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农民增收目标（论文文献综述）
刘志会[1]（2021）在《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及其实践研究》文中指出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是我国在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时期提出的发展思想。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制度优势。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民主权利与经济利益的统一体。以人民为中心即以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为中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坚持的一贯立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发展恢复了人民立场的价值定位。为了满足人民“富起来”的强烈愿望,围绕实现人民的经济利益、民主权利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而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是对人民立场的经济发展思想的升华与全面表述。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是在经济领域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理论及其实践经验的总结。主要是研究经济发展如何为人民增进福祉——在“量”与“质”上满足人民的经济利益需求;如何依靠人民创造福祉——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推进经济发展;人民如何共享福祉——实现共同富裕、保障改善民生、共享参与经济的平等权利等,从而实现公平正义。其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第一要义,促进经济增量与增质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经济发展的核心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新发展理念是指导思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引导;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生产力平衡、充分发展相协调、相统一和相一致为价值指向。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是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积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丰富实践经验,在面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背景下,在人民已经实现了“富起来”的历史前提下提出来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主要围绕实现人民福祉展开,主要包括:经济发展为人民增进福祉,依靠人民创造福祉,福祉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三个内容,阐述了在生产领域、分配领域、交换领域、消费领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思想。在生产领域,生产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仍然是生产领域要解决重要问题。针对生产动力不足、结构性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提出推动经济“增量”与“提质”并存的高质量发展思想。其思想包括以人民需求为导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生产中实现动力变革、调整结构性矛盾、实现绿色发展等;在分配领域,提出福祉由人民共享。一方面,促进各阶层人民增收,人民通过平等参与劳动获得公平的收益,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为解决分配的不平衡问题,通过改革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实现分配的公平正义,其总体目标是实现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在交换领域,为繁荣世界经济,打破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内部及之间的壁垒,提出新发展格局的思想——依靠中国人民的主体力量发展国内循环为主体,通过开放为人民创造福祉。通过倡导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依靠自身发展与争取国际合作的良好机遇相结合,更好的实现经济发展为人民增进福祉的目的;在消费领域,实现福祉由人民共享,针对我国消费中还存在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市场紧缩等问题,倡导依靠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针对人民在消费过程存在过度消费、奢侈消费,倡导绿色消费提升人民的健康福祉,倡导要通过节约型消费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研究了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在实践过程中的成效与面临现实问题。主要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即看到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的成效与优势,也分析该思想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研究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的实施理路。实施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涉及到执行者、执行对象对经济发展思想的认识态度。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必然涉及到人民观念的塑造:党政干部要树立新发展理念、人民至上理念、正确的政绩观;全民要树立创造观、主体自觉观等观念,在福祉分配时人民应树立公平正义观、平衡性共享观等。思想观念的变革是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的前提。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的落实需要构建和谐有序的主体关系,这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的关键点。例如,政府与市场关系、党群关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要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领域深化改革。深化改革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的落脚点。人民是增进福祉的主体,依靠人民创造福祉,必须提升人民的劳动精神力,劳动精神力是人的劳动主观能动性体现出来的力量,提升劳动精神力是人民进行的一场自我革命;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还要加强制度建设,从生产上、分配、消费方面为人民增进福祉、依靠人民创造福祉、福祉由人民共享做保障。
罗慧[2]（2021）在《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是国家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更是加快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当前,我国粮食安全目标已从单一的数量安全向多元目标转变,这就要求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方式和路径必须做出战略性调整,才能有效地应对粮食生产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什么样的粮食生产技术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更符合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需要?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对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历史演进有一个科学的把握,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究竟呈现怎样的演进特征和内在机制,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哪些问题。新时代背景下,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演进又会呈现哪些规律。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和要素错配理论,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进行探析,主要的研究内容和结论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在构建“历史情境—制度框架—激励机制—技术选择”情境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经历了跨越式技术进步（1978-1985年和2012年以后）和递进式技术进步（1985-2011年）两种变化节奏。跨越式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制度激励所引发的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递进式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单一要素技术进步的推动。从要素组合的演进变化来看,对我国粮食生产起到明显推动作用的单一技术进步先后是育种技术、肥料相关技术和机械技术。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呈现“制度激励→技术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形成新要素组合”的逻辑。演进的内在机制主要有:技术进步路径演进的动力主线是激发要素活力,分析主线是技术成本与收益的对比,波动强度取决于宏微观目标匹配度。第二,在放松要素配置最优的假设条件下,采用超越对数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得到,在考虑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的情况下,2000-2018年我国粮食作物的广义技术进步率平均为1.7%。6种粮食作物的测算结果分别是:中籼稻（2.72%）、小麦（2.45%）、粳稻（1.73%）、早籼稻（1.27%）、晚籼稻（1.07%）和玉米（0.97%）。进入新时代以来,广义技术进步率的波动趋于平缓,狭义技术进步仍是推动我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动力。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个地区粮食作物的生产技术进步呈现弱偏向性,主要偏向使用机械技术、（使用或节约）育种技术。从要素错配指数的测算结果来看,粮食生产中大部分要素配置处于过度投入状态。第三,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为例,在不考虑要素配置效率的情况下,集体组织统一经营的农地配置模式的广义技术进步率高于家庭承包分散经营模式,且前者的农地配置效率高于后者,但是家庭分散经营模式的技术效率表现更优。基于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强农业补贴政策的精准化,挖掘生产技术潜能;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保障机制,提升科技创新质量;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减少灾害对技术进步的冲击;激发农业金融市场的活力,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充分发挥集体组织的统筹优势,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
王永仓[3]（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认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李治兵[4]（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20年,我国已完成了全国农村脱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实现全面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由全面小康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战略,也将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因此,乡村振兴已成为下一步农村从基层党建到经济产业发展,再到文化建设、生态保护、乡村治理等多项工作的时代背景和总体方略,对民族地区下一步旅游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统领指导意义。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生态保育、文化传承等方面地位突出,但也面临着自然灾害频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多重困境。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的发展已经不是单纯的产业发展问题,而是涉及经济、文化、生态、基层治理等多个方面的复合问题。在羌族地区发展村寨旅游业,对于在资源与环境硬约束背景下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和政府有关乡村振兴的决议、规划、政策为指导,运用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按照“背景研究—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咨询交流—重点突破”的思路,采用“理论研究—样本分析—案例田野”的程序,对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背景及意义进行分析,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聚焦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的核心命题,明确研究的内容、思路,以此作为数据来源、案例选择及调研过程的依据;梳理相关指导思想及理论,对乡村振兴与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选取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特性以及乡村振兴实施情况,全面勾画出其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历程与现状。