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调整、增补中国制笔协会副理事长的决定（论文文献综述）
朱厢炜[1]（2020）在《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文中提出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分别是我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代表性建筑作品,两座建筑的设计全过程所反映的内涵有着跨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本文通过大量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呈现了两座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并从多个角度评析了这两座建筑的时代性意义和当代启示。论文共由七章组成,章节之间呈现顺序递进的关系。第一章绪论,表明了本研究的课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展现了本文的基本逻辑与框架。第二章,对我国1949年至1989年的建筑创作环境进行了概述,介绍了与两座建筑直接相关的自贡恐龙文化和彩灯文化。第三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展开建筑设计之前,包括前期策划等在内的诸多事件。第四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从建筑设计竞赛到建成的整个过程。第五章,呈现了自前期策划到建成后包括专业机构等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两座建筑的评价。第六章,从建筑策划、建筑后评估、建筑设计竞赛、建筑设计、建筑伦理、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维度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评析,揭示了其在这几个维度的意义和对当下建筑业的启示。第七章结论,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审视了此次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全文共约22万字,图片123幅,表格36个
徐筱园[2]（2020）在《2003-2018年Tiankong合唱团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合唱自20世纪初以来,一百多年的漫漫发展之路,经历了借鉴西方合唱体裁的萌芽期,中国合唱艺术性与时代性结合的过渡期,和现代合唱思维注入的民族化探索期。到21世纪初,随着中国文化的跨世纪转变,中国合唱艺术进入新的转型期,并走上了多元化发展道路,逐渐形成欧洲、歌剧与俄罗斯等多种合唱形态的西方合唱范式,中国民歌、中国艺术合唱形态的中国合唱范式,和流行、群众合唱形态的现代合唱范式。在中国合唱艺术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尤其突显在作品和演唱两个层面的创新,如2000年内蒙古青年合唱团在第一届世界合唱奥林匹克比赛中演唱蒙古族作品,2008年“青歌赛”贵州侗族合唱队用原生态唱腔演唱中国多声部民歌,以及引人注目的Tiankong合唱团在“青歌赛”中崭露头角,纯美之声让人耳目一新。中国合唱大师杨鸿年评价:“‘Tiankong’的名字就意味着新的声音,新的中国合唱风格。”从一定程度上讲,2003-2018年Tiankong合唱团十五年,影响并引导了新世纪中国女声合唱的发展,“Tiankong”在演唱风格、表演思维、作品选择、合唱服饰等方面,得到中国合唱界的广泛重视与认可,甚至成为一种“标识”,被“追捧”、“模仿”,掀起一次次“Tiankong”潮流。特别是Tiankong合唱团从受邀ACDA（美国合唱指挥家协会）年会展演、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专场音乐会以及两度受邀国家大剧院品牌项目“八月合唱节”等,达到一个个中国女声合唱的峰巅。“Tiankong合唱团犹如天籁般的声音及其音乐带给人们无限的美感都是难以忘怀的,她作为女声合唱团已经成为我国合唱的一面旗帜,堪称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合唱团之一”（原中国合唱协会理事长田玉斌语）。因此,作为中国女声合唱“旗帜”的Tiankong合唱团是值得深思与研究的。本论文是以被誉为“中国女声最高水平”的Tiankong合唱团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资料、图片影像与口述记录的研究方法,由四个章节梳理2003-2018年历史价值。第一章阐述Tiankong合唱团的孕育与初建,并初创“Tiankong风格”;第二章解读Tiankong合唱团的成长与跨越,凝固“Tiankong风格”,向“多思维”拓展、“国际化”发展;第三章阐释开创“新Tiankong”时代”,并走上了探索中国合唱的民族自信之路;第四章总结Tiankong合唱团的建设、艺术与本质,坚守中国合唱艺术民族文化高地。
段传龙[3]（2019）在《作为共治主体的行业协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主体力量,是完善与保障我国社会领域建设的重要组织基础,因此提升我国社会组织的治理水平与能力将成为构建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突破口。但社会组织的类型纷繁复杂,各类组织的功能、性质与地位存在差异,对其很难在统一、概括的普遍性层面上开展细致性与深入性的研究。为了突出研究重点,本文选择行业协会这一社会组织的典型代表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对其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法治困境予以全面阐述,并尝试给出相应的制度解决对策。从整体来看,目前我国行业协会治理的制度环境仍然不够完善,行业协会治理的立法、执法与司法的实践监管水平仍待提高。行业协会在治理实践的过程当中不仅要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其同时也享有制定行业自治规范、开展行业管理以及惩治行业违法行为等多项公共管理权力,因而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角色切换当中也随之产生了权力的不规范与权利的无保障等多种法律问题。当下我国针对行业协会的研究仍较多局限于政治学、历史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等领域,缺乏从法学尤其是行政法学的研究视角对其在成立、运行以及注销等各个实践治理环节所面临的法治困境进行一次全面地实证分析与总结,从而梳理出当下我国行业治理中所存在的真实法治问题。因此本文从规范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公法视角出发,以行业协会作为贯穿全文的研究对象,立足于考察和分析其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并在充分总结国内外行业协会治理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尝试提出行业治理制度改革的本土性回答,以期从法学层面为打造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做出应有的学术贡献。本文共计五章内容。第一章探讨了我国行业协会的法律性质、地位与职能。第一节从历史发展与演进的视角,对清末社会团体的产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行业协会的变迁两大方面进行了概括性的回顾,简要分析和总结了我国行业协会的独特发展历史及其功能定位,为后文展开奠定基础。第二节归纳了我国行业协会的独特法律性质,指出其“公”“私”兼具的法律属性。从“私”属性来讲,行业协会作为被治理的民事主体,是指具备法人条件,基于会员共同意愿,为公益目的或会员共同利益而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而从“公”属性来讲,行业协会行使或参与行使着越来越多原本由行政机关享有的“公共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并且此类权力与通常意义上的行政职权难以做出区分,其在行使上述法定管理权限之时明显具有“公”属性。第三节指出我国行业协会具有“准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而“准行政主体”的定位主要是指行业协会在社会治理的实践过程中既有作为“公”权力主体的行业治理者的一面,又有作为“私”权利主体的被治理者的一面,其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主体。第四节在对行业协会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章程以及北京、上海、南京等多个地区的行业协会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归纳出我国行业协会在实践中主要履行自律、服务、协调以及代表四大基本职能,并对其具体职能的运行状况作了详尽论述。