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英教育:一个仍需关注的课题——兼论精英与精英教育的质的规定性(论文文献综述)
陈元元[1](2021)在《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文中指出纵观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基础、发展历程及特点模式各不相同。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后者居上、私学主导、发展速度快且影响巨大等独特性,在路径发展上独树一帜。基于对历史文献的搜集分析,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比较研究等方法追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原因,剖析不同发展阶段日本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的变化过程,可以拓展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专题内容,探究高等教育变革规律及大众化发展模式,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借鉴。日本高等教育于1963年迈入大众化阶段,经过一系列调整及变革,至20世纪90年代末实现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转变。在整个大众化进程中,日本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在整体上都呈现扩张趋势,如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及各类短期职业院校等均所有扩充,但私立高校担当了主力军角色,发展迅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各个阶段皆占主导作用,院校及学生数量都远远超过国立、公立高校,且影响至今,现如今日本私立高等院校的数量及在校生人数均占总数的70%以上。在国际及国内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存在着“量化指标”和“质的规定性”不完全同步的现象,高等教育正是围绕数量和质量这两个基本点进行变革的。在以私学主导为中心,规模与质量两个基本点的相互协调作用下,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历经了快速扩张期、集约发展期和稳定增长期三个发展阶段。1963年至1970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以规模扩展为主的快速扩张阶段。这一时期是日本社会发展的黄金期,经济高速增长,教育投资论盛行,日本社会中等阶层扩大。结合中等教育普及多样化,人才需求旺盛的社会现状,日本政府提出了“理工科人才扩充计划”,修订并放宽了大学设置基准。日本高等院校尤其是私立大学及私立巨型大学的规模急剧扩展,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迅速增多,学部及学科种类也大幅扩充,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入以量化规模扩展为主要特点的飞速扩展期。与此同时,日本高等教育出现了目标偏向功利性,入学考试选拔标准较为片面,教育资源不足且分配不均、质量下降的问题。此阶段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呈现私立高等院校发挥主力、高校规模横向急剧扩展、职业院校发展突出及理工科专业扩展比重较大的特点。整体来说,在“量”上达到了大众化标准,但“质”上还存在一定差距。1971年至1983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以质量调控为主的集约发展阶段。在石油危机经济增速下降、高校毕业生过剩就业困难以及第三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整顿》、《关于高学历问题意见书》等政策相继被提出,日本政府颁布了系列法案援助与控制私立高校,挽救前一阶段因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带来的质量危机。在高等教育目标上更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了统一的入学招生考试制度,并改进了师资教学及课程内容,强化了高校的内外部管理。日本高校数量增速放缓,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出现间歇性回落,学科及专业结构走向融合。呈现高校纵向多层次化发展、应用型人文社科类学科比重增加的特点。1984年至1999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量质兼顾、并重发展的稳定增长阶段。受经济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日本社会阶层趋向均等,终身教育及学习化社会趋势加强。私立高等院校数量有序增长,国立、公立高校平稳发展,高校入学人数稳定回升,学科种类走向交叉与融合。日本高等教育结构及质量也进一步完善及提升,高等教育理念趋向个性与创新,入学选拔制度多样且灵活,人才培养走向开放与综合,高校师资队伍力量提升,管理及评估机制更专业精细化,呈现数量与质量发展协调兼顾,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职能加深,高等教育融入终身教育体系的特点。至1999年,日本高等教育无论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质量要求”上,都达到了大众化标准,毛入学率超过百分之五十,完成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的转变。日本以二元高等教育结构为基础,私立各类高校发挥主力作用,构建非传统型多层次高等教育,使大众与精英教育并存的大众化发展路径颇具特色。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有了进一步的突破,在“量”上达到了大众化的标准,然而由高等教育大众化引发的教育水平下降、毕业生就业困难、学位含金量变低等遗留问题仍需解决。借鉴日本经验,我国高等教育在今后的改革中必须树立量质兼顾并重的发展理念,充分挖掘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潜力,高校在扩大规模时需坚持市场导向并兼顾大众需求,国家在大众化进程中应及时干预并保障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需从外延式综合扩张转向内涵式特色发展。使我国高等教育既满足大众化的量化指标,又达到质的规定性,进而顺利衔接至普及化阶段,并稳步发展。
左殿升[2](2020)在《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网络时代“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历史机遇,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决不能同这样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互联网建设治理和国家网络安全工作,他多次强调“我们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互联网正在成为西方国家新一轮和平演变和实施网络殖民主义的重要工具,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背景,关乎政治稳定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提升。政治认同是政治获得合法性的前提,是维系政治稳定的心理基础,是执政党的生命线。互联网的出现使政治认同的原有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不但重塑着政治认同的新形态,而且使传统社会的政治认同差异出现扩大趋势,网络时代政治认同的变化正成为一种影响国家安全的新的风险因素,互联网引发了全新的政治和政党安全问题。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青年大学生群体的政治认同情况直接影响着全社会的政治认同效果,决定着中国政治稳定、政治进程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青年大学生是互联网“原住民”,受到网络影响最为深重,互联网正在成为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最大“变量”。正是由于网络大环境的差异影响、政治认同不同影响因素的差异作用和青年大学生群体的差异构成,造成了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呈现。互联网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具有极强的放大作用,需要高度警惕、有效应对。本研究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6所不同类型高校27174名不同学历在校大学生中展开大规模问卷调查,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大学生政治认同进行“可视化”呈现。将政治认同分为身份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政策认同、文化认同、发展认同等六个方面构成,设置了权利认知、利益认知、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政治满意度等五个影响变量,围绕不同性别、民族、学历、政治面貌、生源地等1 1个维度进行整体性和差异性大数据分析。研究目的主要有三:一是,全面厘清新时代大学生政治认知认同基本状况和差异特征,为大学生政治认同精准“画像”;二是,深入分析网络时代不同影响因素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作用,为大学生政治认同准确“把脉”;三是,系统构建应对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的对策路径,为网络时代强化大学生政治认同“赋能”。研究发现,互联网极大拓展政治生态空间、极大激发大学生政治权利意识、极大焕发大学生政治参与热情、极大影响大学生行为观念;大学生身份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文化认同、政策认同以及发展认同,两两之间分别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并且都与政治认同整体正向相关;大学生权利认知、利益认知、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政治满意度等五大影响因素相互之间高度相关,并且都与政治认同整体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总体向好,相较于党的十八大前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差异明显:低度认知与高度认同存在悖论,宏观认同与微观认同存在失衡,情感热爱与行为疏离存在矛盾,整体认同与群体认同存在差异。网络时代应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需要增强整体认同,消解差异分歧,要从变量到增量,创造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优良网络环境,全面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从网下到网上,夯实党和政府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效能、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努力让青年学生有更多获得感;从边缘到中心:彰显政治认同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加强高校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从粗放到精准:精准对待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精准应对政治认同不同构成要素、不同影响因素和不同学生群体的政治认同差异。
