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世界历史

一、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世界历史（论文文献综述）

马新勇^[1]（2021）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民族精神及其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探索民族精神建构的路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论文通过对民族精神这一观念的历史分析,从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世界各国思想家对民族精神理解演变的过程,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说明民族精神是与时代、与各民族主体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之间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特性,进而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中形成对民族精神理解和把握。民族精神源起于启蒙思想家对民族独立性的自主意识。但是,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出发往往把民族精神与民族的物质社会生活过程相分离而形成抽象的理解,论文叙述了孟德斯鸠、赫尔德、黑格尔对民族精神理解的历史线索,说明民族精神的理解是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兴起有着内在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和物质生活过程出发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各民族的物质生产方式和交往过程揭示出民族精神的形成及其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客观进程。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联系所揭示的民族精神的深刻本质。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出发,观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实际历程,可以看到民族精神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但贯穿于其中的就是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历史主线。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代代党的领导人将民族精神不断中国化,形成了各具时代特点的民族精神。今天我们正处于百年未遇的世界大变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思想与我们民族精神时代建构的要求在时空结构中交织和统一在一起,这对于我们在民族精神建构中的时代性、历史性和世界性提出了现实要求,论文通过对“民族虚无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的辨析和批判,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时空维度中,探索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的现实路径和内容。

