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龚自珍、魏源对中国现代文化变迁的影响

一、论龚自珍魏源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王枭^[1]（2021）在《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怎样形成的?这是现代教学研究首要回答的问题。如果知道了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路径,那么就可以知道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什么。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现代中国教学研究的起点,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近代中国教学观念以中国传统教学观念为起点,中西方文化碰撞为其提供了驱动力、近代中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教育诉求为提供了发展要求,在驱动力和发展要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具有中国属性的近代教学观念,即教学做合一观念。本论文采用观念史法、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开展研究。首先,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源起、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之处等内容。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教学思想、观念史研究等相关文献,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从而确定论文的研究问题和论文的写作方向。其次,从观念史的含义、理论要义、理论的产生、理论的发展、方法论的意蕴等方面来探析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之上,明确观念史研究为教学思想史带来多个研究启示,如注重教学观念在文化场域中的综合研究、教学观念的语境研究、同一时空下多元教学观念间的互动研究等。再次,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起点是指中国传统教学观念阶段。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文化场域特征的梳理发现,此文化场域具有稳定和秩序性、直觉和顿悟性、关系性等特征。在此文化场域下,中国形成两种类型的教学观念,一是混沌一体教学观念,二是相对独立的教、学观念。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在教学目的上具有关系性、教学内容上具有稳定性、教学方式上具有体悟性等特征。另外,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改变的动力来源于文化场域、教学观念转变的内部动力、教学观念转变的外部动力等。随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与路径。横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经历了教学观念的自我批判、欧洲大陆教学观念对教学制度化的改造、英美教学观念对教学方法的改造、近代中国教学观念重塑等四个阶段形成的。纵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是从文化改造、到西方教学观念传播与实验、再到教育改革的路径中形成的。之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内涵的梳理,可知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三种含义,第一教、学、做是一体三面的关系,第二做是教、学的基础,第三教学做合一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关系论、主体性等特征。从学理的角度看,近代中国教学做合一观念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最后,中国近代教学观念的形成历程对我国教学理论本土化建构提供了三点启示,一是坚持文化自信,扎根教育传统;二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三是关注时代发展,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

赵安妮^[2]（2021）在《包世臣经世散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包世臣散文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河、漕、盐、农、礼、刑、兵、货币、鸦片、抗夷等多个方面,体现了明确的经世意图。包世臣经世思想与散文创作是明清时期实学思想和经世散文发展的重要一环,对近代思想和经世散文的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本论文以包世臣文集《安吴四种》中相关经世散文篇目及《说储》《小倦游阁文稿》部分经世散文作为研究对象,从其生平交游、文集编纂体例、传记书信研究以及价值影响四个大的方面入手,对包世臣经世散文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考论包世臣的生平和交游。关于包世臣的生平,本文主要在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其经世散文创作为分期做一简单论述。研究包世臣的文学交游,主要论述以张琦为主的常州派文人对包世臣作经世文章的影响。本章重点和创新之处是在笔者所辑包世臣佚文的基础上对其交游做一补述。第二章是对包世臣文集版本及别集《安吴四种》编纂体例的研究。包世臣晚年手编的《安吴四种》并未遵循文人别集编纂体例的传统,而是另辟蹊径,赋予了文集体例突出的经世思想。故本章的重点即通过对包世臣编纂《安吴四种》过程、体例的论述,去深入挖掘包世文集编纂体例背后蕴含的经世致用思想,以及包世臣手编《安吴四种》在文集编纂体例史上的价值。第三章是包世臣经世散文研究综论。首先,对学界关于明清时期实学的概念以及起止时间分期的讨论以及明清时期经世散文的创作情况做一概述,将包世臣经世散文研究置于更大的视野下,更加客观、合理地看待其经世散文的价值。其次,对包世臣的经世散文整体的思想内容做一概述。第四章重点研究包世臣的书信和传记。包世臣作有一篇传记理论,明确地论述了传主选择的标准、作传目的及叙事理念。而他的书信,又能最为直观体现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故本论文选择其传记、书信两种文体作为研究重点,深入研究他经世散文中蕴含和体现的“务为有用”的经世思想。第五章研究包世臣经世散文在明清经世思想和散文创作发展中的价值和影响。主要有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经世散文中包含的未被后人重视的首发之语,客观上对鸦片战争之后的创作风气产生了影响。二是他在经世散文创作中运用的艺术手法对龚自珍、魏源等人的经世散文创作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可以说,他开启了经世散文创作的风气,算得上是启蒙民智的先驱。

