故宫楹联是宫廷楹联的代表。统治者身份的不同与庙堂之气的需要,宫廷楹联书法取法唐楷为主要风格之一。康乾时代,康熙的“崇董”与乾隆的“崇赵”使赵、董书风楹联成为宫廷书法主流。孔庙楹联是纪念性庙堂楹联的代表,西湖、苏州楹联是楹联书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演进的代表。商宅楹联以商人聚居地或者故里为展示空间。商业追求的不同取向与楹联书法的内容、书法密切相关。晋商以商养商,其楹联内涵丰富,既有立德修身、承传教化的实用观念,又有以德领商、信义生财的商业气息。徽商以商养文,以文哺商,赞助扬州八怪、乾嘉学派,践行以商养文的理想追求,文商融合,体现以文哺商的经商之道。苏州园林以文养人,诗文兴情以造园,体现文人的闲趣归真、理趣盎然、逸趣幽深、禅趣超妙等情结。官署、庙堂、商宅、园林等所留存的历代楹联书法,均具有文学与书法双美的特点,具有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和教化功用。在艺术表现上,楹联书法也具有丰富的时代性、地域性和书家个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书家,不同的书写方式,共同促进了楹联书法风格的多样化。就地域性而言,清代以来楹联书法的地域性风格就非常明显,如湖湘的崇唐正大之风,海上的“二王”温雅之风,河南的中原雄强之风,堪为代表。滇、渝、浙地区长联书法彰显了楹联文化和书法艺术的持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就具体的技法层面而言,楹联书法在书体选择、笔法技巧、工具材质等方面也殊为考究。书体上,楹联书法更适宜于选择篆、隶、楷等正书,以彰显其公共教化功能。在审美取向上,不同书体指向也不同,可以清晰地看出书法家艺术表现的群体意识与个人追求。楷书的中正之风更适于彰显楹联的庙堂之气,篆隶的古朴雄浑更能彰显楹联的高古之风。书家所创作的作品既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每种书体的共性,又呈现出书法家个人风格与个性色彩。楹联书法的技法选择与其式样有关。因楹联书法多选择正书,故用笔上,平直之笔多于斜曲之笔,点画之间断笔多而连笔少,粗笔多而细笔少;结体上,偏于平划宽结,平正多而斜势少;章法上,强调上下联对称,突出行气;墨法上,刊刻对楹联书法在墨法上的表现有一定的影响。楹联材质的多样性与书法的风格、用途有着联系。常见的楹联材质以木、竹、石为主,也有铜铸、瓷烧、镶嵌等特殊工艺。楹联的书写者通常是书法家,而镌刻者往往是专门的匠人。从对书法家作品的还原度而言,刻手所表现出来的书风往往与书手有着一定的一致性。不过,书刻的不同理解导致楹联的刊刻也难免失真。失真现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学者的取法。撰写者与书写者的关系也比较复杂,明清时代撰写者大多也是书写者,这也表明书法与文学关系的进一步加深与融合。集字是书法学习与创作的常见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楹联书法,成为了楹联书法创作的重要手段。近100余年来,甲金集联较为常见,以“甲骨四堂”的书法实践为代表。金文集联多取自钟鼎彝器铭文,以罗振玉为代表。隶书集联以汉碑为主,楷书集联以魏碑、唐碑为主。汉碑和魏碑的集联尤其丰富,对近现代书法创作影响巨大。清人的行草集联以集《兰亭》联为多。相比较而言,以对联形式出现的草书集字作品比较少见。无论是甲、金、篆、隶集字创作,还是楷、行、草等集字创作,都不能简单地食古不化,而应守正创新。

