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IT领域的角逐:日本缘何败于美国（论文文献综述）
古丽胡玛·艾买提江[1]（2021）在《中国女排的媒介记忆研究 ——以《人民日报》为例》文中指出
冯颜[2]（2021）在《近代报刊言情小说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将近代报刊言情小说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在全面梳理近代报刊言情小说创作概况的基础上,以近代社会转型期为背景,从发展演变的视角,整体厘清刊载在近代报刊上的言情小说的总体特征,又立足于对作品文本的细致解读,通过将其与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在主题、情节、人物形象以及艺术上的对比分析,探究近代报刊言情小说对古代言情小说的继承与创新,以期还原近代报刊言情小说的整体风貌,从而考察近代报刊言情小说的文学价值与文化价值。本文包括绪论和结语共有五个部分:绪论主要界定了本文的研究对象、总结相关领域的已有研究,阐述了本篇文章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第一章论述了近代报刊言情小说兴起和发展的背景。从小说自身的发展角度看,“小说界革命”破除了传统观念里,小说乃“诗余小道”的固有思想,这场文学变革运动为近代报刊言情小说的繁荣发展间接扫清了障碍;从媒介转变角度来说,报刊这一刊载媒介的引入改变了读者的阅读方式,其便捷廉价的特点助力了报刊言情小说的繁盛;就创作者的角度而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稿酬制度的形成促进了传统士阶层向职业小说家转变,进而为近代报刊言情小说提供了生产力;从域外小说译入的层面看,域外小说大量涌入与先进思想不断冲击,对近代报刊言情小说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二章论述了近代言情小说与报刊这一媒介相结合时,在刊载形态和创作倾向上呈现出的新特点。在刊载形态上,多样的类型标识,文言语体的盛行是其主要特征,在创作倾向上则呈现出政治性、商业性、消遣性的特点。第三章将刊载在近代报刊上的言情小说与中国古代言情小说的典型代表——才子佳人小说进行对比分析,从至情主题的淡化和回归、人物形象的继承与发展、情节模式的承袭与解构、艺术风貌的因循与变革四个方面考察近代报刊言情小说对传统言情小说的继承与创新。第四章探讨近代报刊言情小说的文学史与文献学的价值。在文学史上,近代报刊言情小说助力小说地位的提高,在言情小说史有继往开来的作用。此外,近代报刊言情小说还是消费文学形成的前奏,对于研究中国翻译文学史也具有重要意义。在文献上,近代报刊言情小说保存了小说家作品,是出版校对的底本,也是丛书编撰和近代小说目录汇编的重要来源。结语对近代报刊言情小说在近代文化史上的意义作出进一步的考察。
陈秋旭[3]（2021）在《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宣传报道研究》文中提出《泰东日报》创办于大连,创刊于1908年11月3日,停刊于1945年10月,其在刊时间历经清末、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三个阶段,历时37年之久,与日本统治关东州的时间基本相始终。在1918年—1928年这十年间,该报的办报风格和政治倾向与之前后时期有明显的不同,这十年间《泰东日报》的报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对国外势力在华侵略,反对国内军阀势力的统治,介绍国内外先进思潮,并声援大连民众的政治抗争。作为日系报纸,又身处被殖民统治下的大连,不仅记录了近代以来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大连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侵略史,同时敢于发声,彰显自己的政治主张,呈现出与其他同时期日系中文报纸不同的特点。《泰东日报》作为日系报纸,又身处被殖民统治下的大连,缘何在1918年—1928年间敢于彰显自己不同的政治主张?其政治主张在宣传报道中有哪些具体体现?循着这一思路,本文以长春市图书馆馆藏120卷《泰东日报》微缩胶片为文献史料,在通读全部报纸的基础上,重点截取1918年—1928年这十年间的宣传报道,采用历史学和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方法,试图从《泰东日报》在这十年间所发生的转向入手,探究其发生转向的成因,并详细阐述《泰东日报》这十年间所发生的转向在具体报道中如何体现,由此分析此一时期《泰东日报》作为进步思想的宣传阵地,在当时中国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对推动社会进步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本研究除绪论和结语部分之外,主体分为六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该论文的选题缘起,综述本问题的研究现状,归纳所使用的史料,介绍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考察和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的转向。在系统梳理《泰东日报》并纵向比较该报37年的办报历程后,发掘出《泰东日报》在1918年—1928年间的特殊性,并从时代背景和报人思想两个层面入手,探究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发生转向的成因。第二章至第六章,系统论述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宣传报道发生转向并体现进步性的具体表现。其中:第二章,梳理并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国际时局及列强侵华行径的关注和报道。这一时期的《泰东日报》在金子平吉和傅立鱼的主持和影响下,虽身处东北地区,但一直关注国际和国内局势。面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泰东日报》敢于发声,及时报道国际时局,揭露英、美、日等列强的侵略行径和本质,并对日本在大连及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行径予以报道。