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思想理论新发展

一、党的知识分子理论的新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孟旭琼^[1]（2021）在《中国共产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历史考察与基本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吴小炜^[2]（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国家的灵魂,先进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实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先进品格的必然,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使命的必然。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百年来,作为推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领导力量和有着高度文化自觉的中国共产党,其从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注重以先进的理论指导和引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和前进,并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巨大动力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的现实境遇,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面对和解决我国文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需求、新问题、新挑战,如何利用好新的发展机遇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如何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上的巨大动力作用?这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直面的时代课题。基于此,本论文以“谁来、用什么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为什么要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及“如何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为研究导向,通过从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进行一般性的理论界定分析及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历程的考察和经验总结来解决“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时代境遇、战略意义及问题挑战等的考察来解决“为什么”的问题;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优化路径的分析来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具体包括: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概述。这一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基本理论内容进行界定和把握。界定核心概念及其内涵是研究的基本前提,故此,本章首先通过对“文化”概念的一般性考察,逐步进入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先进文化”概念考察,包括对先进文化的内涵、结构、功能等的界定,实现对本文核心概念的清晰把握。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一般理论问题进行论述,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前提、方式、内容、原则四个方面对其内涵进行剖析。最后,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渊源上进行考察,包括对作为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源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及重要理论来源的列宁的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理论基础进行溯源。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初步实现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构建。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展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始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新时期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成就及经验,既是新时代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石,也为新时代更好地引领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基于此,这一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党的十八大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历程及其历史经验等进行考察分析。包括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危机及新出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历程的考察。并在考察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及经验基础上,对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第三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时代境遇及战略意义。全球化、现代化及信息化是当今时代最为显着的特征,也是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时代境遇。通过对全球化及其进程中的文化表征、中国现代化建设及其进程中的文化诉求、社会信息化及其进程中的文化张力的考察和梳理,可以使我们能更加具体和深刻地从当今时代发展的总体特征中把握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与时代要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对当代中国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文化建设层面看,对新时代增强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及实现文化强国等具有重大意义;从社会发展层面看,对新时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安全及塑造国际形象等具有重大意义;从党的建设要求层面看,对新时代增强党的文化自觉、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深入推进党的建设等具有重大意义。第四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和问题挑战。从十八大至今,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包括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能力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广泛弘扬、文化改革深入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等。同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也面临着诸多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主流文化价值认同被弱化和消解的风险依然存在、文化创新转化动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及我国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文化安全构成的威胁、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不够的问题及信息网络化带来的冲击挑战等。第五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主要有:通过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实现中国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生成路径;通过深化新时代网络领域的文化建设、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传播路径;通过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推进文化产业现代化体系和文化事业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认同与转化路径;通过完善人才保障机制、安全保障机制及制度保障机制,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路径。