张国良[3](2020)在《竞德、逐智、争力 ——尚武的三个维度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尚武贯穿于中国武术的历史发展之中,深深影响武术人的技艺提升、武德修为、人生态度等,是与“崇文”相对的客观性存在,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尚武不仅是近代中国摆脱羸弱、实现强健的动力源泉,而且也是当下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力量之源。源于前轴心时代到轴心时代的尚武(军事、国家治理),韩非子以“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进行了概括。轴心时代尚武(军事、国家治理)的“德”、“智”、“力”三种文化形态不仅成为后世基本范畴和文化母题,而且也深深影响了尚武意识形态和文化实践。基于此,本研究以尚武为对象,运用文化史研究方法,从“竞德”、“争力”、“逐智”三个维度,对应于“武”之“止戈”、“持戈”及其“持/止”张力的智慧化调适,提炼内在逻辑、行为特征和互动关系,梳理其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以此回应社会尚武认知的单维性,服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践,助力于中国梦的实现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第一,轴心时代“武”的“德、智、力”文化内涵,蕴含着后世“武”的文化基因。一方面,在文武逻辑辩证的框架中,于学理上将“武”演绎为“武力”的“张”、“弛”而尽显“智慧”,渗透于中国政治、军事实践之中。例如,国家治理的“外儒内法”特征,其“儒”是“德”,其“法”是“力”,其“内”“外”组合体现为“智”。军事实践的“兵儒合流”特征,以“兵”体现“力”,以“儒”彰显“德”,以“合”追求“智”。另一方面,将尚武具体化为文化新系统。“德”对“师出有名”的注重、表现为“象征性打击、有限度打击”等,“智”以“以破求全”而实现胜利成果转化的“代价最小化”、追求“强己弱敌”之效及其优劣强弱态势的转化,“力”则注重“武备”“武风”“武艺”等战备物质基础的建设。第二,尚武具有“竞德、逐智、争力”三个维度的文化结构。尚武(军事、国家治理)的“德、智、力”文化基因,被武术细化为人与人的伦理、技术互动关系后,不仅以“竞德”方向性伦理的规定、“逐智”优化性策略的倡导、“争力”提升性技术的基础,型构了“力技术+德伦理+智策略”三维一体的尚武文化实践新系统,而且还将三维一体的尚武深入到“练以成人”的文化实践之中,形成了由德之竞、技之争、双修之逐智组成的“德技双修”文化特征,交织为“武德与功夫”两大主题,变奏为“武”之“持戈”与“止戈”二元对立的平衡。第三,“竞德”更多是对强者“止戈”的期待。它的内在逻辑既规定了“武”的方向,也从“动作方式、力度、速度、幅度”对武术技术文化进行了多元化规制、在攻防效果上实现由打人而“放人、制人”的转变、在思维方式上确立由打败人到服人的新目标,还将商周敬祖之德改造以祖师信仰而为“武”之方向性提供正当性来源,最终形成了祖师信仰、制度安排、武技践行组成的三维一体的暴力治理文化形态。第四,“逐智”既是弱者智慧也是强者的艺术。它以兵家思维策略和道家智慧生成了“武”的配置优化性和向内求证性逻辑;其技术表征既表现为强者和弱者的方法之“巧”、动作视觉效果的“诈”,也将尚武“逐智”外显为强者和弱者的“指东打西”以及“拳打人不知”和“以小打大”三重技术境界,内隐于暴力冲突情境中“打”与“不打”的适度转换、“打”之良性结果的控制及其“打而不伤”所获得的“象征资本”;其冲突互动是对看似不可调和的“持戈”与“止戈”二元对立进行平衡和调适。第五,“争力”更多是弱者“持戈”的追求。其内在逻辑是实力的提升;其技术文化系统是以劲力训练为主线,内化为提高打击力、追求周身一家的完整性,外化为提高抗击打力、提高对手劲力感知力和敏感性;其冲突互动是身心二元的同时“争力”过程,是在暴力情境“有人/无人”的预设中克服冲突性紧张与恐惧、锻炼“敢打性胆气”和“必胜性胆气”。第六,在“竞德、逐智、争力”中,贯穿其中的主旋律是保持“德/力”的合理张力。尚武的“德/力”张力,一方面形成了武术“力实践、德话语”文化系统,并以“竞德”统一武术拳种流派的“家族相似性”,保持武术文化的统一性、传承性,以不同的“逐智”、“争力”促进武术拳种流派的百花齐放,使武术文化呈现为个体性、多样性。另一方面,“德/力”张力也影响了尚武的方向性规定、优化性配置、实力性提升,决定其强者更为注重“竞德”、弱者更为倾向“争力”、强弱者均有或止戈与持戈智慧性运用的发展方向,对武术人“消费武术”的方式、“自我意识”的形成及其“练以成人”发挥了助力作用。
刘尹[4](2020)在《规定与自致:海顿社会身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试图解决以下问题:作为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海顿所处时代究竟对其音乐创作产生何种影响?海顿的音乐在不同身份下产生了何种变化?作为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海顿的社会身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同时代作曲家中是否具有代表性?造成这种社会身份转变的最根本最深层次原因为何?本论文旨在研究海顿社会身份,全文围绕海顿两个身份:规定性社会身份及自致性社会身份展开,分别论述海顿双重社会身份在其音乐、职业中的体现。需要明确的是,身份仅仅作为影响作曲家风格创作的一个因素存在,对整体风格产生一定修饰作用。质言之,本文试图阐明海顿两种身份对其音乐创作的影响,其次阐明海顿身份转变的社会缘由。本论文绪论部分对所选择论题从研究缘由、选题意义、国内外就此论题展开的相关研究的已有成果作出评价。随后的章节基于分总的逻辑展开,第一章对文内出现的三个主要概念进行阐述;第二章为海顿的规定性社会身份扮演,聚焦于海顿作为乐正的职业身份,从雇主的要求与迎合雇主两个方面展现海顿这一身份下的音乐创作;第三章为海顿的自致性社会身份的扮演,此段将抽象的自致性社会身份分为三个角色:作为乐正时的自致表现及商人、贵族身份,笔者分别选取了与之对应的三个阶段音乐创作进行论述:代表自主创作的《告别》、迎合公众创作的“伦敦风格”及象征个人意识表达的《创世纪》;第四章从宏观整体对海顿所处的古典时代进行审思,剖析海顿身份转变所反映的较为典型的时代缘由以及通过与莫扎特、贝多芬的对比阐述其具有个性化特征的非典型缘由。
魏楠[5](2020)在《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广泛而积极的政治参与是“善治”的一大特点。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进入数字时代以来,现代通信技术与民主政治相结合,为公众提供了多样的参与渠道和途径。网络重构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特点,以及在此基础上增强的公众参与意识和参与精神,使得网络政治参与成为大势所趋。当前,一方面政府部门加快推动电子政务工程,创造出网络政治参与的种种方式,便捷公众的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反映诉求;另一方面,一旦发生重大公共事件,密集的网络讨论蜂拥而至,倒逼政府部门就相关议题予以解答和解决,给当局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如何在“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的前提下,引导公众依法、理性、有秩序地网络政治参与是当前党和政府需要关注的重点议题。本研究从“公众为何以及如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这一现实问题出发,在对网络政治参与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自我决定理论、整合技术接受模型和政治系统理论作为理论工具,采用文献研究法、系统分析法、调查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构建了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剖析了动力系统的要素、结构和功能。在此基础上,依照实证研究设计方法步骤,利用调查收集到的809份有效问卷验证了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作用机理,总结出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依据比较案例研究设计方法,选取同在2018年发生的“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和“问题疫苗事件”,进一步揭示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在实践场域中的具体运行机制。以此为据,提出了引导扩大公众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对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为:第一,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是由网络政治参与动力自系统和动力他系统按照一定结构组成的复杂系统。网络政治参与动力自系统包含受控型动力(社会影响)、功用型动力(感知有用性)以及内驱型动力(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感);网络政治参与动力他系统包含来自参与制度环境(网络规制感知和政府回应感知)、政治文化环境(民主价值观和政府信任)、以及信息技术环境的动力(平台信任和感知易用性)。网络政治参与动力自系统始终处于动力他系统的影响之下。第二,网络政治参与动力自系统向公众输入参与需求,影响参与的程度,解释了公众“为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动力他系统向公众输入参与支持,影响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揭示了公众“如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决定了公众究竟采取何种网络政治参与类型。第三,网络政治参与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往往由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开始,受内驱型动力驱动,感知易用性显着促进信息获取,并刺激功用型动力的产生。信息的累积使公众的功用型动力进一步增强,促使其开始攀登参与阶梯。政府能否有效回应公众诉求、能否提供安全的参与平台,决定着公众的网络政治表达是向着网络问政还是网络外压方向演变。第四,政府部门可从提高有效回应能力、优化网络生态治理、保护数据隐私安全和推动内容科技发展等方面着手,实现扩大公众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目的。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对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弥补了学界对于网路政治参与重效果分析和影响因素研究,轻内涵界定和类型分析的缺憾。从制度化程度和参与程度两个维度将中国公众常见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划分为5种类型。在此基础上,结合网络环境特征,拓展了当前学界仅关注信息在政府与公众间“纵向流动”的分析框架,增添信息在公众与公众间“横向流通”的分析路径,以此剖析各类网络政治参与的核心特点。深化了有关网络政治参与的理论认识。第二,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整合技术接受模型和政治系统理论构建了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当前学界有关公众为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具有两条分析路径,分别基于政治参与视角和信息技术采纳视角。本研究从两个理论视角分别选取了自我决定理论和整合技术接受模型,运用政治系统分析方法和元分析结果对两个理论模型进行融合和完善,形成分析框架。本研究所构建的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揭示了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产生和发展的动态规律,是对当前学界相关研究呈现出碎片化、静态化特点的有力补充。拓宽了有关网络政治参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第三,运用权重分析和元分析量化文献综述方法,对相关实证研究结论进行整合,识别出对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具有良好解释效力的变量作为动力系统的部分组成要素。当前,公共管理学领域对定量文献综述的应用较为不足,叙述性文献综述仍是主流。本研究对权重分析和元分析技术的运用,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创新性。
叶长红[6](2019)在《高校文化育人的人学透视》文中提出高校担负文化建设和对大学生进行文化培育的责任,注重高校的文化建设与培育是提高整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从理论归属上讲,大学文化属于社会文化的亚文化范畴,其文化建设与高校的职能息息相关,高校作为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其目的是为社会建设培养更多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才。以灵活化、终身化为特质,培养高素质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群体,提高人才培养的全面性与质量,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更需要关注高等学校学生的全面发展,加强对学生群体的关注,从学生个体——人,从马克思主义人学基点”现实的人“入手,关注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实施文化育人,以文化整体观贯穿教育过程,以文化的有机整体,实现“文而化之,以文化人”,注重文化传承与创新,同时兼顾文化自觉。在文化育人的内容上,注重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角度,注重文化自觉,在育人过程中,实现文化对人的积极影响与培育作用,重点是以化成天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文化育人的人学透视是以人学理论为指导,界定清楚文化育人的内涵与外延,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视角,分析文化育人在高校的实施中对人的影响,结合国内外学界对于人学理论的讨论与新进展,并关注其他育人理论,主要以人学理论为理论支撑展望文化育人的发展前景,更好地研究关注文化对于人的积极内化作用,培育出更多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较高的人才,并将积极关注学界关于人的理论的新进展,为文化育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推进高校文化育人。首先,以人学理论为视角,在本文中将文化育人的内涵与外延界定清楚,从人的存在论、本质论、价值论和发展论四个方面阐述文化育人对现实的人的影响。以人学理论透视高校文化育人,其目标是通过文化价值观的整体贯穿,文化对人的影响,实现文化的内化作用,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最终实现人的发展,从这一点上来讲,文化育人的目标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所追求的目标是契合的,体现了高校文化育人对“人”的关注的理论诉求。