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根廷危机——发展中国家政府与市场角色的错位（论文文献综述）
金辉[1]（2020）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文中认为宏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强国富民和稳定发展,是政府、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高企,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税负畸高的主要原因:“分税制”以来,税权分配向中央集中并趋于规范,但事权划分改革止步不前,存在政府事权范围过大、政府间事权重叠严重、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事权划分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断下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得地方财政产生巨大缺口,于是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通过土地财政、乱收费等方式增加收入,极大地推高了宏观税负。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将宏观税负约束至合理区间,并科学合理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是破解中国财政困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是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个部分。首先,国际比较。在国家结构、经济水平差异的视角下,比较了美、英、俄、蒙四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并将4国拓展到81个国家,归纳不同类型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若干经验启示;其次,历史、现状与比较。梳理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困境,讨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为事权划分改革指明方向;再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中,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利用Barro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熵值法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使用Lind-Mehlum方法估算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最优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为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供参考依据;最后,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域下,结合国际经验、现实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从四本预算分别展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部分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制定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可能的创新之处:1、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角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1）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以及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已有文献中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往往就划分而谈划分,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支出责任定量划分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事权定性划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支出责任定量划分的层面,使得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处于割裂状态。二是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宏观税负畸高的问题。这是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上划或下调,都无法改变总财政支出,进而无法降低宏观税负。因此,本文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先参考前人测度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部分政府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最终降低财政支出和宏观税负至合理区间。（2）较大拓展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其一,已有文献中的国际比较研究,往往利用国际数据库的二手数据或者样本国家的政策文件,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政策解读。本文则从美、英、俄、蒙四国的财政部、统计局等网站,收集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已有文献注重案例研究,缺乏分类比较。本文依国家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目标国家分为四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样本数量扩大至81国并进行分类比较。2、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关系财政分权的已有文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中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利用Barro模型,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代际效用总和最大化,并纳入央、地两级财政支出,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θl*=γ/（β+γ）。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过高不利于发挥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过低则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都将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其次,通过Lind-Mehlum方法进一步检验倒“U”型关系,并据此估算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最后,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过高,远高于其最优值,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时,注重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在普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和事权划分的积弊,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界定事权范围。梳理已有文献、财政账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公共卫生事权的范围,明确相应支出内容。其次,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体系结构、详细数据,以及事权改革文件,探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改革。再次,开展理论分析,并找出改革方向。归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路径,并基于此找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和事权划分的重要方向。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和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责任分配、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中央与地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
王钰鑫[2]（2020）在《拉美小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进入21世纪以来,大量国际性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愈发显现,一批具有跨国特征的安全问题、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问题、经济问题、跨国犯罪和基本人权等问题产生,全球治理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为了应对全球化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进程中来。在这一过程中,小国日益活跃,积极参加与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议题讨论,话语影响力提升。如果说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大国是主要规则制定者,那么中等强国和小国都是现有治理体制的完善者,在许多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远没有大国那样容易被国际社会感知的显着优点,小国始终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国际体系权力转移的承载者之一。实际上,小国集团对国际政治中某些议题的敏感性、脆弱性或优先性使其对该议题产生独特的偏好和关注,最终致使该议题逐渐演变成小国的“优势领域”和“专长领域”。对于拉美小国而言,其在非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全球治理问题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些小国甚至在改变大国决策和全球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拉美小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事实进行梳理和分析,认为在现如今全球治理发展的转型阶段,拉美小国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发挥自身的能力,在全球治理中的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议题上扮演一个积极的、有所作为的角色,并最终实现维护国家利益、完善全球治理议题、推动相关治理进程发展、落实相关理念的效果。论文共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选题背景和小国研究现状。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成为影响最大、渗透力最强、涵盖面最广的发展趋势之一,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深。世界在进行改变的同时,全球性问题也在不断地增加,全球治理成为当下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受现实主义观念的影响,国际关系学界对小国进行的研究并不多,涉及小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文献十分有限。因此,本部分对小国研究进行了简要梳理。第二部分介绍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的概念和内容。全球化进程很早就已经开始,从狭义的贸易全球化来看,可以追溯至15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而广义上的全球化则包含贸易之外更多的议题,集中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爆发之后。面对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单一国家无法有效对其进行解决,全球治理应运而生。全球治理理论正式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包括治理的价值、规制、主体、客体和效果五种要素。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流派也对全球治理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本文希望通过这一部分的介绍,在理论层面加深对全球治理的认识,突破传统现实主义视野下出于权力考量将大国视为全球治理主要行为体的局限,为后文阐述拉美小国参与全球治理进行理论铺垫。第三部分将拉美小国与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治理联系起来。首先从整个拉美地区层面回顾其融入全球化的过程,探索全球化对该地区发展造成的影响,进而为拉美小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需求方面提供现实支撑。其次,整理归纳拉美地区有关全球治理的认知。最后,具体提出了拉美小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时的预期目标。第四部分在上文提到的理论基础上,结合拉美小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进行梳理。主要包含小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路径和效果三个方面,证明拉美小国在面对全球性问题时确实通过多种路径发挥了自身的影响力,在特定领域为全球治理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中治理的路径是参与治理的核心所在,小国既可以在特定的功能领域,借助现有的全球治理规则,积极参与国际制度、争取制度性权利,也可以选择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综合实力的内向策略,还可以选择组建联盟、扩大影响力和参与多边论坛、提出新议题的外向策略。第五部分结语,对拉美小国参与全球治理进行简要的概括总结。
