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仁心思想：中国人道主义理论的起源

一、孔子的仁学思想:中国人道主义学说的渊源（论文文献综述）

刘怡^[1]（2021）在《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动物观是一扇窗口,通过这扇窗口,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目前学术界对先秦时期动物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物学史、动物文化史以及动物伦理学等方面,但有关先秦儒家动物观的内容、特征、实质等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先秦儒家动物观旨在探索先秦儒家如何认识动物以及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不仅要把握人类对动物的基本认识,而且要探索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道德、信仰等领域的作用和地位,考察动物与人类的互动关系。先秦儒家对动物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即动物的起源和动物的特征。先秦儒家从天地化育的宇宙论模式、动物的生殖以及化生现象等角度考察了动物的起源。动物与人类共享同样的起源方式和生殖模式,两者共存于统一的宇宙体系当中。动物与人一样,都是天地化育的产物,都是由血气构成的“血气之属”,都是有血有肉、有知觉、有情感、有语言的生命体。但动物和人类有本质区别,这主要表现在动物是无仁无义、无社群组织、无劳动创造能力的生命体,只能依靠本能而生活,而人类独具有理性与道德的能力,能够建立有人伦秩序的国家与社会。先秦儒家所论人禽之辨一方面肯定了动物与人类在生物特征方面的共通之处,另一方面确立起两者在道德领域内的差异,这深刻影响到两者的地位和关系。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道德世界和信仰世界中。在两者的生活联系方面,动物能够广泛运用于饮食、衣物饰品、商品贸易、运输畜力、礼物交换、祭祀牺牲等活动中,是保障人类社会秩序的基本物质条件。动物管理是合理使用动物的重要条件。从孔子的正名思想到《周礼》动物职官体系的设置,动物管理逐渐纳入到人类社会制度体系中,使动物管理与人类社会管理相得益彰。在具体的治理方式上,先秦儒家主张人类对动物的管理应当遵循礼制的约束和道德的要求,这与西方动物福利论可能产生某种共鸣。在动物的法律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并没有赋予动物独立的法律地位,但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了人类对动物的职责和义务。人兽冲突实质上是礼法分歧,是一项政治管理问题。人类也是动物的保护者。先秦儒家注重从利益需求、王道政治、礼仪规范、仁义道德等方面提出保护动物的思想。动物的合理使用、有序管理、妥善保护,是先秦儒家王道政治的重要表现,也是圣王明君实现国泰民安的展现。动物与人类在道德方面有密切关联,这主要表现在动物的道德形象、道德地位及其道德教化等方面。在道德形象方面,禽兽是无仁无义的象征,但某些动物却可以因其生活习性、情感特征而升华成为仁禽义兽,由此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寓意和道德含义。这种变化为动物敞开了道德领域的大门。在道德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尽物之性、仁民爱物的思想强调人们应当关爱动物,一方面扩展了道德的视野,使动物成为了儒家扩充仁心、提升道德修养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又确立起人与动物的道德阶梯。仁民爱物与西方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敬畏生命的哲学不同,实是一种拓展式的伦理,本质上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先秦儒家认为圣王明君不仅应当关爱动物,而且能够以仁爱道德驯化动物。儒家的乐教理论能够实现百兽共舞、游鱼倾听的场景,不仅能有效遏制动物的残暴之心,而且能实现人类与动物的和谐相处。表面上看,这是对动物兽性的遏制,实质上反映出儒家仁义道德的教化作用。动物还能够进入人类的信仰体系中,这主要集中在动物神灵、动物献祭与动物占卜等方面。动物神灵是人类神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拒斥精怪,排除淫祀,将动物神灵集中在农业动物神与灵禽瑞兽的范围内,表达出对农业的关注和对人文道德的重视。先秦儒家坚持动物献祭的仪式,同时悬置人神关系,在献祭对象、祭品样式、献祭仪式等方面进行了变革,动物牺牲由沟通神灵的媒介演变成象征礼仪秩序的符号。动物与占卜的关系主要涉及到龟甲占卜、占梦术、占星术等。先秦儒家批判了占卜的神秘成份,但继承了占卜的思维方式,经此转化,动物由沟通人神的工具转变为天道的承载者。先秦儒家虽然深受原始巫术的影响,但更强调人文的信仰,倡导神道设教。动物在先秦儒家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领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构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元素。先秦儒家动物观基本确定了儒家动物观的面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确定了中国古代动物观的基本状况。通过动物而思,我们不仅可以透视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而且能够深入理解先秦儒家对人与动物伦理关系的思考。