人作为高校文化育人的一部分,人既可以是高校文化育人的实施者,同时也是高校文化育人的对象,在高校文化育人中,人的存在、人的本质是文化育人实施的对象与基础,而人的价值的实现,人的发展的展开是文化育人所应有的目的。其次,从人的存在论、本质论、价值论和发展论出发,分别探讨当前高校文化育人的理论与实践。人的存在论之人的实践性存在、主体性存在和能动性存在是高校文化育人的起点。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和个体性是高校文化育人的立足点,紧紧抓住人的本质的特点必不可少。当前高校文化育人的价值观建设中必须厘清人的价值论之人的社会价值、个人价值以及价值的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价值观教育的基础也要求准确把握价值的属性和特点。人的发展论作为高校文化育人的现实归宿,也是文化育人的人学诉求。本文从人的存在论、本质论、价值论以及发展论四个方面出发,分别分析了当前文化育人在这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成因以及解决建议,丰富了文化育人的理论和实践建设。最后,从高校文化育人的人学理论建构,人学制度建构和人学实践建构三个方面探讨了文化育人的人学建构。人学理论建构包括人学理念、人学目标和人学内容的建构,人学制度建构要以人为本,建立文化育人的行政组织制度、教育教学制度和机制,人学的实践建构主要从文化育人的课堂建设入手,从传统的第一、第二、第三课堂入手,关注当前的网络课堂建设,形成文化育人的课堂合力,以文化育人的理论、路径和课堂建设三方面的合力,共同推进文化育人的发展。本研究的难点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研究高校文化育人,在研究的深度上还有很多的欠缺,在二者的理论分析以及方法论方面仍然存在不足,这也是本研究后续会注意的问题,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文化育人将面临新的态势,因此,将更加注重研究的时代性和前瞻性。
阳斌[7](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共性。乡村治理在治理价值上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法治、规范等多维追求,在治理目标上追求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行政主导的一元式权威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主张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互补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含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等核心公共权威组织,也包含事实上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内生或外来的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民间权威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主体与力量,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主要强调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按照法治、透明、回应、责任、有效、廉洁、公正等价值追求进行改造与重塑,建立更为宽松的乡村治理外部环境,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性建设任务,以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完成。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乡村治理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肩负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设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围绕“耕者有其田”进行了漫长的革命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社合一”的国家整合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农村以整体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人民公社”的管控模式使农村发展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序幕,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并以农村为突破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于1982至1986连续5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农村农业发展,在农村经济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长久束缚于土地的各种乡村资源逐渐激活,农村社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农村政治领域进行“乡政村治”治理探索,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向前发展,使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思想。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更是连续16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必须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乡村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使农村各方面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治理成效的背后也面临诸多治理困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农村不可逆转的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参与分享城市收益的路径越来越广阔,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外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之中,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始处于变化与流动之中,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败,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治理困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乏力,难以产生乡村治理合力;乡村治理资源消减,难以有效提供乡村治理的基础平台;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治理手段策略化选择,难以回应乡村公共需求;乡村治理绩效徘徊不前,老百姓获得感不强;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农村非均衡发展严重等。乡村治理困境的产生与“大国家、小社会”的社会形态紧密相关。从国家建构的现实运作逻辑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威是推动乡村治理向前发展的动力引擎,但乡村社会内生活力的激发方式与程度明显不够,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而且,基层公共权威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人、财、物缺失的现实难题,严重影响其治理水平,在诸多自上而下的考评体制中,基层公共组织的理性选择方式则是“策略化选择”与“非正式运转”,这势必导致基层治理过程中民主化程度偏低,进而影响基层公共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分化已经产生,精英群体与普众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表现及价值追求开始差异化呈现,乡村精英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普通大众对土地更加眷恋。务工群体与务农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务工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社会事务的默然冷对,留守务农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坚守。同时,中国农村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推进,城郊农村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惯性的碰撞中滋生出诸多新问题需要智慧回应,远郊农村的特色农业发展需要走“一村一品”之路。因此,乡村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复杂性,探寻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产生的缘由需要从宏观的视角对其加以综合认识。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以马恩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从马恩经典理论中汲取营养,又要解决探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依其自身规定性的逻辑展开过程,又是一个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社会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对于全面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科学道路,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等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本文在考察马恩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思想,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思想的基础之上,积极建构未来乡村治理的复合框架结构,力促乡村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正处于“民主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主化建设已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必经环节。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性建设,通过厘清基层公共组织的角色与定位,实现权责对应,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通过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基层治理传统行政模式的单维弊端,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建设目标。