李建楠^[3]（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其实一直为党、国家和教育界所关注,并且不断有相关政策出台。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相关政策的实施尚未完全改变人们对劳动的错误认识和态度,尚未彻底改变人们对劳动教育的错误认知。在一些教育场合,劳动教育甚至被当作惩罚学生的手段,这也背离了劳动教育的应有之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还是《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在全面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中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作用的指导意见》等重要文件的出台,都体现了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对劳动教育的重视。劳动是创造人类社会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教育则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的,这其实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教育是伴随着人类劳动而出现的。我国的劳动教育,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为基础,同时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劳动教育理念,并根据我国国情合理采纳中外教育学者的相关理论和各国实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关于劳动和劳动教育的论述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相关思想,不断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教育思想,为我国劳动教育事业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支撑。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劳动教育思想演变历程的梳理和挖掘,有助于厘清劳动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发展脉络,在理论层面推进对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的研究。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劳动教育思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发展历程中已经出现诸多变化,这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而劳动教育对社会的改造作用也应加以考量,这样从整体上以历史视角分析劳动教育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才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劳动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理论上跟上时代步伐。围绕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的演变与发展,本研究在论证中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重点介绍本研究的背景,阐明研究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对国内外大量关于劳动教育思想及实践的研究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并说明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同时对研究中存在的创新点和现有不足进行总结。第二部分为研究中涉及的主要概念。其一是对劳动及劳动教育的概念梳理,通过古今中外对二者的认识做综合分析和界定;其二是通过分析劳动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劳动能力提升、劳动形态变化、劳动范围扩展,阐明影响劳动教育相关主要概念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三是从树立劳动观念、培养劳动精神、提升劳动素养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劳动教育的特征进行分析。第三部分为本研究的理论来源,着重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劳动教育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劳动观念和耕读教育理念,并对近现代中外学者对劳动教育的思考和探索进行概述。第四部分为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党的劳动教育思想的确立与曲折发展探析,通过对该时期党的劳动教育思想从确立到探索实践,再到“文革”期间的曲折探索的梳理,从劳动教育目的和实践效果进行剖析。第五部分是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之前,党对劳动教育思想的重塑与革新。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快速发展,使得劳动教育思想在发展中添加了“技术”的元素,无论是从劳动素养还是综合实践出发,这时期的劳动教育思想开始强调综合技术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性。第六部分是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的全面构建。中国共产党明确了这一时期劳动教育思想的理论出发点和创新动力,在劳动教育思想中强调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塑造良好社会风气、培育人才创新能力,这些是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培育时代新人、破解人才培养问题的需要,同时将劳动教育延伸到社会不同主体,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劳动教育思想的全面性。第七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演进与发展的经验及启示,指出劳动教育思想演进与社会主要矛盾紧密相关,在劳动教育思想发展中要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握理论实际相结合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拓展实践平台,完善制度保障体系,使劳动教育在立德树人中更好发挥作用。

谭文邦^[4]（2021）在《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路径探究》文中研究说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关系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关系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十九届五中全会又把“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可见,探究新发展阶段国家治理效能提升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从概念界定、理论构建、现实困境以及实践路径对提升国家治理效能问题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阐释、论证,旨在回答国家治理效能“是什么”、“为什么”、“有何趋势”“有何问题”,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怎么做”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第一部分探析国家治理效能的基本概念和时代内涵,主要解决国家治理效能“是什么”的问题。从基本定义出发,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国家治理效能:一是要实现国家治理效能必须要有目标的正确性;二是要实现国家治理效能还需要国家治理手段或者方式的合理性。国家治理在新发展阶段只有为大多数人谋幸福才能体现目标正确性,只有实现过程民主化、程序法治化才能体现手段合理性。国家治理效能与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存在辩证关系,国家治理体系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目标指引和价值基础,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提供了基本的规范;国家治理能力则为国家治理效能实现提供动能,既提供了协调力和凝聚力,又提供了创新力和发展力,还提供了意志力与执行力。第二部分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逻辑,从理论上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国家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阐明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治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缘起,遵从了“具体——抽象——具体”的思维发展规律;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有了初步的实践,探索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治国理政的具体措施;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超越,实现了对传统国家治理理论的时代超越,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的阶级超越,对苏联国家治理理论的模式超越,实现了价值与真理的统一。第三部分主要阐明国家治理效能实现的历史逻辑,目的是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发展趋势,探寻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历史密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国家治理效能初步显现;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对国家治理体系作出深刻调整,实现了治理取向的转变,国家治理效能逐步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国家制度“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国家治理效能得到充分激发。第四部分揭示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现实困境。这些问题包括:国家治理的根本领导制度与时代要求在存在差距、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主体结构的制约和挑战、制度执行的软环境尚未完全形成等等。