杨红^[2]（2021）在《孔子“仁学”思想融入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赵欣媛^[3]（2021）在《孔子仁学融入大学生道德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灿烂辉煌。儒家思想精华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长期发展以来,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而孔子仁学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两千多年发展至今仍具有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将立德树人作为高校育人的根本任务,十分重视大学生的道德建设问题。而对于大学生道德建设问题,不但需要运用新时代的教育方法,更要善于借鉴孔子仁学的思想精华。因而,本文将孔子仁学融入大学生道德建设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其中正文部分主要包括:第一部分:孔子仁学的理论意蕴阐释。本文以孔子生平介绍和孔子仁学的来源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对孔子仁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孔子论“仁”、孔子仁学的核心内容进行了基本的归纳;并以此为前提,深入挖掘孔子仁学的价值取向,其中包括仁义为本的人格境界、以和为贵的社会理想、天人合一的自然情怀;以此为后文的深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孔子仁学融入大学生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孔子仁学融入大学生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其中包括实现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目标需要、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现实需要、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需要的必要性。同时,也包括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迫切性。第三部分:孔子仁学融入大学生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由于大学生对仁学学习的认知认同程度较低、高校对推动仁学学习研究的投入欠缺、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带来的负面影响等因素的存在,导致目前孔子仁学融入大学生道德建设在大学生个人、高校、家庭与社会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其包括大学生对于仁学的学习掌握不够深刻、未能将仁学理论应用于实践;高校指导性不强、相关实践活动开展不充分;学校、家庭和社会仁学教育合力发挥不足。第四部分:孔子仁学融入大学生道德建设的原则和对策思考。针对孔子仁学融入大学生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要在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大学生仁学学习的积极主动性,促使其实现从“知”到“行”的转化;丰富高校仁学教学内容与方法、开展多种形式的仁学教育实践活动;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仁学教育合力。以促进孔子仁学更好地融入大学生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大学生道德建设水平。

彭丹^[4]（2021）在《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虽然阳明学和道统论分别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然而阳明学道统思想的研究一直以来却较为薄弱。固然从整体来看阳明学的确少谈“道统”一词,但阳明学者的道统意识却又十分强烈,具有道统意蕴的论述也十分丰富。本文紧紧围绕本质性与历史性两个道统论的关键维度,通过对不同类型道统思想的细致分析,以期勾勒出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整体面貌。第一章总体讨论阳明学道统思想的由来、表现形式和发展轨迹。朱子学以凸显精神文化意蕴的道学来理解道统,阳明学继承了这一立场。不过在具体表述上,从阳明而下,阳明学者较多使用宗、脉这两个概念来表达自我的道统关切。其中,宗偏向本质型维度而脉偏向历史性维度。由所宗不同,阳明学可以分为以良知、仁、身、性概念为中心的四个道统思想类型,其中以致良知为宗和以求仁为宗是两种前后相继的主要类型。在以道学理解道统之外,基于对实际治理秩序的强调,随后晚明阳明学又出现了治、学二分,以治统摄学统的道统思想新局。第二章主要论阳明学对“十六字心传”的理解。“十六字心传”是朱子学道统思想的中心论点。阳明在朱子理学道统论的背景下,早期以源于“十六字心传”的心学为主旨论述道统,阳明后学不论具体立场为何,都不否认圣学为心学的基本观点。就道心人心的关系而言,阳明和大部分后学都持心即理的观点,对道心人心坚持一种天理人欲的对立理解;少数后学则将道心人心视为一种非一非二的体用关系。不过虽然立论各异,阳明学者都能将道心把握为主体性价值的内在根源,这就和朱子学的理解区隔开来。阳明学者也多有将中视为圣学之宗的提法。总体来说,“十六字心传”在阳明学道统思想中处于一个既重要又缺少独立性的位置,可以在总体上确定阳明学的道统思想是一种心学道统论,但不能以此判定各学者道统思想的具体意涵。第三章专论阳明学中以良知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阳明起初以心学衡定圣学,在自身良知学成熟以后,便大肆宣讲良知学,以良知为中心定位圣学。阳明道统谱系的突出特点是推重颜子和周、程二子。阳明的大多数一传弟子接踵继武。浙中王门一传侧重揭示在中之体,江右王门一传关注工夫,归寂派王门一传偏重寂、静等观念,他们以良知学为核心各有侧重地建立各自的道统论述。良知学的道统地位在阳明从祀时达到了高峰。但是阳明二传弟子以后,除了一些浙中王畿后学以外,鲜少有以良知为中心而建立道统论述者。随着良知学权威的下降,良知道统论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第四章考察阳明学中以仁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阳明在致良知之外,也特别重视一体之仁并在晚年大力提倡,但始终没有完全将其提至道统论述的层面。