第二章详尽梳理了我国行业协会作为被治理者在权利保障层面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第一节从立法层面切入,详尽分析了行业协会治理所涉及的包括基本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各地方行业协会专门立法等在内的现有法规政策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第二节从党的领导和政府执法的层面切入,以实践中行业协会的党建工作与行业主管部门的执法个案为考察对象,全面分析了我国行业协会的实践监管不足。第三节则从司法层面切入,以近十年行业协会同主管部门之间发生的行政诉讼判例为考察文本,详尽归纳了两主体之间诉讼纠纷的主要争议内容及相关规范困境。通过上述三个层面的详尽论述,本文力图全面呈现我国行业协会作为被治理者在外部治理领域的整体制度环境。第三章探讨了行业协会作为治理者在权力规范层面所存在的内部治理困境。延续第二章节的探讨思路,第一节同样先从“法规则”层面切入,归纳出包括行业专门立法、行业规章以及行业内部管理规则等内部治理依据中所存在的规则缺陷。而在第二、第三、第四节中,本文分别对行业内部治理中的主体、组织、行为、程序以及资产管理共五大方面存在的治理困境进行了详尽阐述,具体指出了行业协会存在内部机构设置不足、行业共谋行为、限制会员自由、破坏公平交易、限制中小型会员企业经营、监督程序缺失以及财政税收制度不健全等多个方面的治理实践困境。第五节则同样从司法层面切入,以近十年我国行业协会同其会员或利害关系人之间所发生的诉讼纠纷案例为文本材料,梳理归纳了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纠纷中的实践争议内容及其存在的多种救济困境。第四章总结与反思了中外社会治理中的制度经验,以期对当下我国行业协会治理改革提供理论与经验支撑。第一节以我国古代的“公”“私”概念为载体,对春秋战国、宋、明以及清末民初等各个时期的公理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第二节则对民国时期社会部颁行的《社会法规汇编》三辑进行了全面梳理,归纳了民国初期、广州国民革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有关公民结社的立法和管理规定,并具体梳理了民国社会团体的法规范规定、民间组织的外部监管以及民间组织内部治理的制度规范三大问题。第三节总结了美国与欧洲在社会治理中所采用的第三部门理论,具体阐述了两地在第三部门理论领域的特征与差异,并对两地的第三部门理论在我国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展开了相关反思,进而提出美国式的国家与社会平行、对立、冲突的组织机构设置与治理模式并不适宜我国本土治理,而欧洲模式则具有可借鉴之处。第四节讨论了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历史治理经验与改革创新实践,总结了我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模式、逻辑和经验,并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社会管理体制领域所作出的多项制度改革尝试与创新成果。第五章在对我国行业协会治理进行问题归纳与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行业协会治理的制度改革与发展路径。第一节论述了新时代我国国家公权与社会自治权的再定位问题。实践中,行业协会不论作为治理者还是被治理者,其前提都是自治权力（利）能被充分保障。此节再次回顾了我国国家公权强大而社会自治权缺失的历史背景,并对我国社会自治权的性质、来源、功能及其同国家公权的关系结构进行了再认知与再划分。第二节提出了我国行业协会内外治理的整体完善路径,具体从转变行业协会治理理念、健全行业协会专门立法、强化行业协会党组织建设、规范行业主管部门管理行为、优化行业内部人事管理以及完善行业协会资产管理共六大方面提出了多项具体建议。第三节从整体上梳理了行业协会、政府以及法院等多个行业治理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清晰呈现了上述主体在权力责任、权利义务之间协调、冲突与对立的不同面貌。第四节提出了我国行业协会治理的完善要准确规范和限缩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能权限,具体可从统一行业协会登记的审核依据和标准、改革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方式与重心、下放行业自治领域的管理职权、优化行业协会管理的程序规则以及全面构建行业主管部门的责任制度共五大方面具体着手。第五节重新界定了我国行业自治的权力内容与责任边界,具体提出了落实行业自治的审核许可权、完善行业规则与标准的制定权、推动行业维权职责的积极履行以及全面推进行业领域信息公开义务共四大方面的建议对策。第六节提出了要健全行业争议纠纷的救济规则体系,并具体从理清行业协会管理权力的法律性质、健全行业纠纷的内部救济机制以及完善行业协会纠纷的外部救济机制共三大方面提出了多项建议。
惠荣[4]（2017）在《央视《对话》栏目的“对话”研究 ——以2011-2015年的节目为研究对象》文中指出央视《对话》栏目作为一档精英类电视财经谈话节目在中国的电视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自开播以来,它始终秉持高端的精英文化理念,致力于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着冷静的思考和声音,并在国家社会、经济乃至政治领域内引发具有建设性的“公共对话”,激发国人参与公共话语的热情。作为一档具有示范性意义的栏目,《对话》栏目的“对话”本身具有较高的价值。通过对《对话》栏目2011-2015年间的246期节目文本分析发现,其对话者整体呈现出不对称性及层级化的特征,高端化的嘉宾主体是对话的中心而观众就相对变为对话的旁观者,对话者的主体性依然需要重视。其对话空间处于不断的探索当中,物理空间状态随着距离的缩小逐步变得平等,意义流动空间呈现出模式化的特征,这种空间状态下的对话深刻影响着对话者的心理状态以及对话意义的拓展。《对话》的内容始终是核心,对话空间和对话者都是为内容而服务。高端化是栏目内容的主要特征,而在与国家社会进行对话时,批判性对话交流的缺乏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当然这样的对话离不开“反对话”因素的影响。尽管《对话》在真正对话方面仍然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它对整个电视文化协调发展的指导性意义却依然不能忽视。因为在“对话”这个层面上,《对话》栏目本身在电视文化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文献分析以及文本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对话理论为指导对《对话》栏目的“对话”进行分析与解读,并对其存在的“反对话”因素进行了挖掘,从而提出对电视文化发展的一些借鉴性观点。
许跃群[5]（2015）在《Z文具公司税收筹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税收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完善,税收筹划越来越受到纳税人和研究者的重视。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宏观经济不景气,企业如何合理避税,节约成本是一项十分迫切且重要的任务。对于公司经营来说,进行税务自查,设计一个合法、合理的税务筹划方案是必要的工作。获得最大的盈利是企业存在的最大目的,所以企业经营者的使命是企业的收益最大化。依靠现存的税收法律制度进行税收筹划,为Z文具公司节约纳税开支提供合法的渠道,减少企业税收违法的可能性,避免罚款造成的巨额损失。企业根据各项税收优惠进行投资决策、产品结构调整,有利于降低税务成本,促进Z文具公司利润的增长。Z文具公司在企业经营管理上较为成熟,通过税收筹划提高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尤其是财务和会计的管理水平。本文力图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和税务文献资料,通过七个章节的合理阐述,为Z文具公司税务筹划工作提供可行性的建议。第一章为绪论,主要描述了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相关文献的综述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思路;第二章主要阐述了税收筹划基本理论;第三章主要分析了中国文具行业的税收筹划的现状,第四章主要分析了Z文具公司的基本情况以及税收筹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五章提出了Z文具公司主要税种筹划办法;第六章阐述了为保障税收筹划工作顺利实施的措施。第七章结论。
张荆,翟英范[6]（2015）在《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开拓者——郭翔先生访谈》文中提出2015年5月23-24日,由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法律系与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首届海峡两岸社区矫正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期间还举办了"海峡两岸犯罪学者对话会"。在开幕式上,郭翔先生应邀到会致辞。已主动淡出学术机构领导职务和学术活动多年的郭翔先生为参加这一学术盛会,身着笔挺深灰色西服,与海峡两岸学者欢聚一堂、开怀畅谈。耄耋高龄的郭翔先生虽久经沧桑,但身体健康、步伐沉稳,念着亲