王国梁^[3]（2019）在《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文中指出本文以1413-1911年的贵州士绅为研究对象。用长时段的宏观视野梳理贵州士绅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同时以微观叙事的方法重点讨论清末政治变局中贵州士绅的转型。明代建省以后,贵州逐渐从“异域”转变为“旧疆”,在“内地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儒学教育的发展和科举制的推行,贵州的士绅群体得以初步形成。清代前期,贵州士绅进一步发展,他们兴办学校,参与地方文化事业,关注地方慈善,虽然清廷限制士绅的权力,但在参与地方事务的过程中,贵州的士绅群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咸同起义之后,伴随着地方秩序的失控,士绅逐渐将权力渗入军事领域。但整体而言,清末之前贵州的士绅群体始终与皇权保持一致,并利用其居于官民之间的特殊地位,兴学育才,促使儒家文化逐渐成为贵州的主流文化,在这一进程中,贵州士绅的权力也逐渐扩大。清末科举制废除之后,贵州士绅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桥梁,沉积于地域社会,开始近代转型,成为地方精英。士绅在转型的同时开始分化,部分士绅在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成为贵州革命的先驱,但更多的士绅则选择推动地方自治运动,以谘议局为主战场,同贵州地方官相抗衡,最终在辛亥革命中实现贵州地方自治。革命之前,贵州谘议局、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等各种政治力量已经达成妥协,形成合力。这些政治势力都以士绅群体为依托,由传统士绅转变而来。因此,贵州辛亥革命是士绅权力发展到极致后水到渠成的结果。相较于江南、长江中下游、华南等地域士绅研究的成就斐然,很少有学者关注贵州高原上的士绅。同时,以长时段的宏观视野和微观叙事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贵州士绅,能进一步拓展士绅研究的宽度和广度。不同于立足“宪政派”和“革命派”对立模式的贵州近代史研究,本文以长时段的宏观研究为基础,将视野聚焦于清末贵州的政局,从士绅转型的角度分析清末贵州政局的变化和贵州辛亥革命,为贵州近代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刘爱广^[4]（2019）在《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甲午一役,使得中国社会各阶层深切感触到“千年变局”意涵,此后,外患愈趋愈烈,国亡无日之感时时萦绕在中国上空。面对此一危局,传统知识体系营构出的思想资源,难以应对;中西海通后,欧风美雨携带各式西方知识涌入中国,晚清士人藉此编制出繁复多样的知识空间以御艰危时局。既往研究对于晚清民族建构思想来源的讨论多集中于传统资源与西方理论两者之间,实则两者之外,诸如波兰、朝鲜、土耳其、印度、埃及等域外亡国,亦在晚清中国思想脉络中充当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亚非亡国中,埃及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近代又因“外债”亡国,与晚清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为国人关注。甲午至武昌起义间,埃及亡国史透过报刊、教科书等媒介,借以弹词戏曲、竹枝词等表达形式广为流传,化为亡国象征,时常出现在政治讨论、启蒙话语塑造中。就讨论主题而言,“外债”“文明”“改革”是中心话题。埃及曾经的改革,因借“外债”终致失败亡国,成为时人形塑“外债”等于“亡国”象征的重要凭藉,推动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画卷的展开;埃及改革故事,也促使国人思考在主权沦丧、民族帝国主义思潮盛行背景下,改革似不是唯一救亡途径,尊西与恐西之间,体现出世人对民族不能竞于世界之忧思。在对西方文明敬畏游移间,国人接受了“文明”进化沉沦论说,同时,祭起“文明”大旗,创造出埃及、中国、印度为“文明古国”的传统,借此展开中国“文明”再造重生、凤凰涅盘的想象旅程。而如何认知英国统治下埃及的近代性问题,背后却存在着难以回避的内在矛盾,若英国占领统治埃及在进化秩序中是值得赞美的合理行为,是否意味着侵略行迹具有正当性;若不合理,则需要破解西方话语中建构出的占领—进步模式。这种对西方“文明”及侵略的矛盾态度,恰是晚清民族主义表陈中矛盾、两难状况的反映。以埃及亡国史为载体讨论晚清民族主义,不仅有利于突破“兴亡史鉴”认知视角的局限,通过这一载体亦可称呈现晚清民族主义歧异多元的画卷,触及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核心问题。体悟晚清中国致力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艰辛历程,展现通往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终极目标的不同路径与取向。

