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沟通、交流与深化——“西方政治思想史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高雅楠[1]（202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丰富的理论来源和艰辛的形成过程。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进军。同时,全球进入了大调整、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世界日益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共同体,实现全面而充分的人权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逐步形成。以“立君为民”“君权民授”“民贵君轻”和“限君为民”等思想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西学东渐”时期引进的先后受“天赋人权”论、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西方人权思想,以人权的历史观、阶级观、辩证观和相对观为基本架构的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权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理论来源。以此为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在经历了1949年至1977年权利理论的兴起与遮蔽、1978年至1990年人权思想的萌芽与反思、1991年至200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旗帜重树以及2002年至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重大发展阶段后,开始进入2012年至2017年的正式形成阶段。2017年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该思想的正式形成,并由此进入了深化发展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主体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而且人权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二是“以辩证统一为原则”的人权逻辑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应当实现人权与主权、权利与义务、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的辩证统一。三是“以全面发展为内容”的人权客体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应当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人权来看待,同时应当坚持公民和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生态权利等各项权利全面协调发展。四是“以法治保障为核心”的人权保障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以法治与人权的关系发展为主线,要求充分重视法治对人权的保障价值,并通过立法“定”人权、执法“保”人权、司法“救”人权以及守法“护”人权来充分实现人权的法治保障。五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依托”的人权全球治理思想。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习近平多次在国际场合阐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内涵,并使该思想逐步走向成熟,有力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发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必须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文明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的有机统一。西方主要人权思想经过了自然主义人权思想、功利主义人权思想、新自由主义人权思想、能力正义人权思想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每一种思想都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和现实局限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与西方人权思想之间在价值取向、权利侧重以及现实导向等方面存在重要差异。首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以和谐为价值导向,要求在民族国家的整体文明进程中谈论个人价值与个人人权,而西方人权思想始终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导向。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侧重积极权利,即既重视公民、政治权利,又重视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各项权利;西方人权思想侧重消极权利,即强调公民、政治权利,忽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最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既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又重视人权的特殊性,倡导人权模式的多元化;西方人权思想混淆人权的普遍性和“普世价值”,倡导人权模式的唯一化。与西方人权思想相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在理论、道路、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都有明显优势。为使这些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应当夯实人权思想对外表达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克服人权思想对外表达的现实困境,同时确立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战略意义,并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和传好中国声音两种路径来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优势转变为话语优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应依靠法治、政策和教育三种路径进行贯彻。新时代法治保障人权经历了人权立法期、人权司法期和人权法治期三个发展时期。新时代法治保障人权具有主体的普遍性、范围的广泛性、人权享有的公平性、体系的开放性、视野的国际性等突出特点,其基本面向是坚持党对人权法治保障工作的全面领导和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时代人权法治建设。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的主要形式不仅表现为制定和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还表现为发布指导意见、规定、办法和通知,同时表现为开展专项行动。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具有针对性强、及时高效、灵活易调等优势,但也存在保障主体难以平等、保障水平难以均衡、各项政策难以协调以及难以保持保障的稳定性等局限。基于此,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的发展,不但要求加强联结整合,提高人权保护的有效性,而且需要重视学习研究,增强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同时需要扩大社会参与,提升政策实施的影响力,还需要加强监督评估,确保政策评价的科学性。新时代加强人权宣传教育,是增强青年学生“四个自信”、澄清西方国家恶意诋毁和中国承担国际人权保障义务的需要,应当从教育载体、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三方面进行体系架构。新时代中国人权教育经历了萌芽、起步和初步发展三个阶段,且目前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公职教育等方面均面临诸多困境,应当通过在国家层面加大人权教育保障力度、在学校层面推进人权教育专业化发展以及在社会层面实现人权教育全民普及等路径进行优化。
杨楠[2]（2021）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文中指出权力监督作为权力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和关键维度。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长期执政的唯一执政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强化党内权力监督必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监督机制构建与完善的关键举措与核心环节。巡视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内监督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在传承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与吸收外来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探索完善的制度安排。因此,厘清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解析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并在巡视制度的百年探索中把握变迁特征、挖掘变迁经验,从而探索符合中国政治实际且与中国政治基因相匹配的更具适用性、有效性和创新性的巡视制度发展路径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要使命。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研究仍存在较多不足与研究空间,因而围绕此问题开展深入地探讨尤为必要。在明确相关概念和理论资源的基础上,遵循认识问题、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经典逻辑,重点回答巡视制度变迁“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如何办”等重点难点问题,从而揭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事实与基本逻辑。概念界定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明晰话语内涵、厘定论述边界、展开学术论争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清晰厘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够明确地划分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并对变迁动因、变迁特征以及路径选择进行分析。通过对制度、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从而明确本研究中所指涉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含义。此外,理论对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着重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进行阐述,从而借鉴相关政治学理论开展研究。准确划分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阶段,清晰描述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是解析变迁动因、归纳变迁特征的重要前提。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巡视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制度面貌。具体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1928年制度的生成,1931年制度的更新以及1934年以后制度的逐渐衰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在1955年得到了初步探索,但在1957年以后便日渐停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经历了1996年的制度重建、2004年的制度完善与2009年的制度健全三个主要历程。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内巡视制度也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主要经历了2015年的制度创新和2017年的制度优化两个阶段。在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以后,探究历次关键性变迁的动力因素尤为重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生成不仅深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制度的影响,更与应对当时党组织困境密切相关。巡视制度的更新既与当时党组织的外部困境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有关,还与党内巡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紧密相连。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可以被视为巡视制度逐渐衰微的关键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高饶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巡视制度的变迁。而1957年进行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思想观念变化又成为巡视制度日渐停滞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法制观念与监督观念为巡视制度的重新建立提供了观念支持,而1989年的政治风波则加速了党内巡视制度的重建进程。