张学娟[8](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加强干部和干部制度建设,党的干部制度建设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有机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全面执政的背景下开启了现代干部制度建设,这在党的干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过程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干部制度建设更具有重要性与独特性。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从中探索出干部制度建设的实践模式和方法意义,以史为鉴,能更好地回应当下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新命题。论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指导下,充分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党史党建等相关理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实践逻辑、政治功能以及经验与问题进行探讨,并得出相应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庞大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干部制度建设思想,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和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中。列宁在治国实践中首次形成了干部制度体系,包括干部的选拔任用、培训教育、管理与监督等。毛泽东更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干部制度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干部标准、干部路线与干部管理方法。这些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渊源,也凸显出干部制度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必须置于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框架内考察,才能以正确的逻辑理顺其时代背景。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上海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也在城乡关系重塑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定位,党要想顺利实现组织适应性转型,成功领导国家建设,必须要有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干部队伍作为支撑。另外,从制度的路径依赖看,这一时期的干部制度化建设既有着传统文官制度的遗留,又有着革命时期中共干部制度的探索,更有着苏联干部制度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路径影响。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着由大规模干部的吸纳、整顿到系统化干部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1953年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为界,可将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分为两个历程。1949-1952年为干部队伍的扩充、整顿阶段,上海通过南下干部进驻、对旧人员的任用和提拔新干部,并对干部进行教育与整顿,扩充和规范了干部队伍。1953-1956年为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阶段,在党管干部原则的强化和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下,上海逐步建立起干部选拔任用制、干部教育培训制、干部人事管理制、干部监督制等较为规范的干部制度体系,有效保障了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是意识形态、政治组织、政治运动等多要素互动作用的结果。干部意识形态塑造奠定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基础,同时,干部制度建设又强化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组织构成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党组织在党管干部原则下对干部制度建设起着核心作用;政府组织以其专业特色和职能分散特点,发挥着其在制度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建设中起到了辅助性作用。政治运动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成为干部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推手,在政治运动中,干部制度得以规范化。这三个要素之间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融,共同推进着干部制度化建设。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颇有成效,党成功构建上海新政权建设所需的干部网络体系。党在推进干部制度建设中,规范了党组织、稳定了政治秩序、积累了执政资源,实现了上海政权稳固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其中更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当前干部制度化建设启示深刻。论文从制度与制度化建设视角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并选取1949-1956年上海作为案例。论文不仅从宏观上把握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程,还试图从微观上探讨干部制度化建设如何在组织、群体、事件、行为中推进。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能从总体上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城市干部建设中的努力,凸显城市干部制度建设的特色。干部制度建设既是历史之鉴,也是时代之需。新时代,党应充分重视干部制度与意识形态、组织建设的互动,继续推进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蒋洁蕾[9](2018)在《重点高中培养出了精英人才吗?——多视角观点的审视》文中提出我国的重点高中大多是人为扶持发展起来的官办名校,承担着精英培养的应然职责,理论上重点高中应同时在智力和德性两方面培养未来的精英人才,但事实上培养效果不佳。当前应对重点高中精英培养方面存在的缺陷进行深刻检讨,要对精英培养的规律有明确认知,要对国家所需要的精英人才的规格有全面而精准的理解。具体来说,要把好重点高中的"入口关",以"更加综合和多样化的录取方式"取代"仅以考试成绩作为唯一录取标准";也要把好"过程关",按照精英培养的内在规律来设计、组织和实施课程教学。
袁婷婷[10](2018)在《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与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在思想文化领域,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粉墨登场,尤其民粹主义愈发灼人,构成了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一般意义上,民粹主义的核心理念是推崇“人民”、拒斥精英,其以“人民”的现实关照为起点,并脱离实际极力夸大“人民”的社会价值,本质上是一种迎合大众的意识形态。它有民主内涵,却容易走向专制;有爱国情怀,却常常导致极端民族主义;有后现代主义素材,却将“解构权威”推向“大众狂欢”的激进路向。就一般特征而言,民粹主义具有自诩代表人民的虚伪性、表达不满的批判性和群体集聚的非理性。民粹主义变化多端、形式各异,探讨民粹主义必须结合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背景而展开。聚焦至中国,改革开放前,时人所谈论的民粹主义主要是俄国语境中的狭义民粹主义,即企图跨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由农村村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推进,人们所探讨的民粹主义演化为一般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即推崇“人民”并批判精英的价值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深刻调整,政治制度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变动,在此形势下,民粹主义在我国逐渐滋生并裂变,成为影响我国民主政治、社会经济、公民意识、主流价值观等方面的重要因素。就表现形式而言,当前我国民粹主义碎片化的渗透在社会各领域,或在政治领域通过“广场狂欢”彰显大众权利,或在文化领域产出崇尚大众审美并拒斥高雅文化的文艺内容,或是在民族精神层面渗透极端民族主义。在哲学方法论上,当代我国民粹主义坚持机械抽象的人性设定,秉承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并名不副实地建构人民话语。遵循以上哲学方法论,当代我国民粹主义主要表现出以下具体特征:政治理念上的极端民主、经济诉求上的绝对平均、文化取向上的拒绝高雅、主体构成上的草根性、存在形式上的碎片化与依附性。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我国民粹主义虽然表现出一定的人民性与民主性,实质上却具有反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思想价值、绝对理想化的政策主张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与其他社会思潮相比,因“人民”“民主”口号的迷惑性,我国民粹主义更具潜在威胁性。由于使用人民、公平、民主等词汇,民粹主义很容易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歪曲与渗透。作为一个必然结果,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势必会遭遇民粹主义的挑战。当前民粹主义主要通过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道德秩序、政治认同、民族精神等层面威胁着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反思如何在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必须自觉探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早期俄国民粹主义的批判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下对民粹主义的警觉,为我们审视如何应对当前民粹主义的挑战提供了重要借鉴:即在理论层面提升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力、在经济层面强化人民的获得感、在政治层面实现广泛真实的民主。在西方民粹主义集中迸发的形势下,我们也亟需汲取西方民粹主义生发的教训,着力在全球化时代下维护社会公平、夯实党的认同基础并积极推进国家治理。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探寻和对民粹主义西方镜鉴的审视,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发现在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既要在理论层面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民粹主义的能力,又要审慎调合全球化进程与社会转型中我国所暴露出的既得利益者与利益受损者同在、政治转型与公民意识不成熟、全民用网与网络治理不到位等深层次矛盾。本研究从奠定疏导民粹主义的思想基础、夯实疏导民粹主义的现实根基、构筑疏导民粹主义的政治条件、塑造疏导民粹主义的主体要素、构建疏导民粹主义的媒介环境五个方面入手,力求多轮驱动地疏导民粹主义,尝试分析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可能路径。
二、精英教育:一个仍需关注的课题——兼论精英与精英教育的质的规定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精英教育:一个仍需关注的课题——兼论精英与精英教育的质的规定性(论文提纲范文)
(1)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界定 |
(一)理论基础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四、研究内容 |
(一)历史分期依据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六、创新点与难点 |
(一)创新点 |
(二)难点 |
第一章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基础 |
第一节 大正时期日本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
一、大正时期的社会形势 |
二、《大学令》等相关法令的推进与实施 |
三、帝国大学的规模扩展 |
四、专门学校的升格 |
五、公立、私立大学的初创 |
第二节 昭和前期及战时日本高等教育的强化与扩充 |
一、昭和前期的社会变革 |
二、国家主义高等教育政策的强化与推进 |
三、帝国大学的增设与发展 |
四、私立及官立、公立大学的扩展 |
五、专门学校的扩充 |
第三节 战后初期日本高等教育的重建及大众化的前奏 |
一、战后初期的社会发展 |
二、高等教育民主新法令的颁布与落实 |
三、旧制大学改组升级为新制大学 |
四、私学扩展及巨型私立大学的出现 |
五、短期大学的制度化与发展 |
第二章 规模扩展: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扩张(1963-1970 年) |
第一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快速扩张的背景 |
一、经济超热化高速增长 |
二、社会中等阶层的扩大 |
三、人力资本及教育投资理论的盛行 |
四、中等教育的普及与多样 |
第二节 日本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提出 |
一、实施“理工科人才扩充计划” |
二、修订并放宽《大学设置基准》 |
三、落实《关于改善大学教育》报告 |
第三节 日本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 |
一、私立高校及私立巨型大学大幅增设 |
二、私立高等院校学生数量剧增 |
三、学部及学科种类的快速扩充 |
四、国立及公立高等院校的显微发展 |
第四节 日本高等教育质量危机显现 |
一、高等教育目标偏向功利性 |
二、大学入学考试受传统学力观束缚 |
三、教学大课堂化及课程设置批量化一 |
