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东全力强化工业统计（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张文华[2]（2021）在《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20年我国“30·60”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的力度,对中国高质量能源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自此,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成为实现“30·60”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然而,在走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新形态的路上,存在诸多管理决策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极为突出的就是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消纳的相关问题。随着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提高,电力系统将面临更大的波动性和供应的不确定性。为避免出现大量弃风、弃光的情况发生,提升系统灵活性是最直接有效的解决办法。对此,研究建立并完善提高系统灵活性、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中长期电力规划模型,探索电力行业优化发展路径,有助于为能源监管部门提供科学的管理决策依据,减少无效投资,对“十四五”规划乃至2035年远景规划有重大参考价值。基于此,本文首先从能源“不可能三角”理论出发,以“安全、经济、低碳”三元目标为优化方向,从基于组合预测的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模型研究、基于系统成本的电力资源技术经济分析与增长潜力研究,以及供需两侧资源协同优化的电力规划模型研究三个方面构建了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研究体系。其次,通过构建基于MLR-ANN（多元回归和人工神经网络耦合）的全社会用电量预测模型和基于Gompertz曲线的电力经济增长规律分析模型,系统LCOE（系统平准化发电成本）技术经济分析模型和基于双因素学习曲线的电力资源成本下降趋势模型,以及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模型等模型,建立了新型的中长期电力规划思维范式。然后,本文也应用所构建模型分析了不同政策情景下2021-2035年中国电力行业潜在的发展路径,并运用电力系统运行模拟方法对形成的规划方案进行了可靠性验证。最后,针对优化路径,提出了公正合理的政策建议,为国家能源高质量发展献策。具体来说,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基本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系统灵活性和中长期电力规划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从能源“不可能三角”理论出发,以“安全、经济、低碳”三元目标为优化方向,阐述了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研究优化思路,形成了从基于组合预测的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模型研究、基于系统成本的电力资源技术经济分析与增长潜力研究,以及供需两侧资源协同优化的电力规划模型研究三个方面构建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研究体系的整体思路。（2）电力行业发展现状分析。重点梳理和分析了近20年来我国电力行业在电源结构、跨省跨区输电线路和全社会用电量等主体构架方面的变化趋势,以及发电技术经济性、线损、厂用电率、煤耗、需求响应规模等成本效率方面的演变趋势。为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模型的构建和电力行业优化路径的探索提供了参数设定依据。（3）基于组合预测的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模型研究。首先,重点分析了引起全社会用电量变化的相关因素,基于MLR模型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提取了影响全社会用电量变化的显着影响变量。并通过时间序列ANN模型和最小二乘法,分别预测了显着影响变量的未来值。其次,通过构建的基于MLR-ANN的全社会用电量预测模型,分别用两组数据预测了我国2021-2035年的全社会用电量。然后,基于Gompertz曲线模型对主要发达国家电力经济发展规律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研究了用电量“拐点”的问题。最后,整合了国内外权威研究机构对中国电力需求预测的结果,结合对中长期电力经济发展规律研究的结论,对本文构建的基于MLR-ANN的全社会用电量预测模型结果进行了校验。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MLR+最小二乘+ANN”预测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预测结果可靠。（4）基于系统成本的电力资源技术经济分析与增长潜力研究。首先,分别构建了以系统成本为核算基础的系统LCOE技术经济分析模型和基于双因素学习曲线的电力资源成本下降趋势模型,补充了已有的技术成本分析研究中存在的灵活性和需求侧资源考虑缺失的问题。然后,充分模拟电力市场环境,利用所构建模型分析了 2021-2035年不同电力资源竞争力情况。最后,基于电力市场化背景,综合不同电力资源竞争力分析结论,分析了各类发电资源和需求侧灵活性资源的年均新增规模及发展潜力,为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模型约束条件设立了较为客观的定义域。（5）供需两侧资源协同优化的电力规划模型研究。首先,基于电力规划基本原理,通过对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新形态特性的分析,论述了中长期规划视角中需充分考虑满足系统灵活性要求,进而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新形态的必要性。其次,以中长期电力规划模型作为切入点,嵌入电力行业碳达峰约束与灵活性平衡约束进行优化,构建基于系统灵活性的供需两侧资源协同优化的新型电力规划模型,并叠加前文子模型的互动,共同形成了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模型。然后,基于所构建的MLR-ANN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模型、系统LCOE模型以及双因素学习曲线模型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构建的基准情景、加强政策情景、“碳中和”情景以及1.5℃情景等四种不同政策情景,应用该模型模拟分析了不同政策情景下2021-2035年全国层面和局部区域电力规划方案,探索了 2021-2035年我国电力行业优化发展路径。最后,采用运行模拟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结果显示,本文所建立的规划模型呈现的规划方案能满足各项约束条件,是一个优化的结果。（6）政策建议。基于不同政策情景下全国层面和局部区域电力规划方案对比分析结论,分别从电源侧、电网侧以及需求侧等多个方面提出了保障优化路径得以实施的相关政策建议。同时,还针对优化路径引发的相关公正转型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边云涛[3]（2021）在《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文中认为资源型区域经济增长缓慢、遭遇“资源诅咒”制约着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而产业转型升级是资源型区域经济转型的关键。资源型区域资源产业依赖导致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发展缓慢,产业演进中形成了低端锁定现象。而加快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是各级政府和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的实践已经经历较长时间,但产业转型升级依然是资源型区域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学术界对资源型区域尤其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关注较多,但较少聚焦到资源型区域脆弱的产业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基于产业生态视角对资源型区域的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进行研究,对于丰富产业经济学产业生态、产业关联等理论,促进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利用机理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计量检验、案例研究等方法,基于产业生态视角,以工业部门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两类数据,研究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首先,在梳理产业演进、产品空间、资源产业依赖与转型升级等文献基础上,提出产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阐释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机理;其次,利用产品空间理论构建中国资源型省域产业空间网络图,检验资源依赖与产业演进的逆向关系;然后,利用计量模型检验产业生态对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接着,对典型资源型城市长治市进行案例研究;最后,提出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为:（1）借鉴生态学思想提出产业生态系统概念与模型,搭建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利用生态系统构成与演替模型理论,构建由产业基础、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等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及其演进模型,产业发展通过正向关联带动其他产业是促进模型,产业发展不影响其他产业发展呈中性是随机模型,产业发展排挤其他产业是抑制模型。在工业部门,资源依赖形成通过对制造业、生产要素、优质服务、基础设施的挤出导致产业生态恶化,产业生态恶化带来产业结构逆向演进,形成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抑制模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首先开展资源产业管制避免资源依赖,形成有利于制造业新产业成长的随机模型,接着政府引导资源收益转化,加速培育制造业新主导产业进入促进模型第一阶段,最后通过制造业新主导产业内生关联驱动,实现产业生态与产业演进良性互动的促进模型第二阶段。在工业部门假定下提升产业多样化水平、产业关联程度是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2）拓展产品空间理论解释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低端锁定。使用2003至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四位代码行业数据,重点在邻近度计算中将赋值范围从传统[0,1]拓展为[-1,1],构建中国正、负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正产业空间网络呈“核心致密—边缘稀疏”结构,核心区域为纺织、电气机械与器材、电子通信设备等高邻近度制造业,边缘区域为采矿业、炼焦、金属冶炼等低邻近度资源型产业。负产业空间网络呈许多小范围一个产业与多个产业之间构成的“中心—外围”结构,“中心”与“外围”产业为互斥、抑制关系。“中心”多是采矿业等资源型产业,与之相连的是受资源型产业“抑制”的装备制造、纺织等产业。高资源依赖的山西、青海等资源型省份优势产业数量少、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和产业密度均较低。计量结果显示资源依赖度提升会导致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显着下降,也就是资源依赖导致产业逆向演进。（3）以工业部门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利用计量模型分析产业生态对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基于“省份—行业—年份”三维数据研究发现被解释变量滞后期、产业密度滞后期对产业升级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产业升级具有路径依赖特征,高资源依赖省份最显着。“省份—年份”二维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与产业演进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但高资源依赖组呈“U型”关系,资源依赖是资源型区域工业升级的动力。从产业生态角度分析发现产业基础、要素禀赋、产业服务、产业设施对产业演进产生显着影响,产业生态的改善有利于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升级。机制检验表明,资源依赖会通过挤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降低人口密度等产业要素影响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资源依赖也通过挤出外商投资、民营经济、产业密度、路网密度影响经济发展活力,阻碍区域产业演进。最后以产业多样化指数、三次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替代原被解释变量进行了拓展检验。（4）以典型资源型城市、全国首批12个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长治市为例进行案例研究。长治“二三一”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发展缓慢,工业结构中资源依赖、重工业化明显,但呈下降趋势;产业空间网络图中长治优势产业处于正产业空间网络边缘、负产业空间网络“中心”位置。长治产业演进呈现路径依赖、路径创造、路径中断等特点。长治通过煤炭产业管制导致主导地位缓降与产业素质提升,以改善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为主的产业生态改良为制造业、新兴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助力长治产业演进由抑制模型向随机、促进模型转变。（5）提出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资源型区域可以通过产业再造、产业延伸、产业退出等实现路径依赖式产业升级,也可以通过产业植入、产业培育、产业融合等实现路径突破式产业升级。最后从以产业关联促进产业群落化发展、改善生产要素禀赋、提升产业服务能力,完善基础设施保障等方面提出优化产业生态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可能的创新之处:一是尝试借鉴生态系统理论,构建由产业基础、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及其演进模型,进而基于产业生态视角搭建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分析资源依赖导致产业生态恶化与产业结构逆向演进的抑制模型,提出资源管制、政府引导、内生关联驱动的产业转型升级的随机模型、促进模型。二是将传统产品空间理论邻近度范围[0,1]拓展至[-1,1]来显示产业生态演进抑制模型,提出正、负产业空间概念揭示资源型区域存在的典型产业负向关联,资源产业依赖会排挤制造业发展。三是综合运用区域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为衡量产业演进变量,以及对长治的案例研究是论文特色之处。
