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建果树》2004年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周丽威[1]（2020）在《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文中研究表明教科书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小课本大启蒙已经成为教科书研究领域的共识。教科书不仅是知识载体,更是价值载体。习近平关于“教科书是国家事权”的重要论断为我国教科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新时代教科书建设面临大众化、全球化等诸多困境,教科书建设必须积极回应时代挑战,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基础。因此,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地融入教科书建设,如何保持我国教科书建设方向的正确性等重要问题亟须各学科加强教科书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目前,语文、政治等科目的中小学教科书的价值溯源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研究尚处于缺位状态。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强调广泛借鉴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近年来,怀特海有机哲学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怀特海全集翻译与研究”成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选题之一,世界着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认为有机哲学是解决哲学乃至社会科学问题的突破口。再者,我国着名学者王南湜提到“将怀特海与马克思有机结合”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鉴于怀特海有机哲学价值理论深刻的洞见性,其对教科书理论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选择、确定和改进具有理论指导作用。本研究主要以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历史比较法为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进行梳理,提炼不同时期教科书出版总体特征。通过内容分析法,依据构建的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分析框架,从教科书内容、教科书呈现方式、课程标准、教科书编写主体四个维度,探寻不同时期教科书的价值取向。运用历史比较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做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概括其嬗变特点和存在问题,并进一步指出有机哲学视阈下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编写旨趣。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经历了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教科书、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教科书和走向多元取向的教科书三个阶段。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学生物教科书,始于清朝末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急于求成的应用心理下,教科书被赋予了“救世”的价值。这一时期国人主要将西方教科书的结构“舶来”,呈现出“依葫芦画瓢”的结构主义取向;之后,生物学经历了短暂的学科大发展,特别是实用主义在我国大行其道的时期,生物教科书的体验性、实用性理念被提出;自新中国成立到新课改前夕,生物教科书发展历经波折,从仿苏的一元取向到兼收并蓄各方文化,生物教科书也进行了一纲多本式的形态学和知识论的改变。纵观我国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变迁历程,呈现出典型的从本质到多元的发展特点:在课程目标取向上,从知识取向到素养取向;在生物教科书内容取向上,从博物到生物学;在生物教科书编写主体取向上,专业性、学术性日益凸显;在教科书呈现方式取向上,由教材取向转向学材取向;在坚持的宏观理念上,政治取向贯穿始终。从目标、内容、编写者取向、呈现方式以及理念上均体现出了本质到多元的路向。通过文本分析,发现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主要有以下问题:本质主义视阈下对结构的过度强调;反本质层面过于强调科学的浪漫精神;在二者融合的视角下看,本质和反本质的均质化造成取向的平均主义。最后,本研究从有机哲学视阈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进行前瞻,提出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多种可能路径:在目标建构上,生物教科书要凸显生物圈命运共同体;在编写思维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注重关系性思维;在课程理解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融合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在课程愿景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回归五彩缤纷的生活。在此基础上,指出生物教科书的编写需要注重整体性维度、生态性维度、生活性维度和教育性维度。厘清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的历程、特征及问题,不仅需要一种历史学视角的经验总结,更需要一种本体意义上的透视,从价值取向的视角进行一种有机哲学式的审思既能助益我国教科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能为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理论的完善注入新的活力。
郭心钢[2]（2020）在《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文中研究说明学界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这样一种认识上偏见。一方面农民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虽然从事一些非农职业,但较少从事商业活动,众多人口附着在土地之上,形成紧张的人地关系。另一方面农民固守土地,安土重迁,与村庄以外的地区来往较少,活动空间十分有限,从而使乡村在整体上呈现出封闭性特征。论文运用新发现的农户档案资料,研究晚清民国晋西南虞乡县西部、中条山北麓的12个村庄,发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较多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这些村庄背山面水,碱荒、砂石地分布较广,土质较差,还饱受水旱灾害的不断侵袭,多数农户耕种土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同时,环境又丰富了人们的生计方式。当地农民开发并形成类型多样的副业和家庭手工业,有以担柴割草和烧木炭为主的“跑山”业,有以果树和蔬菜为主的果蔬业,有以制作小型农具为主的编制业,有以技术工匠和家庭作坊为主的手工业,有以面制熟食为主的饮食业,有以畜禽为主的农家饲养业,以及其他乡村服务业。副业是土地收益之外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有些甚至超过土地收益。此外,经营副业使农民较多地与地方集市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晋西南地区的农民有着外出“从商”的传统和风气。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土地收益的微薄、商业利润的吸引和农民自身对家庭生计的理性安排,当地一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壮年男性劳力离开乡村,前往周边的乡镇和县城以及黄河对岸的陕西、河南等地,从事或大或小的商业活动。其中,以受雇型的学徒、店员、伙计等职业为主,也不乏一些自营、合营等资本较大的商人。农民的从商活动显示出一定的阶层差异。一些农民仅以从商收入作为家庭贴补,另一些家庭生活则主要地或全部依赖从商收入。农民通过外出从商,扩大了活动空间,开阔了视野见识,熏染了风俗习惯,巩固和拓展了社会关系网络。村庄与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村庄内部凝聚力也因同业、同乡的关系而得以加强。“从商”在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光绪大祲中,山西特别是晋西南地区的人口受到巨大损失,这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正常发展的节奏。晚晴民国时期,或是官方倡导,或是民间自发,来自豫、鲁、陕、冀等省的客民陆续流入晋西南地区。从生计方式看,当地客民多以出卖劳力、担柴割草、开荒或租种土地,以及自有的小手工艺为生。从婚姻形式看,男性客民多是入赘当地或被收养为子,女性客民则以童养、改嫁、被贩卖等形式嫁入当地。客民的不断流入,客观上填补了当地人外出从事副业、商业所造成的劳力空缺,实现了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同时,客民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促进了区域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可以说,客民广泛参与到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土地交易市场和婚姻市场当中,深刻形塑着当地的人口、婚姻、家庭、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基于流动性的分析视角,与以往学界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不同,我们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人口流动性较强,既有本地居民流出,也有外地客民流入,因此导致当地的人群关系比较复杂。同时,二者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差异性、阶段性和延续性等特点。