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色列/美国加强农业研发合作(论文文献综述)
王庆琦[1](2021)在《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样性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已成为各国企业生产运营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是政府维持社会经济平稳运行、扩大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手段。职工在参与管理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升华,同时保证了企业在决策方式和决策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西方国家开展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实践较早,在不同历史背景以及文化等因素产生截然不同的参与路径,并且随着各国政府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以及配套法律的逐步落实下,职工在企业中享有的决策权和监督权显着提升,企业内部的劳资矛盾也得到了有效缓解。本文以西方国家职工参与管理的不同形式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早期职工参与的实验探索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各自形成的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种形式,摸索出现阶段职工参与的三大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二元制”职工参与模式、以瑞典为代表的工会组织下的职工参与模式以及以西班牙蒙特拉贡联合公司为代表的工人合作制经济下的职工参与模式。通过分析不同模式的历史脉络、具体原则以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而总结和对比出三种不同模式下的职工参与的主要经验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性,最后为当前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企业治理方面提供可行性对策建议。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同时回顾了职工参与企业管理这一研究主题的国内外相关文献,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第二章为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理论梳理。本章从一种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角切入,论述了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在众多思想源流以及理论研究上的主要观点。具体包括以工人合作工厂理论和劳资关系理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经济学相关研究、以约翰·穆勒和马歇尔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相关研究、以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国外社会主义相关研究、以施韦卡特和达尔为代表的经济民主理论、以及以弗里曼等人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构成了以职工参与企业管理为主题的理论框架。第三章为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本章从第一个成功开展的工人合作社——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作为探索起点,研究了早期合作社的基本原则、运作模式以及利润分配问题。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文化因素等原因,进而过渡到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模式在不同国家形成的多元化治理方案,譬如以色列基布兹合作社以及德国“共同决定制”等,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模式的探索。通过对二战后期多种治理方案的分类和总结,我们可以得到现阶段职工参与管理的三大模式,从而为后文进行逻辑铺垫。第四章为“二元制”模式的职工参与管理。本章论述了以德国为代表的“二元制”劳动者参与管理模式。笔者发现,德国在企业治理方面建立了独具特色并且运行效果良好的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从早期建立工人委员会的初步设想到相对成熟的法律框架的建立,最终形成了职工通过企业层面和公司层面共同参与管理的基本原则。从具体功能来看,德国“二元制”劳动者参与模式具有维护功能、协调功能和社会福祉功能。同时笔者关于这一模式在理论上的正确性以及实践中的合理性进行了系统性分析,最后探讨了德国面对后经济危机时代在企业治理方面所作出的调整,充分展示出“二元制”劳动者参与管理模式的生命活力和极强的稳定性。第五章为工会组织主导下的职工参与管理。本章主要分析了以瑞典为代表的工人组织主导下的职工参与管理模式。瑞典作为世界范围内“福利橱窗”的杰出代表,在企业治理方面形成了以工会为主要力量的职工参与模式,而瑞典众多工会的建立离不开社会民主党所推动的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劳工政策。在厘清瑞典工会组织下职工参与模式的演进后,本章分析了当下瑞典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最后借鉴海曼关于工会身份的三重定义来推测这一劳动者参与管理模式的发展前景。第六章为工人合作制经济的职工参与管理。本章分析了以西班牙蒙特拉贡联合公司为代表的工人合作制经济下的职工参与管理模式。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人合作社,蒙特拉贡联合公司从生产资料所有权到重大事项决策,再到收入分配上均体现出了合作社经济的组织原则,尤其在进行合作社重大决策时,全体成员根据“一人一票”的原则来实现表决权和平等权。随后笔者从就业质量、工资差异以及战略选择等方面对蒙特拉贡联合公司进行社会经济绩效分析,进而为蒙特拉贡在国际化扩张背景下存在的主要挑战提供一系列对策建议。第七章为本文的总结和启示。通过对上述三大模式的具体分析,本章总结了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文化共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性,最后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为推进职工更有效地参与企业管理提供可行性对策建议。
胡国良,赵凯路[2](2021)在《农业产业关联与产业波及效应: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文中研究表明加强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融合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以投入产出法为基础,对1995-2015年以色列、美国和中国农业的中间投入率、中间需求率、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影响力系数以及感应度系数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两国农业产业关联和产业波及效应存在明显差异,两国的中间投入率均高于中国,且两国农业对其他产业的后向波及效应大于前向波及效应。本文对增强中国农业产业关联提出以下建议:一要提升精准定位农产品市场需求的能力,增强农业对最终消费需求的带动作用;二要增加农业资本、技术投入,促进涉农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涉农服务业,促进涉农产业融合。
许鸿,孙建坤[3](2021)在《以色列科技创新优势和经验对云南的启示》文中指出中国(云南)-以色列双向科技创新合作还有很大空间,为切实加强云南省与以色列科技创新合作,文章研究阐述了以色列科技创新"被逼之路",以色列科技创新优势和政府角色,以色列全球开放式科技创新集聚,数字以色列等,提出进一步加强云南与以色列科技合作对策。
周红芳[4](2021)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文中指出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发展。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开放性和国际科技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创新战略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大国竞合博弈愈演愈烈,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逆全球化从经贸领域蔓延至科技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科研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体制和产业政策等方面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微观层面的开放式创新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制约,全球科技在开放与保护的较量中艰难前行。但是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势。跨国公司的逐利行为和数字产业的技术革新都会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科学从本质上讲是无国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人类共同的智慧。