深入发掘这些问题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为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问题导向,是解决困境的根本出路。第五部分阐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实践路径,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国家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为我们揭示了内在规律,历史逻辑提供了经验启示并揭示了“中国奇迹”的“制度密码”,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的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现实困境则树立了解决问题的目标导向。因此,新发展阶段要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要把坚持和完善根本领导制度作为政治基础,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作为制度保障,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式,优化治理主体结构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新动能,把构造制度执行的良好环境作为关键环节,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治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目的与方式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结构与功能的统一,最终达到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目标。

刘华超^[5]（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认为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马跃^[6]（202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研究》文中认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是党保持蓬勃生机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始终把青年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近一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代表青年、赢得青年、依靠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寄希望于新时代中国青年,对新时代中国青年赋予极高地位,号召新时代青年勇担时代使命,堪当时代重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接力奋斗,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青春智慧和力量。从外部条件来看,我们当前面对的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范围各种势力与我们争夺青年更趋激烈。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来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提升党对青年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消除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毒瘤,避免“颜色革命”与“和平演变”。再加之新时代青年出现新的特征变化,以及青年发展存在滞后性的现实要求,党和国家要推动全社会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号召党团组织把青年工作做实、做细,用极大力量做好青年工作,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对于继续丰富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了时代自信,为新时代青年发展指明了方向,成为新时代做好青年工作的行动指南,体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重大实践意义。本研究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宏观的论证青年作为整个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对国家、民族、党以及世界的作用;微观的分析青年作为独立的社会群体在新时代下所表现出的新特点。采用历史研究与现实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新时代中国青年为什么要承担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分析新时代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与方向。采用比较分析法,分析新时代青年身上的优缺点;青年与基层群众的区别与联系。采用数据分析方法,以表格对比的形式分析新时代党员队伍结构发生的显着变化。最后,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以青年理论指导青年工作,助力青年成长成才。论文结构框架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分析论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通过深入剖析国外学者青年研究理论与派别,形成对青年学的初步认识,总结国内外学者对青年研究的现状综述,为研究提供理论参考。理清研究思路,确定研究方法,分析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论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科学性与可行性,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概念和来源。第一部分,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所涉及的基本内涵进行理论诠释。分别对青年、青年观、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概念进行逐一解读。第二部分,探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来源,其分为理论来源和文化来源。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青年观,也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青年观。文化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也来源于近代青年运动的文化自觉。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支撑。第三章,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形成背景与发展历程。第一部分,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形成背景,面对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国情要求、国际范围争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的世情需求、党要巩固和扩大青年群众基础、当前中国青年发展的滞后性和新时代青年呈现出新的特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应运而生。第二部分,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发展历程。这一理论的形成经历了“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的孕育阶段、实施人才战略的萌芽阶段、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探索阶段、以及形成与发展阶段。在实践中不断验证并丰富理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科学性提供了实践基础保障。第四章,重点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主要内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内涵丰富、意蕴深远,主要包含四方面的内容:一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地位与作用。包括新时代中国青年是党和国家的希望与未来,是实现中国梦的主力军和先锋力量,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力量,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力量。二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与担当。新时代中国青年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历史使命,新时代中国青年要通过树立远大理想、永葆爱国情怀、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这六点要求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三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教育与培养。要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中心环节,以理想信念激发青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青年,以综合素质教育实现青年全面发展。四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组织与领导。新时代要加强党对青年的全面领导,阐述共青团组织在新时代的改革再出发,共青团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团的工作主线,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作为团的政治责任,将强“三性”去“四化”作为新时代的团改目标。