土客的经济方式存在差异,土着农民“重商轻农”、“重副轻农”;外来客民则“重农轻商”、“善副善工”,双方在土地关系、雇佣关系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相互补充、调剂,从而客观上实现了一种平衡。农民是否具有“理性”是个假问题。不同阶层的农民都有“理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为家长的个体素质、家庭内部发展状况、外部社会环境的差异,农民家庭对未来发展的期待和对生计伦理的安排表现出不同理解。贫穷农户以维持基本生存和温饱为首选,中等农户试图抓住机遇和有利条件实现家庭发展,富裕农户希冀努力巩固和扩大现有的资本财富。理性的阶层差异,刺激农民采取相应的生计模式,促进家庭间的生产合作,推动社会的横向和纵向流动。总之,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整体上呈现出流动性、开放性特征,农民在家庭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理性”。“晋西南模式”所反映出的传统时期中国农民经济的诸个特征,与学界的一些传统认识或观点相左。这对于反思日本中国史学者的“村庄共同体”理论和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以及重新认识中国农民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宋世瑞[3]（2018）在《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笔记小说为古代说部之一种,具有子学的根本属性,它以载记、论议、考证、叙事为基本言说方式,以笔记为表现形式,具有“裨治体、助名教、广见闻、资考证、垂典制、供谈笑、益神智”的价值功能,并呈现出多种美学风格。目前学界或称其为“笔记”“小说笔记”“说部笔记”,或称其为“子部小说”“国学小说”,名虽异而实多同,要皆为一家之言、《汉志》以来史志中之谓也。笔记小说之着录兼该子、史两部,然以子部为权重、史部为支流,史部支流实亦子学之一种云。以时下之观念,大而言之,“笔记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类,不如说它是一个分散的集合体,其内部体裁众多;小而言之,笔记小说为小说叙事之一体,是“小说四体”（章回体、话本体、传奇体、笔记体）之一。本文拟研究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余年间的笔记小说（部分论述延伸至嘉庆年间）,在搜集、整理近五百种笔记小说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了笔记小说的时代变迁、内部类别、作品体派、小说思想等多个问题,划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的“正名”问题。在文献综述与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回溯、比较等研究方法,探讨了民国、清代“笔记小说”的用语习惯,主张在清代小说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笔记小说”概念,考察笔记小说在清代初中期的变迁,从而进行类别、文体、思想等方面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创作的变迁研究,以康熙四十年与乾隆三十年为时间节点,分为三个时段,根据时代背景对每个时段笔记小说的内部诸类别之变迁进行描述,并总结其成就,概括每一时段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类别的研究,本章把笔记小说分为野史笔记、杂家笔记、地理杂记、稗官故事等四个类别,首先针对每一个类别进行学理探讨,其次是对此类别在本期的创获及其特征进行评述,并总结其特点。第四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体派的研究,也是文体学理论在笔记小说领域的一次运用。本章对该时期凸显出来的四个体派即“渔洋说部体”“板桥体”“说粤体”“聊斋体”进行研究,分析其文体渊源,描述其形成的过程,并指出各自的特征。第五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批评研究。清代前中期的笔记小说批评资源,主要集中于书目、序跋、评点三个方面。书目研究主要对笔记小说在清代诸类属的出入情况进行考察,序跋研究是清人对笔记小说的类别、性质、功能、审美等问题的探讨,评点则是对八种笔记小说的评点话语进行探讨。结语部分是对上述章节内容的总结,针对“笔记小说”的理解分歧,提出乾隆以后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段的笔记小说研究,应当建立起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葛小寒[4]（2018）在《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这种活力表现在商业的发展与文化的多元性之上。作为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明代农业生产的扩大支撑着当时社会的调整与转型,与此同步的则是明代农书数量的喷发,并由此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农学知识体系。那么,对于明代农书的研究便是必要的:一方面,明代农书所蕴含的农学知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农业技术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明代农书更是深深浸润在当时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诚然,前辈学者已经对于这一问题有了相当的讨论。但是,他们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基础的“文献考辨”之上对当时农书所记载的“科学技术”进行评介,抑或是利用农书中透露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去考察当时的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由此可见,前人对于明代农书本身的讨论仍是缺乏的,尤其缺少在文献的进一步整理之上,从“知识史”的角度切入进行探讨。从“文本”与“知识”的角度考察明代农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明人的观念中究竟是如何认识作为概念的“农书”。借助于当时士人留下的“文集”、“书目”与“农书”进行分析,明人对于“农书”这一概念的认识颇为多元且伴随着参与性程度的不同发展出异样的农书观。为了研究方便而对于这种多元的“农书”认识作一概括的话,可以总结为:明代的农书便是当时的农事书、农艺书与农政书。明晰了这一范畴之后,梳理现存与佚失的明代文献,不难得出有明一代大约诞生了 502种农书的结论。但是数量的巨大不能掩盖当时农书存在着大量抄袭、翻刻的情况。因此,单纯从农学知识的发展角度来说,明代的有价值的农书数量将下降到300种以下。不过,无论明代究竟有多少种农书,对于它们的文献考证活动自然是不可缺少。尤其是一些农书的作者、版本与诞生时代在之前的农书目录里面有误,还有一些农书是前人未见的,另有一些已经侠失的农书也可以辑佚。如果说“文本”研究专注于文献本身,那么“知识史”视角下的农书研究则侧重于考察农书与时间、空间的互动。从“时间”的角度而言,明代农书与宋代农书的比较可以揭示传统社会的不同时代农学知识关注的变化。主要通过内容、作者与时空分布的对比,宋、明农书的连续性与差异性一目了然:相较于宋代,明代的农书更加注重“统合”,其中负载的农学知识则进一步下移,作为农书生产的动力也不再受政治权力的制约。另从“空间”角度来说,明代农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即“花谱”,除了在知识性上超越宋代以外,还更多承担了专业知识记载之外的交往功能。简言之,在明代的社会空间中,以“花谱”为代表的农书参与了当时士人社交网络的建构。此外,“知识史”的视角除了较为宏观的考察之外,更加关注一种知识或书籍的生产、传播、阅读以及社会影响。从《树艺篇》与《汝南圃史》之间的关系与发展来看,明代农书的生产过程漫长而富有弹性。在“稿本”农书到“刻本”农书的变化过程,不仅是农学知识系统化的过程,也是一些农学知识被删去、另一些农学知识被加入的过程。农书诞生以后的传播活动,官府在其中起到了较为显着的作用。因此考察明代官刻农书的传播行为与影响,可以作为个案了解当时农学知识的传播面向以及传播过程中的问题。当然,传播是农书生产方或者农书刊刻方的行为,农书中承载的农学知识能否真正为时人认同或接受,还得考察当时农书的阅读问题。对此,由于诞生时间颇早,且在明代流传较广的《救荒本草》与《野菜谱》便是探讨农书阅读活动的重要个案。基于农书内容、序跋以及阅读者的书目、批语,乃至翻刻过程中的改造活动,明代农书阅读的多元面向可以被充分挖掘。例如以上两种野菜书的阅读活动,便呈现出早期阅读与晚期阅读的极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晚明士人对于农书的阅读往往偏离了作者原有的意图。最后,农书与地方社会关系往往不被前人研究所重视,这固然是因为地方性农书不宜保存流传。然而,《亳州牡丹史》却能填补这种研究方向的空白。该书不仅是亳州牡丹的知识性介绍,更是亳州士人与一般百姓从事花事交往活动的记录。通过这一文本,晚明亳州的地方社会显得更加饱满,而《亳州牡丹史》本身也离不开这一社会的制约,尤其是其中所凸显的对于“阶层”变动的敏感。综上所述,明代农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旧有农业文献的整理与考察,更是对于其中所记录的农学知识的分析。这种分析在过往的研究中过多的侧重在“科学技术”的介绍,而忽略了知识以及其载体（农书）的概念、时空变迁、生产过程、传播活动、阅读与接受等等方面的探讨。而对于以上问题的讨论,才是后人进一步理解当时农学实况的钥匙。
戴亚[5]（2017）在《枇杷属植物DUS测试指南的研制及其种质数据库的建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枇杷属（Eriobotrya Lindl.）植物属于蔷薇科（Rosaceae）苹果亚科（Maloideae）。枇杷属植物种数长期混乱,其主要原因是枇杷属与石斑木属（Rhaphiolepis）、石楠属（Photinia）等近缘属下的一些种容易混淆。而栽培枇杷则品种繁多,标准阙如。因此,编制一个以栽培枇杷为主、兼及其他20多个种的枇杷属植物的特异性（Distinctness）、一致性（Uniformity）和稳定性（Stability）测试（简称DUS测试）指南,并以此为基础,研发包括品种资源在内的枇杷属植物种质资源数据库及其管理信息系统,对于枇杷属植物种质资源的鉴定、数据查询和分析,国内外信息交流,品种改良和枇杷产业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获得的主要结果如下:（1）基于科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枇杷属植物图谱》和农业部2010年下达任务研制的《枇杷新品种DUS测试指南》（建议稿）,按照国际及我国植物新品种DUS测试指南编制的要求,搜集大量的枇杷属植物种质资源和品种资源资料,确定了19个种,7个变种（变型）、国内外的100个代表性品种作为测试对象。（2）选用了48个测试性状（质量性状7个、数量性状30个、假质量性状11个）,其中树性状有3个、枝条性状2个、叶片性状20个、花性状9个、果实11个,种子性状3个;采用“树:树性”、“叶:叶形”、“花:花期”、“果实:成熟期”、“果实:纵切面形状”、“果实:果肉颜色”作为分组性状,测试性状涵盖枇杷属植物种以及品种特征性状。本研究对每个测试性状进行科学分级和准确描述,与UPOV指南TG/159/3相比,删除了相关性强的24个性状,调整了22个性状的表述。研制了《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枇杷属》。（3）以Windows+PHP+Mysql+Apache为开发平台,以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枇杷课题组2005至今搜集并保存的枇杷属植物历史调查数据为信息来源。归纳和设立52个描述为描述符基础,构成了数据库库表,构建网页版枇杷属植物种质资源数据库。网页版枇杷属植物种质资源数据库,可以使用“快速查询”通过模糊的“种质名称”来查询相关的种质,也可以通过“标准查询”中的“品种”、“树性”、“树高”等52项描述符查询种质信息。