随着全球化研发和生产的发展以及跨国学术研究网络的出现,科学的发展愈发是一个全球合作的过程。从我国国内创新情况看,开放水平不高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彰显了高层次创新和高水平开放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但是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以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广泛吸收耗散结构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制度经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理论知识,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纵贯式结构,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研究,并对我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对策建议。在全文中,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①为什么要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②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什么,有哪些创新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体系目标、运行环境是怎样?作为最鲜明的特征,开放度该如何衡量?③如何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在梳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构成要素、主要特点、建立原则、运行机制和运行环境等进行研究,初步建立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论文根据马克思对创新形式的划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建立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实践分析框架:生产力层面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创新。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中,三大创新活动表现为: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以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在体系中,科学创新是基石,技术创新是关键,制度创新是保障,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根据以上分析框架,论文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和创新活动进行定性分析,对创新开放度进行定量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下逆全球化形势对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最后根据美国、日本、德国和以色列等主要国家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经验和启示,提出对策建议。论文的研究发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开放是经济增长的外在环境。开放式创新成为研究热点,但是相对于企业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研究并不充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既有理论上的重要性,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第二,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建立起来的全面而开放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由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科技和经济各部门、公共与私有机构之间相互作用,对内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对外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体系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系统性和安全性等特征,有内向型开放和外向型开放两种模式。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可以从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维度进行。科学创新的主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主要通过人才培养国际化、科研活动国际化、科研成果国际化实现,国家应注重对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加大对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建设。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建立海外研发中心、跨国并购和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实现研发国际化,根据马克思全球化理论,要注意区分研发国际化的双重影响,趋利避害。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制度创新主要通过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实现。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要在全球实现创新资源的配置,还会受到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应该增强国内外规则的协调性,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订,提升国际治理的能力。第四,从知识开放、技术开放、资本开放、人才开放和制度开放五个要素分析,中国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水平十分有限,创新要素跨国流动水平不高,不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借鉴美国、日本等创新强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应从科学创新开放、技术创新开放、制度创新开放以及三大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升创新开放度,利用全球资源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第五,从新中国时期的巴统协议,冷战时期的瓦森纳协定,到中美贸易战,再到疫情期间中美科技领域部分脱钩,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发展从未停止。新形势下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应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下,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不同国别不同领域科技合作,探索更加柔性,更加灵活的合作模式,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动引领全球治理良性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武琼[5](2021)在《印度与以色列战略伙伴关系的进展、动力及前景》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受决策者、国家、地区和国际因素等要素变化的影响,印度和以色列关系呈现出全面性、战略性、伙伴性的发展态势。2017年印度和以色列明确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两国深入拓展在政治、军事、经济、人文四大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政治关系日益密切,军事合作不断深化,经贸关系提质加速,人文交流日益活跃。未来一段时期内,印度和以色列可能在军事、反恐以及经贸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然而,受国内因素、地区和国际因素的影响,未来印度和以色列关系发展仍存在诸多变数,双方在短期内无法结成同盟关系。
董洁,孟潇,张素娟,李群[6](2020)在《以色列科技创新体系对中国创新发展的启示》文中研究说明以色列的科技创新体系是保证以色列科技创新竞争力的基础。在该体系中,政府设立创新行政管理机构,高校负责创新科学技术攻坚,企业保证应用研发和技术转移,由此形成高效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以色列政府制定一系列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法案和计划,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此增强高校科技创新动力和企业创新活力等。以色列较为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可为中国英才教育、科技创新、转化模式、国际投资、科技合作等方面战略制定和实施提供经验借鉴。