童超[4]（2020）在《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重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GDP作为核心经济指标,未体现资源环境因素的不足日益凸显。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陆续启动绿色GDP研究和实践,但在推进过程中遇到较大困难,绿色GDP探索一度进入低谷。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政策日趋严格,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着成效,社会各界对绿色GDP的数据需求越来越迫切。2015年,环保部宣布重启绿色GDP研究,称为绿色GDP2.0。一些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多数研究侧重于技术评估层面,缺乏经济理论和核算理论支持,也缺乏统一的核算方法,导致核算结果不可加、不可比,存在一定争议。本文针对当前绿色GDP研究存在的问题,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里,按照绿色GDP研究范式,保持绿色GDP的国民经济核算和经济学本色,体现资源耗减、环境污染和环境改善等因素,构建指数并进行估价,最后以山西省为例计算出全省和各市绿色GDP。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重构绿色GDP核算理论框架。本文针对当前绿色GDP1.0和2.0研究存在的不足,根据核算理论,结合当前生态环境政策日趋严格的背景,提出理论框架的前提假设:污染物产生的同时即由企业自行无害化处理。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比较明确投入产出关系的绿色GDP核算理论框架,主要做法是:1.拓展核算范围,虚拟一个资源环境部门;2.重构投入产出关系,将资源耗减和公共环保支出视为该部门的投入,将环境污染视为负产出;3.考虑环境改善产出,将其作为一项因子体现在环境污染指数中;4.将资源和污染物价格作为内生变量,克服价格外生给定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二是重构绿色GDP物量核算方法。构建统一的物量核算单元——资源耗减指数和环境污染指数。主要做法:1.采用最新研究成果拓展生态足迹方法的范围,解决现有方法难以度量矿产资源耗减的不足,将核算范围拓展到化石能源和矿产资源,以生态足迹为同度量因素,结合山西省涉及的主要资源类型,构建资源耗减指数。2.按照主要污染物的环境监测数据、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量和产排污系数计算污染物排放量,采用经验判断与熵值法等方法为25种环境污染物赋权,同时,充分考虑环境改善因素,以造林面积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构建环境改善因子,构建体现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指数。三是重构绿色GDP的价值量核算方法。主要做法是:1.根据能源距离函数和拉格朗日原理,推导资源耗减指数影子价格公式,将资源耗减指数作为一项新的投入,与资本、劳动和产出等指标共同纳入超越对数能源距离函数,利用参数线性规划方法求解资源耗减指数的影子价格。2.根据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与利润函数的对偶性,推导环境污染指数影子价格公式,将资源耗减指数、资本和劳动作为投入要素,将环境污染指数和工业总产值作为负产出和正产出,纳入二次型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利用参数线性规划方法求解环境污染指数的影子价格。3.直接求解出的影子价格是在最优化条件下的价格,本文根据非效率因素对其进行调整,并进一步根据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工业增加值率进行调整,得出可以直接用于调整GDP的实际价格。四是基于山西省数据,运用重构的核算框架和方法进行山西省绿色GDP的实证探索。从相关部门搜集整理山西省自然资源、环境污染、造林、工业生产和效益等数据,计算山西省资源、环境物量指数及其实际价格,并进一步计算2004-2017年山西省及各市资源耗减投入和环境污染负产出,结合整理搜集的公共环保投入,核算山西省及各市2004-2017年绿色GDP数据。经与相关研究对比并结合实际情况分析,本文计算的物量指数、实际价格以及绿色GDP,能够体现生态环境政策变化,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山西省绿色发展成果。本文创新点:一是重构绿色GDP核算的理论框架,与之前研究相比,本文核算框架改进之处是:引入负产出概念、重构投入和产出指标、符合投入产出一致性等核算原则,从流量角度进行资源投入和环境污染核算,可以得出一个有减有加,体现环境治理效果的绿色GDP指标。二是将指数方法引入绿色GDP的物量核算,与现有框架中碎片化的分项进行物量核算相比,将指数用于物量核算是统一的核算方法,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核算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核算范围全面且易于拓展,新的资源和污染物类型可以很方便的纳入指数。三是将距离函数引入绿色GDP核算并进行统一估价,采用能源距离函数求解资源耗减指数影子价格,采用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求解污染物影子价格。影子价格优点是能够体现资源和环境服务稀缺性,方向性距离函数适用于解决负产出问题,因此,本文核算方法和核算理论框架具有一致性。四是数据创新,1.本文整理长达14个年度的省级与市级工业主要产品产量（506种产品）,并以此为基础计算资源耗减投入和环境污染负产出,包括10种资源和25种污染物,核算范围明显比当前相关研究更加全面;2.本文采用更加细分的企业数据,经梳理国内公开发表的绿色核算和资源影子价格等相关研究,其数据均由包含非采矿业产值的企业层面产值数据汇总得出,暂未发现采用更加细分的企业数据进行资源耗减和绿色GDP核算的研究,在企业多元化发展背景下,采用企业的采矿业产值,而非采矿企业总产值,可以更准确度量采矿业产出和核算资源价值;3.本文各指标均由相同的企业数据汇总得出,提升估价和核算的准确性。
王迪[5]（2020）在《基于经济福利视角的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制造业是涉及国民经济多个门类的一个复合产业群体,产业链条长、产品种类繁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物质基础,是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安康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实现创新驱动战略的主战场,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制造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制造业）产品中,有220多种产品中国的产量占居全球第一（苗圩2019）。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份额达28%以上,并培育出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实现了“制造大国”的目标。德勤有限公司和美国竞争力委员会于2016年、2013年和2010年分别发布了《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中国均超过美国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世界经济论坛、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组织在对国家的总体评价中对中国制造业也有类似的推理结论,但另一方面,世界银行统计指标显示,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约为美国的10%,单位制造业增加值能源消耗占全球水平的19.3%,出口产品质量召回事件每年均有发生。2017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我国中兴和华为等高技术制造产业的钳制行为,对我国信息通信产业、产业安全和就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中美乃至全球的股市均大幅下跌,反映了对未来制造业和市场的悲观预期。中国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全球排名名列前茅,在新的国际政经环境下,却为何如此“易受攻击”?尽管不少微观分析指出中国在某些产业上存在短板现象,但应如何客观、冷静和全面的评估中国制造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水平,目前已有的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已不能解释新的现象,如何评价、解释和修正已有的制造业竞争力评价,为政府决策和企业运营提高有效支撑,进而保障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优化国内和跨国制造业企业的经营策略,是急迫的任务。传统的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的产业竞争力研究,过度侧重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的应用,通常在微观层面上,论证在国际贸易中,各竞争对手的实力及其在优胜劣汰的生存搏斗中的现实,各国产业的此消彼长,有限市场份额的激烈争夺,弱肉强食的策略效应等,产业竞争力理论的“色彩”是十分“冷峻”的（金碚1996）。但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应考虑政府管理立场,注重产业对提高本国人民整体生活水平,服务和应用于社会和经济进步的作用,因此,有学者认为,产业竞争力评价应包含更强的福利经济分析乃至价值判断因素（金碚1997）,以斯密为代表的富国裕民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可应用于新时期的产业竞争力研究,不仅要关注各经济体国家（或地区）如何促进国际分工、产业互补,更要注重本国（或地区）人民的人均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进法律法制的完善、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价值、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减少服务型政府的经济腐败等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制造业对福利经济（不仅仅是对本国）的贡献应纳入产业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中。近年来,各主要工业化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了促进本国制造业发展和提高竞争力水平的战略措施,如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制造业再回归战略”,英国的“英国工业2050战略”,日本的“日本制造业白皮书2018”等,2015年5月,我国政府颁布了“中国制造2025”,这些政策措施中带有经济福利的成分,但从学术研究观察,总体上缺少理论论证和逻辑依据的支持,目前,国内和国外学术界很少有关于经济福利与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之间改善错位、协同发展的理论研究。福利经济是涉及到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概念,福利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以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1920年《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发表为标志,福利经济分析的基本原理,是研究经济活动对一国（或地区）人民生活福利的影响,说明如何能实现一国人民短期和长期、直接和间接福利的增长和最大化。