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一、试论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寇文亮^[1]（2021）在《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幼儿教师教育始于清末,女子师范学校附设保姆科是清末留给幼儿教师教育的一份特别遗产。民初女子师范学校和女子中学在培养幼儿教师方面的职能并存,在“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逐渐发展为以女子中学为主。从学习日本到学习欧美,甚至达到移植照搬程度,是清末民初幼儿教师教育的突出特征。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科学理念激荡了幼儿教师教育独立举办热情;幼儿教育中国化、平民化及科学化追求,直接导致了幼儿教师教育改革方向的确立;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思潮流入与传播,形成了中国化、本土化的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活教育、儿童中心论、行为主义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指导理论,为幼儿教师教育独立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和单相性教育实验为幼儿教师教育实验提供了借鉴与方法助力;更为重要的是,民国初期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发展困境,需要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为其指明路径与方法。这就是幼儿教师教育实验肇始之成因和依凭。“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幼儿教师教育在学制系统中获得了独立的合法地位,但是其办学体制、招生起点、修业年限、课程教学等内容并未配套公布,这就强化了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迫切性,也给专家学者们留下了较大的实验探索空间。于是,一场旨在摆脱传统女学影响和外国幼儿教师教育影响,探索中国化、科学化、平民化独立的现代幼儿教师教育之路的教育实验就此展开。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及张宗麟等相互启发,各自独立地主持了不同的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包括综合性实验和单项实验,探索发现了幼儿教师教育全领域全方位规律,几乎覆盖了幼儿教师教育的各个要素和环节,对于促进民国时期符合中国国情的幼儿教师培养体系建构,起到了根本性、关键性及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本研究采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并采取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梳理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图景和内在规律;梳理了这些实验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发展进程的推动作用;丰富了民国时期教师教育和教育实验研究视域和内容;分析了提升幼儿教师现代化、专业化水平实现路径;探索挖掘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于新时代我国幼儿教师教育的规模扩大与质量提高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本研究以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为研究对象,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界定了相关概念,综述了国内外研究及史料,介绍归纳了研究理论及方法、研究思路及结构设计、研究的创新点和局限。正文部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发生学方法为理论指导,以耗散结构理论作为论文设计支持,以实验教育学作为论文分析学科依据,分为三个部分进行了梳理与阐释。第一部分含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对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促发因素的梳理,分析了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尤其是民主科学理念对于教育实验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促进作用;分析了清末民初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转型发展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呼唤与促进;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主体对于外国幼儿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吸收和批判以促进实验理性形成的过程;分析了民国时期综合性和单项性教育实验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激荡促进过程,以及在目标内容和方法技术等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第二部分含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主体内容。本研究根据史实、典型性及其重要程度,筛选了偏于综合的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实验,以及偏于单项的幼儿教师教育课程、教学组织形式以及教学方法实验,并进行了研究与阐释。体制和学制实验包括“中心幼稚园”体制实验、平民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实验、高级中等教育层次的幼儿教师教育机构的学制实验,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实验问题的发现、梳理及确立过程;分析了中国化、平民化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建构的实验过程及其理论成果;分析了平民化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中国化、科学化的乡村幼儿教师培养体系建设以及乡村建设实验的创新性推动作用;深描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的双轨之路体制实验过程。