深入剖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主要内容,为凝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理论特性和价值意蕴做铺垫。第五章,重点凝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理论特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体现出三方面的理论特征。培养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以中国精神为内在推动力,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体现出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提出“党管青年”原则,青年人才的重视与培养,青年干部的培养与任用以及“青年首先要发展”战略,体现出了政治性和战略性的统一。做知行合一的新时代青年,加强青年对外学习与交流,围绕青年特点开展青年工作体现出这一理论的实践性和规律性的统一。第六章,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体现出的价值意蕴。理论价值体现为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新时代延伸,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实践价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了时代自信,为新时代青年发展指明了方向,是新时代做好青年工作的行动指南。第七章,提出要努力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从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层面,全方位多措并举,开展践行活动。一是要举国家之力,落实“青年首先要发展”战略,党和政府要做青年知心人、热心人、引路人,增强团对青年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服务能力。二是要聚社会合力,统筹社会各方资源协同共育青年,家庭要帮助青年系好“第一粒扣子”,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促进青年健康发展。三是要提升高校育人水平,高校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建立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四是要践个人之行,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新时代青年运动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总之,通过系统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论文主要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论文根据习近平自身的青年生活经历、多年执政经验与治国理政的青年工作中探索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发展历程,体现出创新性。二是论文关于近代青年运动文化自觉性的文化来源探究,尤其是分析了五四精神对于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影响,体现出创新性。三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理论特性研究具有创新性。四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价值意蕴研究具有创新性。五是分别从国家、社会、学校、个人四方面提出要努力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路径选择体现出了创新性。

周洁^[7]（2021）在《习近平关于统一战线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新时代背景下,随着改革步入攻坚期深水区我们面临更艰巨的任务,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取得决定性成就,我们也迎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就更需要统一战线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优势。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联合、同盟等思想和列宁关于工农联盟、团结知识分子等思想,提出了统一战线要实现大团结大联合、对党外知识分子要讲究工作方法等新论断。在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开展统一战线具体实践中,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的三大法宝论,用新重要法宝强调其在新时代的重要性;继承了邓小平关于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提出统一战线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继承了江泽民爱国统一战线理论、胡锦涛加强和改善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理论,提出统一战线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等。习近平借鉴了战争中军事联盟和“和合”思想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吸取了他在地方和中央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教训,提出统一战线要尊重并维护同盟者利益、实现五大关系和谐等新论述。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内容和实现途径构成了习近平关于统一战线重要论述的基本框架,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作中,习近平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发挥其制度效能;在民族工作中,提出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宗教工作中,明确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在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中,强调要抓好“新三种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思想引领;在新的社会阶层中,提出要将其团结起来引导其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非公有制经济中,提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在海内外同胞工作中,坚持“一国两制”,壮大海内外统一战线力量,以上七个方面构成了习近平关于统一战线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关于统一战线重要论述以贯穿始终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高瞻远瞩的统战工作思维、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方法和通俗易懂的民族特色语言为特点,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思想,在实践中为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

张晓旭^[8]（2021）在《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历史演进研究》文中认为百年党建,组织为先。一部百年党建史就是一部党的组织路线的演进史。作为党的建设和党事业发展的生命线,组织路线是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路线理论运用到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而形成的内涵丰富、品格独立、特点鲜明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路线理论。纵观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历史演进,它主要经历了开始创建、曲折发展、恢复发展、新发展四个阶段,不仅实现了党的组织路线的确立与重新确立,更形成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这一伟大理论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布局,促进党的组织建设和组织工作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的不断跃升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准确、客观、真实地认识这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理论创新史、艰苦奋斗史、自身建设史,自然成为党的组织路线历史演进研究的应有之义。研究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历史演进,首先要弄清党的组织路线是什么的问题。党的组织路线既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具有客观性、阶段性、复杂性和多变性特征,又是一个复合概念和系统概念,包含诸多要素。因此,对党的组织路线的构成要素进行全方位解读是研究党的组织路线的基础理论前提,也是研究党的组织路线历史演进问题的逻辑起点。从基本构成上看,党的组织路线包含五重要素,分别为党员、党的干部、严密的组织体系、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及人才和知识分子。要厘清这些构成要素,必须立足百年演进这一基点,从历史维度、内容维度、创新维度、价值维度和世界维度廓清党的组织路线的科学内涵。这是研究党的组织路线历史演进的客观要求,是建构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路线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较早地提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成为独立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发挥党员干部和专门人才优势,强调党的纪律和民主原则对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工作的基本保障作用。