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水”的文章

一、做活桂林“水”的文章（论文文献综述）

张苑^[1]（2022）在《乘上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快车” 古老灵渠演绎现代“桂林传奇”》文中提出2200多年前，始于秦始皇的大野心，能工巧匠的大创意，一个比肩万里长城的伟大工程——灵渠横空出世，造就了世界水利史上的传奇。2200多年后，基于国家领导人的大格局、大眼光，一个着眼于桂林城市大发展的新命题——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应运而生。在这一新命题之下，古老?

高强^[2]（2021）在《战时中国的节庆纪念与文学镜像（1931-1949） ——民族国家视野下的记忆刻写与话语争夺》文中研究表明

樊孝东^[3]（2020）在《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研究（1944-195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课题。以往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在研究范畴和视角上,多从宏观层面着眼,微观和个案的考察较为欠缺;在研究时段上,常以1949年为界将边区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与19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割裂开来。然而,对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农业合作化运动而言,一方面,宏观、微观和个案研究应该结合起来,三者缺一不可。另一方面,考察中共乡村治理的历史可知,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很多制度在边区时期已经进行过实验或已形成雏形,因此不能将两个时期连接起来就不能完整地展现集体化时期中共的乡村治理政策和实践。本文以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1944—1958）为个案,按照纵向时序对其进行了较长时段的追踪和考察。从建立冀中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土地合伙组”开始,到“农业合伙组”阶段的急剧扩张和退组事件,到“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合并小社成立全村大社与整社,再到尝试向集体农庄过渡和转为高级社的完整发展历程进行了“解剖麻雀”式的研究。主要探析了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历程中每一阶段的变化和特征,包括中共合作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合作社本身的发展变化,社员入社、退社心态的变化等。并通过对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各个时期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的考察,进而探析合作社与国家、社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认为,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个别特例到全国典型的变迁过程。耿长锁及其农业生产合作社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标志性人物和示范性村庄,一方面是以耿长锁为代表的乡村精英人物的努力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合作社本身的发展契合了其时国家的政策需要和农民理想。但是,在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被树立成典型后,随着国家改造和重塑合作社的力度和进程逐步加大和深化,国家与合作社之间的管理边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合作社的经营与管理自主权逐步收缩,特别是关系到社员切身利益的地劳分红比例的变化更直接影响到合作社的经营发展与收益分配,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张江峰^[4]（2020）在《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是国家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区域之一,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属于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是我国“藏羌彝民族走廊”和茶马古道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主要的羌族聚居区和四川省第二大藏区。长期以来,藏、羌、回、汉等民族在这个地区内繁衍生息,交汇、交融,互通有无,创造并传承了丰富多样、灿烂多元的民族文化,因此,该地区是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新型城镇化、特色小城镇战略背景下,在民族众多、自然条件复杂、旅游资源富集地区如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修复保护及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等各项事业多赢,是个新命题。因此,岷江上游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生态、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建设成就,对其他民族地区具有一定示范效应和借鉴意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各种现实条件,国家主体功能区赋予该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任,决定了该地区照搬东部沿海大规模工业化驱动城镇化发展路径不现实,只能立足于当地自然人文资源禀赋优势,培育发展特色产业,进而驱动城镇化发展。岷江上游民族地区自然旅游资源雄奇秀美,多姿多彩;民族文化个性差异,多样性明显,是该地区发展旅游产业的优势基础性资源。这种资源禀赋优势决定了该地区发展旅游业,并通过旅游业引领驱动城镇化进程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特色小城镇战略实施,给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持续的政策动能,为该地区推进城镇化提供了思路和方向。本文通过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对岷江上游民族地区特殊性、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及面临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依据资料可得性、类型代表性等标准选择了松潘县川主寺镇、汶川县水磨镇、理县古尔沟镇三个田野调查点,通过对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发展进行定性分析和量化研究,比较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发展异同及所面临问题,提出对策建议。最后,通过对制约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因素及其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发展路径建议,期望对民族地区城镇化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绪论阐述了本论文所研究问题选题背景,选题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目的、相关研究评述、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等问题。第一章梳理了各位专家学者对旅游小城镇相关概念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同时,对本文相关指导理论做了梳理和述评。第二章梳理了我国旅游小城镇相关概念以及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研究了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水平提升之间互动关系。第三章主要梳理了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小城镇发展及旅游城镇化历程,并具体分析了该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国家区划生态环境功能等方面具体特殊性,分析了该地区依靠旅游业驱动旅游小城镇发展在经济、社会、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方面特殊意义。第四章分别对三个田野调查点旅游小城镇进行了实证和比较研究,比较了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各自发展特点、差异性和面临问题,发现异同之处,最后给出了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创新发展可操作性建议。第五章主要分析了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存在的问题,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影响因素,并分析了这些因素产生的深层次根源,为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选择路径提供理论支持。第六章主要分析了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的必要性和机遇,研究了该地区旅游小城镇持续发展的推拉动力以及旅游小城镇与大城市群产品的互补性,提出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对策建议。结语部分陈述了本论文主要结论和后续研究展望。本文主要结论是: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能够持续地与大城市群实现产品互补互通,实现二者相互动态优化。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创新升级,旅游产品与时俱进及不断完善是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的根本基础和产业保证;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的环境支撑;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是岷江上游民族地区丰富的资源,是该地区旅游产品持续创新发展的持续文化源动力,也是该地区旅游产品核心吸引力所在,是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建设中彰显其地方特色的文化源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社会治理成效是该地区旅游业平稳发展的社会保障。