综合运用既有研究成果、政府政策及田野调查资料,从产业、生态、文化、基层治理、收入五个方面构建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以老人村、桃坪村、坪头村等三个典型案例村寨,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剖析其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及存在的问题。系统总结村寨旅游发展在产业融合、村民增收、生态建设、文化传承与保护、基层党建等方面的成效,生成具有民族地区发展特色的村寨旅游发展经验。以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暴露的问题为逻辑起点,辨析其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管理机制、基础设施建设等现实挑战,洞悉其在人力、土地、资金、管理、基层组织、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制约因素,把产权制度、土地改革、村民组织化、基层治理等纳入村寨旅游发展分析框架,探索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民族村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乡村振兴战略是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以及所有民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的重大时代背景和统领方略。在此背景下,发展村寨旅游应当并也能契合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村治方面的要求。第二,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阶段,尽管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村寨旅游业的恢复、发展、升级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对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区域宏观贡献与案例村寨的微观贡献的研究表明,村寨旅游是推进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之一。第三,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发展应树立新的资源利用与产业获益理念。第四,产业融合是促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良性发展以及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路径。第五,构建劳动、经营、资本的多元化参与格局,其中落实与活用中央有关土地确权与“三权分置”重要政策,探索多样化土地流转,确保村民资本化参与旅游业及收益权利是一项重要新课题,也是巩固全面小康和推进乡村产业融合振兴的政策保证。第六,加强村级基层党建,探索村寨旅游业新型集体经济形式并保证村民的主体地位,同时加快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社会主义村民自治,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振兴和发展旅游产业是构建良好村寨旅游秩序的重要途径。
柴青宇[5]（2021）在《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其路径选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领域先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经营权流转和免除农业税等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使农产品产量迅速增长,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平衡、丰年有余。但是,我国依然面对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业资源环境持续恶化、农民收益与农业经济增长不同步等问题。为此,2015至2019年中央连续五年下发一号文件部署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问题,在国家层面陆续推出18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配套支持政策,从人才、资金、土地、税收等多维度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主体和新业态的多元化,使农民从产业链中分享更多收益。进一步提升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途径和手段。黑龙江省粮食产量连续10年稳居全国第一,年产量已突破750亿公斤,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省,但黑龙江省却一直未能成为农业强省。农产品加工增值率偏低、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难题一直困扰着黑龙江省农村经济的发展。为此,研究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问题具有针对性和典型性。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路径和历程可为我国其它地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有力的借鉴,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研究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路径选择问题,探析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的理论支撑、融合模式、融合水平、障碍因素、发展路径、制度供给等一系列命题。首先,通过对产业融合核心概念的界定与辨析,以及对产业融合的基础、驱动力等相关理论的综析,构建出本文研究所需的理论参照系,并在理论层面上确定产业融合路径选择所涉及的相关要素。其次,本文从定性及定量两个视角对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程度进行测度与评价。根据对全省13个地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实践调查的结果,通过实际案例分析,研究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存模式及主要问题。定量研究方面,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方法,在明确农村产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构建原则的基础上,选取了 20个反映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度量指标,构建出农村产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对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再次,本文结合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及水平,运用障碍分析模型测量出制约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并厘清导致障碍出现的主要矛盾。然后明确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思路、原则、目标,从理论层面锁定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为使路径的可操作性更强,本文结合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的实际,从实际层面对路径进行具体的现实选择。最后,本文从农村产业融合的实现主体之一——政府的角度出发,从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合作领域、优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要素、加强农村产业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和强化农村产业融合政府服务职能等宏观层面提出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王佳方[6]（2020）在《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村繁荣稳定、农民生计等重要基础功能,确保农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运行,粮食产量连年增高,201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13158亿斤,连续7年稳定在1.2万亿斤以上;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14617元。农业农村稳中向好,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业农村,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向好的同时也存在巨大的隐忧:农业产业结构供需失衡,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较低,农业科技创新支撑不足,农业体制机制亟需完善等,这些当前农业领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供给侧”。因此,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打破我国农业“供给侧”发展困境、有效应对“三农”工作各种风险挑战、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举措,同时也是促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农业国际市场竞争力、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着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本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运用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文献研究法、系统分析法,围绕“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题展开研究。全文共9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1章绪论和第2章文献综述。本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的意义、研究的方法、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主要创新点与不足;同时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特征、动力机制和实现路径做出归纳与总结。第二部分为第3-8章。本部分首先是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的理论分析。通过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理论和内涵进行研究,创建了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机制;其次,通过研究中国农业供给侧发展的现状,分析评价中国农业供给效率,指出农业供给侧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全面剖析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为后面研究路径提供较好的科学依据;最后从农业产业结构改革路径、农业生产要素改革路径、农业科技创新改革路径和农业体制机制改革路径四个方面研究了如何推进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三部分是实现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的保障措施。本部分从全面加强顶层设计、守住三条基本底线、坚持市场改革导向、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四个方面提出一些对实现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保障措施。本文最大的创新点在于:一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同时吸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理论,创建了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制;二是依据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制,构建了中国农业供给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揭示出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个实现路径,并采用多种计量方法对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现路径进行实证分析;三是在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分析的基础上,清晰地界定了市场和政府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为实现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保障措施。本文通过对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且细致的剖析研究,得出了四个系统、全面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实现路径,希冀以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为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研究贡献微薄力量。