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对于提高本国人民的整体福利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有学者认为,一国（或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不必然使得别国的民族产业失去生存和发展空间,进而使得该国的福利受到根本性损害。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可能推动（区域）经济朝着普惠、包容、平衡和共赢的方向发展。福利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竞争力理论与侧重零和博弈的传统产业竞争力理论存在较大差异。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梳理西方福利经济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福利思想及其新进展等成果的基础上,综述归纳了产业发展应重点关注的经济福利视角的具体内容,结合与波特钻石理论模型（Michael Porter diamond Model）的一致性分析,本文提出了福利经济和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之间三个方面的支撑和替代要素:产业现状实力表征要素、产业发展潜力表征要素、产业环境优势表征要素。即:制造业产业实力为社会福利提供了现实基础,制造业产业的发展潜力为社会福利提供了未来保障,制造业产业环境优势与社会福利经济互相促进和成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水平反映机理模型的研究假设,本文提出了九个反映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的假设（维度指标）。（第二章和第三章）为了能够更好的对“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这个概念（复合变量）进行测量,并验证理论假设,本文结合管理学专家马庆国教授（2008）提出和验证的基于构想效度（Construct Validity）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法（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通过收集调查问卷和统计分析,来验证理论假设的正确性,收集辅助证据淘汰与假设相反的问卷问题,分别建立了“9-306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指标池”,“5-101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指标”,“4-21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指标”,三轮次问卷调查以及信度、效度检验后,顺利通过统计检验,建立了“4-19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即净化后得到目标层含有4个维度指标和19个具体测量指标。（第四章）基于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本文为了能够真实反映基于经济福利视角下的国际比较,结合可获得的、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构造了复杂面板数据,即从2012-2018年中国、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韩国、巴西和印度等9个国家,包含4个维度指标共19个测量指标的连续8年统计数据,采用标准化的指数加权法和回归分析的数学模型进行综合评价,本文向我国制造业产业理论、产业运行和产业管理等方面57位专家发出定向调查问卷,采用利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进行权重量化,测量结果显示:近8年来,中国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水平处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之后,位列第四位,排名在英国、法国等其他国家之前,印度和巴西处在较弱地位。中国在产业规模上较其他国家有竞争优势,解释了对于具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国家,产业规模是具有优势竞争力的基础;在质量效益上,中国虽有小幅提高,但到目前为止,与美国、德国等工业化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上,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产业战略提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依据;研究结果显示,产业结构不合理是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比较被动的根源之一,中国与美国、德国、日本在产业结构上差距明显,我国应注重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而不应妄自菲薄;在可持续发展能力上,中国保持小幅上升,同美、德、日相比也存在差距。根据4个维度指标和19个测量指标的分析,本文提出了若干针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水平提升的政策建议和实现路径。（第五章、第六章）最后在第七章提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包括评价体系、指标优化方面的改进建议。本文所用的研究方法、章节安排说明、技术路线和创新点统一编排在本文第一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
李盛根[6]（2020）在《民国时期的童工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往对于童工问题的研究大多批评资本家对于童工的剥削,认为资本家为了高额的利润采用童工劳动。这样的论断值得商榷。从道德角度批评童工问题可以推动人们关注和解决童工问题,却很难深化认识。研究童工问题需要运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将民国时期童工问题置于劳动力市场发展背景下,新的角度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民国时期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分割的市场,城市工业部门属于首要劳动力市场,农业则属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是由于制度变革产生的制度性的分割,包括了原来就业模式的延续和市场化就业模式的兴起。学徒制盛行和雇佣童工是农业社会就业模式延续的表现之一。童工一方面是传统农业社会儿童参加家庭劳动,作为劳动力的延续,另一方面则是劳动力市场化的结果。劳动力市场主要由女工构成,男工次之,童工也有不能忽视的地位。父母在高收入行业工作对于子女进入这个行业有着积极影响。民国处于工业化发展时期,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经济状况都不足以消除童工。家庭雇佣或者将童工送往工厂是为了从童工的就业中获得工资,从而使当前收入最大化。贫困是童工大量出现的最重要原因。其次,成人受教育程度会影响童工数量。家庭环境对教育领域的不平等产生影响。再次,教育支出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影响童工数量。工业化机器生产将童工们集中了起来,相比于农业社会分散的存在更引人关注。社会媒体的兴起广泛传播了童工艰苦的生活,加深了社会大众的认识。人们同情工人,对他们受到的剥削感到不满。大众传媒的兴起增强了人们社会共同体的意识,提高了人们的政治参与度,人们纷纷表达自己对童工问题的态度,大部分人都要求解决童工问题,让儿童健康成长。童工劳动本质上与工业化进程是相违背的。工业化需要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而让儿童成为童工就难以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程度。人力资本因素在民国时期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不过人们已经认识到要增加儿童所接受的教育。经过少部分雇主、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努力,国际团体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开始在中国推动童工保护。一部分外国人在近代秉持人道主义精神推动限制童工,对中国童工保护产生了积极影响。上海纳税人会议通过工部局保护童工提案,在中国保护童工进程中不能忽视。政府在这过程中既面对要求限制童工的压力,也面对着来自轻工业资本家的压力。总体上看,民国时期国际团体、社会力量和政府力量都在推动保护童工权益,其间也受到资本家的阻碍。对资本家的妥协和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迟迟无法彻底取缔童工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人力资本的投资问题也是童工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是工业化的表现之一。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从而能够加速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提高会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来增加物质资本的生产效率。这种提高的中介是人。而人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让人力资本最大化。因此,对人的健康投资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部分。在对人的健康的投资中,儿童应受到额外关注。因为儿童拥有健康的身体关系着未来的发展。除了对身体进行投资,还要进行教育的投资。国民政府时期教育上的人力资本投资十分有限,连完整的义务教育都无法推行。除此之外,有限的资金可以更有效地运用于其他经济部门。相对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用有限的资金开设更多工厂、对外贸易中进口更多机器可能有更好的结果。在有限的资金下,国民政府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不断增加的。民国时期持续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劳动力市场转移,移民是最主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在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人的发展受限,不同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很少,人力资本投资会因为配置不合理、得不到及时使用而浪费。民国时期的中国虽然不是先进的工业社会,也处于工业化发展时期。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国民政府对于教育的投资是不断增加的,受到教育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受教育的人越多,劳动力素质越高,越有利于减少童工。尽管如此,民国时期的童工问题仍然十分严重,不能高估国民政府教育投资对于解决童工问题的作用。民国时期的教育,即使是义务教育也并非完整的义务教育,是一种受限于经济发展状况和政府经费所实施的缩水的义务教育。强迫教育和增加学校能够提高入学率,但是并不能减少童工。事实上,童工问题一直存在于国民政府时期。在多种因素综合下,工厂和工人家庭无力也不愿意对儿童进行更多的学校教育,这就导致了恶性循环。工厂产值低和工人收入低迫使他们进行低人力资本投资,低人力资本投资又造成了劳动力素质低下,最后难以提高产值和收入。童工问题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解决。
王娜[7]（2020）在《生产能力禀赋对中国区域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任务。为什么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可以实现产业持续升级,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而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却被锁定在现有的产业结构中,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东、中、西、东北各个区域也需要因地制宜探索适合自身的产业升级路径。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根基,产品空间是以工业为主体研究产业升级的前沿理论,认为生产能力禀赋是影响区域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产品空间理论研究生产能力禀赋对中国区域产业升级的影响,试图为推进中国区域产业升级提供新思路,对于中国区域产业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运用机理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计量检验、比较分析等方法,以工业为产业样本,研究生产能力禀赋对中国区域产业升级的影响。首先,介绍产品空间理论并界定产业升级、生产能力禀赋等相关概念,理论上分析生产能力禀赋对区域产业升级的影响;其次,可视化中国省级产品空间网络结构图,对比分析经济发达省份与欠发达省份优势产业、生产能力禀赋的差异;然后,基于生产能力禀赋检验中国区域产业升级的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结果,提出推动中国区域产业升级的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生产能力禀赋反映一个产业周围所累积的生产能力,用该产业与周围优势产业的关联度来体现,即产品密度来反映。一个区域优势产业的数量多且关联度高,则区域生产能力禀赋强。生产能力禀赋通过两种方式促进产业升级,一是通过与原有优势产业的关联延伸,形成路径依赖式的产业升级;二是扩大对外开放、完善交通网络、加大政府支持等外生力量会调节原有生产能力禀赋,形成路径突破式产业升级。在具体路径上,如果区域优势产业众多且关联度高,则可遵循比较优势实现渐进式产业升级路径;如果区域优势产业少且关联度低而面临产业锁定时,需通过外生力量参与,通过“跳跃”迈进偏离比较优势的跨越式产业升级路径。（2）通过可视化中国及典型省份产品空间发现,中国产品空间网络呈现明显的“核心致密—边缘稀疏”结构,产品空间核心位置产业连接稠密、产业关联度高,主要为电气机械及器材、交通运输设备、电子通信设备等装备制造业,而产品空间外围产业连接稀疏、产业关联度低,主要为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发达省份优势产业较多,且多分布在产品空间核心,地区生产能力禀赋较高;欠发达省份优势产业较少,且多分布在产品空间外围,地区生产能力禀赋较低。（3）计量结果显示,产品密度,即生产能力禀赋在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维持优势产业中作用显着,表现出遵循比较优势的路径依赖式产业升级,分区域回归发现东部产业升级呈现出偏离原有比较优势的倾向,分产业回归中采矿业升级对原有比较优势依赖突出。加强与全球经济联系、提升交通网络设施可达性以及加大政府支持可以弱化产业升级对地区已有生产能力禀赋的依赖,弥补自身条件不足而为实现路径突破提供可能。从控制变量来看,城市化水平、人力资本均与产业升级正相关;人口密度、人均自然资源储量均与产业升级负相关。（4）推动中国区域产业升级需要:遵循邻近性原则发展优势产业的关联产业,以“核心区”先进制造业为升级重点突破方向;要完善市场机制下的产业进入退出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制定适合本地发展的产业政策;不同区域需要实施差异化路径,东部地区要以开放创新引领产业跨越式升级,中部地区要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业渐进式升级,西部地区要以政府为主导摆脱产业低端锁定,东北地区要夯实工农业发展优势、培育形成新产业增长点。