蒋信以万物一体为宗,在阳明弟子中独树一帜。在他们的影响下,以仁为宗的道统思想在二传以后弟子中得到了张扬。江右王门二传仁、心并重,浙中王门二传大力渲染仁体的宇宙意义,黔中王门注意发挥仁体合内外寂感的本质,天台一系的学者建立万物一体之仁的道统历史铺陈,泰州后学颜钧、何心隐则在道统中直接孔仁。这些学者的道统论述与致良知为宗者的不同就在于以求合内外的仁为旨归并以此来定义心体,在谱系上以仁学为中心而回归孔孟。此外,以修身为宗旨的道统思想将身体性作为道德实践的根本,宗性的道统思想以性为首出的观念,此二种道统思想可以视为仁学道统思想的同调。第五章讨论晚明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新局。阳明后学中主张三教合一论者有一种平视三教的正统主张,不特别标榜道传的儒家系谱,这以李贽、焦竑二人为代表。而更多的三传以后弟子以治、学两条线索组织道统论,治之统系虽以学为根本,却将学之统系兼摄。江右王门胡直后学邹元标、郭子章并列治、学两条谱系;浙中王门陶望龄的道统论也有着道事合一和道不即事的两条线索;泰州罗汝芳更是推尊明太祖,以孔孟之学佐唐虞之统的最早代表。在这几者之外,泰州后学杨复所与管东溟的道统理论,在鲜明地以治摄学的同时又融摄三教,将“道统”包含广大社会政治伦理秩序建立的意蕴表露的更为显豁。这样,代表治统的明太祖获得了超然的道统地位,道统中实际秩序治理的内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但这也造就了道统被治统融合的风险。本文第六章观察阳明学的传道观与传道实践,这是从较为现实和对阳明学者自身较近的时间点中发见道统思想的特点。阳明学者通常都有着较为鲜明的任道意识,有的学者对道的承担意识还特别强烈。阳明学者的传道观有着丰富多样的内涵,既受到禅宗传灯观念和宗族观念的深刻影响,又蕴含着道的普遍存在和独断承担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阳明后学对于孰为阳明后之正传意见分歧不一,主要有以江右、浙中、泰州三种看法,这表现了阳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地走向分化。和一般认为不同,总体上阳明学的传道实践并不非常普遍,只在浙中和泰州王门的若干人物中有所表现。最后余论论述本文的分析对理解阳明学历史发展逻辑和建设当代道统理论两个方面的启示。对道统思想史的阐释可以观察出阳明学与晚明学术发展的某些趋势与特点;而传统儒学本身要求道治合一的内在结构特质也值得当代道统建构论者深思。

张馨予^[5]（2021）在《先秦儒家心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先秦儒家的文化体系中,心范畴在诞生之初,旋即作为价值的根源而与天、道相通。价值的根源不在外,在于人的生命本身,儒家哲学强调自我实现和自我成就,主张将主体自身转化和境界提升都通过内心的修养而完成。正是因为心学说的重要地位,随着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心性价值论的理论构建也成为绵延两千多年的宏大体系,并成为传统文化的神髓所在。先秦儒家对心之概念阐述颇丰,既有如孟荀一样对心形成系统的理论进行专门论述,也有类似《论语》《大学》《中庸》一般,对心只有着一鳞半爪的论述。而与心范畴的论述相关、密不可分的还有天、性、情、知等概念。由于上述范畴不论是作为个体的内涵、外延,还是相互间的关系界定都很模糊,内容又极为丰富。以至于要深入理解心的范畴,需要在先秦儒家整体思想境域下,通过原典去勘察心及相关范畴的萌生、发展和形成的理论根据和演变过程。第一章首先考察先秦儒家心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先秦子学时期礼坏乐崩、不义攻伐以及世风败坏而引起民心陷溺,诸子各有重塑人民内心的精神信念,为人们的精神生命寻求安顿之所的志向,遂产生了心论的时代课题与哲学关怀。《易经》《尚书》《诗经》等典籍,作为诸子百家的学说之源,其中对心的论说衍生出了不同于甲骨文、金文时期原始意义地新的涵义,显示了心范畴演变的未来发展路向。心既含摄知性思考,又充溢道德意志,并为情感欲望所涵润,是人思虑、反省、抉择和意志等各方面的总和。同时此心上承天命而有性知,下涵形体而有情欲,良莠并存、善恶混杂,勾画出心和与之关联的天、性、知、情、欲等几种核心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子学时期道、墨、法、管诸家各有许多关于心的思考和认知。而儒家的独特之处在于肯定心作为道德主体的价值属性和主观能动力,赋予心以超越性,并重视发挥心的认知能力。先秦儒家诸子论心的主要差异在于子思、孟子和荀子,思、孟走出了一条尽心知性知天之向内反省的道德源流本心论;荀子则走出了一条向外求索、学思礼义的认知知性之心论。其中各自有其学理脉络的共通之处及独特之处,可算是先秦儒家心论两条二而一,一而二地既具互补性又有统一性的学脉。第二章重在揭示作为人类取则、效仿和最终根据的天或天命与人心之间的关系。自商至周,华夏文化大体上经历了由外及内,由天上到人间的信仰范式的转换,这以殷人之帝到周人之天的信仰范畴的鼎革为标志。周继商帝、天观念,在损益鼎革基础上完成了由人格神的帝、天向着义理之天的转换。在此基础之上,孔子厘定经学之际,周文原本内蕴的天人合一的义涵得以充分的揭示、发皇。以《易》为代表的经典视人为与天地并列的三才之一,人因此具有弥纶天地的品格。先秦儒家所论之心首先是以天地为准,认为天道赋人以德,而其德在心,而因为人的主体性存在,同样人德又以弥纶天地之方式影响及于天。遵循这个逻辑,人心之知亦是天赋而由人的主体性发挥而完成。同时,通过德的纽带,外在天命之先天神圣性与主体内在道德尊严的自觉之间也产生了相应的共鸣。人心与天道相互吻合的义涵呼之欲出。第三章围绕先秦儒家诸子根据心与性的密切关系而建构的心性学说之异同,讨论了儒家心性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了维护儒家之正统,回应百家之异说。儒家诸子在心说主线上,辅以性论而与时偕行,回应着时代提出的问题,展现出儒家特有的人文关切。性之原义具有无为、天然的属性,应指人生而即有,甚至未生先有之质,须通过心而始见,从而性与心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儒家诸子对性的定义有不同之处,由之对心与性的关系也有不同观点。在孔子学说中,心与性还没有被清晰地分开、分别论之,心性质说都统一在一个更高的哲学范畴—一“仁”中。