马伊名^[5]（2020）在《日本双红堂文库藏时调小曲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所藏的中国清与民国时代的时调小曲。这些小曲,原属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双红堂’旧藏。论文共分六部分:其一,分析文库藏时调小曲唱本的版本形态、出版刊刻者与刊刻情况。按版本形态,唱本可分为总集、合集与单行本。清代藏本多总集、合集,至清末民初,单行本盛行,民国后又有书坊开始出版多册合集。唱本之刊刻,清末民初多旧式书坊的钞本、木刻本,民国后渐被新式书局出版之石印本、铅印本替代。由于雕版成本较高,民间书坊多受资金限制,因此翻刻、转让、互换雕版的情况层出不穷。其二,论述文库所藏稀见曲牌唱调。文库所藏稀见曲牌唱调,多集中于《霓裳续谱》、牌子曲和莲花落,其曲牌有源自小曲者,有源自民间曲艺、小戏者,也有的仅是常见曲牌的异名。其三,分析文库藏时调小曲的内容。文库藏清代曲集、唱本,收录内容多男女之情、人伦事理、民俗生活等传统题材,且有较明显的地域特色。清末民初,北方唱本出版时间大体早于南方唱本,多木刻本,出版地集中于北京,内容大多承袭清代小曲余绪;南方唱本出版时间稍晚,多铅印本,出版地基本在上海,增加了许多时代内容;南北方小曲之间有明显的交互和影响。其四,研究文库藏时调小曲的艺术手法。艺术手法方面的主要特征,在于曲辞由清代之以短小抒情为主逐渐转变为铺排叙事。其五,从文库藏时调小曲曲集、唱本中选择三例进行专门研究,三个个案分别代表清代北方小曲、民国南方时调和南北方时调小曲的交融现象。永发菜园钞本中之《茨儿山》可能来自河北,后传入北方各省,其词格与《霓裳续谱》《白雪遗音》所收录者不尽相同,具体调名可能是[补缸调]。上海唱本中《蒋老五殉情记》及相关小曲,取材自民国上海社会新闻,表现出时调小曲与时俱进的特征。《新小曲大观》三册,收录南北小曲,每一册大体按照地域和题材分类,可见南北小曲交融的大致情况。其六,分析文库藏时调小曲之价值。文库藏时调小曲唱本中有部分稀见本、稀见小曲和稀见曲牌,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可补国内唱本之缺;小曲体现当时民众的思想情感、兴趣爱好、观念思考、价值取向,更兼活泼巧妙的艺术修辞,有丰富的文学价值;时调小曲可补史载之不足,体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境况,体现社会风尚和时代变迁,记录民间生活、节庆习俗和传统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王朱杰^[6]（2020）在《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选取劳动伦理作为进入乡土文学论述的关口,是因为在中国近代以来的语境之中,劳动这一语词有其独特的历史意味。它既在革命历史叙述中成为执行阶级分层、推进革命在“暴力斗争”中前行的强劲的叙事动力,也在革命现代性实践全面铺开时升华为一个过于负重的哲学语词。而当时间进入1980年代,这样一种劳动伦理在充满乐观精神的解放叙事中仍然担纲了似曾相识的历史角色,使文学迁延为中规中矩的意识形态的演绎。即使在“共名”基本模糊的90年代,对于在乡土中浸润良久的作家来说,革命年代的劳动经历仍是组成其心理记忆的重要内容,厚积的劳动经验转化为他们最可宝贵的创作资源,为当时成为潮流的历史重述提供了坚实的现实支撑和饱满的情感蕴涵,甚至构成了他们观察、把握、认知时代现实的潜在思维角度。论文主要分五个部分:绪论部分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介绍了论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并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评析。第一章主要围绕延安文学,从劳动伦理的乡土性与政治性、政治性劳动伦理对传统的借用和民间德性对政治德性的负向反馈、劳动伦理与农民主体生成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在延安文学所描述的劳动伦理中,针对土地的劳动不仅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更被视为一种天经地义的农民“本分”,衍生出安土重迁、自食其力、克勤克俭等乡土性道德意义。所以,即便在一种政治外壳的包裹下,仍能看到乡土性劳动伦理的意义结构所发挥的某种限制、支撑作用。但在总体上,这一时期的文学所欲建构的劳动伦理,仍是一种政治性伦理。在建构过程中,叙述者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引入,抬升劳动的地位,使其由一个传统的具体的伦理范畴蜕变为现代性的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概念,由一种农耕时代的乡土德性转化为政治德性,为建国后整体性、统制性政治经济结构下乌托邦劳动伦理的提出做了一种思想或者说逻辑上的准备。政治性劳动伦理在进入民间文化的意义场域时,往往通过对传统的借用,获得自身传播的合法性,同时,其本身质的规定性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损耗,在落地之时得到一种似是而非的转换,在理解的同时被消解,最终造成南橘北枳的结果。在劳动主体上,此时延安文学建构的是一种乡土性伦理主体,即符合传统道德要求的本分的“庄稼人”,在这个“庄稼人”身上,我们看不到像后来“十七年文学”塑造的劳动新人身上那种物质与意识、肉体与精神的现代二元对立,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克服,而是二者混融后所呈现出的一种灰色状态。第二章重点论述“十七年文学”对劳动乌托邦的建构。在这一时段,劳动伦理中政治德性的一面,即公共性的、诉诸彼岸的、精神性的劳动价值观不断克服利己性的、世俗的、物质化的乡土德性,直至定于一尊。劳动乌托邦伦理在建构和传播过程中,为了增强自身的说服力和合法性,借助了科学、性别解放、国家计划等现代性知识话语。“劳动光荣”是结构劳动乌托邦伦理的重要意义维度。“劳动”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农人本色,而是由传统伦理视域下的“劳动本分”转换为国家政治所推崇的“劳动光荣”——一种政治品性,具有了传统道德价值之外的政治以及相应的美学价值。劳动改造是结构劳动乌托邦伦理的另一维度,它的目的在于改造、纯化、提升此岸人民的人性质素,重塑一种崭新的历史主体和阶级主体,以获得通往未来世界的通行证。遵循劳动乌托邦的伦理逻辑,“十七年文学”建构出一种无私的、完全“生产性”的阶级主体——劳动新人。对劳动新人的塑造和想象实际上是后发国家在现代性焦虑支配下的“赶超心态”的反映,也出于应对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现实考量。第三章着眼于1980年代这一时段,以崩解和延续为关键词,剖析出解冻时期劳动伦理的拐点心态,一方面对革命年代的劳动乌托邦表现出修复、乃至重构的意图,但另一方面,劳动光荣又在一定程度上逸出了这一意义系统,而显现出传统乡土固有伦理的精神底色。“劳动改造”这样一种以人本身为对象的革命现代性实践话语,在新时期文学中非但没有得到扬弃,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它在“归来者”的叙述中,得到一种改头换面的重新理解,由一种较为纯粹的意识形态话语,扩展为一个极具哲学意味的象征性语词。与“十七年文学”的乌托邦劳动不同,指向日常的、此岸的、以满足世俗欲求为旨归的“劳动致富”成为劳动伦理新的合法性依据。相应地,与“十七年文学”对土地动的推崇相反,在改革文学中,劳动的等级次序被反转,受到推崇的是脱离土地的商业劳动。与传统的小农生产相比,这种劳动形式能快速累积财富,显着提高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水平,契合人们关于改革开放年代的种种物质想象。另外,在一个刚刚解冻的年代,对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被首先等同于市场化,市场语境中的商业劳动,一方面,会迅速累积起巨大的物质财富,达致国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目的。另一方面,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被认为会生成一种全新的现代性人格,达到民强——个人现代化的目标。但这种有关劳动和精神关联的话语,随着市场机制的形成和消费逻辑的推进,二者的破裂再次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改造世界、劳动光荣、解放生产力、共同富裕、现代化等等劳动的精神性后缀渐次弱化、凋落,而经济的面向日益凸显,蠕动在底层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现代化尺度的农民作为一个阶层,始终没有跃进社会的中心,其身上也并没有生发一种与现代化劳动方式相伴随的、与传统人格从根本上相区别的现代性主体人格。相反,在一种实利主义时代氛围的裹挟下,被重新召回的人性原欲日益凸显其陈旧的、本我的底色,并渐渐显现出狰狞的一面,乃至搅动了历史文化传统中沉滓的泛起,这甚至可以被描述为现代化乐观想象的最初的幻灭。80年代中期以后,寻根文学出场,先民们的生存样式或者劳动方式成为寻根文学文化分析的重要表征,其所内涵的伦理精神成为文化之根的重要隐喻。第四章横跨1990年代直至新世纪之初,重点围绕现实主义基质的现代乡土叙事,从历史祛蔽、自为的劳动主体、揉入现实质地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说。在这类有着现实主义基质的现代乡土叙事文本中,曾由“十七年文学”所形塑的劳动乌托邦得以全面重述甚至是被颠覆。书写者从自我的体己经验和在场的乡土故事出发,将被意识形态固化的历史叙述重新历史化,从劳动乌托邦的反现代性和乡土时间的空间化两个角度着手,将大写的、符号的、单向度的历史还原为小写的、具象的、纷芜的人性心相,将劳动乌托邦下的政治狂欢还原为一场场掺杂着或卑劣或崇高人性的生存折腾,呈现其迷狂、怪诞而又不乏激越的复杂面貌。与历史的重述相比,现实主义基质乡土叙事捕捉到了劳动伦理在现实乡土中所发生的变异:8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之际改革叙事中得以张扬的劳动致富、致强的现代性想象被置换为商业化浪潮里的物欲竞逐,权力寻租和市场逻辑互为渗透又互为犄角,劳动在实现祛魅的同时,几乎褪尽了所有的政治抑或文化神性,对物质欲望永无止境、花样翻新的餍足成为其唯一的动力和效能尺度。在现实主义基质乡土叙事中,劳动的肉体消耗本质得以刷新,劳动成为身体的劳动,身体也成为劳动的身体,劳动与身体互为抵抗又互为确证,在一种互文的意义上,历史风云中的乡土疼痛得以清晰传递,乡村因此由此前受难的客体跃居为受难主体。