施瑛[7]（2014）在《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华南地区建筑的发展，因远离政治中心而又毗邻港澳的独特地理区位、以及对外交流频繁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既“得风气之先”，也“开风气之先”，形成独特的地域风格。华南地区建筑教育的主线是自1932年由林克明先生在广东省立工专创办建筑工程学系开始，历经勷勤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华南工学院（文革期间曾改名“广东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成熟的、有鲜明华南地域特色的、重建筑技术、重工程实践的建筑专业教育体系，为华南地区乃至全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人才。华南的现代建筑教育是中国整体现代建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其研究逐渐增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华南理工大学的建筑教育为主线的华南建筑教育发展历程研究的课题，正是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基础提出。本课题的研究定位于华南建筑教育从1932年创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早期发展历程，是华南建筑教育的创立与探索、定位与起步的重要时期，为华南建筑教育逐渐走向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课题的研究一方面通过大量史料的收集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对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产生必然影响的中外建筑教育早期状况，结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背景，从教学、科研和工程实践的角度，厘清华南建筑教育早期经历的创立与探索、定位与起步的历史脉络，力求展示准确、客观的历史进程，填补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史整体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通过对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的研究，总结在林克明、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等老一辈华南建筑教育家的带领下，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归纳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特点，探寻其发展的内在动因，以期为现在的华南建筑教育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开放、融合、务实、创新是岭南文化的基本特点，也是老一辈华南建筑教育家们共同的内在学术品质。在他们的教学和科研及建筑创作中，这种文化特质得以充分体现。华南建筑教育在早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特点、强调基础训练、注重理性分析、重视功能和建造技术以及工程实践的教学思想，初步建立起以学为主，学、研、产“三结合”的建筑人才培养模式，为华南建筑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孟德楷[8]（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研究表明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黄庆桥[9]（2013）在《科学精英的多重角色：钱三强科技功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国际着名科学家、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之一钱三强为研究对象，在挖掘、利用新史料和已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科学精英的多重角色这一视角出发，分析钱三强的社会角色及其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原因与影响。科学精英多重角色的价值和意义天然地与其在现实中的“功业”密不可分，“时代—角色—功业—影响”构成了本文的分析逻辑。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有：（1）梳理钱三强功成名就的历史过程与历史机缘；（2）澄清已有的对钱三强的误读和误解；（3）研究钱三强的思想与实践对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影响；（4）探讨钱三强与新中国科技体制的起源、发展、演变之间的关系。第一章“新中国科学体制的‘制礼作乐’者：钱三强与中国科学院的创建”，主要研究1949—1956年期间，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主要创建人之一，钱三强在中国科学院的早期历史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第一，钱三强是中国科学院发展蓝图的实际绘制者；第二，钱三强的留法和访苏背景使得中国科学的建制化打上了很深的苏联和法国模式的印迹，而这种集中管理独立研究相结合的科技体制模式，适应了当时中国发展的需要；第三，钱三强在中科院的领导经历对日后“两弹”攻关有着直接的重大影响。后世研究者惊叹于“两弹”科研攻关中钱三强调兵遣将轻车熟路，殊不知，这一基础是在1950年代早期打下的。第二章“大科学工程中的战略科学家：钱三强在中国核能事业中的角色担当”，从“中国原子弹之父”争论的学术史梳理开始，探究钱三强在开创新中国原子能事业以及“两弹”研发中的特殊角色，系统分析他之所以能够发挥特殊作用的历史背景、成因及其形成机制，探讨大科学时代科学精英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途径、西方模式与中国特色等诸多理论问题。本文的研究表明，钱三强是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和领导者，是研制“两弹”的帅才人物。在这一意义上，对于“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称谓，钱三强是当之无愧的。钱三强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非凡经历以及后世者对他的褒贬评价，引发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话题，即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大科学工程中的帅才人物。第三章“新时期的科技领导人：钱三强与中国科技事业的改革发展”，系统梳理钱三强在“文革”之后的科学活动这一至今学者涉及较少的论题，研究钱三强在中科院乃至中国科技事业的改革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探讨科学家与科技政策的互动、科学精英多重角色的价值与局限等理论问题。本文的研究表明，钱三强是“文革”后中国科技事业的领导人，并担当了国家科学顾问的角色，在推动中国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晚年热心于软科学，既是个人兴趣的使然，又是中国科学共同体、科学规范制度发展的迫切需要，因而可以看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第四章“科学家的科技现代化思想：钱三强对中国科技现代化之路的思考”，则从思想者与思想史的视角解读钱三强。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式科技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科学精英的意见和建议往往左右着国家决策的方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既是对国家宏观科技战略的引导，也是对其的呼应与诠释，并对具体的政策实践产生影响。钱三强的科技思想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钱三强的科技现代化思想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现实针对性、中介性等特征，解读钱三强的科技现代化思想，其实也就是对新中国科技发展历程的解读。钱三强的科技现代化思想还体现着科学的开放精神。没有自我反思的单向度的向外学习，在钱三强那里是不存在的。这种精神对于今日之中国，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第五章“科学家的科学史情怀：钱三强与科学技术史”则专门论述了钱三强在科学技术史领域的造诣及其对科学技术史学科建设的贡献。