仇相玮[7]（2020）在《减施农药：农户行为及其效应研究》文中提出我国是农药施用大国,开展农药减量行动,实现农药施用量负增长目标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农户是施用农药的直接行为决策主体,研究农户减施农药行为机理是控制并减少农药施用量的关键。农户减施农药而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技术路径有三种:一是采纳高效施药技术提高化学农药利用率;二是采纳绿色防控技术替代化学农药;三是种植“节药型”农作物品种以替代高用药作物品种。本文基于对山东省栖霞、蓬莱、海阳、蒙阴和沂源等地苹果种植户的调研数据,探索分析了“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特征”“农户高效施药技术采纳行为机理及效应”“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机理及效应”“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行为及其效应”“农户减施农药激励政策”等问题,以期激励农户减施农药,为实现农药施用量负增长目标提供政策参考。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基于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研数据考察了我国农药施用总量变化及样本农户减施农药的行为特征,得出结论:宏观上,在一系列农药减量增效政策引导下,2015年后我国农药施用总量和施用强度均略微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农药安全施用上限,农药施用存在地区差异,华中、华北和东南地区是农药施用最大的三个地区;微观上,对山东省内苹果种植户的调研结果表明,多数农户能够认识到农药过量施用的现状及危害,尤其重视对其自身健康的危害,并表示愿意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减施农药;农户认为减施农药主要从产量、生产成本和劳动投入三个方面影响苹果生产;虽然有83.18%的样本农户表示至少采纳过一种节药型技术,但绝大多数农户主要采纳了科学施药方法和农药助剂技术,对节药效果更显着的高效施药机械、精准施药技术和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率仅为26.47%;技术采纳方式以自行购置设备为主,政府补贴也促使一定比例的农户采纳了节药型技术;异质性农户的减施农药行为存在差异,规模种植户比传统小农户更愿意减施农药。农户选用不同技术属性高效施药技术的关键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产生了显着的减药增收效应。按照技术属性差异,将高效施药技术分为科学施药方法、农药助剂、高效施药机械和精准施药技术四类,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采纳不同属性高效施药技术的核心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劳动力禀赋、与邻里交流程度和文化水平是影响农户采纳二次稀释技术的关键因素;年龄、与邻里交流程度是影响农户采纳农药助剂的关键因素;资金状况、种植面积、地块集中度、参与技术培训以及政策支持是影响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机械的关键因素;年龄、文化程度、风险偏好、种植面积和地块集中度对农户采纳精准施药技术有显着影响。理论上,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能够从提升化学农药利用率、提高其它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改变农业产出三个方面达到理想的减药增收效果,运用ESRM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的节药效果非常显着,具有一定的增产效果,同时由于节劳、节药、节水效果显着,降低了生产成本,因此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的增收效应也十分显着。基于绿色防控技术应用复杂、预期风险高和投资成本大的技术特性,考察了农户对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意愿、持续采纳行为和减药增收效应。运用SEM模型分析了风险感知和技术认知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二者均具有显着影响,且风险感知的作用程度大于技术认知,技术认知显着负向影响风险感知,表明技术认知能够缓解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的抑制作用;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分析了政府支持和采纳效果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持续采纳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补贴政策、销售支持、感知有用性和生态效果对农户持续采纳绿色防控技术行为有显着正向影响;理论上,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可从要素替代、减轻病虫害发生程度和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三个方面影响农业生产,运用ESRM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节药效果显着,但受苹果价格波动、农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和农户采纳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未能产生显着的增收效果,这也造成了部分农户选择弃用该技术。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的作物选择行为对减施农药产生了明显的负向效应。不同种类农作物的病虫害发生程度差距较大,导致部分作物单位面积需药量明显高于其它作物,据此,本文将农作物划分为高用药作物、中用药作物和低用药作物三类。如果能够增加“节药型”农作物的种植比例,便可达到降低农作物整体加权平均用药量的目的。利用2006-2016年农药施用量及农作物种植结构相关数据,运用因素分解模型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系统测算了“节药型”农作物在种植结构中的占比变化及其对农药施用量增长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我国农作物种植结构总体呈现出高用药作物占比明显增加,“节药型”作物逐渐减少的变化特征,西南、华中和东南地区增加最为明显,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及大部分地区的农药施用量增长,平均贡献率达到50.10%,在部分年份甚至是最主要的驱动因素。可见,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增加高用药作物种植比重的作物选择行为对减施农药产生了明显的负向效应,应对此予以矫正。基于前文研究结论,提出我国农药减施激励政策应结合节药型技术特性和异质性农户偏好进行优化,包括高效施药技术采纳激励、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激励、“节药型”农作物品种采用激励和外部性内部化补贴激励。
池咏[8]（2020）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延边州农民增收问题研究》文中指出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要坚持做到党管农村工作,加快我国农业的现代化,要坚持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持续推动农民收入的增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只有农民真正富裕了,农业才能更强,农村才能更美,社会才能更和谐。2020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达成之年,要完成上述两大目标任务,就要毫不松懈地落实好乡村振兴战略,持续加力增加农民收入。延边州是一个典型的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具有相对特殊性,农业是延边州发展的一项重要产业,农民增收的需求也相对迫切。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分析延边州农民增收的影响因素,探讨农民增收的可行性渠道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通过研究延边州近年来农民收入的现状,分析延边州农民增收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探寻贴合延边州农民增收的可行方法。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论述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现状、创新点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政策支撑。第三章简述延边州农民的收入现状以及延边州农民增收面临的问题。第四章论述延边州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延边州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有效增加,要致力于提高农业的产业化水平,大力发展优势主导产业,同时要扎实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新格局。此外,要加强科教兴农,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最后,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堡垒服务功能。
杨均华[9]（2020）在《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福利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森林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恢复和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关键,而退耕还林工程则是中国实现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工具和抓手。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并且,生态环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基础,又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影响到人类福利和社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退化、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肥力下降和灾害频发的形势,中国政府在1999年开始试点实施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林是一项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资金投入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政策性最强和农户参与程度最高的公共生态工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退耕还林的实施方案和原则分别采取“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和“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退耕还林投资是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开展生态建设,具有转移支付功能,但其实施方案和原则又是以私人承包制为基础,农户是退耕还林的供给主体,而不是公共组织,是借助寻求私人利益的退耕户参与,有助于促进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激励。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出发,农户福利改善既是生态治理的前提条件,也是生态治理的重要目标。随着退耕还林的可持续实施,政府赋予退耕还林的改善农户民生的福利目标更加突出,从生态优先,兼顾农户生产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再到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和增加农民收入目标,进一步发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集中连片地区的扶贫开发、增强农业绿色生产发展能力和精准脱贫目标。可见,改善农户福利成为退耕还林工程的重要目标。那么,在退耕还林工程可持续实施的背景下,退耕还林如何影响农户福利及其效果究竟如何?这是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绩效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更是优化和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实际证据。因此,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已20年有余,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果对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在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等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全面地和系统地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构建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全面回顾退耕还林发展进程及其主要成效的基础上,利用长期大样本农户追踪调研数据,首先,分析退耕区农户福利动态变化现状;其次,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评估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主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客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差分模型（PSM-DID）以及回归分解法探究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采用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优化退耕还林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改善农户福利状况和提高农户福利水平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本研究的结论如下:（1）通过对退耕区农户福利现状分析,在主观福利方面,退耕区农户生活满意度明显提升。退耕户的生活满意的户数高于非退耕户的户数,分别为596户和402户;退耕还林与农户平均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0547,表现为正相关关系,散点图的趋势线的截距为1.5967,其斜度略微向右上方倾斜。在客观福利方面,首先,样本总体、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水平及增速不断显着提高,收入来源和结构呈现多样化,农户获得的退耕补贴超过农业补贴,其比较优势在逐步下降,退耕补贴呈现倒“U”型状,农户获得的年均退耕补贴为360.73元,农业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农资补贴、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为98.92元,退耕补贴是农业补贴的近4倍。