课程实验筛选了“生活教育”课程实验、“行为课程”组织实验、“活教育”课程实验,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的起因和确立过程,梳理了民国时期生活教育、行为主义和活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的目标确立、内容选择、分类和结构化、组织实施过程;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典型课程理论建构、课程体系建立与完善的促进过程,以及对于幼儿教师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影响。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筛选了“艺友制”教学组织形式实验、“半道尔顿制”教学组织形式实验。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实验问题发现的出发点、坐标和聚焦过程;梳理了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的理论依据;分别梳理归纳了各个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的目标、内容、实施过程,分析了其对中国化、平民化、科学化及规范化的幼儿教师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以及对幼儿教师教育理论独立性建构所起到的关键性促进作用。由于教学方法实验与教学组织形式实验在民国时期区分困难,且内容较少,实验特征不明显,因此,以张雪门实习教学方法实验为例,分析和梳理了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方法的缘起、表现形式以及实习教学实验问题的确立过程;梳理了张雪门幼儿教师教育实习教学方法实验的理论依据、实验的目标、实验的内容及结果与影响。第三部分主要是第七章,阐释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评价以及时代启示,总结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推动中国现代幼儿教师教育理论体系构建、推动幼儿教师教育规模扩大与质量提高、推动幼儿教师教育中国化、规范化制度建立、推动幼儿教师教育课程教学体系科学化、专业化提升所起到的促进作用。调查分析了当前乡村幼儿园园长教师队伍专业化、保教过程科学化建设缺陷和提升需求,阐释了目前幼儿教师教育对幼儿教育发展的回应不足之处;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新时代幼儿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幼儿教师教育升格中的内核独特性坚守及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精神方法技术弘扬借鉴的启示作用。

徐雪莲^[2]（2020）在《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 ——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为代表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滥觞于清朝末期,勃兴于民国前期和中期,此后趋于式微并走向转型。在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欲挽救濒于亡国灭种边缘之国家,必先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民众。于是,各种旨在改善民生的教育思潮风起云涌,如: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三民主义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生活教育思潮、平民教育思潮、民众教育思潮、生产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乡村教育思潮、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等,其中皆包含教育救民、济民、惠民的思想追求。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俞庆棠的民众教育、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等思想,都有大量关于教育功能、受教育权、教育对象、教学内容的见解以及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创造性运用等,体现出教育民生思想。本研究聚焦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教育民生思想,运用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三位教育家为代表,对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目标内涵、演化历程及其实践影响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理清其逻辑理路和思想特征,并分析其局限性及现实启示。论文共包括六个部分:导论部分述及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缘起、界定教育民生的相关概念、论述相关研究现状和本研究的意义、目标、内容、方法等。第一章阐述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中国近代政治的沉沦、经济的衰微、文化的鸿沟、教育的维艰和民生的凋弊,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平民主义教育思想是其产生的外部渊源。以此发现,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西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创新,是中国近代教育家对教育的民生功能的重新认识与期求。第二章考察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形成和演进的历程。从1905年到1949年,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经历了一个初潮形成期、高潮勃发期以及由三民主义教育民生思想向新民主主义或国际主义教育民生思想转轨的发展历程。第三章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俞庆棠的民众教育、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等思想为代表,分析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内涵并考察教育民生实践的内容、方法、组织形式与手段。