通过研究，我们发现，钱三强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事业的重要的直接参与者。这可以看作是钱三强科学贡献的独特方面。第六章是结语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研究对象的理论思考和总结：从科学精英多重角色的价值与局限的视角，探讨钱三强多重角色的历史合理性并由此反思如何防止科学精英的角色滥用；从科学家与当代中国科技体制的起源的视角，探讨研究以钱三强为代表的杰出科学家个案的特殊意义。总结钱三强一生之功业，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钱三强担当着不同的角色，而且每个角色都在中国现代科技发展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第一，钱三强担当了建国初期中国科学体系设计者的角色；第二，钱三强在新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史上担当了开拓者和奠基者的角色；第三，钱三强在中国“两弹”事业中担当了特殊角色：对上，他是中央的参谋和助手；对科学家，他是慧眼识人用人的“伯乐”；对科研难题，他既是“出题目”者，又是带领科技人员攻关的“解题目”者；第四，钱三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担当了科技事业的领导人和国家科技顾问的角色；第五，钱三强在中国软科学事业的发展中担当了创建者、发起者、倡导者的关键角色；第六，钱三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实践家”，还是一位高水平的“思想家”。概括钱三强一生所担当的多重角色，其显着特点是“一宽一窄”。“宽”是指钱三强涉足的领域相当之宽，“窄”是指钱三强只在科技领域参加活动、发出声音。这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总结钱三强多重角色形成的历史原因，除了钱三强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之外，他的政治信仰和时代需求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文革”前，钱三强的人生历程可以归纳为“成也政治，败也政治”。“文革”后，钱三强历经磨难而不悔，继续矢志为国家科技事业做贡献，走上国家科技建设的重要领导岗位，焕发出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反思钱三强多重角色的价值和局限，其角色的多重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这种必然性和合理性随着时间的发展却在当代中国发生了某种蜕变，表现为当代科学精英的角色滥用。通过对钱三强与中国科技事业之间关系的细致深入研究，可以发现，新中国的科技决策过程其实就是中共决策层及其执行机构与科学家的协调沟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家为了体现自身价值和实现强国梦想，把自己对科学事业的理解和建议通过党组织往上输送，最终在党组织的甄别采纳下形成科技决策或科技制度。这可以看作是新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自力更生发展科技事业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科技管理模式的重要特征。因此，要研究中国的科技体制和科技政策，简单解读党的文件和政策文本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到历史的深处，深究文件和政策文本背后的形成过程和各方力量的博弈，唯有如此，我们对新中国的科技体制起源的理解才会更加深刻。通过对钱三强在“文革”之后的科学贡献和科学活动的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国家建设恰如1950年代一样，急需大量科技工作者，急需科技领导人才和管理人才，老一辈科学家再次在国家需要面前走向前台，担当起领导和组织科技事业的重任，即使是退休后，他们仍利用自己的影响，通过与中共高层的直接沟通，为科技体制改革与科技事业发展贡献力量。也就是说，中国科技体制与科技制度的再生，也与他们密切相关。故此而言，钱三强那一代科学精英不仅直接参与了新中国科技体制的早期建构，而且直接参与领导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科技体制的再生，中国的科技体制也因此深深打上了他们的印记。总体来说，作者围绕钱三强生平和科技功业做了大量口述访问，掌握了大量口述史料，在此基础上结合档案材料及其他文献史料，对钱三强的多重角色和科技功业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明确了其历史定位。通过对钱三强科技思想的研究，填补了学术界已有研究的空白，使人们对钱三强的认识，能够更加全面和深入。通过对钱三强科学活动的研究，阐释了钱三强与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以钱三强的活动为线索，挖掘出了新中国科技体制建立过程中的一些关键要素，对学术界已有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见。通过对钱三强社会活动的研究，弥补了现有研究中对科学学、科学技术史这些软科学学科建立过程中某些遗失的环节，使这些学科的发展史得以健全。通过对钱三强的个案研究，提出了杰出科学家社会角色转型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论题，剖析了这种现象的社会合理性及其蜕变。由此，让我们看到了研究老一辈杰出科学家的特殊意义：要深入了解中国的科技管理体制，从对杰出科学家的研究着手，也许是一条合理的渠道。
王淑琴[10]（2013）在《以科技创新促进行业转型发展 努力开创行业工作新局面 在中国制笔协会七届三次理事扩大会上的工作报告》文中认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理事、会员代表:大家好!今天我们相聚在素有"中国制笔之乡"美誉的浙江桐庐县分水镇,召开2012年度第七届三次理事（扩大）会,首先我代表中国制笔协会对到会的嘉宾和企业家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这是我们制笔行业2012年的年度盛会,会议以总结协会工作、共同探讨新形势下行业发展出路,布置明年工作为主要内容。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十分严峻复杂,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各国博弈出口、科技创新等方面竞争更
二、关于调整、增补中国制笔协会副理事长的决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调整、增补中国制笔协会副理事长的决定（论文提纲范文）
（1）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 |
| 1.2 研究的目与意义 |
| 1.2.1 课题研究目的 |
| 1.2.2 课题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建筑历程层面 |
| 1.3.2 地域建筑层面 |
| 1.3.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 1.3.4 国外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及地域文化的研究 |
| 1.4 国内研究现状 |
| 1.4.1 建筑历程层面 |
| 1.4.2 地域建筑层面 |
| 1.4.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 1.4.4 国内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和地域文化的研究 |
|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5.1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5.2 本文的研究框架 |
| 1.6 主要概念界定 |
| 1.6.1 界定 |
| 1.7 本论文写作说明 |
| 1.7.1 本文对“历史”与“叙事”问题的回应 |
| 1.7.2 阅读建议 |
| 2 建设背景 |
| 2.1 中国建筑创作环境概述 |
| 2.1.1 1949年至1964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1.2 1965年至1976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1.3 1977年至1989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2 自贡的地域文化 |
| 2.2.1 自贡恐龙的故事 |
| 2.2.2 自贡彩灯的故事 |
| 2.3 本章小结 |
| 3 建筑设计组织策划 |
| 3.1 我们为何建造 |
| 3.1.1 兴建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设想 |
| 3.1.2 兴建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设想 |
