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甘南州实施禁牧(休牧)舍饲、恢复草原植被的调查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付吉力根[1]（2020）在《资源与规则：尕扎村社会转型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统筹城乡发展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社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进入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如何基于地方特点,结合传统与现代是乡村社会转型研究的主要课题。本文选取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尕扎村,运用结构化理论,探讨了高原村落的社会转型实践。高原村落的资源稀缺性和生态多样性是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同时也是社会转型的能动因素。发挥高原村落的能动性,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在更大的空间配置资源是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本研究基于民族志的方法,通过为期14个月的田野调查,使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结合地方志、历史文献以及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历史空间、生产空间、亲属空间、象征空间以及组织空间中的各种实践,对乡村社会转型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在历史空间中,尕扎村经历部落制度、土司制度以及寺院体系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土地制度由封建贵族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人们获得了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社会发展有了质的飞跃。这个历史过程是地方社会进入国家整体的分配体系的过程。历史空间是当前社会转型的前提条件。在生产空间中,村民的农牧业生产围绕定居点、牧场和借牧地三个空间展开。在河谷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通过空间轮转突破资源限制,使农牧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生产空间是社会转型的物质基础。在亲属空间中,家庭结构以扩大家庭为主,通婚范围集中在河谷之内,这与当地的农牧业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从人情往来中的礼物形式来看,哈达加礼金是最普遍的形式。礼物的货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哈达所承载的象征意义变得更加宽泛,同时实物形式的礼物收缩在亲密的亲属之间。亲属空间是社会转型的规则基础。在象征空间中,人们通过仪式的方式,展演资源共享的规则。措哇、村落、河谷等山神祭祀的不同单位,代表着不同的资源共享和纠纷调节范围。敦巴斋会、嘛尼会则通过物的汇集和分散,调节合作与竞争的社会规范。象征空间是社会转型的文化基础。在组织空间中,借助国家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契机,以旅游资源开发、环保协会、合作社为载体,在超越村落的层面上建立新的组织形式,使得村落在更广阔的领域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用。环保协会、合作社等组织形式,成为乡村承接国家政策指导和市场机制新载体。组织空间是社会转型的制度保障。综合而言,从历史空间、生产空间、亲属空间、象征空间以及组织空间构成的整体生活空间来看,尕扎村的社会转型在传统农牧业生产和注重集体协作的基础上进行。历史空间和生产空间是社会转型的前提和基础;亲属空间和象征空间是在长期社会转型中形成的地方资源配置方式,而组织空间是村落在乡村关系网络的基础上与国家政策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形成新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载体。从资源与规则的理论视角来看,乡村社会转型是资源与规则的结构化过程。在此,结构具有资源与规则的二重性,资源由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构成,而规则具有管制性和构成性。社会转型需要发挥资源的配置性和规则的构成性,也利用资源的权威性和规则的管制性。尕扎村社会转型的关键点在于当地的权威性资源与国家政策和市场机制的构成性上。当地的权威性资源是配置性资源的基础上通过长时间的规则化过程而形成的。国家政策和市场机制的构成性通过资源化过程转化为当地新的配置性资源,这一过程通过生产空间来完成。生产空间与其他空间通过资源化和规则化相互影响,其中组织空间作为最具构成性的权威性资源,更新地方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新的权威性资源。生产空间和组织空间在乡村社会转型中作为资源与规则转化的两个重要空间,连接地方和国家/市场,成为从社会整合到系统整合的主要实践领域。总而言之,高原村落的社会转型是村落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指导下,在乡村关系网络的基础上,运用市场机制,通过资源与规则的结构化过程,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过程。
聂卫东[2]（2019）在《甘南藏区聚落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甘南藏区地处青藏高原边缘,位于甘、青、川三省交界,属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农耕和游牧文化在此交融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同时受藏传佛教长期的影响而形成了独特的生存观念和社会组织形式,这些因素深刻地影响着聚落的发展,导致其聚落的分布特征和发展的诸多影响因素异于其他地区。因此本文研究旨在丰富该地区当前聚落成因、发展历程以及影响聚落发展因素等,有助于挖掘甘南藏区聚落发展特色以及探索聚落发展规律,为乡村振兴建设以及居民点优化布局、城乡统筹发展、城镇体系等各类规划提供参考依据。本文运用平均最近邻指数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以及景观格局分析等方法,对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聚落空间分布整体呈现聚集状态,校验值小于0,表明这种聚类分布随机产生的可能性小于1%,说明研究区聚落的空间分布并非随机而成,其受到外部因素干预较大,并且聚集程度自合作市、夏河县、卓尼县、碌曲县依次增强;（2）聚落空间分布极不均衡,总体分布于研究区中部,尤其是以麻当—王格尔塘—合作为中心、洮河和大夏河河谷为轴线的区域分布最为密集,而在南部迭山以北洮河以南、夏河西南部高原很少有聚落分布,聚落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和选择性。人口高密度区明显沿洮河、大夏河及其支流呈串珠状聚集;（3）聚落多分布于卓尼、夏河两县,碌曲县聚落破碎化程度最低,夏河县聚落破碎化程度最高,合作市聚落在数量、密度、聚集程度等方面皆居于研究区中等水平。最后以空间分布特征为切入点,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梳理聚落发展历程,从自然资源、人文社会、区位政策三方面对甘南藏区聚落形成和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有:（1）自然环境和资源是聚落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海拔、地形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聚落的空间分布,使聚落多趋向于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聚集;（2）寺院的规模和等级结构深刻地影响着聚落的空间分布体系和位置,寺院在聚落成长阶段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3）历史上的土司制度和寺院管辖部落的社会组织方式是聚落早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因子,聚落的空间分布和村镇体系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原来土司和寺院统辖时期的格局;（4）政策和区位因素将是影响聚落未来空间分布的重要原因,并且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在聚落后期发展中会变得越来越显着。
苏芳[3]（2018）在《甘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法律制度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草地资源是藏区农牧民进行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来源。甘南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南）自然地理环境复杂,生态系统丰富多样,是保护物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自然区域,被誉为“黄河蓄水池”“中华水塔”,是长江、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天然生态安全屏障和水源涵养地,因此,甘南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对保障我国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也提出要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切实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系统。2014年新修订的环保法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基础法、综合法对生态补偿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甘南州按照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和相关生态补偿政策法律制度的规定出台、施行了与甘南特殊地理区位相适应的地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法律制度文件,并且依照国家要求进行了草原生态补偿的实践,在全域范围内开展了退耕、退牧还草工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本文就甘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法律制度的问题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法律制度的建议。具体将通过以下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阐述甘南原生态补偿政策、法律制度的内涵及其重要性;第二章,评析甘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法律制度现状果;第三章,分析甘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第四章,提出完善甘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法律制度的建议,为甘南草原生态补偿建言献策。