此外,重建巡视制度也是中共中央为切实解决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腐败与作风问题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此后,巡视制度历经完善与健全,不仅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决策部署有关,也是中共中央为解决巡视实践困境并将有效的实践经验加以制度化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在巡视制度的创新发展中,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为其提供了重要的观念支撑,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则是关键因素。此外,与巡视制度相关的其他党内法规变革也要求巡视制度进行相应匹配衔接。党内监督条例的修订是巡视制度优化的直接因素,党内存在的政治纪律不强、政治意识薄弱等突出问题则是巡视制度优化的深层动因。在对巡视制度变迁主要历程与动力因素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从总体视角把握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对审视巡视制度变迁全貌与探寻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都具有重要价值。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功能聚焦性和方式多重性是百年来党内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具体而言,从制度结构来看,主要表现为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从制度功能来看,主要表现为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两方面特征;从变迁方式来看,主要呈现渐进性、外生性与合意性特征。如何从制度变迁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从而以史为鉴、趋利避害、启迪后人成为制度变迁研究的重要环节。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以及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是未来巡视制度变迁的重要驱动路径,而积极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则是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更加成熟完备、协同高效。
张玉娴[3]（2021）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美国IB项目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教育在世界各地愈加受欢迎,尤其是作为“国际教育领跑者”的国际文凭（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简称IB）教育在全球不断扩展,但也在很多民族国家引发了质疑和争议,表现出一种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持续张力。美国是全球IB学校最多的国家,IB项目在美国的本土化发展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变?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高校在IB的本土化进程中提供了什么样的政策支持?IB项目在美国的本土化实施效果究竟如何?IB课程在美国遭受了什么样的争议,以及如何看待这种争议所体现出来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张力?针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文分为九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包括研究缘起、研究问题和意义、核心概念界定、文献综述、研究框架和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章对IB在美国的本土化进程进行了梳理,指出IB课程在美国经历了引进、增长、加速三个阶段,IB在美国快速扩展的同时也从精英走向了大众,而美国政府是主要的幕后推手。第二章还考察了IB在美国本土化的一个典型现象,即IB美洲区域办公室（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mericas,简称IBA）主动提出IB课程要与美国《州立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简称CCSS）相匹配和融合。第三章和第四章聚焦于IB在美国本土化的三个重要行动者,包括联邦政府、州和高校,它们推行的政策为IB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在联邦层面,多个教育政策文件都将IB作为一种高学术标准予以支持,尤其是在财政拨款上;在州层面,各州政府对IB的支持力度有很大差异,形式也非常多样,这也是IB在美国各州间分布不均衡的重要原因;在高校层面,IB在美国高校中的认可度非常高,并且提供了学分转换、奖学金等政策,吸引越来越多学生选择IB。第五章和第六章关注的是IB在美国本土化所带来的影响和实施效果。其中,第五章通过对相关的统计数据和实践报告的分析,从宏观上指出IB对美国教育带来了四个积极影响:包括提升学业成就、促进公平、推动公立学校走向国际化以及提升教师质量。第六章基于学区层面、高校层面和学校层面的案例研究,进一步从侧面佐证上述的实施效果。第七章和第八章关注的是IB在美国引起的争议,以及从IB自身全球化的角度去看待这种争议。尽管IB为美国教育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随着IB学校规模的迅速壮大,IB在美国社会各界也引发了各种争议。针对IB进行批判的主要是保守派,他们质疑IB所倡导的价值观和国际视野,担心影响本国公民的归属感。那么IB又是如何回应这种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张力呢?第八章从IBO自身的总体理念或使命、课程设计和运营策略三个维度对这一种张力进行了分析,并且指出IBO正是在这样一种张力之下逐渐实现其“全球梦想”,把IB打造成有全球影响力的K-12国际课程,并且致力于实现更大的良善与公平。基于以上分析,第九章做出了总结,IB为美国带来了更高的教育质量、教育公平、国际化水平以及全球竞争力;另一方面,IB造成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张力在全球具有普遍性。因此,中国应该以一种开放且谨慎的态度去对待IB之类的国际教育。最后,结合IB课程在我国的发展,提出针对我国国际教育治理的若干启示。
罗玉娇[4]（2021）在《吕振羽对唯物史观的运用研究》文中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吕振羽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考察历史是他工作的具体表现,也是他历史观的外化。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吕振羽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和毛泽东的历史观等作为理论渊源,结合当时的时代需要,集革命与学术为一体,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对历史进行了考察研究。吕振羽对历史的考察历经了萌芽、初创、形成、发展、深化等阶段。他在历史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广泛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现象。吕振羽在文化史和民族史方面的研究体现他在考察历史的过程中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一辩证原理的运用。他对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我国经历了原始社会时期、奴隶制度时期、封建社会时期到近代时期,并对每一阶段的起始时间进行了界定。除此之外,他还对“苏联模式”和“经济危机”进行了讨论,这些都体现了吕振羽在历史研究中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原理的运用。吕振羽提出的“殷商奴隶说”,以及对中国古代哲学政治思想的探讨和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都体现了他运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来考察历史。吕振羽在他的着述中,也一直致力于研究人民的历史,并对群众与领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既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指出个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吕振羽运用唯物史观考察历史所体现的史学思想以及史学方法论对我们当前历史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启示意义。面对当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现状,史学工作者在史学研究中要努力克服史学研究碎片化的现象。对历史进行考察的过程中,要坚持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实践性,要致力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注重遵循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方式来考察历史。作为史学工作者,面对纷繁复杂的史学工作要讲究通变结合,通专结合,重视历史研究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求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较大的发展。
王光荣[5]（2020）在《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文中指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系指一个国家通过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家形象的亲和力等传递与表达出来的影响力。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都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认同与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素,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创新力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日益成为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日益成为一个国家掌握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重要因素。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关乎我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乎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关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面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应对文化强国战略的时代机遇和软实力发展的现实挑战,如何在全球交往中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文化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仍然是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这需要我们正确处理文化生产、文化传承、文化传播和文化安全的关系,汲取他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经验,进而开拓国家软实力发展的实践路径;把握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统一性,探索以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实路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实效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双向建构。论文正文部分由五章构成,依循理论前提、历史溯源、现实检视、方向瞻望与实现路径的基本逻辑思路展开。第一章廓清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理论,旨在为全文提供理论基础和思想前提。着眼于元理论建构,阐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内涵、构成要素及基本特征,确立彰显本土特质与时代特征的新时代国家文化软实力分析框架;拓展研究视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中,探寻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丰富思想资源;阐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对于强大综合国力、强化国家向心力、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增强国际竞争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第二章回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历程与经验,以期为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历史启发。回顾总结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举措;全面把握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思想道德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日益繁荣、文化事业产业快速发展、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基本完成、中华文化国际影响不断增强;凝练概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宝贵经验,具体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坚持文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坚持面向世界的文化走出去战略。第三章分析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意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现实针对性。