四、高校教育资源短缺且分配不均衡 |
五、“大学纷争”学生运动的爆发 |
第五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迅速扩张的特点 |
一、私立高校发挥主力作用 |
二、高校规模横向急剧扩展 |
三、职业高等院校发展突出 |
四、理工科专业扩展比重大 |
第三章 质量调控: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集约发展(1971-1983 年) |
第一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集约发展的背景 |
一、石油危机与经济增速下降 |
二、少子化历史遗留问题显现 |
三、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 |
四、第三次教育改革的启动 |
第二节 日本高等教育政策的改革调整 |
一、《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整顿》的提出 |
二、《大学设置基准》与咨询报告的修改与完善 |
三、振兴与援助私立高校法案的实施 |
第三节 日本高等教育规模的集约发展 |
一、各类高校数量增速放缓 |
二、高校学生人数阶段性回落 |
三、学科专业数量增速下降 |
第四节 日本高等教育结构及质量的调控 |
一、教育目标注重人的全面发展 |
二、大学统一入学招生考试制度的建立 |
三、兼职教授的选聘与课程教学的创新 |
四、高等院校内外部管理的相互制衡与加强 |
第五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集约发展的特点 |
一、私学转向集约化节制发展 |
二、高校类型纵向多层次优化 |
三、应用型人文社科类专业增加 |
第四章 量质兼顾: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稳定增长(1984-1999 年) |
第一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稳定增长的背景 |
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增强 |
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 |
三、日本社会阶层趋向均等化 |
四、终身教育及学习化社会趋势增强 |
第二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的成熟 |
一、“大学开放方针”的实施 |
二、大学自由化政策的制定 |
三、大学自我评价机制的导入 |
第三节 日本高等教育规模的平稳增长 |
一、私立高校数量有序增长 |
二、国立及公立高校的平稳发展 |
三、高校学生人数稳定回升 |
四、学部学科的新增及改组 |
第四节 日本高等教育结构及质量的优化 |
一、教育理念趋向个性及创新 |
二、入学选拔制度多样且灵活 |
三、人才培养走向开放与多元 |
四、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提升 |
五、管理运营及评估机制规范 |
第五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平稳增长的特点 |
一、量质并重趋向均衡发展 |
二、大学服务社会职能加强 |
三、高等教育融入终身教育体系 |
第五章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特点及经验 |
第一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路径及特点 |
一、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四种发展路径 |
(一)美国:公立为主,政府、高校、社会协调发展 |
(二)英、法等欧洲国家:公立为主,倚重政府 |
(三)日本:私立为主,政府引导 |
(四)中、俄等转型国家:前期倚重国家,后期民间发力 |
二、日本私学主导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特点 |
(一)私立高等院校占据主体地位 |
(二)以二元高等教育结构为基础 |
(三)构建非传统型多类型高等教育机构 |
(四)大众与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互促并存 |
第二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经验借鉴 |
一、树立量质兼顾并重的高等教育改革理念 |
二、充分挖掘并发挥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潜力 |
三、高校扩大规模时需坚持市场导向并兼顾大众需求 |
四、政府在大众化进程中应及时干预并保障高等教育质量 |
五、高等教育应从外延式综合扩张转向内涵式分类发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课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四、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五、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理论工具与问卷设计 |
一、核心概念解析 |
(一) 政治认同的概念解析 |
(二) 政治认同的构成要素 |
(三) 政治认同的差异 |
二、理论分析工具 |
(一) 马克思关于政治认同的理论 |
(二) 政治社会化理论 |
(三)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理论 |
三、问卷整体设计 |
(一) 调查问卷整体设计 |
(二) 问卷整体指标体系 |
第二章 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的情境与表征 |
一、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环境的新变化 |
(一) 互联网改变了大学生政治认知形态 |
(二) 互联网提升了大学生政治权利认知 |
(三) 互联网唤发了大学生政治参与热情 |
二、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表征 |
(一) 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思想复杂多元 |
(二) 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心态芜杂多变 |
(三) 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行为差异多端 |
第三章 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的描述性实证分析 |
一、全国性问卷调查概况 |
(一) 问卷抽样调查实施 |
(二) 样本人口学统计 |
二、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不同构成要素差异分析 |
(一) 身份认同 |
(二) 制度认同 |
(三) 政党认同 |
(四) 文化认同 |
(五) 政策认同 |
(六) 发展认同 |
(七) 小结 |
三、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不同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
(一) 权利认知差异 |
(二) 利益认知差异 |
(三) 政治参与差异 |
(四) 政治沟通差异 |
(五) 政治满意度差异 |
(六) 小结 |
四、不同因素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化作用 |
(一) 权利认知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作用 |
(二) 利益认知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作用 |
(三) 政治参与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作用 |
(四) 政治沟通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作用 |
(五) 政治满意度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作用 |
第四章 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的结构性分析 |
一、不同性别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分析 |
(一) 不同性别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 |
(二) 不同性别大学生政治认同主要影响因素认知差异 |
二、不同民族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分析 |
(一) 不同民族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 |
(二) 不同民族大学生政治认同主要影响因素认知差异 |
三、不同政治面貌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分析 |
(一) 不同政治面貌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 |
(二) 不同政治面貌大学生政治认同主要影响因素认知差异 |
四、不同学历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分析 |
(一) 不同学历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 |
(二) 不同学历大学生政治认同主要影响因素认知差异 |
五、不同生源地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分析 |
(一) 不同生源地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 |
(二) 不同生源地大学生政治认同主要影响因素认知差异 |
第五章 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的问题与归因 |
一、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的主要问题 |
(一) 低度认知与高度认同存在悖论 |
(二) 宏观认同与微观认同存在失衡 |
(三) 情感热爱与行为疏离存在矛盾 |
(四) 整体认同与群体认同存在差异 |
二、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的主要原因 |
(一) 网络空间异质思想文化加剧呈现 |
(二) 社会负面政治现象离心作用明显 |
(三) 市场经济影响了大学生的价值判断 |
(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够 |
(五)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不足 |
第六章 网络时代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的策略 |
一、创造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优良网络环境 |
(一) 加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二) 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 |
(三) 加强网络空间政治文化建设 |
二、夯实党和政府执政基础 |
(一) 提升党和政府网上网下的执政效能 |
(二) 走好新时代网络群众路线 |
(三) 增强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获得感 |
三、彰显政治认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
(一) 以高校党的建设统领大学生政治认同培育 |
(二) 以思政课程引领课程思政同向同行 |
(三) 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
四、精准对待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 |
(一) 精准对待政治认同不同构成要素差异问题 |
(二) 精准对待政治认同不同影响因素差异问题 |
(三) 精准对待不同大学生群体政治认同差异问题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竞德、逐智、争力 ——尚武的三个维度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缘起 |
1.2 相关研究述评 |
1.2.1 “尚武”、“尚武精神”内涵的研究 |
1.2.2 “尚武”历史传承脉络的研究 |
1.2.3 断代“尚武”研究 |
1.2.4 “尚武”其它方面的研究 |
1.2.5 武术中涉及“竞德、逐智、争力”的相关研究述评 |
1.2.6 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
1.3 基本概念厘定 |
1.3.1 尚武 |
1.3.2 竞德 |
1.3.3 逐智 |
1.3.4 争力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4.1 研究目的 |
1.4.2 研究意义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方法 |
1.6 研究创新之处 |
2 尚武之“竞德” |
2.1 逻辑生成:“止戈”对方向的规定 |
2.1.1 轴心时代“竞德”文化基因的呈现 |
2.1.2 以儒家为主的“德”本位王道思想规制 |
2.1.3 “武”的方向规定性:尚武“竞德”的内在逻辑 |
2.2 技术表征:技击原点旨趣中的“竞德”立场 |
2.2.1 “进攻”的多元取径表现“德”之功效 |
2.2.2 “防守”的多重表达凸显“德”之意象 |
2.2.3 “控制”的境界追求表现“德”之愿景 |
2.2.4 “展示”的功力注重寻绎“德”之路径 |
2.2.5 器械的“柔化”取向表征“德”之理念 |