侯胜东[3]（2019）在《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文中提出自近代以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划定了时间表,也就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认识到,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只有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一条,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更不应该仅仅依照西方的产业结构现代化模式来推行。制度创新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假设,将制度性因素纳入了一般经济分析的范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也表明,制度性因素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仅有制度而没有制度创新只会导致更大的问题。根据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如果要保持产业结构调整的高绩效,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创新作支撑。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制度创新的来源和形成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影响需做进一步的讨论。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证明和阐释聚合型的制度创新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机理;本文通过文献调查、比较研究、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聚合型的制度创新与产业结构现代化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研究。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产业结构理论重视技术的量化研究,而轻视理论的质性分析。在本论文的前三章中,就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基本概念、基本内涵做了界定。其中,第一章是论文的导论部分,主要包括选题依据、研究进展、可能的边际贡献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是论文的理论基础;第三章是论文的研究框架。在第四章,就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做了具体阐释。在第五章中,选取了聚合型制度的具体指标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作用做了实证分析。在第六章中,对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演进历程、动因以及内源型制度对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正负影响作了具体研究。在第七章中,选取了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些国家聚合型制度创新对其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影响。另外,选取了以印度、前苏联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些国家的聚合型制度创新在其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在第八章中,本文以实证分析和质性分析得出的结论基础,谈论了在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怎样通过聚合型的制度创新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措施。在第九章中,就本文的结论和研究局限作了说明。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聚合型的制度创新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聚合型制度决定了不同经济体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内源型的制度创新可以在产业结构现代化提供新的增量激励,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帕累托改进。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必须要通过聚合型的制度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综合历史上不同国家的产业发展实践可以发现,产业结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必须依据本国的切实国情,因地制宜的选择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式。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现代化而言,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本文认为应该更加注重发挥不同主体的内源型制度功能,应该发挥市场、政府、企业、社会等主体性作用,以进取的民族精神、悠久的文化底蕴、科学的理论导向、广大的阶层基础以及新发展理念为内源型动力,以聚合型制度创新网络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的发展,既要实现三次产业结构的整体现代化演进,又要实现三大产业结构内部的现代化。
王森垚[4]（2018）在《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走向研究》文中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流派和主流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和延续。自由主义起源于17世纪革命时期的英国,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两个发展阶段。在古典自由主义阶段,自由主义开启了基于自由权利观的契约论自由主义和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功利论自由主义两大传统。两大传统一方面论证了个人自由的合理性,一方面为个人自由确立了基本标准;一方面适应了资产阶级在兴起阶段为突破封建秩序的束缚而对自由权利的诉求,一方面满足了资产阶级在发展阶段为进行资本积累而对自由市场的需求。两大传统相继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论证了自由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实现自由的外在保障,完成了自由主义大厦根基的建构。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古典自由主义所强调的自由只是一种理想形式。缺少政府的必要干预以及无法避免的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等问题的存在,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社会问题逐渐凸显,自由主义故而从消极自由转向积极自由,寄希望通过适当的国家干预缓解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自由主义由此进入现代阶段。在现代自由主义阶段,新的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两大理念相继主导了资本主义国家进入20世纪后的实践发展。新的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亦称凯恩斯主义,在坚持古典自由主义个人自由核心原则的基础上,开始更加强调“国家”在经济调控、福利政策供给等方面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古典自由主义消极国家观的不足,并带领资本主义走出了20世纪初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代表人物有格林（Thomas Hill Green）、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ey Hobhouse）和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则不同意新的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提出的国家干预型的政策主张和实践理念,认为国家参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会导致政府权力过大,进而导致集体侵犯个人自由、干扰市场秩序等行为地发生。基于此,新自由主义将古典自由主义个人自由的核心理念拓展为一套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认为私有制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避免国家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完美秩序,个人自由是自由市场制度存在的基础。新自由主义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大量方案和对策,代表人物有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布坎南（James Buchanan）等学者。虽然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期并未选择新自由主义作为指导政策,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学者们的努力下,经过30多年的理论发展,新自由主义已经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和政策方案,并最终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世界多数国家选择的改革方案。在实践走向上,作为凯恩斯主义的替代方案,新自由主义首先被英美两国政府采纳,并在一段时间内初步带领两国走出“滞涨危机”。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契合了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时代条件,适应了国际垄断资本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内在理念需求,满足了西方发达国家资本扩张的意识形态支撑。基于此,以解决经济危机为契机,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作为支撑,发达国家为后发国家开出了看似“合理”的“改革药方”,配套出台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华盛顿共识”,利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以提供贷款的方式诱导拉美等国放开市场,国际资本尾随其后。在苏东等前社会主义国家,英美两国通过传播新自由主义,动摇了人们的理想信念,尤其是苏共高层的理想信念,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在剧变前后,引导这一地区采取了“休克疗法”等改革方案,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深远历史影响。论文通过梳理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等地区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历程,得出结论:上述国家和地区在采取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以后,短期效果较为明显,长期问题比较突出。可以归因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形态有其合理之处。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方面提出来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具体政策主张,可以短期激发市场活力、吸引资本、提升经济效率、促进生产、减轻政府开支,迅速提高国家的经济水平。其二,在发达国家,由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存在,新自由主义只是发挥了缓解矛盾的改良作用,无法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也无法避免由经济危机导致的诸如当下的民粹主义等各种社会危机的爆发。其三,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新自由主义虽然为其提供了一套经济社会转型的“药方”,通过“三化”的改革措施吸引了大量国内外资本的投资,激发了经济活力。但是,由于逐利本性的存在,金融资本造就了一批不负责任的食利者阶层,在无利可图之时,他们卷走了大量民族资本和社会财富,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再次陷入泥潭,贫富差距拉大,进而引起社会治安状况下降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尤其是对于苏东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新自由主义不仅导致上述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产生,更动摇了人们建设社会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对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引发苏联解体不容忽视的因素。论文通过考察新自由主义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历程表明,新自由主义并不能带领这些国家走出经济困境和实现社会转型,反而是导致这些国家新一轮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国际经验表明,新自由主义作为学术理论和实践政策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适用性。但作为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契合了资本扩张需求,符合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与国际垄断资本的需求一致。因此,任何发展中国家在探索本国的现代化社会发展道路时,都不能将希望寄托于新自由主义提供的改革方案,而应该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可适当吸收和借鉴新自由主义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适合我国国情的一些举措,同时尤其要防范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消极影响,避免新自由主义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的不利影响。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实践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才能避免新自由主义的消极影响。本文以“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走向研究”为主题,主要包括五个组成部分。首先,在绪论中主要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前沿问题。第一章主要梳理和区分了自由主义的相关概念及其内涵,理清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两大传统,分析了当代两种自由主义的异同,呈现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谱系。第二章介绍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发展情况,论述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发展脉络及理论流派。同时指出,新自由主义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是资本主义核心理念的集中体现,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政策主张,是资本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现实展现。第三章呈现了新自由主义在英美、拉美和苏联剧变前后部分东欧国家的实践历史,指出新自由主义在各国的实践有弊有利,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出弊大于利的实践结果。新自由主义不仅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动荡等问题的发生,导致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丧失全球化的发展历史机遇期,还严重干扰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影响其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地继续。第四章审视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现状,指出新自由主义正面临着不可调和的理论危机和难以摆脱的实践困境。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是当下各国社会发展的首要政策选择,无论是发达国家局部回到凯恩斯主义,还是以拉美为代表的后发国家普遍寻找替代方案,新自由主义面临着必须调整的局面。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资本主义亦无法克服资本追逐暴利固有本性,左翼力量的弱小,有效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案尚未形成,未来在很长时间内,新自由主义都有可能以各种“变体”的形式继续存在。第五章通过对以上新自由主义在各国实践状况的考察结果所得的基本结论为依据,审视了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借鉴新自由主义在发展生产力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一些有益举措,也要警惕和避免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消极影响。只有走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才能避免新自由主义“陷阱”。