胡振通[4]（2016）在《中国草原生态补偿机制 ——基于内蒙甘肃两省(区)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草原占到中国国土总面积的40%以上,是中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草原具备生产生态双重属性,如何实现草原生态保护和促进牧民增收相结合是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为了促进草原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确立了牧区发展实行“生产生态有机结合、生态优先”的基本方针,从2011年开始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在世界范围内,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森林和流域,关于草原生态补偿的研究文献非常少,而中国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在2011年之后才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研究还很不完善,既没有形成成熟的分析框架,也缺少对核心问题的深入分析。本研究基于内蒙甘肃两省（区）四个纯牧业旗县的三次实地调研,累计调查牧户795户,对中国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进行系统研究,以期完善中国的草原生态补偿制度。本研究首先系统地梳理了生态补偿机制的分析框架,在综述草原生态补偿现有研究基础上,提出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分析框架,然后以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为基础,以草畜平衡、禁牧两种活动类型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草原生态补偿的基线、标准的估算、标准的差别化、条件性、后评估等核心问题。通过草畜平衡奖励的基线、标准的估算、标准的差别化研究发现：草场面积是影响牧户是否超载和超载程度的重要因素,中小牧户是草原超载的主体；草畜平衡奖励存在严重的减畜和补偿的不对等关系,预期能够实现的减畜比例仅为8.3%；草畜平衡奖励标准需要差别化,核心在于瞄准草原超载的主体,将超载程度纳入考虑因素。通过禁牧补助标准的估算、标准的差别化等研究发现：基于机会成本法估算的禁牧补助标准的平均值为8.21元/亩,比实际标准的平均值（5.92元/亩）高2.29元／亩；禁牧补助标准需要差别化,应该综合考虑机会成本、生态重要性等因素,其中草地生产力是核心考虑因素；禁牧草场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草场的生态属性和牧户的自愿性；在全禁牧类型中,有必要制定差别化的禁牧规定；禁牧政策需要谨慎处理,放缓禁牧速度。通过草原生态补偿的条件性研究发现：草原生态补偿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满足条件性,呈现出弱监管的特性,造成弱监管的根源在于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偏低、违约成本太低和实际监管概率偏低。草原生态补偿监督管理权的分配,以村级草管员为主体,以大学生村官草管员为补充是相对合理的选择。通过草原生态补偿的后评估研究发现：草原生态补偿实施以后,草原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超载过牧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样本调研旗县2011-2014年减畜任务达成比例为42%,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一般。平均每户理论收入影响为-8607元,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存在偏低,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约35%,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影响为16686元,牧民没有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进行完全的减畜。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满意度为57%,不同旗县之间存在差异。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满意度越高,并不意味着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和执行就越好,政策满意度越高,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生态效果可能不佳。
韩枫[5]（2016）在《草场生态保护对牧民生活的影响研究 ——以甘南牧区为例》文中指出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可持续是未来牧区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我国于1999年开始推行退耕还林还草生态工程,开启了生态保护建设的新篇章。2003年,国家对“退牧还草”生态工程试点推行,2011年,在“退牧还草”生态工程建设的基础上,推出了草原生态奖补机制,对生态保护建设进行了制度化的规范与确立。草原生态工程建设及相关保护措施对我国草原植被的恢复,生态环境的改善大有裨益,因此,生态工程的效益评估成为诸多文献研究的重点。就“退牧还草”生态工程而言,一般研究可以分为“退牧还草”实施中、“退牧还草”实施后两个时间段。在实施初期主要探讨如何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工程执行、牧户对生态工程的反映度、参与度等;在实施后期,主要讨论生态建设的成效,如经济效益、社会影响、产业发展、总体效果评估等。从牧户细节层面看,主要集中于获取生态补偿与替代性生计选择等问题。目前,工程建设的生态效益得到初步肯定,但是,工程实施中暴露的问题也同样值得重视,如禁牧工程的开展究竟有没有起到预定的目标效果等。总体看来,文献研究的成果肯定了生态环境的恢复,但不同区域存在的差异问题有待深入探讨。甘南牧区与其他牧区相比,生态环境更脆弱,居住环境、人文因素更复杂,在以往的研究中,较少涉及青藏高原牧区的工程建设与微观生计等方面,因此,本文在甘南牧区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就草原生态保护对牧户生活影响提出如下关注重点:第一,草场生态保护多以工程方式实施,牧民作为直接的参与者、感受者,满意度可以反映生态保护对牧民生活的影响,间接说明牧民视角下工程实施的总体效果。本研究首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牧户的满意度进行了全面的路径分析,将牧户对草原生态环境的认知因素、对草原保护政策的理解、牧户生计灵活性等进行了路径规划,共同体现了牧民对生态工程的满意水平。在结果类潜变量设置中,采用牧户的满意度作为反映变量,测量了整体工程的建设效果。说明牧户视角下,生态工程的建设效果良好,但是在直接效应中,牧户对工程建设的理解度、牧户对草原生态环境的认知因素都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该结果说明,尽管牧户对于生态政策的执行效果良好,但是,国家在牧区应当及时树立环保信念,从宣传层面入手,将草原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传达给牧民。只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有效时,才可以真正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满意的双赢效应。第二,就牧户生计问题而言,牧民仍然习惯放牧生活,虽然替代性生计措施在农牧交错区有了初步成效,但是通过分位数回归分析,明显可以看出,生计水平的高低,并不取决于替代性生计方式的选择。以外出务工为例,农牧交错区公路沿线的牧户,开始具有外出务工的行为,但是整体收入仍然低于纯牧区牧民的放牧收入,即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牧民因减畜造成的收入困境、弱化了机会成本损失造成的生计风险,但是并没有形成可靠的收入增长点。纯牧区和农牧交错区现有替代生计的选择,使牧户面临了语言、风俗、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挑战。最好的解决方式存在于发挥牧区整体经济优势,创造切实可行的增收渠道。牧户根植于草原,寄希望于草原,更应该在环保工程措施大力开展的基础上,推行舍饲养殖、棚圈养殖、规模化经营,牧场流转等,以推动草食畜牧业的深度发展。实证过程发现,纯牧区和农牧交错区的生态补贴差距较大,前者由于禁牧工程推行面积广,补偿明显多于农牧交错区,但减畜水平与草畜平衡水平却不够理想。可见,禁牧并没有取得预想效果,因此,在对纯牧区进行草原保护建设时,应该从牧民收入角度出发,多采用轮牧、休牧,鼓励牧民棚圈养殖。综合看来,牧户生计水平受到减畜水平、补贴水平、家中人口数量、有无外出务工、有无工资性收入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与之前文献的观点略有不同,本研究认为,青藏高原牧区不适宜推广以外出务工为主的替代生计,该种方式一是无法满足牧户减畜造成的经济损失;二是因为牧民多是被迫外出务工,务工热情无法长久维持,间接影响生态保护的总体效益;三是对于坚守草原、长期以放牧为生的藏族牧民而言存在诸多挑战。因此,为了牧民生计的改善与生活选择方式的增加,需要开辟新的增收途径,即符合牧户生计方式又能坚持草畜平衡的发展方式。第三,本研究在上述论证和实证分析基础上,对牧民视角下的环境价值进行了测算,希望通过测算结果反映牧户对草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认知。鉴于国家对牧区生态保护付出环境成本是基于草场正外部性的估价,生态环境成本的支付要远超出牧户微观视角下的环境价值。通过调研明显看出,牧户在获取相应的补偿收益后,对草场生态保护较为关注且拥有一定的支付意愿（这部分支付意愿主要用于人工种草等）。笔者以牧场生态环境特性筛选出草原生态重要的三种属性,并且对三种属性进行了不同方式的组合与支付水平的测算,牧户最高支付意愿为80元/年左右,验证了牧民对于环保支付的可能性。牧户视角下,案例区的环境价值约为106220元,该数据说明一是牧户环保支付意识不强,对环境价值没有足够的重视;二是牧户受收入水平所限,只能提供的低水平的支付金额,如果加入市民或者其他社会群体,才可能体现整体社会的支付意愿。但牧户现有支付意愿说明,他们已经具备一定的生态保护意识,如果国家加大宣传引导,鼓励牧民主动参与草原生态保护,可以促成牧区生态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根据上述三方面的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与政策启示:牧民对“退牧还草”生态工程与草原生态奖补政策没有明显的区分意识,但是更乐意接受奖补政策推行期间所采用的工程手段和补偿标准。就牧户满意度而言,草场生态保护对牧户生活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改善了牧民生活环境,另一面却限制了其放牧数量,导致牧民生计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总体看来,草原生态保护工程实施效果良好,牧民没有因为减畜造成巨大的生活负担,对工程满意度较高。就牧民生计而言,生计水平的提高仍然是牧区发展的主要问题,尽管补偿金额较为充足,但是由于牧区产业结构单一,牧户生计选择范围有限,没有形成可靠的增收渠道,致使牧民对补贴依赖程度较高。研究发现,牧民对外出务工热情不高,务工等生计策略的增收效应并不明显。需要在推行生态工程建设的同时,寻求适合牧户增收的新途径。目前阶段,牧户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生态保护常识,具有一定的补偿支付意愿,但是限于生活水平,无法提供充足的支付金额。所以,牧区需要在政府引导和牧民主动参与的前提下,共同保护草场环境,促进牧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仍需注意:谨慎禁牧政策的选择使用,多使用轮牧和季节性休牧制度;寻找符合牧户习惯与预期的替代性生计方式。就目前环境看,牧区适宜的经济发展方式,仍是以鼓励牧民坚守草原为主,辅之政府提供的技术培训和指导,开展多元化经营。同时,有效推动牧区草场的流转、棚圈养殖、舍饲养殖,提供规模经济发展的沃土。