陈兰馨^[2]（2021）在《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立足于“本土化”的概念,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被知识界、思想界接纳,被中国共产党转化为具体实践,逐步融入本土文化并拥有“民族身份”的过程。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解构为两个维度:一是认知维度的本土化,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认知层面“化”中国;二是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即中国如何在实践层面“化”马克思主义。二者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实际融合的重要方面。本文的研究时段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到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止。文章主要选取了三个要素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概念语词、思想话语和本土实践,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语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汉语词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话语形成及本土化主体的确立、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本土化经验的升华阐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思想资源,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的叙述逻辑始于西学东渐下中国知识体系和文化土壤的变化。西方分科的知识体系传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输入相伴的是世界观的重构和思想界地覆天翻的变化。一方面,现实迫使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不得不走出“天下主义”,重新审视中国和“万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儒道历史观下的中国命运,他们开始了中西哲学、中西文化融合的又一次尝试,试图通过接纳进化论来构想改变中国历史天命的进路。当西方文化的新观念传入中国,传统汉语知识和观念开启又一轮的自我更新。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然需要为每一个新概念找到合适的汉语对等词,西学译介的术语及译着的传播在认识论上构建了不同界域之间的“转义之门”,成为中国人认识、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点。20世纪初,日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桥梁。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和由日文转译的汉译文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概念语汇,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为中国人接纳这门艰深晦奥的学问搭建了理解的基石,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输入了早期的学理。1919年,五四运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得以加速。一方面,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整体反映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和政治蓝图的心态,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提供了这种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在五四之后开始了新一轮重组。一是话语议题的转变,即使用话语的范畴开始从学术议题向政治议题递进。二是话语功效的凸显,主要体现在话语在政治传播的功效方面,马克思主义语汇开始被附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三是话语主体的建立,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个体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的话语争锋最终回归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元问题,为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认知维度被接纳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众多外来思想的一支,正式转变成一种可实践的革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实践的早期阶段“以俄为师”,按照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指导中国革命。其间,中国共产党从奉为圭臬地模仿到有自觉地反思,在曲折的探索中,形成了对统一战线、农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的独立见解。毛泽东的观点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革命主体、革命方式和群众政策,并首次在党内会议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在文化层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对“体用论”的超越,是对中西文化评估固有范式的突破。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的价值。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了本土化过程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问题。总之,本土化要完成从认知维度向实践维度的跨越,应该避免脱离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避免变成为一种理论自身的逻辑演绎。理论必须经过和现实的结合才能算是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否则只能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局限在知识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之所以如此典型,在于其不仅形成了本土化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还实现了理论的民族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李敏^[3]（2021）在《爱尔兰流亡者的跨国民族主义 ——美国芬尼亚兄弟会的兴起与衰落（1858-1880）》文中认为当下,全球化和经济的不确定性促进了全球资本网络的建设,日益增加的人口流动性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又促使跨国国界的社会关系日益密切,进而发展出了超越国家边界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动员。在这种跨国力量的簇拥之下,民族主义的情绪表达和政治实践,也不必然限定在特定的国家及其领土边界之内。在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者也可以在想象的跨国空间中进行发挥。在历史学家看来,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种跨国民族主义自有其历史先例。1858年,爱尔兰政治流亡者为了实现爱尔兰民族独立,而在美国国土上建立的芬尼亚兄弟会,便是这一民族主义的典型例证。在19世纪中叶大西洋世界出现民族主义浪潮的背景之下,1848年起义流亡者承袭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跨国民族主义传统,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共和派组织,旨在寻求爱尔兰民族独立。这一组织的跨国民族主义属性,不仅体现在组织目标的跨国性上,而且体现在组织的影响力方面。该组织的建立标志着1848年爱尔兰起义失败之后,爱尔兰裔美国人先于爱尔兰本土,第一个爱尔兰民族主义组织。并且,该组织及其领导人的影响力跨越了大西洋。这一在美国境内建立的民族主义组织推动了爱尔兰本土类似组织的建立。两个组织建立之初,即设定芬尼亚兄弟会定期向爱尔兰本土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和人力支援。相比在此之前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民族主义组织,建立之初芬尼亚兄弟会的跨国属性非常突出。芬尼亚兄弟会建立之后的最初两年,该组织并没有得到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广泛支持,整体呈现缓慢发展态势。1857年经济危机使得经济能力有限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对该组织爱莫能助;19世纪40-50年代美国天主教会的扩张和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宣传,使其成为芬尼亚兄弟会最主要的竞争敌手;美国天主教会上层人士对芬尼亚兄弟会的批评,如反教权、秘密结社、暴力倾向等,都不利于该组织在爱尔兰裔美国人族裔社区内部进行宣传和征募会员。而1848年起义失败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心理冲击非常大,深居美国的部分政治流亡者并不认为当时是建立民族主义、再次发起民族独立运动的恰当时机,所以对该组织的兴趣不大。芬尼亚兄弟会建立的最初几年,并未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这能够从该组织领导人的民族主义话语和当时美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契合性与非契合性之中得到解释。在公民民族主义层面,二者在人权、民族主权和批判旧政权等共和话语,如出一辙。但是在反对英国暴政问题上,两者存在微妙的差异。在文化民族主义层面,从殖民地时代到美国内战之前,美国民族主义的文化排他性是以排外主义思想和实践展开的。无论是基于对新教以外其他宗教信仰的排斥,还是基于外来激进分子的恐惧,都对信仰天主教和崇尚暴力手段实现民族独立的芬尼亚兄弟会而言都是莫大的阻碍。在族裔民族主义层面,美国内战之前,社会达尔文主义尚未成型,种族话语限定在民族性格的含义范围之内,美国民族主义中对“生产者共和国”的强调使得以英裔美国人为代表的本土美国人更加强化了自己心中爱尔兰移民懒惰、堕落等族裔偏见。鉴于本组织发展迟缓,芬尼亚兄弟会在1861年组织了一场跨越大西洋的政治葬礼。这一葬礼有效地激发了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族裔认同,但是从短期效果来看,对该组织的招募工作影响并不明显。对该组织后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是美国内战中芬尼亚兄弟会成员的勇猛作战。正是他们的鲜血和对联邦事业的贡献,促使美国主流社会开始承认和认可该组织的存在。在相对宽松和受欢迎的社会舆论中,芬尼亚兄弟会组织在1863年之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一发展成果不仅得益于该组织的机构规范化和章程美国化,也得益于与其领导层的双重忠诚价值取向与内战时期美国民族主义发展特点的契合性。在保持对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的目标追求上,更多地运用美国公民话语,构建对美利坚民族的认同。内战时期这种双重忠诚的民族认同模式,与组织初创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内战结束后,芬尼亚兄弟会的跨国民族主义正式从意识形态的构建转向跨国政治的军事作战实践,同时也开始从巅峰状态迅速跌入低谷模式。一方面,该组织秘密谋划攻击加拿大,意在威胁英国政府用加拿大的领土交换爱尔兰的民族独立。1866年和1870年,芬尼亚兄弟会两次攻入加拿大境内,将于当时英美两国关系交恶,美国政府并没有公开阻止他们的偷袭行为。1871年该组织再次发动攻击时,格兰特政府对其进行了军事干预。该组织的一系列攻击加拿大的行为,并没有有效地推进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却激发了当地人民摆脱殖民地状态、建立加拿大联邦的政治兴趣。另一方面,芬尼亚兄弟会参与和组织了爱尔兰1867年起义,大批美国内战老兵回到爱尔兰本土,实践跨国政治。这一时期,芬尼亚兄弟会领导层一改内战时期的双重忠诚取向,将民族认同问题集中在爱尔兰民族独立问题上,一种激进的共和民族主义占据该组织思想意识上风,较少兼顾美国国内事务和美利坚民族认同。在美国民族主义的视野之下,美国内战其实暗流涌动的反芬尼亚情绪,终于在重建时代迸发出来。遭遇内战重创的美国人,再也无法接受该组织的暴力倾向。在大西洋世界范围内,该组织的一系列活动,悉数被塑造成血腥与暴力事件。这也是这一组织留给20世纪初爱尔兰独立事业的历史记忆和民族遗产。