第三章,梳理并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军阀统治下国内时局的关注和报道。这一时期的《泰东日报》,对当时的国内局势进行连续报道,揭示了一个腐败低效、不受信任的政府形象,呈现出混乱动荡、日益凋敝的社会现状,并以社论、时评或者社会新闻报道的方式,对军阀统治下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进行报道,尤其是奉系军阀统治下东北民众的社会生活给予关注和同情。第四章,梳理并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世界革命及先进思潮的宣传和报道。此一时期,《泰东日报》以鲜明的民主革命立场,宣传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世界革命高潮;通过发表中国共产党人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以及一些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译介国外作品,介绍国外社会生活和进步文化。第五章,梳理并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国内革命及思想的宣传和报道。这一时期,《泰东日报》对中国近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运动以及三民主义给予持续关注和报道,支持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宣传三民主义;同时,关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重大事件,报道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关注中共早期活动,支持国民党左派反对蒋、汪统治的政治活动;批判旧思想,宣传新思想,培养爱国精神,抵制日本对大连民众的奴化教育。第六章,探讨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大连社会及民众的关注和报道。1918年—1928年间,大连爱国团体先后成立,《泰东日报》秉持鲜明的政治立场,与这些爱国团体相互呼应,支持并参与大连民众的政治抗争,向大连民众宣传进步思想和生活方式,同时高度重视实业的宣传和推广,对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寄予希望。结语部分,在全面梳理《泰东日报》在1918年—1928年间宣传报道中所彰显的理性与进步的基础上,与同时期的《盛京时报》和《顺天时报》报道内容加以比较,突出论述了这一时期《泰东日报》的特殊意义和作用,同时也提出这一时期《泰东日报》宣传报道的不足之处。
包海波[4]（2021）在《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立足宗教人类学萨满教研究的理论视角,对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进行了综合性考察。通过对乌兰巴托市蒙古包区萨满教职业群体的社会生活及其信仰观念、领神出道、降神治疗、建立合作组织等信仰实践的立体呈现,探究了蒙古国当代社会转型中传统萨满教信仰的复兴、传承与调适过程。论文是一部关于萨满教当代转型发展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对于认识和分析传统信仰文化的当代适应问题具有理论启示。在现实层面,关注邻国包括宗教政策、宗教发展现状和趋势的研究对维护中国的社会稳定、文化安全以及和平崛起均有深远意义。20世纪90年代,蒙古国推行了民主改革。激进式社会转型危机和放任型宗教自由化政策背景下,萨满教信仰在城市环境中得到了迅速复兴。本文在介绍了蒙古国萨满教复兴的社会文化和政策环境的前提下,首先详细梳理了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交融历史,交代了变迁中的萨满教世界观及核心神灵信仰体系。其次,笔者结合案例细致描述了城市蒙古区萨满候选人从“患病者”到“萨满治疗师”的出道过程。再次,介绍了萨满教职业群体基于蒙古国民众的疾病认知,试图以“祖先智慧”、“山水神灵性”和“腾格里气力”等信仰观念应对个人、群体及国家面临的全球化与现代化引发的新型社会问题的各类仪式活动。最后,揭示了蒙古国当代萨满教失范化和无序性复兴发展的综合特点,讨论了城市萨满教团体所采取的规范化措施及其相应功能。论文主要观点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萨满教信仰在蒙古国的复兴与民主改革后出现的社会危机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改革中传统生计方式遭到彻底改变,牧民不断迁移至乌兰巴托城市边缘的蒙古包区,导致城市中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面对城市生存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易变性和无序性,产生焦虑和不安感的人们开始将“危机”归咎于被遗忘的祖先和被抛弃的故乡诸神之惩罚。与此同时,与民主和自由思想一齐兴盛起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蒙古国不少民众将国力强弱、民族认同感的聚散与萨满教信仰的兴衰相结合,呼吁对原生性信仰给予应有的关注和扶持。另外,面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在青年人中的迅速传播,一些藏传佛教信徒以及民族主义者因担心蒙古国民特质及文化风貌的西化而强调复兴蒙古传统信仰形态,为萨满教的复兴创造了机遇。第二、经济贫困和身患疾病是萨满领神出道以及民众信仰萨满教的最主要因素。首先,萨满教信仰观念和治疗仪式,使得一部分身患疾病、生活不顺者将自己苦难的现实生活与天命、山水神和祖灵“戏谑”等神圣概念联系在一起。通过成为萨满,他们不仅可以获得“治愈”,更拥有了神圣资本来平衡世俗生活。其次,萨满教治疗仪式结合了超自然信仰、巫术逻辑和蒙医疗法。萨满的治疗实践为信众不明原因的疼痛、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激发矛盾的反常状况提供了较为有效的解释和疏解途径。最后,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广大民众将当代蒙古国的国际地位低下、经济落后以及道德崩塌等社会“病痛”归因于对传统生计方式的抛弃和对祖先信仰习俗的遗忘。在宗教社会实践中,萨满教职业群体宣扬保护生态平衡,强调祖先记忆和民族独立,以应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社会失范。第三、随着萨满人数持续激增、萨满教治疗仪式的不断多样化,蒙古国萨满教的当代复兴和发展呈现出了混乱、无序的征兆。为了应对混乱局面,草根萨满和学者型萨满联合起来,建立萨满教团体,对各类萨满进行教学、考核和认证等工作。众多萨满教团体以萨满师徒的裙带关系为组织基础,缺乏相互协调,故而并未起到规范萨满教发展的社会作用。现阶段,这些萨满教团体逐渐发展成萨满共修和具有商业化运营性质的仪式展演平台。这些现象加剧了当代蒙古国萨满教整体发展的无序性,从而造成其社会文化功用难以提升、局限于服务底层民众的性质。
