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历史上的税负思想

一、论中国历史上的税收负担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何强^[1]（2021）在《论税收治理的逻辑》文中研究表明置于国家治理大视野,税收治理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历史逻辑主要体现为基于发展与安全的连贯线索,理论逻辑主要体现为合于传统与现代的思想渊源,实践逻辑主要体现为成于经济与政治的物质力量。税收是经济范畴,又是政治范畴,税收治理具有政治主导性和市场先导性,税收在国家治理中更好发挥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渗透于有为政府的政治性和有效市场的经济性的有机结合,始终彰显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追求目标的人民性,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

夏庆杰,唐琦,刘翔洲^[2]（2021）在《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密码破译——基于政治经济制度的阐释》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形成源于治理水患与抵御外敌所需要的国家管理能力,而其维持则需要适应性的政治经济制度设计以维持中央政权的全面掌控能力。在农业社会,国家的控制能力取决于有效的组织体系与稳定的土地税收。为此,中国历代政权经过长期调整形成了以科举制为选拔机制的核心政治密码及建立有效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的经济密码。科举制能够更多地促进社会阶层的有序流动,延缓了侵占国家权力与土地税收的大地主的崛起,而土地制度虽然为适应人口及生产状况最终走向了私有制为主的道路,但在科举制确立以后的土地兼并再未形成影响国家行政能力的门阀地主阶层,从而有效地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因此,有序社会流动与土地税收制度设计正是保持历史上中国大一统的核心政治、经济密码。

任美懿^[3]（2021）在《传统均平思想的概念史视角研究》文中认为均平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均平不是平均,它的本意是各得其分,从而使社会各方面都达至均衡。自古以来,不论是诸子百家的理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方法还是农民起义的反抗口号,这之中都有均平思想的具体体现。“均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特殊且重要的概念,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可,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也有很强的批判借鉴意义,因此被学界广泛关注。从概念史视角研究中国传统均平思想,不仅能够拓宽理论视野,更能推动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于一个概念而言,自产生起其内涵势必会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研究均平思想之概念要从纵向角度开始对其进行历时性分析,从而更好地突出“概念氛围”的识别。同时,将概念变迁与社会变化结合考察,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角度对传统均平思想进行共时性凝练概括,可以在宏观上把握传统均平思想的全貌,从而全面认识传统均平思想的内涵。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进程中,不论是思想家还是政治家,其都基于自身阶层和立场,对均平思想进行了理论探索和操作实施,同时其作为历次农民起义的口号也具有极强的号召性。但受制于历史条件,均平思想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们要客观评价传统均平思想,通过对传统均平思想进行辨识与匡正,吸收其合道义性成分,结合其对现代社会的启示,从而对传统均平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