石凯含[7](2020)在《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兼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同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重要内涵,也是我国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绿色农业发展的关键。农业面源污染作为我国农村地区首要污染类型,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业市场化环境下绿色农业的纵深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成为我国涉农政策的重点关注领域。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入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以及“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要:“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开展农业节肥节药行动,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入开展农药化肥减量行动”。可见,农业面源污染是政府长期关注焦点,其中化肥作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更是引起了政府政策的持续关注。持续的宏观政策关注对化肥面源污染问题的解决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基层的深入了解,尤其是缺乏对我国农业经营过程中的新型经营主体的充分考虑,部分政策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影响化肥面源污染问题的妥善处置。如何有效处置化肥面源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绿色农业发展的重要阻碍,更是我国农业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关注的焦点,而农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须充分结合实际,考虑农业经营主体行为特征,才能在实施过程中得到农民支持,才能实现政策与农户实际行为相协调,最终充分发挥政策效用,实现政策目标。种植大户是我国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的重要主体,更是化肥面源污染问题得以解决的重要基层主体。基于此,本文以种植大户这一农业规模化和市场化发展中的重要主体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法、slope分析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空间冷热点分析法、随机前沿分析法、结构方程模型、博弈分析法等多种方法就种植大户行为与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间关系展开研究,以为政府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种植大户与化肥面源污染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内涵阐述。首先,对种植大户与化肥面源污染的概念进行界定,同时对其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确保研究的准确性与规范性,为后文分析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二是化肥面源污染与治理现状及防治政策演进。首先,对化肥施用总体特征、化肥施用时空特征进行分析,进而简要概括我国化肥面源污染产生的影响,并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化肥减量空间进行测算。之后,梳理我国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并对相应政策进行归纳,进而提出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存在的问题。三是种植大户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采纳的路径分析,进而对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进行博弈分析。首先,在对黑龙江省这一典型地区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通过探究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采纳过程中种植大户认知—政策采纳意愿—行为三者的内在影响,探明种植大户对防治政策与污染水平的不同认知程度对多种政策的采纳意愿以及最终施肥行为的影响路径;其次,按照“理论综合探讨”→“现实量化分析”→“政策制定博弈”的逻辑通过对种植大户、政府、外部利益群体等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利益特征进行深入探索,进而对面向种植大户行为特征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博弈。四是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及保障措施。在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博弈分析与国外先进经验借鉴的基础上,根据政策执行性、政策成本控制与政策实效性制定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在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方面,从政策组合、激励手段、补贴程度、投入力度、监管机制等方面进行发展和完善。在具体防治方案拟定上,从条件式污染防治激励方案、层级累进制的补贴激励方案、产研联动式的污染防治方案和政农协同式污染防治方案入手,实现多角度、全方位的方案覆盖。最终,结合肥料使用创新及现代数据技术,从政策设计端、政策执行端以及化肥面源污染防治资金端为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设置政策保障。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政策体系得到有效建构,各项辅助性技术手段发展程度有待提升。但是,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长效防治政策体系尚未确立,面向种植大户的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倾斜方式不明确,对种植大户这一市场化细分主体的利益考量程度不足。大户认知、大户偏好、大户特征等因素对化肥面源污染治理和化肥减量政策的反馈性强。从细分来看,政府干预面源污染治理和化肥减量与否对种植大户的影响性具有差别,应当倡导建立基于政策联动和政府—市场—种植大户互动的化肥面源污染治理和化肥减量政策体系。基于政策角度与种植大户行为的交互研究,可知激励型政策与惩罚型政策对于种植大户影响程度强,而技术类的辅助型政策对大户技术采纳行为影响程度弱,但基于科技在农业种植业中的杠杆作用,其作为辅助型政策发挥作用具有必要性。基于此,拟从防治模式、激励手段、补贴程度、投入力度以及监管机制入手,发挥上述主要政策工具类型的作用,制定条件型污染防治激励方案,建构层级累进制补贴激励机制,探索产研联动式污染防治模式,以政农市场协同性防治机制提升我国化肥面源污染治理效果,并全面兼顾数据技术在种植大户面源污染防治补贴中的作用,在现代化治理模式和农业发展生态机制之下探究与种植大户化肥面源污染防治相关的政策,从政农商社等多主体入手,建立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政策体系,夯实我国化肥面源污染治理效果,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同发展。
杨馨伟[8](2020)在《“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对沿线国的经济增长效应》文中认为国际科技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因而被“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重点关注。本文分析“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的主要内容、重点国家及各国的科技合作需求;然后分析“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影响沿线国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构建理论模型,实证检验其对沿线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主要可以分为技术转移类、联合研发类以及平台建设类,目前技术转移类占据主体地位,联合研发类和平台建设类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中国科技合作强度较高的主要是东南亚国家、部分西亚及中东欧国家,以及俄罗斯、印度、哈萨克斯坦等邻国。在科技合作需求方面,东南亚国家除新加坡外以农业、基础设施及海洋技术为主,南亚国家以基础设施技术为主,中亚五国和西亚主要国家集中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领域,独联体国家集中于基础设施、能源领域,中东欧国家则普遍具备几个有特色的科技合作领域,而以色列、新加坡和俄罗斯三个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则在高端制造、军事工业、生物医药等领域合作前景广阔。因此科技合作应该因国施策,各有侧重。(2)理论分析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科技合作主要通过技术转移效应和联合研发效应来促进沿线国的经济增长。