李晓丽[6]（2015）在《甘南藏族游牧民定居研究 ——基于碌曲城南新区牧民新村的调查》文中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公众的普遍关注。面对日益严重的西部草原生态问题,“游牧民定居”日益成为全社会瞩目的焦点。在政府力量的推动下,游牧民定居在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开始逐步实施,甘肃甘南也不例外。作为我国内地通往西藏的交通要道,甘南是由内地过渡到西藏的重要中间地带,而游牧民人口在甘南占有相当比例,所以任何关于其境内游牧民的举措都至关重要,不容有些许差错,因为这关系着甘南地域的稳定与否,关系着我国的边疆安全。然而这一承载国家美好初衷的游牧民定居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却引来诸多质疑,这使我们颇感意外,于是希望通过对于极具典型性的碌曲城南新区牧民新村的调查,找出其中的缘由,并以人类学的深描来还原牧民新村藏族游牧民的定居实践。游牧民定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关系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的庞杂工程。以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相关理论、可持续的综合发展观以及文化多元化理论为思考维度,客观理性地审视牧民新村的游牧民定居问题,能够使我们逐渐剥离迷雾,对于游牧民定居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其在实践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拥有更深层次的认知。定居对于传统藏族游牧民来说,是有着切实的益处的,这尤其体现在牧民新村学校教育和医疗体系的相对完善上。藏族历来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他们尊敬老师,尊敬任何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这便充分体现在了藏族游牧民定居之后,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藏族游牧民个体,对于孩童教育的全力支持。而由于长期的游牧生活,藏族游牧民通常患有诸如心脏病、风湿病等一些疾患,如果说此类病症不好避免,那么因为突发性疾病不能够得到及时治疗而不幸失去生命的藏族游牧民,会让人们更加关注藏族牧区医疗卫生水平整体的改善与提高。游牧民定居对于牧区医疗体系的实质性改善,在一定意义上得到了体现。然而游牧民定居,也引发了诸多问题与思考,尤其是对于传统游牧文化的担忧以及一些定居政策所呈现出来的消极效应。游牧民定居解构了藏族游牧民原有社会的正常秩序,游牧民的生活与文化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常常要思考与研究的重要课题,如何维护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平衡便成为我们努力想要给出完美诠释的命题。究竟该如何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构,使之不至于戛然断裂,也使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在社会的剧烈变迁中获得一定喘息的机会,便是摆在我们面前无法回避的课题。我国西部草原的游牧民定居政策,已经动摇了藏族传统游牧文化的根基,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担忧。而一些游牧民定居政策的相继出台,也并没有给草原和藏族游牧民带来想象中的美好,反而导致了一系列的衍生问题,在牧民新村就出现了譬如“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水资源大量消耗等一些新问题。在藏族游牧民定居政策的实践过程中,诸多新问题的不断涌现,与我们缺乏对于当前社会发展的理论的准确把握,没有对原有注重经济利益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进行反思以及人们对于游牧文化的误读有重要关联。文化是平等的,多元文化的存在应该是一种常态,然而人们对于游牧文化的偏见,使源于农学的思维和逻辑被运用到草原游牧业的改革,那么其中的偏误似乎难免。面对生态系统脆弱、严寒、干旱的西部大草原,面对世代以游牧为主、各种现代化标识落后、城镇欠发达的高原牧区,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使草原生态得到恢复,使广大游牧民生活得到改善,使草原牧区和谐、可持续、健康的发展。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所要建设的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社会,亦即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多元文化各美其美,因此以游牧业本身的思维方式,以游牧业的理论与方法来认知、管理草原与游牧民,才是一种合适的选择。我们当然没有试图为了保护与守持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而使这些文化的承载者固守在边缘区域里。我们只是想对于游牧生活、生产方式给予一份必要的尊重,希望可以在平等对话的语境中,给予生活其中的藏族游牧民以尊重。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并应当认同他们最后的选择与决定,虽然我们真心憧憬着他们走向现代化,也能够拥有我们所认同的生活方式。
孙婉婉[7]（2015）在《定居牧民的生计策略及草地利用问题研究 ——基于对甘肃省玛曲县的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地处黄河水源补给区,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然而近几年,由于人为活动和自然因素的影响,玛曲草原沙化、荒漠化现象严重,草层高度下降、可食牧草比例缩水、鼠虫害面积扩大,超载过牧现象严重。因此,2008年玛曲启动牧民定居政策,希望通过将牧民迁出草原腹地来改善草地情况。在政策影响下,玛曲逐渐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定居模式：县城定居、乡镇定居和草场定居,生计策略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家庭对草地的利用方式和程度也发生了变化,使得不同定居模式下生计资本产生了较大差异,影响了牧区社会的经济发展,对于草地生态系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基于此,笔者在参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多次实地调研,重点研究了玛曲县目前的牧户定居模式。运用可持续生计五边形框架,以主观打分赋值和客观信息熵赋权相结合的方式测度了该地区定居牧民的生计资本数值,在微尺度上对比分析了不同定居模式下的牧户家庭生计资本及生计策略差异、生计策略对草地利用的影响,提出了改善牧民生计现状及合理化利用草地的政策及建议,希望找到不同定居模式未来持续稳定的发展之路。主要结论如下：1.在牧区的主要物质生产方式仍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牧民对定居模式的选择除了政策导向外,主要还受到家庭草场退化程度、劳动力情况、医疗教育需求的影响。2.研究区域内不同定居模式下生计资本数值差距较大。由于影响该地家庭生计情况最大的是草场面积和牲畜数量,因此草场户有更大的优势,普遍生计情况更好。县城户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上有优势,但当前还不足以弥补不再放牧、没有牲畜导致的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低下,乡镇定居目前来看没有任何优势。3.不同定居模式下,生计策略选择也有明显的特征。草场定居户仍以放牧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兼从事二三产业；县城定居户八成以上脱离草场,以二三产业为生,草场出租或弃置；乡镇定居中有三分之二户仍从事与草场定居户完全相同的草原畜牧业,只有30%左右的家庭不再放牧。4.由于不同的定居模式下生计策略差异较大,故应针对各类生计方式采用不同的政策扶持方式。针对县城定居户要加大培训,引导及时而顺利的转产,保障生计；草场定居户需要尽快完善暖棚、人工草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向现代化畜牧业生产转变；处于二者中间的乡镇定居户政府应及时予以引导,找到合适的生计发展方向。5.牧户家庭对草地的利用也随着定居模式改变而发生变化,产生了对草地不利的影响,长远看来通过妥善安排定居活动,辅之以完善的配套设施建设及妥善的政策扶持,能起到缓解草原压力、保护草地资源、维护草原生态系统的目标。
丛英利[8]（2014）在《新疆天山北坡中段牧区家庭牧场资源优化生产经营模式的分析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疆为全国5大牧区之一,草原畜牧业一直是新疆经济发展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具特色的基础产业。自古以来,靠天养畜、四季游牧是牧民传统的、主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牧民定居工程,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牧民的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各种形式的家庭牧场由此应运而生。但作为草地畜牧业的新型生产单元,仍处于初级阶段或刚具雏形,大部分家庭牧场科技利用率较低,资源配置和利用不够科学,需要进一步优化。本研究以典型草原分布区一天山北部中段昌吉市阿什里乡为研究区域,对家庭牧场资源不同的生产经营模式进行研究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家庭牧场资源优化经营模式,为新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结果内容为：1.不同的经营模式对草地的植物群落特征影响研究表明：不同经营模式下其草地植被优劣状况表现依次为：暖季放牧+冷季全舍饲>暖季放牧+冷季放牧+补饲>传统四季放牧的生产经营模式。不同经营模式下,草地围笼内植物群落高度、盖度、密度、地上生物量分别比笼外提高31.94%、27.08%、16.76%、40.03%。