董少明[8]（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文中研究说明并购重组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从过去国有企业激发活力,实现扭亏为盈和发展壮大,到当下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购重组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演进的大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规律,在历史演进的分析中重新认识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意义和作用,以更好的指导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改革实践。基于此,本论文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遵循“理论分析——历史演进——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对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研究。论文首先梳理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相关文献、理论,从而奠定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后,着重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发展的起步阶段（1984—1991）、转型阶段（1992-2002）和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剖析各个阶段的背景、特点和成效;其次,论文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实证检验和绩效评价,总结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成绩,剖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并进一步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影响因素;最后,论文借鉴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原则、目标和模式,厘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体定位和政府作用,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对策建议,尤其要加强“顶层设计”,强调“法治企业”,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和破产清算体系,以及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和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黄燕秋[9]（2020）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及驱动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经济陷入相对低迷状态的大背景下,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已难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撑点,以人工智能、新能源、数字化、科技化等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掀起新一轮竞争浪潮。当前,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抢占国家实力竞争制高点的重大战略举措,2010年10月国务院明确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2012年、2016年相继发布了“十二五”、“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各阶段的发展目标和行动指南,各省份积极响应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努力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加快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践和理论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将在系统梳理实践发展脉络和研究文献基础上,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测度以及驱动因素进行探讨。本文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意义、研究方法和难点;其次从理论上界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产业集聚概念,阐明了相应的理论基础,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第三,从统计上进一步明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统计口径和本文的具体研究对象,介绍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全貌以及分区域、分行业发展情况;第四,筛选测算方法、分别从区域和产业视角,运用区位熵和EG指数测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区域视角下,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和江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相对较高,大部分省份在某一细分产业占据优势;产业视角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达到高度集聚水平,其他细分产业尚处于初见集聚现象的阶段,各细分产业的集聚水平均趋于平稳发展;第五,识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驱动因素,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和灰色关联度分析识别区域视角下和产业视角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区域视角下,经济基础和教育水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有显着正向促进作用,而创新能力、金融支持力度和政府支持力度均有轻微抑制作用;产业视角下,产业规模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创新能力对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集聚有显着推动作用,金融支持力度和政府干预对各细分产业的集聚未见明显促进作用;文章最后提出提高创新能力、加强金融扶持、注重各类政策灵活运用等建议。
蔡玉蓉[10]（2020）在《创新要素集聚对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高度发达的制造业和先进的制造技术是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综合竞争实力的重要标志。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粗放增长、动力不强、结构不合理的特征突出。在全球制造业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创新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创新活动的基础,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已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重要力量。在深度激发创新活力的背景下,研究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是全面思考如何通过创新要素空间分布实现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优化制造业结构的新课题,同时也是加快创新体系建设,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以创新要素为切入点,在创新要素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现实背景下,基于地理空间集聚的视角,深层次、系统地从理论角度研究创新要素集聚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从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进行实证检验,这对于中国从全局角度规划创新要素的空间分布,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加快制造业结构优化,实现其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攀升并向制造业强国迈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拓展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内涵为发展方式转变、资源节约、产业质量和效率提高,凸显制造业向高端方向发展的特征。考虑到高技术产业发展是区域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且高技术产业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和低能耗的绿色产业特性,用高技术产业发展反映制造业产业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体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2）对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梳理,探究创新和产业集聚的理论渊源以及产业结构理论的演变,回顾了创新要素集聚和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主要研究方向和进展。在前述基础上,寻找相应的理论依据,从理论层面详细分析创新要素集聚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内在作用机理和作用路径。（3）基于数据可获取性,使用测度指标从资本和人力两个方面度量了创新要素集聚的现状,并分析了区域视角下和产业视角下创新要素集聚的特征事实。使用泰尔系数作为制造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代理变量,使用高技术产业产值在制造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作为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代理变量,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个方面分析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特征事实,为后续实证研究的开展奠定基础。（4）以动态面板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为研究方法,实证检验创新要素集聚影响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动态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传导路径。（5）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创新要素合理集聚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研究可能拓展的方面进行展望。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创新要素集聚能够通过溢出效应和协同效应优化要素空间配置,加速创新知识和创新技能的扩散,提升创新绩效,推动生产组织结构变更,改变产业生命周期和产业地位,直接影响产业结构;同时,能够通过共享效应影响生产部门之间的技术联系,提高产业关联程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2）创新要素集聚指数的区域差异显着,资本创新要素和人力创新要素在区域间呈―东高西低‖依次递减的分布特征。