2.3 冲突互动:尚武“竞德”的暴力规训 |
2.3.1 祖师信仰为“竞德”方向规定性提供正当性来源 |
2.3.2 制度安排为“竞德”方向规定性奠定合法性基础 |
2.3.3 武技践行为“竞德”方向规定性进行实体化建构 |
3 尚武之“逐智” |
3.1 逻辑生成:“持戈/止戈”二元对立下配置的优化和向内求证 |
3.1.1 轴心时代“逐智”文化基因的呈现 |
3.1.2 兵家、道家“逐智”思维策略的文化植入 |
3.1.3 “武”的配置优化性和向内求证性:尚武“逐智”的内在逻辑 |
3.2 技术表征:技法内容特色中的“逐智”呈现 |
3.2.1 动作内容设计时的“尚智求巧” |
3.2.2 外在风格特色上的“诡诈迷惑” |
3.2.3 内在劲力处理中的“明暗刚柔” |
3.3 冲突互动:尚武“逐智”的暴力优化 |
3.3.1 外显层面:以“打”为价值旨归的“逐智”过程 |
3.3.2 内隐层面:积累“象征资本”的“逐智”目标 |
3.3.3 向内求证:对“持戈”与“止戈”二元对立的平衡 |
4 尚武之“争力” |
4.1 逻辑生成:“持戈”对实力的提升 |
4.1.1 轴心时代“争力”文化基因的呈现 |
4.1.2 墨家、法家尚武文化中“争力”的历史影响 |
4.1.3 “武”的实力提升性:尚武“争力”的内在逻辑 |
4.2 技术表征:技术目标表现中的“争力”维度 |
4.2.1 “争力”表现出由“力量”到“劲力”的探求理路 |
4.2.2 “争力”表现出由“敏感”到“迅速”的攻守惯习 |
4.2.3 “争力”表现为“击打”与“抗击打”的功力竞逐 |
4.3 冲突互动:尚武“争力”的暴力适应 |
4.3.1 冲突前:多维度适应暴力互动情境 |
4.3.2 冲突中:深度认知暴力互动情境 |
4.3.3 冲突后:延续暴力互动情境形成应对“惯习” |
5 尚武“竞德、逐智、争力”的内在关系与文化作用 |
5.1 尚武“竞德、逐智、争力”的内在关系 |
5.1.1 “竞德、逐智、争力”三者一致的根本理路 |
5.1.2 “竞德、逐智、争力”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
5.2 尚武“竞德、逐智、争力”的文化作用 |
5.2.1 “竞德、逐智、争力”微观上促成武术文化元素特性 |
5.2.2 “竞德、逐智、争力”宏观上型塑武术文化共同体 |
5.2.3 “竞德、逐智、争力”影响武术人个体生命 |
6 主要结论 |
7 主要参考文献 |
8 附件 |
主要学习经历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经历 |
致谢 |
(4)规定与自致:海顿社会身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第二节 选题意义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18世纪音乐社会研究 |
(一)维也纳音乐生活 |
(二)英国音乐生活 |
(三)18世纪其他地区音乐与社会概况 |
(四)指挥与乐队发展研究 |
二、作曲家社会身份宏观研究 |
三、音乐社会学研究 |
四、与本文相关的海顿研究 |
(一)传记研究 |
(二)海顿社交研究 |
(三)与海顿有关的音乐研究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解析 |
第一节 社会身份 |
第二节 赞助人(赞助制度) |
第三节 商业制 |
第二章 海顿规定性社会身份的扮演 |
第一节 规定性社会身份的职业表现 |
一、埃斯特哈齐之前的任职 |
(一)海顿早期技能训练 |
(二)成为“乐正”的职业素养准备 |
二、尼古拉斯一世统治下的宫廷任职 |
三、尼古拉斯一世逝世后的宫廷任职 |
第二节 规定性社会身份下的音乐创作 |
一、赞助人的审美趣味 |
(一)审美趣味与社会身份 |
(二)赞助人的音乐审美 |
(三)埃斯特哈齐家族的音乐趣味 |
二、应雇主要求的音乐创作 |
三、迎合雇主的音乐创作 |
第三节 规定性社会身份的形成原因 |
一、职业发展的需要 |
(一)赞助的历史 |
(二)建立赞助关系的方式 |
二、生存发展的需要 |
(一)薪资 |
(二)音乐家的地位 |
三、贵族音乐竞争 |
(一)竞争的缘由 |
(二)竞争的表现 |
第三章 海顿自致性社会身份的诉求 |
第一节 自致性社会身份的职业表现 |
一、商人身份 |
(一)海顿与赞助人 |
(二)海顿与出版商 |
二、贵族身份 |
三、指挥身份 |
第二节 自致性社会身份下的音乐创作 |
一、狂飙突进:创作早期 |
二、公共风格:伦敦时期 |
(一)公共的含义 |
(二)假想听众到现实听众 |
(三)公共风格的确立 |
三、《创世纪》:创作晚期 |
第三节 自致性社会身份形成的反思 |
一、中产阶层的英国听众 |
二、以营利为目的的音乐会生活 |
三、传统雇佣制的发展瓶颈 |
(一)意识自由的受限 |
(二)身份自由的受限 |
第四章 海顿社会身份转型的典型性与非典型性 |
第一节 海顿社会身份转型的典型性 |
一、民族意识的普遍化 |
二、音乐的商业化 |
三、思想的启蒙化 |
第二节 海顿社会身份转型的非典型性 |
一、与莫扎特身份的对比 |
(一)曲折性 |
(二)继承性 |
(三)地域性 |
二、与贝多芬身份的对比 |
(一)与听众的相处 |
(二)娱乐音乐与精英音乐意识形态 |
(三)贵族赞助双方关系的转变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文献 |
(一)期刊杂志、硕博论文 |
(二)专着 |
二、英文文献 |
三、英文文献网址 |
附录 |
(一)海顿生平年表 |
(二)海顿社会交际一览表 |
(三)海顿财政收入一览表 |
(四)海顿所获荣誉及加入协会 |
(五)海顿乐队规模变化一览表 |
(六)海顿遗嘱 |
(七)海顿时代的货币 |
(八)海顿的金钱观 |
(九)海顿创作过程 |
致谢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参会论文 |
(5)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方案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三 技术路线和主要内容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关于互联网对政治参与影响的研究 |
一 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
二 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机制 |
第二节 关于网络政治参与内涵特征的研究 |
一 关于网络政治参与涵义的研究 |
二 关于网络政治参与类型的研究 |
第三节 关于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 |
一 SES和人口统计学因素 |
二 信息技术采纳和扩散模型 |
三 社会资本因素 |
四 政治心理因素 |
第四节 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研究的量化整合分析 |
一 方法概述:权重分析与元分析 |
二 数据收集 |
三 权重分析和元分析结果 |
四 结果整合 |
第五节 文献述评 |
第三章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理论阐释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
一 政治参与 |
二 网络政治参与 |
三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一 自我决定理论 |
二 技术采纳相关模型 |
三 政治系统理论 |
第三节 分析框架构建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规定性分析 |
第一节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要素 |
一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自系统要素 |
二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他系统要素 |
第二节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结构 |
第三节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功能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实证研究 |
第一节 研究假设与实证模型 |
一 基于动力系统要素的研究假设与实证模型 |
二 基于动力系统结构的研究假设与实证模型 |
三 基于动力系统功能的研究假设与实证模型 |
第二节 实证研究设计 |
一 研究方法选择 |
二 问卷开发过程概述 |
三 变量定义与测量 |
四 初始量表信度效度检验 |
五 样本和数据收集 |
第三节 数据分析 |
一 描述性分析及正态分布检验 |
二 验证性因子分析 |
三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四 结果讨论 |
第四节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比较分析 |
一 参与程度维度的动力系统比较分析 |
二 参与制度化维度的动力系统比较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现实验证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第二节 案例概述 |
一 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及相关管理措施出台 |
二 问题疫苗事件及《疫苗管理法》出台 |
第三节 案例分析 |
一 公众为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基于动力自系统的分析 |
二 公众如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基于动力他系统的分析 |
三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作用机理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引导公众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提高政府回应能力:引导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核心 |
一 创新网络治理理念 |
二 健全政府回应制度 |
第二节 优化网络生态治理:培育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网络环境 |
一 加强参与教育,营造理性参与文化 |
二 规范网络治理,包容多元竞争观点 |
第三节 保护数据隐私安全:夯实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技术保障 |
一 强化数据隐私意识 |
二 完善数据安全规范 |
第四节 推进内容科技发展:助推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科技支撑 |
一 从信息公开到数据开放 |
二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识别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创新 |
第二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公众网络参与情况调查问卷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致谢 |
(6)高校文化育人的人学透视(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2 高校文化育人的概念界定与理论依据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2 高校文化育人的理论依据 |
2.3 高校文化育人的人学视角选择 |
2.4 高校文化育人的经验与教训 |
3 高校文化育人的存在论透视 |
3.1 人的存在论:高校文化育人的起点 |
3.2 高校文化育人对人的存在特质认识不足 |
3.3 高校文化育人对人的存在特质认识不足的成因 |
3.4 以重视人的存在的特质促进文化育人 |
4 高校文化育人的本质论透视 |
4.1 人的本质论:高校文化育人的立足点 |
4.2 高校文化育人在人的本质把握方面存在的问题 |
4.3 高校文化育人在人的本质把握方面问题的成因 |
4.4 以全面把握人的本质促进文化育人 |
5 高校文化育人的价值论透视 |
5.1 人的价值论:高校文化育人的重点 |
5.2 高校文化育人在人的价值引导方面存在的问题 |
5.3 高校文化育人在人的价值引导方面问题的成因 |
5.4 注重大学生的价值观引导与教育 |
6 高校文化育人的发展论透视 |
6.1 人的发展论:高校文化育人的现实归宿 |
6.2 高校文化育人在人的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 |
6.3 高校文化育人在人的发展方面问题的成因 |
6.4 高校文化育人在人的发展方面问题的解决建议 |
7 高校文化育人的人学建构 |
7.1 高校文化育人的人学理论建构 |
7.2 高校文化育人的人学制度建构 |
7.3 高校文化育人的人学实践建构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参与的课题情况 |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1.2.2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重点和难点 |
1.3.3 研究创新点 |
1.3.4 研究方法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1.4.1 治理 |
1.4.2 乡村治理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2.1.1 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思想 |
2.1.2 关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 |