藉着郭店楚简等近年考古新史料之重大发现,心性学说得到重要补充和丰富,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用“心取性出”论心性关系,心居于性、物之间而最为关键,与物相接和与性相通都在于心。孟子通过以心言性,通过对心的言说来揭示性所具有的内涵。通过“四心”与仁义礼智的关系,进而认识孟子的心与性所具有双重内涵:一是道心对应的性之本善层面,这是从义理之性的层面而言;一是评价心对应的性之向善层面,这是有待扩充存养的为善的能力的层面而言。荀子认为性有天生的官能之性,又有生具的官能接触于外物所产生的情感欲望之性,人性中的情感欲望如果不加克制,将会产生恶的后果。而心有能辨恶向善的知能,能够知仁义法正,因此荀子主张运用心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以心制性”心性关系。孟子与荀子之说貌似龃龉,实则更具有相互补充的作用,联系其所处的特定时代与历史文化语境,才能清楚认识其异同之辨与互补特性。第四章结合情与欲范畴的辨析,深探儒家心论内在肌理。心包含有性情两端,性是纯善的本性,是理;性一旦发动就是情;情失控而不加限制就成为欲。在儒家的学说体系中,天人合一、内外一贯、形上形下一统的品格是显而易见的。儒家所论情的意涵亦然,儒家情意涵经历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自然情感到道德情感的转移与升华。人欲思想的源头可追溯至西周初年。从孔子始,才有了人人皆具欲望的思想。孔子对欲的划分包括生理感性的欲和实现仁之内在欲求的道德情感之欲。孟子认为欲望具体表现为人的感官欲望和物质欲望,不具有道德内容,本身有趋恶的倾向。荀子认为性、情、欲只是人性发生进程中不同阶段上的差异,耳目鼻口等官能属于性,此性发动则生情,情与外物相接就会产生欲望,此欲望倘若随其自然发展而不加限制则会导致恶的结果。儒家肯定情感和欲望存在的合理性,但不加限制的情感和私欲会令人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因此主张以心治情欲,即发挥心的作用对情欲进行规范和约束,其中既有对欲望的限制,也有对情感的中和。第五章以先秦儒家心论体用一贯为中心,诠释从内圣之维的心本体论的建立到外王维度的仁政的探索落实。天人一体是儒家话语体系的基本品格。天道是孔子及其以后儒家学者解决道德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从理论上夯实的道德形上根据。道德本心的建构才是儒家探讨心性学说的真实目的所在。先秦儒家借助天道而为道德力量找到内蕴的本体性根基,并将此根基内置于人的心中,集道德内涵与道德实践于一心,凭借其学说体系中心本体的内蕴而落实其内圣之学,也即基于心的哲学根基根据而构建其宏大的道德本心。孔孟荀所持论点其本质在于正心,在于修身,其终极目的是基于心本论的内蕴而涵养其内在的圣贤之德。先秦儒家以存于人心的良心善性为道德本体,先建立人心的秩序,自身的仁心得以完善后,经过仁德之实践发扬成为平天下的外王之大用。在哲学学术史的角度上看,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构建对中华文化后续发展起到了薪火相传之功,尤其是启发了宋明理学近千年的学术辉煌,在当今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重新审视先秦儒家心论的时代价值,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启发性意义。

钱玲^[6]（2021）在《胡宏仁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胡宏作为南宋之初着名理学家,思想直接承继二程,融汇了北宋诸儒思想之精髓,开创湖湘学统。胡宏仁学思想内涵丰富,体系完整,其仁之内涵及工夫层面对朱子、南轩、陆王等人理论建构提供了丰富借鉴,仁之功用层面则集中展示了他对社会秩序和政治实践的现实关切以及贯穿始终的经世致用特点。并且胡宏仁学体系中部分功用思想是超前的,对于当今社会发展仍有重要价值。文章开篇从先秦孔孟之仁入手,理清胡宏对仁学最初本源的回溯,并梳理胡宏所处时代诸儒的仁学思想,既包括同时代前辈关于仁学思想的具体论述,又包括安国的家学渊源。在厘清胡宏仁学思想渊源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仁之意涵”、“仁之工夫”、“仁之功用”、“仁之影响及启示”四个层面详细论述胡宏仁学思想的具体内容。文章从“仁者,天地之心”、“仁者,心之道”、“人而能仁,道是以生”三方面对“仁之意涵”进行详细阐述,层层递进,先是以论述胡宏仁学思想赖以形成的性本论为出发点,梳理其仁学体系中性、心、仁三者之间关系:胡宏创建性本体论思想,“仁”在其中起着联结天人的桥梁作用,“仁”使得天地之性可下贯至人身,他以仁论性,以仁论心,惟有仁者能尽心知性知命。在此基础上文章深入探索胡宏系统完备的成仁工夫,并进一步阐述胡宏从其仁学思想延伸出的治世功用思想,包括注重德行修养的“内圣”及强调经世治国的“外王”两方面。文章在最后部分则对胡宏仁学的意义及启示进行了重点分析。从阐述朱子、南轩、陆王等人对胡宏仁学的继承与批判角度入手,分析胡宏仁学思想的历史影响;从重视个人身心修养及坚持社会德法共治的角度入手,分析其治世济民的当代启示。

吕芳^[7]（2020）在《儒学“关键词”英译研究 ——以《孔子诗论》为中心》文中认为本文尝试为《孔子诗论》“仁”以贯之的“关键词”寻获可能的最佳译词。先前儒学关键词的英译研究尚未触及《孔子诗论》关键词英译的本质,它们的跨文化翻译,因局限于西方译论历史中的“译意”倾向,其思想内涵在译入语中并未得到充分展现。因此,本文转化视角,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立场,以源语思源语的方式,重新审视《孔子诗论》核心语汇的语际翻译问题。与传统的探究模式不同的是:我们通过此一文本“关键词”的英译及与之相关的儒家典籍的不同译文的分析对比,意在为该出土文献的枢纽性表达寻找较为适宜的传译方式,并提取出此一翻译背后的基本原理:儒家之“仁”,寄望它能以其自身力量,为儒学经典的跨文化英译及翻译研究的基础理论层面的探究提供新的思想助益。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首先简要概括整体研究思路,包括选题原因、研究问题及研究对象等;进而,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分析以前研究的得失,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此外,我们也对研究意义、思路及结构予以介绍。