从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格局来看,资本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态势更为明显,主要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为集聚中心;人力创新要素分布相对较为分散,2011年以后集聚中心开始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逐步转移。从地区分布来看,各地区的创新要素集聚程度差异较大,两极分化明显。北京、上海和天津的资本创新要素集聚指数和人力创新要素集聚指数分别位于全国前三位;内蒙古、新疆和海南的资本创新要素集聚指数位于全国后三位,贵州、新疆和海南的人力创新要素集聚指数位于全国后三位。从行业分布来看,创新要素主要集聚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四大行业。（3）中国制造业的结构优化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产业结构优化效果明显。从制造业结构优化水平的变动趋势来看,2005-2017年中国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总体为上升趋势,高度化水平大体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其中,2005-2011年为下降阶段;从2012年开始转为上升。地区间的制造业结构优化水平差异显着,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和高度化水平在区域分布上呈现出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依次递减的分布特征。从空间格局来看,各地区的制造业结构优化水平具有显着的空间正相关性,体现了明显的高值集聚和低值集聚的空间依赖特征。（4）动态面板模型分析表明地区创新要素集聚对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创新要素集聚均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相比而言,高等院校的创新要素集聚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更大。从区域差异来看,不同区域创新要素集聚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存在显着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创新要素集聚有助于制造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升,而对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产生负向作用。中部地区的创新要素过度集聚,对制造业结构优化产生了不利影响;西部地区的创新要素集聚不利于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但对结构高度化具有明显促进作用。（5）创新要素集聚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地区创新要素集聚对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产生总的正向促进作用;各地区自身的创新要素集聚对本地区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正向促进作用显着,相邻地区创新要素集聚也会产生正向空间外部效应,有助于本地区制造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升。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要素集聚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均存在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2013年之后,地区创新要素集聚对制造业结构高度化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对结构合理化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6）创新要素集聚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提升消费需求和改善就业这三条中介渠道实现的,创新要素集聚产生的技术进步效应、社会需求效应和就业效应是正向影响得以发挥的重要作用机制。创新要素集聚通过影响知识空间溢出促进技术进步,提升生产过程的技术形态效率并优化研发创新,突破了产业原有的生产技术边界,在挤出效应下加速了制造业的动态变化,促进产业链的自我完善;同时,创新要素集聚引致社会需求发生改变,促进居民消费需求提质升级,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改变消费需求结构和消费形态,在需求收入弹性作用下直接影响制造业的结构优化;此外,创新要素集聚还通过提高产业劳动效率促使劳动力在产业间发生转移和流动,改善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和就业匹配度,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劳动力结构调整效应促使制造业的结构不断优化。
二、山东全力强化工业统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东全力强化工业统计（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
| 1.2.1 中长期电力规划模型 |
| 1.2.2 不同发电技术经济性评价 |
| 1.2.3 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 |
| 1.2.4 煤电供给侧改革与灵活性改造 |
| 1.2.5 促进系统灵活性的市场政策机制 |
| 1.3 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总体思路 |
| 1.3.2 研究目标 |
| 1.3.3 研究重点 |
| 1.3.4 研究难点 |
| 1.3.5 研究路线图 |
| 1.4 研究成果及创新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系统灵活性和中长期电力规划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引言 |
| 2.2 能源“不可能三角”理论 |
| 2.3 电力系统灵活性基本内涵 |
| 2.4 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方法 |
| 2.4.1 传统需求预测模型 |
| 2.4.2 基于计算机软件的需求预测模型 |
| 2.5 系统优化算法 |
| 2.5.1 粒子群算法 |
| 2.5.2 蚁群算法 |
| 2.5.3 遗传算法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电力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1 引言 |
| 3.2 中国电力行业主体构架发展现状分析 |
| 3.2.1 发电装机容量 |
| 3.2.2 跨省输电线路 |
| 3.2.3 全社会用电量 |
| 3.3 中国电力行业成本效率发展现状分析 |
| 3.3.1 发电技术经济性 |
| 3.3.2 线损和厂用电率 |
| 3.3.3 发电煤耗和供电煤耗 |
| 3.3.4 需求响应规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组合预测的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模型研究 |
| 4.1 引言 |
| 4.2 基于MLR-ANN的中长期全社会用电量预测模型构建 |
| 4.2.1 MLR基本原理 |
| 4.2.2 ANN基本原理 |
| 4.2.3 基于MLR-ANN的全社会用电量预测模型 |
| 4.3 全社会用电量相关影响因素分析及其数据整理 |
| 4.3.1 全社会用电量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 4.3.2 全社会用电量影响因素数据整理 |
| 4.4 基于MLR-ANN的2021-2035年全社会用电量预测 |
| 4.4.1 用电量显着影响变量提取 |
| 4.4.2 2021-2035年显着影响变量预测 |
| 4.4.3 2021-2035年全社会用电量预测 |
| 4.5 电力需求预测定性分析与结果修正 |
| 4.5.1 基于Gompertz曲线的电力经济增长规律分析与国际比较 |
| 4.5.2 不同研究机构对中国电力需求预测结果对比 |
| 4.5.3 中国电力需求预测结果校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系统成本的电力资源技术经济分析与增长潜力研究 |
| 5.1 引言 |
| 5.2 基于系统LCOE和双因素学习曲线的电力资源技术经济分析 |
| 5.2.1 LCOE模型基本原理 |
| 5.2.2 系统LCOE技术经济分析模型构建 |
| 5.2.3 基于双因素学习曲线的电力资源成本下降趋势模型构建 |
| 5.2.4 2021-2035年不同电力资源竞争力分析 |
| 5.3 电力资源增长潜力分析 |
| 5.3.1 各类电力资源禀赋分布及新增电源布局 |
| 5.3.2 各类电力资源增长潜力分析 |
| 5.3.3 区域电力流向及传输规模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供需两侧资源协同优化的中长期电力规划模型研究 |
| 6.1 引言 |
| 6.2 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模型构建 |
| 6.2.1 电力规划模型基本原理及衍生 |
| 6.2.2 供需两侧资源协同优化的电力规划模型基本特征 |
| 6.2.3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新形态特性分析 |
| 6.2.4 模型目标函数 |
| 6.2.5 模型约束条件 |
| 6.3 全国层面电力规划方案对比分析 |
| 6.3.1 情景设定 |
| 6.3.2 参数设定 |
| 6.3.3 电力规划方案对比分析 |
| 6.4 区域电力规划方案对比分析 |
| 6.4.1 电力资源现状分析 |
| 6.4.2 基于系统LCOE的各类发电资源技术经济分析 |
| 6.4.3 参数设定 |
| 6.4.4 电力规划方案对比分析 |
| 6.5 电力规划方案运行模拟 |
| 6.5.1 运行模拟与系统灵活性定量评估方法 |
| 6.5.2 典型场景下区域电网运行模拟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引言 |
| 7.2 政策建议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产业生态与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文献综述 |
| 2.1 产业演进研究 |
| 2.1.1 产业演进的内涵 |
| 2.1.2 产业演进的影响因素 |
| 2.1.3 产业演进的路径选择 |
| 2.2 产业生态与产品空间研究 |
| 2.2.1 产业生态的研究进展 |
| 2.2.2 产品空间理论研究进展 |
| 2.3 资源型区域产业锁定与转型升级研究 |
| 2.3.1 资源型区域产业锁定及其成因 |
| 2.3.2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与措施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产业生态视角下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理论框架 |
| 3.1 从生态系统到产业生态系统 |
| 3.1.1 生态系统的构成 |
| 3.1.2 生态平衡及生态系统演替模型 |
| 3.1.3 产业生态系统的构成 |
| 3.1.4 产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演进模型 |
| 3.1.5 本文后续所使用的主要概念与模型 |
| 3.2 产业生态恶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抑制模型 |
| 3.2.1 基本假定 |
| 3.2.2 资源丰裕、资源繁荣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恶化 |
| 3.2.3 产业生态恶化、低端锁定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结构逆向演进 |
| 3.3 产业生态改良与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随机、促进模型 |
| 3.3.1 资源管制、资源依赖弱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中性演进:随机模型 |
| 3.3.2 政策引导、资源收益转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改良:促进模型 1 |
| 3.3.3 产业生态改良、内生驱动与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模型 2 |
| 3.4 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数理解析 |
| 3.4.1 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分析 |
| 3.4.2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分析 |
| 3.5 三次产业演进与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拓展分析 |
| 3.5.1 三次产业演进、经济发展阶段与工业部门产业演进关系 |
| 3.5.2 资源依赖与三次产业演进的关系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实证分析 |
| 4.1 省级层面中国资源型区域的划分依据 |
| 4.2 中国资源型省份产业演进的测度与特征:基于产品空间理论 |
| 4.2.1 基于产品空间理论的测度概念与方法 |
| 4.2.2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构建方法 |