马艳秋^[4]（2020）在《论帕沙·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及其美学向度》文中提出本论文是对印度底层研究的代表理论家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后殖民理论进行的系统研究。作为底层研究这一领域中享有盛誉的学者,帕沙·查特吉始终致力于在东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研究印度当代的政治及文化体制,他的观点架构隐含批判的对象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经济侵入,抵制这一侵入并建构自身的话语体系是他理论的出发点、立足点和最终目标。查特吉十分注重对后殖民国家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去殖民化”,将现代政治的研究深入地扎根于第三世界后殖民的历史语境中,运用庶民研究的批评策略对当代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批评和解构,其理论具有明显的文化政治批判性。诚如菲利普·霍尔登所说:“查特吉为我们阐明了,理论如何能够动摇并且彻底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框架。如果我们乐意去挑战一些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假设,那么这种理论恰恰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民族主义政治发展的日益复杂化和各民族国家对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强化是民族主义研究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在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研究中,民族主义无疑是最重要的。正是在深入研究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查特吉将其后殖民理论的批判锋芒指向了西方的文化本质论,通过分析殖民地精英民族主义话语与启蒙理性的复杂纠葛,他意识到了本土精英对殖民意识的承袭和内化。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查特吉认为,只有将底层对两种精英主义——殖民主义精英主义和民族主义精英主义的反抗纳入到去殖民化的历史向度中,才有可能实现印度的去殖民化和后殖民时代的自由发展。论文的写作主要沿着两条主线进行:一条是精英民族主义话语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抵制,另一条是底层实践对殖民话语和精英话语的双重拆解。在历史层面上,查特吉深刻揭示了印度民族历史中充斥着的各种精英话语及其对底层群体革命力量的歪曲和压制,继而对精英民族主义历史中有问题的底层声音进行了重新书写。在现实层面上,查特吉充分肯定了底层的反抗力量在政治与文化领域对保有民族特性的印度发展;对冲破新式殖民主义的封锁所做出的努力和建树。

徐焕升^[5]（2020）在《再征服运动与西班牙民族的形成 ——以安东尼·D史密斯的民族理论为视角》文中指出本文以安东尼·D.史密斯的民族的族群起源理论对西班牙进行个案分析。安东尼·D.史密斯强调了族群基础对现代民族形成的关键作用,两者存在一种密切的相关性,族群认同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来源,国家政权建设、军事动员和组织化宗教对于族群认同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史密斯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集体文化行为,每一民族都在不同程度上追求不同的民族认同,这种认同以一种对某一祖先群体的共享感情为基础,历史延续性对民族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民族主义运动只是对以前存在的文化主题进行重新诠释,以及对早先族群感情和关系的重新诠释。过去的族群通过提供文化框架和边界来帮助塑造民族,只有通过对长时段的集体文化认同分析,同时关注连续与变化,才能正确理解民族。但过去与现在不能被视为一种单向因果关系,由于外部环境以及内部各种条件的变化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演进。本文依据安东尼·D.史密斯的民族的族群起源理论,对西班牙的形成演变展开探究。西班牙的再征服运动奠定了西班牙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基础。在再征服运动过程中形成的王权、基督教、封建社会结构、宗教狂热和征服传统以及后来形成的殖民帝国等等,都是西班牙族群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也决定了未来西班牙的历史走向。法国大革命及其对西班牙的入侵,极大的改变了西班牙的演进路径,使得西班牙在再征服运动中形成的历史传统逐渐异化。民主革命对专制王权的打击,世俗化对宗教的改造,殖民帝国的解体和王国的分裂,法国大革命原则对再征服运动塑造的西班牙传统进行了解构。西班牙在从族群到民族的过渡中深刻的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这种外部影响又与其历史传统格格不入。根据安东尼·D.史密斯的理论,当代西班牙所遭遇的民族困局的根源,也许应到西班牙的长久历史中去寻找。