王燕[6]（2017）在《近代职业教育的地方生活化 ——基于中华职教社在昆山徐公桥的乡村实验》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渐趋败落。先进知识分子以社会团体为依托,投身于乡村复兴运动,众多乡村建设模式应运而生。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推广职业教育为职志,对开展乡村教育有着独特的思路,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独树一帜。农民生计是农村中的首要问题,职教社致力于普及农村教育,指导他们谋生的方法,发展农村经济。职教社在徐公桥乡区以改进会为指导机关,通过教育的方式,因地制宜,全方位改进乡民生活,这样的乡村教育实质上就是地方生活教育。中华职教社在徐公桥开展的改进实验显示了近代职业教育地方化与生活化的特征。在乡区改进人员的角色定位上,职教社把自己看作是“剧场的客卿”,用自身的经验辅助徐公桥乡民进行农村改造,以身作则,用人格品质来感化他们,取得他们的信任;坚持当地乡民为主的理念,选用了一批优秀的本地改进人才,培育他们自主管理乡村的能力,推动乡村的持续发展。职教社把“富教合一”作为徐公桥实验区的建设目标,采取了多样的教育途径。合作社的设立和特约农田的划定,培养了乡民的合作意识,改善了萧条的乡区经济。职教社用科学教育的方式解决了乡民的生计问题,推广新式农种、农具,试办新兴副业,不仅提高了农业产量,而且为乡村经济提供了多维的发展途径。民众教育的开办,乡村信条的灌输,提高了乡民整体的文化水平。试验六年的徐公桥基本达成了乡区自治的目标:租佃关系有所改善,公民人格在国家危难之际得到彰显,村容呈现诗意,家族亲情和邻里仁义得到继承与更生,娱乐消闲方式日益多元化。在近代文明思潮的影响下,徐公桥乡区的礼俗观念、卫生意识和生活时序等也得到了改善。职教社开展的徐公桥乡村建设活动,是一次融合地方化和生活化的乡村教育。乡民的主体地位成为职业教育地方化的特色。全方面的改进活动涵盖了乡民日常生活,寄寓了职教社对现代生活的愿景。
高健[7]（2014）在《新疆方志文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方志即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持续千年不间断编纂的历史文献。新疆（西域）地处祖国西陲,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具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自汉代中央政府统一西域以来,西域与内地的交流日益紧密,而方志的编纂正是这种紧密联系的文化纽带。西域的古方志兴起于汉代张骞、班勇等人所纂的西域地记或风土记,这类带有考察性质的文献也正是中国传统方志的源头之一——两汉地记、风土记。新疆方志的兴起与祖国内地方志的兴起是同步的。也正是依靠采择这些早期西域方志材料,《汉书》、《后汉书》等正史史籍中的“西域传”才有了丰富而生动的记述,才最终确立了我国正史史籍中“西域传”的应有地位。因此,新疆方志从一开始就具有备了实地考察和关系国家利益的独特特征。隋唐时期是新疆方志编纂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阶段。这些新疆方志虽然大多亡佚,但从仅存的敦煌图经残卷来看,其种类多而体例严谨,记述内容注重当地实际情况,改变了两汉西域地记中志怪传闻较多的局面。宋代及元、明是中国方志的定型和繁盛时期,但与之相反,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西域孤悬塞外,新疆的方志编纂进入了长期的低潮期,宋、元两朝基本没有,明代仅有几种根据出使或行记改编的准方志。归根结底,新疆方志的盛衰与中央王朝国力的盛衰一脉相承。尽管如此,在屈指可数的这几部准方志中,中原对西域的交流和影响随处可见,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方志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文化传播功能。自清代乾隆朝重新统一西域后,新疆方志的编纂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高峰阶段。这个大的高峰阶段不是瞬间的,而是由持续脉冲式的几个高峰所组成。其成就不仅表现在质量高、数量多、种类繁、规模大、体例新等诸多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与西北史地学的完美结合,赋予了方志新内容、新思想,提高了方志的学术地位。这种成就和地位是民国时期乃至今天的新疆方志编纂所难以企及的。本文论题《新疆方志文献研究》将上述自汉代至民国间新疆的方志编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按照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汉、唐、明时期西域古方志文献概况；梳理分析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概况；总结了民国时期新疆新方志的特点。其中重点是围绕方志文献来研究,对清代各个细分阶段的代表方志进行了详细探讨,总结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的编纂体例、类型、特征,并对新疆方志文献中的舆图予以了特别分析。最后对全部新疆方志作了提要解题。本文首次对新疆方志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在分析和论述中,笔者发现并运用了一些新材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运用辑佚、考据等传统文献学方法对两汉时期部分西域古方志进行了文献考证,提出了新观点；首次将新疆方志与史学、西北史地学进行了对比研究,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方志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首次系统论述了清代新疆方志的编纂特点；提出了清代新疆方志的分期问题；首次对清代新疆方志舆图进行了总结分析：首次对民国新疆方志作了全面总结,并发现了一批新的民国方志文献。此外对日本所编新疆方志也首次予以了总结分析。新疆方志历史久远,内容独特,编纂和流传特别复杂,还有许多空白需要研究填补。笔者所论所述也难以全面,还很不完善,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陈健[8]（2013）在《留学教育与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宪政体制构想 ——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教育影响为中心》文中提出20世纪初,经历了“庚子事变”后的清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一场极具“西化”色彩的新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政治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头戏,恰在此时,日本成为中国师法的榜样,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奔赴日本,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政治思想与文化,他们成为新知识分子的代表,亦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在这次前所未有的留学日本的高潮中,学习法政成为当时留学界的主流,在留日法政教育中,又以法政大学创办的速成科最为引人注目。该科齐聚了很多俊才佳彦,既有已在国内取得状元、进士、举人等传统功名的科举名士,亦有毕业于新式学堂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着名的有夏同和、刘春霖、杨度、汤化龙、汤寿潜、张知本、陈天华、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宋教仁、古应芬、沈钧儒等。就政治立场来看,清末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两大思潮的主要推动者咸集于此。翻检这些精英人物早期有关中国宪政体制的构想和推进政治改革的文章,大多发表于他们留学法政大学速成科、接受了较系统的宪政教育后不久。也就是说,这个群体知识分子的宪政思想与他们留学期间所接受的教育有着实质性的关联。当日速成科所配备的教师俱为日本最有名望的法学家,他们多数任职于东京帝国大学。美浓部达吉讲授的比较宪法学,笕克彦讲授的国法学,清水澄教授的行政法和宪法,中村进午讲授的国际法,小野塚喜平次讲授的政治学等课程对于当日中国留学生接受西学知识、传播现代政治思想以至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转型提供了全新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成为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走出传统、批判专制、追求立宪的重要影响因子。尽管速成科人才济济,有着相同的留学教育背景,但却因出身、年龄及阅历的关系导致在政治立场上分属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两大阵营,并为各自阵营的宪政体制构想而奔走呼号。此种政治理念的分殊,反映的是留学生知识群体对国家体制构想中具体道路选择的不同,而非对民主宪政体制本身存有根本分歧。也正因此,清末政府主导的立宪破产后,君主立宪派转而支持革命,寻求另一条道路的救国行动,两派知识分子在辛亥前夜,实现了政治理念的合流。