张娟^[3]（2020）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新旧交替、中西冲突使保种、保教、保国成了时代的主题。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上演了一幕幕轰轰烈烈的思想重构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活剧,其核心命题就是救亡图存。康有为作为戊戌维新的核心人物和领导者,是近代政治变革的先驱,他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积极探索社会变革之路,他的政治变革主张既内涵深厚的政治意蕴,又富有精湛的伦理思辨。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对个体的重视以及对民权、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的普遍追求,也昭示了近代中西方伦理思想由交锋到融合的可能。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斥着明显的分歧和断裂。戊戌政变前,他高呼“民权”、“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政治价值观来反对封建专制、等级伦理以及禁欲主义,提倡君主立宪政治制度,希冀对腐而不亡的封建君主专制以及等级伦理进行全面的变革。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形成的资产阶级道德,体现了资产阶级要求获得平等的政治地位以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在革命高潮尚未掀起之前,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的康有为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向西方学习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辛亥革命后,君主专制政治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资产阶级革命迅猛发展,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却仍停留于原位,固执地把“忠君”与“救国”、“封建皇帝”与“变法”联系起来,皇帝成为变法成功与救亡图存的必要条件,由此他提出“保皇”、“立教”的政治主张,甚至不惜参与违背历史发展的复辟帝制运动,曾经的维新派领导人物退变为最大的保皇派与反动的封建遗老。很显然,康有为后期政治伦理思想的价值诉求已经不再是争取民权与平等,而是侧重于对君主的效忠和对君权的坚守,这无疑是对传统等级伦理的复辟。与顺应了时代潮流与国情发展的革命思潮相比,康有为后期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倒退性与反动性。康有为为何没有继续顺应时代的发展而投入革命,他所谓的保皇、立宪、渐进、改良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看似矛盾的政治伦理思想背后是否隐藏着连接与贯穿的线索?他于历史交替之际所进行的政治变革与道德转型对于当今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有何警醒与借鉴,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今天来深入探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原因所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生而平等的政治伦理基础、君主立宪的制度伦理设计、渐进改良的政治伦理实践以及太平大同的政治理想。贯穿于康有看似矛盾与断裂的政治伦理思想中的线索即“为民”与“为人”的仁道关怀。深受西方社会契约论以及天赋人权论的影响,康有为将国视为民之公产,认为君与民应是对等的关系,均为天下之主。又因人皆由元而生,人在本质上是平等且独立的,由此得出人人皆有自主之权。在生而平等的人类公理指引下,康有为指出非人道的专制政治终将被凸显人地位与价值的民主政治所取代,立宪政治体现了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君主立宪制度则是近代中国在现实国情下能够发扬君主优势以克制激进民主乱相的最佳策略。康有为的政治伦理实践也遵循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指向,他执着于君主制与改良、反对激进革命的原因就在于最大程度地避免流血与伤民,“保民”、“安民”、“治安为尚”是其主张渐进路径的重要考量。为实现富国以养民,他提出发展物质为近代中国救国之急方。同时,重视“智”在世界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主张近代教育体制改革,主张平民教育与普及教育,通过凸显“智”的先行性来修正儒家传统文化中“仁为本,智为辅”的仁本主义哲学体系;游离于政治实践之外,康有为构建了一幅远高于现实的大同理想社会的蓝图。大同以人人生而平等为构建准则,以仁道进化为前进动力,以“去苦求乐”为终极追求,在政治、经济、社会绝对公享、公有的制度化构建基础上,大同最终实现了德福一致的至乐境界。康有为的现实政治实践意在为国人“救苦”,而社会理想则意在为全人类“救苦”,为全人类谋求幸福是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最终目的,现实与理想这两条看似平行的思想线最终统一于“救苦”与“求乐”的人道关怀之中。受时代与阶级属性的限制,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与理论缺陷:他努力吸收西方的新文化和新观念,却又固执地将其镶嵌在传统文化的框架之中,带有“旧瓶装新酒”的色彩,反映了其革新思想的不彻底性;他宣扬民主与民权,却又顽固地坚守君主立宪;他设计了大同理想社会,却又用三世进化理论将其置于空想。总之,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进步与保守的两面性,由于这些局限,导致他后期政治伦理思想明显的倒退与反动。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反映了近代思想变革的历史悲剧,但也是一种历史的探索,通过分析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我们能够感受到他深厚的学识涵养与强烈的爱国爱民情怀结合下所产生深邃洞见、他审视世事的理性精神、贯穿于其思想体系中的仁道情结与人道关怀、对人欲的认肯以及以“人”为政治价值核心的确立。这些积极的因素,值得后人借鉴。