2.1.3 关于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2.1.4 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2.2 列宁、斯大林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2.2.1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
2.2.2 关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
2.2.3 关于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2.2.4 关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 |
3.1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3.1.1 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探索思想 |
3.1.2 “政社合一”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整合思想 |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 |
3.2.1 邓小平农村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思想 |
3.2.2 “三个代表”引领下的农村建设思想 |
3.2.3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相关思想 |
3.2.4 习近平乡村振兴相关思想 |
3.3 中国共产党加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效 |
3.3.1 乡村治理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
3.3.2 乡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 |
3.3.3 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得以夯实 |
3.3.4 乡村治理外部条件得以保障 |
3.3.5 乡村治理建设热情得以激发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分析 |
4.1 乡村治理主体的乏力共生 |
4.1.1 村内外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困境 |
4.1.2 村干部亲“政务”疏“村务”的身份冲突 |
4.1.3 基层政权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错位 |
4.2 乡村治理资源的张力运转 |
4.2.1 乡村治理财力整体匮乏 |
4.2.2 乡村治理项目非专项运行 |
4.2.3 乡村土地资源非集约利用 |
4.3 乡村治理手段的策略化选择 |
4.3.1 乡镇掌控基层民主意图时有突显 |
4.3.2 乡村治理文牍主义偶有蔓延 |
4.3.3 乡村干部维稳追求单维可控 |
4.4 乡村治理绩效的离散趋向 |
4.4.1 乡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低效 |
4.4.2 乡村公共文化原子化呈现 |
4.4.3 乡村共同体凝聚力下降 |
4.5 乡村利益格局的持续分化 |
4.5.1 村民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
4.5.2 乡村利益主体持续动态博弈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之缘由阐释 |
5.1 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张力缘由 |
5.1.1 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整合与释放 |
5.1.2 冲突与博弈:乡村治理的国家建构张力 |
5.1.3 缺失与紧张:基层政权的“非正式运转”逻辑 |
5.2 社会分化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群体分层影响 |
5.2.1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群体的非充分发展 |
5.2.2 精英与能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理性小农 |
5.2.3 普众与老弱: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边缘群体 |
5.3 社会化小农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态度影响维度 |
5.3.1 社会交互进程中的小农货币约束 |
5.3.2 进城与务工:乡村公共事务无暇关注 |
5.3.3 留守与务农:乡村振兴的中坚守望 |
5.4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场域影响维度 |
5.4.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
5.4.2 近郊农村:城市冲击与乡村惯性的张力场域 |
5.4.3 远郊农村:传统种植与特色农业的本色使命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
6.1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框架建构 |
6.1.1 确立乡村治理的振兴愿景 |
6.1.2 探索乡村治理的自治路径 |
6.1.3 健全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
6.1.4 挖掘乡村治理的德治内核 |
6.2 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治理的地位强化 |
6.2.1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建设的引领者 |
6.2.2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推动者 |
6.2.3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和谐社会的护航者 |
6.2.4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
6.2.5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促进者 |
6.3 基层政府主导乡村治理的职能完善 |
6.3.1 基层政府职能的时代型塑 |
6.3.2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高效提升 |
6.3.3 “乡政”与“村治”指导关系的理顺 |
6.4 市场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资源延伸 |
6.4.1 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蝶变 |
6.4.2 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搭建 |
6.4.3 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
6.5 民间社会组织协同乡村治理的活力释放 |
6.5.1 民间社会组织与基层权威系统的双维均衡 |
6.5.2 民间社会规范与正统制度体系的治理包容 |
6.5.3 民间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治理的空间延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8)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主要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价与展望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干部 |
(二)制度与制度化 |
四、研究框架、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框架与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溯源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干部制度建设的理论论述 |
一、建立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二、建设廉洁高效的行政队伍——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 |
第二节 列宁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一、强调干部的选拔与任用 |
二、重视干部的培训与教育 |
三、加强干部的管理与监督 |
第三节 毛泽东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一、制定干部标准与干部路线 |
二、干部工作要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 |
三、干部要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时代背景 |
第一节 执政空间转换下中国共产党组织适应性分析 |
一、反应性适应:中共执政方式亟待调整 |
二、结构性适应:政党组织结构亟待优化 |
三、功能性适应:中共执政能力亟待提升 |
第二节 历史与环境视角下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 |
一、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下文官考试、培训与管理制度 |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干部管理的制度探索 |
三、苏联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探索 |
第三节 城乡关系重塑下上海城市发展与管理的定位 |
一、从消费性城市到生产性城市:新政权建立初期资源短缺下的上海城市发展路径 |
二、从异质化到同质化: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 |
三、从失序到有序: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再组织化的定位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考察 |
第一节 1949-1952 年:上海干部队伍的扩充与整顿 |
一、上海城市管理模式与干部现状 |
二、上海干部吸纳工作的展开 |
三、上海干部队伍的初步整顿与干部制度的酝酿 |
第二节 1953-1956 年:上海干部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
一、国家政治制度逐步确立与上海干部制度建设 |
二、上海党管干部原则和分部分级管理模式的建立 |
三、上海具体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 |
四、上海干部制度建设的规范性特征与变量考察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实践逻辑 |
第一节 价值理念:干部意识形态的塑造 |
一、意识形态与制度: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一种理论关联 |
二、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新定位 |
三、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再塑造 |
第二节 组织载体: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 |
一、组织嵌入与制度演进:干部制度化建设行动空间的一个分析框架 |
二、权力空间:权力集中与党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
三、行政空间:职能分散与政府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基础意义 |
四、社会空间:力量支撑与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辅助作用 |
第三节 政治运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政治策略 |
一、破与立:政治运动对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双重影响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干部制度建设相关的政治运动梳理 |
三、整党运动:政治运动中推进干部制度化建设的一个案例考察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功能分析 |
第一节 强化组织:上海市社会整合与政权稳固 |
一、构建了上海市的干部网络系统 |
二、完成了上海市各级政权建设 |
三、实现了党组织适应性转变 |
第二节 稳定秩序:城市的高效管理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
一、城市专业化干部管理队伍形成 |
二、上海城市的高效管理 |
三、上海经济的恢复发展 |
第三节 积累资源: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奠定 |
一、意识形态执政资源的巩固 |
二、中共执政群众资源的丰富 |
三、中共执政组织资源的优化 |
四、制度执政资源的初步构建 |
第四节 增强能力: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的提升 |
一、强化党生存抗变能力 |
二、提升党社会整合能力 |