罗亚霖^[7]（2019）在《三峡库区走马镇乡村传统生育习俗及其现代变迁研究》文中提出生育作为一种“通过仪式”,对女性而言是角色和身份的转换历程,对婴儿来说则是新生命的出现和生活技能的逐渐习得过程,期间都被赋予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民间社会的生育习俗通常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孕前祈子,到怀孕生产,再到产后“坐月子”这一过程的各种生产习俗;二是婴孩出生后的报喜、洗三（贺生）、打三朝或“送祝米”、剃胎发等重要仪礼,以及哺乳断奶、驱病避邪和生活技能训练等养育习俗。本文以位于三峡库区腹地的万州区走马镇为田野点,运用田野调查、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视角对当地传统和现代的生养习俗加以记录、分析和比较,总结出走马镇乡村传统生育习俗的特点、价值、现代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反思现代背景下传统民间生育习俗的变异性和稳定性。本文认为,三峡库区走马镇的乡村传统生育习俗具有一定的特点,如育儿仪式丰富且繁杂,民间信仰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生育经验依赖代际传承、口耳相传,生育的个人性与家庭性,生育风险系数较大等。同时,其乡村传统生育习俗在母乳喂养、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等方面也有诸多值得延续的行为和习惯,具备一定的价值。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走马镇经济的快速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改善、交通设施的完善、新媒体的出现和民众观念的改变,传统生育习俗发生了较大的变迁,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由遵循“老规矩”到寻求“科学养育”;婴孩从自由成长到陪伴成长;生育仪式逐渐简化,习俗逐渐淡化;网络育儿成为主流等。