第二章是对西方翻译理论历史“译意”观的追溯,指出这一翻译思想之于儒家典籍英译的重要影响。研究显示,语文学派侧重翻译实践,如何忠实、对等地在译入语中传达原文的意义是其关注焦点,“直译”与“意译”之争成为此一时期翻译理论家的主要议题;语言学派考察的是如何通过微观分析探讨语言各个层级的“对等”问题;文化学派批评语言学派囿于语言的机械转换,将文化、政治、历史等等因素引入理论探讨,反对统一的意义,将翻译视为一种意义的创造性活动。但不可否认,译者对原文的“改写”或“操纵”最终仍落实于语言层面的意义传递;解构学派意在颠覆原文中心主义,强调译者主体地位的张扬,主张终极意义的不在场,然而,寻求意义的流动性及不确定性,却可能使翻译研究陷入虚无主义的境地。总的来说,西方译论历史的爬梳可见,“译意”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这一翻译观的照应下,我们的典籍英译多以西方现成的抽象语言直接替换原文中动态化、生命化的核心语汇,使其丰厚的思想内涵在另一种语言及文化之中难以彰显。第三章关注的是西方翻译理论观照下以《孔子诗论》为中心的儒学“关键词”英译中存在的“译意”问题以及我们的反思。本文认为,“关键词”蕴含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精髓与思想精义,以它们为切入点更能说明典籍翻译中的有关问题。在此之前,我们首需抽取出《孔子诗论》中的“关键词”,为达至这一目的,我们的论述:一、对孔门《诗》学产生的历史时代及其文化背景略作说明;二、通过《论语》中夫子评《诗》的相关言论,揭示背后“仁”以贯之的指导思想;进而,三、在《孔子诗论》三条评《诗》脉络的梳理中,发现:这一夫子之“仁”亦隐含其中;由此,四、我们遴选出该典籍文本中以“仁”置基的关键语汇;五、通过它们的英译研究,可以看出:根植于西方译论历史研究中的“译意”思想严重影响着《孔子诗论》中这些枢纽性表达的英译,这一翻译观在中国文论及儒家典籍的语际处理中同样显现。如此,西方的翻译理论或已应对无方,思想的转化成为历史必然,中华文化的思想资源或能以其自身魅力在译界研究领域中发挥作用。第四章主要探讨《孔子诗论》以儒家之“仁”为纲领之思的四个层级“关键词”的英译,分为:第一层级“仁”、“文”、“志”;第二层级“天”、“命”、“德”;第三层级,“性”、“礼”、“心”及第四层级“诚”与“信”。具体做法为,笔者借鉴其他儒家典籍文本与之相关的译文,通过对比、比较的方式,为《孔子诗论》上述思想语汇寻获可能的最为合宜的译词,从中抽取出翻译背后的“仁”学思想,用来指导儒学典籍的英译。本文认为,儒家之“仁”以“仁者爱人”的心与心的沟通所带来的“生之意”（对生命的尊重、呵护与回归）,走向化育流行、变动不已的宇宙万物一体之仁的生命贯通,以“生生”之态回归自身。此一儒家“仁”思在跨文化译解之时,表现为:一、让“人（仁）道本身作为语言说话”;易言之,让蕴含仁思的语言直面自身“言说自我”;二、要求我们以自仁而来的那种思想或意义引导对儒学关键词的解释,意在回到仁本身;三、凡如此回归的,都可视为可行的,因为它们凸显的是动态化的生命。依此,“仁”、“德”、“性”、“诚”等关键词的翻译,将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化语言,而是理应回到儒家之“仁”所要求的“生生”样态,即:man-manning（ren仁）,virtue[looking straight into the heart and then acting]（de德）,cultivating heart and mind（xing性）,word-becoming（cheng诚）,如是,方能切近夫子之教的微言大义。须要说明,儒家之“仁”的跨文化意义尚处于研究的起始阶段,有关理论的深入应用需假以时日。第五章:归纳本文要点,指出研究的不足及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与建议。本文最终的结论是:《孔子诗论》中的“关键词”在儒家“仁”思的观照下,将不再囿于抽象语言的意义替换,而是转化为动态化、生命化的思想转渡,如此,儒学关键词方可在另一种语言及文化中重新焕发生机活力。此外,此一课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深度与广度还有待提升。但以之为参照,后续探究的主要方向包括:一、进一步完善儒家之“仁”用于译论研究的相关思考;二、在这一“仁”学思想的观照下,可将有关理论深入运用于其他儒家典籍的跨文化翻译之中。

李婷^[8]（2020）在《王安石仁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仁学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宋代道学重塑,仁学仍是学者们关注的对象,他们从各自的学术立场出发,抒发己见,标新立异,极大地推动了儒学在宋代的发展,王安石就是在这一时期涌现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以其“新学”的学术架构进行仁学的阐发,从多维视角赋予了仁学新的内涵和时代特色。王安石一扫以往章句训诂、泛滥辞章之风,重视道德性命之学,为推动儒学形态在宋代的转换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此,展开对王安石仁学思想的研究,不仅对全面把握王安石仁学思想体系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今天我们弘扬仁爱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上,运用文献的、比较的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展开对王安石仁学思想的讨论。全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对王安石仁学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进行了分析。王安石身处于北宋内忧外患、弊端丛生的时代,土地兼并严重,“三冗”沉疴造成赋税沉重,再加上为应对少数民族的威胁而对百姓的征敛,导致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王安石是一个有抱负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好学慎思,立足儒学,旁通百家,立有宏图之志,这为他学术思想的确立和仁学的阐发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其次,对王安石仁学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阐发。