无论是教育家们教育宗旨的树立、教育对象的划定、教育路径的选择和教育实践的内容都体现出对民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其推行的教育活动中,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人人都可以成为教育对象;凡是能够改善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文字、生计、卫生、健康、休闲等,都成为他们的教育内容;他们的教育路径始终与民众的生活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聚焦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三位教育家的教育民生思想并进行比较。三人的教育民生思想不仅有很多相同之处,也存在着不同之处,体现了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丰富性和实践的灵活性。第四章对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理路进行梳理,并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对其作出评价。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而且以民为本,在教育内容的选择和教学组织形式的采用上均以生活为本位;由于产生于特殊的时代,知识分子急于找到一条救国救民之路,加之教育家们自身的局限,导致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误解国弱民穷的根源;过于抬高教育的民生功能;对现存腐败、独裁政府抱有幻想;具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无力弥补理想与现实间的断裂地带。第五章论述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社会影响,探讨其对当下教育民生建设的启示。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是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等一大批教育家殚精竭虑,对国家、对民众的热爱与自身教育智慧相结合的产物。尽管存在某些历史局限,但瑕不掩瑜,其对教育与人的关系的深刻认识,对教育民生功能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发挥,在国内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教育本身,都产生了诸多影响,其不仅更新了民众的教育观念,丰富了教育理论,促进了教育变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众的生活;在国外,不仅受到了关注与盛赞,也成为指导许多国家教育民生工作的蓝本;在目前我国的教育民生事业建设中,要踏实推进新时代全民教育,完善并切实执行教育民生政策,要更加关注教育的精神向度,努力消弭民间反智主义对教育民生的阻障,教育家办学应具有民生情怀。

杨舒^[3]（2020）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宛西乡村师范探究（1931-1948）》文中指出宛西乡村师范（1931-1948）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浪潮下诞生于河南宛西地区的一所乡村师范。它是乡村师范教育在宛西的别样发展,又是宛西自治的生动体现,是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一个特殊案例。本文旨在研究宛西乡村师范存续十七年间的实践变革,综合采纳历史叙事法、文献分析法以及比较分析法,力图探究宛西乡村师范的内在演进逻辑、独特办学理念和乡土办学特色。宛西乡村师范从规划筹办,到逐渐发展成为一所完全师范学校,再到后期人员凋零解散,存续了十余年。在此期间,宛西乡师以独特的“三自主义”理论为指导,围绕“枪杆、笔杆、锄杆”展开了独具特色的“三杆主义”教育。宛西乡师作为联立乡村师范,采用四县联合管理的形式,选举董事会负责学校的日常工作。学校选拔有志于改变宛西落后面貌的青年,结合宛西的自然和社会状况自编本土教材,展开自治改革和师范教学实践,注重学校与社会紧密链接,在课堂学习的基础上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锻炼学生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学校以实用和实干为准则的开放精神吸引一批优秀的乡村教育工作者,形成了色彩斑斓的校园文化和积极向上的办学气象。宛西乡村师范作为宛西自治的核心决策机关和培养乡村工作者的综合学校,尝试了以区域自治为着力点带动学校教育改革,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保持了较为独立的地位,开展具有乡土特色的办学实践探索,为宛西地区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宛西乡村师范也存在乡村建设实验的共性,带有改良主义的性质,无法真正带领宛西走出困境,最终走向衰落。

姚旖璇^[4]（2020）在《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实施研究》文中提出我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以农业为第一经济支柱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农村和农民构成了国家最中坚的力量。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农村、农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三农问题”在当下仍是困扰我国民生的一个重大问题,农村职业教育作为破解“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非常重要。不仅要关注当下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而且应回顾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历程、总结经验与教训,以为当下之借鉴。因此,本研究以民国时期乡村建设中的农村职业教育实施为研究对象,探寻其具体实施途径,分析其主要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反思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其对当代农村职业教育的启示。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从教育史学的视角出发,共分为六个部分,对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实施,进行宏观上的阐释和微观上的分析,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阐述了研究背景及研究价值,界定了相关概念,综述了现有文献,并介绍了主要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阐明了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实施的推动力。