| 3.1.3 讨论:兴建设想 |
| 3.2 研究落实修建博物馆 |
| 3.2.1 确定修建自贡恐龙博物馆 |
| 3.2.2 确定修建中国彩灯博物馆 |
| 3.2.3 讨论:不同的投资模式,不断努力得以确定兴建 |
| 3.3 设计竞赛的组织安排 |
| 3.3.1 自贡恐龙博物馆竞赛组织 |
| 3.3.2 中国彩灯博物馆竞赛组织 |
| 3.3.3 讨论:组织经验的延续和发展 |
| 3.4 本章小结 |
| 4 建筑竞赛及后续进展 |
| 4.1 方案评选与审定 |
| 4.1.1 乱石——“恐龙群窟”与“洪荒时代”的抽象 |
| 4.1.2 灯的群组——“南国灯城”的新星 |
| 4.1.3 讨论:创作与评审 |
| 4.2 方案确定及后续进展 |
| 4.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 4.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 4.2.3 讨论:后续进展 |
| 4.3 本章小结 |
| 5 建筑创作回响 |
| 5.1 官方新闻媒体的关注 |
| 5.1.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 5.1.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 5.1.3 讨论:媒体关注 |
| 5.2 大众的声音 |
| 5.2.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 5.2.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 5.3 业内人士的评价 |
| 5.3.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评价 |
| 5.3.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评价 |
| 5.4 获奖情况 |
| 5.4.1 自贡恐龙博物馆获奖情况 |
| 5.4.2 中国彩灯博物馆获奖情况 |
| 5.5 本章小结 |
| 6 建筑评析 |
| 6.1 建筑策划 |
| 6.1.1 可行性研究阶段 |
| 6.1.2 设计任务书阶段 |
| 6.1.3 自贡恐龙博物馆所带来的建筑策划启示 |
| 6.2 建筑后评估 |
| 6.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 6.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 6.2.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后评估带来的启示 |
| 6.3 建筑设计竞赛 |
| 6.3.1 建筑竞赛的方案组织 |
| 6.3.2 建筑评选中的“长官意志”与“明星建筑师”问题 |
| 6.3.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方案组织与评选带来的启示 |
| 6.4 建筑设计 |
| 6.4.1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 |
| 6.4.2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 |
| 6.4.3 建筑设计师 |
| 6.4.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所带来的启示 |
| 6.5 建筑伦理 |
| 6.5.1 建筑精神与价值判断 |
| 6.5.2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 6.5.3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 6.5.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表达的建筑伦理及其启示 |
| 6.6 建筑与城市文化 |
| 6.6.1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对自贡城市文化的意义 |
| 6.6.2 自贡恐龙博物馆与中国彩灯博物馆带来的城市文化启示 |
| 6.6.3 自贡城市文化及其认同 |
| 6.7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此两案例建筑设计全过程及其评析对当代的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论文的创新点 |
| 7.3 论文不足与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致谢 |
（2）2003-2018年Tiankong合唱团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合唱的界定 |
| 二、中国合唱团研究现状 |
| 三、中国团史研究现状 |
| 四、Tiankong合唱团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Tiankong合唱团的孕育与初建 |
| 第一节 “前Tiankong”时期(1993-2002) |
| 一、百年老校人文与艺术底蕴 |
| 二、华中师范大学音乐系合唱团前期的艺术历程 |
| 三、华中师范大学音乐系合唱团跨世纪的艺术突破 |
| 第二节 “Tiankong”之初创(2003-2007) |
| 一、“Tiankong”的诞生 |
| 二、“Tiankong风格”的初现 |
| 三、“Tiankong风格”的多元 |
| 第二章 Tiankong合唱团的成长与跨越 |
| 第一节 “Tiankong风格”的凝定(2008-2010) |
| 一、突破合唱单一美学品格 |
| 二、品质为本创立艺本品牌 |
| 第二节 凸显中国合唱风格,唱响中国“现代合唱”之声(2011-2013) |
| 一、中国合唱文化传播的友好使者 |
| 二、21世纪中国现代合唱先锋 |
| 三、追梦——“Tiankong”十年纪 |
| 第三章 Tiankong合唱团的复出与追寻 |
| 第一节 开创“新Tiankong”时代(2014-2015) |
| 一、一梦再梦——清华“一尘不染的天空”复出 |
| 二、中国合唱之夜——欧洲华美巡演 |
| 第二节 探索中国合唱的民族自信之路(2016-2018) |
| 一、“诗意中国”——中国合唱对话世界 |
| 二、听画“水墨”——中国合唱音乐会 |
| 第四章 坚守中国合唱艺术民族文化高地 |
| 第一节 以美育人的“Tiankong建设”体系 |
| 一、立足中华母语文化的教学模式 |
| 二、以人为本的团队管理 |
| 三、以指挥为元点的艺术设计师 |
| 第二节 “Tiankong艺术”妙悟境界之追求 |
| 一、声音塑造的和谐美感 |
| 二、作品传递的艺术标识 |
| 三、音乐呈现的诗情画意 |
| 第三节 重整“Tiankong”合唱硬核,展望中国合唱艺术 |
| 一、“Tiankong品质”之艺术核心 |
| 二、“Tiankong理念”之艺术拓展 |
| 三、“Tiankong精神”之艺术本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作为共治主体的行业协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我国行业协会的法律性质、地位与职能 |
| 第一节 行业协会的历史发展及演变 |
| 一、清末时期社会团体的产生 |
| 二、新中国成立后行业协会的发展 |
| 第二节 “公”与“私”兼具的法律属性 |
| 第三节 “准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 |
| 一、作为“公”权力主体的行业治理者 |
| 二、作为“私”权利主体的行业被治理者 |
| 第四节 自律、服务、协调与代表的四大基本职能 |
| 第二章 作为被治理者的行业协会:外部治理困境 |
| 第一节 外部治理的法规政策领域 |
| 一、党对行业协会的领导与管理 |
| 二、行政业务主管部门的前置审核 |
| 三、行政登记管理机关的登记审批 |
| 四、社会团体的资金财税规定 |
| 五、社会团体的处罚罚则 |
| 第二节 党和政府的实践管理领域 |
| 一、行业协会党建工作的困境与挑战 |
| 二、政府部门执法领域的规范性考察 |
| 第三节 行业协会与主管部门间的诉讼纠纷考察 |
| 一、外部行政诉讼纠纷的实践争议内容 |
| 二、外部行政诉讼纠纷的困境与反思 |
| 第三章 作为治理者的行业协会:内部治理困境 |
| 第一节 内部治理的整体规范环境 |
| 一、外部法律法规的不当限制 |
| 二、内部治理规范的内容缺失 |
| 第二节 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的主体与组织缺陷 |
| 一、人员的引进与管理缺失 |
| 二、组织机构设置不够健全 |
| 第三节 内部治理的不正当行为 |
| 一、行业共谋的不当行为 |
| 二、利用先发优势限制会员自由 |
| 三、破坏公平交易的信息与机会行为 |
| 四、限制中小型会员企业正常经营行为 |
| 第四节 内部治理的程序运行及资产管理缺陷 |
| 第五节 内部治理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全 |
| 一、内部治理纠纷的实践争议内容 |
| 二、内部治理纠纷救济的困境与反思 |
| 第四章 中外社会治理经验与当前行业协会治理改革 |
| 第一节 古代公理思想的梳理与归纳 |
| 一、春秋战国的“公”“私”之源 |
| 二、宋、明两代的“公”与“私” |
| 三、清末民初的“公”“私”裂变 |