胡慧娥^[4]（2019）在《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魏源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一位坐标式人物,生平跨越乾嘉道咸四个朝代。其毕生倡导以经术为治术,注重通经致用。他着述宏富,大都涉及对政治文化的历史分析与现实考察。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形成背景可从两方面考察:嘉道政治概况与嘉道士人群体政治文化生态是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客观历史因素。魏源所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阅读史及与师友们的交往,则是考察其思想观念产生的主观历史因素。魏源的政治文化观主要包括天道观、德治观、法治观、民本思想与人才观等。他尊崇天道,认为以“天道”来参照人事,彰显“神道设教”的基调,于政治统治大有裨益;同时也重视人之主观能动作用,呼吁“造命”、“立命”君子,倡导常怀忧惧之心,以达天人合一之境。魏源主张德治,提出王道纯出乎道德,主张为政者需以仁德为本,又倡言“孝道”,认为“孝”是为学之本,亦是立身之本,治道之本;同时力主学古求变,以学古为名,求革新之实。也重视法治,明确倡导“法令是治之具”,后世循法而治是时代发展之必然,但他强调人法兼备,才能成就善政。他还进一步弘扬民本思想,提出君民平等,重视民之参政议政力、民之自治力以及民之合力等;还明确倡导开源兴利、本末皆富的富民思想。魏源还提出系统的人才观,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人才虚患”问题,主张不仅在位者要重视人才,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懂得识人用人,还呼吁士大夫群体关注经世之学,弘扬经世学风,使人有所学,学能致用等等。这些体现了他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关注与认知,其中有传承与肯定,亦有反思与超越。魏源政治文化观既涉及深刻的论理思考,亦有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思考。随着时势的发展和人生经历的变化,他对政治文化的思考重心亦有所不同。其早期饱读诗书,深受传统经典微言大义的影响,即已感知国家整体由盛而衰的态势,故从整体上倡导“王道”政治观,希望以传统理想治道为现实纠偏。这集中体现在《黙觚》一书中。道光五年魏源开始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后,他转向对现实时政的经世思考,针对“人心寐患”之积弊,以及河工、漕运、盐政等急务中涌现出的流弊,提出时势变革观,主张局部改革,认为政“熟”方能求治。鸦片战争后,他倡导全面改革,以应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政治危机,着重强调大一统思想,提出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以及“师夷”说等。这些是魏源改革现实社会的系列主张。与同时代人相比,魏源政治文化观具有明显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以人为本,贵人重民;高扬事功,理性建言;实践品格,经世情怀;近代启蒙,与时俱进。魏源不仅关注民生,提倡重民、富民,且意识到人的普遍意义与价值。他强调人各有才,人尽其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人本精神的实质内涵。他将王道与事功连为一体,积极探讨富民强国之道,凸显出可贵的理性精神。魏源的很多思想观念源于对传统政治文化的认知,又注重关照当下实际政治社会,有些观念则直接从实践生活中产生,亦能反作用于现实政治当中,使其思想观念呈现明显的实践品格与经世情怀。魏源对时势发展有敏锐体察,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与时俱进,对近代思想启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照,如科学启蒙、民主启蒙、地理世界观与外交观的启蒙等。魏源政治文化观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历史影响。一是他的很多着作在当时即已流行甚广,其思想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时人的关注和认可;二是其人本思想、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与“师夷”说等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效应,不仅直接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且对维新思想家们亦有很多启发,特别是“师夷”说成为近代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思潮的滥觞。