在以R&D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引入技术转移参数θ和联合研发参数ε,建立“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理论模型,结合沿线国的经济和技术特征参数,数值模拟“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的经济增长效应,形成研究假说:技术转移、联合研发和平台建设类型科技合作能较为有效带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且合作效果受到合作国技术基础条件的影响,各类科技合作协同开展能够加强合作的效果。(3)以技术转移类、联合研发类、平台建设类科技合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建立普通面板数据模型和门槛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各类科技合作对沿线各国人均GDP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三类科技合作均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沿线国经济增长,但技术转移类的增长效应更显着,这与当前的合作现状相符。进一步将沿线国按照创新能力分为创新追赶者和创新落后者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技术转移类和平台建设类科技合作显着促进了创新追赶者和创新落后者的经济增长,联合研发类科技合作仅对创新追赶者起作用,对技术基础条件不足的创新落后者的作用不显着。最后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证实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确实存在门槛效应,印证了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中提出的研究假说。
刘明[9](2020)在《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世界各国都深刻认识到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我国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随后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2016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科技创新“三步走”战略,为进一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指明了方向。从理论上来讲,创新不仅仅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是政府政策影响、支持和引导的结果。从现实情况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不参与创新活动,不出台创新政策。创新政策是近年来各国为促进创新发展而普遍采用的政策工具。创新政策及其相关体制机制与战略是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抓手和路径,也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合理配置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实现创新激励和引导的重要手段。根据新时代国际竞争形势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在吸收借鉴其他国家通过创新政策促进创新发展成功经验基础上,对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创新政策进行总结,并探讨创新政策乃至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方案、中国特色与模式,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指导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以2006年中国提出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以来出台的一系列国家层面的创新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总结中国创新政策及其体系的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及效果,进而参考借鉴典型创新型国家经验,提出完善中国创新政策的方向及提高其有效性的对策建议。明晰创新政策的概念,有助于厘清政府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而明确创新政策的体系结构,有助于理解创新政策的目标、对象及不同创新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对象,即广义的创新政策是指为营造有益创新的环境,引导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激励其进行创新投入、提高创新水平与绩效,从而以创新驱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应对重大挑战的政策与措施的总和。其政策体系主要由六个政策集构成:创新要素政策、创新主体政策、产业创新政策、区域创新政策、创新网络政策及创新环境政策。创新政策是与创新理论及创新实践协同发展的。创新理论的迭代会驱动创新政策的演进,创新政策的演进会影响创新实践的发展,而创新实践的发展又会为理论和政策的完善提供反馈。因此,研究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发展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提炼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中国模式。中国创新政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4年为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过渡期,即以科技政策重构国家科研体系与科技体制的阶段;1995-2005年为中国创新政策的探索期,即以创新政策打通创新链、酝酿国家创新体系的阶段;2006-2015年为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期,即以创新政策建设与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阶段;2016年至今为中国创新政策的成熟期,即以创新政策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加速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阶段。从国家层面来看,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主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政策以保障其有效推进。考察其是否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哪类创新政策的效果更好,将为进一步提升创新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与针对性提供参考。本文对2006年以来中国创新政策对城市与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并对比了创新政策作用于不同类型城市与企业的效果差异,主要得出如下结论:在城市层面,创新政策的实施显着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并且创新政策对中心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弱于非中心城市。在企业层面,创新政策的实施显着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并且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创新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从产出水平来看,创新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同时,本文使用201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对不同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总体而言,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吸引和培养人才的相关政策对企业作用效果最为突出。技术开发与转让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与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效果较弱。本文还对各类创新政策作用效果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并进行了可视化处理。其结论将为我国各类创新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有益参考。另外,本文对典型创新型国家的相关创新政策进行了分析借鉴。具体而言,本文分析了美国创新战略与德国高技术战略,并对其顶层设计下的创新政策体系进行了比对和参考。其后,对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与科技金融政策进行了梳理,明确了高校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的作用以及政府在构建科技金融环境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本文还对日本创新政策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进行了详述,并总结了创新政策评价体系的构建方法。最后,基于对中国创新政策实践的总结与体系的梳理以及实证测度下中国创新政策有效性的结论,本文提出了中国创新政策的完善方向与对策。本文论证了创新政策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描绘了其演化与发展的轨迹,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考察了其作用效果。本文的结论肯定了创新政策在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并为其后续的调整与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方向上的参考。