张会婷^[6]（2020）在《超越与联结 ——伊格尔斯史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1926-2017）是当代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史学史研究专家。他对18世纪到20世纪全球尤其是欧美的史学研究发展趋势进行了富有特色的分析与概括。在直面20世纪欧美史学研究的几次重大转向时,他始终坚守启蒙进步史观与史学研究“客观性”根基的史学观念,秉承时代感与批判意识对其进行及时总结、反思与预判,得出了具有个人特色并为史学界广泛接受的论述。除此之外,伊格尔斯的史学研究中充满着社会责任感,不仅在于对全球历史学家们的关切,还在于他对世界公平正义的追求。本文对伊格尔斯的整体史学研究进行评析,总结出他史学研究中两个特点:超越与联结。超越在于他的超越视野,不为时下学界思潮所限而坚守自身理念;联结在于他的比较方法与跨文化方法的运用,以及将史学史纳入社会史研究中并进行史学研究共同体建构的做法。通过对伊格尔斯整体史学研究进行评析,本文将伊格尔斯定位为当代社会真正具有全球视野与人文关怀的史学史研究专家。本文共有四章内容。绪论部分交代了选题的缘由,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重点是对国内外对伊格尔斯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评析,包括国内外对于伊格尔斯作为一名史学史研究专家与社会活动家的整体生涯的评价。第一章从流亡者、历史学家与社会活动家三重身份将伊格尔斯定义为一位“真正的世界公民”。从流亡者的身份引出伊格尔斯所秉承的世界观与自我的身份认同。从学术渊源、学术成就与学术活动三方面详细描写了伊格尔斯作为历史学家的一生。伊格尔斯的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也有助于理解他整体的思想以及史学研究。第二章详细论述了伊格尔斯的史学观念,并且总结出他的史学观念的特点:“超越”。首先是伊格尔斯能够超越时下流行的史学研究的理念,坚守启蒙进步史观,坚守历史的客观性基础,并且能够超越传统的研究观念,重新定义历史学科的性质为一门“基于事实的重构”的学科,而且将史学史作为社会史的一部分进行研究而不仅仅将其作为思想史。第三章是对伊格尔斯所运用的具有“联结”特点的史学研究方法进行论述,包括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与一种全球史的研究视域,还有伊格尔斯在史学史研究中注重对于一种整体社会背景下的史学研究共同体的建构,包括其史学史研究作品中对于“史学研究共同体”的叙述与他身体力行对于国际历史学家大联合所做的贡献。第四章是对伊格尔斯整体的史学实践进行评价并总结其影响。伊格尔斯整体的史学研究有其积极意义与不足之处,但是瑕不掩瑜,具有“超越与联结”特点的伊格尔斯的史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与方法的提出与尝试,对于当今国际史学史研究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并且结合伊格尔斯为促进国际历史学家大联合所进行的积极行动,足以称伊格尔斯为当代社会真正具有全球视野与人文关怀的史学史研究专家。

张檀琴,管晓晨,李敏,成跃^[7]（2020）在《历史哲学视野下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文化自信与正确国家观》文中指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在近现代的巨大变迁是台湾问题形成和性质转化的精神因素。文化自信的客观根据是世界历史与地方历史的辩证。世界历史是世界整体,又渗透于地方历史,世界交往是其形式,人本身是其内容。中华文明本来就是世界历史,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而获得完备要素。地方历史是世界历史与地方的结合,因而内含世界历史,但是如果把它混同于世界历史,就变为伪世界历史。晚近以来,台湾站到了中外交往前沿,是世界历史进展的结果,后续遭遇了伪世界历史与反世界历史。殖民主义违背世界历史本性之善而构成伪世界历史,帝国主义野蛮侵略构成反世界历史,并且通过伪地方历史与反地方历史发生深远影响。伪地方历史即殖民主义在地镜像,反地方历史作为帝国主义在地镜像而根本危及地方历史。20世纪上半叶全世界所遭受的挫折固然促成多数帝国主义转化成当代资本主义,但是一种新帝国主义悄然出现,即超级帝国主义,通过"反帝"瓦解世界,成就自身超级霸权,促使台湾问题出现性质转化,从世界历史诸形态碰撞变成反世界历史及反地方历史作祟。反世界历史和反地方历史的暴力特征决定了统一的目标是去暴力。