闫文娟^[4]（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1）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各种民生问题的突出迫切要求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相关的民本资源,重新评价并结合时代特点发掘新的价值。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着名的思想家,他的民本思想不仅把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推向了高峰,而且把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推向了高峰,对后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深入分析孟子民本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和发展,探究其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凝聚民心的价值体系,对于当代更好地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积极而深刻的意义。本文从唯物史观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和新时代民生问题的突出出发,在寻找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和孟子民本思想之间关联的基础上探索重评和发扬孟子民本思想的时代价值。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资源,整合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需要与现代化建设的理念相结合,才会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论文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在分析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政治变迁和意识形态领域百家争鸣文化现象的出现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孟子之前民本思想的发展和孟子的性善论分析了他的民本思想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群众观的角度分析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民贵君轻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认识到了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对民贵君轻思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影响,认识到其中蕴含的朴素民本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的思想有契合之处。接着,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论述了孟子的仁政思想,深刻分析了仁政对于改善民生的具体措施。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君权神授的观念,提出治民者的权利表面上来自于天,实质上则来源于人民的寄托。井田制和制民之产的提出,体现了孟子对土地重要性的肯定和认识。推恩在仁政中的应运表达了孟子对统治者的期望和要求。省刑罚和薄税敛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深耕易耨和重教化体现了在保障人民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对民生的改善和对人民整体素质提高的重视。本质上,仁政思想看到了生产发展之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意义,而且意识到阶级斗争和国家权利的争夺都是通过人民来实现。也就是,仁政思想认识到了改善民生之于社会发展和安定的重要性,但却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而未能全面实行。然后,论文从实践的角度分析了孟子的王道思想。孟子在区分王霸之辩的过程中表达了对王道思想的认同,王道也成为他对当时理想治国模式的探讨。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道路具有三种社会形态理论,孟子所处的时代显然属于社会发展的第二形态。在这一阶段,王道思想能够就治国模式进行有关社会发展和治国理论的探讨,体现出了他对社会发展的独特洞察。同时,他的王道思想试图构建君民和谐向前发展的理想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社会批判精神。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对孟子的民本思想进行批判和继承中,我们发现他的民贵君轻思想肯定了民众在国家存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对民意的表达中表现出了原初的民权观念,蕴含着民主思想的萌芽。但本质上,民贵君轻思想并没有摆脱君本位的封建阶级基础。仁政思想不仅为当时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案,而且也从社会道德方面提出了教育设想,力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发展社会生产的基础上,通过提升人民素质来巩固社会稳定。这一思想虽然表现出了朴素的民生观念,却只把民生的改善寄希望于君王自身的觉醒上,并没有认识到人民才是国家权利的真正主体。王道思想一方面提倡君主要向圣王先贤学习以仁义行仁政,通过得民心来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君与民之间存在的阶级矛盾,主张在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上通过教民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防止社会危机的产生。然而,王道思想在具体的实施中并没有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法律的保障,因而表现出了空想的重民主张。近现代以来,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对孟子民本思想的汲取,再到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深刻体现、群众路线的深入以及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实践,这些思想中对孟子民本思想的关注部分都体现了这一思想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能动作用。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对待我国的传统文化应当积极探索其中的正面因素,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其消极因素,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弃之。通过对孟子生活的时代和新时代社会背景的分析,我们发现孟子民本思想中的民贵君轻思想认识到了人民的重要性,体现出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对于我国当下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有着积极的意义。仁政思想中对民生改善的具体措施对于当下我国提倡的精准扶贫、科教兴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孟子对王道思想的肯定对于尊贤使能、廉政爱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以及国际关系的处理有着启发作用。同时,在重评孟子民本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也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性和其中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傅鹏源^[5]（2020）在《中国古代公平税收思想演进及现实启示 ——基于纳税能力说视角》文中指出

聂选华^[6]（2019）在《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文中提出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和重叠交错的分布特征,灾害的持续性和衍生性造成饥荒蔓延。面对严重的灾荒,清朝政府和云贵地方当局以国家完备的荒政制度为蓝本,积极开展灾荒赈济工作。荒政作为清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府库银钱和粮食等救灾物资的调拨,灾荒赈济举措的协调推行,以及云贵地区毗邻省区之间赈灾物资的应急补给,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云贵地区被灾民众的生存空间。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社会治理和经营,清朝中央政权在云贵地区的设治经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为云贵地方的灾荒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云贵两省自然灾害暴发的频次,并对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进程造成影响。荒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路径,为清朝中央政权巩固和经营西南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云贵地区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的灾赈资源整合与融通,加强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灾荒治理期间的协调联动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并从根本上加快了清代国家“一体多元”的发展进程。边疆治理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清代云贵地区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以清代国家灾荒赈济的社会治理及其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边疆地区灾荒期间社会治理的国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认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面向。同时,基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深入分析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谱系,对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以及云贵地区的底层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探讨,藉此系统阐释清代灾荒赈济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层机理和积极效应。

周新年^[7]（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赵春雷^[8]（2018）在《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福利文化的耦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为避免去传统化以及福利陷阱等问题的发生,也为了更好地弘扬优秀传统福利文化与满足中国人的福利需求,有必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福利文化的耦合。两者的耦合具有可行性:制度移植、文化选择、文化包容等理论为耦合提供了理论可行性,儒家文化圈内一些国家的成功实践、中西方福利文化的相通性等则为耦合提供了现实可行性。当前,推进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福利文化的耦合既面临诸多有利的经济、政治、社会条件,也可以得到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专业的社会福利理论等的指引,它们分别为耦合提供了现实基础与理论基础。从现有基础出发,耦合目标主要包括两个:一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更全面地满足中国人的福利需求,打造社会保障的“中国模式”;另一方面,建设中国特色新型福利文化,增强和展示中国在社会福利领域内的文化软实力。按照传统福利文化参与耦合的“身份”,它与社会保障制度的耦合可以通过“心理-制度”、“思想-制度”、“行为-制度”、“制度-制度”、“环境-制度”、“资源-制度”六种方式实现;按照参与双方间作用力的类型,耦合过程主要通过“吸纳-融入”、“保护-接纳”、“助推-支持”三种方式实现。在耦合内容上,社会保障的三个基本项目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可以分别从传统福利心理、传统福利思想、传统福利行为三个方面与传统福利文化的具体内容相耦合。为了更好地实现耦合,社会保障制度应适应传统福利文化的要求做出变革。在社会保险上,可做实养老金个人账户并增加其用途,尝试以家庭为参保单位;在社会救济上,应该突出精神与思想救济,强化家庭与社区的救济功能,依据中国人的捐赠心理调整慈善救济方式;在社会福利上,应注重人的情感需求的满足,增强人们的自我保障能力,实施更多的民间供给,维持福利权利与义务的相对均衡,从而构建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