本文认为,道论和人性论是其仁学的理论基础。王安石提出“道之全”的概念,试图调和百家,采集诸子,统一道统。他运用“本末”、“体用”等范畴揭示了道的内涵及其本体特质,为其仁学提供了理论根据。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上强调二者的统一,从而为其仁学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哲学论证。在人性论上,王安石对人性善恶、性情关系等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成为他道德性命之学的理论基调。关于仁学思想的具体内容方面,王安石提出“以德爱者为仁”的主张,突出仁德的重要性,强调爱己爱人,爱亲爱民,内圣与外王并重。同时,王安石强调礼乐是天道的体现,论证了礼与法、礼与仁的关系。王安石的仁学思想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又立足于现实,对仁学厚植笃行,通过以义理财和循礼宽刑等实践方式把仁学灌注到社会政治实践中去。最后,本文对王安石仁学思想的学术价值、局限性和现代启示进行了阐发。王安石的仁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儒家仁学内涵。王安石强调盛德与大业兼重,不讳言功利,彰显出其突出的致用精神。虽然王安石的仁学思想也存在着内在矛盾和时代局限,但是总体而言在北宋儒学整体翻新的过程中对儒学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能否认的,乃至对我们今天在立德修身、立己达人、居仁行义、爱民安邦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张文祥^[9]（2020）在《从“为仁由己”到“天下归仁” ——孔子仁学思想的实践维度》文中研究说明在当前,孔子仁学思想研究依旧是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内的重点和热点,学者们愈发注重从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出发去阐述和发扬孔子的仁学思想,如何重新发现中国传统哲学里被遮蔽的、独具特色的思想资源,成为当今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不同于追求真理认知的西方哲学传统,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中国哲学是基于生活实践的观点来看待一切的,故中国哲学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特性正是中国哲学的独到之处。“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它的产生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孔子仁学思想的出现是为了重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挽救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因此孔子的仁学不能仅是一种思想观念层面上的学说,还必须是实践层面上的方法论原则。孔子根据不同的实践主体和实践领域给予“仁”以不同的内涵,如爱人、孝悌、忠恕、克己复礼、先难后获等等,仁的根本特性是本诸体验和实践的,就每一个道德主体的体验和实践言,仁是具体的,每一个道德主体面临的问题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有差异,所以“仁”的内涵因人而异。同时,孔子的仁学思想还是一个以克己复礼、能近取譬、执两用中为根本方法顺延着己一亲一众一物的路径不断实现和推扩其范围的实践过程,就其实践的路径和次序而言,孔子强调仁的实践应以个人自身为原点,从家庭之孝亲开始,而逐渐由近及远地不断扩充践行仁道的范围,推己及人直至最终达到万物一体的天下归仁之境界。从实践维度剖析孔子仁学思想可以真正推进和深化孔子仁学思想在当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当下,孔子的仁学思想和仁道理念仍然可以作为人们的道德理想,作为指引人们进行个人修养、社群生活和国家治理的行为准则,在修、齐、治、平的具体生活实践中不断开展和呈现,譬如可以开展克己慎独的自我实践,孝老爱亲的家庭实践,立人达人的社会实践,协和万邦的国际实践和万物一体的生态实践。

王岩^[10]（2020）在《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文中认为作为“四书”之一,儒学经典《孟子》在中国宋朝、日本江户时代、韩国朝鲜朝都具有重要影响,其仁说、性善说、“不动心”说、仁政说等深刻影响着中日韩三国的社会思潮走向、社会制度建设乃至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中日韩三国大儒均带着经世致用的济世情怀和历史使命感进入了注释《孟子》的领域,以注释儒学经典的方式表达着对天道、人性和社会等问题的看法,引领着时代思潮的走向。其中,尤以朱熹（1130-1200）、伊藤仁斋（1627-1705）和丁若镛（1762-1836）的注释最具代表性。在中国宋朝,在汉学向宋学转移的大势下,朱熹《孟子集注》以赵岐注为底本,上承韩愈、周敦颐、程颐、张载,下采张栻、杨时、范祖禹、吕希哲、尹焞、吕大临、游酢、谢良佐、侯仲良、周孚先等人,荟萃条疏,辨同别异,将经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心性之微的探索、宇宙之理的追索,建立起以理学精神为主的新孟子学,影响元明清七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并且,伴随着朱子学在汉文化圈的流播,《孟子》在日本及朝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末期即已出现汉学与宋学的分野。进入江户时代后,朱子学在幕府支持下获得了官学地位。十八世纪,反朱子学的力量壮大了起来,古学派开创者伊藤仁斋建立起以《论语》《孟子》为核心的古学思想体系,恢复人伦日用的古学之道,开启了儒学日本化进程。