表明天然草原围栏在草原保护和改良、提高草地生产力、加强放牧管理,以及实现草地生态平衡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不同经营模式对草地土壤水分及N、P、K元素的影响,本结果表明：对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在不同经营模式下的草地土壤水分随土层深度的增加也相对升高,但含水量差异不显着（P>0.05）；随着放牧强度的加大,草地的土壤容重有增加的趋势,但从围栏内外的对比来看,研究区的经营模式不同对土壤容重还没有构成威胁。对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放牧对天然草地生态系统中的化学元素含量有直接的影响,总体来讲,暖季放牧+冷季全舍饲生产经营模式优于暖季放牧+冷季放牧+补饲,而传统的四季放牧模式对草地的影响最大,随放牧强度的增大研究区草地各项理化指标有向劣态发展的趋势,加剧了草地土壤的恶化现象。3.研究区牧草营养成分的季节性研究结果分析得出,秋季牧场牧草蛋白质、粗脂肪等高于春季牧场（P<0.01）；消化能、代谢能变化趋势相同,而秋季极显着高于春季（P<0.01）；春季牧场牧草的中性洗涤纤维、酸性洗涤纤维都高于秋季,但差异不显着（P>0.05）。对春、秋季放牧细毛羊的牧草干物质消化率、日均代谢采食量进行测定,秋季极显着高于春季（P<0.01）。结果表明,研究区家庭牧场秋季草地营养高于春季草地营养,可适当通过补饲的方式调整延长秋季放牧时问,使研究区的季节草场使用趋于合理化。4.不同经营模式对家畜生产性能的影响分析得出,在冷季不同经营模式下,体重越冬损失有极显着差异,依次为：全舍饲组母羊<补饲组母羊<纯放牧组母羊（P<0.01）；繁殖成活率、毛产量、毛长度和净毛率有极显着差异：全舍饲组母羊>补饲组母羊>纯放牧组母羊（P<0.01）,羔羊初生重和生长发育有显着差异：全舍饲组母羊>补饲组母羊>纯放牧组母羊（P<0.05）。从牧户直接经济效益中的纯收入来看,依次为：补饲组母羊>全舍饲组母羊>纯放牧组母羊,全舍饲组母羊低于补饲组母羊主要原因为全舍饲组母羊饲养成本较高,如果舍饲条件下在羊品种的选择上选择多羔多胎的羊品种,而且改变补饲时间和产羔时间冷季全舍饲饲养方式的优越性会得到更好的体现,牧户直接经济效益会更好。5.从不同生产经营模式对经济收入的影响分析得出：研究区牧户尚未达到农牧结合的水平,种植业水平较低,饲草料产量不理想。天然打草场收获的牧草不能满足冷季舍饲与补饲需求,研究区要加大高标准饲草料地的建设。从整体调查分析情况及对比结果看,冷季全舍饲经营模式和冷季放牧+补饲经营模式的畜牧业生产性支出较传统放牧经营模式要多,经济收入也相对高。研究区冷季全舍饲经营模式的饲草料投入比冷季放牧+补饲经营模式增加48.36%,收入却降低8.56%。结果显示,冷季放牧+补饲经营模式的人均收入均高于冷季全舍饲经营模式和传统四季纯放牧经营模式。从以上研究结果得出了新疆天山北坡牧区家庭牧场资源优化生产经营模式,即：实施暖季放牧-冷季全舍饲或暖季放牧-冷季放牧+补饲经营方式的基础上加强对草原的管理,调整和科学利用季节牧场,将现在的草地生产方式改为高、中山带夏季放牧,扩大夏季牧场的可利用面积；中、低山带春秋两季利用,并延长了秋季草场利用时间,由现在利用时间52天延长到75天；缩短春、夏草场的放牧时间,春场由现在的67天,缩短到56天,夏场由现在的122天,缩短到82天；冬场采用冬季舍饲或者补饲的生产方式,由现在利用时间124天,延长到152天。由此,使研究区一年四季天然草地资源的得以充分利用。实行草畜平衡制度,以草定畜,推行禁牧、休牧和划区轮牧制度,并在围栏区实行补播改良等措施；整合各项资金,加大牧区家庭牧场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优化畜种、畜群结构,让年末家畜存栏中母畜的占有比例从目前的65%上升到85%,在舍饲条件下在羊品种的选择上选择多羔多胎品种,把补饲的时间由当地的1月-4月调整为12月～3月,母畜配种时间提前,使之产冬羔,时间为2月份；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强科技培训,提高农牧民素质；发挥资源优势、优化配置、技术集成,从而形成完整的技术体系；在家庭牧场应用集成技术体系,建立管理模型,探索不同放牧管理对牧草和牲畜以及经济的影响,选出最佳的家庭牧场管理方式,促进本区域草地畜牧业生产经营模式的改变。从而以点带面,示范和推广有机的相结合,使以家庭牧场为生产经营单元的牧区草地畜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新疆新牧区建设和边疆巩固稳定。
朝鲁[9]（2013）在《库布齐沙漠草场资源遥感调查及草畜平衡研究 ——以杭锦旗为例》文中指出本论文以内蒙古杭锦旗为研究区，收集统计年鉴、MODIS遥感数据和外业调查样方数据。首先用ArcGIS9.3软件计算出了20072011年的MODIS遥感数据的增强型植被指数EVI和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用样点采样数据中可食干草单产与增强型植被指数EVI和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分别建立了回归反演模型，从中选取MODIS/NDVI、EVI与可食干草单产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好的反演模型估算了杭锦旗草地地上生物量再用理论载畜量的计算模型估算了杭锦旗天然草地理论载畜量最后根据杭锦旗天然草地实际载畜量与理论载畜量做一个草畜平衡表。根据杭锦旗草地地上生物量、理论载畜量和实际载畜量分析了杭锦旗草畜平衡现状，最后在草畜平衡的基础上提出了杭锦旗畜牧业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主要提出研究结论如下：（1）杭锦旗20072008年间的MODIS遥感影像EVI值最高值为2007年的71.81×107，EVI值最低的值为2011年值，为48.53×107。2011年的EVI值在近五年里是明显低。这是因为自然环境影响最大，降水量少，干旱等引起杭锦旗总产草量也降低了。从20072011年5年的EVI平均值来看，杭锦旗平均EVI值为62.84×107。从各个苏木乡镇20072011年5年间EVI平均值来看，最高的是伊和乌素苏木EVI值，为15.71×107，EVI值最低为呼和木独镇3.99×107。所以总体上来看，全旗EVI值南部高于北部。（2）根据样方牧草生物量和其对应的NDVI、EVI等植被指数值，通过MSExcel统计软件，采用线性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乘幂函数和多项式函数等模拟和分析植被指数同可食干草单产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多项式模型可以较好地模拟MODIS/NDVI、EVI与可食干草单产之间的相关关系。EVI与可食干草单产的相关性大于NDVI与可食干草单产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312。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增强型植被指数（EVI）与实地草地生物量数据之间相关性最高，其中多项式模型的相关系数和平均估产精度最高，所以采用多项式反演模型估算了杭锦旗草地地上生物量。从计算结果为杭锦旗2007-2011年草地地上生物量来看，2007年的草地地上生物量最高，为109.90×107kg/hm2，2011年草地地上生物量最低，为86.53×107kg/hm2。2011年杭锦旗的EVI值也最低，所以相应的草地地上生物量也比较低。对20072011年5年平均草地地上生物量来说，伊和乌素苏木草地地上生物量最大值，为25.71×107kg/hm2，草地地上生物量最小的为巴拉贡镇，为8.51×107kg/hm2。其余苏木乡镇草地地上生物量从大到小依次为锡尼镇、吉日嘎朗图镇、杭金淖尔乡、独贵塔拉镇和呼和木独镇，这正与杭锦旗增强型植被指数EVI值的分布情况相吻合。（3）20072011年杭锦旗草地理论载畜量2007年最多，为145.87×104羊单位，2011年的草地理论载畜量为最少，为44.36×104。草地载畜量会受到气候和放牧条件影响，2011年气候干旱、降水量少，所以杭锦旗EVI值和草地地上生物量都低。因此草地载畜量也少。在各苏木乡镇中，伊和乌素苏木的近五年平均适宜载畜量最大，其次为锡尼镇、杭金淖尔乡和吉日嘎朗图镇，其载畜量分别为26.02×104,、23.22×104、17.60×104和11.96×104羊单位。近5年内杭锦旗各个苏木乡镇的平均适宜载畜量中占全旗载畜量中的比例最大为伊和乌素苏木25%，其次为锡尼镇23%、杭金淖尔乡17%和吉日嘎朗图镇12%。而杭锦旗载畜量的布局情况也正与增强型植被指数EVI值和草地地上生物量的布局相吻合。（4）根据杭锦旗草畜平衡动态，提出了杭锦旗畜牧业持续发展战略。20072011年总体上看杭锦旗草畜平衡状况是较好的，超载率为1.50%。其中2007年超载部分占理论载畜量的12.40%，其次为2008年和2009年超载率，分别为5.14%和1.18%，2010年和2011年都没有超载。之所以有这种情况是因为杭锦旗实行以草定畜、草畜平衡是保护草原的最有效的办法，增畜必须建立在增草的基础上，杭锦旗各苏木乡镇都积极开发草产业，把发展人工种草作为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结合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高产饲草料基地，支持和鼓励种草养畜。由于前两年以草业为中心的基础建设、畜种结构调整及科学饲养措施的实施，草原植被不但没有被破坏反而向良性化趋势发展。杭锦旗主要以加快畜牧业内部结构调整来保证草畜平衡。
程进[10]（2013）在《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及治理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文中认为伴随全球化发展,人类活动的空间联系不断加强,空间冲突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区域发展中存在的空间剥夺、资源开发冲突、经济利益冲突和环境问题冲突等诸多不协调问题,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然而,这些成果大多关注同一层级不同区域或群体之间基于自身利益,对有限资源的竞争而产生的一种水平方向上的矛盾和不协调关系,忽视了垂直方向上不同层级利益主体之间在具有相同利益目标条件下的空间冲突问题。我国地域辽阔,西部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实地调研工作难度较大,加上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环境的特殊性,社会发展问题敏感,使得国内区域冲突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对西部地区空间冲突研究严重不足。此外,我国西部生态脆弱多为民族人口集中分布之地,占国土面积的比重较大,地区空间冲突相对较多,和谐稳定发展问题突出,急需因应之策。因此,探讨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不同层级主体间的空间冲突问题,无论是对丰富以分析空间关系为己任的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还是对解决我国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现实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实地调研和阅读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评述了国内外区域冲突的相关研究成果,论述了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形成机理和类型特征,并结合实证资料,对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空间冲突的类型、表现形式、形成机理和治理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我国西部的空间冲突主要表现为发生在不同空间尺度、不同层级行为主体之间的冲突矛盾。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是高层级行为主体主导的外部援助方式在地方推行过程中,与地方行为主体产生的各种矛盾和不协调关系。