立足国际竞争新态势,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分析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面临的重要机遇,如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保障、文化强国战略的引领作用、科技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文化体制改革的制度保证。与此同时,对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需要,理性审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现实境遇,客观面对目前仍然存在的与国家经济影响力不相称、与文明古国的地位不匹配、与国家的奋斗目标不适应等瓶颈问题。第四章坚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探寻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路与策略。立足国情,明确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处理好的四对关系,即文化生产要把握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文化传承要把握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文化传播要把握好官方与民间的关系、文化安全要把握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面向世界,批判借鉴其他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有益经验,在文化交流与对话中推动实现他者经验的本土转化;面向未来,不断拓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实践路径,包括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提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提升新闻媒体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文化体制机制的活力。第五章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角,阐明以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可能性、必要性及实现路径;着眼于目标一致性、内容同构性、功能同向性等逻辑关联,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基础;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从确保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推进队伍建设发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建设、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作了阐述,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创新学科理念、拓展研究视域、开掘文化资源,在自身发展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之间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良性互动中,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应远马[6]（2020）在《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文中提出在法国近现代史及其历史编纂学当中,始则担任第二共和国总统,继而又作为第二帝国皇帝执掌政坛20多年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亦即人们更耳熟能详的拿破仑三世,由于第二帝国“以政变始,以色当终”的特殊历史等众多因素,不时成为人们抨击乃至嘲讽的对象。但毋庸讳言,正是在此人统治法国时期,尤其是近18年之久的第二帝国阶段,法国不仅获得了大革命以来鲜见的政局长久相对稳定,还出现了史上少有的经济持续扩张局面,迎来名副其实的“繁荣时代”。凡此种种,当和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一直以充当“圣西门主义力行者”为己任密不可分。作为拿破仑一世侄子,他对“伟大伯父”的思想既有推崇、继承的一面,更有因应时势,及时扬弃,大胆创新的一面。他在对其伯父思想观念进行系统梳理、全面阐述的《拿破仑的观念》中的不少主张,清楚地昭示了这一点。进而言之,如果说拿破仑一世是“马背上的罗伯斯庇尔”,那么,其侄儿则可谓“马背上的圣西门”。后者的思想导师乃是圣西门之类的人物,而并非像其伯父那样尊奉孟德斯鸠、卢梭为思想导师。由此,在圣西门等人影响之下,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早年即在关注波拿巴家族荣耀、法兰西国家兴衰同时,不仅极为关注“双元革命”发生后势必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还着力寻求它们的解决之策,《食糖问题剖析》、《消灭贫困》等他在上台之前出版的着述即为明证。因其独特身世素有家国情怀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仅喜欢写作,勤于思考,还引人瞩目地更有所行动。他在上台后,力求以稳定求发展,用繁荣保秩序。其间,不仅肯定大革命主要原则,赞同“人民主权”,还敢于、善于像伯父那样以人民主权化身自居,借助“公民投票”等手段去完成统治法国的大任。同时,既没有一味沉迷于政治纷争,更没有拘泥于政体形式,而是在同样信奉圣西门主义的得力助手辅助下,致力于让法国尽快具有现代国家的面貌。就此而言,不管是他作为总统在波尔多发表的重要讲话,还是在称帝后写给国务大臣富尔德的信件,无不表明其对于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视程度,以及具有的国际视野和现代意识,在同期欧洲国家领导人当中位居前列。本文的核心观点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在建构圣西门倡导的“实业社会”方面不仅具有现代观念、开放意识和切实可行的举措,而且实际成效更可圈可点的“圣西门主义力行者”。法国在第二帝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非但幅度大、速度快,其影响更是既深又远,不容低估。有鉴于此,本文从经济-社会史维度出发,首先通过细致考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显赫家世和早年经历,特别是逐一细致研读其上台前撰写的各类着述,探究其在圣西门影响下的治国理念及其思想渊源;继而力图揭示他如何深知现代社会扩展经济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通过寻求国家干预和自由主义经济之间平衡点来谋求“帝制下的繁荣”。在这一基础上,然后再从以下几大方面入手分别梳理、评判其相关举措和成效:推进工业革命在法国的完成;让第二帝国时期成为法国“农业文明的巅峰”阶段;以让法国真正进入“铁路时代”为抓手,实现法国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革;在让法国国内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如何顶住压力让法国在贸易自由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通过将巴黎打造成“19世纪的首都”来引领法国的城市化进程等等。希冀通过上述努力,提出若干具有一定新意的观点,从而能有助于人们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长期被“污名化”的拿破仑三世的历史作用,丰富和深化对在19世纪法国史中承上启下,其研究至今尚相对薄弱的第二帝国史相关问题,以及在当今法国政治谱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的波拿巴主义的认识。
孙曈[7]（2020）在《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文中指出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党认同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做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反映和行为表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根植于中国特有的国情,淬炼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种新型的政党关系主要特征就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框架下,存在着执政党认同与参政党认同的两个维度,由于参政党与执政党在目标、利益和使命上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的执政党与参政党携手形成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认同关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政治发展道路,构建了新型的中国政党制度。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参政党的建设,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方针和政策,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这一历史性文件中,将中国八个民主党派定性为“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①由此可见,中国参政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信任,同时所肩负的使命也更加重大。但是,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参政党认同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参政党在领导班子建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党协商、自身建设等还存在诸多不足,进而影响了参政党的认同度。因此,从政党认同的视角来把握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脉络,总结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经验,探索今后参政党认同的路径,对新时代参政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通过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进行梳理,总结了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脉络,论证了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认同中国共产党、发挥参政党政党功能、与执政党一道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基础。通过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问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参政党认同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了参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队伍建设、履职绩效、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认同路径,为今后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参政党的认同度、提升中国参政党的履职能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论文内容由以下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理论阐述。对与本研究相关的政党认同理论概念问题,如:认同、政治认同、政党认同进行界定与解读;对参政党认同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认同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为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理论指导。第二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建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参政党认同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实践成果,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经验进行了概括与总结。第三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认同的空间、认同的平台、自我认同层面阐明新时代参政党认同的机遇;从意识形态、信息技术、大统战工作格局、参政党履职能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层面阐述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挑战;通过对参政党认同的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揭示出当前参政党认同面临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根据参政党认同理论,分别从政党意识形态认同、参政党队伍认同、参政党履职绩效认同、参政党自身建设认同、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等方面,提出了推进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及对策。