作为仁斋思想成熟时期的着作,《孟子古义》既是仁斋古学思想的代表,又是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试图摆脱朱子学影响、实现本土化的反映,鲜明体现了儒学在异域文化背景下的变化形态。儒学传入韩国的最早记载是公元640年唐太宗设立崇文馆,新罗、高句丽、百济将子弟送到唐朝学习,关于《孟子》可查证的最早记载是罗末丽初（约为公元十世纪）崔致远（857-?）在《无染和尚碑铭》中的六处征引。而《孟子》的正式接受是在朝鲜朝时期。作为实学派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镛认为《孟子》所体现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积极践行的实践精神,最能体现洙泗之学的真谛。茶山倾浸心血注释的《孟子要义》,既继承了朝鲜朝前期儒学的成果,又吸取了西学的内容,成为能够体现性理学、阳明学、北学和西学的思想载体,体现了十九世纪韩国儒学界尝试以儒学世界观来理解西方思想体系的努力。然而,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的《孟子》诠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其对“道”不同角度的理解之上。朱熹将宇宙起源、万物化生、飞禽动植、山川河流等自然现象融入对“道”的理解,进而为传统儒学中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联结起来的“天人一体”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宇宙论根据。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反对从形而上的“天理”来理解“道”的视角,转而将“道”的视角拉回到人伦日用之间,强调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之间的分离,构成了其《孟子》阐释的思想基础。如果说对“道”的理解体现了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理解,那么,对“理”的不同阐释则凸显出朱子学东传日韩之后所引起的种种反映。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条理、腠理、文理之义来重新理解“理”,从而完成了对朱熹“天理”之义的解构。故对“道”、“理”的不同理解构成三家对《孟子》阐释不同的深层原因,但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又并非决然相同,而是存在着若干具体差异。具体来说,朱熹以理气一体宇宙观为基础,以心性之学为核心,视《孟子》为阐释仁义礼智本然之性的儒学经典,进而使儒家在心性之说上超越佛家,巩固了社会价值观引领的地位。仁斋提出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反对朱熹以“心性”解《孟子》的作法,将《孟子》视为体现仁义之德、王道之要的儒学经典,最终以“仁义之德”表达了对君臣、父子人伦秩序的尊崇。与仁斋相似,丁若镛亦在反对理气一体宇宙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以“孝弟慈”为核心的人伦之道。然而,丁若镛更为强调“心”的实践意义,认为“天命之性”的贵重当体现于“行事”之间尽己之心的意愿之上。但是,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的不同把握并非临空蹈虚,而是在对《孟子》具体学说的阐释之中充分展开。《孟子》开篇即提出“仁”字,对“仁”一字之阐释凸显出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的不同把握。《孟子集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实际上分宇宙界与人生界两个层次来说仁。仁之理为天地生物之心,仁之气是天地温和之气,一“仁”字实际上绾合了理与气,接通了宇宙界与人生界。朱熹以天地之理、阴阳之气来说仁,既继承了孔孟儒学,又将仁字上升至宇宙界,使“仁”具有贯通天人的特色,真正体现了中国儒学特有的精神传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伊藤仁斋从人伦之道的古学观点出发,认为仁只是爱,不是“爱之理”;仁是忠信之爱,是实德,是实实在在的人伦情感;仁不是个人的私情、私爱,而是遍施于他人的公共之爱。而其思想基础则是天道与人道分立、道德法则与自然秩序分离的天人分立思想。可见,对中国儒学中对于天人关系的舍弃,透露出仁斋及德川儒学在吸收中国儒学时所持有的标准:即以是否具有指导社会生活和制度建设的实用性为标尺。这种以实用性选择文化的态度,不仅在江户时代迅速将儒学转化为推动社会兴盛的工具,也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民族能够迅速从传统中转型,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从而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转型的文化心理基础。茶山将“仁”看作现实社会中孝弟慈等人伦关系,尤其注意分辨心与仁义礼智之间的差别。茶山认为,仁义礼智与心并非是一段,仁义礼智只是在外之德行,能够真正地实现这一德行的根本在于“心”的权衡抉择,从而突出了“心”自主抉择的重要性,体现了韩国儒学注重实践性的特征。进而,茶山接受利玛窦西学的影响,将“天”理解为人格神意义的上帝,从而在天人关系的把握上区别于朱熹,形成了韩国儒学的特质。经由朱熹之解,性善说既成为《孟子》的核心思想,又成为日韩儒者绕不开的话题。朱熹“性即理”继承了汉儒以“天人宇宙图式”论性的传统,其“理一分殊”性学体系解决了儒家悬而未决的“性与天道”形而上根据的问题;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不离不即的关系,又最终将性善说挽回到人生义上来。仁斋“性好恶说”分离了“性”与仁义礼智大德之间的关系,认为气质之性天然有好仁义的倾向,顺性则可行仁义,顺人情可知性善,甚至将情提高到了“道”的位置,体现了德川儒者重“情”的普遍特点,为教化说、王道说打下了基础。丁若镛“性嗜好说”沿袭先秦儒学“以心见性”的模式,注重从心的好恶判断等直观感受上来认识性,既为心的自主之权留下广阔的空间,又使性善说能从朱熹天理的框架中脱离开来,具有指导人生实践和社会治理的实际意义。