| 四、中西“公”“私”理念的特征与差异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公民结社的制度经验与借鉴 |
| 一、社会团体管理的规范性考察 |
| 二、民间组织的外部监管 |
| 三、民间组织内部治理的制度规范 |
| 第三节 欧美社会治理中的国家、社会与第三部门 |
| 一、美国第三部门理论的特征 |
| 二、欧洲第三部门理论的特点 |
| 三、欧美第三部门理论的反思与启示 |
| 第四节 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历史经验与改革创新 |
| 一、国家治理的逻辑与经验 |
| 二、社会管理体制的实践改革 |
| 第五章 行业协会治理的制度改革与发展路径 |
| 第一节 新时代国家公权与社会自治权再定位 |
| 一、国家公权强大、社会自治权缺失的历史再审视 |
| 二、我国社会自治权的性质、来源与功能再认知 |
| 三、我国社会自治权与国家公权的关系结构再划分 |
| 第二节 共治前提下的行业协会内外治理完善 |
| 一、转变行业协会治理理念 |
| 二、健全行业协会专门立法 |
| 三、强化行业协会党组织建设 |
| 四、规范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行为 |
| 五、优化行业内部人事管理 |
| 六、完善行业协会的资产管理 |
| 第三节 政府、法院与行业协会等多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辨析 |
| 一、行业主管部门同行业协会的法律关系 |
| 二、行业主管部门与法院间的法律关系 |
| 三、行业协会与法院间的法律关系 |
| 四、行业协会同非行业会员间的法律关系 |
| 第四节 准确规范与限缩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能权限 |
| 一、统一行业协会登记的审核依据和标准 |
| 二、改革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方式与重心 |
| 三、下放行业自治领域的管理职权 |
| 四、优化行业协会管理的程序规则 |
| 五、全面构建行业主管部门的责任制度体系 |
| 第五节 理清行业自治的权力内容与权责边界 |
| 一、落实行业资质的审核许可权 |
| 二、完善行业规则与标准的制定权 |
| 三、推动行业维权职责的积极履行 |
| 四、全面推进行业领域的信息公开 |
| 第六节 健全行业协会侵权的救济规则体系 |
| 一、行业协会管理权力的法律性质定位 |
| 二、健全行业协会纠纷的内部救济机制 |
| 三、行业协会纠纷的外部救济机制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央视《对话》栏目的“对话”研究 ——以2011-2015年的节目为研究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缘起 |
| 0.2 本论文对话研究理论依据 |
| 0.2.1 马丁·布伯的关系对话哲学 |
| 0.2.2 巴赫金的语言哲学对话 |
| 0.2.3 戴维·伯姆的创新对话说 |
| 0.2.4 哈贝马斯的交往对话观 |
| 0.3 研究综述 |
| 0.3.1 电视谈话类节目研究 |
| 0.3.2 传播学中的“对话”研究 |
| 0.3.3 央视《对话》栏目的研究状况 |
| 0.4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0.4.1 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
| 0.4.2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1章 央视《对话》之对话者分析 |
| 1.1 嘉宾：对话思想的承载者 |
| 1.1.1 《对话》栏目5年间对话嘉宾构成之变化 |
| 1.1.2 《对话》栏目对话嘉宾之高端精英化 |
| 1.1.3 《对话》栏目对话嘉宾之主体性 |
| 1.2 主持人：对话的掌控者与赋权者 |
| 1.2.1 《对话》栏目之固定化的主持人 |
| 1.2.2 作为把控者和赋权者的主持人 |
| 1.3 观众：对话的旁观者 |
| 1.3.1 《对话》栏目5年间观众之变化 |
| 1.3.2 被异化为客体的观众 |
| 1.4 不对称与层级化的对话者 |
| 1.4.1 对话者的不对称性 |
| 1.4.2 对话者的层级化 |
| 第2章 央视《对话》之对话空间分析 |
| 2.1 《对话》栏目的物理对话空间 |
| 2.1.1 《对话》栏目现场对话空间状态 |
| 2.1.2 现场对话空间下的心理状态与对话关系 |
| 2.2 《对话》栏目的意义流动空间 |
| 2.2.1 《对话》栏目模式化的意义空间 |
| 2.2.2 《对话》栏目意义流动空间状态下的“对话” |
| 第3章 央视《对话》之对话内容分析 |
| 3.1 《对话》栏目的主题 |
| 3.1.1 5年间主题选择情况 |
| 3.1.2 栏目主题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
| 3.1.3 高端化选题彰显对话价值 |
| 3.2 《对话》栏目的对话状态 |
| 3.2.1 《对话》栏目缺乏批判性对话与交流 |
| 3.2.2 《对话》栏目对话中对权力精英话语的强化 |
| 第4章 影响《对话》栏目“对话”的因素 |
| 4.1 《对话》栏目本身的影响因素 |
| 4.1.1 栏目本身把关控制机制的影响 |
| 4.1.2 政府部门把关控制机制的影响 |
| 4.2 电视文化意识形态因素 |
| 4.2.1 国家意识形态对“对话”的影响 |
| 4.2.2 精英意识形态对“对话”的影响 |
| 第5章 央视《对话》对电视文化发展的借鉴意义 |
| 5.1 强化传播者的对话意识 |
| 5.2 充分发挥对话者的主体性 |
| 5.3 强化思想层面的对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2011-2015年《对话》栏目246期节目一览 |
| 个人简历、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5）Z文具公司税收筹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思路及本文构架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税收筹划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税收筹划的一般理论 |
| 第二节 马斯格雷夫的税收影响点理论 |
| 第三章 中国文具行业税收筹划现状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文具行业发展概述 |
| 第二节 中国文具行业税负及筹划现状分析 |
| 第四章Z文具公司简介及税收筹划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
| 第一节 Z文具公司的概况 |
| 第二节 Z文具公司税收筹划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Z文具公司税收筹划的必要性 |
| 第四节 Z文具公司税收筹划的可行性 |
| 第五章Z文具公司主要税种的税收筹划研究 |
| 第一节 Z文具公司增值税的税收筹划研究 |
| 第二节 Z文具公司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筹划研究 |
| 第六章 Z文具公司税收筹划的具体应用 |
| 第一节 Z文具公司税收筹划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Z文具公司税收筹划的风险控制 |
| 第三节 Z文具公司税收筹划的跟踪反馈及配套措施 |
| 第四节 Z文具公司税收筹划的绩效评价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建筑教育本体研究 |
| 1.2.2 建筑教育发展历程 |
| 1.3 研究范围 |
| 1.3.1 本课题研究的空间范围---华南地区 |
| 1.3.2 研究的客体对象范围---华南理工大学 |
| 1.3.3 研究的时间范围---（1932 年-1966 年） |
| 1.4 华南建筑教育研究现状 |
| 1.4.1 相关着作及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 |
| 1.4.2 期刊文章研究 |
| 1.4.3 其他研究 |
| 1.5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技术路线与架构 |
| 1.7 研究的关键性问题 |
| 1.8 研究价值 |
| 1.9 研究成果 |
| 1.10 研究创新之处 |
| 1.10.1 研究对象的创新 |
| 1.10.2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1.10.3 研究成果的创新 |
| 1.11 文章结构 |
| 1.12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外早期现代建筑教育发展历程概要 |
| 2.1 学院派 |
| 2.1.1 布杂学院（巴黎美术学院） |
| 2.1.2 宾夕法尼亚建筑学系 |
| 2.1.3 苏联的学院派建筑教育 |
| 2.2 现代主义设计教育 |
| 2.2.1 德意志制造联盟 (Deutscher Werkbund) |
| 2.2.2 包豪斯 |
| 2.3 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 |
| 2.4 TEAM X-反思国际现代主义建筑 |