梁俊山[8]（2020）在《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先后经历革命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重要发展阶段,各阶段都是党为实现人民利益而不断奋斗的过程。农村基层组织在党的实践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制度创新是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作用发挥的核心机制。厘清农村基层党支部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对于实现以制度创新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农村党支部领导,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H县D村是一个位于晋、陕、蒙交界处具有悠久历史的小型村庄,其处于“鸡鸣三省”的边缘地理环境、“十年九旱”的气候条件和“民歌海洋”的艺术氛围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时空场域中,为基层党的制度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环境支撑。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经历了组织化的三个重要时期,即从分散个体到组织集体的农民协会时期,从原子化小农到合作化社员的合作化时期和从非正式合作到政权化行动的人民公社时期。组织化实践中农民的民主意识得到启蒙并对农村制度形成初步认知,为改革开放后有序参与村民自治并积极探索制度创新奠定了基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全国推行村民自治的宏观背景下,由于党的制度安排尚未明确村“两委”关系,为村民自治实践预留了基层制度创新空间。D村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演化成为干群关系紧张、基层组织涣散的矛盾复杂村,群众在坚持党的领导制度认知下提出“选书记”的制度创新诉求。地方党委基于“人民中心”的价值遵循对诉求积极回应,与人民互动中创造了“两票”制选举党支部书记的新做法,强化了农村党支部的领导权威,有效解决农村现实问题。“两票”制经验在党组织支持和实践检验下不断扩散和深化,最终演化为具有全国普适性的“两推一选”制度。D村“两票”制经验及其“跨村选人”、“一肩挑”的制度创新实践展示了完整的制度创新脉络和经验链条,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本文试图通过对D村“两票”制创新的典型案例进行实证调研,结合渐进性制度变迁理论、场域理论对其内在规律进行剖析,形成对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研究发现党支部选举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保障下、农民发展内驱力推动下,遵循理法合一的价值路线,通过内生外嵌的实现路径进行耦合创新的过程。其中制度场域是创制发生的空间环境,四维一体是制度创新的体系结构,系统协同是制度创新的合力机制,耦合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实现机制。在把握党的基层制度创新逻辑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以制度创新强化党的基层领导、满足农民发展需求、引领农村“三治融合”和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的作用,从而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陈亚州[9]（2020）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文中提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首次扩员后提出的旨在推动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理念,对于上海合作组织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指引意义。与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承载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多重使命,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平稳构建对于上海合作组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体系等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将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概念纳入国际共同体的视阈中,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可视为在组织成员国间主要由价值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构成的四位一体的复合型地区共同体。据此,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共同体就是要推动成员国在共同价值、共同安全、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的基础上,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为团结互信的典范、安危共担的典范、互利共赢的典范和包容互鉴的典范。通过对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现有基础、主要挑战和基本路径方面等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可以发现,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丰富和深刻的思想资源,该理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思想、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其吸收了中国参与和创建国际组织基本实践历程的有益经验。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成员国在共同价值、共同安全、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方面,已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不过,在以上四个维度,构建上海合作组织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鉴于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一项复杂艰巨的长期任务,各成员国需要在分别拟定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路径、安全路径、利益路径和情感路径的基础上,形成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整合性路径。
张子峻[10]（2019）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文中提出宋代儒学聚焦于国家秩序的理论建构,主要表现为以道德介入治理的伦理政治理论。宋儒治理哲学的核心议题是关于道德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其基本思路是为人伦世界的道德奠定形上根基。然近百年来学人对宋代儒学的研究偏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于宋儒为学之旨关注较少。学人欲揭示宋代儒学的经世之旨,就须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的思想世界,回归到产生这种思想的历史世界;而讨论宋儒如何建构政治治理的理论内容,则须从历史世界再次回到思想世界。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建立了以“道”和“理”表达秩序追寻的理论言说范式。这一范式以“自然”的客观性论证道德的普遍性与正当性:道、理是天道之“自然”,同时也与人伦之“当然”对应,形成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天人相关”论证。天人相关论以天人之间的相似、相关进行比附、推类、模拟,以此论证人间社会制度的正当,这是基于对生产、生活中天人之间的相似情景进行的论证。宋儒以接续孔孟之道、复三代之治为己任,其治理理论继承了先秦儒家以“道”“理”论“治”的范式。但宋儒在“出入佛老”的历程中,融贯“心性”与“天道”为伦理政治之道德确立形上地位。宋代伦理政治直承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问题,但宋儒更加强调从“性命”与“天道”融贯的角度,进行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之普适性证成。这一过程是从宋初强调制度性的“治术”,进展为以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结构。同时在佛、道性空、无为诸说对形下之治术、治体的消解中,于北宋中期展开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立法,即关于“道体”的建构。“道体”建构是对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提升,以王安石、张载、二程为代表。“道体”的确立标志着自先秦以来,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的普遍性与正当性证成之完成。具体而言,王安石早期重视《论语》《孟子》,他在北宋首倡“道德性命之学”,建立起政治治理理论中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模式。但其思想中期转而重视《尚书》、《诗经》、《周礼》,以论证其更革的正当性。荆公经诠所据经书,大致有一个从重视“四书”（《论语》《孟子》《中庸》等）向重视“五经”（《尚书》、《诗经》）的变化。这一变化表明他更为侧重制度性之“治术”,忽视进一步对道德性之治体的阐释。这表现于哲学阐释上,是他虽然用“道之体”来统摄“道之用”,然“道之体”的呈现却依赖于“道之用”,更强调“适用为本”,导致体用二本。即制度性“治术”与道德性“治体”的“二本”,没有完成“内圣外王”的体用衔接。荆公试图以经典解释和文字诠解工作来重建“道”的整全性,以消除“二本”之弊,但因其经解风格有汉儒孔、郑言简意赅之风,加之又多牵附之弊,所揭之“道”未获普遍认可,未能实现“道”的统一。这促使在他执政和变革中,倚靠从帝王借代的“势”压制异己之“道”,促使“道—势”问题的凸显。荆公阐扬“道德性命”,但杂糅佛、道,未给伦理政治之道德内容确立道体地位。奠定道德的形上地位,首先就要瓦解佛、道的理论根基。张载以“虚”的聚散阐发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来完成这一任务。宇宙生成论的目的是否定佛、道性空、无为思想,“虚”聚合为形质之“气”,进而产生万物,即以“虚→气→万物”这一过程,说明万物实存,彻底否定佛、道之学的根基,横渠“四为句”就是挺立儒者任道精神的体现。宇宙本体论则以“虚”所具湛、静、无形等属性,确立“虚”的本体属性,在宇宙生化中,人禀受“虚”的属性,用以解释心性的至上来源,从而赋予道德性之心性的至上与普遍,为道德奠定至上依据。但张载阐释的“清虚一大”之“虚”,合“性气”与“形气”为一体,尚有形下之嫌。理论上,形下之气无法为道德奠定最高依据,因而横渠在“道体”奠立上尤有缺失。二程将“虚”的“性气”与“形气”剥离为形上之“理”与形下之“气”,由此展开“道体”建构。他们首先完成由“道”至“理”的话语转换,确立“理”关涉秩序的论说模式。同时,由“天即理”完成“理”的本体论证,由“性即理”赋予“天理”道德内容,由“礼即理”证成治术、治体之形上地位。由此,二程将前人外在论证转到“一天人,齐上下”的内在论证,从外在论证的推类、比附转向以人道“心性”与天道“自然”融合,将人道之“当然”奠基于天道之“必然”,完成伦理政治之道德的形上化,即从“治术”“治体”提升至“道体”的理论建构:道德性仁义之“治体”引导制度性法、礼之“治术”,同时在应对佛、道挑战中,将道德性之“治体”提升至“天道”“天理”的层面,完成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之形上化。宋儒将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形上化、绝对化,存在某种理论危险。首先,形上化的道德虽能为道德树立权威,但也能因其绝对化而出现“以理杀人”之问题。再者,至上的“道”既可能是“绝对真理”,也会因此被利用为排斥“异论”的思想独断。最后,在所有寻求秩序的策略中,道德仅为其中一端,宋儒将道德上达为天理、天道,塑造其为最根本因素,掩盖了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的事实。而在反思宋儒道论时,从塑造“当代”国家型态的历史原因回望传统儒家治理之学,还可从“传统”至“当代”的“内生演化”中,挖掘当代国家治理的历史资源。
二、沟通、交流与深化——“西方政治思想史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沟通、交流与深化——“西方政治思想史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和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历史形成 |
| 2.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形成背景 |
|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理论来源 |
| 2.2.1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
| 2.2.2 “西学东渐”与人权思想的引进 |
| 2.2.3 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 |
| 2.2.4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 |
| 2.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形成过程 |
| 2.3.1 权利理论的兴起与遮蔽(1949-1977 年) |
| 2.3.2 人权思想的解放与反思(1978-1990 年) |
| 2.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旗帜重树(1991-2001 年) |
| 2.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重大发展(2002-2011 年) |
| 2.3.5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正式形成(2012-2017 年) |
| 2.3.6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深化发展(2018-现在)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基本内容 |
| 3.1 “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主体思想 |
| 3.1.1 根本目的:发展为了人民 |
| 3.1.2 动力来源:发展依靠人民 |
| 3.1.3 根本价值: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
| 3.2 “以辩证统一为原则”的人权逻辑思想 |
| 3.2.1 人权与主权的辩证统一 |
| 3.2.2 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 |
| 3.2.3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
| 3.2.4 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的辩证统一 |
| 3.3 “以全面发展为内容”的人权客体思想 |
| 3.3.1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 |
| 3.3.2 坚持各项权利全面协调发展 |
| 3.4 “以法治保障为核心”的人权保障思想 |
| 3.4.1 依靠法治保障人权的价值基础 |
| 3.4.2 依靠法治保障人权的历史考察 |
| 3.4.3 依靠法治保障人权的主要内容 |