苏醒^[8]（2018）在《追寻“德气”的人生：大理诺村女性社会性别建构中的日常行为规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以大理诺村白族女性的日常生活为背景,呈现出诺村女性追求“德气”的人生历程,在此基础上考察其性别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既体现了诺村白族社会的道德伦理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农村社会中行为规范与女性主体性之间的张力。众所周知,性别角色差异往往通过人们的行为、思想、情感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来。通过对诺村女性的身体惯习与性别建构,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中的日常行为以及对传统惯习的遵守与打破等几方面的内容,勾勒出诺村女性日常生活的场景以及当代诺村女性在观念、行为等方面的变迁情况。一方面探讨惯习如何通过性别建构过程对女性行为起到约束作用,另一方面则探讨惯习如何彰显出女性的主体性。第一章聚焦于日常生活中诺村女性的身体、行为与“德气”的关联。惯习规约着诺村女性运用自己的身体进行实践,使其符合“德气”的规范,也映射出当地文化场域中所固有的性别因素对诺村女性身体所产生的约束。第二章从诺村女性一天之中的生活安排、一年当中的劳作安排以及年度节庆活动等呈现出的日常生活节奏反映当地女性“以勤为中心”的“德气”象征。第三章通过展现诺村女性的日常生活与空间体验,反映出空间行为所凸显的身体惯习与性别构建的关系,空间生产背后隐匿着身体规训、性别权力等关系以及它对诺村女性以“德气”所反映出的行为方式、道德价值取向所产生的影响。第四章就部分诺村女性在两性关系、婚姻家庭、职业选择中追求“德气”的过程进行讨论与分析。在此过程中,女性既遵循传统惯习而获得“德气”的赞誉,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违背着传统惯习,从而发挥主观能动性。第五章则从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出发,以心智结构双重历史性的个体生成与系统生成作为理论框架来讨论表现为“德气”的传统惯习的产生过程。一方面,诺村在多重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具有区域特色的“井地文化”对女性日常行为的形塑是惯习“系统生成”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诺村女性由婴儿养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所共同构成、作用的社会化过程则是惯习“个体生成”的途径。在对前文梳理总结的基础上,结论部分认为诺村经历了近年来旅游业的飞速发展,在物质层面已经越来越趋于现代化。然而,多元文化作用下形成的井地文化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它所导致的固有惯习、逻辑、机制仍然在主导着诺村社会的运行以及女性性别角色的建构。诺村女性追寻“德气”的人生轨迹并未停止,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正如布迪厄所说的“惯习不是宿命”,在目前的社会结构下,诺村的女性同样也能够通过主体性的发挥部分或者彻底地改变不利于自身发展的身体惯习,对社会性别的建构方式进行修正或者重塑,从而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笔者通过诺村女性追求“德气”的人生历程发现:一方面,诺村人认知中的“德气”是在一种日常行为规范,也是一套在儒家文化浸润下产生的道德伦理关系。作为一种惯习,它不仅仅停留在书面上、口头上、外表上,同时在女性整个社会性别构建的过程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并内化在人们的思想与情感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消除。另一方面,人们的主体性也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些习以为常的文化,但这是一个漫长且犹如“水滴石穿”的过程。