其次,退耕区农户贫困程度变化受到国家贫困线标准变动的影响大,随着贫困人数的减少,农户贫困内部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在1999～2006年间都呈现下降趋势,且贫困广度下降幅度大;在2007～2014年间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呈现了在波动中上升趋势。最后,与非退耕户相比,退耕户的劳动力利用结构发生了显着调整。1999～2014年,退耕户外出打工投劳的均值为168天、林牧渔业投劳为均值为116天、种植业投劳均值为100天、非农经营投劳均值为36天,退耕户以土地为基础投劳为均值216天,非农就业投劳均值为204天。（2）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退耕还林工程能够改善和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农户若参与退耕还林,能使其生活的“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降低3.9%和4.79%,并使农户的生活感到“满意”的概率提高52.86%。就贫困户和非贫困不同群体看,退耕还林工程不仅能够促进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也可以促进非农困户的生活满意,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受益,增进了两类群体的主观福利水平,并且退耕还林提升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大于非贫困户。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影响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其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长江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黄河流域。（3）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在控制诸多决定因素的条件下,退耕还林工程促进农户短期收入增长和长期收入增长,其幅度分别为175元和148元,在不考虑退耕补贴的情况下,农户增收水平有所下降,但仍能实现长期收入增长;将退耕还林参与变量分解为退耕年份变量后,由于政府为强化退耕还林成果,不断出台相关政策,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存在阶段性波动,农户增收存在着年份差异。在考察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来源和结构中,退耕还林促进了农户增收来源多样化,其工资增收为38元,本地增加20元,外地增加41元外地工资贡献大;退耕后,农户经营行为变化显着,其生产经营结构调整明显,农业经营增幅为15元,其中,种植业为31元、林牧渔业12元;二三产业（非农经营）收入增幅为21元。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都实现了增收,但存在显着地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户增收幅度依次为106元、113元、120元、64元和76元。农户生产结构、就业结构和耕地生产力对退耕还林的农户增收福利发挥了显着的中介作用。（4）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回归分解法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并建立退耕还林扶贫瞄准分析指标。结果显示,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瞄准效果不高,1999～2014年的退耕瞄准率为44%,且随着工程可持续推进,退耕瞄准率整体逐步上升,最高达到2008年的59%;相应的退耕漏出率整体上为56%,且随着工程推进,漏出率在下降;退耕有效覆盖率为8%。退耕还林工程对样本总体农户扶贫效果显着,并且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效果是存在显着的年份差异和区域差异。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就退耕参与看,1999～2014年间,退耕还林扶贫效果的贡献率为1.18%。就退耕年份看,退耕第二至八年具有脱贫作用,同样地,其脱贫贡献小,脱贫效果不大;另一方面,退耕第一年、第九至十六年脱贫贡献呈反向状态。就退耕区域看,退耕参与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的脱贫贡献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11.32%）、黄河流域（9.16%）、东部地区（6.41%）、长江流域（4.17%）和中部地区（1.23%）。（5）运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土地对农村劳动力约束得到放松,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倾向较快,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就业参与的可能性显着提高。退耕还林促进了非农就业参与、外出务工参与和非农经营劳动参与,较未退耕户分别显着地提高了20.1%、15.7%和4.4%的可能性。退耕还林释放的部分农业劳动时间,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其中,外出务工劳动供给贡献大。退耕第2年至第7年对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但在之后的退耕年份,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逐步降低,并逐步变得不显着。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不同区域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经营就业劳动时间,但存在显着区域差异。
陈凡[10]（2020）在《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农业高质量发展迈入新台阶,但“三农”工作仍面临诸多矛盾,财政资金扶持是破解农业产业发展困境的重要抓手。财政资金通过发挥撬动、引导作用,可为产业化项目发展提供重要的资金保障。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如何,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及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统计分析、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展开研究。首先,提出本文的理论基础,并理论分析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及面临的困境;然后,梳理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的缘由、历史演变及发展现状;最后,分别从微观视角、宏观视角探究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农业龙头企业作为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的重要建设主体,以自身发展为抓手,微观意义上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显着影响。通过对河北省、天津市60家典型农业龙头企业的深入调研,搜集2014-2018年农业龙头企业规模、经营状况、投入产出情况及成长能力等方面的指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表明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资金每增加1个单位,将分别促进农业龙头企业销售收入、净利润增加0.1207、0.1271个单位。第二,农民作为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的重要参与者及受益者,其收入状况是财政投入产出的微观“窗口”。探究项目区内农民是否增收、增收效果,可为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效果提供微观视角。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在消除差异与选择性偏误后准确估计,结果表明,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显着提高了项目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15.73%。第三,基于省级维度的分析表明,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宏观效果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显着差异。分析表明,东部、中部、西部财政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0076、0.0120、0.0080。中部地区作为农业大区,财政投入发挥了较好的积极效果。第四,基于县级维度的分析表明,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能够促进宏观农业经济增长。以北京、天津、湖南、湖北等省（市）作为调研区域,搜集财政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投入、第一产业总产值、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生产常规投入要素、农业技术推广等方面的指标,运用DID方法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宏观农业经济增长的净效果为0.3366。结合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健全财政资金投入增长及监管机制;建立并推进效果评价及纠偏机制;优化资金配置并推行差别化的扶持办法;提高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目标瞄准精度。
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农民增收目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农民增收目标（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及其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指导小组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外经济发展思想研究 |
| 1.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困难和不足 |
| 1.5 研究内容 |
| 第2章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的相关概念 |
| 2.1 新时代的内涵 |
| 2.1.1 新时代的特点 |
| 2.1.2 新时代历史任务 |
| 2.2 人民的内涵 |
| 2.2.1 国外关于人民内涵的界定 |
| 2.2.2 我国关于人民内涵的界定 |
| 2.2.3 新时代人民的主体地位 |
| 2.3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含义 |
| 2.3.1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发展目标 |
| 2.3.2 依靠人民是发展动力 |
| 2.3.3 人民共享根本利益是发展宗旨 |
| 2.4 发展与经济发展 |
| 2.4.1 发展的内涵与标准 |
| 2.4.2 经济发展的内涵与标准 |
| 2.5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的内涵 |
| 2.5.1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第一要义 |
| 2.5.2 以人民为中心是核心立场 |
| 2.5.3 新发展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引导 |
| 2.5.4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生产力平衡、充分发展的统一是价值指向 |
| 2.6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的重大意义 |
| 2.6.1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意义 |
| 2.6.2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的现实意义 |
| 第3章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 |
| 3.1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形成的外部启示 |
| 3.1.1 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与启示 |
| 3.1.2 逆全球化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与启示 |
| 3.1.3 新兴经济体经济复苏面临新考验及启示 |
| 3.1.4 拉美国家经济倒退、增长乏力的现状及启示 |
| 3.2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
| 3.2.1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经济发展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3.2.2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经济发展思想形成的文化基因 |
| 3.2.3 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观是经济发展思想形成的价值引领 |
| 3.3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
| 3.3.1 改革开放的实践为新时代经济发展思想明确了发展目标 |
| 3.3.2 改革开放的实践为新时代经济发展思想明确了发展动力 |
| 3.3.3 改革开放的实践为新时代经济发展思想明确了发展宗旨 |
| 3.4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形成的问题主线 |
| 3.4.1 供需结构失衡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的生活需求。 |
| 3.4.2 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人民不能共享发展福祉 |
| 3.4.3 科技创新动力不足导致结构性失衡 |
| 3.5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以新时代经济发展思想形成的现实要求 |