林光美[9]（2011）在《雷公藤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及主要活性成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雷公藤（Tripterygium wilfordii Hook.）为卫矛科植物雷公藤的根、叶及花。其味辛苦,药性温凉,入肝、脾二经、通十二经络,具有清热解毒、祛风通络、舒筋活血、消肿止痛、杀虫止血等功效。传统研究表明,临床中雷公藤主要应用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目前对这几类疾病的治疗除雷公藤之外还没有其他中药、西药可代替。现代研究表明,雷公藤可作为抗器官排斥药物,效果很好。为此,系统开展雷公藤种质的遗传多样性与主要活性成分研究主要内容如下：1.建立了种质资源库。本项目从药用植物雷公藤资源的源头着手,将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有机地结合,收集了雷公藤主要分布区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福建,浙江,云南7个省份、30个县（市）、227个种源植株,建设全国最有代表性的雷公藤种质基因库。2.对不同地理种源的雷公藤的主要光合生理指标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光合速率（Pn）、蒸腾速率（Vpd）、气孔导度（Gs）和胞间C02浓度（Ci）均表现为东南地区的高于西南地区的,但胞间C02浓度西南地区的比东南地区的较高。生理因子相关分析表明,光合速率与气孔导度、蒸腾速率呈极显着相关；蒸腾速率与气孔导度也呈极显着相关。3.以不同地区雷公藤为研究材料,按Bradford方法、Giannoplitis的NBT光化还原法、硫代巴比妥酸（TBA）法等测定,综合分析雷公藤种源的活性氧代谢指标,结果表明POD活性的差异最大,MDA含量的差异最小。西南地区种源之间在可溶性蛋白含量、SOD活性、MDA含量三个指标上差别明显大于东南地区。SOD活性最高的桐梓、融水、宜州、祥云均是西南地区；活性最低的陆良、金州也为西南地区。桐梓种源的几项指标表现出明显的极端性,可溶性蛋白含量、SOD活性为80.151U/g鲜重/min、MDA含量为30.766μmol/g鲜重,均为最高,但其POD活性却处于较低水平。而来自福建泰宁、连城、德化三地的雷公藤四项指标均处于平均水平,参试地区之间的差距不大。4.以不同地区雷公藤为研究材料,采用CTAB法提取总DNA,利用SRAP分子标记技术,从153对引物中筛选出多态性较好、较稳定的8对引物,对不同雷公藤材料DNA进行扩增,共产生88条带,平均每对引物组合产生11条,表现出了良好的多态性。分析种质遗传多样性,进行种质资源分类,大部分雷公藤样品因地理来源相同、遗传背景相似而聚在同一类群中,在相异系数为0.68处,将36份样品大致分成了五类。未出现遗传背景完全相同的两个样品,其中亲缘关系最近的为泰宁大布和泰宁新桥的两个样品,相异系数为0.111；亲缘关系最远的为贵州桐梓和湖南湘乡的样品,相异系数为0.9714。5.建立雷公藤甲素的HPLC测定体系,采用Agilent 1100型高效液相色谱仪,Agilent G1315A二极管阵列检测器；以水、甲醇为流动相（水：甲醇=72：28（v/v））进行梯度洗脱,在波长为220nm处进行样品检测；该法平均加样回收率93.00%,RSD=4.37%。雷公藤甲素进样量在6.34ng-317ng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分析结果表明,福建武夷山的材料甲素最高,为6.337μg/g,云南大理的含量最低为0.119μg/g。平均含量为1.900μg/g,江西厢东,福建武夷山、连城、尤溪、泰宁长兴、泰宁超级苗、超级扦插,湖南湘乡,广西河池,浙江松阳均在平均水平之上。同一产地雷公藤不同部位甲素含量也不同,甲素在根芯的含量高于在根皮、茎的分布,含量比例,根芯：根皮；茎约为6：3：1。6.建立了雷公藤内酯甲的HPLC测定体系,以水、甲醇为流动相（水：甲醇=19：81（v/v））进行梯度洗脱,在波长为205nm处进行样品检测；该法平均加样回收率96.01%,RSD=4.49%,雷公藤内酯甲进样量在10.74ng-537ng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分析结果表明福建大田的材料含内酯甲最高,为17.335μg/g,福建泰宁超级苗的含量最低0.471μg/g,平均含量为3.157μg/g,其中来自广西融水,贵州雷公、桐梓、贵州的组培苗,福建永安、大田、泰宁江坑、泰宁支农坑,浙江松阳、衢州的10个材料都在平均水平之上。同一产地雷公藤不同部位内酯甲含量也不同,绝大多数样品内酯甲主要分布在根皮中,占65.7%。不同经纬度,海拔高度对内酯甲含量存在一定影响。7.建立了雷公藤红素的HPLC测定体系,以水、甲醇为流动相（水：甲醇=13：87（v：v））进行梯度洗脱,在波长为425nm处进行样品检测；该法平均加样回收率95.12%,RSD=4.71%,雷公藤红素进样量在65.1ng-2170ng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分析结果表明,福建连城的材料含量最高为1.89mg/g,湖南隆回的含量最低为0.28mg/g。平均含量为0.83mg/g,其中来自江西铅山,广西金州,贵州雷公、贵州的组培苗,福建武夷山、连城、永安、明溪、清流、尤溪、泰宁超级苗、超级扦插苗、浙江松阳的13个材料均在平均水平之上。同一产地雷公藤不同部位红素含量也不同,而且差异明显,约94.2%的红素分布在根皮中,根皮与根芯红素含量比约为20：1。8.利用EXCEL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同一部位的不同成分分布的高低关系,茎中甲素与内酯甲的含量大小相关系数达0.514,根皮中甲素与内酯甲的相关系数为0.409,甲素与红素的相关系数为0.347,内酯甲与红素的相关系数为0.355。其他部位的不同成分的含量大小之间不呈现相关性。9.在雷公藤种质资源研究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评价的基础上,利用净现值（NPV）法及边际成本与边际收入比较分析法分析了雷公藤田间栽培、山地纯林栽培、山地套种栽培三种不同种植模式经济效益,得出NPV田间栽培、NPV山地纯林栽培、NPV山地套种栽培均为正数、边际成本均小于边际收入,即三种种植模式均可行,以雷公藤田间栽培模式为最优,山地纯林栽培及山地套种栽培模式次之。
戴芳[10]（2010）在《工业化进程对林权制度变迁的影响研究 ——以河北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在清晰界定林权及林权制度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从工业化进程视角,对建国后林权制度变迁过程进行深入分析,找出影响林权制度安排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总结出林权制度变迁的规律性,并对林权制度变迁的未来政策取向提出建议。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主要进行了以下研究并形成了相应研究结论：第一,以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对林权以及林权制度等相关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形成的研究要点如下：林权是指以森林资源为客体所建立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的一组权利束；林权制度是以林权为依托,在清晰界定林权权利束中各具体权利边界的基础上,将林权所包括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在林权主体之间进行配置,并对各林权主体责、权、利的边界进行清晰界定,以制度形式对形成的林权配置结构予以认可和保护的一系列行为规范的总称。第二,在对工业化进程进行阶段划分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河北省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林权制度变迁的动因、特征、林权配置结构及政策效果,总结林权制度变迁的规律性。形成的结论如下：以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为理论依据,选取人均GDP、产业结构、就业结构、霍夫曼指数、恩格尔系数和人口城市化率六项指标,运用阶段性阈值法对河北省及福建、浙江、江苏等对比省份的工业化进程进行阶段划分；特定时期的林权制度安排是由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森林资源禀赋、国家意志、历史习惯习俗以及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博弈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林权制度发生变迁,工业化进程对林权制度变迁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在自然资源禀赋、国家意志、历史习惯习俗、意识形态以及民主程度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导致林权制度变迁呈现出不同的路径依赖；通过对林业投资、造林面积、森林覆盖率、林地面积、木材产量、林业产值等指标的量化比较,以及对农户与集体组织之间、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博弈分析,评判各阶段林权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果；工业化进程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决定了林权制度变迁的规律性,逐渐由保障对森林资源单一需求的林权制度安排转变为保障对森林资源多种功能需求的林权制度安排。第三,以委托代理理论等为理论依据,分析了影响林权制度安排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运用比较分析法对不同林权类型在不同工业化阶段的政策效果进行比较分析。形成的结论如下：林权制度安排政策效果除了受林权制度安排本身的合理性影响之外,还会受到林权制度变迁方式、林权制度安排的完善性、林权制度安排执行的有效性以及林权制度安排受保护的程度和稳定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各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林权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果；私有林权制度安排通常适用于以发挥经济功能为主的森林资源,同时需满足林产品市场化程度较高等条件,集体林权制度安排界定给以发挥经济功能为主和以发挥生态功能为主的森林资源皆可,通常情况下,国有林权适宜界定给以发挥生态功能为主的森林资源,或是大面积成片的、其他林权主体难以经营的森林资源。林权类型与工业化阶段之间并不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第四,以公共物品理论为理论依据,利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和交叉列联分析法等计量经济学方法以及博弈论方法对河北省林权制度变迁的未来政策取向进行实证分析。形成的研究要点如下：以经营林地的规模和林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为标准,运用快速聚类分析法将样本农户进行大户和小户的分类,分别对其进行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各因素对大户与小户产生影响的方向和程度有所不同；运用交叉列联分析法对农户进行林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对政府与农户选择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博弈过程分别构建博弈模型,得出结论认为,增强农户对获得收益的预期、提高非农收入的比重、降低采伐限额标准以及增加对速生林生态效益补偿有助于激励农户选择经营速生林,在更大程度上推动林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