虞卫东[10](2019)在《以色列中长期发展战略解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发展战略是关于一个国家全局和长远的发展构想,包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想、实施规划和方针政策。以色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鼓励、吸引犹太人移民以色列,扩大犹太人的人口基数,巩固以色列的犹太性质。其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夺取土地、吸引移民、发展经济、创新驱动等,目前转向了可持续发展战略,重点在保持经济增长、教育、能源、基础设施、环境治理和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以及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上。
二、以色列/美国加强农业研发合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色列/美国加强农业研发合作(论文提纲范文)
(1)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样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内涵与依据 |
1.2.2 职工参与的实现形式与法律界定 |
1.2.3 职工参与在民主管理层面的外延 |
1.2.4 职工参与的影响因素与定量分析 |
1.2.5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理论梳理 |
2.1 马克思经济学理论 |
2.1.1 工人合作工厂理论 |
2.1.2 劳资关系理论 |
2.2 西方经济学相关研究 |
2.2.1 约翰·穆勒对合作制经济的研究 |
2.2.2 马歇尔关于合作社的分析 |
2.3 国外社会主义的相关研究 |
2.3.1 空想社会主义 |
2.3.2 无政府主义 |
2.3.3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
2.3.4 霍尔瓦特工人管理型企业理论 |
2.3.5 西方左翼学者的理论探索 |
2.4 经济民主理论 |
2.4.1 施韦卡特经济民主理论 |
2.4.2 达尔经济民主理论 |
2.5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5.1 爱德华·弗里曼 |
2.5.2 玛格丽特·布莱尔 |
2.5.3 罗纳德·米切尔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 |
3.1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最初实验 |
3.2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探索 |
3.2.1 瑞典共享型劳资协调机制 |
3.2.2 以色列基布兹合作制经济 |
3.2.3 西班牙蒙特拉贡工人合作制经济 |
3.2.4 日本三支柱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
3.2.5 德国“共同决定制” |
3.3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对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探索 |
3.3.1 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经济 |
3.3.2 新中国“鞍钢宪法” |
3.4 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主要模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二元制”模式的职工参与管理 |
4.1 职工参与管理的发展脉络 |
4.1.1 起步阶段:未形成有效的法律规定 |
4.1.2 发展阶段:“二元制”模式的生成 |
4.1.3 巩固阶段:法律框架的搭建 |
4.2 职工参与管理制度的组织结构 |
4.2.1 企业职工委员会 |
4.2.2 监事会与董事会 |
4.3 职工参与管理模式的功能与挑战 |
4.3.1 职工参与管理的三大功能 |
4.3.2 职工参与管理制度的学理辩论 |
4.3.3 职工参与管理制度的实践困境 |
4.4 “二元制”参与模式的进一步调整:后经济危机的再平衡 |
4.4.1 《最低工资法》的调整 |
4.4.2 企业职工委员会与工会的合作 |
4.4.3 外包业务及外资机构的策略调整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工会组织主导下的职工参与管理 |
5.1 瑞典工会主导下职工参与模式的演进 |
5.1.1 历史起点:社会民主主义 |
5.1.2 劳资双方力量的短暂平衡 |
5.1.3 职工参与地位的确立 |
5.1.4 新自由主义雇主势力的崛起 |
5.1.5 政府协调下劳资力量的新发展 |
5.2 瑞典工会主导下职工参与模式的基本构成 |
5.2.1 企业职工委员会 |
5.2.2 董事会级别代表 |
5.3 瑞典工会主导下职工参与模式的挑战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工人合作制经济的职工参与管理 |
6.1 蒙特拉贡联合公司的发展进程 |
6.2 社员广泛参与:职工参与管理的内在逻辑 |
6.3 蒙特拉贡工人合作制经济的社会经济绩效 |
6.3.1 就业质量与规模的提升 |
6.3.2 工资差异与X效率 |
6.3.3 “多本地化”国际战略选择 |
6.4 国际化扩张下蒙特拉贡工人合作社的挑战与对策 |
6.4.1 主要挑战 |
6.4.2 解决对策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与启示 |
7.1 西方国家职工参与管理的主要经验 |
7.2 西方国家职工参与管理的差异性比较 |
7.3 推进我国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对策建议 |
7.3.1 健全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 |
7.3.2 完善企业董事制、监事制 |
7.3.3 增强工会组织职能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农业产业关联与产业波及效应: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论文提纲范文)
一、投入产出法与数据说明 |
(一)投入产出法 |
(二)数据说明 |
二、农业的产业关联分析 |
(一)农业中间投入及演变趋势分析 |
(二)农业中间需求及演变趋势分析 |
(三)农业与各产业产品的相互消耗 |
1.农业对各产业产品的消耗 |
2.各产业对农业产品的消耗 |
三、农业的产业波动及效应分析 |
(一)后向联系及演变趋势分析 |
(二)前向联系及演变趋势分析 |
(三)多指标综合分析 |
1、直接消耗系数、中间投入率与后向联系 |
2、直接消耗系数、中间需求率与前向联系 |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
(一)结论 |
(二)政策建议 |
(3)以色列科技创新优势和经验对云南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 以色列科技创新“被逼之路” |
2 以色列科技创新优势 |
3 以色列政府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推动者 |
4 以色列全球开放式科技创新集聚 |
5 数字以色列 |
6 云南与以色列开展科技合作展望 |
6.1 构建中国(云南)-以色列科技创新合作对接机制 |
6.2 共筑中国(云南)-以色列特色科技创新园区 |
6.3 共建中国(云南)-以色列协同创新合作网络 |
6.4 推动重点产业关键技术开发引进与研发合作 |
6.5 引进以色列优质科技服务机构 |
(4)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我国研究现状 |
1.2.3 简要评价 |
1.3 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
1.3.1 研究思路 |
1.3.2 分析框架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方法论基础——唯物史观 |
1.4.2 具体研究方法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1.5.1 主要创新点 |
1.5.2 存在的不足 |
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
2.1 思想渊源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2.1.2 西方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2.1.3 简要评述 |
2.2 理论基础 |
2.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2.2.2 开放式创新理论 |
3 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客观依据 |
3.1 理论依据 |
3.2 历史依据 |
3.3 现实依据 |
4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 |
4.1 基本概念 |
4.1.1 国家创新体系 |