顾超^[8]（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提出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马红邑^[9]（2019）在《19世纪民族主义的两种转向》文中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就面临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任务。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中,中国效法求师的思想资源却处于混乱衰败乃至“恶化”的状态。现代政治的要素包括完善的宪政制度、公正独立的司法体制、广泛的代议制以及支撑这一套体系的政治文化系统,它是西方现代国家政治演化的结果。中国大规模学习西方思想的时机处在19世纪末,但此时西方各国的主流社会思潮、政治思想乃至理论是否能够解释现代政治制度的成因并有助于建构现代国家尚为一个重要疑问。民族主义作为19世纪发展最迅速、扩散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政治理论和社会思潮,在不同的国家与丰富多元的政治价值和理论相结合,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诉求,并且对各国的政治实践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国家建构而言,民族主义相关的思想更是影响深远。民族主义理论的发展、成熟乃至变异充分展现了此时西学的复杂和嬗变。概括地说,进入19世纪,民族主义经历了从自由、普世、人道的精神向特殊、排他和竞争方向的转变。通过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潮的整合,民族主义思想携带诸多崇尚暴力和解构性质的负面理论,塑造了西方人乃至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给国际关系的和平发展和后发国家的现代建构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本文以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史为研究对象,以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为参照,梳理民族主义思想在19世纪发生的两种转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转向,并总结民族主义在思想领域的两种转向对后发国家所造成的思想后果和政治影响。民族主义与现代性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民族主义相关的思想理论也一直是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系列政治变革和社会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但民族主义理论本身的复杂性和它与各种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使国人在处理民族问题和现代国家建构时充满了各种矛盾。因此,从中国立场出发,以思想史的角度梳理民族主义在19世纪发生的两种转向为我们反思近代西方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视角,这构成了本文的研究价值。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包括的三种类型,它们分别与三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实践有关。正是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民族主义思想渐次显现了它的三重核心要素:自由、平等（公民权）、民族历史文化的特殊性。这些核心要素构成了民族主义思想和理论长盛不衰的基本所在,不同要素的权重不同分别构成了三种民族主义类型:自由-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最早的民族国家——英国的现代国家的建构历程是构成自由民族主义思想最坚实的事实基础。英国国家建构历程和政治特点构成了其他国家学习和效法的根源。法国、德国受英国的激励,以民族自由为诉求,以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分别发展出公民共和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文化导向的民族主义。尽管侧重点不同,但英、法、德三个主要欧洲国家在19世纪之前的民族主义思想有着共同的思想特征: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世界主义的特点。面对法国的侵略和四分五裂的疆土,受浪漫主义熏陶的德国思想家走上了反对启蒙理性的民族主义道路。在现代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德国的民族主义经历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的过渡,实现了民族主义向国家主义的转向。19世纪,民族主义逐渐向国家主义转向,主要体现为德国思想家的国家主义倾向,以及这种倾向与德国统一历程的相互关系。德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国家主义路线与其自身分裂的历史状况有关。德国民族主义者通常也是国家主义者,他们主张国家统领政治生活,国家是个人和民族使命的唯一载体,只有在国家中才可能实现个体自由,个人自由与民族使命相一致才符合自由的绝对精神。国家在德国民族主义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19世纪德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历史学派对民族、国家伦理属性的历史主义论证。历史学派反对空洞无物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认同黑格尔关于国家具有伦理性和道德性的思想。他们普遍认为政治权力（国家）是历史发展的核心,同时也是历史研究的核心。他们继承了康德和费希特的传统,将国家抽象为文明和秩序的载体,将实现秩序和文明发展的重担交给了国家,从而为国家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历史主义学派置国家冲突于研究的中心,漠视个人权利和自由,加之它与德国政坛密切的互动,造成了德国现代民主制度的坎坷。但在这种语境下,国家具有伦理价值,抽象的国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民族国家的旗帜下迅速聚集起国民的效忠与奉献,从而迎合了大众时代的政治热情,促进了民族共同体的巩固。19世纪末期,国家权力本身成长为国家正当性的理由,不再依托于国家的道德属性,更加恶化了这种民族主义类型。较于英、法那种具有共和自由精神的民族主义类型,国家民族主义类型更吸引亟待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后发社会的效仿。民族主义不仅在后发国家那里产生了国家主义转向,在自由主义传统深厚的先发国家那里也出现了重大转向。19世纪英国的社会环境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影响,政府、社会、个人及其互动关系等核心问题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功利主义运动的实践使自由主义的基础在19世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有机体理论本身是受达尔文主义的生物进化论影响,是将社会共同体与生物体类比的产物。功利主义哲学与“社会有机体理论”和“进化论”的奇妙融合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它的思想与实践,使“进化”、“物竞天择”进入到民族主义话语。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迅速蔓延,英美主流的自由民族主义完成了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转变。西方主流民族主义理论的核心理据从自由权利过渡到“力本论”,它主张在民族国家内部反对政府干预,将政府的道德责任剥离,把职能限定在提供竞争秩序的层面,主张放弃对弱势群体的帮助,通过鼓励公民的全面竞争而实现社会整体和个人的“进步”。在这个层面上,自由主义因为放弃了古典人道主义的传统叙事,通过功利主义论证个人自由而站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边。在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社会中,民族之间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各民族因其文化、历史、禀赋的不同而处在不同的生态位,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国际社会理应由高等级的文明领导。同时,判断文明高低的标准抛弃了伦理道德的评价,聚焦于实力本身是否强大。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在这一时期十分活跃。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国家主义也产生了亲密的联系,共同营造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优胜劣汰”的斗争气氛。西方国家由于奉行这些原则,在内部发生了资本主义的道德危机,在国际政治层面则大大恶化了中国等后发现代国家的外部环境。民族主义的两种转向是它与两种思想传统深度结合、在不同政治历程中发展的结果。民族主义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本身蕴含着多重属性——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普世价值与传统文化的张力等。过分强调它的单一侧面,很容易造成思想的失衡: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等就是这种失衡的结果。处在古今之变的中国人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种失衡的民族国家观和世界观,严复对自由的矛盾性认识、对《天演论》的解释,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赞扬和鼓吹等都是它的表现。19世纪末以来,中国人探索现代国家建构走过了十分艰辛的道路,只有重新梳理和反思西方思想,对民族主义以及相关的政治思想做鞭辟入里的批判,方可提高对西学的批判能力,进而在认识世界和反思自身方面排除误解。中国传统文化在自身历史传统中的支撑性作用难以取代,现代政治价值需要与传统资源有效结合才能形成适合中国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对当代学人而言,努力建构既符合人类文明的普世性价值,又深植自身文化传统的价值体系正是今日时代的命题。