二、《福建果树》2004年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福建果树》2004年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事关国家事权的教科书建设需要加强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 |
| (二)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有助于某些社会及教育问题的解决 |
| (三)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的研究缺位 |
| (四)有机哲学价值论能为生物教科书价值审视提供一种新视阈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一)教科书与生物教科书 |
| (二)价值取向 |
| (三)中学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时间范围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分析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一、教科书研究文献综述 |
| (一)教科书研究综述 |
| (二)生物教科书研究综述 |
| 二、有机哲学价值论研究综述 |
| (一)文献检索概览 |
| (二)有机哲学价值理论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现状反思 |
| (一)生物教科书研究的理论基础还有待挖掘 |
| (二)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迫在眉睫 |
| (三)对生物教科书的事实之思掩盖了价值之辨 |
| (四)有机哲学对于生物教科书研究有着强烈的可借鉴性 |
| 第二章 有机哲学价值理论 |
| 一、价值理论生发背景及核心概念说明 |
| (一)价值理论生发的背景 |
| (二)核心概念说明 |
| 二、价值的内涵 |
| (一)价值的本质:事件的内在实在性 |
| (二)价值的拓展:自然机体也具有自身的价值 |
| 三、有机哲学价值论的核心范畴及构成 |
| (一)基本原理 |
| (二)事实与价值 |
| (三)模式理论 |
| (四)情感理论 |
| (五)有机哲学的价值构成或命题 |
| 四、有机哲学知识价值论 |
| (一)知识的整体性 |
| (二)“认识”包含三个因素:主体、资料和主体形式 |
| (三)三种知觉方式:因果效验、直接表象、符号指称 |
| (四)科学与美不可分离 |
| (五)注重智慧生成 |
| 第三章 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02-1911) |
| 一、结构主义及结构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一)结构主义 |
| (二)结构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二、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 (一)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 (二)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 |
| (二)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总体特征 |
| 四、对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 第四章 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12-1948) |
| 一、实用主义及实用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一)实用主义 |
| (二)实用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二、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 (一)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 (二)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 |
| (二)生物教科书的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四、对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 第五章 走向多元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49-2003) |
| 一、多元取向的总体特征 |
| (一)多元取向的内涵 |
| (二)多元取向的特征 |
| 二、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 (一)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 (二)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及特点 |
| (二)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四、对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 第六章 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有机哲学审视 |
| 一、价值取向嬗变的特点:从本质到多元 |
| (一)课程目标:从知识取向到素养取向 |
| (二)生物教科书内容:从博物到生物学 |
| (三)生物教科书编写主体:专业性、学术性日益凸显 |
| (四)教科书呈现方式:由教材取向转向学材取向 |
| (五)政治取向贯穿始终 |
| 二、价值取向的问题:基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一种考察 |
| (一)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易于形成“呆滞的知识” |
| (二)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过于强调科学的浪漫精神 |
| (三)多元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过于均质化,忽略对比的和谐 |
| 第七章 有机哲学视阈下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编写旨趣 |
| 一、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应凸显命运共同体 |
| (一)整体宇宙观视阈下的生物圈命运共同体 |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整体性维度 |
| 二、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重视关系性力量 |
| (一)生态观上的担当:关系力量思维下的共享生态观 |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生态性维度 |
| 三、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需融合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 |
| (一)有机哲学与生物学在生活观上的创新 |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生活性维度 |
| 四、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回归五彩缤纷的生活 |
| (一)有机思维下的智慧生成 |
| (二)教科书编写的教育性维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清末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 附录2 民国时期生物教科书编着者的学科背景 |
| 附录3 民国时期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 附录4 民国时期教科书作者及其出版教科书的统计 |
| 附录5 1949 年以来人教版生物教科书知识内容框架梳理 |
| 附录6 1949 年以来人教版生物教科书梳理表 |
| 附录7 义务教育初中《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 附录8 教科书文本汇总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完成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研究视角 |
| 三、研究区域 |
| 四、资料介绍 |
| 五、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自然和人文环境 |
| 第一节 地质地貌 |
| 第二节 林木、植被和野生动物 |
| 第三节 水系和水文 |
| 第四节 地方社会秩序 |
| 第五节 人口流入 |
| 小结 |
| 第二章 土地的占有、交易和粮产 |
| 第一节 土地占有 |
| 第二节 土地交易 |
| 第三节 粮食产量 |
| 小结 |
| 第三章 农家副业 |
| 第一节 副业的类型 |
| 第二节 副业在农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
| 小结 |
| 第四章 农业雇工 |
| 第一节 雇工的供需机制 |
| 第二节 雇工的收入 |
| 第三节 雇工的社会关系 |
| 小结 |
| 第五章 农民“从商” |
| 第一节 农民从商的动因 |
| 第二节 从商者的社会身份 |
| 第三节 从商的时空特征和工作类型 |
| 第四节 “从商”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生计模式、家庭结构与农民理性 |
| 第一节 农民的生计模式及其调适 |
| 第二节 农民家庭的分与合 |
| 第三节 “晋西南模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笔记小说”之研究现状及其问题存在 |
| (一)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 |
| (二)目前笔记小说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
| 二、晚清民国之“笔记小说”概念辨析 |
| (一)“笔记小说”概念缘起 |
| (二)晚清民国之笔记小说研究 |
| (三)晚清民国学人关于“笔记小说”概念的分歧 |
| 附：民国之“笔记”概念 |
| 三、本文“笔记小说”之概念及适用范围 |
| (一)清代“小说”的多重意义 |
| (二)清代“说部笔记”“小说笔记”与今日之“笔记小说” |
| (三)“笔记小说”在清代的适用范围 |
| (四)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及结构 |