4.1.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4.1.3 相关概念辨析 |
4.2 构成要素 |
4.2.1 行为主体因素 |
4.2.2 投入和产出因素 |
4.2.3 环境因素 |
4.3 主要特点 |
4.3.1 开放性 |
4.3.2 系统性 |
4.3.3 流动性 |
4.3.4 安全性 |
4.4 建立原则 |
4.4.1 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原则 |
4.4.2 坚持两种创新资源和两个市场相结合原则 |
4.4.3 坚持体现本国国情与符合国际规范相结合原则 |
4.4.4 坚持开放合作与为我所用相结合原则 |
4.5 目标体系 |
4.5.1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4.5.2 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4.5.3 提升本国在全球创新网络竞争力 |
4.6 创新活动 |
4.6.1 科学创新 |
4.6.2 技术创新 |
4.6.3 制度创新 |
4.6.4 三大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 |
4.7 体系运行 |
4.7.1 运行模式 |
4.7.2 运行机制 |
4.7.3 运行环境 |
4.7.4 演化路径 |
4.8 开放水平的测度 |
4.8.1 创新开放度的影响因子 |
4.8.2 创新开放度衡量指标体系 |
5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一: 科学创新 |
5.1 创新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 |
5.1.1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主体 |
5.1.2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人员的聚集地 |
5.1.3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产出地 |
5.2 创新形式:科学研究国际化 |
5.2.1 人才培养国际化 |
5.2.2 科研活动国际化 |
5.2.3 科研成果国际化 |
5.3 基于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国际化 |
5.3.1 国际大科学研究 |
5.3.2 “项目——基地——人才”一体化 |
6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二: 技术创新 |
6.1 创新主体:企业 |
6.1.1 企业是研发投入的主体 |
6.1.2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
6.1.3 企业是技术发明的主体 |
6.2 创新形式:研发国际化 |
6.2.1 建立海外研发中心 |
6.2.2 实施跨国并购 |
6.2.3 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
6.3 研发国际化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双重影响 |
6.3.1 有利影响 |
6.3.2 不利影响 |
7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三: 制度创新 |
7.1 创新主体:政府 |
7.1.1 政府是国家科技计划的制定者 |
7.1.2 政府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导者 |
7.1.3 政府是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者 |
7.2 创新形式: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
7.2.1 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 |
7.2.2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7.2.3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 |
7.3 国际规则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 |
7.3.1 影响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国际规则 |
7.3.2 相关国际规则变化趋势 |
7.3.3 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启示 |
8 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8.1 发展历程 |
8.1.1 探索阶段(1949年—1977年) |
8.1.2 起步阶段(1978年—1991年) |
8.1.3 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11年) |
8.1.4.深度融合阶段(2012年至今) |
8.2 创新活动 |
8.2.1 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 |
8.2.2 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 |
8.2.3 以政府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
8.3 开放水平测度 |
8.3.1 国际比较 |
8.3.2 总体评价 |
8.4 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8.4.1 逆全球化下的挑战 |
8.4.2 开放合作是大势 |
8.4.3 中国优势 |
8.4.4 应对策略 |
9 国际经验和重要启示 |
9.1 国际经验 |
9.1.1 美国经验 |
9.1.2 日本经验 |
9.1.3 德国经验 |
9.1.4 以色列经验 |
9.2 重要启示 |
9.2.1 正确认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关系 |
9.2.2 正确认识自主创新和封闭式创新的关系 |
9.2.3 正确认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系 |
9.2.4 正确认识局部开放和全面开放的关系 |
9.2.5 正确认识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 |
9.2.6 正确认识制造业开放和服务业开放的关系 |
9.2.7 正确认识向发达国家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关系 |
9.2.8 正确认识完善国内创新环境与进—步扩大创新开放的关系 |
10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10.1 主要结论 |
10.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5)印度与以色列战略伙伴关系的进展、动力及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一、 印度与以色列战略伙伴关系的新进展 |
(一) 政治关系日益密切 |
(二) 军事合作不断深化 |
(三) 经贸关系提质加速 |
(四) 人文领域日益活跃 |
二、 印度与以色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动力 |
(一) 决策者个人因素 |
(二) 国内因素 |
(三) 地区和国际因素 |
第一,中东局势变动加剧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性。 |
第二,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导致以色列改变对外政策方向。 |
三、 印度与以色列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景 |
四、 结语 |
(6)以色列科技创新体系对中国创新发展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 开放的教育、文化背景是以色列科技创新的基源 |
1.1 资优教育战略为以色列科技竞争之基 |
1.2 高等教育为以色列科技竞争之本 |
1.3 国防教育背景造就科技创新发展 |
1.4 移民特质激励科技创新发展 |
2 科技战略保持以色列长期持续的科研开发投入 |
2.1 科技研发评估指标之一:科研经费/GDP |
2.2 科技研发评估指标之二:每千人中的研究人员 |
3 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有助于以色列科技成果转化 |
3.1 创新竞争力之一:人口少,人均专利拥有量大 |
3.2 创新竞争力之二:国际核心期刊发文量大 |
4 完善的科技创新行政体系促进了以色列科技创新管理 |
4.1 完善的科技创新行政体系 |
4.2 优惠政策是科技创新驱动力 |
5 成熟的转化模式有助于以色列科技创新转化为生产力 |
5.1 孵化器是科技创新重要载体 |
5.2 魏茨曼科学研究学院成立的耶达研究发展有限公司 |
5.2.1 TTC严苛的入驻环境和宽容的生态创新环境 |
5.2.2 TTC有多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方式 |
5.2.3 TTC有充足的研发经费作保障 |
5.2.4 TTC施行多主体收益分配方式 |
6 高新技术企业是以色列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 |
7 多层次的风险投资机构确保以色列科技成果产业化 |
8 国际合作网络促进以色列科技成果转化 |
9 中国加大参与以色列高科技投资力度 |
1 0 以色列科技创新体系对中国科技创新竞争力提升的启示 |
1 0.1 开放式文化教育背景是创新型国家发展的基石 |
1 0.2 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可促进提高国家科技创新竞争力 |
1 0.3 加强基金项目管理制度的系统性 |
1 0.4 学校和企业双向服务国家建设和社会需求 |
1 0.5 建立技术经纪人资质体系 |