由于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其社会经济发展依赖外部支持,而独特的地域民族宗教文化和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决定了地方发展环境对外部扰动具有敏感性,使得具有共同发展目标的地方层级行为主体与外部高层级行为主体之间产生了空间冲突矛盾。这种空间冲突的根源是地方传统的民族习俗、宗教文化与外部世俗文化的冲突,并不是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这有别于现有的同一层级区域冲突相关研究。第二,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是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内生因素包括地方生态因素、经济因素和宗教文化因素。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地方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稳定性较差,加上居民大多信奉藏传佛教,对外部干预敏感性强；其次,外生因素包括全球化和区域空间层级关系。全球化指世界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治理的共同性,其本质是通过同化力,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空间尺度的顺利流通。在全球化背景下,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区域发展的主旋律。同时,从区域空间层级关系来看,我国“自上而下”分为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州、县、乡镇等多个行政管理层次。中央制订的政策措施有时并不能完全适合某个低层级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由于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的经济、生态和宗教文化环境具有地域独特性,当上级行政主体制定的政策措施不太符合地方情况而强行实施时,就容易产生空间冲突矛盾。第三,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上级和地方层级等行为主体以及社会、经济、生态等领域的不同,可以将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分为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经济冲突、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社会冲突和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生态冲突等三种不同类型。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空间冲突主要表现为高层级行为主体主导的生产方式变革、生活方式变迁和生态治理领域政策措施的地方不适应性,或实施效果不理想带来的冲突和矛盾。第四,空间冲突的治理需要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同时发挥作用。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是由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笔者认为,仅依靠单一的地方力量或外部力量很难有效地治理空间冲突,空间冲突的治理与协调需要从构建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入手。在治理甘南藏族自治州空间冲突过程中,笔者认为,一方面应该注重发挥地方力量的积极作用,充分尊重、保留一些尊重自然、关注生态的优良文化传统习俗,充分发挥寺院等宗教群体在社会、经济和生态管理的积极作用,将宗教群体纳入到政府主导的公共管理轨道,实现传统宗教文化与现代管理方式的互补互动,引导地方当地藏族居民逐步接受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改进和完善外部援助方式和内容,将投资重点由当前的基础项目建设逐步转移到人才和文化交流的财政支持,建立以外部提供资金、内部决策重心下移、多管理层级合作的新型区际联动机制,提高投资项目、政策措施与当地州情、民情的有机联系,进而大幅度提升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可持续协调发展能力和水平。
二、甘南州实施禁牧(休牧)舍饲、恢复草原植被的调查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甘南州实施禁牧(休牧)舍饲、恢复草原植被的调查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资源与规则：尕扎村社会转型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缘由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中国社会与社会转型 |
| 二、高原地区与社会转型 |
| 第三节 理论范式和重要概念 |
| 一、结构化理论 |
| 二、重要概念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历史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村落历史 |
| 一、尕扎村的地理方位 |
| 二、地名传说中的村落历史 |
| 第二节 土地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一、行政体系的演变 |
| 二、土地制度的沿革 |
| 第三节 宗教文化与河谷整合 |
| 一、苯教文化的传统 |
| 二、苯教和佛教文化的融合 |
| 三、建立寺院的历史人物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生产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农牧业生产的政策变迁 |
| 一、农牧业生产的政策转变 |
| 二、改革开放后的致富事例 |
| 第二节 农牧业生产的时空安排 |
| 一、农牧林资源以及利用方式的变化 |
| 二、牧业生产中的空间转换 |
| 第三节 农牧业生产生活的转变 |
| 一、衣食住行方面的变化 |
| 二、收入结构与生活转变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图 |
| 第四章 亲属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家庭结构 |
| 一、家庭规模 |
| 二、家庭类型 |
| 三、亲属称谓 |
| 第二节 婚姻与继嗣 |
| 一、通婚范围 |
| 二、村落内部婚姻 |
| 三、村落外部婚姻 |
| 四、继嗣形式 |
| 第三节 人情往来与亲疏远近关系 |
| 一、婚礼 |
| 二、葬礼 |
| 三、盖房 |
| 第四节 口头起誓隐含的亲疏远近关系 |
| 一、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起誓 |
| 二、问卷调查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图 |
| 第五章 象征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山神祭祀 |
| 一、措哇 |
| 二、山神祭祀 |
| 三、山神祭祀的象征意义 |
| 第二节 敦巴斋会 |
| 一、敦巴斋会的早期记录 |
| 二、敦巴斋会的主要内容 |
| 三、敦巴斋会的象征意义 |
| 第三节 嘛尼会 |
| 一、嘛尼会的过程及内容 |
| 二、嘛尼会中体现的村民关系 |
| 三、嘛尼会的象征意义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图 |
| 第六章 组织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旅游资源与转型实践 |
| 一、寺院以及年度活动 |
| 二、转型中的寺院功能 |
| 第二节 环保协会与转型实践 |
| 一、参与公益活动 |
| 二、自行成立环保协会 |
| 三、村民对环保协会的态度 |
| 第三节 国家政策与转型实践 |
| 一、“生态文明村”建设项目与实施 |
| 二、“三变改革”与合作社建立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图 |
| 结论 |
| 一、牧村:农村与牧区之间 |
| 二、生活空间的社会转型特点 |
| 三、乡村社会转型与制度改革 |
| 四、反思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2）甘南藏区聚落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独特的聚落发展环境 |
| 1.1.2 寥落的藏区研究现状 |
| 1.1.3 迫切的乡村振兴要求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4 研究区概况与范围 |
| 1.4.1 研究区概况 |
| 1.4.2 研究区范围 |
| 1.5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及研究进展 |
| 2.1 基础理论 |
| 2.1.1 相关概念 |
| 2.1.2 基础理论 |
| 2.1.3 聚落空间分布的一般影响因素综述 |
| 2.2 研究进展 |
| 2.2.1 国外聚落相关的研究进展 |
| 2.2.2 国内聚落研究进展 |
| 2.2.3 甘南藏区聚落研究进展 |
| 第三章 甘南藏区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 |
| 3.1 聚落和人口的分布状况 |
| 3.1.1 聚落分布状况 |
| 3.1.2 人口分布状况 |
| 3.2 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
| 3.2.1 平均最近邻指数分析 |
| 3.2.2 核密度分析 |
| 3.2.3 聚落景观格局特征分析 |
| 第四章 甘南藏区聚落形成和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
| 4.1 自然与资源因素 |
| 4.1.1 资源禀赋 |
| 4.1.2 地形地貌 |
| 4.1.3 海拔高程 |
| 4.2 人文与社会因素 |
| 4.2.1 生产和生活方式 |
| 4.2.2 社会组织 |
| 4.2.3 宗教信仰 |
| 4.3 区位与政策因素 |
| 4.3.1 交通区位 |
| 4.3.2 行政区位 |
| 4.3.3 政策制度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结论 |
| 5.2 讨论 |
| 5.3 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甘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法律制度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完善甘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
| 一、草原生态补偿概述 |
| 二、完善甘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法律制度的重要意义 |
| (一)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 |
| (二) 保障草原永续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
| (三) 保障当地农牧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的内在需求 |