汤浩^[5]（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提出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金东平^[6]（2018）在《民国时期云南各民族国民意识生成研究》文中指出国民意识是近代社会思潮一个重要的部分,对近代云南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各民族民众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国家的认同。伴随着清末帝国主义对云南的侵略、清末新政的实施及革命派的宣传组织活动,云南各民族的国民意识逐渐萌发。民国时期是云南各民族国民意识生成的关键阶段,一方面随着辛亥革命、护国运动、五四运动及抗日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另一方面,政府的一些现代化改革给新思想在云南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再加上教育、报刊等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了解新思想、新理念的重要渠道,在这几方面的合力影响下,民国时期云南各民族国民意识的培育取得了重要的发展。国民意识的觉醒对民国时期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上,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以及抵制洋货运动的发生,加速了云南民族资本力量的壮大;政治上,社会各阶层的参政热情逐渐高涨,学生、工人和农民逐渐成长为政治活动中的新兴力量;社会思想方面,社会思潮从追求宪政民主转变为抗战建国进而转变为反独裁、反内战的民主建国思想,从而推动了云南的近代化进程。但是受传统思想的束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交通通信的不完善等不利因素的限制,各民族国民意识的觉醒是不彻底、不平衡和不完善的,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值得我们思考。本文以民国时期云南各民族国民意识的生成为研究对象,将其放在云南近代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从整体上把握近代云南各民族国民意识的发展脉络,分析其积极影响和所受限制,进而揭示其自身存在的不足。

王四莲^[7]（2018）在《清末民初大理白族知识分子群体的中华民族认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中国列强环伺,边疆地区的危机日益加重。在民族危机和西方民族主义的双重影响下,边疆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表现得尤为强烈,是一种国民性的自觉反映。本文以清末民初的白族知识分子群体为研究对象,重点凸显中国边疆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将其视为近代转型时期中国现代化问题中人物因素的特殊缩影。研究近代白族知识分子,是白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展示了白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文化积淀。论文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主要阐述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及大理白族知识分子群体的构成的背景。在近代复杂的环境下,边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强烈的认同意识。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他们的观念意识和行为实践推陈出新,对“经世致用”和“救亡图存”理念有着深刻地感悟。第二,主要分析清末民初大理白族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的意识及行为实践的建构。他们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互助团结与友好往来对民族和国家具有积极意义,并主动团结其他各少数民族,积极为国家现代化进程奉献一己之力。最后,主要从地区的社会文化、民族文化与历史记忆等方面概括清末民初大理白族知识分子思想与实践的特殊性。总体上,白族这一族群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对汉民族群体积极学习的特性。全文通过对清末民初大理白族知识分子群体的中华民族意识与行为实践的研究,总结出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主动的向心力。清末民初的大理白族知识分子富含时代特质和地区特性,综上研究,不仅能加深人们对白族文化的认识,而且还有利于各民族间求同存异,从而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促进近代民族国家的整合。