1 0.6 风险投资机构开辟多层次的融资渠道 |
1 0.7 中以合作模式进一步深化 |
(7)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农业面源污染影响因素研究 |
1.3.2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研究 |
1.3.3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与农户行为研究 |
1.3.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4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框架 |
1.4.3 研究方法 |
1.5 创新点 |
2 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种植大户 |
2.1.2 化肥面源污染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行为经济理论 |
2.2.2 生态平衡理论 |
2.2.3 农业政策及外部性理论 |
2.2.4 农户行为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3 化肥面源污染与治理现状及防治政策演进 |
3.1 化肥施用特征概况 |
3.1.1 化肥施用量及施用强度 |
3.1.2 化肥施用结构对比分析 |
3.1.3 内部施用均衡度对比 |
3.2 化肥施用时空特征分析 |
3.2.1 研究方法 |
3.2.2 化肥施用空间分布情况分析 |
3.2.3 空间冷热点分析 |
3.3 我国化肥面源污染产生的影响 |
3.3.1 河流水体污染表现 |
3.3.2 湖泊(水库)水体污染表现 |
3.3.3 土地土壤污染表现 |
3.3.4 农业废弃物污染表现 |
3.4 化肥施用减量空间分析 |
3.4.1 分析方法 |
3.4.2 化肥施用效率测度 |
3.4.3 化肥施用减量空间 |
3.5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演进与归纳 |
3.5.1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演进 |
3.5.2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汇总 |
3.6 我国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存在的问题 |
3.6.1 政策缺乏前瞻性且手段单一 |
3.6.2 政策扶持力度薄弱 |
3.6.3 化肥面源污染数据管理水平低 |
3.6.4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落地难 |
3.6.5 盲目追求化肥减排量化目标 |
3.7 本章小结 |
4 问卷设计、描述性统计及有效性检验 |
4.1 问卷设计与调查 |
4.1.1 问卷设计 |
4.1.2 问卷调查 |
4.2 测量变量问项设计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4.2.1 测量变量问项设计 |
4.2.2 测量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4.3 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4.3.1 种植大户认知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4.3.2 种植大户政策采纳意愿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4.3.3 种植大户施肥行为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4.4 测量量表的效度检验 |
4.4.1 种植大户施肥行为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4.4.2 种植大户政策采纳意愿测量量表的效度检验 |
4.4.3 种植大户施肥行为测量量表的效度检验 |
4.5 本章小结 |
5 种植大户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采纳的路径分析 |
5.1 研究方法 |
5.1.1 结构方程模型的概念 |
5.1.2 模型适配度指标选择 |
5.2 种植大户认知、经济政策采纳意愿与行为的路径分析 |
5.2.1 政策认知对经济政策采纳意愿的路径结果 |
5.2.2 污染认知对经济政策采纳意愿的路径结果 |
5.2.3 经济政策采纳意愿对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5.2.4 污染认知、经济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5.2.5 认知、经济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5.3 种植大户认知、惩罚政策采纳意愿与行为的路径分析 |
5.3.1 污染认知对惩罚政策采纳意愿的路径结果 |
5.3.2 惩罚政策采纳意愿对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5.3.3 污染认知、惩罚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5.3.4 认知、惩罚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5.4 种植大户污染认知、辅助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分析 |
5.4.1 辅助政策采纳意愿对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5.4.2 污染认知、辅助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5.5 本章小结 |
6 基于相关者利益特征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博弈 |
6.1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利益相关者分类 |
6.1.1 种植大户 |
6.1.2 政府 |
6.1.3 外部利益群体 |
6.2 利益相关者利益特征分析 |
6.2.1 种植大户利益特征 |
6.2.2 非农社会性主体利益特征 |
6.2.3 央地政府利益特征 |
6.3 化肥面源污染防控政策制定博弈模型建构 |
6.3.1 博弈模型假设 |
6.3.2 种植大户与央地政府博弈模型 |
6.3.3 种植大户与非农外部利益群体博弈模型 |
6.4 不同治理模式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博弈分析 |
6.4.1 治理成本最优决策分析逻辑 |
6.4.2 整体收益最优决策分析逻辑 |
6.4.3 基于外部性的决策分析逻辑 |
6.5 本章小结 |
7 国外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经验借鉴 |
7.1 美国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经验 |
7.1.1 建构污染防治法律体系 |
7.1.2 重点区域划分治理模式 |
7.1.3 探索污染多元防治机制 |
7.1.4 丰富立体防治政策组合 |
7.2 以色列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经验 |
7.2.1 节水政策主导型污染防治 |
7.2.2 多职能部门协同治理模式 |
7.2.3 多类型政策交互覆盖机制 |
7.2.4 产研财政联动式投入模式 |
7.3 欧盟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经验 |
7.3.1 命令控制型法律法规格局 |
7.3.2 共同政策中心型治理逻辑 |
7.3.3 有机农业效用最优化模式 |
7.3.4 市场激励与政策调控融合 |
7.4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经验的国际启示 |
7.4.1 关注法律法规的防治先导性 |
7.4.2 以科技手段为污染防治支撑 |
7.4.3 培育规模生产主体发挥带头作用 |
7.4.4 探索数据技术导向防治路径 |
7.5 本章小结 |
8 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及保障措施 |
8.1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改进 |
8.1.1 制定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组合 |
8.1.2 推进财税协同化肥面源污染防治 |
8.1.3 制定多效化肥减量与有机肥补贴 |
8.1.4 政企合作参与化肥面源污染防治 |
8.1.5 收紧化肥面源污染防治监督口径 |
8.2 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方案设计 |
8.2.1 条件式大户化肥污染防治激励方案 |
8.2.2 层级累进大户有机肥补贴激励方案 |
8.2.3 产研联动式大户面源污染防治方案 |
8.2.4 政农协同式大户面源污染防治方案 |
8.3 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保障措施 |
8.3.1 政策设计端严控化肥面源污染防治 |
8.3.2 化肥面源污染政策执行端组织保障 |
8.3.3 肥料施用创新及现代数据技术保障 |
8.3.4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资金端支持保障 |
8.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东北林业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8)“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对沿线国的经济增长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第2章 “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相关研究综述 |