车兰兰^[5]（2018）在《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文中指出黄人（1866—1913）,是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个性鲜明、思想崛奇、成果卓异的人物。在近代这一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中,黄人深受传统文化、吴地地域文化的浸染和西方文化的多重影响,前后思想发生了重要改变。他曾有志于仕途,然郁郁不得志;后执教东吴大学,潜心学术;入南社后欲以文革命,终理想破灭,因狂而殁。黄人是近代重要的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多重身份兼跨数个领域,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小说着译、办刊结社、文献编纂、教育改革、民主革命等方面均有建树。然而与同时代的梁启超、吴梅、王国维等人相比,黄人并未获得相应的地位,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也有待于更为深入的挖掘。本论文着眼于对身处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思想复杂、着述宏富、经历曲折的黄人作较为全面的考证与论述,并作合理评价。论文主要从六部分加以剖析阐述:前三章主要是将黄人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放置近代文学转型背景中去考察,这是论文的重点部分,黄人所处时代的过渡性特征在其文学理论、创作中得到鲜明的体现。首章探讨黄人《中国文学史》与近代新型文学史兴起的关系,追溯“中国文学史”的起源,将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与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进行比较,分析它们的根本区别;梳理西方、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论述国人自着“中国文学史”出现的原因。通过对比窦、林、黄三部最早的文学史着作,进而分析黄着文学史的开创性、影响,也不回避它作为草创期文学史的局限。次章侧重于探讨近代文学批评的新变与黄人文学理论的关系,梳理古、近代文学理论批评衍变之轨迹,进而探讨黄人的小说理论、戏曲理论、诗歌理论、词学理论对古典文论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其在新旧思想冲突下所存在的局限。第三章聚焦黄人的文学创作实践研究,从题材、主题、艺术特色等方面解读黄人的诗歌与词,分析其所体现的新旧特征,最后综合论述黄人创作的成绩与不足,以及较文学理论存在的滞后性。后三章主要是围绕黄人的教育、出版、社团等文学活动展开,探讨他与近代文科教育、文学出版、文学社团发展的关系,体现了黄人严谨与开放的学术风气及对民主自由的热切追求。第四章梳理了黄人的求学活动、教育活动,尤其突出黄人对中国文科教育所作的贡献。黄人在东吴大学十三载,通过教学布道、讲学唱和、编写教材、主笔学报等教育活动,在思想启蒙、文科教育、培养人才等方面对近代文科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五章分析黄人在中国近代出版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他与小说林社、国学扶轮社的关系,从黄人的报刊、图书出版活动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倡导保存国粹,另一方面也积极引进了西学新知,既批判了封建文化专制,又传播了西方民主思想,对传统出版业向近代出版业的转型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最后一章则考察黄人与中国近代社团转型的关系,社团活动在黄人的文化活动中比例较大。本章中黄人入南社之契缘、入南社后的活动及其与南社同人的交游是重点,体现了在近代社团转型过程中,“新”与“旧”文化的碰撞。而黄人在社团的创作、文化、交游活动,不仅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和革命文学的发展,也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变革中勇于担当、以笔为戎的真实写照。概之,黄人之一生,历经了半个世纪的世事沧桑,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巨变,是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一个“推动者”和“见证者”。他的文学思想、创作与活动等,都体现了新旧文化过渡、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时期的矛盾与融合。他的身上,既有传统文人积极入仕的济世情怀、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困囿于时代的保守与局限,又有近代新型知识分子“启蒙救国”的远大理想、批判封建专制文化的革新精神、对民主自由的热切追寻和和立足于中西比较的创新精神。他既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承袭了李白、李贺、王仲瞿、龚自珍等先贤遗风;又借鉴了国外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有许多独立之见和创新之举,对吴梅、王謇、陈乃乾、陈大悲等后辈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黄人是不可忽视的一位,需要将其放置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大背景下,做更全面更客观的研究,同时分析他的典型意义。

段炼^[6]（2018）在《从“理势”互动到“体用”二分:以清代中后期读书人的世界观转型为中心》文中指出支配中国社会千余年的"天理"世界观在清代中后期的瓦解,与嘉道年间读书人在经学框架下重新思考"理势"的问题密切相关。无论是今文经学、理学抑或经世之学,都在试图重新回答何为"理"与"势"以及如何重新诠释"理势"关系的思想命题。从庄存与到张之洞,他们对于"理势"与"体用"问题的理解和实践,拓展了朝野各界因应时势的理论视野,也形塑了当日读书人世界观转型的历史进程。在传统经学的思想范畴中,"理之是非"的刚性价值原则,开始在"势之利害"的现实主义和世俗逻辑面前败退。读书人以更具权变和实用性的思路,消解传统儒家德性与现实制度实践的价值关联。正是基于对"理势"关系及其诠释策略的内在调整,清代中后期的多元思想"内变",既是对传统"天理"世界观修正与扬弃、推陈而出新的过程,也由此埋下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伏笔。