| 第二章 甘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法律制度现状评析 |
| 一、甘南草原生态补偿法律现状 |
| (一) 国家立法现状 |
| (二) 甘肃省及甘南州立法现状 |
| 二、甘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现状 |
| (一) 国家层面的政策 |
| (二) 地方层面的政策 |
| (三) 甘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措施 |
| (四) 甘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效果 |
| 第三章 甘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甘南草原生态补偿法律存在的问题 |
| (一) 缺乏草原生态补偿专门性立法 |
| (二) 草原资源产权不明晰 |
| (三) 与草原生态补偿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
| (四) 缺乏完善的草原生态补偿管理、监督机制 |
| (五) 有关草原生态补偿的法律责任规定不完善 |
| 二、甘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存在的问题 |
| (一) 政策自身的局限性 |
| (二) 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具体内容不完善 |
| 第四章 甘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议 |
| 一、甘南草原生态补偿法律的完善建议 |
| (一) 尽快颁布《生态补偿条例》 |
| (二) 完善草原权属制度 |
| (三)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
| (四) 完善有关草原生态补偿的社会保障制度 |
| (五) 完善草原生态补偿的监督管理体系 |
| (六) 完善草原生态补偿法律责任制度 |
| 二、甘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具体内容的完善建议 |
| (一) 扩大草原生态补偿主体范围 |
| (二) 提高草原生态补偿标准 |
| (三) 确定多元化的草原生态补偿方式 |
| (四) 建立草原生态补偿多渠道融资机制 |
| 附表一 |
| 附表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中国草原生态补偿机制 ——基于内蒙甘肃两省(区)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
|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生态补偿和环境服务付费(PES) |
| 2.1.1 环境服务付费(PES)的概念 |
| 2.1.2 生态补偿的概念 |
| 2.1.3 生态补偿与PES的比较 |
| 2.1.4 生态补偿：近十年的快速发展 |
| 2.2 生态补偿机制的分析框架：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2.1 生态补偿的主体：卖方、买方 |
| 2.2.2 生态补偿的客体：活动类型、环境服务 |
| 2.2.3 生态补偿的标准：核算方法、差别化 |
| 2.2.4 生态补偿的条件性 |
| 2.2.5 生态补偿的效率：基线、额外性、瞄准 |
| 2.2.6 生态补偿和缓减贫困 |
| 2.2.7 评述小结 |
| 2.3 草原生态补偿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草原生态补偿机制 |
| 2.3.2 超载过牧和草畜平衡 |
| 2.3.3 禁牧 |
| 2.3.4 草原生态补偿的标准 |
| 2.3.5 草原生态补偿的条件性 |
| 2.3.6 草原生态补偿的后评估 |
| 2.3.7 评述小结 |
| 第三章 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分析框架 |
| 3.1 中国草原生态补偿项目和实施概述 |
| 3.1.1 退牧还草工程 |
| 3.1.2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
| 3.2 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分析框架 |
| 3.2.1 草原生态补偿的主体 |
| 3.2.2 草原生态补偿的客体 |
| 3.2.3 草原生态补偿的基线 |
| 3.2.4 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估算 |
| 3.2.5 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差别化 |
| 3.2.6 草原生态补偿的条件性 |
| 3.2.7 草原生态补偿的后评估 |
| 3.2.8 小结 |
| 第四章 草原生态补偿：超载过牧和草畜平衡奖励 |
| 4.1 草畜平衡奖励的基线：草原超载过牧的牧户异质性研究 |
| 4.1.1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4.1.2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
| 4.1.3 模型选择和估计结果 |
| 4.1.4 小结 |
| 4.2 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估算：基于机会成本法的减畜和补偿的对等关系研究 |
| 4.2.1 理论分析框架 |
| 4.2.2 数据来源 |
| 4.2.3 实证分析结果 |
| 4.2.4 进一步地探讨 |
| 4.2.5 小结 |
| 4.3 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基于机会成本的异质性 |
| 4.3.1 内涵辨析 |
| 4.3.2 差别化实施现状 |
| 4.3.3 差别化和依据 |
| 4.3.4 小结 |
| 第五章 草原生态补偿：禁牧和禁牧补助 |
| 5.1 禁牧补助标准的估算：基于机会成本法 |
| 5.1.1 估算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估算结果 |
| 5.1.4 小结 |
| 5.2 禁牧补助标准的差别化：基于机会成本和环境服务的异质性 |
| 5.2.1 内涵辨析 |
| 5.2.2 差别化实施现状 |
| 5.2.3 差别化和依据 |
| 5.2.4 小结 |
| 5.3 禁牧政策实施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
| 5.3.1 研究区域 |
| 5.3.2 禁牧的瞄准：禁牧草场的选择 |
| 5.3.3 禁牧活动类型的创新：禁牧规定的差别化 |
| 5.3.4 禁牧补助的条件性和禁牧监管成本的降低 |
| 5.3.5 禁牧不禁养的适用性 |
| 5.3.6 牧户转产和进城的可行性 |
| 5.3.7 小结 |
| 第六章 草原生态补偿的条件性：监督管理 |
| 6.1 监督管理制度体系 |
| 6.1.1 禁牧和草畜平衡责任书制度 |
| 6.1.2 各级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监管制度 |
| 6.1.3 草原管护员制度 |
| 6.1.4 社会监督制度 |
| 6.1.5 绩效评价考核制度 |
| 6.2 弱监管下的博弈分析 |
| 6.2.1 草原生态补偿的监督博弈 |
| 6.2.2 弱监管的提出 |
| 6.2.3 弱监管的表现 |
| 6.2.4 弱监管的根源 |
| 6.2.5 草原生态补偿的动态博弈 |
| 6.2.6 小结 |
| 第七章 草原生态补偿的后评估：生态绩效、收入影响和政策满意度 |
| 7.1 评估思路 |
| 7.2 数据来源 |
| 7.3 生态绩效 |
| 7.3.1 草原生态恢复状况 |
| 7.3.2 减畜任务达成情况 |
| 7.4 收入影响 |
| 7.5 政策满意度 |
| 7.6 政策满意度和收入影响的相关关系 |
| 7.6.1 研究假设 |
| 7.6.2 模型建立 |
| 7.6.3 模型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 7.6.4 估计结果 |
| 7.7 辨析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
| 7.8 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草原畜牧业术语和统计口径 |
| 附录二 甘肃省天祝县草原生态补偿调查问卷 |
| 附录三 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偿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草场生态保护对牧民生活的影响研究 ——以甘南牧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退牧还草”工程的开展 |
| 1.1.2 草原生态奖补机制的设立 |
| 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论文可能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生态工程与生计可持续研究 |
| 2.2 草原生态建设的综合影响评估 |
| 2.2.1“退牧还草”与草原生态奖补政策的研究进展 |
| 2.2.2 禁牧政策的影响评估 |
| 2.2.3 草畜平衡管理的效果评估 |
| 2.3 草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 |
| 2.4 草原生态补偿的若干问题探讨 |
| 2.4.1 草原生态补偿的标准界定 |
| 2.4.2 草原生态补偿的效率衡量 |
| 2.5 简单述评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外部性理论 |
| 3.1.2 公共产品理论 |
| 3.1.3 福利经济学 |
| 3.2 分析框架 |
| 3.2.1 草原利益主体的设定 |
| 3.2.2 草原生态工程对牧民生活的影响 |
| 3.2.3 草场生态保护、牧户生计与牧区经济发展的关系界定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甘南草原生态保护现状与调研设计 |
| 4.1 甘南草原生态工程建设现状 |
| 4.1.1 甘南草原基本情况介绍 |
| 4.1.2 甘南草原生态工程建设成效 |
| 4.2 案例区基本情况与调研设计 |
| 4.2.1 调研点选取 |
| 4.2.2 调研实施 |
| 4.2.3 问卷及模型设计 |
| 4.2.4 样本信息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草原生态工程的牧户满意度分析 |
| 5.1 牧户对草原生态工程满意度分析 |
| 5.1.1 结构方程模型的介绍 |
| 5.1.2 结构方程和测量方程设立 |
| 5.1.3 变量的选取与定义 |
| 5.1.4 理论假说与模型设定 |
| 5.1.5 样本数据分析 |
| 5.1.6 验证式因素分析 |
| 5.2 影响牧户对生态工程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分析 |
| 5.2.1 模型估计结果 |
| 5.2.2 测量模型结果 |
| 5.3 基于回归模型的牧户满意度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生态工程对牧民生计影响分析 |
| 6.1 影响牧户生计的主要因素 |
| 6.2 牧区生态补偿的统计分析 |
| 6.3 影响牧户生计方式的主要因素分析 |
| 6.3.1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6.3.2 实证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牧户对草场生态环境价值的认知分析 |