| 第一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分期与变迁 |
| 第一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分期 |
| 第二节 顺治元年——康熙四十年：晚明小说的延续与新朝气象的展露 |
| 第三节 康熙四十一年——乾隆三十年：杂家笔记的崛起与稗官故事的消歇 |
| 第四节 乾隆三十一年——乾隆六十年：野史笔记之外的诸体并兴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类别与着述特征 |
| 第一节 野史笔记类 |
| 一、野史与小说：叙事与“传闻异辞” |
| 二、野史笔记与“杂史小说” |
| 三、前四朝野史笔记类之着述特征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杂家笔记类 |
| 一、杂家笔记与笔记小说 |
| 二、前四朝杂家笔记类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地理杂记类 |
| 一、地理杂记与笔记小说 |
| 二、前四朝地理杂记类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稗官故事类 |
| 一、笔记小说与“子部小说” |
| 二、前四朝稗官故事类小说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结语 笔记小说诸类型之间的互动关系 |
| 第三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体派之形成与特征 |
| 第一节 “渔洋说部体” |
| 一、“渔洋说部”的命名 |
| 二、“渔洋说部”概念下之作品 |
| 三、“渔洋说部”的特征 |
| 四、“渔洋说部体”影响下诸作品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板桥体” |
| 一、“板桥体”之源头 |
| 二、“板桥体”之形成 |
| 三、“板桥体”之基本特征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说粤体” |
| 一、“说粤体”在康乾时期的存在情况 |
| 二、清代康乾年间“说粤体”的基本特征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聊斋体” |
| 一、《聊斋志异》与其他文体的渊源 |
| 二、《聊斋志异》之文本构成 |
| 三、“聊斋体”的形成及乾隆年间之体派呈现 |
| 四、小结 |
| 结语 |
| 第四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批评之形式与内涵 |
| 第一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书目 |
| 一、前四朝书目概观 |
| 二、笔记小说在本期书目之多样化着录及出现的问题 |
| 三、本期书目中的笔记小说批评状况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序跋 |
| 一、关于笔记小说的写作姿态、类别划分与功能指向 |
| 二、关于笔记小说的批评：性质探讨与审美倾向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评点 |
| 一、《玉光剑气集》 |
| 二、《匡林》《谔崖脞说》《亚谷丛书》《稗贩》 |
| 三、《楚庭稗珠录》 |
| 四、《聊斋志异》《续板桥杂记》 |
| 小结 |
| 总结 |
| 顺康雍乾笔记小说叙录 |
| 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作品表征图表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4）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与研究框架 |
| 五、创新之处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明代的多元农书观 |
| 第一节 一般性观察:文集中的“农书” |
| 第二节 分类性观察:目录中的“农书” |
| 第三节 专门性观察:农书的自我认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农书数量考辨 |
| 第一节 明代农书数量初考:以《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为中心 |
| 第二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一:增加 |
| 第三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二:删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农书汇考 |
| 第一节 《中国农学书录》所录明代农书补正 |
| 第二节 明代稀见农书考述 |
| 第三节 明代已佚农书辑考 |
| 第四节 《农说》撰者马一龙新考 |
| 第五节 《树艺篇》新考 |
| 第六节 再论《沈氏农书》与《乌青志》 |
| 第四章 明代农书的内容、作者与时空:与宋代比较 |
| 第一节 明代“狭义”农书考述 |
| 第二节 宋明农书内容的比较 |
| 第三节 宋明农书作者的比较 |
| 第四节 宋明农书时空分布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农书的撰写特点:以花谱为中心 |
| 第一节 明代花谱述略 |
| 第二节 作为交往工具的花谱 |
| 第三节 作为自然知识的花谱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农书的生产:从《树艺篇》到《汝南圃史》 |
| 第一节 《树艺篇》与农学知识的获取 |
| 第二节 《树艺篇》与《花史》:农学知识的两次加工 |
| 第三节 《汝南圃史》的完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明代农书的传播:以官刻农书为中心 |
| 第一节 明代官刻农书考述 |
| 第二节 明代农书的官刻过程 |
| 第三节 农学知识的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明代农书的阅读:《救荒本草》与《野菜谱》 |
| 第一节 从私密阅读到开放阅读 |
| 第二节 开放阅读与“荒政取向”的延续 |
| 第三节 从开放阅读到多元阅读 |
| 第四节 讨论:写作、刊刻与阅读 |
| 第九章 明代农书与地方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例 |
| 第一节 亳州牡丹与《亳州牡丹史》 |
| 第二节 《亳州牡丹史》所录亲友小考 |
| 第三节 《亳州牡丹史》所见明代亳州花事活动 |
| 第四节 《亳州牡丹史》中的阶层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5）枇杷属植物DUS测试指南的研制及其种质数据库的建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及英文对照 |
| 1 引言 |
| 1.1 研究的立题依据与目的 |
| 1.2 枇杷属植物DUS测试背景及其研究进展 |
| 1.3 种质资源数据库研究进展 |
| 1.3.1 国内外种质资源数据库研究进展 |
| 1.3.2 PHP与mySQL及其应用研究 |
| 1.4 本研究的基础条件 |
| 1.4.1 枇杷属植物DUS测试历史数据整理结果 |
| 1.4.2 枇杷属植物性状数据的分级 |
| 1.5 研究目标和主要内容 |
| 2 枇杷属植物品种DUS测试指南的研制 |
| 2.1 研制方法及依据 |
| 2.1.1 研制方法 |
| 2.1.2 研制依据 |
| 2.2 枇杷属植物品种DUS测试指南的基本要求 |
| 2.2.1 适用类群范围 |
| 2.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 2.2.3 术语和定义 |
| 2.2.4 符号 |
| 2.2.5 繁殖材料的要求 |
| 2.2.6 测试方法 |
| 2.3 标准品种的选择方法 |
| 2.4 性状选择依据 |
| 2.5 性状表中性状排列顺序 |
| 2.6 技术问卷的编制方法 |
| 2.7 一致性、稳定性、特异性的判别方法 |
| 2.7.1 特异性的判定 |
| 2.7.2 一致性的判定 |
| 2.7.3 稳定性的判定 |
| 2.8 分组性状要求 |
| 2.9 新品种认定原则 |
| 2.10 枇杷属植物品种DUS测试指南 |
| 3 枇杷属植物种质资源数据库的建立 |
| 3.1 枇杷属植物种质资源数据库系统的分析与设计 |
| 3.1.1 数据系统的需求分析 |
| 3.1.2 数据系统总体设计 |
| 3.1.2.1 数据库数据来源及数据描述符的确定 |
| 3.1.2.2 系统开发环境及安全保密性 |
| 3.1.2.3 系统功能模块设计 |
| 3.2 枇杷属植物种质资源数据库系统的实现 |
| 3.2.1 使用MySQ L数据库存储数据的基本技术 |
| 3.2.1.1 数据的存储 |
| 3.2.1.2 修改数据库数据 |
| 3.2.1.3 删除数据库数据 |
| 3.2.1.4 查询数据库数据 |
| 3.2.1.5 数据库数据的备份和还原 |
| 3.2.2 基于PHP建立Web前端与数据库实现交互的基本技术 |
| 3.2.2.1 Web前端页面的总体设计 |
| 3.2.2.2 登录模块 |
| 3.2.2.3 显示模块 |
| 3.2.2.4 查询模块 |
| 3.2.3 数据库管理系统 |
| 3.2.3.1 页面加密技术 |
| 3.2.3.2 用户管理及种质管理 |
| 3.2.4 系统维护 |
| 4 总结与讨论 |
| 4.1 创新点 |
| 4.2 不足之处 |
| 4.3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枇杷属植物品种DUS测试指南 |
| 附录B 枇杷属植物种质资源数据库具体代码（31 页，略） |
（6）近代职业教育的地方生活化 ——基于中华职教社在昆山徐公桥的乡村实验（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价值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的主要对象及相关资料 |
| 五、研究方法及基本框架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教育与徐公桥区况 |
| 第一节 学术团体挽救农村危机 |
| 一、不断衰落的民国乡村 |
| 二、众多乡建模式的涌现 |
| 三、中华职教社从事职业教育的缘起 |
| 第二节 徐公桥成为实验选区 |
| 一、乡区的基本格局 |
| 二、中华职教社的乡村救济思路 |
| 三、实验区组织设置与人事安排 |
| 第二章 主客角色的定位 |
| 第一节 职教社的自身定位 |
| 一、确定地方持续发展的目标 |
| 二、选拔地方改进人才 |
| 三、以身作则的人格感化 |
| 第二节 乡民为主的严格筛选 |
| 一、德高望重的乡区领袖 |
| 二、热心改进的本地农友 |
| 三、具备文化的进步青年 |
| 第三章 乡村生活改进的途径 |
| 第一节 乡村生计与“富教合一”理念 |
| 一、生计是乡村教育的瓶颈 |
| 二、“富教合一”的改进目标 |
| 第二节 发展自助合作事业 |
| 一、灌输自治自办观念 |
| 二、设立合作组织 |
| 三、划定特约农田 |
| 第三节 以科学教育解决生计问题 |
| 一、推广良种农具 |
| 二、试办乡村副业 |
| 三、开展民众教育 |
| 第四章 “桃源”乡村的新旧融汇 |