| 3.5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依托”的人权全球治理思想 |
| 3.5.1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考察 |
| 3.5.2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内涵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比较优势 |
| 4.1 西方主要人权思想的流变 |
| 4.1.1 自然主义人权思想 |
| 4.1.2 功利主义人权思想 |
| 4.1.3 新自由主义人权思想 |
| 4.1.4 能力正义人权思想 |
| 4.2 中西人权思想的主要差异 |
| 4.2.1 价值取向不同 |
| 4.2.2 权利侧重不同 |
| 4.2.3 现实导向不同 |
| 4.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优势体现 |
| 4.3.1 理论优势 |
| 4.3.2 道路优势 |
| 4.3.3 制度优势 |
| 4.3.4 文化优势 |
| 4.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优势表达 |
| 4.4.1 新时代中国人权思想对外表达的国际背景 |
| 4.4.2 新时代中国人权思想对外表达的现实基础 |
| 4.4.3 建构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战略意义 |
| 4.4.4 人权思想优势转变为话语优势的中国进路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贯彻路径 |
| 5.1 依靠法治贯彻 |
| 5.1.1 新时代法治保障人权的历史考察 |
| 5.1.2 新时代法治保障人权的突出特点 |
| 5.1.3 新时代法治保障人权的基本面向 |
| 5.2 依靠政策贯彻 |
| 5.2.1 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的主要形式 |
| 5.2.2 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的客观评价 |
| 5.2.3 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的基本面向 |
| 5.3 依靠教育贯彻 |
| 5.3.1 新时代人权宣传教育的重大意义 |
| 5.3.2 新时代中国人权教育的体系架构 |
| 5.3.3 新时代中国人权教育的发展历程 |
| 5.3.4 新时代中国人权教育的现实困境 |
| 5.3.5 新时代中国人权教育的优化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2）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阐释研究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历史考察研究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实践探索研究 |
| (四)已有研究评析 |
| 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内容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内容结构 |
| 四、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阐述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制度概念的界定 |
| (二)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 二、相关理论阐述 |
| (一)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 |
| (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生成:1928 年《巡视条例》的颁布 |
| (二)制度更新:1931 年《中央巡视条例》的颁布 |
| (三)制度衰微:1934 年后《中央巡视条例》逐渐衰微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探索:1955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决定的提出 |
| (二)制度停滞:1957 年后巡视制度日渐停滞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重建:1996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试行办法的颁布 |
| (二)制度完善:2004 年关于巡视工作暂行规定的颁布 |
| (三)制度健全:2009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的颁布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创新:2015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颁布 |
| (二)制度优化:2017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修订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生成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更新的动力因素 |
| (三)巡视制度衰微的动力因素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探索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停滞的动力因素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重建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完善的动力因素 |
| (三)巡视制度健全的动力因素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创新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优化的动力因素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 |
| (一)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 |
| (二)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 |
| (三)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 |
| (四)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 |
| (五)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功能聚焦性 |
| (一)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 |
| (二)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方式多重性 |
| (一)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渐进性 |
| (二)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外生性 |
| (三)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合意性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驱动路径 |
| (一)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 |
| (二)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 |
| (三)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 |
| (四)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 |
| (一)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 |
| (二)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 |
| (三)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美国IB项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国际文凭项目是什么 |
| 二、为什么要研究IB项目 |
| 三、为什么要研究IB项目在美国的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国际文凭项目 |
| 二、全球化 |
| 三、本土化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IB项目的起源与发展的相关研究 |
| 二、IB项目结构与特征的相关研究 |
| 三、IB项目的实施情况的相关研究 |
| 四、IB项目价值意义的相关研究 |
| 五、IB项目本土化的相关研究 |
| 六、综述小结 |
| 第五节 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IB项目在美国的本土发展 |
| 第一节 IB在美国的本土发展 |
| 一、引进阶段(1971-1979) |
| 二、增长阶段(1980-1989) |
| 三、加速阶段(1990 至今) |
| 第二节 IB与本土课程标准互融互补 |
| 一、总体目标的匹配 |
| 二、阅读标准 |
| 三、IB课程与共同核心标准的融合 |
| 四、IB课程对共同核心标准的弥补 |
| 第三章 IB在美国发展的联邦层面法律政策因素 |
| 第一节 提升教育质量:《中小学教育法》、TITLE I学校与IB |
| 第二节 问责文化的形成:《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和IB |
| 第三节 提升竞争力的相关政策与IB |
| 第四节 国际教育战略作为IB课程发展的催化剂 |
| 第五节 对基础教育的新反思——ESSA法案与IB |
| 第四章 美国州和高校层面对IB的政策支持 |
| 第一节 州层面对IB的政策支持 |
| 一、政策支持的维度 |
| 二、支持政策的实践转化:以佛罗里达州为例 |
| 三、各州的政策创新与实践 |
| 第二节 高校对IB的政策推动作用 |
| 一、美国高校对IB的认可 |
| 二、高校出台优惠政策吸引IB学生 |
| 第五章 IB学校在美国的实施及其效果 |
| 第一节 IB能够提高学生学业表现 |
| 一、PYP学生的表现 |
| 二、MYP学生的表现 |
| 三、DP学生的表现 |
| 第二节 IB能够促进教育公平 |
| 一、提高低收入家庭学生参与IB项目的机会率 |
| 二、改善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学业表现 |
| 三、增加低收入DP学生进入高等院校的机会 |
| 第三节 IB项目对教师发挥的影响 |
| 一、对小学教师的影响 |
| 二、对中学教师的影响 |
| 第四节 IB项目能够帮助美国学校走向国际化 |
| 第六章 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学区层面的案例:芝加哥公立学校(学区) |
| 一、CPS引进IB项目之前的状况 |
| 二、CPS采取的措施 |
| 三、引入IB项目的效果 |
| 第二节 高校层面的案例:洛约拉大学中的IB教师培训项目 |
| 一、IB教师培训的三个阶段 |
| 二、IB教师需要掌握的知识指标和技能指标 |
| 三、IB教师专业课程 |
| 第三节 学校层面的案例 |
| 案例一:皮斯小学 |
| 案例二:科罗拉多学校 |
| 案例三:美国L国际学校 |
| 第七章 IB项目在美国受到争议 |
| 第一节 争议的进程 |
| 一、导火索:IB项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 |
| 二、矛盾激化:联邦政府的支持 |
| 三、批判的高峰阶段:匹兹堡事件 |
| 第二节 争议的重点 |
| 一、“世界公民”和“美国公民”之争 |
| 二、侵犯地方教育权 |
| 三、质疑IB项目的效果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阴谋 |
| 第三节 来自不同阵营的声音 |
| 第八章 全球化与地方化张力下IB的回应 |
| 第一节 理想主义的使命:IB的初创期(1962-1973) |
| 一、秘而不宣的“国际使命” |
| 二、全人教育与学术标准的平衡 |
| 三、精英主义或欧洲中心的现实 |
| 第二节 理想主义的衰退:发展与稳定期(1974-1989) |
| 一、国际使命的衰退 |
| 二、将全球议题和跨学科方法引入课程 |
| 三、不均衡的全球拓展 |
| 第三节 重申全球梦想:扩张与多元化时期(1990-2003) |
| 一、从国际理解到世界公民 |
| 二、开发PYP与 MYP |
| 三、转向行善与公平 |
| 第四节 迈向大众:品牌化时期 |
| 一、培养国际情怀与全球公民 |
| 二、打造K-12 的国际课程品牌 |
| 三、从精英走向大众 |
| 第五节 三重张力下的美国IB项目发展 |
| 第九章 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辩证:IB项目发展的结论和启示 |
| 第一节 IB项目为美国教育带来了好处 |
| 一、IB项目能够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国际化 |
| 二、IB项目能够促进教育公平 |
| 三、IB项目能够为美国带来全球竞争力 |
| 第二节 IB项目的全球扩展就是其不断的全球本土化的过程 |
| 一、IB项目在英国 |
| 二、IB项目在澳大利亚 |
| 三、IB项目在日本 |
| 第三节 中国教育如何应对IB教育 |
| 一、可以大胆引进国际先进的教育资源 |
| 二、有必要对国际项目进行本土化改造 |
| 三、可以借鉴美国IB项目的本土化经验 |
| 四、用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对教育国际化 |
| 参考文献 |
| 一 中文文献 |
| (一)中文着作或译作 |
| (二)中文期刊 |
| (三)中文学位论文、网络文献及其他 |
| 二、英文文献 |
| (一)英文着作及官方文件 |
| (二)英文期刊 |
| (三)英文学位论文、报告及网络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访谈提纲 |
| 附录二:访谈记录 |
| 附录三:美国各州IB学校数量统计图 |
| 后记 |
（4）吕振羽对唯物史观的运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唯物史观概念界定及内涵分析 |
| 一、唯物史观的概念界定 |
| 二、唯物史观的内涵分析 |
| (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
| (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辩证发展规律 |
| (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辩证发展规律 |
| (四)群众史观 |
| 第三章 吕振羽运用唯物史观考察历史的缘起和演进 |
| 一、吕振羽运用唯物史观考察历史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 |
| (二)毛泽东的历史观 |