| 4.2.3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的总体特征 |
| 4.3 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升级能力评价 |
| 4.3.1 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与产业空间网络特征 |
| 4.3.2 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特征 |
| 4.3.3 生产能力禀赋与产业密度特征 |
| 4.4 资源依赖对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4.1 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
| 4.4.2 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 4.4.3 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产业生态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计量检验 |
| 5.1 产业基础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基于三维数据 |
| 5.1.1 三维数据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 5.1.2 三维数据模型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 5.1.3 三维数据模型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 5.2 产业生态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研究 |
| 5.2.1 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
| 5.2.2 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 5.2.3 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 5.3 资源依赖抑制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中介机制检验 |
| 5.3.1 中介效应模型设定与样本选取 |
| 5.3.2 资源依赖“诅咒”经济发展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3.3 资源依赖影响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3.4 资源依赖影响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4 拓展检验:替代原有被解释变量 |
| 5.4.1 资源依赖与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实证检验 |
| 5.4.2 产业生态对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4.3 资源依赖对产业生态的影响:机制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演进的典型案例研究:以山西长治为例 |
| 6.1 长治产业演进的总体特征与产业空间网络格局 |
| 6.1.1 长治经济发展与产业演进的总体特征 |
| 6.1.2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中的长治格局 |
| 6.2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探索与转型方向 |
| 6.2.1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依赖 |
| 6.2.2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创造 |
| 6.2.3 长治产业退出导致路径中断 |
| 6.2.4 长治产业转型升级的未来方向 |
| 6.3 长治产业生态改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阐释 |
| 6.3.1 煤炭产业管制促进主导地位缓降与产业素质提升 |
| 6.3.2 产业生态改良为长治制造业、新兴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
| 6.3.3 制造业、新兴产业助力长治产业演进向随机、促进模型转变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优化生态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建议 |
| 7.1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
| 7.1.1 资源型区域路径依赖式产业升级 |
| 7.1.2 资源型区域路径突破式产业升级 |
| 7.2 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优化的政策建议 |
| 7.2.1 以产业关联推动资源型区域产业群落化发展 |
| 7.2.2 促进资源型区域生产要素禀赋升级 |
| 7.2.3 提升资源型区域产业服务能力 |
| 7.2.4 完善资源型区域产业基础设施保障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 附表 1“省份—行业—年份”三维数据Probit回归结果 |
| 附表 2 1999-2019 年长治市主要工业品产量 |
| 附图 1 2013 年中国正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 |
| 附图 2 2013 年中国负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 |
（4）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绿色GDP定义和核算思路 |
| 2.1.1 定义 |
| 2.1.2 货币化核算思路 |
| 2.1.3 非货币化核算思路 |
| 2.1.4 各国核算研究与实践 |
| 2.2 资源耗减核算研究 |
| 2.2.1 资源耗减实物量和指数核算 |
| 2.2.2 资源耗减估价 |
| 2.3 环境降级核算研究 |
| 2.3.1 环境污染实物量和指数核算 |
| 2.3.2 环境降级估价 |
| 2.3.3 环境改善核算 |
| 2.4 环境保护支出核算研究 |
| 2.5 文献评述 |
| 2.5.1 核算理论评述 |
| 2.5.2 核算方法评述 |
| 2.5.3 核算数据评述 |
| 第3章 理论基础 |
| 3.1 国民经济核算理论 |
| 3.2 SEEA核算体系 |
| 3.3 弱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4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3.5 外部性理论 |
| 3.6 边际成本理论 |
| 3.7 小结 |
| 第4章 研究理论框架与方法重构 |
| 4.1 绿色GDP定义和相关界定 |
| 4.1.1 绿色GDP定义和公式 |
| 4.1.2 绿色GDP核算原则和时空界定 |
| 4.2 绿色GDP核算框架重构 |
| 4.2.1 SNA和 SEEA局限性 |
| 4.2.2 拓展生产范围 |
| 4.2.3 虚拟资源环境部门 |
| 4.2.4 纳入环境改善因素 |
| 4.2.5 引入负价值概念 |
| 4.2.6 重构投入和产出关系 |
| 4.2.7 改进的绿色GDP核算框架 |
| 4.3 绿色GDP核算指标体系构建 |
| 4.3.1 资源耗减投入 |
| 4.3.2 公共环保投入 |
| 4.3.3 包含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负产出 |
| 4.3.4 GDP和各科目的逻辑自洽性 |
| 4.3.5 绿色GDP核算指标体系 |
| 4.4 绿色GDP物量核算方法重构 |
| 4.4.1 指数在绿色GDP核算中的适用性 |
| 4.4.2 资源耗减指数构建 |
| 4.4.3 环境改善因子构建 |
| 4.4.4 体现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指数构建 |
| 4.5 绿色GDP价值量核算方法重构 |
| 4.5.1 构建估价机制 |
| 4.5.2 引入距离函数 |
| 4.5.3 采用线性规划方法 |
| 4.5.4 求解影子价格 |
| 4.6 小结 |
| 第5章 山西省资源和环境物量指数构建 |
| 5.1 研究地区概况与数据 |
| 5.1.1 山西省资源和环境概况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数据代表性、匹配性和全面性 |
| 5.2 资源耗减指数构建 |
| 5.2.1 资源耗减核算对象和范围 |
| 5.2.2 资源耗减指数计算公式 |
| 5.2.3 基于生态足迹的资源耗减指数 |
| 5.3 环境污染指数构建 |
| 5.3.1 环境污染核算对象和范围 |
| 5.3.2 环境污染指数计算公式 |
| 5.3.3 环境改善因子构建 |
| 5.3.4 环境污染指数权重计算 |
| 5.3.5 包含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指数 |
| 5.4 小结 |
| 第6章 山西省资源和环境物量指数估价 |
| 6.1 资源耗减指数影子价格测度 |
| 6.1.1 生产可能性集和能源距离函数 |
| 6.1.2 指标选择、创新和描述性分析 |
| 6.1.3 模型设定和影子价格公式推导 |
| 6.1.4 影子价格求解 |
| 6.2 环境污染指数影子价格测度 |
| 6.2.1 环境生产技术和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 |
| 6.2.2 指标、方向向量选择和描述性分析 |
| 6.2.3 模型设定和影子价格公式推导 |
| 6.2.4 影子价格求解 |
| 6.3 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指数影子价格调整 |
| 6.3.1 基于非效率因素调整的原理和方法概述 |
| 6.3.2 基于价格指数和增加值率调整的方法概述 |
| 6.3.3 经调整的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指数实际价格 |
| 6.4 小结 |
| 第7章 山西省绿色GDP核算与分析 |
| 7.1 绿色GDP各调整项目核算与分析 |
| 7.1.1 资源耗减投入核算与分析 |
| 7.1.2 公共环保投入核算与分析 |
| 7.1.3 环境污染负产出核算与分析 |
| 7.1.4 调整项目合计与分析 |
| 7.2 绿色GDP总量核算与分析 |
| 7.2.1 山西省绿色GDP总量核算与分析 |
| 7.2.2 山西省各市绿色GDP总量核算与分析 |
| 7.3 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展望 |
| 8.1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1 研究结论 |
| 8.1.2 政策建议 |
| 8.2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8.2.1 研究不足 |
| 8.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2004 -2017年山西省各市造林面积 |
| 附录2 2004 -2017年山西省各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5）基于经济福利视角的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及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章节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章节安排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 2.1 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1 产业竞争力的概念与内涵 |
| 2.1.2 产业竞争力研究的渊源和理论解释 |
| 2.1.3 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础 |
| 2.2 经济福利视角与制造业产业竞争力 |
| 2.3 经济福利视角下制造业产业发展现状综述 |
| 2.3.1 制造业在经济福利中的表现 |
| 2.3.2 制造业创造的经济福利综述 |
| 2.3.3 主要工业化国家制造业产业策略综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水平反映机理模型的构建与假设 |
| 3.1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反映机理模型的理论背景 |
| 3.2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反映机理模型 |
| 3.3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反映机理的研究假设 |
| 3.3.1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与产业实力要素 |
| 3.3.2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与产业潜力要素 |
| 3.3.3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与产业环境要素 |
| 3.4 反映机理模型与波特钻石模型的一致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和假设验证 |
| 4.1 指标体系建构和验证的理论基础 |
| 4.1.1 信度、效度理论及变量测量 |
| 4.1.2 调查问卷的可靠性 |
| 4.2 变量定义及初级量表的建立 |
| 4.3 效度检查和量表净化 |
| 4.3.1 测量指标的整理和检查 |
| 4.3.2 维度指标的整理和检查 |
| 4.3.3 问项净化和信度检验 |
| 4.4 变量检验与构建效度 |
| 4.5 因子分析与指标体系的假设验证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复杂面板数据的模型构建及测量 |
| 5.1 评价模型的理论基础 |
| 5.2 产业数据统计口径的可比性 |
| 5.3 评价指标数据的收集和获取 |