民国乡村的现实诉求、西方先进思想技术的传入、国民政府的积极倡导,以及乡村教育思潮的大量涌现等因素,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实施的推动力。第三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从培养目标、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机构与形式、师资来源和学生就业等六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实施的具体办法和途径。第四部分是个案研究。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徐公桥乡村建设试验区,全方位、立体化的展现,试验区内具体的农村职业教育实施办法与途径。第五部分,通过对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具体实施过程的探究,归纳出其呈现的整体特点,即:坚持民族复兴的价值追求;坚持实用性的根本原则;坚持向平民化的迁移;坚持灵活机动与多样化发展和坚持现代化的价值取向。第六部分,基于对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具体实施过程及其特点的总体把握,总结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提出其对我国当代农村职业教育的启示。

栾培中^[5]（2019）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运动的再认识》文中研究说明乡村教育运动兴起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场旨在发展乡村教育、培养“为农”人才、推动乡村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社会运动。其产生原因为:乡村教育先驱们深感中国的教育体制过分“仪型西方”,与国家实际需求不相契合,更不适配于当时饱受天灾人祸、经济破产、农民绝对贫困、乡村文化荒芜、乡村教育贫瘠的中国农村,因此亟待整改。面对如此困局,教育学人们提倡“到民间去”,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教育思想的同时,以理论指导实践,实地开展了近二百场乡村教育试验。此后,关于“建设乡村”、“重塑乡村教育”的呼声就逐渐在中华大地上蔓延开来,形成了乡村教育运动这一思潮。同时,乡村教育运动是我国农村教育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尝试,更是推动中国农村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在乡村教育运动中,陶行知、梁漱溟、黄炎培、晏阳初等人以“教育救国”为根本目标,试图从农村教育着手,提升农民素质,振兴乡村经济,谋求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在重塑农村教育的思考与实践中,乡村教育先驱们触及到了诸多深层次的农村发展问题,如农业现代化、乡村合作自治、农村教育如何回归乡村生活、知识分子如何“化农人”等等,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这对于当时解决农民生活困难问题、推动农村发展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对现今中国振兴乡村,实现农村教育现代化给予了一定的启示。因此,本文以“再认识”为题,力求以理性、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近代乡村教育先驱们的改革与实践,反思这一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得出经验、教训,进而总结出中国农村教育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再与现今乡村振兴的大背景进行链接,以史为鉴,为振兴乡村,推进农村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提供智慧支持。第一章为引言,首先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其次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最后阐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并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二章主要探讨乡村教育运动的缘起,从其产生背景及形成与兴盛的过程两个方面进行简要阐述。首先,从国家国情（国内局势混乱,民族危机深重）、农村与农民（农村经济破产,农民绝对贫困）、乡村文化与教育（乡村文化荒芜,乡村教育贫瘠）三个维度逐层分析,力求深度剖析、全面展现乡村教育运动的产生背景。其次,以时间节点及乡村教育先驱的实践为线索,简要阐述乡村教育运动勃兴的过程。第三章在分析乡村教育运动产生背景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整体化的再认识,进而总结其历史贡献与经验教训。本章以乡村教育先驱们在教育价值与教育理念、实施主体与教育对象、教育目标与教育内容、教育模式四个维度的创新与发展为切入点,提炼出乡村教育运动带来的“四大变化”,并从先驱们的阶级属性与时势国情等方面入手,总结运动的局限性及经验教训。第四章力图将乡村教育运动与现今的乡村振兴战略进行链接。首先,阐述新时代、新战略对农村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其次,将乡村教育运动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教育现代化发展进行对比性研究。最后,在阐释农村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与乡村教育运动进行时空链接,回眸历史,得出启示。

杨逸^[6]（2019）在《杨效春乡农生活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社会问题错综复杂。一批知识分子以再造乡村为突破口,寻找救国之路。乡村教育家杨效春一面吸纳了陶行知、梁漱溟的乡教、乡建思想,一面以“英雄式的忍耐主义”固守本心。他在晓庄、邹平、黄麓等地进行了长时间的教育实践,从中总结出了一套以改造乡民生活为核心的乡村教育与建设理论,即为乡农生活教育法。杨效春认为培养出能够“推动社会,组织乡村”的生活教育工作者是乡农生活教育开展的基础。横向地看,乡农生活教育是建立在农村生活教育网上。纵向地看,乡农生活教育通过“以生教生”、“用众教众”的“导生制”形式对乡民予以生活指导,以应对乡村教育资源的紧张。乡农生活教育以“全人”塑造与“和合”构建为目标,采用多种教育途径同时开展活动。“全人”塑造以“养生致富”和“求智学好”为重点。健康教育在传播近代科学的同时,组织卫生社团,进行运动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医疗服务,改善了乡民的体质与健康状况。生计教育不仅提高了粮食生产能力,也在乡村组织起了行而有效的经济合作形式,用科学的方法帮助乡民走出经济的困境。文化、精神教育在为民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升品德素养和爱国精神上发挥了作用,以图帮助乡民实现“全人”化。