| 第4章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的内容 |
| 4.1 以为人民增进福祉为导向的生产观念 |
| 4.1.1 以创新引领生产动力变革,为人民增进福祉 |
| 4.1.2 结构性改革促进生产质量变革,全面提升人民福祉 |
| 4.1.3 生产效率变革,促进人民增收 |
| 4.2 保障人民共享福祉的分配观 |
| 4.2.1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民共享福祉 |
| 4.2.2 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实现共建共享 |
| 4.2.3 实现公平正义,共享民生福祉 |
| 4.3 繁荣世界经济,为人民增进福祉的交换理论 |
| 4.3.1 共同开放,推动共同发展 |
| 4.3.2 推动“双循环”,依靠中国人民的主体力量创造福祉 |
| 4.3.3 互利共赢,将自身发展与合作机遇相结合为人民增进福祉 |
| 4.4 以消费保障人民福祉的消费理论 |
| 4.4.1 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发展为人民增进福祉 |
| 4.4.2 绿色消费保障人民健康福祉 |
| 4.4.3 节约型消费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 |
| 第5章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的实践 |
| 5.1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的实践效果 |
| 5.1.1 经济发展比较全面地满足了人民多元福祉需要 |
| 5.1.2 依靠人民创造发展福祉的成效明显 |
| 5.1.3 人民共享民生福祉的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 |
| 5.2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实践面临的现实问题 |
| 5.2.1 为人民增进福祉仍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
| 5.2.2 人民作为福祉创造主体的动力作用在实现中的艰难境遇 |
| 5.2.3 人民公平地共享福祉遭遇阻碍 |
| 5.3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的实践省思 |
| 5.3.1 思想观念、思想认识的差距降低了思想执行力度 |
| 5.3.2 主体间关系缺乏和谐降低了思想执行效率 |
| 5.3.3 解决现实问题的困难增加了思想践行的难度 |
| 第6章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的实施理路 |
| 6.1 价值观塑造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的前提 |
| 6.1.1 党政干部的价值观塑造是实现为人民增进福祉的前提 |
| 6.1.2 全民认识观念的转变是实现发展依靠人民的必要条件 |
| 6.1.3 转变分配观念是实现发展福祉由人民共享的前提 |
| 6.2 主体关系重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的关键点 |
| 6.2.1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6.2.2 密切党群关系 |
| 6.2.3 协调各阶层利益关系 |
| 6.3 深化改革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的落脚点 |
| 6.3.1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人民增进福祉 |
| 6.3.2 革新人民的劳动精神力,实现依靠人民创造福祉 |
| 6.3.3 保障改善民生,保障人民共享民生福祉 |
| 6.4 落实经济发展思想的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 |
| 6.4.1 建立实现人民诉求、增进人民权益的体制机制 |
| 6.4.2 激发人民创造福祉的劳动精神力的制度保障 |
| 6.4.3 实现人民共享福祉的分配制度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2）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文献综述与一般分析框架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粮食生产技术与技术进步 |
| 2.1.2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 |
| 2.1.3 粮食生产要素及其最优配置 |
| 2.1.4 粮食安全涵义的演变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技术进步及其路径选择理论溯源 |
| 2.2.2 农业技术进步路径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3 一般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农业技术进步与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发展 |
| 3.1 农业技术进步对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
| 3.1.1 促进粮食总产量跨越式发展以及单产大幅度提高 |
| 3.1.2 促进粮食优质化以及粮食生产区域的新格局 |
| 3.1.3 为粮食生产提供物质技术支撑 |
| 3.1.4 促进种粮技术的提高和生产管理方式的改进 |
| 3.1.5 促进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
| 3.2 支撑我国粮食发展的主要农业技术进步 |
| 3.2.1 育种技术的进步 |
| 3.2.2 栽培技术与耕作制度的改进 |
| 3.2.3 地力改善技术的进步 |
| 3.2.4 病虫草鼠害综合防治技术的进步 |
| 3.2.5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
| 3.2.6 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的优化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变迁之路 |
| 4.1 数据说明及其特征表现 |
| 4.1.1 数据处理及说明 |
| 4.1.2 数据变化特征 |
| 4.2 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分析 |
| 4.2.1 情境分析框架构建 |
| 4.2.2 粮食生产技术的外部情境演变 |
| 4.2.3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情境分析 |
| 4.2.4 主要粮食作物品种的变更历程 |
| 4.3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特征 |
| 4.4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演进的内在机制 |
| 4.4.1 技术进步路径的动力主线是激发要素活力 |
| 4.4.2 技术进步路径的波动强度取决于宏观目标和微观目标的匹配度 |
| 4.4.3 技术进步路径的分析主线取决于技术成本与技术收益的对比 |
| 4.5 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存在的问题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世纪以来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演进规律 |
| 5.1 本章相关理论基础及研究框架 |
| 5.1.1 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 |
| 5.1.2 要素错配概念及理论回顾 |
| 5.1.3 本章研究框架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要素错配对技术进步率影响的研究机理 |
| 5.2.2 基本模型设定 |
| 5.2.3 广义技术进步率(TFP增长率)的分解 |
| 5.2.4 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的测定方法 |
| 5.2.5 要素错配指数测定方法 |
| 5.3 数据处理和假设检验 |
| 5.3.1 数据收集和处理 |
| 5.3.2 假设检验与估计结果 |
| 5.4 生产要素及其产出弹性分析 |
| 5.4.1 平均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分析 |
| 5.4.2 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变化趋势 |
| 5.5 粮食生产的偏向性技术进步的时空演进规律 |
| 5.5.1 要素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的时空演进特征 |
| 5.5.2 粮食偏向性技术进步率的变化趋势 |
| 5.6 粮食作物要素错配指数的时空测度 |
| 5.6.1 要素错配时序变化特征 |
| 5.6.2 要素错配空间异质特征 |
| 5.7 粮食作物广义技术进步的时空演进规律 |
| 5.8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要素错配、偏向性技术进步和广义技术进步的扩展讨论 |
| 6.1 粮食广义技术进步率的整体表现 |
| 6.2 要素错配指数与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对比分析 |
| 第七章 农地配置与粮食生产的技术进步——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为例 |
| 7.1 调研点的选择及基本情况介绍 |
| 7.2 模型构建及数据处理 |
| 7.3 模型检验与估计结果 |
| 7.4 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对比分析 |
| 7.5 不同农地配置模式下技术进步状况对比分析 |
| 7.5.1 技术效率的对比分析 |
| 7.5.2 狭义技术进步状况的对比分析 |
| 7.5.3 广义技术进步率及其分解项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7.6 农地错配程度的对比分析 |
| 7.6.1 农地错配的测算方法 |
| 7.6.2 农地错配的程度分析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关于中国乡村的研究 |
| (二)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 |
| (三)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 |
| (四)关于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研究 |
| (五)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旅游业关系的研究 |
| (六)对已有相关研究的简要评价 |
| 三、研究视角与方法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田野调查点的选择 |
| 四、研究内容和重点难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五、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1章 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 |
| 1.1 指导思想 |
| 1.1.1 乡村振兴战略 |
| 1.1.2 乡村振兴战略与民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内在联系 |
| 1.2 理论基础 |
| 1.2.1 当代中国民族理论 |
| 1.2.2 乡村旅游理论 |
| 1.2.3 产业融合理论 |
| 1.2.4 乡村文化变迁与文化保护理论 |
| 1.2.5 中国当代产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2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基本情况与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 |
| 2.1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概况 |
| 2.1.1 羌族与岷江上游羌族地区 |
| 2.1.2 自然地理概况 |
| 2.1.3 历史文化概况 |
| 2.1.4 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 2.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基本情况 |
| 2.2.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数量和所属行政区划 |
| 2.2.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风貌、地理分布 |
| 2.2.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经济概况 |
| 2.2.4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社会概况 |
| 2.3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及其重要性分析 |
| 2.3.1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及其发展 |
| 2.3.2 灾后旅游业振兴及其问题 |
| 2.3.3 单一区域性扶贫、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及其问题 |
| 2.3.4 部分羌族村寨面临的现实问题 |
| 2.3.5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分析 |
| 2.4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初步实施 |
| 2.4.1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全面小康基本实现 |
| 2.4.2 乡村振兴规划制定及相关政策体系的建立 |
| 2.4.3 农村产权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 2.4.4 合村并乡与乡村基层组织建设 |
| 2.4.5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
| 2.4.6 全域旅游推进与村寨旅游发展 |
| 2.4.7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的成绩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3.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资源与条件 |
| 3.1.1 岷江上游羌族旅游村寨分类 |
| 3.1.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资源 |
| 3.1.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条件 |
| 3.2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历程 |