| 二、吕振羽运用唯物史观考察历史的演进历程 |
| (一)萌芽阶段 |
| (二)初创阶段 |
| (三)形成阶段 |
| (四)发展阶段 |
| (五)深化阶段 |
| 第四章 吕振羽对唯物史观运用的具体展现 |
| 一、运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考察历史 |
| (一)文化的发展理论体现社会存在的决定性 |
| (二)民族史观体现社会存在的决定性 |
| 二、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考察历史 |
| (一)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体现生产力的决定性 |
| (二)对“苏联模式”和“经济危机”的讨论体现生产关系的反作用 |
| 三、运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考察历史 |
| (一)首次提出殷商为奴隶社会体现经济基础的决定性 |
| (二)考察中国古代哲学政治思想体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 |
| (三)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体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
| 四、运用群众史观考察历史 |
| (一)致力于研究人民的历史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
| (二)对领袖的认识体现个人对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 |
| 第五章 吕振羽运用唯物史观考察历史的当代启示 |
| 一、史学研究要坚持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结合 |
| 二、史学研究要注重考据与义理相结合 |
| 三、史学研究要讲究通与专相结合 |
| 四、史学研究要重视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需要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 |
| (三)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需要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理论概述 |
| 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和特征 |
| (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内涵 |
| (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
| (三)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特征 |
| 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理论资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资源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资源 |
| (三)近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资源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资源 |
| (五)西方文化中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资源 |
| 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意义 |
| (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提升综合国力 |
| (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强化国家向心力 |
| (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增强国际竞争力 |
| 第二章 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
| 一、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历史进程 |
| (一)文化软实力的基础建设时期 |
| (二)文化软实力的改革振兴时期 |
| (三)文化软实力的繁荣发展时期 |
| 二、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大成就 |
| (一)思想道德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
| (二)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日益繁荣 |
| (三)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日益发展 |
| (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深入 |
| (五)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
| 三、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
|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 (三)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人民主体性 |
| (四)坚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 |
| （五）坚持面向世界的文化走出去战略 |
| 第三章 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机遇与挑战 |
| 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时代背景 |
| (一)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 |
| (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
| 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机遇 |
| (一)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作用 |
| (二)文化强国战略的引领作用 |
| (三)科技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 |
| (四)文化体制改革的制度保证 |
| 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严峻挑战 |
| (一)我国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经济影响力不相称 |
| (二)我国文化软实力与文明古国的地位不匹配 |
| (三)我国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的奋斗目标不适应 |
| 第四章 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路与策略 |
| 一、立足中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需把握的重要关系 |
| (一)文化生产:把握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
| (二)文化传承:把握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
| (三)文化传播:把握好官方与民间的关系 |
| (四)文化安全:把握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 |
| 二、借鉴世界,汲取他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有益经验 |
| (一)美国:面向全球,提升文化世界影响 |
| (二)日本:固本开源,打造民族文化品牌 |
| (三)印度:发扬特色,坚持传统与创新并重 |
| (四)发达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路径给中国的启示 |
| 三、面向未来,不断拓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
| (一)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 |
| (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 |
| (三)提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 |
| (四)提升新闻媒体的国际影响力 |
| (五)提升文化体制机制的活力 |
| 第五章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 |
| 一、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统一 |
| (一)目标上的一致性 |
| (二)内容上的同构性 |
| (三)功能上的同向性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
| (一)确保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健康发展 |
| (二)推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队伍建设 |
| (三)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建设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价值和意义 |
| (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国际影响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言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史料概况和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
| 1.5 本文创新和不足 |
| 2.“马背上的圣西门”的家世与思想渊源 |
| 2.1 “马背上的圣西门”的显赫家世 |
| 2.2 早年的经历及其影响 |
| 2.3 “圣西门主义力行者”治国思想探源 |
| 3.“圣西门主义力行者”的治国理念和施政方针 |
| 3.1 以稳定求发展,用繁荣保秩序 |
| 3.2 寻求国家干预和自由主义经济之间的平衡点 |
| 4.完成被社会动荡延宕的法国工业革命 |
| 4.1 被社会动荡延宕的工业革命得以在法国完成 |
| 4.2 以信贷作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推进器” |
| 5.近代法国农业发展“黄金时代”的到来 |
| 5.1 广受农民拥戴的“农民皇帝” |
| 5.2 复苏农业、振兴乡村:愿望和举措 |
| 5.3 拿破仑三世和法国“三农”现代转型的起步 |
| 6.交通运输:经济飞跃另一“推进器”的大发展 |
| 6.1 以进入“铁路时代”作为让经济走出低谷的突破口 |
| 6.2 传统交通手段在“铁路时代”的新发展 |
| 7.“商业政府”扩大内外贸易的举措与成效 |
| 7.1 以生产性消费促进商业的发展和转型 |
| 7.2 借力“关税政变”使法国走上自由贸易之路 |
| 8.以打造“世界之都”引领法国城市化进程 |
| 8.1 改造乃至“重建”巴黎的必要性 |
| 8.2 打造“世界之都”:拿破仑三世与“奥斯曼计划” |
| 9.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生平大事记 |
| 附录2. 1852年10月9日路易-拿破仑总统在波尔多发表的讲话 |
| 附录3. 1860年1月5日拿破仑三世致国务大臣富尔德的信 |
| 作者简历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7）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1. 有助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
| 2. 有助于提高我国参政党的政党生命力 |
| 3. 对中国参政党的政党社会形象塑造具有推动意义 |
| 4. 对参政党理论建设具有一定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1. 关于参政党研究 |
| 2. 政党认同理论研究 |
| 3. 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研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1. 政党认同理论在西方 |
| 2.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政党认同研究 |
| （三） 文献述评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主要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研究的创新点 |
| 1. 研究观点的创新 |
| 2. 研究视角创新 |
| （二） 论文不足之处 |
| 1. 对原始资料的研究不足 |
| 2. 理论阐述中还存在不够深入、透彻的问题 |
| 3. 调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
| 第一章 中国参政党认同的理论阐释 |
| 一、 政党认同相关概念 |
| （一） 认同 |
| （二） 政治认同 |
| （三） 政党认同 |
| 二、 参政党认同 |
| （一） 参政党认同的主体和客体 |
| 1. 参政党认同的主体与客体界定 |
| 2. 主体对客体认同内容界定 |
| （二） 参政党认同层次 |
| 1. 参政党的情感认同 |
| 2. 参政党的认知认同 |
| 3. 参政党的评价认同 |
| 4. 参政党的行为认同 |
| 三、 参政党认同与执政党认同的区别与联系 |
| （一） 二者认同的联系：具有一致性 |
| （二） 二者认同的区别：具有多样性 |
| 四、 参政党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 |
| （一） 意识形态影响因素 |
| （二） 参政党形象（组织、领导人）影响因素 |
| （三） 参政党绩效影响因素 |
| （四） 信息技术革命影响因素 |
| 五、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认同思想 |
| （一） 关于人民群众认同的思想 |
| （二） 关于意识形态认同的思想 |
| （三） 关于政党组织认同的思想 |
| （四） 关于执政党治理能力认同的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 |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认同的历史构建 |