“和合”构建则主要以乡村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以“教学做合一”为理念,或以身作则、或采用休闲教育、公民教育等方式,教导乡民们为人处世、合作合群、适应环境的方法,在和合氛围中帮助乡民重建乡村。乡农生活教育源自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但又在其基础上有一定的创新;它受到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影响,但又与其在本质上有所区别。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受教地区百姓的生活观念与乡村的社会风貌,体现了社会教育的力量。乡农生活教育法过于脆弱,并不具备实用性和通用性,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乡村问题,但它是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现代乡村改造,对新时代农村建设也有历史借鉴意义。

吴洪成,蔡晓莉^[7]（2019）在《梁漱溟中国特色乡村教育理论的建构及其现实意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教育家梁漱溟通过山东曹州办学探索、广州乡治教育活动以及河南村治学院实践初步形成的乡村教育理论,成为他从事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的理论导向。基于对乡村建设缘起、内涵及道路选择的思考,梁漱溟主张乡村教育一方面通过订立乡规民约、建设新礼俗,另一方面适度引入西方文化科技知识和组织方式,实现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则在于包括社会非制度化教育在内的大教育。因此,在改造学校教育的同时,应充分发挥社会教育、成人教育等多种形式教育的功能,以汇聚成建设乡村社会的教育合力。上述思想观点不仅在民国乡建运动中影响深远,而且对当前乡村教育振兴也有积极的意义。

张建军^[8]（2019）在《寻路乡土：梁漱溟、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晚清以来,中国不自主地卷入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洪流之中,乡村开始逐步凋敝和衰败,“成为问题的乡村”如何因应现代化转型逐步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梁漱溟与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是对乡土中国如何实现健康的现代转型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他们的乡建实验从总体上看最终都未真正成功。但是他们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进程中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即使在今天也是无可回避而必须正视的。按照马克思所描绘的基本趋势,社会发展总体上表现一个从个体只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只是“共同体的财产”的社会状况,逐步迈向“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的状态的进程。本研究基于上述一般性社会历史进程,联系中国近代以来不完全自主的社会转型（包括其中发生的革命和建设运动）来审视梁、晏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探讨二人乡土重建的理论基础、价值取向与实践方式的不同以及对当代乡村振兴的价值启示。首先,对梁漱溟和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的价值取向、现代化方案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一方面,二人对待西学和儒家思想的态度不同,梁漱溟对西方文明始终保持着批判性审视的态度,而晏阳初体现了对西学的肯定与全盘继承的态度。梁漱溟奉行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而晏阳初秉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乡村建设理念,这种理论基础和知识结构的差别也可以概括为“晏阳初的“科学”与梁漱溟的“哲学”,这也是二人乡建理论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梁漱溟、晏阳初基于中国问题的认识差异,形成社会重建和公民建设两条路径。梁漱溟基于文化视角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寻找解决方案,强调发扬儒家伦理唤醒农民内力,以文化改造实现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晏阳初立足教育通过平民教育来培育现代公民,力图让农民摆脱贫困愚昧且塑造成为“整个的人”,促使农村能够有效汇入现代文明大潮,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其次,对邹平和定县两地乡村建设实践中的政治取向、社会支持、动员方式和建设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邹平实验是在地方政府支持下,自下而上地采取“社会”动员方式,依靠乡村领袖或绅士等社会强势力量改造乡村;定县在实验初期研究阶段坚持民间化立场,县政改革后则希望借助政权力量,基于教育改造基础以推动政治和社会的全方位改造,自下而上采用“社团”动员方式,依靠现代知识精英推动乡建实验。总体可以概况为“文化复兴——中华本色”、“平民教育——西式现代化”两种乡土重建模式。再次,对二人乡村建设“失败”的原因进行剖析,探讨实验未成功的根本原因。从革命史视角来看,乡村建设者们并触及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无力解决土地问题,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的旧中国,通过改良来寻求乡土重建的道路,定然是不现实的。当然在“革命史”范式下审视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乡村建设实验的失败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参照社会现代化的一般历史进程,联系中国近代以来扭曲、反常的社会转型来看梁漱溟和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论,可以认为,梁漱溟的取向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反工业化、反城市化的价值取向,他意图通过对传统的社会组织稍加改造来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明显具有逆历史发展一般进程的反历史倾向;晏阳初有着鲜明的西方现代化价值取向,通过“四大教育”来解决“四大病症”,其根本在实现“新民”目标,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所置身于其中的历史条件缺乏充分体认的非历史性,这使他们虽然殊途但却同归于“失败”的基本症结所在。