杨雪^[9]（2017）在《白族女性的宗教实践研究 ——基于大理一个白族村落的田野调查》文中指出在大理苍洱地区的白族村落,女性是敬神拜佛仪式的主体,从事宗教活动是白族女性生活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几乎家家女性都会根据特定时间,在家中、村落、山脚、海边,或前往喜洲、大理乃至周边县市的庙宇敬神拜佛。所敬的神只有当地的本主神,原始信仰,传说人物,也有儒释道中的圣人。白族女性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宗教生活?许烺光认为这是当地受祖先崇拜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男女地位的不同,女性因为在父系继嗣结构的世俗生活中地位较低,因而只能在灵魂世界逃避,以寻求心灵的安慰和补偿。本研究根据在大理喜洲镇周城村一年的田野调查,透过对白族女性宗教生活的观察以及当地人的解释,认为白族女性的敬神拜佛并非是许烺光所说的心理逃避,而是受社会文化结构的制约。同时,白族女性的关系性主体在其宗教实践中展现,以关系性的力量构建家庭的关系网络,维持宗族间的联合,凝聚地域共同体内部的族群认同,从而促进白族社会结构与历史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白族女性的宗教实践呈现出将神圣与世俗“互嵌”的特点。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周城村,白族女性的宗教职责是由家庭来定义的。婚嫁仪式已象征了女性需要在婚后负责整个家庭的祈神拜佛,在日常生活中,女性如果不为家庭去寺庙求神了愿,会被认为是没有后代或不关心后代。而女性也透过不定期的与自己的娘家和女性朋友共同去寺庙打拼伙,构建自己小家庭的关系网络。对于周城村每一个小家庭所属的宗族来说,宗族的男性成员是宗族敬祖仪式和敬神仪式的主体,体现着宗族的凝聚力和宗族力量,女性则是辅助性的服从宗族的仪式调配。在小家庭成员仪式办客中,宗族成员需共同去敬村落本主神,其中宗族的男性成员负责隆重去敬与本姓氏宗族有关的本主庙,女性则负责敬另一边其他姓氏宗族所属的本主庙。女性的仪式虽然是次要的和较不明显的,但其关系性的作用在于对村落姓氏宗族分裂倾向的缓和,维持理想的村落团结。当儿女长大成人,女性逐渐从家庭事务的台前退出时,习俗要求女性加入村落当中的女性宗教团体莲池会,在村落的公共宗教团体中代表家庭进行宗教活动。两千多名莲池会会员,透过每年的上会与供会,更新着家庭与神只的关系。同时,莲池会也日渐成为关系性主体的女性的权力场域,并有少数女性突破传统的习俗进入到以老年男性为主的洞经会宗教组织中,改变着宗教格局。每年的农历二月至四月的接送金姑驸马的仪式是以喜洲为中心,北至周城,南至湾桥一带的地域共同体的朝圣仪式。白族女性作为娘家人代表整个地域共同体,需要远赴巍山去接“我们嫁出去的姑娘”金姑回娘家。接到金姑以后,地区境内才能得平安,是地域历史情感的表达。同时,白族女性代表村落的朝圣仪式更新了地域共同体的认同,而在这一阈限中白族女性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主体空间。以上白族女性在社会制约下的宗教实践,也呈现出将神圣与世俗互嵌的特点。一方面,在敬神的供品与仪式中,女性透过煮饭敬神并与神共餐,更新与神佛的关系,仪式中的祷辞与唱调子、跳舞等,是女性自身的情感与神圣的情感的共融。同时女性以自己亲身加入佛门,并在家庭与佛门中往来的方式与神沟通。另一方面,女性关系性主体表现的情感特征,习惯性地在世俗领域与神圣领域间建立想象性的联系,使世俗的事物神圣化,神圣的事物世俗化。总之,白族女性的宗教实践,体现了白族女性的生活世界与生命世界的联结,是白族女性对自我与他者的认知,对此世与彼岸的想象。