| 7.1 选择实验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 |
| 7.2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3 选择实验模型的设计与实施 |
| 7.3.1 选择试验的设计 |
| 7.3.2 选择试验调研的开展 |
| 7.4 基于牧户补偿支付意愿的价值评估 |
| 7.4.1 模型变量定义及其编码 |
| 7.4.2 模型的构建和结果分析 |
| 7.4.3 草场生态环境价值测算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探讨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措施探讨 |
| 8.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6）甘南藏族游牧民定居研究 ——基于碌曲城南新区牧民新村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一、定居是游牧民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
| 二、甘南特殊的战略地位 |
| 三、城南新区牧民新村的典型性 |
| 第二节 游牧民定居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国外学者关于游牧民定居的研究及述评 |
| 二、国内学者关于游牧民定居的研究及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法 |
| 二、参与客化法 |
| 三、深度访谈法 |
| 四、比较研究法 |
| 第四节 田野点境况 |
| 一、自然地理 |
| 二、牧民新村之形成 |
| 三、现实生存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政策实践 |
| 第一节 相关理论与概念 |
| 一、生态文明 |
| 二、可持续发展 |
| 三、文化多元化 |
| 四、生态移民 |
| 五、自然保护区 |
| 第二节 游牧民定居背景 |
| 一、传统游牧生产的局限性 |
| 二、碌曲草原生态危情 |
| 三、藏族游牧民向往现代生活的意愿 |
| 第三节 相关文件政策和实践历程 |
| 一、相关文件与政策 |
| 二、我国草原牧区的改革历程 |
| 三、甘南藏族游牧民定居历程 |
| 第四节 藏族游牧民定居的意义 |
| 一、生态意义 |
| 二、社会效益 |
| 三、经济效能 |
| 第三章 传统的游牧生活 |
| 第一节 游牧文化的产生 |
| 一、草原的自然选择 |
| 二、群养动物的必然结果 |
| 第二节 碌曲藏族游牧民的传统生活 |
| 一、高度分散的游牧生产要素 |
| 二、相对“原始”的生活 |
| 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 |
| 第三节 游牧文化的特征 |
| 一、靠天养畜 |
| 二、明显的季节性 |
| 三、逐水草而居 |
| 四、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重合 |
| 第四节 游牧文化的虔诚践行 |
| 一、游牧生活的实质：游牧民、牛羊和草原的有机统一 |
| 二、草原的组合意义 |
| 第四章 牧民新村的现代生活 |
| 第一节 定居藏族游牧民的生活情态 |
| 一、居住 |
| 二、饮食 |
| 三、不同的生存状态 |
| 四、精神领域 |
| 第二节 相对完备的教育、医疗、交流体系 |
| 一、放眼外界的可能——现代文化教育 |
| 二、对于医疗卫生的高度重视——碌曲医疗体系 |
| 三、时空的自由转换 |
| 第三节 藏族游牧民的分化 |
| 一、基本适应新生活的定居游牧民 |
| 二、无法安定下来的定居游牧民 |
| 三、传统的藏族游牧民 |
| 第四节 政策实施 |
| 一、生态恢复措施 |
| 二、多维度发展经济 |
| 三、政策效应 |
| 第五节 藏族游牧民定居成本分析 |
| 一、入住牧民新村的经济支出 |
| 二、定居之后的成本代价 |
| 三、被忽略的心理创伤 |
| 四、定居状态 |
| 第五章 文化变迁 |
| 第一节 生产方式之变迁 |
| 一、人工舍饲 |
| 二、划区轮牧 |
| 三、牛羊的艰难“定居” |
| 四、产业发展之悖论 |
| 第二节 生活方式之变迁 |
| 一、日常生活 |
| 二、人际社交 |
| 三、信息通道 |
| 四、婚姻家庭 |
| 第三节 精神文化之变迁 |
| 一、语言 |
| 二、教育 |
| 三、信仰 |
| 四、娱乐 |
| 第四节 社会重构 |
| 一、社会调适 |
| 二、社会身份 |
| 三、再社会化 |
| 第六章 发展中的困惑——定居之后出现的新问题 |
| 第一节 生态环境恶化 |
| 一、牧民新村出现生态恶化问题 |
| 二、公共卫生隐患 |
| 第二节 发展之殇 |
| 一、现代化企业 |
| 二、耕种之害 |
| 三、人工牧草带来的噩梦 |
| 四、网围栏的潜在危害 |
| 五、围封禁牧——草原生态系统之失衡 |
| 第三节 就业困境 |
| 一、贫困 |
| 二、交际障碍 |
| 三、不安与不适 |
| 第四节 频发的社会新问题 |
| 一、“留守老人”“留守儿童” |
| 二、身份歧视 |
| 三、自筹困难 |
| 四、水能消耗 |
| 五、政府政策与实践执行中的偏差 |
| 第七章 以人为本——藏族游牧民定居发展完善之路 |
| 第一节 对游牧民定居科学内涵的统一认知 |
| 一、现存的粗浅认知 |
| 二、科学内涵 |
| 第二节 草原的真正主人——藏族游牧民身份的确认 |
| 一、藏族游牧民的失语 |
| 二、藏族游牧民基本权利的弱化 |
| 三、个体的不满 |
| 四、游牧民是保护草原的主体 |
| 第三节 社会生存之本 |
| 一、科学文化素质亟待提高 |
| 二、产业结构调整 |
| 三、发展劳务经济 |
| 四、相关培训 |
| 五、草原休闲经济——生态旅游的兴起 |
| 六、绿色食品加工 |
| 七、民族特需用品加工 |
| 八、其他第三产业 |
| 第四节 城乡一体化 |
| 一、完善城镇公共基础设施 |
| 二、建设综合能源体系 |
| 三、加快信息化工程建设 |
| 四、加强科技支撑 |
| 五、提升市场机制 |
| 六、拓展社会保障事业 |
| 七、防疫监控 |
| 八、环境保护 |
| 第五节 文化科学教育的全力开拓 |
| 一、精神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
| 二、构建社区文化 |
| 三、学校教育 |
| 四、社会再教育 |
| 第八章 反思与讨论——草原游牧业的改革与文明追求 |
| 第一节 草原——传统游牧文化的承载地 |
| 一、对草原生态的理性认知 |
| 二、草原土着居民——传统游牧民存在的意义 |
| 三、不同利益主体进驻草原 |
| 第二节 农学思维逻辑下的藏族游牧民定居政策实践 |
| 一、单线进化论的延续影响 |
| 二、“游牧”“农耕”——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 |
| 第三节 多重话语权的引入 |
| 一、3 种不同的声音：政府、藏族游牧民、研究者 |
| 二、藏族学者的担忧与建议 |
| 三、监管机构的缺失 |
| 第四节 当代社会的文明追求 |
| 一、建设生态文明社会 |
| 二、文化多元化视角下的藏族传统游牧文化 |
| 三、游牧传统文化的重构——聚焦游牧民定居政策实践的另一种维度 |
| 四、规划现代化的反思 |
| 五、个体生活的意义与选择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定居牧民的生计策略及草地利用问题研究 ——基于对甘肃省玛曲县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与研究目的 |
| 1.2 研究思路、方法与数据来源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文献综述 |
| 2.3 理论基础 |
| 第三章 研究区域与概况 |
| 3.1 自然地理概况 |
| 3.2 社会现状 |
| 3.3 经济现状 |
| 第四章 玛曲县定居模式分析 |
| 4.1 定居历程与推动机制 |
| 4.2 现有定居模式与案例分析 |
| 4.3 牧民定居模式的偏好分析 |
| 第五章 不同定居模式下牧民的生计资本 |
| 5.1 牧民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构建 |
| 5.2 牧民可持续生计资本的数值分析 |
| 5.3 不同定居模式下生计资本的比较分析 |
| 第六章 不同定居模式下牧民的生计策略 |
| 6.1 不同定居模式下生计方式概述 |
| 6.2 不同定居模式下牧民生计策略的比较分析 |
| 6.3 未来生计策略的发展 |
| 第七章 不同定居模式下牧民的草地利用 |
| 7.1 定居、生计策略与草地利用的关系 |
| 7.2 不同定居模式下草地利用的比较分析 |
| 7.3 定居与草地生态系统 |
| 第八章 结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思考与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新疆天山北坡中段牧区家庭牧场资源优化生产经营模式的分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内容和目标 |
| 1.3 研究的技术路线图及研究结构图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家庭牧场的发展 |
| 2.2 国外研究进展 |
| 2.3 国内研究进展 |
| 2.3.1 国内研究概况 |
| 2.3.2 家庭牧场放牧对草地植物群落的影响 |
| 2.3.3 家庭牧场放牧对草地土壤影响 |
| 2.3.4 家庭牧场放牧对草地植物营养动态影响 |
| 2.3.5 家庭牧场放牧对家畜影响 |
| 2.3.6 家庭牧场生产模式研究 |
| 2.3.7 草畜管理模型模拟进展 |
| 第三章 研究区概况 |
| 3.1 研究区自然概况 |
| 3.2 研究区草地资源概况 |
| 3.3 研究区草畜平衡状况及草场利用状况 |
| 3.4 研究区畜群结构状况 |
| 3.5 研究区人员素质教育状况 |
| 3.6 研究区生产基础设施基本情况 |
| 第四章 家庭牧场不同生产经营模式对草地植物群落特征的影响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试验设计 |
| 4.1.2 测定方法 |
| 4.1.3 数据处理 |
| 4.2 结果分析 |
| 4.2.1 研究区围笼内外天然草地植物群落高度的变化 |
| 4.2.2 研究区围笼内外天然草地植被盖度的变化 |
| 4.2.3 研究区围笼内外天然草地植物群落密度的变化 |
| 4.2.4 围栏笼内外天然草地植物群落地上生物量的变化 |
| 4.3 讨论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家庭牧场不同生产经营模式对草地土壤水分及N、P、K等元素的影响 |
| 5.1 材料与方法 |
| 5.1.1 试验设计 |
| 5.1.2 土壤含水量测定 |
| 5.1.3 土壤容重测定 |
| 5.1.4 土壤营养成分测定 |
| 5.1.5 数据处理 |
| 5.2 结果分析 |
| 5.2.1 研究区围笼内外天然草地土壤含量水的变化 |
| 5.2.2 研究区围笼内外天然草地土壤容重的变化 |
| 5.2.3 不同经营模式对草地土壤全氮和速效氮的影响 |
| 5.2.4 不同经营模式对草地土壤全磷和速效磷的影响 |
| 5.2.5 不同经营模式对草地土壤全钾和速效钾的影响 |
| 5.2.6 不同经营模式对草地土壤有机质的影响 |
| 5.3 讨论 |
| 5.3.1 不同生产经营模式对草地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 |
| 5.3.2 不同生产经营模式对草地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牧区家庭牧场不同生产经营模式对家畜生产的影响 |
| 6.1 家庭牧场春秋牧场家畜采食量及牧草消化率的研究 |
| 6.1.1 材料与方法 |
| 6.1.2 样品采集及测定方法 |
| 6.1.3 结果分析 |
| 6.1.4 讨论 |
| 6.1.5 小结 |
| 6.2 家庭牧场不同生产经营模式对家畜生产性能的影响 |