张欢[5]（2017）在《中等收入陷阱：理论验证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主要研究基于中等收入陷阱话题下的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问题。通过对支撑中等收入陷阱的过往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找到此学说产生的理论渊源,进而对中等收入陷阱在世界各区域之间的存在性进行探讨。本文采用实证计量方法分析环境（Environment）、能源（Energy）和经济（Economy）的3E系统关系;利用ARIMA模型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进行客观预测;对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四大因素,即教育水平、收入差距、制度质量和技术进步,通过俱乐部敛散效应的检验,来阐述它们对经济的显着影响。同时从需求层面和供给层面,对影响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进行探讨。论文最后部分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给出相应政策建议。首先,本文对过往文献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停滞现象和增长动力进行梳理,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学说的产生进行了逐本溯源的分析。通过搜集整理出国内数据库和国外SCl、SSCl收录的相关主题文章,发现国内外学界针对此话题是“内热外冷”的反应。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与否,本文利用国际人均GDP数据对世界不同区域的国家进行高收入组跨越成功和失败的划分,发现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有的国家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不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而有的国家则顺利跨过中等收入水平。但是中等收入陷阱不具有明显地域特征,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对一国的发展也不是“魔咒”,因而增长陷阱并非普遍经济发展规律。不过中等收入陷阱具有特征化事实,反映了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客观实际现象。其次,本文对比世界上其它跨越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对于各个经济体的增长陷阱问题予以揭示,同时观察它们之间的增长状况异同点,并且比较它们在相应阶段内的人均GDP增长率,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予以启发。研究表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内生驱动力不足、消费和外部因素的威胁。接下来本文利用ARIMA模型,从统计学意义上对中国未来5-10年的GDP总量和人均GDP进行预测,对中国在多长时期内能够从目前的中上等收入水平迈向高收入水平提供借鉴和参考。最后,根据增长潜能（后发优势）是否释放完毕的指标,对中国未来潜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大小予以揭示。第三,本文利用中国较长时段的时间序列数据,借助VAR模型对环境规制、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四个变量之间存在双向影响的作用,能源消费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发展减速现象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协整检验表明所选变量之间有着长期均衡的稳态关系。误差修正的VECM模型揭示了能源消费对把短期偏离修正为长期均衡有着11.68%的作用强度。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则表明环境规制只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有着积极影响,而且帮助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但当前中国的规制行动表现为贯彻执行前后不一致的特征。方差分解显示出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作用高于经济增长。以上所得出的结论对中国环境和能源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有较大启示。第四,本文通过选取省域面板数据,基于俱乐部收敛的视角对收入增长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各省域经济出现了明显的俱乐部趋同现象,分为东部地区的富裕省份俱乐部和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省份俱乐部。这种长期的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不利于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有效实施。利用SPSS22.0软件所做的聚类分析图也直观表明,从样本起始的1994年发展到最末的2014年,各地区内部有些省份实现了经济赶超,成功跻身所在地区的第一梯队行列,而有些省份则经济发展缓慢,一直处于相应地区的垫底位置。本文进一步选取教育、科研、制度、收入差距等条件变量,实证结果显着表明它们是影响地区间俱乐部效应的主要因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和失败的国家都离不开同以上四要素的联系,也正符合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内涵。第五,本文利用VAR模型实证研究收入差距、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这三个指标的动态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探究经济发展的显着影响因素和程度强弱。实证结果得出:收入差距会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速提高,但长期不利于经济持续向更高水平发展,是经济滞涨和潜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而消费需求旺盛能持续稳定地带来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其水平主要由经济发达程度和基尼系数大小共同决定。我国自中等收入阶段以来的发展情况符合国际上成功跨越“陷阱”国家的基本趋势,即消费率在中下等收入和中上等收入阶段之间呈现出U型消费拐点。本文因此得出结论,即政策应侧重于调结构和以居民消费需求为主导的内需红利,既可以摆脱投资单一驱动和过剩产能的浪费,又能以此帮助我国摆脱可能的增长“陷阱”,早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第六,本文基于碳生产率的视角,把环境规制和技术进步纳入到计量模型中,从工业行业层面对经济增长陷阱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所选取的35个工业行业涵盖了采掘业、制造业、水电气的生产和供应业。本文进一步把工业行业按要素密集度划分为三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的特征。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出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资源密集型行业来说,环境规制比技术进步的影响作用更强;而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科技创新对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显着。此外,外商直接投资（FDI）、工业化水平能够对所有行业的碳生产率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相反地,产业结构阻碍了全样本的碳生产率。工业分行业检验结果表明: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产业结构优化能提升碳生产率;对于资源密集型行业,FDI使用效率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应该被大力强调;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碳生产率的增强离不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第七,本文通过构建世界多个国家较长时期的跨国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分位数模型估计方法,对城镇化、教育质量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和教育与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减速的相关性不大;两者的联合交互作用对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影响最强,而且影响幅度由低分位到高分位呈现递增态势;高等教育对中下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有正向影响,而城镇化的影响作用和方向与其反之。其它影响因素中,政府干预、物价指数的负向作用对所有类别国家都较显着;对外开放、资本形成率则对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有益;人口红利消失并非一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同时按OECD国家、非OECD国家、剔除非洲国家等标准重新分组,用系统GMM两步估计法所得结论同样一致和稳健。在上述研究及其发现的基础上,本文还就政策应用提出了相关建议。本文得出的富有针对性的结论对经济政策制定者有较大参考意义。
吴腾[6]（2017）在《金融发展对城市化促进作用的研究》文中提出18世纪工业革命的发生,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随着生产的集中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人类社会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从世界范围看,世界城市人口从一八零零年的3%,到二零零八年首次超过50%。目前,全球城市居民已达38亿人左右。我国城市化进程也在迅速推进中,城市化率由建国之初的10.63%,上升到1979年的19.31%,再迅速扩大至2015年的56.10%。规模宏大的城市化进程不但提高了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扩大了我国内需、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积极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我国规模宏大的城市化进程中,却面临重重挑战:一是资金不足。传统上城市化建设资金来源有财政资金、土地出让金和银行贷款等,随着中国经济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金难以持续上升;银行一般不愿意往数额巨大、回收期较长的项目进行投入;地方融资平台累积的风险不断增大,其获得资金也面临瓶颈约束。二是我国缺乏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可以为大项目进行融资,且具有分散长期投资风险的功能。发达国家市政债券、PPP和资产证券化在城市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三是对推进城市化模式认识有限。过去几十年把推进城市道路和住房建设等同于城市化,或者把城市化简单等同于人口在空间上的转移。所以,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化是一种不完整的城市化,“它没有伴随户籍制度改革,没有使农民工真正市民化”（蔡昉,2010）。四是没有形成支持城市化建设的金融体系。大型商业银行、地方中小银行、政策性银行等促进城市化的金融体系没有很好发挥自身功能,有待完善和发展。本论文以金融发展对城市化作用的渠道为研究主线,研究方法上主要有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归纳演绎法和实证研究法。首先从金融发展和城市化的基础理论入手,城市化相关理论主要有城市化动力机制、城市化水平决定因素、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发展涉及金融结构论、金融深化论、金融功能论和金融约束论。并对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其次,对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进行一般性分析,我构建了关于金融发展和城市化的一个简单的数量模型,该模型很好的说明金融规模的扩大对城市化具有积极影响。在宏观方面,金融体系一般分为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两种,不同的金融体系对城市化具有不同的影响效果。城市化可以分为起步阶段、快速发展阶段以及平稳阶段三个部分,金融体系在此三个阶段中对城市化支持的侧重点不一样。第三,对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的渠道进行具体分析,我认为,金融发展不是直接促进城市化,而是通过间接的渠道促进城市化进程。具体看来,金融发展通过促进非农产业发展、人力资本提升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带动城市化进程。第四,对城市化和金融发展两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的样本是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和世界国别面板数据。实证结果和理论分析相呼应。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具体章节内容如下:第一章是绪论,主要阐述了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化却面临着诸多挑战:城市化建设遭受资金瓶颈、我国促进城市化建设的金融体系不够完善、对推进城市化建设的方法认识不足等。研究综述方面,关于金融发展与城市化的外文文献并不多,国内的研究方面,本文从理论、实证、案例三个方面回顾了相关研究。本章还介绍了主要研究方法、思路、创新点等。第二章是理论基础。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有城市化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城市化理论包含城市动力机制、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城市化的影响因素研究。金融发展理论有金融结构论、金融深化论、金融功能论和金融约束论。本章所阐述的理论基础对本文后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三章,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的一般性分析。首先,本文构建了关于金融发展和城市化的一个简单的数量模型,该模型很好的说明金融规模的扩大对城市化具有积极影响。其次,城市化可以分为起步阶段、快速发展阶段以及平稳阶段三个部分,金融体系在此三个阶段中对城市化支持的侧重点不一样。最后,在宏观方面,促进城市化的金融体系一般分为政府干预主导型和市场机制主导型两种,不同的金融体系对城市化具有不同的作用特点。第四章,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的渠道分析。金融发展和城市化之间有着间接的联系,具体看,金融发展通过促进非农产业发展、人力资本提升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化。非农产业发展对城市化具有重要作用,它能够吸纳丰富的劳动力,并且对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人力资本代表个人的发展能力,也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人力资本越高,城市的稳定性和成长性越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化的基础条件,是城市人口、产业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第五章对金融发展促进中国城市化进行实证研究。首先,本文概括论述了中国城市化概况,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城市化波折起伏,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才步入“快车道”。经历十几年快速发展,中国金融体系获得较大进步,金融中介、资本市场、政策性金融机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保险业和外资金融机构也获得长足进步。其次,对我国省级金融发展和城市化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本文采用金融中介规模和效率两个指标衡量金融发展,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使用固定效应对金融发展和城市化进行回归分析,使用工具变量（Ⅳ）进行内生性检验。