严永福^[10]（2016）在《两岸歌仔戏音乐的同源性与多样性研究》文中认为歌仔戏是海峡两岸人民共同培育的民间艺术,歌仔戏音乐的特点体现着海峡两岸在文化发展上的特点,也从侧面折射出海峡两岸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歌仔是两岸歌仔戏音乐之源。闽南歌仔在台湾经过戏曲化,成长为歌仔戏标志性唱腔[七字调],经历了中国传统戏曲音乐从民歌小调到戏曲唱腔的一般性发展过程；在闽台地域特殊的社会语境下,歌仔的戏曲形式[七字调]又与当地民间音乐、哭腔结合,朝向悲情化发展,催生出[哭调]唱腔；在歌仔戏被禁演时期,闽南艺人又使歌仔涅盘重生——通过吸收歌仔音调创造出[杂碎调],使濒临绝境的闽南歌仔戏起死回生。由歌仔戏音乐的发展路径可见,两岸歌仔戏音乐具有同源性。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两岸歌仔戏逐渐形成了在丰富多样的表演形态中彰显歌仔戏音乐特质的自觉意识,本文将这种维持剧种传统特质的价值取向称作“剧种意识”。如果说“歌仔”历史地造就了这一剧种音乐文化在海峡两岸的“同源性”基础,那么“剧种意识”就是这一“同源性”特征在新时期两岸歌仔戏艺术交流互动、各自发展中的进一步体现,它作为两岸歌仔戏内在的、核心的价值观念,指导着这一剧种音乐文化未来的发展。1949年后,歌仔戏处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因而其音乐也有发展多样性。大陆歌仔戏历经“戏改”的洗礼,走上了规范化、剧种化道路,剧种传统唱腔、剧种特性乐器得以继承和发展,通过学习京剧等其他剧种,音乐体制趋向板腔化发展,而通过借鉴歌剧等姊妹艺术的表现形式,大陆歌仔戏音乐又融入了新音乐创作的方式。在台湾,歌仔戏目前主要有三种表演形态：老歌仔戏、野台歌仔戏和现代剧场歌仔戏。不同表演形态的歌仔戏音乐各有特点：老歌仔戏的音乐具有鲜明的草根性；野台歌仔戏（包括日戏、夜戏）遵循两种不同的审美品格,日戏采用“活戏”配“活曲”的运作模式,夜戏“胡撇子”的音乐是完全娱乐化的;现代剧场歌仔戏代表了这一剧种在台湾的最高形式,“剧场效应”、“歌仔新调”及“精致理念”是其多样化音乐风格的不同表现。歌仔戏音乐在台湾是多元并存的风貌。由此可见,两岸歌仔戏音乐在同根同源基础上是有多样性的。歌仔戏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各自发展,从而呈现出在“同源性”基础上“花开两岸”的局面,但是并没有使这一剧种的音乐脱离其最初的特质。剧种意识始终是两岸歌仔戏音乐共同的文化自觉。歌仔作为剧种音乐的源头一直是维护剧种音乐特质的文化向心力。同源性与多样性是海峡两岸歌仔戏音乐的总体关系,其本质是文化的内核与张力的关系。