王春焕,孙勇^[7]（2017）在《中国边疆战略研究的兴起》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统一国家,这个统一过程是漫长的,国内学界形成一种认识,即历经秦、汉、唐、宋等朝代中国在元朝时统一的国家形成,因它容纳了现今所有的民族在一个国家中;中国在清朝康熙年间疆域才得以大体定型。（1）以1689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为起点,中国逐渐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开始走上与国际体系接轨的历程;（2）1911年之后,中华民国的国号与共和体制完备,国家继承了前朝疆域,成为现代民族

王春焕,孙勇^[8]（2017）在《中国边疆战略研究的兴起》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统一国家,这个统一过程是漫长的,国内学界形成一种认识,即历经秦、汉、唐、宋等朝代中国在元朝时统一的国家形成,因它容纳了现今所有的民族在一个国家中;中国在清朝康熙年间疆域才得以大体定型。①以1689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为起点,中国逐渐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开始走上与国际体系接轨的历程;②1911年之后,中华民国的国号与共和体制完备,国家继承了前朝疆域,成为现代民族国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仍然继续着民族国家的构建,大体保持了以前中

代训锋^[9]（2016）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与伦理变革研究 ——以义利观的嬗变为视角》文中指出社会转型时期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与成长的过程。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转型。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推进,传统的道德文明受到了挑战。一方面,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化呼唤着现代道德文明;另一方面,传统的道德文明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道德需要完成以道德理论的现代转型为目标的伦理变革。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也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在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进程中,存在着从“传统社会”的“德性论”到“现代社会”的“规范论”。德性论是传统道德哲学的理论形态,规范论是现代道德哲学的理论形态。其中,规范论发展为两个纬度,也即:道义论和功利论。从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理论学说来看,传统社会主流的道德理论是儒家的道义论,它属于德性论伦理学理论形态,由孔孟开创,义利观是传统道义论思想的核心。一般而言,“义”主要是指行为之应当,是对道德规范的总称;“利”主要是指利益、功利、包括社会利益（公利）和个人利益（私利）。先秦儒家高扬着道德理想的旗帜,围绕理想人格及其培养之道,论说着人性的完善和德性的养成,强调“义”的优先性和至上性,要求人必须保有和富养“义”这种内在的道德品性而不应受到外在的“利”的干扰,表现了出把道义与功利对立起来的倾向。两汉和宋明时期,后世儒家把先秦儒家道德学说中反功利的倾向发展到极端,在“义利之辩”的基础上强调“理欲之辩”,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从而使儒家道德学说脱离了现实生活,成为道义至上、“唯义无利”的“圣人之学”,并构建起一种博大精深而又精致细微的德性论理论体系。鸦片战争后,中国从传统社会被迫进入了近现代历史的圈子,中国社会开始了艰难的转型变革。在民族任务和历史主题面前,传统的德性论道德学说也随着社会的变革发展而转型,首先表现为戊戌时期的“乐利学说”,但是,“乐利学说”转型的并不完善,实质上,它只不过是包含了功利原则的道义论或者德性论而已,并没有取得现代规范论伦理学的形态。在批判地继承近代道德革命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革命的功利主义”的主张,这标志着中国道德理论形态向现代转型的第一步,初步实现了从传统的德性论到现代的规范论的历史变革。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革命的功利主义”发展为集体主义道德。但是,无论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还是集体主义道德,在道德的现代转型上并不是那么彻底,它们都是以中国传统的德性论为依托和基础的,所以,在道德实践中往往受传统的德性论所影响,表现在义利观上就是强调整体利益的至上性,这种影响最终使集体主义道德在文革时期演变成绝对主义道德。绝对主义道德的产生阻碍了道德的现代转型。1978年,随着新时期的来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人们开始从绝对主义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一系列的社会思潮和伦理思潮冲击下,人们对“义”与“利”关系的理解有了新的发展,对待“利”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义”与“利”不再是绝对对立的两极,“利”成为被鼓励和肯定的,其标识首先就是“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是一个评价谋“利”的利益标准;其次就是谋“利”手段的道德要求,这是对谋利正当性的是非认识,是一种公正感,这些变化都是体现了现代规范论伦理学的要求。至此,中国社会的道德已从“传统社会”的“德性论”基本转到“现代社会”的“规范论”、从道义价值转向功利价值演变。中国社会的伦理变革随着社会转型也已逐渐转向了现代化的方向。当然,中国社会的伦理变革和道德的现代转型目前还不完善,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现代道德理论体系,但我们已看到曙光。