2.1 国际科技合作及其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 |
2.2 “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相关研究 |
2.3 文献简评 |
第3章 “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现状分析 |
3.1 “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的内容和主要国家 |
3.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需求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的经济增长效应:理论分析 |
4.1 国际科技合作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 |
4.2 “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模型 |
4.3 数值模拟与理论假说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检验 |
5.1 沿线国整体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
5.2 按创新能力分组的实证检验 |
5.3 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
5.4 稳健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6.1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
6.2 论文的不足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评述 |
2.1 创新理论的思想渊源与发展 |
2.1.1 马克思关于创新的思想 |
2.1.2 熊彼特与波特的创新理论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理论 |
2.2 创新政策的相关理论 |
2.2.1 创新政策产生的理论根源 |
2.2.2 创新政策实践的理论依据 |
2.2.3 中国创新政策的相关理论 |
2.3 创新政策相关文献评述 |
2.3.1 创新政策概念研究 |
2.3.2 创新政策分类与体系研究 |
2.3.3 创新政策有效性评价研究 |
2.3.4 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现状与问题研究 |
第3章 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与发展 |
3.1 创新政策的内涵及体系结构 |
3.1.1 创新政策的内涵 |
3.1.2 创新政策的体系结构 |
3.2 中国创新政策的历史沿革 |
3.2.1 中国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过渡期 |
3.2.2 中国创新政策的探索期 |
3.2.3 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期 |
3.2.4 中国创新政策的成熟期 |
3.3 中国创新政策的体系特点及存在问题 |
3.3.1 中国创新政策的体系 |
3.3.2 中国创新政策的特点 |
3.3.3 中国特色创新政策及其工具 |
3.3.4 中国创新政策的实施环境及存在的问题 |
第4章 中国创新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与评价 |
4.1 中国创新政策对创新水平影响的机制分析 |
4.1.1 问题的提出 |
4.1.2 创新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 |
4.1.3 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 |
4.2 中国创新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4.2.1 研究设计 |
4.2.2 实证分析 |
4.2.3 结论与启示 |
4.3 中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4.3.1 研究设计 |
4.3.2 实证分析 |
4.3.3 结论与启示 |
4.4 不同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4.4.1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4.4.2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4.4.3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行业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4.4.4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区域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4.4.5 结论与启示 |
第5章 典型创新型国家创新政策的实践及其借鉴 |
5.1 美国与德国创新政策的体系 |
5.1.1 美国创新战略下的创新政策体系 |
5.1.2 德国高技术战略下的创新政策体系 |
5.1.3 中国对美国与德国创新政策体系的借鉴 |
5.2 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与科技金融政策 |
5.2.1 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
5.2.2 以色列科技金融政策 |
5.2.3 中国对以色列成果转化与科技金融政策的借鉴 |
5.3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 |
5.3.1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体系 |
5.3.2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方法 |
5.3.3 中国对日本创新政策评价体系与方法的借鉴 |
第6章 中国创新政策的完善方向与对策 |
6.1 健全科技人才发展机制 |
6.1.1 加强科技人才培养的全链条支持 |
6.1.2 促进科技人才的引进与交流 |
6.1.3 完善创业人才培养与智库机制 |
6.2 完善支持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 |
6.2.1 健全科技管理体制 |
6.2.2 促进基础设施条件的开放共享 |
6.3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
6.3.1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
6.3.2 强化孵化器市场导向运作 |
6.3.3 深化产学研合作与协同创新 |
6.3.4 优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
6.4 加快构建包容创新的机制环境 |
6.4.1 优化科技金融与税收环境 |
6.4.2 加强科普与科技奖励 |
6.4.3 激发保护企业家精神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致谢 |
(10)以色列中长期发展战略解析(论文提纲范文)
一 以色列中长期发展战略的演进 |
(一)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的条件和意愿 |
(二)以色列中长期战略的演变 |
1.建国初期的夺取土地战略和后来的先发制人战略(1) |
2.一以贯之的犹太移民战略(3) |
3. 80年代启动的经济发展战略 |
4.以色列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10) |
二 以色列中长期战略的内容 |
(一)经济保持增长 |
(二)基础设施(13) |
(三)教育 |
(四)环境治理 |
(五)能源多元化 |
(1)发电能源多元化。 |
(2)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合作。 |
(六)信息通信技术改进(24) |
三 以色列积极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
四、以色列/美国加强农业研发合作(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样性问题研究[D]. 王庆琦. 吉林大学, 2021(01)
- [2]农业产业关联与产业波及效应: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J]. 胡国良,赵凯路.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5)
- [3]以色列科技创新优势和经验对云南的启示[J]. 许鸿,孙建坤. 云南科技管理, 2021(02)
- [4]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D]. 周红芳. 四川大学, 2021
- [5]印度与以色列战略伙伴关系的进展、动力及前景[J]. 武琼.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1(02)
- [6]以色列科技创新体系对中国创新发展的启示[J]. 董洁,孟潇,张素娟,李群. 科技管理研究, 2020(24)
- [7]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研究[D]. 石凯含.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9)
- [8]“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对沿线国的经济增长效应[D]. 杨馨伟. 华侨大学, 2020(01)
- [9]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D]. 刘明. 吉林大学, 2020(01)
- [10]以色列中长期发展战略解析[J]. 虞卫东. 新丝路学刊,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