最后,进行简单总结。第六章着力于金融发展对世界城市化的实证研究。首先,本文分析世界城市化进程和概况,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较早,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仍然处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其次,对世界金融发展进行比较分析。第三是实证研究,我采用世界38个国家2004—2014年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更好刻画城市化规律。通过采用系统GMM方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很好控制金融发展和城市化内生性问题。得出的结论是,金融发展对世界城市化具有推动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受国家规模和国家地理位置的影响。最后,对金融发展和世界城市化的关系进行总结。第七章是促进城市化建设的政策建议。本章节探索了如何通过改革,实现金融体系在规模、结构、创新方面的优化和提升,为城市化建设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主要的政策建议是促进大型商业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协同发展;鼓励和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引导金融体系对城市产业发展、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杨冉[7]（2016）在《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研究》文中认为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政府采购市场也正在由封闭逐步走向开放,中国加入《政府采购协议》和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是大势所趋。基于现实谈判的需要,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国际化研究迫在眉睫。反过来,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理论研究对于中国积极参与政府采购国际规则的制定,设计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路径,也将大有裨益,因而具有相当程度的理论价值。本研究拟从中国正在进行的加入《政府采购协议》谈判这一背景出发,探讨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理论内涵,并分析其辐射效果、发展过程和影响因素。然后以《政府采购协议》这一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实践成果为讨论框架,从各部分内容的历史发展脉络入手,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推动者的角色和作用,探讨其背后的规律。进而以协调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溢出效应为视角,分析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现存差距,以问题为导向探索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路径安排。本研究将分八章进行具体论述。第一章是绪论。首先介绍本文选题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然后就有关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研究进行综述,最后是介绍本文研究框架、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研究综述主要包括对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本体论的研究、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制度论的研究和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方法论的研究,在总结已有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趋势展望。具体采用了文献研究、历史分析、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等研究方法。第二章是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理论分析。首先是对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进行界定,主要包括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定义和主要内容。然后分析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两种辐射效应即溢出效应和渗入效应,进一步论述二者之间的交叉互动关系。进而讨论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方式和过程。最后讨论发展中大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取向,即以开放和保护为导向,注重国内制度溢出效应的培植。第三章是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影响因素。受贸易自由化的驱动,各国开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进程。法律全球化、法律本土化、法律国际化为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准备了良好的法律环境。但受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这种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进度却不能超越其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均是以市场为基础来调节资源配置,但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尚不足以支撑西方发达的政府采购制度,因而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路径应当灵活、适当的学习借鉴国际政府采购制度。从对内改革的角度来讲,完善中国国内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应立足本国经济现状,从大而宏观的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角度入手,增强对政府的规范和对供应商的救济保护,营造实质上对等的政府采购竞争环境,培养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比较优势。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来讲,加入《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应当结合本国经济结构,注意“先、后、快、慢”的开放顺序,从发达地区和较优产业开始,逐步扩大承诺开放的范围,以适应当前转轨时期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第四章是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目标、原则的国际化。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以贸易自由化为首要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发展了三大基本原则,分别是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和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原则,其中非歧视原则是《政府采购协议》的首要原则,透明度原则是非歧视原则的保障,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原则是对非歧视原则的灵活适用。在对目标、原则发展脉络分析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分析美国ito提议失败的原因、《政府采购协议》的制度来源、市场开放与利益保护的平衡以及竞争性政府采购市场的完善。最后落脚到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目标、原则的国际化,既要学习先进理念,也要发挥自身特色制度的溢出效应,分别以廉政建设目标和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原则为切入点,对未来《政府采购协议》的走向施加良性影响。第五章是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适用范围的国际化。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适用范围包括采购实体、采购客体和门槛价等问题。在采购实体的确定和扩大方面,先后经历了ito谈判的初步探索时期、确定适用于中央政府的oecd谈判时期、确定政府采购实体的名单列举形式的东京回合时期、确定政府采购实体范围的框架结构的乌拉圭回合时期和采购实体范围的扩大遭遇挫折的多哈回合时期。在采购客体和门槛价的确定方面,也经历了从oecd谈判、东京回合、乌拉圭回合到《政府采购透明度协议》的谈判等阶段。在对适用范围扩大和扩展的国际化历程进行研究之后,讨论政府采购法律制度适用范围国际化发展的困境,即《政府采购协议》成员国范围扩大的需要和加入标准不愿降低之间的矛盾。同时,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也有规则多边化的可能,这种可能已在透明度谈判和gats谈判中初现端倪。最后是对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适用范围国际化的路径分析,以当前谈判中面临的问题为导向,分析采购实体确定标准的选择、次级中央政府的选择、国企以及采购客体和门槛价的承诺等问题,总体思路是应分阶段、分地区、分产业的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第六章是中国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的国际化。首先分别从oecd谈判、东京回合谈判、乌拉圭回合谈判和《政府采购透明度协议》谈判入手,对采购方式和程序的演变过程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政府采购方式及其程序的发展演变被深深地打上了主导谈判的缔约方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烙印,尤以欧共体/欧盟《公共采购指令》的溢出效应最为明显。欧共体/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主体,为贯彻《单一欧洲法案》,促进共同市场的形成,在政府采购领域形成了高标准的公共采购法律体系,并不断推动《政府采购协议》等国际规则向着更高标准修改,属于利用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国际化发挥国（区域）内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溢出效应的典型代表。因而第二节以欧共体/欧盟《公共采购指令》为例,从其发展阶段和具体制度方面讨论其公共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过程中对于国际政府采购规则的溢出效应,最后讨论中国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的国际化路径。第七章是中国政府采购权利救济机制的国际化研究。本部分从《政府采购协议》权利救济机制的确立与发展为主线展开研究。首先是磋商程序,分别讨论了乌拉圭回合中的磋商程序和2012《政府采购协议》对磋商程序的新修订。需要注意的是,与WTO救济机制中的磋商程序不同,政府采购权利救济中的磋商程序并非强制性的前置程序。其次是国内审查（质疑）程序,1979年《政府采购守则》确立了国内审查程序;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政府采购协议》细化了国内审查的具体程序;其后在多哈回合和2012《政府采购协议》新修订中,国内审查程序的范围得到扩大。第三是争端解决程序,分别讨论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确定及对《政府采购协议》的适用、《政府采购协议》双层争端解决机制的确定、争端解决程序回归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趋势等问题,还通过分析WTO成立以来政府采购国际争议的案例来分析争端解决机制的实施效果。在对历史材料归纳整理的基础上,分析权利救济机制对于政府采购国际规则实施的保障作用,进而讨论我国政府采购权利救济机制现存不足,并探讨中国政府采购权利救济机制国际化的路径安排。第八章是结论部分。归纳全文,结合中国特色国情,总结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可能性、决定因素及具体安排。
姜涵[8]（2016）在《新经济史视角下的阿根廷发展悖论—制度变迁与钟摆式发展》文中认为探索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基本机制是经济学中的重要课题。阿根廷为此提供了一个比较研究的范式。世界经济“大萧条”和“二战”是阿根廷发展的分水岭,此前阿根廷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富裕之邦,经济繁荣伴随着政治稳定;此后阿根廷却陷入钟摆式发展怪圈,20世纪最终成为阿根廷“失去的世纪”。是什么原因造成阿根廷这一发展悖论,学术界大致有文化决定论、依附论、政治危机、政策失误论等解答。通过考察阿根廷的发展路径,我们发现,阿根廷衰落的根源在于产权得不到政治制度保障。尽管私有产权和市场交易在建国之初就确立,但资源禀赋和殖民地传统使阿根廷产权以大地产为主,市场交易以直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大宗农牧产品出口为主,这造成了阿根廷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中产阶级的发育和现代制度的建立运行。随着现代化进程发展,阿根廷外来移民人数和经济实力有所增长,但农牧业寡头把持国家政治并排斥移民,造成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的割裂,加剧了统治危机。寡头政府试图通过普选将新兴中产阶层纳入政治中,却意外将底层民众带入政治生活,形成了劳工集团和农牧业出口集团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殖民地遗留的考迪罗主义及其庇护关系使市民社会难以发展壮大,造成市民社会无力整合大量原子化的城市劳工,为民众主义提供了土壤。随着庇隆上台执政,其民众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运动主义和职团主义模式更加剧了社会分裂和集团冲突,各集团的狭隘利益逐渐取代共容利益成为社会主导。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各集团缺乏对基本制度共识,将“俘获”政府视为实现或维护集团利益的唯一途径,国家沦为操纵再分配的“掠夺之手”。“赢者通吃”的游戏规则使阿根廷出现政权更替危机,频繁动荡使弱小的中产阶级只能向军队寻求庇护。缺乏稳定预期使得大规模国有化或私有化、拒绝承认债务、滥发货币等短视行为成为统治者惯用“伎俩”,最终形成“流寇”政权轮番上台并大肆掠夺的困局。我们的研究表明,经济繁荣需要适宜的产权制度,但如果没有政治制度作保障,适宜的产权就无法建立和正常运行。形式上的民主和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繁荣,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力如何运作和政府的类型。阿根廷的“失败”反映出,无论是普选产生的民主政府还是官僚—威权主义政府,政治家的目标更多是谋求私利。要改变社会激励结构和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不仅依赖于公共政策选择,更取决于长期制度安排。一方面要加强政党建设,以在更高层次上代表和协调各集团利益,更根本的是要破解断裂状社会结构,加强培育市民社会,使得国家与社会通过博弈和妥协达成力量均衡和相互制约,最终建立现代制度结构。