刘海天^[9]（2016）在《《群书治要》民本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编纂于唐朝贞观五年的《群书治要》。《群书治要》节选了唐前经、史、子三大部类中的六十五种文献,核心内容是与治国理政相关的理论经验。《群书治要》不仅是直接促成“贞观之治”的资政参考书,在流传至日本后,也同样带来了治世局面。可以说,《群书治要》是唐前治国理政智慧精华的总结,也是挖掘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经典文献。但所憾目前针对《群书治要》的研究并不丰富。本研究以作为中国政治特色的“民本思想”为切入,梳理《群书治要》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关“民本”的具体表述,挖掘古代治国理政思想的当代价值,以此作为今日民族及文化复兴之参考。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在研究思路方面,参考了本土学术话语体系的叙述方式,在论文框架设计上借鉴了佛家天台宗阐释经典所使用的“五重玄义”,从释名、辩体、明宗、论用几个方面展开。论文以“一体”（天人合一）的理念贯穿始终,以此作为民本思想的哲学依据、理论源头,可作本文之“体性”。论文又以传统哲学思想中的“阴阳之道”、“中庸之道”为依据展开,以确立民本思想的实践原则,是为本文之“宗脉”。“阴阳”与“中庸”的具体“应用”,则表现于“德治”,即政治上的“德位相成”,经济上的“德本财末”,文教上的“德主刑辅”。因为“民本”是一种施政理念,而不是具体的施政方法,唯有通过“德治”,才能实现“民本”。故“德治”可以作为“民本”的代名词。通过运用此分析框架,不仅使民本思想的哲学推衍脉络清晰可见,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学术“一以贯之”、中国文化“一体万用”的特点。以中国话语解读中国经典,才能贴近经典的本意。通过对《群书治要》的梳理,可知民本思想在政治上主要体现在“德位相成”,即为政者的爱民之“德”与为政者所居之“位”应相匹配。民本政治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君民、官民是一体共荣的关系,天下无私属而为人民共有。施政宗旨是为民谋利、以民为本,施政方法是权力集中、以君为主。但君主非专制,而是以君为主的共治。王道中对内圣外王、文德武功的追求,皆是立足于爱民,革命的本质是顺天应人、为民谋福。国家因爱民而设官,选拔官员以爱民之德、利民之能为主要标准,因此官员阶层并非固化,而是开放流动的。为了实现德治,国家会通过治吏提高行政力,故古代虽云“忠君”,其实质却是“忠于民”。在经济方面,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德本财末”的理念上。即发展经济的目的是团结民众、惠利民众,经济与政治的互动规律为“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由“德本财末”,而产生了轻徭薄赋的使民思想和问疾救苦的养民思想。在生产方面,中国古人通过发展农业富民足民,安定社会。在消费方面,则重视节欲戒奢,以达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分配方面,古人以重义轻利为原则,认知到国财与民财一体共生,国家不可侵夺民财,要缩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在文化教育方面,民本思想则体现在“德主刑辅”的教化方式上。确信人性本善是教化民众的起始点,也是尊重民众的根本体现。教化民众以伦理道德为先,唯有重德才能使社会和谐而人民安乐。教化应遵循自上而下的顺序,以在位者的修身为根本。礼乐教化是古代教化的主要形式和载体,通过内外兼修的方式化民成俗。刑罚是辅助教化、止绝恶行的必要手段,刑罚的目的不在惩罚而在威慑生耻,故用刑当以仁心公正而不可以暴虐偏私。刑罚之用应随顺天时,不可过节。法治是治民良方,但应注重简易而不繁苛。就德治与刑治的关系而言,德治为法治之本,这是由人性本善的特质决定的。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研究,可以发现唐前关于“民本思想”的理论学说和实践经验都已经非常成熟。而对比古今政治可以发现,这些智慧已经在当代中国的各个领域得到具体应用,并成为了中国的特色和优势。古今政治智慧的历史传承,充分说明了中国道路的深厚历史渊源和宏大历史背景。通过对《群书治要》的研究,我们可以获得沟通古今的素材,获得继往开来的智慧,找到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历史文化依据。