王斐^[10]（2019）在《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19世纪末俄国的民粹派运动、美国的“人民党”运动开始,民粹主义便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尤其进入21世纪,民粹主义迅速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政治潮流。拉丁美洲作为典型的民粹主义发生地之一,其民粹主义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拉丁美洲的20世纪,被看作是“民粹主义的世纪”。从发展历程来看,民粹主义贯穿南美大陆的现代化进程,几度兴衰而绵延不绝,其兴起、发展、兴盛、衰败和复苏与政权变迁和政治利益斗争密切相关,反映了拉美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的变化与价值评判的多样性。无论根源如何,是好还是坏,民粹主义始终是拉美国家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拉美国家,民粹主义作为是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的社会政治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现代化相伴而行并休戚相关。从现代化进程来说,拉美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实验室”,其艰难曲折的探索之路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实践的重要组成。19世纪末期以来,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三种现代化战略,即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经济模式,即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型出口导向;多种政治模式,即寡头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现代代议制民主等。当前,拉美国家仍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基于此,本研究力图在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探究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影响,通过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考察民粹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概括民粹主义的普遍性特征与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特征,理清产生和发展的深刻根源,呈现民粹主义的影响,并尝试给出作者对拉美民粹主义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导论部分突出依据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提出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民粹主义这一研究主题,着重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阐述意义所在。通过回顾学界相关研究,期望在民粹主义的内涵界定、表现特征、产生根源、积极作用、消极影响、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第一章从历史角度对拉美民粹主义进行纵向梳理,主要从三个阶段入手,即20世纪初期到30年代拉美民粹主义的萌芽时期、30年代至80年代末的拉美民粹主义的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民粹主义的新演化。本文选取不同时期的典型代表国家与代表人物,结合时代背景、政策取向等进行梳理,形成对拉美民粹主义的初步判断。第二章从比较分析的视角,总结了世界民粹主义普遍存在的普遍性特征与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特征。普遍性特征主要有草根性、非理性、批判性与易变性;独特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城市为主要阵地,领袖个人崇拜且带有卡里斯马式的领导特点,普遍采取的是改革而非革命的方式。第三章主要分析民粹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根源。一是从经济根源来看,拉美国家作为后发国家,由于依附性经济地位难以改变,加之市场经济的缺失和不彻底的土地改革,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经济出现增长性贫困,基础薄弱的现状难以改变;二是从政治根源来看,拉美国家作为美国的“后院”,受美国影响较大,加之自身政治体制的缺陷、政党力量较为弱小、军队强大与活跃等问题,致使威权有余而民主不足,“政治钟摆”早已成为常态;三是从思想文化根源来看,拉美国家受西班牙和葡萄牙影响较大,缺乏科学民主文化传统,国家认同存在危机,加之外来文化冲击,致使民粹主义长期存在;四是从社会根源来看,拉美国家贫富分化严重,纵向的社会分层化和横向的社会结构流动,导致社会冲突频发,为民粹主义滋生和蔓延提供了肥沃土壤。第四章主要分析民粹主义的影响。一是从政治视角而言,民粹主义在关怀民众、维护弱势社会群体利益和推动政治参与平等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也加剧了政治领袖专断,煽动性的政治动员冲击民主转型,加深了政治体制危机;二是从经济视角而言,民粹主义在推动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但其采取的经济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困境,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三是从社会视角而言,民粹主义的施政维护了部分民众利益,提高了民众生活质量,但因福利赶超加剧了中等收入陷阱和收入分配不公,与民粹主义的政治口号背道而驰。第五章着重分析了当前拉美民粹主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试图剖析其未来发展趋势。内部问题与挑战主要集中在政党自身建设不足、政治生态恶化、经济发展问题突出和社会矛盾激化、社会暴力升级等方面;外部问题与挑战主要集中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美国政策影响拉美地缘政治等。面对这些问题,拉美国家需从指导理论、政治选举、政党建设等方面完善自身建设,根据实际情况推进改革,拉动现代化发展进程,以重新获得地区主导权。结语部分对本研究做了回顾性总结与反思,得出基本结论并探讨了可能的研究空间与理论生长点。