| 2.5 日本早期的现代建筑教育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早期现代建筑教育发展历程概要 |
| 3.1 《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 |
| 3.2 《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 |
| 3.3 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开设建筑课程 |
| 3.4 中华民国教育部大学令 |
| 3.5 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 |
| 3.6 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 |
| 3.7 东北大学建筑系 |
| 3.8 勷勤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 |
| 3.9 私立沪江大学商学院建筑系 |
| 3.10 国立重庆大学建筑工程系 |
| 3.11 私立之江大学建筑系 |
| 3.12 圣约翰大学建筑系 |
| 3.13 香港早期现代建筑教育的发展 |
| 3.14 解放后的中国建筑院校早期“老八校” |
| 3.14.1 清华大学建筑系 |
| 3.14.2 同济大学建筑学系 |
| 3.14.3 南京工学院建筑系 |
| 3.14.4 天津大学建筑系 |
| 3.14.5 华南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 |
| 3.14.6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 |
| 3.14.7 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 |
| 3.14.8 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 |
| 3.1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华南建筑教育创立与探索时期 |
| 4.1 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建筑工程学系（1932-1933） |
| 4.1.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4.1.2 教学体系 |
| 4.1.2.1 教学思想 |
| 4.1.2.2 教学计划 |
| 4.1.2.3 师资情况 |
| 4.1.2.4 学生情况 |
| 4.1.3 学术及科学研究 |
| 4.1.3.1 开启华南现代主义建筑的学术研究 |
| 4.1.3.2 广东全省教育展览会 |
| 4.2 勷勤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1933-1938） |
| 4.2.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4.2.2 教学体系 |
| 4.2.2.1 教学思想 |
| 4.2.2.2 教学计划 |
| 4.2.2.3 教材建设 |
| 4.2.2.4 教学方法 |
| 4.2.2.5 教学条件 |
| 4.2.2.6 师资情况 |
| 4.2.2.7 学生情况 |
| 4.2.3 学术科学研究 |
| 4.2.3.1 科研论文与着作 |
| 4.2.3.2 教授演讲 |
| 4.2.3.3 对外交流 |
| 4.2.4 建筑工程实践 |
| 4.2.4.1 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校园建筑设计 |
| 4.2.4.2 勷勤大学石榴岗校区规划与建筑设计 |
| 4.2.4.3 其他建筑实践 |
| 4.3 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抗战时期（1938-1945） |
| 4.3.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4.3.2 教学体系 |
| 4.3.2.1 教学思想 |
| 4.3.2.2 教学计划与教材建设 |
| 4.3.2.3 教学方法 |
| 4.3.2.4 师资情况 |
| 4.3.2.5 学生情况 |
| 4.3.3 学术及科学研究 |
| 4.3.3.1 举办展览 |
| 4.3.3.2 中英文论文竞赛 |
| 4.3.4 建筑工程实践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华南建筑教育定位与起步时期 |
| 5.1 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广州复课（1945-1952） |
| 5.1.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5.1.2 教学体系 |
| 5.1.2.1 教学思想 |
| 5.1.2.2 教学计划 |
| 5.1.2.3 教材建设 |
| 5.1.2.4 教学方法 |
| 5.1.2.5 教学设施建设 |
| 5.1.2.6 师资情况 |
| 5.1.2.7 学生情况 |
| 5.1.3 学术科学研究 |
| 5.1.3.1 论文着作 |
| 5.1.3.2 举办、参与展览 |
| 5.1.3.3 访问交流 |
| 5.1.4 建筑工程实践 |
| 5.1.4.1 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 |
| 5.1.4.2 中山大学图书馆（华南工学院图书馆） |
| 5.2 华南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建筑学系）（1952-1966） |
| 5.2.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5.2.2 教学体系 |
| 5.2.2.1 教学思想 |
| 5.2.2.2 教学计划 |
| 5.2.2.3 教材建设 |
| 5.2.2.4 教学方法 |
| 5.2.2.5 师资情况 |
| 5.2.2.6 学生情况 |
| 5.2.3 学术科学研究 |
| 5.2.3.1 科研机构 |
| 5.2.3.2 展览会 |
| 5.2.3.3 调查测绘 |
| 5.2.3.4 民居调查与研究 |
| 5.2.3.5 举办校内座谈会与学术讨论会 |
| 5.2.3.6 科学报告会 |
| 5.2.3.7 学术论文与着作 |
| 5.2.3.8 设计竞赛 |
| 5.2.3.9 对外学术互访和交流 |
| 5.2.4 建筑工程实践 |
| 5.2.4.1 生产实践的机构 |
| 5.2.4.2 人民公社规划与建筑设计 |
| 5.2.4.3 典型工程实践 |
| 5.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的成就和特色 |
| (一) “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华南建筑教育理念 |
| (二) 教学成就与特色 |
| （1）创立华南地区第一个大学级别的现代建筑教育体系 |
| （2）建立起以“全面型”建筑人才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标准 |
| （3）建立了注重基础训练、重视建造技术、知识结构完备的课程体系 |
| （4）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的建筑专业人才 |
| （5）为华南建筑教育的后续发展积蓄了重要的人才基础 |
| (三) 学术研究成就与特色 |
| （1）开启了华南建筑教育对现代主义建筑的学术研究 |
| （2）树立了注重调查，理性分析的学术研究传统 |
| （3）确立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特点的建筑学术研究方向 |
| （4）取得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的建筑降温措施研究的丰硕成果 |
| (四) 建筑实践成就与特色 |
| （1）坚持功能实用、合理经济的现代主义建筑实践 |
| （2）广泛运用适应华南地区亚热带气候特点的建筑降温措施 |
| (五) 建立起教学、科研、实践三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
| 二、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文化特质 |
| (一)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呈现的开放多样性 |
| （1）师资的开放性 |
| （2）对外交流的开放性 |
| （3）学科建设的多样性、全面性 |
| (二)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包容并蓄性 |
| （1）教学思想的包容性 |
| （2）教学内容的兼容性 |
| (三)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务实性 |
| （1）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的务实性 |
| （2）对社会发展变化的敏锐性 |
| (四) 华南建筑教育的锐意创新性 |
| （1）“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 |
| （2）基于地域特色的学术科研创新性研究 |