二、做活桂林“水”的文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做活桂林“水”的文章（论文提纲范文）

（3）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研究（1944-1958）（论文提纲范文）

（4）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日本双红堂文库藏时调小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论文提纲范文）

（7）三峡库区走马镇乡村传统生育习俗及其现代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追寻“德气”的人生：大理诺村女性社会性别建构中的日常行为规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白族女性的宗教实践研究 ——基于大理一个白族村落的田野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0）两岸歌仔戏音乐的同源性与多样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做活桂林“水”的文章（论文参考文献）

• [1]乘上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快车” 古老灵渠演绎现代“桂林传奇”[N]. 张苑. 桂林日报, 2022
• [2]战时中国的节庆纪念与文学镜像（1931-1949） ——民族国家视野下的记忆刻写与话语争夺[D]. 高强. 西南大学, 2021
• [3]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研究（1944-1958）[D]. 樊孝东. 河北大学, 2020(03)
• [4]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研究[D]. 张江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5]日本双红堂文库藏时调小曲研究[D]. 马伊名.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7)
• [6]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D]. 王朱杰. 山东大学, 2020(12)
• [7]三峡库区走马镇乡村传统生育习俗及其现代变迁研究[D]. 罗亚霖. 重庆三峡学院, 2019(03)
• [8]追寻“德气”的人生：大理诺村女性社会性别建构中的日常行为规范研究[D]. 苏醒. 云南大学, 2018(04)
• [9]白族女性的宗教实践研究 ——基于大理一个白族村落的田野调查[D]. 杨雪. 武汉大学, 2017(06)
• [10]两岸歌仔戏音乐的同源性与多样性研究[D]. 严永福.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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