二、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世界历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世界历史（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民族精神及其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爱尔兰流亡者的跨国民族主义 ——美国芬尼亚兄弟会的兴起与衰落（1858-1880）（论文提纲范文）

（4）论帕沙·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及其美学向度（论文提纲范文）

（5）再征服运动与西班牙民族的形成 ——以安东尼·D史密斯的民族理论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超越与联结 ——伊格尔斯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历史哲学视野下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文化自信与正确国家观（论文提纲范文）

（8）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19世纪民族主义的两种转向（论文提纲范文）

（10）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世界历史（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民族精神及其建构研究[D]. 马新勇. 浙江大学, 2021(01)
• [2]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D]. 陈兰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爱尔兰流亡者的跨国民族主义 ——美国芬尼亚兄弟会的兴起与衰落（1858-1880）[D]. 李敏.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论帕沙·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及其美学向度[D]. 马艳秋.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5]再征服运动与西班牙民族的形成 ——以安东尼·D史密斯的民族理论为视角[D]. 徐焕升. 山东大学, 2020(07)
• [6]超越与联结 ——伊格尔斯史学研究[D]. 张会婷.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7]历史哲学视野下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文化自信与正确国家观[J]. 张檀琴,管晓晨,李敏,成跃.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20(03)
• [8]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9]19世纪民族主义的两种转向[D]. 马红邑. 山东大学, 2019(02)
• [10]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D]. 王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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