| 第一节 乡村生活的“桃源”景象 |
| 一、自治目标的达成 |
| 二、诗意村容的呈现 |
| 三、娱乐消闲的改良 |
| 第二节 生活方式的文明化 |
| 一、公民人格的养成 |
| 二、生活秩序的规范 |
| 三、抵制豪奢风俗 |
| 第三节 乡村礼俗的继承与更生 |
| 一、租佃关系的改善 |
| 二、优良美德的传承 |
| 三、神俗礼教的破除 |
| 第四节 基础设施的近代性 |
| 一、市政设施的创建 |
| 二、卫生设施的焕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7）新疆方志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背景概况 |
| 第一节 新疆自然与历史地理环境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历史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新疆历代行政区划变迁 |
| 一、汉唐至元明新疆行政体制 |
| 二、清代新疆行政管理体制 |
| 三、民国新疆行政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新疆方志概况 |
| 一、新疆方志数量 |
| 二、新疆方志类型 |
| 三、新疆方志名称 |
| 四、新疆方志体例 |
| 第二章 西域古方志 |
| 第一节 汉晋西域佚志 |
| 一、《出关志》 |
| 二、班勇《西域风土记》 |
| 三、道安《西域志》 |
| 第二节 隋唐西域图经与地志 |
| 一、隋唐西域佚志 |
| 二、敦煌文献中的西域图经和地志 |
| 三、隋唐西域方志的编纂体例 |
| 四、隋唐西域方志的价值 |
| 第三节 宋元明西域方志 |
| 一、宋元西域方志 |
| 二、明代西域方志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新疆方志的编撰与发展 |
| 第一节 开端与创新：乾隆年间西域方志编纂的繁荣 |
| 一、《西域图志》的编纂 |
| 二、南疆区域志的编纂 |
| 三、事宜类方志的繁荣 |
| 第二节 发展与融合：方志与西北史地学的交融 |
| 一、和宁及其所编方志 |
| 二、徐松及其所编方志 |
| 三、《大清一统志》与“新疆统部”的编纂 |
| 四、清代新疆方志与西北史地学之关系 |
| 第三节 普及与完善：清末乡土志与《新疆图志》 |
| 一、建省后的首部通志《新疆四道志》 |
| 二、新疆乡土志的编纂与流传 |
| 三、《新疆图志》及其各分志的编纂 |
| 四、新疆乡土志与《新疆图志》文献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特点 |
| 第一节 清代新疆方志纂修者之特点 |
| 一、满族人士的广泛参与 |
| 二、遣员和流寓文人的参与 |
| 三、纂修者身份分析 |
| 第二节 清代新疆方志编纂特点 |
| 一、体例严谨,体裁多样 |
| 二、事宜类方志独具风采 |
| 三、区域性方志多而州县志少 |
| 四、官修少而私纂多 |
| 第三节 清代新疆方志内容特点 |
| 一、多收御制诗文 |
| 二、门类独特 |
| 三、实地考察与文献资料并重 |
| 第四节 清代新疆方志版本流传特点 |
| 一、多以稿抄本传世 |
| 二、总志与分志、单行本并行 |
| 三、版本系统复杂 |
| 四、同书异名混乱 |
|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的新疆方志 |
| 第一节 民国新疆方志的变革 |
| 一、传统方志的艰难维系 |
| 二、新方志的兴起 |
| 三、民国新疆兵要地志 |
| 第二节 民国续修新疆通志的理论之争 |
| 一、设局修志未成 |
| 二、续修新疆通志的理论之争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日本所编新疆方志 |
| 一、日本对新疆方志的收集 |
| 二、日本所编新疆方志概述 |
| 三、日本所编新疆方志特点 |
| 小结 |
| 第六章 新疆方志舆图 |
| 第一节 新疆方志舆图概况 |
| 一、中国古代方志舆图概况 |
| 二、新疆方志舆图概况 |
| 三、主要方志舆图介绍 |
| 第二节 新疆方志舆图的内容和类型、特点 |
| 一、新疆方志舆图内容、类型 |
| 二、编纂体例特点 |
| 第三节 新疆方志舆图价值 |
| 一、史料价值 |
| 二、艺术价值 |
| 三、方志学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新疆方志提要 |
| 一、西域古方志 |
| 二、清代方志 |
| 三、新疆乡土志 |
| 四、民国方志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8）留学教育与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宪政体制构想 ——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教育影响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各章结构内容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清末新政与留日热潮及西学传播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留日大潮的涌起 |
| 第二节 留日学生与近代政治学说传播 |
| 第二章 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创办和教育 |
| 第一节 梅谦次郎与法政速成科的创办 |
| 一、学成归国的梅博士 |
| 二、创办法政速成科 |
| 三、延揽名师、亲执教鞭 |
| 第二节 日本法政大学藏《速成科讲义录》学术价值评析 |
| 一、《法政速成科讲义录》概述 |
| 二、《法政速成科讲义录》学术价值评析 |
| 第三节 速成科群体政治理念与活动 |
| 一、速成科毕业人数小考 |
| 二、理念的分殊与合流—速成科学生中的立宪派与革命派 |
| 三、速成科教育与立宪派、革命派的理论家 |
| 小结 |
| 第三章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与笕克彦《国法学》之关系 |
| 第一节 “制”与“国权” |
| 第二节 国家之分类 |
| 第三节 “开明专制”与“立宪” |
| 第四节 立宪之争及理论溯源 |
| 小结 |
| 第四章 速成科教育与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 |
| 第一节 杨度在日本接受宪政教育情况 |
| 第二节 关于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学术溯源 |
| 一、关于杨度“世界与中国”的学术溯源 |
| 二、关于杨度的国家观“金铁主义”的溯源 |
| 三、关于杨度“现行政体性质”的学术溯源 |
| 四、关于杨度“政治革命”的学术溯源 |
| 五、关于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学术溯源 |
| 小结 |
| 第五章 速成科教育与汪精卫“国民主义”思想 |
| 第一节 “民族的国民”解析 |
| 一、民族与民族主义溯源 |
| 二、“民族”与“国民”的嫁接 |
| 第二节 汪精卫的“政治革命论”解析 |
| 一、政治革命的途径 |
| 二、“政治革命”的内涵阐述 |
| 三、学理之辩 |
| 小结 |
| 第六章 速成科教育与胡汉民国际法思想 |
| 第一节 胡汉民在日本接受国际法教育情况 |
| 第二节 胡汉民国际法思想论解 |
| 一、同盟会之“对外主义” |
| 二、排外与国际法 |
| 小结 |
| 第七章 胡汉民、朱执信“民生主义论”与速成科教育 |
| 第一节 胡汉民、朱执信所受经济学、财政学教育情况 |
| 一、《经济学》、《财政学》讲义内容及两者关系 |
| 二、《经济学》《财政学》讲义的内容特色 |
| 第二节 关于胡汉民、朱执信“民生主义”的学术溯源 |
| 一、关于胡汉民“民生主义论”的学术溯源 |
| 二、关于朱执信“民生主义论”的学术溯源 |
| 小结 |
| 结语——国家观念更新与体制追求 |
| 一、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衍生 |
| 二、由“东洋”入“西洋”——法政速成科在传播近代国家观念中所扮演的角色 |
| 参考文献 |
| 附表及附录 |
| 一、附表：法政速成科各班毕业生名录 |
| 二、附录：法政速成科讲义录各期目次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研究成果 |
（9）雷公藤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及主要活性成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雷公藤研究综述 |
| 1.1 雷公藤种质资源研究进展 |
| 1.1.1 雷公藤种质资源分布 |
| 1.1.2 不同雷公藤种质资源的形态学表现 |
| 1.1.3 分子标记技术在雷公藤种质资源研究中的应用 |
| 1.1.4 不同雷公藤种质资源的活性成分差异 |
| 1.2 雷公藤化学成分、药理和临床研究进展 |
| 1.2.1 活性成分 |
| 1.2.2 药理作用 |
| 1.2.3 临床应用 |
| 1.2.4 毒理作用 |
| 1.3 栽培研究进展 |
| 1.3.1 生物学及生态特征 |
| 1.3.2 外界环境对雷公生长及其活性成分的影响 |
| 1.3.3 栽培技术措施对雷公生长及其生物量的影响 |
| 1.3.4 采收与存贮时间对雷公藤活性成分的影响 |
| 1.4 遗传多样性研究进展 |
| 1.4.1 分子遗传标记的种类 |
| 1.4.2 分子标记在雷公藤等中药上的应用 |
| 1.5 HPLC在中药领域的应用及在雷公藤研究中的作用 |
| 1.5.1 HPLC简介 |
| 1.5.2 HPLC在中药领域的应用概述 |
| 1.5.3 HPLC在雷公藤研究中的的应用 |
| 2 雷公藤种质资源库建立 |
| 2.1 种源收集 |
| 2.1.1 收集方法 |
| 2.1.2 种质资源的保存 |
| 2.2 实验样本的选择 |
| 2.2.1 雷公藤种质资源实验样本基本情况 |
| 2.2.2 雷公藤高优苗的选育 |
| 3 不同地理种源雷公藤的植物生理研究 |
| 3.1 不同地理种源雷公藤的光合生理特征比较研究 |
| 3.1.1 材料与方法 |
| 3.1.2 结果与分析 |
| 3.1.3 讨论 |
| 3.2 不同地区雷公藤活性氧代谢研究 |
| 3.2.1 材料与方法 |
| 3.2.2 结果与分析 |
| 3.2.3 讨论 |
| 4 雷公藤种质遗传多样性研究 |
| 4.1 实验材料和方法 |
| 4.1.1 实验材料 |
| 4.1.2 供试样品来源 |
| 4.1.3 实验方法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DNA的纯度与浓度 |
| 4.2.2 SRAP生态性分析 |
| 4.2.3 结论 |
| 4.3 讨论 |
| 4.3.1 雷公藤总DNA提取 |
| 4.3.2 SRAP标记及多态性 |
| 5 雷公藤活性成分的HPLC含量研究 |
| 5.1 雷公藤甲素的提取和研究 |
| 5.1.1 仪器与试剂 |
| 5.1.2 雷公藤甲素含量测定方法的建立 |
| 5.1.3 雷公藤甲素含量测定方法学验证 |
| 5.1.4 雷公藤甲素含量结果与分析 |
| 5.1.5 小结 |
| 5.2 雷公藤内酯甲的提取与研究 |
| 5.2.1 仪器与试剂 |
| 5.2.2 雷公藤内酯甲色谱分析条件的建立 |
| 5.2.3 雷公藤内酯甲含量测定方法学验证 |
| 5.2.4 雷公藤内酯甲含量结果与分析 |
| 5.2.5 小结 |
| 5.3 雷公藤红素的提取与研究 |