陈磊[9]（2012）在《电力产业管制改革的国际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电力产业是一个对社会经济影响极大,技术经济特征十分复杂的自然垄断产业。随着技术水平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它的自然垄断边界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电力产业的自然垄断性及外部性必然产生对政府管制的需求,如何形成有效竞争格局,提高电力产业的经济效率,各国就此问题纷纷展开理论和实践探索,试图寻找出最适合本国的管制方式及改革方案。在发达国家中,英国、美国是电力产业管制改革较早开始也较具代表性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均以它们为范本并结合国情实际开展。在发展中国家里,拉丁美洲是电力产业管制改革的先驱,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国均进行了各自电力产业管制改革的探索,拥有在发展中国家中最为开放和竞争的电力市场。本文在对以上国家改革概况和近年来国际电力产业管制改革的进展和变化进行简述的基础上,对其改革的起因、目标、模式及成效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从中吸取其丰富的经验和沉重的教训,试图为我国的电力产业管制改革提供参考。我国的电力产业自1985年“集资办电”改革至今,已开展了三轮电力产业管制改革,改革的目标、方向和侧重点各有不同,取得的成效也存在差异。改革的效果到底如何?是否实现了预期的目标?本文尝试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其进行检验,进而对改革的成效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以便对改革形成相对准确地判断,这是今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基础和前提。经过实证分析,我国的改革促进了电力产业的发展、产业效率的提高,但在价格形成机制和服务质量上仍有优化和提升空间。在“十二五”期间,我国电力产业体制改革应更多侧重于调整完善现有管理模式,加强市场机制建设。构建完善的电力产业法律制度体系,健全监督管制职能,优化电价机制,提高产业经济效率,构建符合低碳发展要求的电力发展机制和电力产业格局。通过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达到促进有效竞争、改进管理和服务,提高电力产业整体效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的目的。
闫克远[10]（2012）在《中国对外贸易摩擦问题研究 ——基于结构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78年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贸易国，货物贸易总出口额15779.3亿美元，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40%-50%。与此同时，随着中国逐渐成为贸易与经济大国，以及国际贸易利益格局、利益关系的不断变化，中国对外贸易（出口贸易）所遭遇的贸易摩擦也愈来愈多，2010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约占全球的9.9%，但是全球却有20.9%的反倾销调查和16.9%的反补贴调查是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中国出口贸易遭遇的贸易摩擦在数量上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贸易摩擦已经从单纯的企业间单一产品的争端扩大到针对某一行业的争议，由单纯的贸易问题向宏观体制、政治制度、国家利益层面延伸。贸易摩擦的加剧不但直接制约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破坏了公平的贸易环境，而且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安全乃至政治安全，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从近年来中国出口贸易遭遇贸易摩擦的具体情况看，反倾销等传统贸易救济措施仍然是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但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新型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影响却越来越大，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开始更多地集中于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汇率制度、对外贸易差额、出口补贴和外商投资环境等更加隐蔽的层面，而以印度、阿根廷、土耳其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则以传统的贸易救济措施为主，但是其发起频率却越来越高。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导致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国或地区为了保证本国或地区利益的最大化，纷纷出台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措施。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货物出口国，也因此成为世界贸易保护的重点针对对象。例如，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调查2009年高达128起，是中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的历史最高水平；尽管2010年中国遭遇的贸易救济调查有所减少，但是中国依然是各国或地区贸易救济调查的重点对象。“‘十二五’期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环境很复杂，在外部环境上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愈演愈烈，2012年以来中国共遭受了8起贸易摩擦，中国已连续17年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在2012年年初举行的“2012中国外贸形势报告会”上做出如上表示。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并积极合理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努力改善中国出口贸易的外部环境，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针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前国际贸易摩擦所呈现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以中国对外贸易（出口贸易）摩擦问题为研究对象，从结构的视角，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出口贸易）摩擦的国别和地区结构、行业和产品结构及方式结构的现状、原因、演变以及发展趋势等，并就具体的结构性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如下：绪论，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及研究方法，并对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给出简要说明。第一章，贸易摩擦的理论渊源与理论研究综述，从历史的角度对国际贸易摩擦的理论进行详细梳理，界定本文所研究的贸易摩擦的内涵与范围，从国际贸易发展理论的历史中探究贸易摩擦的理论渊源，并对国内外有关贸易摩擦的理论研究做简要的综述与评价。第二章，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现状、特点与原因等分析，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从贸易摩擦数量、变化趋势、表现特点等方面对中国遭遇贸易摩擦进行历史性回顾，分析中国频繁遭遇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与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问题，并结合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与国际经济利益格局变动说明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第三章，中国对外贸易摩擦国别和地区结构研究，从结构的视角对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现状与特点进行对比，并选取美国、欧盟、日本、印度、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分析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贸易摩擦的特征。第四章，中国对外贸易摩擦行业和产品结构研究，结合中国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行业和产品结构的特点，分析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整体行业特征，并从贸易救济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等贸易摩擦方式的角度，分析中国具体行业和产品遭遇贸易摩擦的特点与趋势。第五章，中国对外贸易摩擦方式结构研究，针对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手段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新兴贸易摩擦方式，分析各种贸易摩擦方式的具体特征与原因，及其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与发展趋势。第六章，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与措施，结合中国对外贸易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现状与特点，并针对不同结构的贸易摩擦，提出应对的战略与措施。
二、阿根廷危机——发展中国家政府与市场角色的错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阿根廷危机——发展中国家政府与市场角色的错位（论文提纲范文）
（1）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
| 1.2.1 论文的研究目标 |
| 1.2.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1 难点 |
| 1.4.2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2.1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全口径宏观税负 |
| 2.1.1 全口径宏观税负的概念界定与测度 |
| 2.1.2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
| 2.1.3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研究 |
| 2.2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 2.2.1 经济增长视角下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历程 |
| 2.2.2 财政分权理论的新发展与现实困境——部分财政分权 |
| 2.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2.3 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与政府支出结构 |
| 2.3.1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要素流动与政府间竞争 |
| 2.3.2 政府间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 |
| 2.3.3 政府间竞争与政府规模 |
| 2.4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2.4.1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
| 2.4.2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案例 |
| 2.4.3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中国案例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国际比较 |
| 3.1 联邦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1.1 联邦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美国为例 |
| 3.1.2 联邦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俄罗斯为例 |
| 3.2 单一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2.1 单一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英国为例 |
| 3.2.2 单一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蒙古为例 |
| 3.3 各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1 美、俄、英、蒙四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2 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比较的拓展——基于81个国家的数据 |
| 3.4 启示与借鉴 |
| 3.4.1 划清政府、市场边界的启示与借鉴 |
| 3.4.2 优化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启示与借鉴 |
| 3.4.3 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启示与借鉴 |
| 3.4.4 健全央、地两级财政法制体系的启示与借鉴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现状和比较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变迁 |
| 4.1.1 计划经济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动荡变化时期(1950-1980年) |
| 4.1.2 改革开放背景下财政分权体系探索和建设时期(1980-2013 年) |
| 4.1.3 财政体制现代化改革时期(2014年至今) |
| 4.2 分税制改革后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总体现状——财政困境和思考 |
| 4.2.1 财政现状之央、地间财政失衡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2 财政现状之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与地方财政缺口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3 财政现状之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困境及其思考 |
| 4.2.4 财政现状之宏观税负畸高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3 各领域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比较 |
| 4.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5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比较的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研究 |
| 5.1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1.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 |
| 5.1.2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Barro模型的理论分析 |
| 5.1.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
| 5.2.1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 |
| 5.2.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指标权重计算——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 |
| 5.2.3 世界81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测度及排序 |
| 5.2.4 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比较 |
| 5.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3.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 |
| 5.3.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3.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分权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3.5 进一步讨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三维讨论 |