李先帆^[8]（2018）在《融合与造境 ——民族美术视野下的20世纪80、90年代云南民族题材绘画创作》文中提出云南位于中国版图的西南边陲,地理环境特殊,拥有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民族文化资源。因交通问题,长期远离主流文化,被视为“秘境”。自古以来,该地区拥有独特的文化传承,其美术风格与中原地区也有较大区别,具有鲜明的地域个性。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国门初开,各种思潮此起彼伏。众多根植于云南本土的画家有感于时代的变化,将深厚宏博的本土文化元素与外来文化元素、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元素相融合,以云南神奇多彩的地域风光、悠久的民族历史、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化为题材进行绘画创作,绘制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在画面中营造了野境、景境、情境、灵境,在海内外造成广远的影响,使国人为之侧目,吸引了大批追随者。这些作品堪称中国民族美术发展的宝贵财富,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深度的突破,不但极大地提升了云南地区的美术地位,而且奠定了其后云南乃至全国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对该地区民族文化的丰富解读,具有人类学、民族志与美术学上的多重价值,在中国民族美术发展与现代美术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论文以民族美术的发展为视角,以“造境”为过程工具,研究20世纪80、90年代云南民族题材绘画创作,探讨其在坚持地域个性的前提下通过对多元文化的融合,创造出灿烂的美术成果的成功经验。通过剖析组成该时期云南地区民族题材绘画这一母题的众多艺术现象与艺术群体,厘清该时期发生的详实历史背景,全面探讨其艺术现象在中国美术现当代进程中的地位,发掘潜藏在艺术对象与绘画图式下的审美精神与时代意志,以期对中西方文化互斥与结合、传统与现代文化摒弃与继承、边缘与主流文化对话与融合等核心问题有所揭示。论文除了绪论与结论,共分五章。绪论为本文的导论,以近年相关的田野调研积累为基础,结合当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动态,提出论文的研究方向和选题原由,以及论文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另外就论文中涉及到的“云南民族题材绘画创作”、“造境”等概念作了定义与简要分析,提出“造境”作为过程工具的意义。第一章以大量的文献梳理与田野调研为依据,考察20世纪80、90年代云南民族题材绘画创作诞生的土壤——“多元、融合的民族民间文化孕育之境”,指出云南民族美术的发展受地域性的自然背景、历史背景、文化交融背景影响,阐述了云南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化的历史成因以及道路文化、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交融等独特的文化现象,列举了对20世纪80、90年代云南民族题材绘画创作有直接影响的崖画、壁画、古滇青铜器、民族建筑、民族服饰以及甲马、剪纸、东巴画等典型的民族民间美术样式。这些背景为20世纪80、90年代云南民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产生与发展及其多元、融合的特点提供了铺垫。第二章研究影响20世纪80、90年代云南民族题材绘画创作的时代因素——“时代浪潮推动下的云南民族题材绘画创作情境”,阐述了云南美术自建国以来的发展概况、改革开放后的美术创作情境、云南现代美术学脉的形成及其学术语境。这些因素直接作用于20世纪80、90年代云南民族题材绘画的创作者,构成其独特的文化立场与审美取向。最后介绍了 20世纪80、90年代云南绘画创作的发展概况以及重要美术现象与群体,包括“申社”、“云南画派”、“新具象”群体、云南版画现象、写生活动等,这些美术现象与群体与20世纪80、90年代云南民族题材绘画创作有直接的关联。第三章以大量的作者与作品资料为依据,以“造境”为过程工具,解析云南美丽多姿的自然景观、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多元化的民族审美文化、旺盛的生命意识、独特的宗教与信仰状况等因素对创作者的影响,解读云南民族题材绘画创作中审美意境的成因。将20世纪80、90年代云南民族题材绘画创作中呈现的审美意境归纳为四部分:“边陲的野境”、“形式的情境”、“生命的情境”、“魔幻的灵境”。此章列举了 20世纪80、90年代较为活跃的50多位画家的170多张作品,较为完整地覆盖了该时期云南民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多个方向。针对作者的创作历程与其重要作品中营造的意境,展开详实的分析与研究,追溯作品的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渊源,解析其作品的审美特征与意境的独特性。第四章上承第三章对20世纪80、90年代云南民族题材绘画创作的解析,就其艺术中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审美意境的创造展开思辨:提出民族美术场域视野下边缘与主流、地域与整体的问题;研究云南地域性民族文化传承与民族题材创作的关系、地域性意境的生发;以地域性审美场域的视角展开对“边陲的野境”、“形式的情境”、“生命的情境”、“魔幻的灵境”四重意境的解读;研究在多元文化融合与审美意境营造的视域中,传统美术情结与现代思绪的承接、中国美术元素与西方美术元素对抗与交融所产生的作用及意义;进而推导出,在20世纪80、90年代云南民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多元文化融合与审美意境营造中,新的民族美术场域的衍生及其意义。第五章以大量的田野调研为依据,延续对20世纪80、90年代云南民族题材绘画创作余绪的跟踪与研究:反思民族风情热的起伏;研究多元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商品经济对民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影响;研究在全球化文化场域中表达地域情境、实现地域符号突围的可能性;进而根据已有的成功经验,寻找20世纪80、90年代云南民族题材绘画创作所能给予的启示,并以此展望云南乃至中国各区域民族美术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与蓬勃生命。