| 5.3.1 逻辑指标向测量指标的转换 |
| 5.3.2 测量指标的数据来源 |
| 5.4 判断矩阵与权向量的计算 |
| 5.5 综合评价的计算过程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指标体系的制造业竞争力测量及政策意义 |
| 6.1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指数总体情况 |
| 6.2 基于维度指标的中国产业竞争力分析 |
| 6.2.1 产业规模维度 |
| 6.2.2 质量效益维度 |
| 6.2.3 产业结构维度 |
| 6.2.4 产业可持续发展维度 |
| 6.3 政策建议 |
| 6.3.1 基于综合指数分析的政策建议 |
| 6.3.2 基于四个维度指标的政策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6）民国时期的童工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的来源与研究的目的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1.学术价值 |
| 2.现实价值 |
| 二、研究综述 |
| 1.近代童工问题研究 |
| (1)近代童工问题研究现状 |
| (2)关于近代童工问题研究反思 |
| 2.中国近代劳动力市场研究 |
| (1)近代劳动力市场研究现状 |
| (2)关于近代劳动力市场研究的反思 |
| 三、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劳动力市场分割背景下的童工 |
| 一、民国劳动力流动与地域隔离状况 |
|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情况与童工地位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的童工雇佣 |
| 一、童工工资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
| 二、童工供给函数的实证研究 |
| (一)工资率与童工雇佣 |
| (二)出口、关税与童工雇佣 |
| (三)资本存量与童工雇佣 |
| (四)劳动基金与童工雇佣 |
| 三、童工雇佣普遍存在的原因分析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的童工保护 |
| 一、国际力量推动童工保护 |
| 二、国内民间力量推动童工保护 |
| 三、政府力量推动童工保护 |
| 第四章 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本与童工问题 |
| 一、儿童救济与人力资本投资 |
| 二、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 |
| 三、教育与童工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史料类 |
| (一)民国报刊、杂志 |
| (二)史料汇编 |
| 二、专着 |
| 三、期刊 |
| 致谢 |
（7）生产能力禀赋对中国区域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产业升级研究 |
| 1.2.2 产品空间研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1.5 论文的基本框架 |
| 第2章 产品空间与区域产业升级:理论分析 |
| 2.1 产品空间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 2.1.1 产品空间理论概述 |
| 2.1.2 产品比较优势与产业升级 |
| 2.1.3 产品密度与生产能力禀赋 |
| 2.1.4 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 |
| 2.2 生产能力禀赋与区域产业升级路径的理论阐释 |
| 2.2.1 区域产业升级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的机理阐释 |
| 2.2.2 区域产业渐进式与跨越式演化升级的路径选择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产品空间的区域特征分析 |
| 3.1 中国产品空间网络结构的总体与区域特征 |
| 3.1.1 产品空间的构建方法 |
| 3.1.2 中国产品空间网络结构的总体特征 |
| 3.1.3 中国产品空间网络结构的区域特征 |
| 3.2 中国产品比较优势与生产能力禀赋的区域特征 |
| 3.2.1 中国省级层面产品比较优势分析 |
| 3.2.2 中国省级层面生产能力禀赋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生产能力禀赋对中国区域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中国区域产业升级的路径依赖检验:基于三维面板数据 |
| 4.1.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 4.1.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2 中国区域产业升级的路径突破检验:基于二维面板数据 |
| 4.2.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 4.2.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区域产业升级的对策建议 |
| 5.1 中国区域产业升级的方向 |
| 5.1.1 遵循邻近性原则发展优势产业的关联产业 |
| 5.1.2 以“核心区”先进制造业为升级重点突破方向 |
| 5.2 完善产业进入退出机制,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
| 5.2.1 完善市场机制下的产业进入退出机制 |
| 5.2.2 汇集要素打造中国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
| 5.3 中国区域产业升级的差异化路径 |
| 5.3.1 东部地区:以开放创新引领产业跨越式升级 |
| 5.3.2 中部地区: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业渐进式升级 |
| 5.3.3 西部地区:以政府为主导摆脱产业低端锁定 |
| 5.3.4 东北地区:夯实工农业发展优势,培育形成新产业增长点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8）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范畴界定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基本概述 |
| 一、研究范畴界定 |
| 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动因分析 |
| 三、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类型 |
| 第二节 企业并购重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资本流动与资本集中理论 |
| 二、现代西方企业重组理论 |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起步阶段(1984-1991) |
| 第一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现实背景——国有企业普遍亏损 |
| 二、理论背景——对“两权分离”的认识突破 |
| 第二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企业兼并的目标转向自觉优化经济结构 |
| 二、交易的自发性与政府干预并存 |
| 三、兼并方式以承担债务式和出资购买式为主 |
| 四、局部产权交易市场开始兴起 |
| 第三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地方探索 |
| 一、成都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二、武汉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三、保定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转型阶段(1992-2002) |
| 第一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经济制度环境的变迁 |
| 二、企业重组受到政府高度重视 |
| 三、各类市场体系的建立 |
| 四、国企脱困和国企改革任务 |
| 第二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产权市场普遍兴起 |
| 二、企业并购的规模逐步扩大 |
| 三、政府积极参与引导 |
| 四、上市公司并购成为热点 |
| 五、部分中国企业开始参与跨国并购 |
| 六、外商并购国有企业成为新景观 |
| 第三节 转型阶段的并购重组成效 |
| 一、国企成功脱困 |
| 二、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 三、利用国内国外资本市场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 |
| 第一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 |
| 二、鼓励混合所有制发展 |
| 三、法律法规逐步健全 |
| 第二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战略并购成为企业并购的重点 |
| 二、国企大型跨国企业的出现 |
| 三、以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为主 |
| 第三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取得的成效 |
| 一、国企各项经济指标增长迅速 |
| 二、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
| 三、国有企业治理规范化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制度演进:绩效、问题与成因 |
| 第一节 国企并购重组取得的辉煌成绩 |
| 一、优化了产业布局,提升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
| 二、提高了资产证券化率,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
| 三、盘活了国有资产,提升了国有企业经营绩效 |
| 第二节 国企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 |
| 一、并购重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
| 二、并购支付方式和融资渠道单一 |
| 三、盲目规模扩张与多元化转型并存 |
| 四、标的公司资产质量差导致并购效率低下 |
| 五、并购双方缺乏深层次整合 |
| 六、海外并购重组困难重重 |
| 第三节 国企并购重组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
| 一、企业并购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
| 二、政府“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 |
| 三、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尚不发达 |
| 四、企业自身条件缺乏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国有企业并购下政府与国企高管的行为动机分析 |
| 二、国企高管行为影响并购绩效的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一、变量选择 |
| 二、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数据描述性分析 |
| 一、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
| 二、变量趋势分析 |
| 第四节 计量模型设定 |
| 一、实证基本模型设定 |
| 二、面板数据模型 |
| 第五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面板数据模型形式检验 |
| 二、计量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第七章 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一、美国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二节 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日本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三节 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及教训 |
| 一、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教训 |
| 第八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目标与模式 |
| 第一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时代特征 |
| 一、通过调整结构来优化供给侧的重组方式 |
| 二、在重组中解决亏损企业与多余的产能 |
| 三、并购重组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进行 |
| 第二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 |
| 一、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激发国有企业竞争力 |
| 二、在国企并购重组中推进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三、在国企并购重组中促进产能的优化配置 |
| 第三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目标导向 |
| 一、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
| 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 |