| 5.3.6 基于Lind-Mehlum方法的最优央、地财政支出比例估计 |
| 5.4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4.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 5.4.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4.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结构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4.5 实证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原则和思路 |
| 6.1.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 6.1.2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 |
| 6.1.3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 |
| 6.2 借鉴国际经验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2.1 一般公共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5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6.3 重构之后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5 重构之后的央、地两级财政支出总规模测算及重构方案的优势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国际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2 历史、现状和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3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政策启示 |
| 7.2.2 具体的对策建议和方案 |
| 第八章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8.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8.2 今后的努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件:Lind-Mehlum方法的Stata编程代码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拉美小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小国研究综述 |
| 一、小国的定义 |
| 二、国外小国研究综述 |
| 三、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历史分析法 |
| 三、案例分析法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 |
| 第一节 全球化的缘起与发展 |
| 第二节 全球治理理论 |
| 一、全球治理的发展 |
| 二、全球治理的要素 |
| 三、不同理论视角下的全球治理 |
| 第二章 拉美小国的全球化参与及对全球治理的认知 |
| 第一节 拉美小国与全球化进程 |
| 第二节 拉美小国对全球治理的认知 |
| 一、拉美地区的全球治理观 |
| 二、拉美小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目标 |
| 第三章 拉美小国参与全球治理 |
| 第一节 拉美小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
| 一、拥有地缘优势 |
| 二、具有双重身份认同 |
| 三、多边协作等经验探索多 |
| 第二节 拉美小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 |
| 一、参与国际制度,争取制度性权力 |
| 二、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综合实力 |
| 三、加强集体参与,扩大影响力 |
| 四、参与多边论坛,提出新议题 |
| 第三节 拉美小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效果 |
| 一、国家利益得到维护 |
| 二、应对能力得到提升 |
| 三、制度安排得到改善 |
| 四、相关理念得到落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进展 |
| (一)国内研究进展 |
| (二)国外研究进展 |
| (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阅读和实地调研 |
| (二)比较研究和历史分析 |
| (三)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 |
| 五、可能的边际贡献 |
| 第二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基础理论 |
| 一、现代化理论 |
| (一)现代化的产生 |
| (二)中国的现代化理论 |
| (三)西方的现代化理论 |
| 二、产业结构理论 |
| (一)西方主流产业结构理论 |
| (二)马克思的产业结构思想 |
| (三)中国特色产业结构理论 |
| 三、交易成本理论 |
| 四、国家发展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发展理论 |
| (二)新李斯特国家发展理论 |
| (三)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和聚合型制度的研究界定 |
| 一、产业结构现代化的界定 |
| (一)基本内涵 |
| (二)影响因素 |
| (三)阶段划分 |
| (四)主体分析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的界定 |
| (一)制度与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内涵 |
| (三)聚合型制度创新的构成 |
| (四)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功能 |
| 三、聚合型制度创新与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关系 |
| (一)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必要性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与现代化第一产业 |
| (三)聚合型制度创新与现代化第二产业 |
| (四)聚合型制度创新与现代化第三产业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机理分析 |
| 一、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四个维度 |
| (一)国土空间开发维度 |
| (二)市场体系建设维度 |
| (三)企业能力培育维度 |
| (四)社会全面发展维度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动力机制 |
| 三、产业结构现代化中聚合型制度创新的质量 |
| 四、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路径依赖 |
| (一)制度路径依赖的一般解释 |
| (二)制度路径依赖的反馈机制 |
| (三)制度路径依赖的演化修正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中聚合型制度创新的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分析 |
| 一、指标的选择及其解释 |
| (一)聚合型制度创新指标的基本原则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的指标体系构建 |
| 二、结构方程研究设计与模型建构 |
| (一)研究设计 |
| (二)模型构建 |
| 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聚合型制度创新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分析 |
| (二)结构方程模型 |
| (三)研究结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结构现代化发展的历程、聚合型制度创新及制度约束 |
| 一、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中聚合型制度的总体特征 |
| 二、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
| (一)第一阶段的产业结构现代化(1949~1978) |
| (二)第二阶段的产业结构现代化(1978~2013) |
| (三)第三阶段的产业结构现代化(2013~) |
| 三、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一)第一阶段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二)第二阶段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 四、新时代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一)新时代聚合型制度创新的成就 |
| (二)新时代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内容 |
| (三)新时代聚合型制度创新的特征 |
| 五、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约束 |
| 六、小结 |
| 第七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聚合型制度的比较分析 |
| 一、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现代化与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一)美国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二)德国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三)日本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二、转型国家的制度演进与产业结构 |
| (一)苏联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二)印度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三)阿根廷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三、小结 |
| 第八章 推动聚合型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
| 一、完善市场体系制度建设,优化整体营商环境 |
| (一)完善产业发展的制度体系构建 |
| (二)加强产权体系建设,优化市场主体结构 |
| (三)进一步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
| 二、加强聚合型动力支持,形成强化多主体创新 |
| (一)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二)积极扶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壮大 |
| (三)发挥非正式制度作用,以优秀文化聚合制度创新 |
| 三、助力新型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
| (一)推进信息化与三次产业的深度融合 |
| (二)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精准化 |
| (三)推进现代化产业组织政策的变革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写在后面的话 |
（4）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走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 |
| 第一节 自由主义 |
| 一、自由主义的起源 |
| 二、自由主义的观念 |
| 三、自由主义的主张 |
| 四、自由主义的内涵 |
| 第二节 古典自由主义 |
| 一、社会契约论 |
| 二、功利主义 |
| 第三节 现代自由主义 |
| 一、新的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 |
| 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
| 第二章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视野 |
| 第一节 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 |
| 一、时代机缘 |
| 二、理论兴起 |
|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 |
| 一、时代变化 |
| 二、理论拓展 |
| 第三节 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实质 |
| 一、资本主义核心理念的集中体现 |
| 二、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政策主张 |
| 三、资本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现实展现 |
| 第三章 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历程 |
| 第一节 新自由主义在英美两国的实践 |
| 一、不断推进的私有化进程 |
| 二、推崇金融自由化 |
| 三、推出“华盛顿共识” |
| 四、利弊同现的实践后果 |
|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的实践 |
| 一、多方推动的传播背景 |
| 二、从“贝克计划”到“布雷迪计划” |
| 三、从私有化到自由化 |
| 四、弊大于利的实践后果 |
| 第三节 新自由主义对苏东剧变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影响 |
| 一、意识形态多元化削弱主流意识形态 |
| 二、“500天计划”消解经济体制 |
| 第四节 新自由主义对俄罗斯和苏联解体后的部分东欧国家的实践影响 |
| 一、“休克疗法” |
| 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立 |
| 第四章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现状 |
| 第一节 走出理论危机的尝试 |
| 一、不可避免的理论冲突 |
| 二、摆脱危机的审视与回应 |
| 第二节 突破实践困境的探索 |
| 一、难以逾越的实践缺陷 |
| 二、弥补缺陷的探索和努力 |
| 第三节 未来前景与可能走向 |
| 一、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尚需壮大 |
| 二、西方国家有效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案尚未形成 |
| 三、左翼运动尚未形成对新自由主义的真正的挑战 |
| 四、新自由主义在一定时期内还会继续存在 |
| 第五章 新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选择 |
| 第一节 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 |
| 一、初期传播出现自由化苗头 |
| 二、中期扩散引起私有化主张 |
| 三、后期审视形成理性认知 |
|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 |
| 一、为改革开放拓展了视野 |
| 二、试图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三、试图削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
| 四、试图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
| 第三节 新自由主义的困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选择 |
| 一、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科学认识新自由主义 |
| 二、新自由主义困境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 |
| 三、中国应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中等收入陷阱：理论验证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ABSTRACT 第一章 |
| 导论 1.1 |
| 问题的提出 1.2 |
| 研究目的与意义 1.3 |