洪一麟（Ang Yee Ling）^[10]（2015）在《经学的蜕变：刘师培与晚清学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其丰富的内涵经过历代学者不断地深入探讨和阐释,在很大的程度上甚至影响了中国历代国家制度的建构。清代作爲一个历史经学时代的总结期,经学史上的学术形态几乎都或隐或现地曾在清代学术的舞台上出现过,经由清儒进行再演绎,并且影响了整个清代以降不同学人的治学观、学术观。《左传》和《公羊传》同爲儒家经典,却是经学内部最易发生分歧争论的着作,自汉以来一直便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重点。清代自嘉道以後,是一个古今中外文化发生碰撞和交融的过渡时代,爲了应对内忧外患,中国经学上的所有学术形态都在嘉道以後纷纷涌现,如今文《公羊》学、理学、《左传》学等等。单以学术言之,当时西学东渐已有一段时日,严复等人译介的西学着作开始在中国学者之间流传且发生了影响;而传统学术中的经学由於无法适应政治制度的变革,其经典权威性的地位也开始产生动摇,原本属於次一级学术地位的史学、子学却日益受到当时学者们的重视。刘师培身处於这样的社会背景中,不仅深刻地感受到了这样的时代趋势,同时其本身也是学术洪流的推手之一。因此刘师培如何立足於其家学根底,应对西学及时代的诸多挑战,便是本文的核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典籍所承载的学术思想内涵,便不断地被晚清以来的学者们所重新思考,而《公羊》学爲了迎合改革之需提出对《左传》学的质疑和作僞言论,甚至虚构出一个学术史上不存在的汉代经今古文之争,影响深远,至今仍有不少学人奉爲至理。於是潮流所趋,古人视作神圣之说,清末之时都被斥爲荒谬,致使传统中国学术存在的基础和依据逐渐被剥夺,若清末的学者们再不加速推动学术内部的改革,则这些传统学术终将失去存在的必要而成爲图书馆的收藏品。我们认爲,刘师培的学术背景有其自刘文淇一路传下的家学影响,同时又受到扬州地域博通的学术风气影响,在继承家学的经世理念和《左传》学的同时,非但对当时广爲流传的《公羊》学、西学不加排斥,更是予以吸收,成就了其闳通淹雅的学术体系。刘师培虽然留下了大量的政论性撰述,但作爲一个时处清末社会、学术都急剧转型变化的学者,他更重视的就是爲传统中国学术谋求新的出路,让传统中国学术获得新的学术生命力,以便能够在新时代继续焕发活力。无论是经学、史学、子学、文学各方面,刘师培都留下了不少灌注了他学术思想及思考的丰硕着述成果。这些都是可资以後人对其思想论述不断挖掘、前进的寳贵学术基础。就学术形式而言,传统经学不同於现代的科学研究,经学文献的内涵可以被不断地赋予新意义,即以传统之“旧瓶”来承载“新酒”。清末时今文《公羊》学即以《公羊传》来承载“改革”的新思想,曾国藩以理学来承载其“礼学”的思想,康有爲以《公羊传》来赋予其西学的新内涵,皆大致如此。由此一来,使得传统经学开始蜕变而成文献学、语言学、史学、社会学等,固然是经学内部的演化,也是时代变迁、学风变易後的历史必然。

二、论龚自珍魏源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龚自珍魏源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包世臣经世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6）从“理势”互动到“体用”二分:以清代中后期读书人的世界观转型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边疆战略研究的兴起（论文提纲范文）

（9）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与伦理变革研究 ——以义利观的嬗变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经学的蜕变：刘师培与晚清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龚自珍魏源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D]. 王枭.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包世臣经世散文研究[D]. 赵安妮. 兰州大学, 2021
• [3]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 张娟.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D]. 胡慧娥. 湖南大学, 2019(07)
• [5]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D]. 车兰兰. 江西师范大学, 2018(02)
• [6]从“理势”互动到“体用”二分:以清代中后期读书人的世界观转型为中心[J]. 段炼. 史林, 2018(05)
• [7]中国边疆战略研究的兴起[J]. 王春焕,孙勇. 华西边疆评论, 2017(00)
• [8]中国边疆战略研究的兴起[A]. 王春焕,孙勇. 华西边疆评论（第四辑）, 2017
• [9]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与伦理变革研究 ——以义利观的嬗变为视角[D]. 代训锋.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6)
• [10]经学的蜕变：刘师培与晚清学术思想研究[D]. 洪一麟（Ang Yee Ling）. 南京大学, 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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