| 三、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教育历史沿革 |
| 附录.2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大事记 |
| 附录.3 林克明、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谭天宋生平 |
| 附录.4 调研访谈录 |
| 附 4.1 金振声访谈 |
| 附 4.2 陆元鼎、魏彦钧访谈 |
| 附 4.2.1 第一次访谈 |
| 附 4.2.2 第二次访谈 |
| 附 4.3 何镜堂访谈 |
| 附 4.4 蔡德道访谈 |
| 附 4.5 邓其生访谈 |
| 附录.5 华南建筑教育发展历程之历届系主任、院长 |
| 附录.6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之历届毕业生名单 |
| 附录.7 教师担任历界中国建筑学会及各专业委员会名单（1993 年以前）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科学精英的多重角色：钱三强科技功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任务与文献 |
| 四、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第一章 新中国科学体制的“制礼作乐者”：钱三强与中国科学院的创建 |
| 第一节 中科院早期发展的核心骨干 |
| 一、 筹建中科院 |
| 二、 主持计划局 |
| 第二节 访苏及其深远影响 |
| 一、 访苏背景与任务 |
| 二、 钱三强在苏期间的活动 |
| 三、 访苏代表团总结报告及其影响 |
| 四、 基本科学制度的创建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大科学工程中的战略科学家：钱三强在中国核能事业中的角色担当 |
| 第一节 “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学术史梳理 |
| 一、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原子弹之父‖说的传入及影响 |
| 二、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几种观点 |
| 三、 关于―之父说的几个问题 |
| 四、 讨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三条路径 |
| 第二节 旧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的积极推动者 |
| 一、 钱三强与 1940 年代末的原子能科普 |
| 二、 钱三强与国民政府的原子梦 |
| 三、 钱三强筹组原子能科学研究机构的努力 |
| 第三节 新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的创建者 |
| 一、 创建近代物理研究所 |
| 二、 谋划研究所初期发展方向 |
| 三、 主持对苏原子能合作 |
| 第四节 “两弹”大科学工程中的特殊角色 |
| 一、 特殊角色之一：决策系统里的战略科学家 |
| 二、 特殊角色之二：知人善任的组织科学家 |
| 三、 特殊角色之三：攻关科研难题的领军科学家 |
| 四、 从核心人物到“靠边站”：钱三强角色与地位的转变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期的科技领导人：钱三强与中国科技事业的改革发展 |
| 第一节 钱三强与“文革”后中国科学院的恢复和发展 |
| 一、 时代背景与“文革”后期的钱三强 |
| 二、 组织实施―文革后重大科学工程 |
| 三、 推动科学研究的对外交流 |
| 四、 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制度化建设 |
| 第二节 钱三强在“文革”后的政治参与 |
| 一、 与中国科学院院长人选的两次际遇 |
| 二、 建言中南海 |
| 第三节 钱三强与中国软科学事业 |
| 一、 创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
| 二、 推动科学学事业的建制化发展 |
| 三、 促进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 |
| 四、 促进中国科技名词审定事业的发展 |
| 五、 主持召开“科学与文化论坛”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科学家的科技现代化思想：钱三强对中国科技现代化之路的思考 |
| 第一节 论什么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
| 一、 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意义 |
| 二、 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内涵 |
| 第二节 论“红专矢量论”与“知人善任” |
| 一、 红专矢量论 |
| 二、 “知人善任”说 |
| 第三节 论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科学研究 |
| 一、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区别与联系 |
| 二、 基础科学研究的特殊重要性 |
| 三、 如何发展应用科学 |
| 第四节 论学习引进与自主创新 |
| 一、 向国外学什么、怎么学 |
| 二、 科技自主创新的内涵与路径 |
| 第五节 论经济与科技的“面向、依靠”方针 |
| 一、 科技现代化与“四个现代化”的关系 |
| 二、 诠释“面向、依靠”方针 |
| 第六节 论科学技术普及 |
| 一、 对科普的理论思考 |
| 二、 科普创作与科普实践活动 |
| 第七节 小结 |
| 第五章 科学家的科学史情怀：钱三强与科学技术史 |
| 第一节 原子能科学技术史的开拓者与传播者 |
| 一、 1950 年代大力宣传原子能科学技术知识及其发展史 |
| 二、 《原子能发现史话》和《重原子核三分裂与四分裂的发现》的学科史意义 |
| 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的记录者与研究者 |
| 一、 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概况的回顾 |
| 二、 对中国原子能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的总结 |
| 三、 对中国科学院发展概况和主要成就的回顾 |
| 四、 对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重要人物的追忆与评价 |
| 第三节 中国科学技术史事业的组织者与推动者 |
| 一、 为国家领导人讲授科学技术史 |
| 二、 推进科学史研究的建制化 |
| 三、 多次向社会推荐优秀科学史着作 |
| 第四节 钱三强科学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
| 一、 重视科学史的学术价值 |
| 二、 重视科学史的科普功能 |
| 三、 重视科学史的教育功能 |
| 四、 重视科学史的资政功能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一、 时代、角色与功业：对钱三强科技实践活动与思想的历史总结 |
| 二、 科学精英多重角色的价值与局限：从钱三强多重角色的历史合法性反思当代科学精英的角色滥用 |
| 三、 科学精英与当代中国科技体制的起源：研究以钱三强为代表的杰出科学家个案的特殊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关于调整、增补中国制笔协会副理事长的决定（论文参考文献）
- [1]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D]. 朱厢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2]2003-2018年Tiankong合唱团史研究[D]. 徐筱园.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3]作为共治主体的行业协会发展研究[D]. 段传龙.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1)
- [4]央视《对话》栏目的“对话”研究 ——以2011-2015年的节目为研究对象[D]. 惠荣. 湘潭大学, 2017(12)
- [5]Z文具公司税收筹划研究[D]. 许跃群. 云南财经大学, 2015(06)
- [6]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开拓者——郭翔先生访谈[J]. 张荆,翟英范. 河南警察学院学报, 2015(05)
- [7]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D]. 施瑛. 华南理工大学, 2014(01)
- [8]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9]科学精英的多重角色：钱三强科技功业研究[D]. 黄庆桥. 上海交通大学, 2013(04)
- [10]以科技创新促进行业转型发展 努力开创行业工作新局面 在中国制笔协会七届三次理事扩大会上的工作报告[J]. 王淑琴. 中国制笔, 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