要言之,对“性善”的不同理解实根源于三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把握。《孟子·公孙丑上·不动心》章因提出了“不动心”、“知言”、“善养吾浩然之气”、“集义”等重要论断历来备受关注,是理解三家《孟子》阐释异同的绝佳样本。朱熹重视“未尝必其不动而自然不动”的圣贤心态以及俯仰无愧怍的浩然之气,集中阐述了“集义”的日用功夫,表现了理学沟通天地正气与人之精神气魄、推崇以“义”为核心的日常践履功夫的品格。仁斋以朱子学为继承和批评的对象,批驳朱熹对“不动心”和“浩然之气”的重视,集中阐发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表现了古学派不谈性与天道、注重人伦日用之道的实学特色。丁若镛集中阐发了对“心”为神形妙合之主的推崇,“不动心”只是志士仁人在伦理世界的世俗心态,完成了对朱熹所言“天理”与“不动心”关系的分离。仁政是孟子提出的治世理想,为中日韩儒者描摹了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朱熹认为仁政之大要在于人君一心之间的天理人欲之别,君子尽本性之善,由一心上溯至天理;圣人笃恭而天下平,修一己之德而天下从之。仁斋认为王道说是《孟子》乃至“四书”的主旨,其“生生之德”既继承了朱熹天地生生之意发畅不已的生命观,又将之限定在人世间的范围之内,具有了瞩目于人伦日用之道的古学特色。仁斋认为,仁政之本在于人君能与民偕乐,与天下同情,将“好货”、“好色”等合理情感欲望推己及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与民偕乐”（“同民之好恶”）之说。丁若镛认为,治国当以用人、理财为要务,合理的田制是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基础,经界之法、井田之制为礼乐兵刑等制度的根本,并重视以天命启迪道心的教化说,尝试为朝鲜朝的变革描绘出现实路径。结言之,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儒学经典《孟子》的重新诠释来表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这种经典的学问生产方法奠定了以经书为核心的东亚精神传统、思想传统,维护了儒家精神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三国对以“天人关系”为主的儒学核心价值理解不同,形成了三国儒学的不同特色,影响到三国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中日韩同属汉文化圈,整体上存在不同于西方的精神传统:即都不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根基和目标,而是注重群体合作、人际和谐。这既是儒学带给中日韩文化共同的基本要义,也是三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是三国面临西方文化之时所共同拥有的思想底色,对我们今日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亦具有深刻影响。

二、孔子的仁学思想:中国人道主义学说的渊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孔子的仁学思想:中国人道主义学说的渊源（论文提纲范文）

（1）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3）孔子仁学融入大学生道德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先秦儒家心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胡宏仁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儒学“关键词”英译研究 ——以《孔子诗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王安石仁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从“为仁由己”到“天下归仁” ——孔子仁学思想的实践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10）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孔子的仁学思想:中国人道主义学说的渊源（论文参考文献）

• [1]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D]. 刘怡. 西北大学, 2021(12)
• [2]孔子“仁学”思想融入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实践研究[D]. 杨红.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2021
• [3]孔子仁学融入大学生道德建设研究[D]. 赵欣媛.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4]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D]. 彭丹. 山东大学, 2021(11)
• [5]先秦儒家心论研究[D]. 张馨予. 山东大学, 2021(10)
• [6]胡宏仁学思想研究[D]. 钱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9)
• [7]儒学“关键词”英译研究 ——以《孔子诗论》为中心[D]. 吕芳. 南京大学, 2020(09)
• [8]王安石仁学思想研究[D]. 李婷.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从“为仁由己”到“天下归仁” ——孔子仁学思想的实践维度[D]. 张文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12)
• [10]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D]. 王岩. 山西大学,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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