此外,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取径的政治改革,也即非政治力量的政治建设,离开政府必然会失败。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中要改造既有政权,并最终以乡学村学取代基层政权组织,无疑是政府所不允许的。晏阳初抱着教育救国论来推动基层社会改造,注重从个体改造方式来实现新民,但忽视了制度建设,对基层政权的改造也仅仅服务于社会改造,在缺乏强大的、负责任政府背景下,也注定其实验难以成功。当然他们的努力也为中国的乡村建设提供了知识增量与实践借鉴。最后,如何通过重建乡土社会或乡村现代化而带动中国的现代化是梁漱溟晏阳初问题的根本关怀所在。“三农”问题其实质是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已成当今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此而言,梁漱溟和晏阳初乡村建设中提出的问题依然是无可回避的。二人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对当下乡村振兴依然具有一定的启示与价值:一方面必须保障农民作为公民的权利、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推动农民自身的发展,培育农民参与乡村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需要推动乡村共同体建设,这是乡村“主体力量”的形成过程,也是对乡村社会的重塑,加强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完善的公共服务与社区服务,以增强农民对自身所在社区共同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此外,还需积极挖掘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本土资源,使之全面参与国民的道德精神及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建,实现文化自觉,为中国的“现代性”提供支撑。

郭景川^[9]（2018）在《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知识精英的民国教育家,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代以降,中国面临巨大的民族危机和社会转型,诸多有识之士把教育视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社会改造的妙药良方,怀着“教育救国”之理想积极从事教育实践活动。他们通过地缘、学缘、志缘等关系,构建教育交往网络,与同时代的教育家通力合作、互相扶持,共同推进民国教育的现代化变革,形成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靓丽的教育现象——教育家群生现象。受史学的生活转向之影响,教育史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展,对这些活跃在民国教育舞台上教育家交往活动的研究便是亟需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之一。依据交往行为理论和共同体理论,运用微观史学及多学科视角,以民国时期教育家的日记、书信、函电、着述、回忆录、照片等一手史料为基础,从地缘交往、学缘交往、志缘交往三个纬度对民国时期教育家之间的教育交往活动进行微观分析和深度描述,对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活动特点、影响因素、基本成效等进行概括和省思。从中可以看到:在20世纪前期知识分子大放异彩的舞台上,民国教育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具有双向交互作用的人际交往。通过交往,不仅影响他人,自身亦积累起丰厚的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职业身份得到认同、教育思想不断发展、精神生活得以充盈,而且逐渐形成相对稳固的学术共同体,迈向社群生活。如此,研究既可把人物置于教育历史的中心,还原逼近真实的民国教育家教育活动的“原生态”场景,从中探寻教育家教育生活的历史轨迹,进而丰富和拓展民国教育史研究领域,而且对促进当前学人之间的教育交流与互动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绪论”部分,主要论及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回顾梳理了学界研究现状,对核心概念、研究时限、理论参照、方法选择等作出说明,以为全文的构思与写作奠定基础。第一章“内外驱动: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背景与动因”,从政治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生态等角度阐释了民国教育家生存的时空环境和交往活动的社会背景,从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与教育家个人理想信念的视角考察了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外部驱动和内在动机,从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入、欧美教育家的联袂来华、留学教育的快速推进、大量教育官员的出国考察等方面分析了近代西学东渐历史潮流对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影响和作用。第二章“地缘交往:以同乡情结为纽带的交往互助活动”,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教育家籍贯的地理分布情况及院校分布情况,探明民国教育家之间所存在的地缘交往关系。从结交同乡、依靠同乡、互相扶持等几个方面,来展现民国教育家以同乡情结为纽带构建地缘交往网络进行交往互助的基本过程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教育家以地缘缔结人际联系、进行教育互动的利弊得失。第三章“学缘交往: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分析、探讨民国肇建后留学教育的兴起与民国教育家学缘交往活动勃兴的内在关联,考察了教育家与具有学缘关系的师长、同学、同事之间的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呈现教育家学缘交往时的心态与场景,概括了教育家学缘交往的主要特征。第四章“志缘交往:以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交往互动活动”,阐述了教育家因一致或相似的教育志向、学术趣味等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个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以及因共同体志趣而结成会社团体的内部教育家之间的交往互动情况,并总结了个体间互动与群体性互动各自的特点与效用。