|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1.4 |
|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第二章 |
|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
| 理论基础 2.2 |
| 文献综述 2.3 |
| 简要述评 第三章 |
|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渊源及其辨析 3.1 |
|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学说渊源 3.2 |
|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验证 3.3 |
| 世界各国过去30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3.4 |
|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初步检验 3.5 |
| 本章小结 第四章 |
| 环境、资源约束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 4.1 |
| 引言 4.2 |
| 文献回顾 4.3 |
| 数据和方法 4.4 |
| 实证结果 4.5 |
| 本章小结 第五章 |
|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证检验——基于中国省级层面俱乐部效应的分析 5.1 |
| 引言 5.2 |
| 文献回顾 5.3 |
| 理论模型和机理分析 5.4 |
| 实证研究 5.5 |
| 国际经验比较 5.6 |
| 本章小结 第六章 |
| 中等收入陷阱视角下的收入差距、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 6.1 |
| 引言 6.2 |
| 理论模型 6.3 |
| 变量和计量模型的选取 6.4 |
| 实证分析 6.5 |
| 典型化事实和国际比较 6.6 |
| 本章小结 第七章 |
| 经济持续增长与环境效率的双赢——来自工业层面碳生产率的检验 7.1 |
| 引言 7.2 |
| 文献回顾 7.3 |
| 数据和方法选取 7.4 |
| 典型化事实和研究假设 7.5 |
| 实证结果 7.6 |
| 本章小结 第八章 |
| 城镇化、教育水平与中等收入陷阱——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8.1 |
| 引言 8.2 |
| 文献回顾 8.3 |
| 作用机制和研究假设 8.4 |
|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8.5 |
| 实证分析 8.6 |
| 本章小结 第九章 |
| 中等收入陷阱影响因素的总体检验 9.1 |
| 引言 9.2 |
| 相关研究的思索 9.3 |
| 中等收入陷阱与经济发展驱动力 9.4 |
| 实证研究 9.5 |
| 本章小结 第十章 |
|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10.1 |
| 主要结论 10.2 |
| 政策建议 10.3 |
| 不足与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致谢 |
（6）金融发展对城市化促进作用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的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的文献综述 |
| 一、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理论研究 |
| 二、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实证研究 |
| 三、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案例研究 |
| 四、对现有研究的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结构和创新点 |
| 一、文章的结构和内容 |
| 二、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城市化与城镇化 |
| 二、城市化内涵 |
| 第二节 关于城市化的理论 |
| 一、城市化动力机制理论 |
| 二、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理论 |
| 三、城市化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 |
| 第三节 关于金融发展的理论 |
| 一、金融结构论 |
| 二、金融深化论 |
| 三、金融功能论 |
| 四、金融约束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城市化理论的述评 |
| 二、金融发展理论的述评 |
| 第三章 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一般性分析 |
| 第一节 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的一个数理模型 |
| 第二节 金融体系促进城市化阶段分析 |
| 一、起步阶段城市化中金融作用 |
| 二、发展阶段城市化中金融作用 |
| 三、稳定阶段城市化中金融作用 |
| 第三节 差异化金融体系下城市化促进效应 |
| 一、市场机制主导型金融体系 |
| 二、政府调控主导型金融体系 |
| 三、两种金融体系的比较分析 |
| 第四章 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的渠道分析 |
| 第一节 金融发展、非农产业与城市化 |
| 一、金融发展与非农产业扩张 |
| 二、非农产业扩张与城市化 |
| 第二节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和城市化 |
| 一、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 |
| 二、人力资本积累与城市化 |
| 第三节 金融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 |
| 一、金融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 |
| 二、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化 |
| 第四节 简要评议 |
| 第五章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金融发展与城市化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城市化的历程与特征 |
| 一、中国城市化历程 |
| 二、中国城市化特征 |
| 第二节 中国金融发展的现状与度量 |
| 一、金融发展现状 |
| 二、金融发展度量方法 |
| 第三节 金融发展与中国城市化的实证过程 |
| 一、数据和模型 |
| 二、回归分析 |
| 三、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四、基本结论 |
| 第四节 简要评议 |
| 第六章 基于国别面板数据金融发展与城市化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世界城市化主要特征与启示 |
| 一、世界城市化历程 |
| 二、世界城市化的主要特征 |
| 三、世界城市化的主要启示 |
| 第二节 金融发展的国际比较 |
| 一、指标选取 |
| 二、国际比较分析 |
| 第三节 国家面板数据金融发展与城市化的实证过程 |
| 一、数据和模型 |
| 二、回归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四、基本结论 |
| 第四节 简要评议 |
| 第七章 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构建促进城市化的金融体系 |
| 一、提高金融中介服务于城市化的水平 |
| 二、政策性金融要加大对城市化的支持 |
| 三、促进资本市场发展 |
| 四、合法化民间金融 |
| 第二节 金融体系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 |
| 一、加大对产业发展的信贷支持 |
| 二、鼓励创新型企业发展 |
| 第三节 金融体系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
| 一、金融体系促进教育发展 |
| 二、加大对就业的扶持力度 |
| 第四节 拓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 |
| 一、积极利用资本市场 |
| 二、加强金融创新 |
| 参考文献 |
| 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
| 1.1.1 实践意义 |
| 1.1.2 理论价值 |
| 1.2 有关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研究综述 |
| 1.2.1 本体论研究 |
| 1.2.2 制度论研究 |
| 1.2.3 方法论研究 |
| 1.2.4 研究趋势展望 |
| 1.3 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理论分析 |
| 2.1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内涵 |
| 2.1.1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定义 |
| 2.1.2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主要内容 |
| 2.2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辐射效应 |
| 2.2.1 国内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溢出效应 |
| 2.2.2 国外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渗入效应 |
| 2.2.3 渗入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双向互动关系 |
| 2.3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方式和过程 |
| 2.3.1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方式 |
| 2.3.2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过程 |
| 2.4 发展中大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取向 |
| 第3章 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影响因素 |
| 3.1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贸易驱动 |
| 3.1.1 贸易自由化的含义 |
| 3.1.2 贸易自由化的深化需要政府采购市场的国际化 |
| 3.1.3 政府采购市场的国际化需要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国际化 |
| 3.2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法律准备 |
| 3.2.1 法律全球化 |
| 3.2.2 法律本土化 |
| 3.2.3 法律国际化 |
| 3.3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的决定因素：市场经济发展水平 |
| 3.3.1 政府采购国际规则倡导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诉求 |
| 3.3.2 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应与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
| 3.3.3 中国市场经济存在区域和产业上的差异性 |
| 第4章 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目标、原则的国际化 |
| 4.1 《政府采购协议》的主要目标 |
| 4.1.1 首要目标 |
| 4.1.2 其他目标 |
| 4.2 《政府采购协议》的基本原则 |
| 4.2.1 非歧视原则：《政府采购协议》的首要原则 |
| 4.2.2 透明度原则：非歧视原则的保障 |
| 4.2.3 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原则：非歧视原则的灵活适用 |
| 4.3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目标、原则国际化的深层分析 |
| 4.3.1 美国ITO宪章草案的失败：政府采购国际规则多方决定 |
| 4.3.2 《政府采购协议》的制度来源：WTO法律框架体系 |
| 4.3.3 各缔约方市场开放与利益保护的平衡 |
| 4.3.4 缔约方的义务在于构建竞争性政府采购市场 |
| 4.4 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目标、原则的国际化安排 |
| 4.4.1 先进目标、原则的渗入效应 |
| 4.4.2 特色目标、原则的溢出效应 |
| 第5章 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适用范围的国际化 |
| 5.1 采购实体 |
| 5.1.1 政府采购实体范围初探：ITO谈判 |
| 5.1.2 政府采购实体范围限定于中央政府：OECD谈判 |
| 5.1.3 确定政府采购实体的名单列举形式：东京回合 |
| 5.1.4 确定政府采购实体范围的框架结构：乌拉圭回合 |
| 5.1.5 采购实体范围的扩大遭遇挫折：多哈回合 |
| 5.2 采购客体和门槛价 |
| 5.2.1 采购客体之货物采购的确定：OECD谈判 |
| 5.2.2 门槛价的确定：东京回合 |
| 5.2.3 采购客体之服务（包括工程服务）采购的确定：乌拉圭回合 |
| 5.2.4《政府采购透明度协议》谈判中采购客体和门槛价的规定 |
| 5.3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适用范围国际化的困境和展望 |
| 5.3.1《政府采购协议》适用范围的发展困境 |
| 5.3.2 政府采购多边规则的发展展望：透明度谈判和GATS谈判 |
| 5.4 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适用范围国际化的路径分析 |
| 5.4.1 采购实体方面的内外安排 |
| 5.4.2 采购客体方面的内外安排 |
| 5.4.3 门槛价的确定 |
| 第6章 中国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的国际化 |
| 6.1 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的演变过程 |
| 6.1.1 OECD谈判中采购方式的规定 |
| 6.1.2 东京回合谈判中采购方式和程序的规定 |
| 6.1.3 乌拉圭回合谈判中采购方式和程序的规定 |
| 6.1.4 《政府采购透明度协议》谈判中对采购方式和程序的探讨 |
| 6.2 欧共体/欧盟《公共采购指令》的溢出效应 |
| 6.2.1 欧共体/欧盟公共采购规范体系的表现形式 |
| 6.2.2 欧盟公共采购法律制度溢出效应的历史脉络 |
| 6.2.3 《政府采购协议》对欧盟公共采购方式和程序的借鉴 |
| 6.3 中国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国际化的路径安排 |
| 6.3.1 完善公告制度 |
| 6.3.2 增强采购程序的竞争性 |
| 6.3.3 简化部分项目的采购程序 |
| 6.3.4 设计保护国内产业的采购方式和程序 |
| 第7章 中国政府采购权利救济机制的国际化 |
| 7.1 磋商程序 |
| 7.1.1 乌拉圭回合中的磋商程序 |
| 7.1.2 磋商程序的新修订：2012《政府采购协议》 |
| 7.2 国内审查程序 |
| 7.2.1 国内审查程序的一般性规定：1979《政府采购守则》 |
| 7.2.2 具体国内审查程序的确定：乌拉圭回合 |
| 7.2.3 国内审查程序范围的扩大：多哈回合和 2012《政府采购协议》 |
| 7.3 争端解决程序 |
| 7.3.1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确定及对《政府采购协议》的适用 |
| 7.3.2 《政府采购协议》双层争端解决机制的确定 |
| 7.3.3 争端解决程序回归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趋势 |
| 7.3.4 政府采购争端解决机制的实施效果 |
| 7.4 中国政府采购权利救济机制国际化的路径分析 |
| 7.4.1 当前中国政府采购权利救济机制的问题 |
| 7.4.2 中国政府采购权利救济机制的完善 |
| 第8章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8）新经济史视角下的阿根廷发展悖论—制度变迁与钟摆式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理论综述 |
| 三、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框架、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路径依赖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历史演进 |
| 一、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 |
| 二、格雷夫对路径依赖理论的拓展 |