| （一） 在救亡图存中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二） 在历史性抉择中不断构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1. 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促进了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2. 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各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纲领 |
| 3. 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保障构建 |
| （一） 《共同纲领》在制度上培育参政党政治认同 |
| （二） 参与国家建设和管理打下参政党认同基础 |
| （三） “八字方针”构筑参政党认同的制度根基 |
| 1. “八字方针”提供了参政党认同制度保障 |
| 2. “八字方针”坚定了民主党派成员政党认同的信心 |
| 3. 在各种政治考验中不忘对中国共产党认同的初衷 |
| 三、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完善 |
| （一） 拨乱反正参政党认同进入新时期 |
| 1. 召开政协会议，明确民主党派政党认同基调 |
| 2. 巩固政治联盟地位，凝聚参政党认同共识 |
| 3. 出台“十六字方针”，巩固参政党认同基础 |
| （二） 建章立制完善参政党认同体系 |
| （三） 提升绩效塑造参政党认同形象 |
| 1. 发挥人才优势，提升参政党绩效 |
| 2. 发挥参政党职能，突显履职成效 |
| （四） 强化自身建设提升参政党认同质量 |
| 1. 政治参与体现参政党价值认同 |
| 2. 政治交接传承参政党认同传统 |
| 3. 强化参政党成员认同主体作用 |
| 4. 创新履职方式，增强参政党认同评价 |
| （五） 出台重要法规文件为参政党认同保驾护航 |
| 四、 中国参政党认同进入新时代 |
| （一）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新论断 |
|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概念的提出 |
|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科学内涵 |
|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论断的重大意义 |
| （二） 参政党认同迈上新台阶 |
| 1. 召开中央统战会议，参政党认同的一个里程碑 |
| 2. 出台系列法规性文件，从理论、政策上加大对参政党认同 |
| （三） 参政党认同实践步入新境界 |
| 1.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参政党政治认同 |
| 2. 强化组织建设构建参政党认同根基 |
| 3. 履职尽责强化参政党绩效认同 |
| 4. 提升社会服务水平赢得民众认同 |
| 5. 在促进祖国统一中，增进海内外同胞对参政党认同 |
| 五、 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经验 |
| （一） 参政党认同的根基是与执政党永葆政治共识 |
| （二） 参政党认同的基础是不断提升履职绩效 |
| （三） 参政党认同的优势是“人才兴党”战略 |
| （四） 参政党认同的源动力是不断创新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一、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 |
| （一） 新时代拓宽了参政党认同的空间 |
| （二） 新时代搭建了参政党认同的平台 |
| （三） 新时代为参政党自我认同带来机遇 |
| 二、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挑战 |
| （一） 意识形态复杂化的挑战 |
| 1. 西方各种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不断渗透的挑战 |
| 2. 社会主流价值遭遇市场逐利性的挑战 |
| 3. 媒体格局与舆论生态发生变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 |
| （二） 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挑战 |
| 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网络党建 |
| 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大党建”网络平台的成功构建 |
| 3. 参政党信息网络技术平台的滞后性 |
| （三） 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挑战 |
| （四） 参政党履职能力的挑战 |
| （五）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挑战 |
| 三、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情况调查与分析——以XX省部分参政党成员为例 |
| （一）调查基本情况 |
| （二） 调查基本内容 |
| 1. 对参政党认知情况 |
| 2. 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认知情况 |
| 3. 参政党与意识形态 |
| 4. 对参政党领导班子及参政党代表人士的评价 |
| 5. 对参政党履职绩效的评价 |
| 6. 对参政党自身建设认同情况 |
| 7. 互联网与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 |
| 8. 对参政党认同有什么建议 |
| （三） 调查结果与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推进中国参政党认同的路径选择 |
| 一、 参政党认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路径选择 |
| （一） 参政党成员要做主流意识形态的坚信者 |
| 1. 要坚定信仰，树牢价值自信 |
| 2. 要不断增进多党合作的政治共识 |
| （二） 参政党成员要做主流意识形态的守护者 |
| （三） 参政党成员要做主流意识形态的践行者 |
| 1.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2. 要在思想道德建设上身体力行 |
| 3. 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
| 4. 在网络意识形态中释放最大正能量 |
| 二、 推动中国参政党队伍建设认同的路径 |
| （一） 对中国参政党领导班子的认同 |
| （二） 对中国参政党代表人士的认同 |
| （三） 对中国参政党成员的认同 |
| 三、 推动中国参政党履职绩效的认同路径 |
| （一） 参政议政绩效认同路径 |
| （二） 民主监督绩效认同路径 |
| （三） 政党协商绩效认同路径 |
| （四） 社会服务绩效认同路径 |
| 四、 推动中国参政党自身建设的认同路径 |
| （一） 参政党思想理论建设的认同路径 |
| （二） 参政党特色建设认同路径 |
| 1. 在参政党思想建设上，在坚持政治共识的基础上要保持“求同存异” |
| 2. 在组织建设上注重界别特色与组织结构优势 |
| 3. 各民主党派要在自己重点分工领域做出成绩，推出经典和品牌 |
| （三） 参政党基层组织建设认同路径 |
| （四） 参政党作风建设认同路径 |
| （五） 参政党制度建设认同路经 |
| （六） 参政党机关建设认同路径 |
| 五、 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中国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路径 |
| （一） 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对参政党建设的重要性 |
| 1. 促进了参政党领导班子作用的发挥 |
| 2. 思想建设形式更加丰富多彩 |
| 3. 参政党监督机制更加完善 |
| 4. 参政党的特色更加突出 |
| 5. 参政党基层组织更加活跃 |
| 6. 组织管理更加精准 |
| （二） 参政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 参政党互联网平台技术的滞后性 |
| 2. 参政党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的匮乏 |
| 3. 参政党成员政党网络意识的弱化性 |
| 4. 参政党网络安全的危险性 |
| （三）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提升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路径 |
| 1. 构建“智慧参政党”网络大数据管理平台 |
| 2. 建立参政党大数据中心 |
| 3. 培养参政党网络技术人才，不断增强参政党成员政党网络意识 |
| 4.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参政党网络安全 |
| 5. 只有线上线下联动才能取得参政党建设的双赢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国参政党认同情况问卷调查 |
| 第一部分 个人基本情况 |
| 第二部分 参政党认知 |
| 第三部分 关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 |
| 第四部分 关于参政党在意识形态的作用 |
| 第五部分 关于对参政党领导班子及参政党代表人士的评价 |
| 第六部分 关于对参政党履职绩效的评价 |
| 第七部分 关于参政党自身建设的评价 |
| 第八部分 互联网与参政党治理能力 |
| 第九部分 （开放题）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基本问题与反思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基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进路:视角选择与理论假设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四)理论视角 |
| 四、研究样本:村庄选取与典型特征 |
| (一)样本选取原则 |
| (二)样本基本概况 |
| (三)样本典型特征 |
| 第一章 地理交汇与文化交融:“两票”制探索的时空场域 |
| 1.1 “鸡鸣三省”之边缘地理 |
| 1.1.1 H县沿革与县域区位 |
| 1.1.2 D村由来与村庄区位 |
| 1.1.3 边缘地理的交集与自立 |
| 1.2 “十年九旱”之古渡经济 |
| 1.2.1 天与地:传统农业根基薄弱 |
| 1.2.2 福与祸:黄河泊来利弊 |
| 1.2.3 破与立:挣扎的渡口经济 |
| 1.3 “民歌海洋”之艺术之乡 |
| 1.3.1 “二人台”:艺术的地域根基 |
| 1.3.2 民风活跃:曲艺塑造下的地方文化 |
| 1.3.3 走西口:艺术与社会的互动 |
| 1.4 “自治示范”之民主金石 |
| 1.4.1 《村组法》试行与H县试点 |
| 1.4.2 《村组法》落实与H县示范 |
| 1.4.3 突破:自治精神萌动农民诉求 |
| 第二章 民主启蒙与制度认知:“两票”制探索前的民主习得 |
| 2.1 农民协会时期:从分散个体到组织化集体 |
| 2.1.1 清末的农会组织 |
| 2.1.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组织 |
| 2.1.3 解放区的农民协会重建 |
| 2.2 合作化时期:从分散小农到合作化社员 |
| 2.2.1 农民所有制下的个体经营尝试与缺陷 |
| 2.2.2 传统变工下的互助生产 |
| 2.2.3 初级合作社下合作意识的萌动 |
| 2.3 人民公社时期:从非正式合作到政权化行动 |
| 2.3.1 高级合作社:从自发合作到集体行动 |
| 2.3.2 集体化社员:从生产社员到政治成员 |
| 2.3.3 运动化社员:从政治参与到群体乱序 |
| 2.4 包产到户:从秩序缺位到民主自治 |
| 2.4.1 退潮与反思:农民乱序参与的折返 |
| 2.4.2 探索与首创:包产到户的农民实践 |
| 2.4.3 民主与权利:村民自治的制度构建 |
| 第三章 民主探索与制度创新:“两票”制产生与实践的内在动因 |
| 3.1 “村民自治”:两票制创新的制度前提 |
| 3.1.1 村民自治顶层设计为制度创新提供机制保障 |
| 3.1.2 村民自治实践开启制度创新窗口 |
| 3.1.3 村民自治使农村基层党建产生新“需求” |
| 3.2 “为利抗争”:两票制创新的工具理性 |
| 3.2.1 依法举揭:政治认同下农民维权的路径选择 |
| 3.2.2 创制扩权:农民诉求表达的行动策略 |
| 3.2.3 以势易权:农民诉求实现的精神取向 |
| 3.3 “人民中心”:两票制创新的价值回应 |
| 3.3.1 诉求回应: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必然要求 |
| 3.3.2 互动创制:两票制创新的实践路径 |
| 3.3.3 农民中心:两票制的价值遵循 |
| 3.4 “政治实验”:两票制创新的探索路径 |
| 3.4.1 政治实验与政治学实验 |
| 3.4.2 中国的“政治实验”范式 |
| 3.4.3 两票制:政治实验的基层实践 |
| 第四章 民主落实与制度拓展:“两票”制发展与深化的路径选择 |
| 4.1 实践检验与制度成型:D村试选到W镇推行 |
| 4.1.1 制度诉求:“信任票”的产生缘由 |
| 4.1.2 制度供给:实践检验下的诉求回应 |
| 4.1.3 创制成效:制度创新绩效的现实反映 |
| 4.2 经验推广与制度发展:从X地区现场会到山西培训班 |
| 4.2.1 组织领导:制度创新发展的根本保障 |
| 4.2.2 农民实践:制度创新发展的驱动力量 |
| 4.2.3 制度风险:制度创新的宏观考量 |
| 4.3 全国借鉴与制度变体:从“两票”制到“两推一选” |
| 4.3.1 有限效度:“两票”制昙现与折返 |
| 4.3.2 水波效应:“两票”制的后创制时代 |
| 4.3.3 制度变体:“两推一选”创制与全国落地 |
| 4.4 民主深化与制度超越:从村支部选举到乡镇直选 |
| 4.4.1 民主上升:公推直选由乡村走向乡镇 |
| 4.4.2 民主拓展:由村内选举走向多村联选 |
| 4.4.3 民主深化:制度创新的持续动力 |
| 第五章 耦合创新: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 |
| 5.1 党的领导:制度创新的组织保障 |
| 5.1.1 农村党建催生制度创新需求 |
| 5.1.2 地方党组织推动制度创新实践 |
| 5.1.3 党中央确认制度创新结果 |
| 5.2 农民发展: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 |
| 5.2.1 农民逐利:制度创新的经济动因 |
| 5.2.2 农民维权:制度创新的政治追求 |
| 5.2.3 农民参与:制度创新的文化场域 |
| 5.2.4 农民发展:制度创新的核心动力 |
| 5.3 理法合一:制度创新的价值遵循 |
| 5.3.1 合法性:制度创新的外部边界 |
| 5.3.2 合理性:制度创新的内在准绳 |
| 5.3.3 人民性:理法合一的创制精神 |
| 5.4 内生外嵌: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 |
| 5.4.1 诉求萌发:制度创新的起点 |
| 5.4.2 以势抗争:制度议程的设置 |
| 5.4.3 价值嵌入:制度创新的实现 |
| 5.4.4 党的引领:制度创新的扩散 |
| 5.5 耦合效应:制度创新的协同机制 |
| 5.5.1 制度场域:创制发生的空间环境 |
| 5.5.2 四维一体:制度创新的体系结构 |
| 5.5.3 系统协同:制度创新的合力机制 |
| 5.5.4 耦合机制:制度创新的实现机理 |
| 第六章 党的制度创新引领农村发展的未来走向 |
| 6.1 以制度创新强化党的基层领导 |
| 6.1.1 跨村选人:创新党的基层选举制度 |
| 6.1.2 跨级用人:创新党员干部管理制度 |