| 5.3.1 仪器与试剂 |
| 5.3.2 雷公藤红素含量测定方法的建立 |
| 5.3.3 雷公藤红素含量测定方法学验证 |
| 5.3.4 小结 |
| 5.4 相关性分析 |
| 5.4.1 雷公藤活性成分相关性分析 |
| 5.4.2 小结 |
| 6 雷公藤种质资源研究效益评价 |
| 6.1 生态和社会效益评价 |
| 6.1.1 生态效益评价 |
| 6.1.2 社会效益评价 |
| 6.2 经济效益评价 |
| 6.2.1 净现值法效益分析评价 |
| 6.2.2 边际成本与边际收入分析评价 |
| 6.2.3 需求供给效益分析评价 |
| 6.3 市场风险分析与控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10）工业化进程对林权制度变迁的影响研究 ——以河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研究目的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价与比较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2 主要理论依据及概念界定 |
| 2.1 产权和制度变迁理论 |
| 2.1.1 产权 |
| 2.1.2 产权制度 |
| 2.1.3 产权制度变迁 |
| 2.2 林权和林权制度变迁 |
| 2.2.1 林权 |
| 2.2.2 林权制度 |
| 2.2.3 林权制度变迁 |
| 3 工业化进程的阶段划分 |
| 3.1 工业化概述 |
| 3.2 工业化进程的判定 |
| 3.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2.2 评价指标体系的计算 |
| 3.3 河北省工业化进程阶段划分 |
| 3.4 改革开放后各省(市)工业化进程比较 |
| 3.4.1 对比省(市)的选取 |
| 3.4.2 各省(市)工业化进程的比较 |
| 4 前工业化阶段建国初期的林权制度变迁 |
| 4.1 建国初期河北省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
| 4.1.1 经济发展的资源限制 |
| 4.1.2 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和低级化 |
| 4.1.3 农业占据主导地位 |
| 4.2 建国初期对森林资源需求的特征 |
| 4.3 地主私有转变为农户私有的动因分析 |
| 4.3.1 农民对森林资源的诉求 |
| 4.3.2 政府对农民利益的保护 |
| 4.3.3 私有林权的路径依赖 |
| 4.3.4 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博弈 |
| 4.4 建国初期林权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 |
| 4.4.1 林权制度安排依附于土地制度安排 |
| 4.4.2 对农户私有林权最大限度的保护 |
| 4.4.3 规模大小决定林权类型 |
| 4.4.4 积极鼓励植树造林 |
| 4.4.5 林地产权与林木产权相统一 |
| 4.4.6 林权各具体权利分割性较弱 |
| 4.5 对不同林权类型配置结构的分析 |
| 4.5.1 单一林权主体的权利配置结构 |
| 4.5.2 多个林权主体的权利配置结构 |
| 4.6 农户私有林权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果评价 |
| 4.6.1 林业投资不断增加 |
| 4.6.2 毁林行为日益突出 |
| 4.6.3 造林面积不断增加 |
| 4.6.4 森林面积有所增加 |
| 4.6.5 林业产值有所提高 |
| 4.7 本章小结 |
| 5 工业化初期的林权制度变迁 |
| 5.1 工业化初期河北省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
| 5.1.1 工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 |
| 5.1.2 经济快速增长与间歇性后退相伴而生 |
| 5.1.3 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和强破坏性 |
| 5.1.4 城市化进程缓慢推进 |
| 5.2 工业化初期对森林资源需求的特征 |
| 5.3 私有林权向集体林权的转变 |
| 5.3.1 导致林权集体化的动因分析 |
| 5.3.2 林权集体化程度逐渐增强的变迁过程 |
| 5.3.3 集体林权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 |
| 5.3.4 对不同林权类型配置结构的分析 |
| 5.3.5 集体林权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果评价 |
| 5.4 集体林权形式下的国有林权 |
| 5.4.1 林权国有化程度增强的动因分析 |
| 5.4.2 集体林权形式下的国有林权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 |
| 5.4.3 集体林权形式下的国有林权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果评价 |
| 5.5 林权集体化程度弱化阶段 |
| 5.5.1 林权集体化程度减弱的动因分析 |
| 5.5.2 权力下放后集体林权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 |
| 5.5.3 对不同林权类型配置结构的分析 |
| 5.5.4 权力下放后集体林权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果评价 |
| 5.6 林权私有化程度增强阶段 |
| 5.6.1 林权私有化程度增强的动因分析 |
| 5.6.2 私有化程度增强的林权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 |
| 5.6.3 对不同林权类型配置结构的分析 |
| 5.6.4 私有化程度增强的林权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果评价 |
| 5.7 本章小结 |
| 6 工业化中期的林权制度变迁 |
| 6.1 工业化中期河北省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
| 6.1.1 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型和高级化 |
| 6.1.2 工业的主导地位不断增强 |
| 6.1.3 人们对改善生态状况的需求不断增加 |
| 6.1.4 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 |
| 6.2 工业化中期对森林资源多种功能的需求 |
| 6.3 工业化中期林权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 |
| 6.3.1 林产品市场化程度增强 |
| 6.3.2 要素和林产品相对价格变化 |
| 6.3.3 森林资源的稀缺性进一步增强 |
| 6.3.4 农户对森林资源经济价值的需求不断增加 |
| 6.4 林权私有化程度不断增强的过程 |
| 6.5 工业化中期林权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 |
| 6.5.1 对森林资源多功能的关注程度逐渐增加 |
| 6.5.2 更加注重林种与林权之间的关系 |
| 6.5.3 林权客体和权利的分离与整合 |
| 6.5.4 更加注重配套措施的完善 |
| 6.5.5 林权下放形式多样化 |
| 6.6 工业化中期林权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果评价 |
| 6.6.1 造林面积呈波动式变化 |
| 6.6.2 木材产量呈波动式变化 |
| 6.6.3 森林资源存量大幅增加 |
| 6.6.4 林业产值波动式变化 |
| 6.6.5 林业投资快速增长且投资主体多元化 |
| 6.7 本章小结 |
| 7 林权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及政策效果比较 |
| 7.1 河北省林权制度变迁路径依赖 |
| 7.2 林权制度安排政策效果的比较 |
| 7.2.1 林权制度安排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 |
| 7.2.2 私有林权制度安排政策效果的比较 |
| 7.2.3 集体林权制度安排政策效果的比较 |
| 7.2.4 国有林权制度安排政策效果的比较 |
| 7.3 本章小结 |
| 8 河北省未来工业化进程对林权配套措施的影响 |
| 8.1 未来工业化进程对森林资源的需求特征 |
| 8.2 对河北省农户合作意愿的分析 |
| 8.2.1 农户进行合作需满足的条件 |
| 8.2.2 对问卷的统计分析 |
| 8.2.3 logistic回归分析 |
| 8.2.4 大户与小户之间的博弈分析 |
| 8.3 对不同林种进行补偿的分析 |
| 8.3.1 农户经营林种的现状及影响 |
| 8.3.2 农户选择林种的影响因素分析 |
| 8.3.3 政府与农户之间就林种选择问题的博弈 |
| 8.4 本章小结 |
| 9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发表论文 |
四、《福建果树》2004年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D]. 周丽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2]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D]. 郭心钢. 山西大学, 2020(12)
- [3]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D]. 宋世瑞.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4]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D]. 葛小寒.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5]枇杷属植物DUS测试指南的研制及其种质数据库的建立[D]. 戴亚. 华南农业大学, 2017(08)
- [6]近代职业教育的地方生活化 ——基于中华职教社在昆山徐公桥的乡村实验[D]. 王燕. 苏州大学, 2017(07)
- [7]新疆方志文献研究[D]. 高健.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
- [8]留学教育与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宪政体制构想 ——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教育影响为中心[D]. 陈健. 南开大学, 2013(06)
- [9]雷公藤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及主要活性成分研究[D]. 林光美. 福建农林大学, 2011(08)
- [10]工业化进程对林权制度变迁的影响研究 ——以河北省为例[D]. 戴芳. 河北农业大学, 2010(10)
标签：新疆生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