赵明辉^[9]（2017）在《历史政治地理视野下的护法运动研究》文中指出以历史政治地理的“地方尺度”视角,借鉴现代政治地理学相关研究范式,讨论民国初年的军事政治问题是文章的立足点。地域政治视域下的地缘与人脉是民国初年地方政治联动的桥梁,政治人（点）—人脉关系（线）—地域政治（面）的政治地理互动是民初地域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辛亥革命形成的基本以长江流域分治南北的政治格局到二次革命后北洋势力与滇、黔、桂三省的对抗,再到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后西南的“军政自为”,形成的北方与西南对抗的地域政治格局,是地方势力因势而变、因利而为的结果。护法国会和军政府南下组建是孙中山等革命党派拥护共和、维护约法的政治行为,地缘、人脉、省籍观念构成了西南地方势力和政治党派的内聚力,无法在西南地区给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足够的政治空间,最终在西南桂、滇势力与国会政学系的联合下军政府改组为总裁制政府。护法战争中滇、桂、粤地方势力分别在川、湘、闽三省与北方势力争夺地理机会,在有督军—护军使—镇守使三级军政机关设置的军政区中拓展自身政治空间。护法运动后期的联省自治运动也是西南地方势力在结合地域政治形势和“独立”之历史惯性下据省自治、自保地盘的表现。

马成云^[10]（2016）在《南湖记忆》文中认为一座城市,如果缺少一个湖泊的滋润,那么她就会缺乏一种母性的温厚,就会多一些生硬少一些灵性。一个湖泊诞生于一座城市,有其不可言说的注定,她可以替这座城市接纳阳光的笑意,收集花开的倩影,珍藏流星的命运……济南大明湖,被刘鹗写进《老残游记》,就把这个城市垂柳般柔软的品质揉进了历史的书卷气,令人

二、论蔡锷与云南的特殊情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蔡锷与云南的特殊情结（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黔系军阀研究（1912-1935）（论文提纲范文）

（2）楹联书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论文提纲范文）

（4）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5）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民国时期云南各民族国民意识生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清末民初大理白族知识分子群体的中华民族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融合与造境 ——民族美术视野下的20世纪80、90年代云南民族题材绘画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9）历史政治地理视野下的护法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蔡锷与云南的特殊情结（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黔系军阀研究（1912-1935）[D]. 张春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2]楹联书法研究[D]. 周毅. 西南大学, 2019(05)
• [3]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D]. 王国梁. 云南大学, 2019(09)
• [4]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D]. 刘爱广.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5]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 [6]民国时期云南各民族国民意识生成研究[D]. 金东平. 云南师范大学, 2018(01)
• [7]清末民初大理白族知识分子群体的中华民族认同研究[D]. 王四莲. 云南师范大学, 2018(01)
• [8]融合与造境 ——民族美术视野下的20世纪80、90年代云南民族题材绘画创作[D]. 李先帆. 中央民族大学, 2018(01)
• [9]历史政治地理视野下的护法运动研究[D]. 赵明辉. 云南大学, 2017(05)
• [10]南湖记忆[J]. 马成云. 边疆文学, 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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