| 3.2.1 起步阶段(90年代初至中后期) |
| 3.2.2 初步发展阶段(1998 年—2008 年) |
| 3.2.3 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 |
| 3.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现状 |
| 3.3.1 岷江上游羌族旅游村寨数量 |
| 3.3.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供给能力及旅游收入 |
| 3.3.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成效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 |
| 4.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
| 4.1.1 科学性原则 |
| 4.1.2 系统性原则 |
| 4.1.3 可比性原则 |
| 4.1.4 可行性原则 |
| 4.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评价指标选取依据 |
| 4.2.2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 4.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的权重赋值 |
| 4.3.1 确定权重的方法 |
| 4.3.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立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个案研究 |
| 5.1 老人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1.1 老人村概况 |
| 5.1.2 老人村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5.1.3 老人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1.4 老人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2 桃坪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2.1 桃坪村概况 |
| 5.2.2 桃坪村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5.2.3 桃坪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2.4 桃坪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3 坪头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3.1 坪头村概况 |
| 5.3.2 坪头村旅游发展历程与现状 |
| 5.3.3 坪头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3.4 坪头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4 三村旅游业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的整体评价与对比分析 |
| 5.4.1 整体评价 |
| 5.4.2 对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优化发展思考 |
| 6.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经验 |
| 6.1.1 同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村寨旅游发展 |
| 6.1.2 差异化的村寨旅游发展策略 |
| 6.1.3 村寨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具有综合贡献效应 |
| 6.1.4 不同类型的村寨旅游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存在差异 |
| 6.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问题探析 |
| 6.2.1 旅游业发展后劲乏力 |
| 6.2.2 新型经营主体发育迟缓 |
| 6.2.3 旅游管理机制不完善 |
| 6.2.4 村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不足 |
| 6.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
| 6.3.1 人力资本欠缺 |
| 6.3.2 土地资源制约 |
| 6.3.3 资金制约 |
| 6.3.4 自然灾害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
| 6.3.5 产权制度不完善 |
| 6.3.6 村寨原子化 |
| 6.4 乡村振兴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优化发展思考 |
| 6.4.1 村寨旅游发展思维转向 |
| 6.4.2 探讨村寨旅游赋权及村民受益方案 |
| 6.4.3 激发村寨旅游内生发展活力——多元化参与 |
| 6.4.4 村民再组织与村寨旅游秩序的重塑 |
| 6.4.5 加强旅游村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 |
| 6.4.6 争取国家有关乡村振兴的扶持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录一: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调查问卷 |
| 附录二: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村民访谈提纲 |
| 附录三: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管理者访谈提纲 |
| 附录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赋值专家打分表 |
| 附录五:访谈纪要 |
| 附录六:田野工作相关照片 |
| 致谢 |
（5）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其路径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农村产业融合的起源与发展 |
| 1.2.2 农村产业融合的驱动机制研究 |
| 1.2.3 农村产业融合的类型模式研究 |
| 1.2.4 农村产业融合的测度方法研究 |
| 1.2.5 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研究 |
| 1.2.6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农村产业融合相关概念辨析 |
| 2.1.1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现代化 |
| 2.1.2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产业化 |
| 2.1.3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产业融合 |
| 2.2 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与特征 |
| 2.2.1 农村产业融合 |
| 2.2.2 农村产业融合模式 |
| 2.2.3 农村产业融合主体 |
| 2.2.4 农村产业融合水平 |
| 2.3 农村产业融合相关理论分析 |
| 2.3.1 分工理论 |
| 2.3.2 产业集群理论 |
| 2.3.3 交易成本理论 |
| 2.3.4 创新理论 |
| 2.3.5 农业多功能性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分析 |
| 3.1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支撑条件 |
| 3.1.1 自然资源条件 |
| 3.1.2 社会环境条件 |
| 3.2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基础概况 |
| 3.2.1 整体发展概况 |
| 3.2.2 第一产业发展概况 |
| 3.2.3 第二产业发展概况 |
| 3.2.4 第三产业发展概况 |
| 3.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
| 3.3.1 农业产业链延伸型融合模式 |
| 3.3.2 农业多功能拓展型融合模式 |
| 3.3.3 产业集聚型融合模式 |
| 3.3.4 科技渗透型融合模式 |
| 3.3.5 产业循环型融合模式 |
| 3.4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主体发展现状 |
| 3.5 本章小结 |
| 4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 |
| 4.1 测度方法的选取与原则 |
| 4.1.1 测度方法的研判和选取 |
| 4.1.2 测度指标设置原则 |
| 4.2 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1 测度指标的选择 |
| 4.2.2 测度指标的解释 |
| 4.2.3 测度模型的建立 |
| 4.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实证分析与评价 |
| 4.3.1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3.2 数据来源 |
| 4.3.3 测度结果及评价 |
| 4.4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分析 |
| 4.4.1 耦合关系模型 |
| 4.4.2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与战略选择 |
| 5.1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的障碍分析 |
| 5.1.1 障碍分析模型 |
| 5.1.2 障碍度分析 |
| 5.1.3 障碍因子分析 |
| 5.1.4 障碍因素现状分析 |
| 5.2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矛盾 |
| 5.2.1 产业布局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矛盾 |
| 5.2.2 土地利用模式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矛盾 |
| 5.2.3 融资渠道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矛盾 |
| 5.2.4 农村公共服务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矛盾 |
| 5.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的战略选择 |
| 5.3.1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原则与目标 |
| 5.3.2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宏观路径选择 |
| 5.3.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 |
| 5.4 本章小结 |
| 6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
| 6.1 农林牧渔业布局调整的路径选择 |
| 6.1.1 特色种植业产业带调整 |
| 6.1.2 畜牧养殖业布局调整 |
| 6.1.3 渔业产业布局调整 |
| 6.1.4 山特产品产业布局调整 |
| 6.2 农产品精深加工的路径选择 |
| 6.2.1 玉米精深加工 |
| 6.2.2 水稻精深加工 |
| 6.2.3 大豆精深加工 |
| 6.2.4 乳业精深加工 |
| 6.2.5 蔬菜精深加工 |
| 6.2.6 渔业精深加工 |
| 6.3 农林牧渔服务业的路径选择 |
| 6.3.1 培育多元化主体 |
| 6.3.2 加强生产主体市场信息服务 |
| 6.3.3 完善农业生产资料流通服务体系 |
| 6.3.4 构建农业生产技术综合服务体系 |
| 6.3.5 推进农业资源化利用服务体系 |
| 6.3.6 拓展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体系 |
| 6.4 休闲农业布局调整的路径选择 |
| 6.4.1 打造自然生态康养观光产业带 |
| 6.4.2 构建冰雪特色旅游产业体系 |
| 6.4.3 传承关东民俗和弘扬四大精神游 |
| 6.4.4 发挥沿边优势开展边境风情游 |
| 6.5 以信息技术渗透产业融合的路径选择 |
| 6.5.1 完善智慧农业信息监管系统 |
| 6.5.2 精准管理农业全产业链 |
| 6.5.3 创新农业金融保险服务 |
| 6.5.4 保护产业质量安全和知识产权 |
| 6.5.5 构建完整农业产业体系 |
| 6.6 以国家级试验区创新驱动产业融合的路径选择 |
| 6.6.1 以农产品加工贸易带动产业融合 |
| 6.6.2 扩大农业产业负面清单外贸易 |
| 6.6.3 创新涉农金融国际化服务产业 |
| 6.6.4 发展开放试验区农业总部经济 |
| 6.7 本章小结 |
| 7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
| 7.1 继续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合作领域 |
| 7.1.1 探索设立农业自由贸易试验区 |
| 7.1.2 构建畅通便捷的农产品贸易通道 |
| 7.1.3 引导国际资本进入农产品加工贸易 |
| 7.2 优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资源要素 |
| 7.2.1 确保农村产业融合用地保障 |
| 7.2.2 加强财政税收政策支持 |
| 7.2.3 完善金融保险政策支持 |
| 7.2.4 强化科技与人才政策支持 |
| 7.3 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基础设施建设 |
| 7.3.1 优化改造农田基础设施 |
| 7.3.2 搭建公共交通和信息网络 |
| 7.3.3 配套产业融合基本设施 |
| 7.3.4 综合改造提升乡村人居环境 |
| 7.4 强化农村产业融合政府服务职能 |
| 7.4.1 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顶层设计 |
| 7.4.2 推动产业融合政策有效落实 |
| 7.4.3 加强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园区建设 |
| 7.4.4 建立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东北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6）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特征 |
| 2.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机制 |
| 2.3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现路径 |
| 2.4 总结与评价 |
| 第3章 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分析 |
| 3.1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理论 |