| 6.1.3 跨委育人:创新党员人才培养制度 |
| 6.2 以制度创新满足农民发展需求 |
| 6.2.1 问题:农民需求的现状分析 |
| 6.2.2 归因:农民需求的制度成因 |
| 6.2.3 策略:农民需求的制度供给 |
| 6.3 以制度创新引领农村“三治融合” |
| 6.3.1 党的领导制度创新:三治融合的基本前提 |
| 6.3.2 农村制度耦合创新:三治融合的协同机制 |
| 6.3.3 党领民治体制创新:三治融合下的农村善治 |
| 6.4 以制度创新推进乡村振兴 |
| 6.4.1 创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助推产业兴旺 |
| 6.4.2 创新农村生态保护制度,建设宜居乡村 |
| 6.4.3 创新村规民约惯习制度,培育文明乡风 |
| 6.4.4 创新农村社区治理制度,实现农村善治 |
| 6.4.5 创新农民收入分配制度,创造富裕生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现状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的界定和辨析 |
| 第一节 不同学科视阈中的共同体概念 |
| (一)政治学视阈中的共同体 |
| (二)社会学视阈中的共同体 |
| (三)国际关系学视阈中的共同体 |
| (四)共同体概念研究的特征和不足 |
| 第二节 共同体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共同体 |
| (二)国际共同体 |
| (三)命运共同体 |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界定 |
| (一)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二)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第四节 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和其它命运共同体的异同 |
| (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异同 |
| (二)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异同 |
| (三)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异同 |
| 第二章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 |
| 第一节 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经验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一)中国参与和创建国际组织的基本历程 |
| (二)中国参与和创建国际组织的主要目标 |
| (三)中国国际组织外交可资借鉴的主要经验 |
| 第二节 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一)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二)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三)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指导意义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思想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一)“天下”观念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二)“和合”文化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三)“义利统一”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第三章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现有基础 |
| 第一节 构建上合组织价值共同体的基础 |
| (一)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生成过程 |
| (二)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主要内容 |
| (三)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认同程度 |
| 第二节 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基础 |
| (一)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演变过程 |
| (二)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 |
| (三)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基础 |
| 第三节 构建上合组织利益共同体的基础 |
| (一)成员国共同利益的发展演变过程 |
| (二)成员国共同利益存在的主要领域 |
| (三)构建上合组织利益共同体的基础 |
| 第四节 构建上合组织情感共同体的基础 |
| (一)成员国的承认需求及其基础 |
| (二)成员国的信任需求及其基础 |
| 第四章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挑战 |
| 第一节 构建上合组织价值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
| (一)共同价值话语体系缺失 |
| (二)共同价值认同程度偏低 |
| (三)共同价值外部挑战增多 |
| 第二节 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
| (一)成员国安全威胁认知存在差异 |
| (二)成员国安全利益诉求更趋多元 |
| (三)成员国安全合作成效有待深化 |
| 第三节 构建上合组织利益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
| (一)成员国共同利益的实现成效不彰 |
| (二)成员国双边与多边合作有待协调 |
| (三)成员国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趋势 |
| 第四节 构建上合组织情感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
| (一)成员国之间民心相通有待加强 |
| (二)成员国之间不信任感仍未缓解 |
| 第五章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 |
| 第一节 构建上合组织价值共同体的基本路径 |
| (一)打造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话语体系 |
| (二)提高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内部认同 |
| (三)抵御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外部冲击 |
| 第二节 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基本路径 |
| (一)塑造成员国共同威胁认知 |
| (二)汇聚成员国共同安全利益 |
| (三)提高成员国安全合作成效 |
| 第三节 构建上合组织利益共同体的基本路径 |
| (一)提高成员国共同利益的实现成效 |
| (二)促使合作方式从双边向多边转换 |
| (三)扩大成员国共同利益的实现领域 |
| 第四节 构建上合组织情感共同体的基本路径 |
| (一)多元化措施培育成员国共同情感 |
| (二)满足成员国主要的共同情感需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现状 |
| 1.1.1 选题背景:宋代儒学研究的哲学化书写范式及挑战 |
| 1.1.2 研究现状:儒家道论与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方法与内容范围 |
| 1.2.1 研究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哲学与政治学互动、文本细读 |
| 1.2.2 内容范围:此期儒家道论涵盖的人物、时间及其相关次概念 |
| 1.3 研究价值与论文创新 |
| 1.3.1 研究价值:研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意义 |
| 1.3.2 论文创新:研究范式的拓展与旨趣的发掘 |
| 第2章 话语范式:儒家以道致治的秩序话语检视 |
| 2.1 范式缘起:春秋战国与晚唐、五代、宋初的社会失序 |
| 2.1.1 从上古至中古:春秋战国政治失序与秩序情结的形成 |
| 2.1.2 从中古至近世:唐、五代、宋初政治环境与秩序诉求 |
| 2.1.3 从自发到自觉:儒者对政治秩序的追寻及其理论回应 |
| 2.2 范式初立:政治秩序观念下的先秦儒家的道论与理论 |
| 2.2.1 观念兴起:秩序意识的产生 |
| 2.2.2 由天及人:从自然之“道”到人文秩序 |
| 2.2.3 融道于治:先秦儒家“道”论的秩序义 |
| 2.2.4 以理论治:先秦儒家“理”论的秩序义 |
| 2.3 范式拓展:北宋政治的秩序诉求及儒家道论秩序内涵 |
| 2.3.1 秩序诉求:中心国家的消失与北宋的政局 |
| 2.3.2 理论建构:从“正统”建构到“价值共识”生成 |
| 2.3.3 以道求治:北宋以“道”论“治”的理论建构 |
| 2.4 范式完成:宋儒由术至道的政治秩序理论演进之历程 |
| 2.4.1 治术肇端:北宋初期儒者的致治之方 |
| 2.4.2 治体追寻:治术转向治体的内在动力 |
| 2.4.3 道体确立:从王安石、张载到二程 |
| 2.5 本章结语 |
| 第3章 以术行道:荆公更革变易之道的逻辑论证* |
| 3.1 文献考察:王安石哲学的典据考察及其架构 |
| 3.1.1 文本典据:王安石思想的文献考察 |
| 3.1.2 理论特点:王安石思想理论的融会性 |
| 3.1.3 道有体用:王安石思想架构的特点 |
| 3.2 道摄礼法:王安石政治秩序重建的道论进路 |
| 3.2.1 法礼交织:北宋前期法礼互斥之治理问题 |
| 3.2.2 道法先王:荆公对礼、法对立的解决策略 |
| 3.2.3 体用二本:以体用摄礼法的秩序策略反思 |
| 3.3 解经明道:王安石秩序重构的经典诠释路径 |
| 3.3.1 问题回顾:对王安石前期道论之反思 |
| 3.3.2 解决策略:从“求道之全”到“致一”之道 |
| 3.3.3 策略反思:对统一性建构策略的检视 |
| 3.3.4 诠释重构:荆公《字说》对统一性的重建 |
| 3.4 由道而之焉:王安石的政治实践及其道论依据 |
| 3.4.1 势的获得: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和运行 |
| 3.4.2 势道合一:政治革新推行的效率考量 |
| 3.4.3 由是而之焉:王安石行政方式变化的效率考量与道论依据 |
| 3.5 道势之间:王安石道论的二重性及内在困境 |
| 3.5.1 历史考察:宋代道势关系的新情态 |
| 3.5.2 问题呈现:荆公理论中的道势紧张 |
| 3.5.3 问题慎思:遵道,抑或从势 |
| 3.6 本章结语:遗留问题以及对此期诸儒理论之刺激 |
| 第4章 天道为用:张载气化为道思想之秩序诉求* |
| 4.1 心道学政:张载哲学的体系建构与旨趣 |
| 4.1.1 文献考察:“横渠四为句”版本辨正 |
| 4.1.2 为学旨趣:“四为句”与张载哲学旨归 |
| 4.2 以气明道:张载气化哲学及其秩序追寻 |
| 4.2.1 论析前提:辨析学界虚、气之异 |
| 4.2.2 终极依据:天道秩序之理论建构 |
| 4.3 天道之用:张载哲学的群体关切与个体关怀 |
| 4.3.1 群体关切:人道秩序普适性论证 |
| 4.3.2 个体关怀:存在者心灵秩序实现 |
| 4.4 以古通今:秩序理论中的法古宗经倾向 |
| 4.4.1 追迹于三代:秩序社会的制度构想 |
| 4.4.2 法古效今:以古准今抑或稽古作新 |
| 4.5 本章结语:张载宇宙生化路径的秩序设计存在的遗留问题 |
| 第5章 道体性命:二程以理代道的政治秩序追寻 |
| 5.1 从道至理:二程以理为核心术语的哲学建构 |
| 5.1.1 二程哲学中的“道”论解析 |
| 5.1.2 二程之“理”与由道至理的术语转化 |
| 5.1.3 “以理代道”的理论旨趣 |
| 5.2 道体诉求:二程对北宋儒家秩序学说的拓展 |
| 5.2.1 典据之变:二程治理理论由治术向治体的深化 |
| 5.2.2 何为治体:秩序思想之伦理与政治的体用设计 |
| 5.2.3 由治体而及道体:自然天道与人伦性命的贯通 |
| 5.3 道体奠立:二程天理论的逻辑体系及其证成 |
| 5.3.1 模拟自然秩序:二程秩序证成的“法自然”进路 |
| 5.3.2 从“自然”到“天理”:二程秩序学说的“道体”准备 |
| 5.3.3 从“法自然”到“自然法”:二程学说的“道体”奠定 |
| 5.4 理融礼法:二程由治术、治体至道体的秩序重构 |
| 5.4.1 问题呈现:宋初礼、法并重的治理模式 |
| 5.4.2 以礼导法:以礼摄法的“治术”设计 |
| 5.4.3 以理融礼:治理治理的“道体”安排 |
| 5.5 本章结语:二程“道体”建构之缺失及其朱子的补充 |
| 第6章 问题延伸:北宋中期儒家道论与政治哲学 |
| 6.1 反思道论:宋儒道德形上立法的内在紧张 |
| 6.1.1 人伦常道抑或道的傲慢:道德形上化之反思 |
| 6.1.2 价值真理抑或思想独断:“一道”对异论的压制 |
| 6.1.3 道德万能抑或仅为一端: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 |
| 6.2 传统启示:传统治理理论当代转化的可能性 |
| 6.2.1 前提论析:“古今”接续何以成立 |
| 6.2.2 化解之道:“内生性演化”与古今接榫 |
| 6.2.3 治理两翼:道德之治与法律之治之间 |
| 6.2.4 问题再思:儒法之治的现代转化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二 宋人论析治术、治体、道体等概念文献摘录 |
| 致谢 |
四、沟通、交流与深化——“西方政治思想史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研究[D]. 高雅楠. 河北大学, 2021
- [2]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D]. 杨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3]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美国IB项目研究[D]. 张玉娴. 华东师范大学, 2021(08)
- [4]吕振羽对唯物史观的运用研究[D]. 罗玉娇. 西南科技大学, 2021(09)
- [5]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D]. 王光荣.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D]. 应远马. 浙江大学, 2020(01)
- [7]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D]. 孙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D]. 梁俊山. 山西大学, 2020(07)
- [9]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D]. 陈亚州. 兰州大学, 2020(01)
- [10]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D]. 张子峻. 湖南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