列宁创造性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路线问题,并在实践中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有组织的先锋队,它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必须实行严格的“铁的纪律”、坚持把党员干部和专门人才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工作的“第一资源”,充分体现出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路线相关论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将党的组织路线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开始对党的组织路线的初步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创造性地运用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路线理论的基本观点,按照革命与实践的现实需要,既在理论上实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路线理论的中国化,又在实践中形成并发展了一条包括组织体系、组织原则、组织纪律、党员标准、干部队伍建设在内的组织路线,创造出党的组织工作发展的奇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组织路线进入了曲折发展期,这一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主要经历了三次转变:第一次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作为执政党对组织路线的初步探索。其路向沿着干部队伍建设、组织体系建设、党员标准的确立、完善与健全组织原则与组织纪律这样一条逻辑路径延伸,使党的组织路线为党的组织建设和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提供了重要组织保障。第二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组织路线的独特探索。党的组织机构和基层组织、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员干部与知识分子队伍的深相结合,都对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组织路线的曲折探索。由于受到“文革”影响,党的组织路线偏离正确的轨道,面临组织机构建设陷于停滞、民主集中制原则“从肯定走向否定”、党员干部队伍遭遇“选择性失误”的被动局面。由此证明,党的组织路线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在组织建设的曲折发展中逐渐发展形成的基本路线,具有重要的历史与实践价值。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坚持廓清思想迷雾,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伟大历史转折中实现了党的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通过对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历史任务的研判,使党的组织路线进入发展新阶段,这使党的组织路线的一些重要内容,如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的关系,组织体系的锻造锤炼,党员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的内在逻辑演进等在演绎发展中进一步成为提升党的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和政治领导力的重要法宝。进入新时代,在社会环境、党内考验、思想观念以及国际趋势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下,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作为一个全新命题被首次提出。科学解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命题可知,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新的理论阐释、新的实践路径和新的品质特征三方面。理论层面之“新”涵括在提出过程、理论意蕴和主要目标当中,实践层面之“新”体现在科学把握“四对关系”、组织体系建设和干部、党员、人才队伍建设的路径选择上,品质特征层面之“新”体现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所具备的时代性、实践性和创新性品质。总之,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始终高度重视对组织路线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呈现出党的组织路线基本理论形态的显着特点。这些特点主要体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指导思想的引领、阶段性历史任务和组织制度层面的理论认知。同时,党的组织路线的历史演进涵括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相统一、立足理论与顺应时代相统一、组织原则与组织纪律相统一、组织体系与关键群体相统一四条基本经验,它们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奠定了重要组织基础。

姚春林^[9]（2020）在《新中国初期（1949-1956）中国共产党高校人文关怀研究》文中认为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从人文关怀出发,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大学,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促进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手段,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发展的阻碍因素被破除,在质与量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力量总体薄弱,高校在校学生数量较少,特别是工科院校占比较低,难以满足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及服务国家建设的角度推动高等教育改革成为新中国初期的重点任务。该时期党和政府明确了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建设的发展方向,通过对高校接管改造、颁布政策法令措施、进行院系调整、推进课程改革、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等一系列蕴含人文关怀的实践活动,对高校师生进行人文关怀和思想引领,并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从实际效果和历史意义看,在党和政府的人文关怀下,逐步确立了新中国初期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和方向,提升了师生的思想觉悟和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保障了高校与高等教育的稳定与延续性,有效巩固了新政权。本文对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高校人文关怀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进行了研究。主要是从马克思人学理论、列宁知识分子理论及毛泽东关心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思想出发,分析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推进高校人文关怀的理论基础、文化渊源、实践基础,探讨该时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总体设计、初步规划、实施举措和内容拓展。本文对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推进的国情基础进行了阐述。首先,研究了该时期党推进高校人文关怀的政治基础,包括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社会形态演变与过渡、政治体制初创、阶级关系和政治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其次,探究了该时期党推进高校人文关怀的经济基础,包括多元的经济形态背景、严峻的经济形势等因素的影响;再次,分析了该时期党推进高校人文关怀的文化基础,包括主要阶层社会心理差异、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对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实践推进进行了梳理。首先,梳理了该时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政策保障,从《共同纲领》统领高校改革到“包下来”政策,从“双百”方针指引文化发展到确定适应总路线任务的培养目标。其次,研究了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物质支撑,包括教师工资补助、学生补贴、建设投入与扶持等措施。再次,探讨了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队伍建设。本文对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实施进行了评析。首先,总结了该时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实施成效,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逐步认同共产党执政,青年学生牢固树立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和布局更加成熟等方面。其次,探讨了该时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实施过程及不足之处。本文认为,新中国初期高校人文关怀工作存在过于简单化、苏联印记过于浓厚、过于强调政治因素等诸多不足。本文对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实施的价值进行了探讨。一是促进了高校人文关怀理论的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丰富的人文关怀思想和精神,是对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思想理念的继承与发展。二是促进了高校人文关怀的实践推进。这主要体现在坚定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推动师资队伍的成长发展等方面。同时,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无论是新中国初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境遇下,党对高校人文关怀都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高校改革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积极借鉴国外经验,同时通盘考虑大学发展的综合性与延续性。结语简要回顾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并对未来深化研究作了前瞻与展望。