第五章“个案呈现:陈鹤琴教育交往活动掠影”,以教育家陈鹤琴为个案,分别从其与师长、同辈学人、学生晚辈的交往三个纬度,呈现陈鹤琴与该三大交往群体互动的微观细节和活动场景,其中详细考察了以《儿童教育》和中华儿童教育社为平台构建志缘交往网络的路径以及通过举办年会所进行的群体性互动,分析了陈鹤琴在志缘交往网络中的中心度,总结了陈鹤琴不同交往类型的主要特征和异同,意在探讨民国时期教育家通过志缘交往实现自身人生价值、构建学术共同体的有益经验。第六章“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历史省思”,对全面抗战爆发前教育家之间的交往活动进行反思与总结,概括了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总体特点、影响因素和基本成效,以期逐步深化对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一般规律与作用、影响的体认,以为当今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

周容容^[10]（2018）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运动研究》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华大地上吹起了一股“博士下乡”的清风。这股清风不仅让中国的乡村出现了“起死回生”的迹象,也让很多热血青年甘愿放弃城市的名与利,到乡村做“赤脚博士”。从民国成立到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逐渐形成遍及全国的乡村教育运动。这其中有教育家、实业家、乡绅等,他们的教育思想及实践为“三农”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财富。本文以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充分利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知识为基础,综合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研究法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主要乡村教育者的成人教育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是导论,主要包括此次选题的缘由、意义和国内外研究综述、本次研究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创新之处和有待深入研究的地方。第二章主要了解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运动的基本历程,主要包括乡村教育运动产生的背景,乡村教育运动的兴起、发展到衰落。第三章研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运动的中有代表性的乡村教育思想家的思想及其实践活动,其中主要包括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第四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运动的特点。以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和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与实践为例,从乡村教育运动的主体、对象、方法和内容等入手阐述乡村教育运动的主要特点。第五章总结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贡献与失败的原因。并且以史为鉴,通过对此次乡村教育运动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为21世纪乡村教育和社会发展提供启示。

二、试论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 ——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为代表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宛西乡村师范探究（1931-1948）（论文提纲范文）

（4）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运动的再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6）杨效春乡农生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寻路乡土：梁漱溟、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10）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D]. 寇文亮. 河北大学, 2021(09)
• [2]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 ——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为代表的考察[D]. 徐雪莲.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3]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宛西乡村师范探究（1931-1948）[D]. 杨舒.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4]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实施研究[D]. 姚旖璇.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运动的再认识[D]. 栾培中.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6]杨效春乡农生活教育研究[D]. 杨逸. 苏州大学, 2019(04)
• [7]梁漱溟中国特色乡村教育理论的建构及其现实意义[J]. 吴洪成,蔡晓莉. 教育史研究, 2019(01)
• [8]寻路乡土：梁漱溟、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D]. 张建军. 浙江大学, 2019(04)
• [9]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D]. 郭景川.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10]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运动研究[D]. 周容容. 云南大学, 2018(01)

标签：梁漱溟论文;  教育论文;  晏阳初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