豆建春^[10]（2015）在《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 ——解释因素及其长期效应分析》文中提出古代中国在经济上相对于西方世界的成功实际上是一种总量上的繁荣,以人均收入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其他文明地区相差无几。这种规模上的优势得益于中华帝国庞大的人口。同时,过多的人口也被认为是妨碍传统中国向现代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本研究即是对影响传统中国人口增长的一些因素及其长期效应的经济学分析。比较研究发现,中国人口增长史至少具有四个特征。第一,在公元元年开始后的最初的几个世纪里,东西方的人口数量差距可能并不大,但是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中华帝国的人口规模长期比西方世界多出很多；与此相关的是在资源和资本（包括牲畜和耕地）方面,中国的人均水平较低,且有长期下降的趋势。第二,自文明肇始,中国南方稻米区和北方麦粟区在最初几千年的发展中并驾齐驱,北方并不具有人口上的绝对优势,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北方迅速超过了南方,长期占据中华帝国的经济和人口重心；然而,至迟从中唐以后,南方又超过了北方,在经济和人口上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地位。第三,在两税法以前,中国的人口增长并未吞噬掉技术进步和耕地增加的成果,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都有较大的增加,但是在两税法以后,人口的长期增长却引起了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的长期下降。第四,古代中国的技术进步带来的主要是人口增长而非人均收入的增长。对比西方世界的增长史不难发现,西欧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即便是在工业革命开始后亦是如此。但是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伴随欧洲技术进步的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而中国则长期笼罩在马尔萨斯的阴影之中。本文分析了初始地理环境、制度（田制和税制）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对中国长期人口增长的影响。首先,相对于西欧,中国传统农耕区的气候有利于发展多熟种制技术,而且中国北方疏松的黄上上壤对最低资本（牲畜和铁制农具）水平的要求较低,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在相同大小的土地上中国可承载的人口数量要远多于欧洲,并且更易发展起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但是传统中国在使用大型资本和畜力、机械动力方面并不比欧洲有更多的经验,尤其是两宋以后,中国农民使用牲畜和大型机械的机会更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如何会落入“高水平均衡陷阱”以及中国南北方历史上的人口增长差异。其次,中国历史上多有“均田”的主张和实践,但是第四章的分析表明,均田制对人口有特殊的激励效应。因此根据人口均田的确有助于获得一个较高的稳态人口水平,却会引起一个更低的稳态人均产出水平,并不会改变王朝衰败的命运。此外,两税法以前,中华帝国的赋役总体上是丁税重而田税轻,且逐渐向人丁归并；两税法以后,赋役则逐渐向田亩归并,依据田亩数量征收的税赋迅速超过了人头税。第五章对历史上税制的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唐以前的赋役制度对人口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自中唐推行两税法以后的税制变革可能释放了更多的人口。这有利于得到一个更高的人口稳态水平,却降低了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水平。但是,对于王朝寿命而言,较高的稳态意味着达到王朝的鼎盛时期需要更多的时间,因而有利于王朝国祚的延长。最后,中国自宋代以来存在长期的技术进步,但是以人均收入衡量的经济增长却并不显着。对比西方世界的增长史不难发现,欧洲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过程。第六章从技术创新的性质出发构建的模型表明,效率型技术创新在提高产出的同时也会引起人口增长率的上升,而产品创新带来的消费多样化却倾向于降低生育率。结合中国的经济史和技术史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技术进步都以效率型技术进步为主,缺少有效的产品创新,因而中国自宋以来的技术进步的成果更多地表现为人口增长而非经济增长。

二、论中国历史上的税收负担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中国历史上的税收负担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论税收治理的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密码破译——基于政治经济制度的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3）传统均平思想的概念史视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6）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福利文化的耦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群书治要》民本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 ——解释因素及其长期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中国历史上的税收负担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论税收治理的逻辑[J]. 何强. 税务研究, 2021(09)
• [2]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密码破译——基于政治经济制度的阐释[J]. 夏庆杰,唐琦,刘翔洲.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1(03)
• [3]传统均平思想的概念史视角研究[D]. 任美懿.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4]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闫文娟.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5]中国古代公平税收思想演进及现实启示 ——基于纳税能力说视角[D]. 傅鹏源. 上海财经大学, 2020
• [6]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D]. 聂选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7]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8]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福利文化的耦合研究[D]. 赵春雷. 厦门大学, 2018(07)
• [9]《群书治要》民本思想研究[D]. 刘海天.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10]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 ——解释因素及其长期效应分析[D]. 豆建春. 西北大学, 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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