秦苗苗^[10]（2020）在《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研究》文中提出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随之教育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并成为关涉“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关键。教师作为完成这一使命的特殊主体,其师德起到决定性作用。习近平非常关注师德建设,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多次深入一线了解情况,亲自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到学校实地调研、与师生促膝长谈,并且通过书信来往,勉励慰问广大师生。同时掌握学生成长需要、教师发展特点的一手资料,在不同时间和场合反复强调师德建设的意义、目标、内容和方法,明确了优秀教师的基本要求与条件。他先后于2013年教师节致广大教师的慰问信中提出“三个牢固树立”;2014年教师节到北京师范大学慰问时提出“四有”好老师标准;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四个引路人”及“四个统一”;2018年教育大会上提出“三个传播”“三个塑造”;2019年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六要”标准等一系列关于师德的最新论断,为新时代下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教育教学专业水平的培养确定了努力的方向,逐渐形成了具有高度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师德建设相关论述。该论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布局,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师德建设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新时代下培养优秀教师队伍需求的正确把握,成为实现中华民族教育强国的理论支撑。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教师师德师风水平明显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显着提高。爱国、励志、求真、力行的青年队伍正在茁壮成长。当前学术界对于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研究还属于一个比较新的课题,一些学术成果对于更好地学习和理解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的理论思想具有一定价值。但是这些理论成果大多聚焦于习近平师德建设内容的简单论述,系统性、完整性的研究成果较少,且学术水平参差不齐,学术观点重复率高。综合考虑当前学术研究的不足与国家教育发展迫切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本论文立足于习近平教育施政实践,系统阐述其形成的理论基础、发展过程和路径探索,深入分析理论特征、继承发展和时代价值,力求在前人研究水平上、尤其是针对不足,再做深入探求。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章节。第一章主要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对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相关的国内外研究进行综述,进一步明确了论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历史背景与理论基础。介绍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历史背景,梳理了理论基础和发展过程。第三章主要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的相关论述明确了新时代高尚师德体现在坚定理想信念和提高政治站位,恪守道德规范和涵养高尚人格,增强学识素养和不断守正创新,心怀宽仁慈爱和践行敬业奉献;进而提出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加强教育系统党的全面领导、完善教师引入培养考核机制、营造尊师重教良好环境、发挥教师主观能动等措施,切实推进了师德建设。第四章主要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理论特征。其一,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的论述突出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体现人本思维;其二,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的论述突出了锻造优良师德师风的重要意义,体现战略思维;其三,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的论述划定了师德红线,体现底线思维;其四,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的论述深化了协同育人,体现系统思维。这几个理论特征彼此联系、密不可分,具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共同彰显了习近平的教育管理智慧。第五章主要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的继承与发展。在几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培养了大批优秀教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从全局角度考虑教育和教师问题,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来思考和谋划教师队伍建设。这其中既有对以往优良传统的传承,又有与时俱进的发展创新。提炼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中关于师德建设初心、建设内容、建设路径上的继承和发展,是探明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形成与发展机制的应然之举。第六章主要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时代价值。首先,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的论述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实现中国共产党师德建设的理论升华。其次,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的论述具有很高的实践意义。在他的领导下,师德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深化了师德建设体制机制改革,丰富了师德建设的工作方法,并初步取得成效。

二、党的知识分子理论的新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党的知识分子理论的新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路径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习近平关于统一战线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中国初期（1949-1956）中国共产党高校人文关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党的知识分子理论的新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历史考察与基本经验研究[D]. 孟旭琼. 广西师范大学, 2021
• [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D]. 吴小炜.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D]. 李建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4]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路径探究[D]. 谭文邦.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5]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6]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研究[D]. 马跃. 吉林大学, 2021(01)
• [7]习近平关于统一战线重要论述研究[D]. 周洁. 大理大学, 2021(10)
• [8]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历史演进研究[D]. 张晓旭.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9]新中国初期（1949-1956）中国共产党高校人文关怀研究[D]. 姚春林. 扬州大学, 2020(04)
• [10]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研究[D]. 秦苗苗.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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