三、增强党领导城市发展的能力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与现代启示 |
第一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
一、注重理论传承与干部制度创新同步 |
二、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与干部队伍治理并举 |
三、加强党组织建设与干部制度建设互动 |
四、坚持宏观系统性与微观灵活性相结合 |
第二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教训 |
一、组织机构中出现干部配备不合理的现象 |
二、干部管理中存在红与专区分上的盲目性 |
三、大众参与在干部制度运行中的弱点 |
第三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具体启示 |
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性与包容性建设 |
二、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 |
三、加强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
四、加强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与社会性建设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阶段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一、作者简历 |
二、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9)重点高中培养出了精英人才吗?——多视角观点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一、什么是精英人才? |
(一) 重点高中校长的观点 |
(二) 非重点高中校长的观点 |
(三) 专家学者的观点 |
二、重点高中具有精英培养的责任吗? |
三、重点高中培养出了精英人才吗? |
(一) 重点高中校长的观点 |
(二) 非重点高中校长的观点 |
(三) 高中教师的观点 |
(四) 专家学者的观点 |
四、结论与思考 |
(一) 精英人才应具备的特征 |
(二) 重点高中在培养精英人才方面存在的问题 |
1. 学习功利性目的严重 |
2. 重点高中制度设计存在缺陷 |
(三) 思考 |
(10)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述评 |
一、国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二、国内研究现状与述评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民粹主义的学理考究与理论内涵 |
第一节 民、民粹及民粹主义 |
一、民、民粹 |
二、民粹主义 |
三、基本概念辨析 |
第二节 民粹主义的历史沿革及其启示 |
一、民粹主义之于西方演进 |
二、民粹主义之于中国流变 |
三、中西方民粹主义沿革之启示 |
第三节 民粹主义及其一般特征 |
一、自诩代表人民的虚伪性 |
二、表达不满的批判性 |
三、群体集聚的非理性 |
第二章 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嬗变与存在样态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流变 |
一、“改革潮”的到来与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发酵(1978-1992)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生成(1992-2000) |
三、社会矛盾的集聚与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频发(2000 至今) |
第二节 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形成背景 |
一、改革深水区中深层次社会矛盾的凸显是其爆发的重要诱因 |
二、民主政治发展中利益诉求渠道的不畅是其形成的政治土壤 |
三、市场经济中价值取向的多元所导致的精神迷失是其酿发的价值因素 |
四、互联网时代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其兴起的媒介条件 |
第三节 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存在样态 |
一、政治民粹主义 |
二、文化民粹主义 |
三、民族民粹主义 |
第四节 当代中国民粹主义与相关概念辨析 |
一、当代中国民粹主义与新左派思潮 |
二、当代中国民粹主义与群体性事件 |
第三章 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基本特点与实质 |
第一节 民粹主义的哲学方法论考辩 |
一、机械抽象的人性设定 |
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
三、名不副实地建构人民话语 |
第二节 民粹主义的基本特点 |
一、政治理念上的极端民主 |
二、经济诉求上的绝对平均 |
三、文化取向上的拒斥高雅 |
四、主体构成的草根性 |
五、存在形式的碎片化与依附性 |
第三节 民粹主义的实质 |
一、反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思想价值 |
二、绝对理想化的政策主张 |
三、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民粹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 |
第一节 意识形态安全及其判定标准 |
一、意识形态的内涵与功能 |
二、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安全 |
三、意识形态安全的判定标准探析 |
第二节 民粹主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 |
一、“人民”的名义曲解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二、“民主”口号歪曲了民主理念 |
三、个体权利的过分张扬遮蔽了健康的公民意识 |
四、绝对平均的利益诉求扭曲了公平正义原则 |
第三节 民粹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 |
一、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挑战 |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冲击 |
三、对道德秩序的破坏 |
四、对政治认同的解构 |
五、对民族精神的悖离 |
第五章 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学理思考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早期俄国民粹主义的批判 |
一、对盲目推崇农民的指摘 |
二、对“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的批驳 |
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下对民粹主义的警觉 |
一、推进民生建设从而预防群体性事件及其向民粹主义的衍化 |
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从而防范民主政治倒向民粹主义 |
三、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从而防止弱势群体滋生民粹主义 |
第三节 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着力点 |
一、在理论层面提升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解释力与批判力 |
二、在经济层面强化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的获得感 |
三、在政治层面实现广泛真实的民主 |
第六章 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域外镜鉴 |
第一节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考察——以“美国大选特朗普的获胜”为例 |
一、特朗普的选举策略及其民粹主义表征 |
二、对民粹主义影响的理性审视 |
第二节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成因分析 |
一、全球化的深化与经济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是经济根源 |
二、代议民主的政治衰败与政党最大限度争取认同的迫切需求是政治诱因 |
三、外来移民的涌入所导致的身份认同危机是价值因素 |
四、金融危机后社会矛盾的集聚与社会治理的乏力是重要温床 |
第三节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泛滥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启示 |
一、以维护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公平为基本方向 |
二、以夯实党的认同基础为主要定位 |
三、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重要途径 |
第七章 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分析 |
第一节 以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统领奠定疏导民粹主义的思想基础 |
一、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供给以及时澄明民粹主义的文字陷阱 |
二、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以立体呈现民粹主义的真实面相 |
三、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扬弃以充分发挥对民粹主义的价值引领 |
第二节 以维护社会公平为核心奠定疏导民粹主义的现实根基 |
一、落实机会公平以保证共建 |
二、改善民生以促进共享 |
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实现共富 |
第三节 以强化广泛深入的公民政治参与为保障构筑疏导民粹主义的政治条件 |
一、增强党的执政权威从而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领导助力 |
二、完善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从而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依托 |
三、推进民主政治的法治化进程从而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法治保障 |
第四节 以培育健康的公民意识为手段塑造疏导民粹主义的主体要素 |
一、发挥新型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在公民意识培育中的导向功能 |
二、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公民意识培育中的教化作用 |
三、优化外部场域在公民意识培育中的环境氛围 |
第五节 以互联网治理为重点构建疏导民粹主义的媒介环境 |
一、以心系网民为导向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 |
二、以队伍建设为依托强化网络正能量 |
三、以法治化治理为手段规范网民行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精英教育:一个仍需关注的课题——兼论精英与精英教育的质的规定性(论文参考文献)
- [1]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D]. 陈元元. 河北大学, 2021(09)
- [2]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D]. 左殿升. 山东大学, 2020(10)
- [3]竞德、逐智、争力 ——尚武的三个维度之研究[D]. 张国良.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4]规定与自致:海顿社会身份研究[D]. 刘尹.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5]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研究[D]. 魏楠. 郑州大学, 2020(02)
- [6]高校文化育人的人学透视[D]. 叶长红.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3)
-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D]. 阳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8]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D]. 张学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9]重点高中培养出了精英人才吗?——多视角观点的审视[J]. 蒋洁蕾.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教育版), 2018(02)
- [10]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D]. 袁婷婷.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