| 三、服务“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 |
| 第四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模式 |
| 一、横向重组模式 |
| 二、纵向重组模式 |
| 三、混合重组模式 |
| 四、策略联盟重组模式 |
| 第九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主体定位与政府作用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主体分析 |
|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不宜作为国企并购重组的主体 |
| 二、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凸显优势 |
| 三、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 |
| 第二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作用 |
| 一、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正面效应 |
| 二、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负面效应 |
| 第三节 政府在国企并购重组中的角色定位 |
| 一、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政策引导者 |
| 二、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宏观调控者 |
| 三、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信息中介者 |
| 四、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服务者 |
| 五、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具体监督者 |
| 第四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制度创新 |
| 一、保持国有资产管理权的独立性 |
| 二、完善法律制度 |
| 三、营造公平竞争的并购重组环境 |
| 四、制定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战略规划和指导政策 |
| 第十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指导思想 |
| 一、深化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顶层设计 |
| 二、强化并购重组的理念共识 |
| 三、明确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指导思想与基本要求 |
| 第二节 强调“法治企业”,突出国企总法律顾问作用 |
| 一、全面打造法治企业 |
| 二、深化国有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
| 第三节 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及破产清算体系 |
| 一、建立健全产权保护体系 |
| 二、构建破产清算体系 |
| 第四节 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 |
| 一、加快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
| 二、完善资本市场退市制度 |
| 三、健全资本市场推动并购重组的作用机制 |
| 第五节 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
| 一、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发挥社会托底作用 |
| 二、加大失业救助力度,维护社会稳定 |
| 三、完善再就业服务保障机制,促进再就业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及驱动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本文创新点与难点 |
| 1.6.1 创新点 |
| 1.6.2 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与涵义诠释 |
| 2.1.2 产业集聚的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外部性理论 |
| 2.2.2 区位理论 |
| 2.2.3 新竞争优势理论 |
| 2.2.4 新空间经济地理学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研究综述 |
| 2.3.2 产业集聚水平测度相关研究 |
| 2.3.3 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2.3.4 文献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 |
| 3.1 战略性新兴产业范围及统计口径说明 |
| 3.2 基于区域视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2.1 产业规模 |
| 3.2.2 景气指数 |
| 3.2.3 盈利能力 |
| 3.2.4 地区优势产业 |
| 3.3 基于产业视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3.1 产业规模 |
| 3.3.2 科研能力 |
| 3.3.3 盈利能力 |
| 3.3.4 产业政策 |
| 3.3.5 国际地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测度 |
| 4.1 产业集聚水平测度方法及指标选择 |
| 4.2 基于区域视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分析 |
| 4.3 基于产业视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驱动因素及识别 |
| 5.1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驱动因素 |
| 5.2 数据来源 |
| 5.3 基于区域视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驱动因素识别 |
| 5.3.1 变量选取 |
| 5.3.2 模型设置及结果 |
| 5.3.3 识别结果分析 |
| 5.4 基于产业视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驱动因素识别 |
| 5.4.1 灰色关联分析法介绍 |
| 5.4.2 变量选取及灰色关联度结果 |
| 5.4.3 识别结果分析 |
| 5.5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驱动因素识别结果评价 |
| 5.6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10）创新要素集聚对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创新要素 |
| 1.2.2 创新要素集聚 |
| 1.2.3 制造业结构优化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 |
| 1.5 本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
| 2.1.2 产业集聚理论 |
| 2.1.3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2.1.4 产业结构变动理论 |
| 2.1.5 经济增长理论 |
| 2.1.6 技术创新空间扩散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创新要素集聚的研究 |
| 2.2.2 关于制造业结构优化的研究 |
| 2.2.3 关于创新要素集聚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 |
| 2.2.4 文献简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创新要素集聚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分析 |
| 3.1 创新要素集聚的内涵和机理 |
| 3.2 创新要素集聚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 |
| 3.2.1 创新要素集聚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机理 |
| 3.2.2 创新要素集聚对制造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机理 |
| 3.3 创新要素集聚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传导路径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创新要素集聚和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测度与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创新要素集聚的测度与特征事实 |
| 4.1.1 创新要素的测度概述 |
| 4.1.2 创新要素集聚的测度及指标选取 |
| 4.1.3 创新要素集聚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测度与特征事实 |
| 4.2.1 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测度概述 |
| 4.2.2 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测度与特征事实 |
| 4.2.3 制造业结构高度化的测度与特征事实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创新要素集聚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动态面板分析 |
| 5.1 动态面板模型设定 |
| 5.2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全国层面的制造业结构优化效应 |
| 5.3.2 不同创新主体的制造业结构优化效应 |
| 5.3.3 不同地区的制造业结构优化效应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创新要素集聚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溢出效应 |
| 6.1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1.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1.2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6.1.3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 |
| 6.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6.3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分析 |
| 6.3.2 全国层面的回归估计结果分析 |
| 6.3.3 分创新主体的回归估计结果分析 |
| 6.3.4 分时间的回归估计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创新要素集聚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传导机制 |
| 7.1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7.1.1 中介效应模型及检验 |
| 7.1.2 基于中介效应的计量模型构建 |
| 7.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7.3 中介效应模型计量结果与分析 |
| 7.3.1 基础回归结果 |
| 7.3.2 模型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山东全力强化工业统计（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研究[D]. 张文华.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1(01)
- [3]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D]. 边云涛.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4]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重构[D]. 童超. 山西财经大学, 2020(04)
- [5]基于经济福利视角的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D]. 王迪.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4)
- [6]民国时期的童工问题研究[D]. 李盛根.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7)
- [7]生产能力禀赋对中国区域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D]. 王娜. 山西财经大学, 2020(04)
- [8]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D]. 董少明.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9]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及驱动因素研究[D]. 黄燕秋.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10]创新要素集聚对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D]. 蔡玉蓉. 兰州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