| 6.2.1 材料与方法 |
| 6.2.2 结果分析 |
| 6.2.3 讨论 |
| 6.2.4 小结 |
| 6.3 家庭牧场冷季不同补饲和产羔时间对生产效益的影响 |
| 6.3.1 材料与方法 |
| 6.3.2 结果与分析 |
| 6.3.3 讨论 |
| 6.3.4 结论 |
| 6.4 家庭牧场不同经营模式中家畜精确管理模型研究 |
| 6.4.1 材料与方法 |
| 6.4.2 结果分析 |
| 6.4.3 讨论 |
| 6.4.4 小结 |
| 第七章 家庭牧场不同生产经营模式对畜牧经济收入的影响 |
| 7.1 材料与方法 |
| 7.1.1 试验设计 |
| 7.1.2 测定方法 |
| 7.1.3 数据处理 |
| 7.2 结果与分析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牧区家庭牧场的资源优化生产经营模式 |
| 8.1 优化牧区家庭牧场资源生产经营模式 |
| 8.1.1 天然草地的利用 |
| 8.1.2 家畜的生产 |
| 8.1.3 基础设施建设 |
| 8.1.4 人员的科技培训 |
| 8.1.5 生产组织方式 |
| 8.1.6 草原保护 |
| 8.1.7 建立草畜管理模拟模型 |
| 第九章 总结与展望 |
| 9.1 总结 |
| 9.2 论文创新点 |
| 9.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库布齐沙漠草场资源遥感调查及草畜平衡研究 ——以杭锦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综述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草畜平衡 |
| 1.2.2 草地生物量的遥感监测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植被指数 |
| 1.3.1.1 RVI—比值植被指数 |
| 1.3.1.2 NDVI—归一化植被指数 |
| 1.3.1.3 EVI—增强型植被指数 |
| 1.3.2 回归模型 |
| 1.3.3 相关分析 |
| 1.4 论文框架 |
|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数据来源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2 研究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
| 2.2.1 数据来源 |
| 2.2.2 数据处理 |
| 3 内蒙古杭锦旗草场资源草畜平衡分析 |
| 3.1 草地生物量与载畜量的遥感监测 |
| 3.1.1 草地地上生物量估算 |
| 3.1.1.1 草地外业调查 |
| 3.1.1.2 草地地上生物量遥感监测 |
| 3.1.2 草地适宜载畜量分析 |
| 3.1.2.1 草地适宜载畜量估算模型 |
| 3.1.2.2 草地载畜力分析 |
| 3.2 杭锦旗草畜平衡分析 |
| 3.2.1 草畜平衡的概念 |
| 3.2.2 草畜平衡现状分析 |
| 3.2.3 基于草畜平衡的可持续畜牧业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及治理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录 |
| 表录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理论背景与意义 |
| 1.1.2 现实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及关键问题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3 研究内容和论文框架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基础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基础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空间冲突相关研究进展及评述 |
| 2.1 冲突的形成因素 |
| 2.2 冲突的类型划分 |
| 2.3 冲突的表现形式 |
| 2.4 冲突的演化过程 |
| 2.5 冲突的社会影响 |
| 2.6 冲突的协调治理 |
| 2.7 冲突的研究方法 |
| 2.8 研究述评 |
| 第3章 空间冲突相关基础理论回顾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空间冲突概念界定 |
| 3.1.2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界定 |
| 3.2 经济地理学空间关系研究演进 |
| 3.2.1 区域内部产业空间配置与布局竞争 |
| 3.2.2 跨区域尺度的空间组织 |
| 3.2.3 全球尺度的空间网络关系 |
| 3.3 全球化与地方化：理论的争辩 |
| 3.3.1 地方化、全球化以及全球地方连结 |
| 3.3.2 对全球-地方连结的反思 |
| 3.4 空间冲突相关理论渊源 |
| 3.4.1 社会冲突理论 |
| 3.4.2 博弈理论 |
| 3.4.3 区域管治理论 |
| 第4章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形成机理 |
| 4.1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特殊的地域类型 |
| 4.1.1 生态脆弱区分布与特征 |
| 4.1.2 民族地区分布与特征 |
| 4.1.3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特征 |
| 4.2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的内生因素 |
| 4.2.1 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与敏感性 |
| 4.2.2 经济结构的低效性和单一性 |
| 4.2.3 民族宗教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 |
| 4.3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的外生因素 |
| 4.3.1 经济全球化及产生的趋同效应 |
| 4.3.2 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层级关系 |
| 4.4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的产生 |
| 第5章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的类型及表现形式 |
| 5.1 空间冲突产生的时代背景 |
| 5.1.1 民主改革时期(1949年-1958年) |
| 5.1.2 曲折发展时期(1959年-1977年) |
| 5.1.3 恢复发展时期(1978年-1988年) |
| 5.1.4 扩大开放时期(1989年至今) |
| 5.2 空间冲突类型划分 |
| 5.2.1 空间冲突划分标准 |
| 5.2.2 空间冲突类型 |
| 5.3 空间冲突表现形式 |
| 5.3.1 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社会冲突表现形式 |
| 5.3.2 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经济冲突表现形式 |
| 5.3.3 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生态冲突表现形式 |
| 第6章 甘南藏族自治州空间冲突的类型及表现 |
| 6.1 甘南州空间冲突的基础条件 |
| 6.1.1 空间冲突的经济基础 |
| 6.1.2 空间冲突的生态基础 |
| 6.1.3 空间冲突的文化基础 |
| 6.2 甘南州空间冲突的演化过程 |
| 6.2.1 空间冲突隐性阶段(1949年-1958年) |
| 6.2.2 空间冲突萌芽阶段(1959年-1977年) |
| 6.2.3 空间冲突显性阶段(1978年-1988年) |
| 6.2.4 空间冲突扩大阶段(1989年至今) |
| 6.3 甘南州空间冲突的类型 |
| 6.3.1 甘南州空间冲突行为主体 |
| 6.3.2 甘南州空间冲突发生领域 |
| 6.3.3 甘南州空间冲突类型划分 |
| 6.4 甘南州空间冲突的表现形式 |
| 6.4.1 社会生活冲突表现形式 |
| 6.4.2 经济发展冲突表现形式 |
| 6.4.3 生态治理冲突表现形式 |
| 第7章 甘南藏族自治州空间冲突形成机理及治理机制 |
| 7.1 甘南州空间冲突形成机理 |
| 7.1.1 甘南州空间冲突产生的内生因素 |
| 7.1.2 甘南州空间冲突产生的外生因素 |
| 7.1.3 甘南州空间冲突的产生 |
| 7.2 甘南州空间冲突治理困境 |
| 7.2.1 地方力量治理空间冲突的困境 |
| 7.2.2 外部力量治理空间冲突的困境 |
| 7.3 甘南州空间冲突治理机制 |
| 7.3.1 甘南州空间冲突内部治理机制 |
| 7.3.2 甘南州空间冲突外部治理机制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1.1 空间冲突是不同层级主体间的冲突关系 |
| 8.1.2 空间冲突来源于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作用 |
| 8.1.3 空间冲突具有多种类型和表现形式 |
| 8.1.4 甘南州空间冲突治理应注重发挥地方力量的作用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2.1 系统分析了不同空间层级的空间冲突关系 |
| 8.2.2 提升了对区域发展模式的认识 |
| 8.2.3 构建了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治理机制 |
| 8.3 存在的不足及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甘南州实施禁牧(休牧)舍饲、恢复草原植被的调查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资源与规则：尕扎村社会转型实践研究[D]. 付吉力根.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2]甘南藏区聚落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D]. 聂卫东. 兰州大学, 2019(08)
- [3]甘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法律制度问题研究[D]. 苏芳. 西北民族大学, 2018(04)
- [4]中国草原生态补偿机制 ——基于内蒙甘肃两省(区)的实证研究[D]. 胡振通. 中国农业大学, 2016(08)
- [5]草场生态保护对牧民生活的影响研究 ——以甘南牧区为例[D]. 韩枫.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6(12)
- [6]甘南藏族游牧民定居研究 ——基于碌曲城南新区牧民新村的调查[D]. 李晓丽. 兰州大学, 2015(03)
- [7]定居牧民的生计策略及草地利用问题研究 ——基于对甘肃省玛曲县的调查[D]. 孙婉婉. 兰州大学, 2015(01)
- [8]新疆天山北坡中段牧区家庭牧场资源优化生产经营模式的分析研究[D]. 丛英利. 兰州大学, 2014(03)
- [9]库布齐沙漠草场资源遥感调查及草畜平衡研究 ——以杭锦旗为例[D]. 朝鲁.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3(S2)
- [10]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及治理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D]. 程进.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