| 3.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 3.1.3 新供给经济增长理论 |
| 3.1.4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
| 3.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
| 3.2.1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 |
| 3.2.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 |
| 3.2.3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提高农业供给质量 |
| 3.2.4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 |
| 3.3 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制 |
| 第4章 中国农业供给侧发展状况分析 |
| 4.1 中国农业供给侧发展的现状 |
| 4.1.1 农业整体发展趋势平稳向好 |
| 4.1.2 农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
| 4.1.3 农业机械化水平显着提高 |
| 4.1.4 农业发展遭受“双板挤压” |
| 4.1.5 农业生态环境面临危机 |
| 4.2 中国农业供给效率评价分析 |
| 4.2.1 基本原则 |
| 4.2.2 指标体系 |
| 4.2.3 评价方法 |
| 4.2.4 综合评价 |
| 4.3 中国农业供给侧发展存在的问题 |
| 4.3.1 农业产业存在结构性矛盾 |
| 4.3.2 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不高 |
| 4.3.3 科技创新对农业发展的支撑不足 |
| 4.3.4 农业体制机制发展水平滞后 |
| 4.4 中国农业供给侧发展存在问题的成因 |
| 4.4.1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历史影响 |
| 4.4.2 市场配置资源不足 |
| 4.4.3 政府宏观调控存在越位与错位 |
| 第5章 农业产业结构改革路径分析 |
| 5.1 农业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
| 5.1.1 农林牧渔结构分析 |
| 5.1.2 粮食结构分析 |
| 5.1.3 种植结构分析 |
| 5.2 农业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 5.2.1 农产品结构失衡问题突出 |
| 5.2.2 缺少具有特色优势的农产品 |
| 5.2.3 农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问题 |
| 5.2.4 农产品国际竞争形势严峻 |
| 5.3 农业产业结构改革的路径 |
| 5.3.1 统筹调整粮经作物种植结构 |
| 5.3.2 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 |
| 5.3.3 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 |
| 5.3.4 创造良好的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 |
| 第6章 农业生产要素改革路径分析 |
| 6.1 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现状分析 |
| 6.1.1 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现状分析 |
| 6.1.2 农业生产要素结构现状分析 |
| 6.1.3 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分析 |
| 6.2 农业生产要素配置存在的问题 |
| 6.2.1 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 |
| 6.2.2 高素质劳动力进入不充分 |
| 6.2.3 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发展存在限制 |
| 6.2.4 土地流转效率不高 |
| 6.2.5 农用化肥施用强度过高 |
| 6.3 农业生产要素改革的路径 |
| 6.3.1 积极培育农业生产要素市场 |
| 6.3.2 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
| 6.3.3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发展 |
| 6.3.4 加快土地流转,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
| 6.3.5 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
| 第7章 农业科技创新改革路径分析 |
| 7.1 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现状 |
| 7.1.1 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态势良好 |
| 7.1.2 农业科技经费来源多样化 |
| 7.1.3 农业科技资源投入力度提升 |
| 7.1.4 农业科技创新产出水平提升 |
| 7.2 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供给侧发展的关系 |
| 7.2.1 研究设计 |
| 7.2.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2.3 平稳性检验 |
| 7.2.4 边界协整检验 |
| 7.2.5 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短期关系 |
| 7.2.6 稳定性检验 |
| 7.3 农业科技创新改革的路径 |
| 7.3.1 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人员的作用 |
| 7.3.2 提高对农业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 |
| 7.3.3 增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
| 7.3.4 加大农业科技研发经费投入 |
| 第8章 农业体制机制改革路径分析 |
| 8.1 深化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 |
| 8.1.1 实行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的原因 |
| 8.1.2 新一轮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的成效与问题 |
| 8.1.3 深化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的路径 |
| 8.2 加快农村金融创新改革 |
| 8.2.1 农业供给侧改革助推农村金融发展 |
| 8.2.2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
| 8.2.3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
| 8.2.4 加快中国农村金融创新改革的实现路径 |
| 8.3 深化财政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8.3.1 财政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状分析 |
| 8.3.2 财政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
| 8.3.3 财政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 |
| 第9章 实现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的保障措施 |
| 9.1 全面加强顶层设计,落实以农民为核心的改革理念 |
| 9.2 守住三条基本底线,确保改革路径不出较大偏差 |
| 9.3 坚持市场改革导向,实现农业农村资源的有效配置 |
| 9.4 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着力创造良好的农业发展环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减施农药：农户行为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农户过量施药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2 关于农户高效施药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 |
| 1.2.3 关于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 |
| 1.2.4 关于调整种植结构控制农药施用量的研究 |
| 1.2.5 关于农户减施农药行为激励政策的研究 |
| 1.2.6 相关文献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化学农药减量增效 |
| 2.1.2 农户减施农药行为 |
| 2.1.3 高效施药技术 |
| 2.1.4 绿色防控技术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要素替代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4 产业组织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我国农药施用总量变化及样本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特征分析 |
| 3.1 我国农药施用总量变化趋势及现状 |
| 3.1.1 农药施用量变化的时间序列特征 |
| 3.1.2 我国农药施用量变化的空间区域特征 |
| 3.2 苹果种植样本户减施农药的行为特征 |
| 3.2.1 调查问卷设计与样本数据特征 |
| 3.2.2 样本农户减施农药意愿及行为特征 |
| 3.3 本章小结 |
| 4 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的理论分析 |
| 4.1 农户减施农药行为机理 |
| 4.1.1 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的经济学涵义 |
| 4.1.2 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的微观决策机理 |
| 4.2 节药型技术特性对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的影响 |
| 4.2.1 正外部性与农户减施农药行为 |
| 4.2.2 技术信息不对称性与农户减施农药行为 |
| 4.2.3 规模经济性与农户减施农药行为 |
| 4.3 本章小结 |
| 5 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行为及效应评价 |
| 5.1 不同高效施药技术的技术属性差异 |
| 5.2 农户对不同属性高效施药技术的采纳行为 |
| 5.2.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2.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置 |
| 5.2.3 结果与分析 |
| 5.3 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的减药增收效应评价 |
| 5.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3.2 模型选择与变量设置 |
| 5.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行为及效应评价 |
| 6.1 绿色防控技术应用特点 |
| 6.2 风险感知、技术认知与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 |
| 6.2.1 文献回顾 |
| 6.2.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2.3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置 |
| 6.2.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 政府支持、采纳效果与农户绿色防控技术持续采纳行为 |
| 6.3.1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
| 6.3.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减药增收效应评价 |
| 6.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4.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置 |
| 6.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行为及其效应评价 |
| 7.1 农药施用强度与农作物分类 |
| 7.2 我国“节药型”农作物占比变化及地区差异 |
| 7.2.1 我国“节药型”农作物占比变化情况 |
| 7.2.2 我国各地区“节药型”农作物占比变化及地区差异 |
| 7.2.3 我国种植结构变化的动因分析 |
| 7.3 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对减施农药的负效应测算 |
| 7.3.1 思路与方法 |
| 7.3.2 结果与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农户减施农药的激励政策优化设计 |
| 8.1 当前我国农药减施激励政策及优化方向 |
| 8.1.1 当前我国农药减施激励政策 |
| 8.1.2 当前农药减施激励政策优化方向 |
| 8.2 优化农药减施激励政策的建议 |
| 8.2.1 高效施药技术采纳激励政策建议 |
| 8.2.2 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激励政策建议 |
| 8.2.3 引导农户选种“节药型”农作物的政策建议 |
| 8.2.4 外部性内部化补贴政策建议 |
| 8.3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山东省苹果种植户减施农药行为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8）乡村振兴背景下延边州农民增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创新性及研究方法 |
| 1.3.1 创新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政策支撑 |
| 2.1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 |
| 2.1.1 邓小平关于农民脱贫致富的思想 |
| 2.1.2 江泽民关于“三农”工作的思想 |
| 2.1.3 胡锦涛关于农民增收的思想 |
| 2.1.4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思想 |
| 2.2 政策支撑 |
| 2.2.1 十八大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 |