| 三、诺斯后期对路径依赖理论的补充和修正 |
| 四、路径依赖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 |
| 第二节 制度变迁中的国家作用 |
| 一、诺斯的国家理论 |
| 二、巴泽尔和奥尔森对国家理论的拓展 |
| 第三节 集团行动与制度变迁 |
| 一、集体行动的产生及其困境 |
| 二、集体困境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
| 第二章 对阿根廷发展进程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阿根廷发展进程的断裂 |
| 第二节 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的形成、发展及其局限性 |
| 第三节 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形成、发展及其局限性 |
| 第四节 外向型发展模式的形成、发展及其局限性 |
| 第五节 基什内尔模式的形成、发展和局限 |
| 第三章 阿根廷制度变迁的初始制度禀赋 |
| 第一节 阿根廷的初始经济制度禀赋 |
| 第二节 阿根廷的初始政治制度禀赋 |
| 第三节 阿根廷的初始意识形态禀赋 |
| 第四节、基本制度在制度结构中的匹配性和独立性 |
| 一、基本制度在制度结构中的匹配性 |
| 二、基本制度结构在制度结构中的独立性 |
| 第四章 阿根廷社会阶层结构的演进及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
| 第一节 断裂状社会的形成及其阶层结构 |
| 一、阿根廷社会中的主要阶层 |
| 二、阿根廷断裂状社会的形成 |
| 第二节 断裂状社会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一、社会结构对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制度变迁的影响 |
| 二、社会结构对阿根廷“民主回归”后制度变迁的影响 |
| 三、基什内尔主义时期的社会结构演变与制度变迁 |
| 第五章 阿根廷发展进程中国家制度和行为的演变 |
| 第一节 职团主义与“勾结型国家”的产生 |
| 第二节 制度性缺陷与易被集团“俘获”的国家 |
| 一、权力制衡机制的缺失 |
| 二、首都独大与联邦制的缺陷 |
| 三、政党衰落与面对集团直接“俘获”的政府 |
| 第三节 国家衰弱在阿根廷发展进程中的表现 |
| 一、钟摆状政治和政策的两难抉择 |
| 二、阿根廷的“流寇国家”与经济衰落 |
| 三、新自由主义改革与国家职能进一步弱化 |
| 四、基什内尔主义的兴起与国家的回归 |
| 第六章 结论：对阿根廷国家衰落的反思与启示 |
| 第一节 对阿根廷钟摆式发展的反思 |
| 一、持续稳定的民主与强化市场型政府 |
| 二、利益格局的调整与破解钟摆式发展难题 |
| 三、破除阿根廷利益集团阻碍的制度和政策设计 |
| 第二节 对中国的启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9）电力产业管制改革的国际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Contents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二、前人研究的简要回顾与评析 |
| 三、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 四、主要的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的几点创新 |
| 第一章 电力产业政府管制理论综述 |
| 第一节 自然垄断及其经济特征 |
| 一、自然垄断的定义 |
| 二、自然垄断的经济特征 |
| 三、自然垄断的边界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的垄断及政府管制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政府管制有关理论 |
| 第三节 西方的政府管制理论 |
| 一、政府管制及相关基本概念 |
| 二、政府管制的经济原理分析 |
| 三、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政府管制的主要理论述评 |
| 第四节 电力产业的政府管制研究 |
| 一、电力的基本概念及特征 |
| 二、电力系统的构成及自然垄断性解析 |
| 三、电力产业的政府管制需求 |
| 四、电力产业政府管制的主要手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际电力产业管制改革概况 |
| 第一节 改革前的国际电力产业管理体制 |
| 一、改革前的电力产业经营模式 |
| 二、原有管理体制的类型 |
| 三、原有管理体制的缺陷 |
| 第二节 国际电力产业管制改革背景 |
|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电力管理体制产生冲击 |
| 二、电力的全球化推进了电力产业管制改革的进程 |
| 三、政府管制理论为电力产业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
| 四、各方的利益驱动加快了电力产业改革的步伐 |
| 五、世界银行的扶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
| 六、其他领域和地区的示范效应 |
| 第三节 国际电力产业管制改革的基本框架 |
| 一、电力产业管制改革的基本目标 |
| 二、电力产业管制改革的基本途径 |
| 三、电力产业管制改革中应把握的基本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电力产业管制改革实证研究——以英美及拉美部分发展中国家为例 |
| 第一节 英国的电力产业管制改革 |
| 一、英国电力产业管制改革历程 |
| 二、英国的电力市场运营模式 |
| 三、英国电力产业管制改革简评 |
| 第二节 美国加州电力市场改革 |
| 一、加州电力市场模式简介 |
| 二、加州电力危机 |
| 三、加州电力改革简评 |
| 第三节 拉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电力产业管制改革 |
| 一、智利的电力市场化改革 |
| 二、阿根廷的电力产业管制改革 |
| 三、巴西的电力产业管制改革 |
| 四、拉丁美洲电力产业管制改革简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电力产业管制改革的比较与启示 |
| 第一节 英美及拉美部分发展中国家电力产业管制改革比较 |
| 一、改革的起因比较 |
| 二、改革的目标比较 |
| 三、改革的模式比较 |
| 四、改革的效果比较 |
| 第二节 国际电力产业管制改革的最新进展 |
| 一、再掀并购重组热潮 |
| 二、电力大市场加快推进 |
| 三、低碳能源机制日渐形成 |
| 四、监管内容和监管方式日趋丰富 |
| 第三节 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
| 一、改革必须符合电力产业特征与国情,确定合理目标和重点 |
| 二、改革需要法律的保障和政府的监管 |
| 三、改革的方案应设计周全,实施应循序渐进 |
| 四、改革的管制及竞争程度均应适度均衡 |
| 五、改革应形成合理的电价机制 |
| 六、改革应建立竞争开放的电力市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电力产业管制改革及效果检验 |
| 第一节 我国的电力产业管制改革历程 |
| 一、改革前的我国电力产业管制(1949—1985) |
| 二、第一轮：从中央垂直垄断管理到集资办电(1985—1997) |
| 三、第二轮：集资办电到市场化改革的探索阶段(1997—2002) |
| 四、第三轮：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全面启动阶段(2002年—至今) |
| 第二节 电力市场化改革的举措 |
| 一、电力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
| 二、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具体措施 |
| 第三节 改革的成效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改革的成效 |
| 二、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四节 我国电力产业管制改革效果的实证检验 |
| 一、电力产业市场化改革的成效标准 |
| 二、我国电力产业管制指标的说明 |
| 三、我国电力产业管制效果的计量检验 |
| 四、实证数据说明 |
| 五、计量结果及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十二五”期间深化我国电力产业管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十二五”期间我国电力产业发展面临的形势 |
| 一、电力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二、电力产业供需形势分析 |
| 第二节 “十二五”期间我国电力产业管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及侧重点 |
| 一、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确定改革的方向 |
| 二、“十二五”期间我国电力产业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 |
| 三、“十二五”期间我国电力产业管制改革的战略重点 |
| 第三节 深化我国电力产业管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
| 一、建设和完善电力行业法律框架 |
| 二、集中和健全管制职能 |
| 三、构建科学合理的电价机制 |
| 四、打造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电力产业格局 |
| 五、提高电力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中国对外贸易摩擦问题研究 ——基于结构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贸易摩擦的理论探讨与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结构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贸易摩擦的内涵 |
| 一、 有关贸易摩擦内涵的论述 |
| 二、 本文对于贸易摩擦的界定 |
| 第二节 贸易摩擦的理论渊源 |
| 一、 传统贸易保护理论 |
| 二、 新贸易保护主义 |
| 三、 新型贸易保护主义 |
| 第三节 贸易摩擦的理论分析 |
| 一、 贸易摩擦的微观经济分析 |
| 二、 贸易摩擦的宏观经济分析 |
| 三、 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四、 贸易摩擦的制度分析 |
| 第四节 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结构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贸易摩擦国别和地区结构的研究 |
| 二、 关于贸易摩擦行业和产品结构的研究 |
| 三、 关于贸易摩擦方式结构的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现状、特点与原因等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现状与特点分析 |
| 一、 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概况 |
| 二、 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
| 一、 外部原因 |
| 二、 内部原因 |
| 第三节 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分析 |
| 一、 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弱 |
| 二、 缺乏有效的应对贸易摩擦的整体机制 |
| 三、 对外贸易救济措施应用不力 |
| 第四节 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分析 |
| 一、 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必然性 |
| 二、 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合理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对外贸易摩擦国别和地区结构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与各类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摩擦分析 |
| 一、 中国与各类国家和地区贸易摩擦的现状 |
| 二、 中国与各类国家和地区贸易摩擦的特征 |
| 第二节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摩擦分析 |
| 一、 中美贸易摩擦分析 |
| 二、 中欧贸易摩擦分析 |
| 三、 中日贸易摩擦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分析 |
| 一、 中印贸易摩擦分析 |
| 二、 中国与墨西哥和阿根廷的贸易摩擦分析 |
| 三、 中国与土耳其的贸易摩擦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贸易摩擦行业和产品结构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对外贸易摩擦行业和产品结构概述 |
| 一、 贸易摩擦产业集中现象明显 |
| 二、 贸易摩擦行业和产品结构的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中国主要出口行业和产品贸易救济分析 |
| 一、 化工行业和产品 |
| 二、 轻工行业和产品 |
| 三、 纺织品服装行业和产品 |
| 四、 冶金行业和产品 |
| 第三节 新型贸易摩擦行业和产品结构分析 |
| 一、 知识产权保护涉及行业和产品类别 |
| 二、 技术性贸易壁垒涉及行业和产品类别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外贸易摩擦方式结构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贸易救济措施引发的摩擦分析 |
| 一、 全球传统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分析 |
| 二、 中国遭遇传统贸易摩擦的方式结构分析 |
| 第二节 新型贸易壁垒引发的贸易摩擦分析 |
| 一、 技术性贸易壁垒 |
| 二、 知识产权保护 |
| 第三节 其他贸易摩擦方式分析 |
| 一、 贸易平衡问题 |
| 二、 气候变化问题 |
| 三、 贸易救济措施组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与措施 |
| 第一节 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 |
| 一、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
| 二、 促进国民经济内外均衡发展 |
| 三、 构建贸易利益平衡机制 |
| 四、 完善并合理运用贸易摩擦应对机制 |
| 第二节 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措施 |
| 一、 应对贸易摩擦的国别或地区措施 |
| 二、 应对贸易摩擦的行业和产业措施 |
| 三、 应对不同贸易摩擦方式的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阿根廷危机——发展中国家政府与市场角色的错位（论文参考文献）
- [1]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D]. 金辉.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7)
- [2]拉美小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状研究[D]. 王钰鑫.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1)
- [3]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D]. 侯胜东.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走向研究[D]. 王森垚.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5]中等收入陷阱：理论验证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研究[D]. 张欢. 东南大学, 2017(02)
- [6]金融发展对城市化促进作用的研究[D]. 吴腾. 武汉大学, 2017(06)
- [7]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国际化研究[D]. 杨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06)
- [8]新经济史视角下的阿根廷发展悖论—制度变迁与钟摆式发展[D]. 姜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6(12)
- [9]电力产业管制改革的国际比较研究[D]. 陈磊. 福建师范大学, 2012(01)
- [10]中国对外贸易摩擦问题研究 ——基于结构的视角[D]. 闫克远.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