| 2.2.2 “十三五”规划中关于农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
| 第三章 延边州农民的收入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延边州农民收入基本情况 |
| 3.1.1 农民人均收入水平 |
| 3.1.2 农民收入构成 |
| 3.1.3 各县市农民收入情况对比 |
| 3.2 改革开放以来延边州实现农民增收的主要成就 |
| 3.2.1 农民收入大幅度提升 |
| 3.2.2 农业机械化水平稳步提升 |
| 3.2.3 农村土地流转畅通有序 |
| 3.2.4 规模经营主体发展迅速 |
| 3.3 延边州实现农民增收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
| 3.3.1 产业化水平低 |
| 3.3.2 农产品种植结构单调 |
| 3.3.3 务农人员素质低 |
| 3.3.4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有待加强 |
| 第四章 延边州实现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
| 4.1 全面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
| 4.1.1 发展特色优势主导产业优化农业布局 |
| 4.1.2 加快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 |
| 4.1.3 扶持龙头企业打造品牌效应 |
| 4.2 扎实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2.1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
| 4.2.2 灵活调整农产品种植结构 |
| 4.2.3 打造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新格局 |
| 4.3 加强科教兴农提高农民综合素质 |
| 4.3.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 4.3.2 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力度 |
| 4.3.3 发挥科研机构的辐射带动作用 |
| 4.4 大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
| 4.4.1 创新方式加强党员教育 |
| 4.4.2 招才引智优化党员队伍 |
| 4.4.3 强化基层党建服务功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9）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退耕还林工程 |
| 2.1.2 农户、退耕户、非退耕户 |
| 2.1.3 福利、福利分类、福利度量方法、福利效应、农户福利 |
| 2.1.4 生活满意度、收入增长、扶贫 |
| 2.1.5 非农就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5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2.3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机理 |
| 2.3.1 研究视角的再诠释 |
| 2.3.2 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效应的研究维度 |
| 2.3.3 作用机理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与农户福利现状分析 |
| 3.1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 |
| 3.1.1 启蒙与初创阶段 |
| 3.1.2 恢复与探索阶段 |
| 3.1.3 试点与示范阶段 |
| 3.1.4 启动与调整阶段 |
| 3.1.5 巩固与发展阶段 |
| 3.1.6 担当新任务与新使命阶段 |
| 3.2 退耕区农户福利发展的现状分析 |
| 3.2.1 退耕区农户主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2.2 退耕区农户客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2 模型构建 |
| 4.2.1 Ordered Probit模型 |
| 4.2.2 Binary Probit模型 |
| 4.3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4.3.1 变量选择 |
| 4.3.2 描述性统计 |
| 4.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4.2 退耕还林对样本总体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3 退耕还林对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5.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机理 |
| 5.2 计量模型构建与方法说明 |
| 5.2.1 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方法说明 |
| 5.3 变量定义、样本匹配与描述统计 |
| 5.3.1 变量定义 |
| 5.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计量经验结果与分析 |
| 5.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2 退耕还林对农户分项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3 退耕年份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5 中介效应检验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6.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及研究假设 |
| 6.2 计量模型构建 |
| 6.2.1 双差分模型(DID)的适应性分析 |
| 6.2.2 双差分(DID)模型的构建 |
| 6.2.3 回归分解计量模型构建 |
| 6.3 变量设置、样本匹配、贫困判定标准与描述性统计 |
| 6.3.1 变量设置 |
| 6.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6.3.3 贫困判定标准 |
| 6.3.4 退耕还林扶贫福利瞄准效率情况 |
| 6.3.5 描述性统计 |
| 6.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2 退耕年份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3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 |
| 6.4.4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贡献的影响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7.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 |
| 7.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
| 7.2.1 变量设置 |
| 7.2.2 统计性描述 |
| 7.3 计量模型的构建和方法说明 |
| 7.3.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7.3.2 方法说明 |
| 7.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4.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参与福利的影响 |
| 7.4.2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3 退耕年份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4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创新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补偿机制,提高退耕补贴标准 |
| 8.2.2 建立和完善农户增收福利的还林生态补偿机制 |
| 8.2.3 促进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后续产业向新型农林经营模式转变 |
| 8.2.4 搭建和完善农户非农就业福利平台 |
| 8.2.5 提高退耕还林扶贫瞄准扶持机制 |
| 8.2.6 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水平的认知导向 |
| 8.3 本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介绍 |
（10）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附件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农业产业化相关研究 |
| 1.3.2 关于农业综合开发相关研究 |
| 1.3.3 关于财政投入农业发展相关研究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方案 |
| 1.4.1 研究思路与章节安排 |
| 1.4.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分析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农业的基础性及弱质性理论 |
| 2.1.2 制度变迁与产业组织理论 |
| 2.1.3 公共财政理论 |
| 2.2 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的特殊性分析 |
| 2.2.1 基于农业的视角 |
| 2.2.2 基于政策目标的视角 |
| 2.2.3 基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视角 |
| 2.3 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面临困境的博弈分析 |
| 2.3.1 管理机制角度的分析 |
| 2.3.2 利益联结机制角度的分析 |
| 2.4 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机理 |
| 2.4.1 作用机制 |
| 2.4.2 研究假设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发展演进及现状分析 |
| 3.1 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缘由及历史演变 |
| 3.1.1 农业产业化内涵及成效分析 |
| 3.1.2 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路径分析 |
| 3.1.3 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历史变迁 |
| 3.2 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的主体分析 |
| 3.2.1 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的必要性 |
| 3.2.2 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总体特征分析 |
| 3.2.3 财政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分析 |
| 3.3 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分析 |
| 3.3.1 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基本情况分析 |
| 3.3.2 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空间分布分析 |
| 3.3.3 典型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分析-以天津市为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微观视角 |
| 4.1 背景分析 |
| 4.2 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影响 |
| 4.2.1 数据说明、指标选取及初步分析 |
| 4.2.2 模型设计、选择及研究假说 |
| 4.2.3 实证分析及结果 |
| 4.2.4 农业龙头企业社会效益分析 |
| 4.3 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
| 4.3.1 理论分析及研究框架 |
| 4.3.2 数据、模型及方法 |
| 4.3.3 实证分析及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宏观视角 |
| 5.1 分析框架及作用机制 |
| 5.1.1 研究视角 |
| 5.1.2 分析框架 |
| 5.1.3 作用机制 |
| 5.2 基于省级视角的分析 |
| 5.2.1 财政扶持产业化项目及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
| 5.2.2 变量设置及模型设定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基于县级视角的分析 |
| 5.3.1 理论框架 |
| 5.3.2 数据分析与理论模型 |
| 5.3.3 评估结果及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农民增收目标（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及其实践研究[D]. 刘志会. 吉林大学, 2021
- [2]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D]. 罗慧.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4]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D]. 李治兵.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5]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其路径选择研究[D]. 柴青宇.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6]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研究[D]. 王佳方. 辽宁大学, 2020(07)
- [7]减施农药：农户行为及其效应研究[D]. 仇相玮. 山东农业大学, 2020(02)
- [8]乡村振兴背景下延边州农民增收问题研究[D]. 池咏. 延边大学, 2020(06)
- [9]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D]. 杨均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10]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研究[D]. 陈凡.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