韩青松[5]（2021）在《评估与诠释：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话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际武术联合会是武术国际化发展进程中最具影响力的组织实体,在武术入奥以及武术国际普及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如何评价国际武术联合会的组织发展及政策实践,对于厘清国际武术联合会的作用与价值、拓宽对武术国际化发展的考察视野大有裨益。然而,长期以来国际武术联合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一是武术国际化发展研究多为国家层面武术对外推广普及“应当如何”的宏观策略研究,忽视了国际武术联合会对于武术国际化的重要意义。二是现实发展中,国际武术联合会的政策实践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存在着对中国武术协会的发展依赖。从组织政策话语的视角对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话语进行评估与情境化诠释,既是组织决策精准化与科学化的必然要求,亦有助于明确政策问题的由来与利益相关者的真实诉求。进而,为国际武术联合会改善组织治理、提升决策水平提供政策知识,为推动武术在国际受众的“入脑入心”提供理论参考与经验借鉴。本研究从To C（Theories of Change）政策评估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出发,以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话语为研究对象,在为期一年的海外田野调查中深入欧洲武术传播的日常教学、学术交流与武术竞赛场景,确立“移情理解”的田野基础;选取8位国际武术联合会高级官员及28位国际级武术裁判、海外国家级武术官员、武术教练及学者进行深度访谈,获取政策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对组织政策和中国武术的认知与态度。进而使用QSR 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对相关政策文本与口述文本进行观点提取、符码赋予和主题汇总。在此基础上,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政策回应对组织政策假设进行整体评估。进而,从组织愿景出发,结合具体语境诠释武术入奥的话语挑战以及官方术语Wushu的话语困顿。从而明确国际武术联合会近三十年的政策话语实践说了什么、如何说的、以及在不同情境下说的效果如何。研究发现,组织政策话语中的逻辑假设呈现出政策问题如何被认知、被表述、被解决的方式和过程。基于To C变化理论的政策评估结果显示: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话语实践实现了在组织规模、组织架构、赛事体系、国际权威认证等方面的突破。但存在组织代表性缺失和社交媒体运营重心偏离的“执行失利”,与推行竞技武术套路技术改革的“理论失利”。同时,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话语运作中对于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诉求与社会情境的忽视,造成赛事参与者主体身份转换的艰难,以及利益诉求难以满足下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弱者抵抗。研究还发现,话语规则限定着政策话语实践能否言之有效。国际奥委会对“奥运项目评估”的政策议题建构描绘出奥运项目的理想形象,具化在《奥运项目评估标准》之中,表现出对运动流行性的焦点关注。在此语境中,国际武术联合会围绕武术入奥的政策变迁以及所提交的入奥报告并未很好契合国际奥委会话语规则,存在武术国际大众基础薄弱、陈述报告策略偏离、流行性不足等问题。应从正确认知流行性的国际化底色,处理好大众与精英的发展关系,调整好武术入奥报告的表述策略,利用好“奥组委提议”的入奥机遇等方面主动适应规则。研究还发现,语言符号通过话语表征进行形象建构与意义生产。西方文化语境中官方术语Wushu面临不被认可或不为所知的话语困顿。在西方受众看来,“功夫电影、传统武术、技击实用”的Kung Fu相比“竞技武术、操舞化套路、官方话语”的Wushu更能代表“中国武术”。究其原因,Kung Fu与西方文化前理解“Chinese martial arts”的意义契合而实现惯习迁移,确立了话语权威性。而国际武术联合会在为Wushu“正名”及“团结”Kung Fu的政策话语实践中,并未就“何为Wushu”有着准确定位而产生自相矛盾,阻碍着西方受众对于Wushu术语的接纳与认知。基于研究的理论实践,提出体育组织内部的权力竞争与不同主体对体育项目的认知差异,影响着政策效果及政策评估结果。而多元主体参与下的政策知识共创,能够缓和不同主体间的权力竞争与认知差异,形成破解政策问题的政策共识。聚焦组织的发展实践,国际武术联合会应从“找准符号定位、坚定话语主导、团结多元主体、增强媒介运作”建构起官方术语Wushu的知识体系,发挥Wushu正本清源、符号引领的话语职责;通过“主动政策学习、开展对话协商、建立评估制度”实现“善治”的理念转变,以回应政策质疑,提升治理绩效水平。
胡裕岭[6]（2020）在《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文中指出社会的变革离不开科学技术革命,法律的发展亦如此。当下的中美贸易战也再次告诉我们,谁掌握了核心基础科学技术,谁就掌握了更多的经济贸易和法律规则的话语权。科学技术不仅事关经济利益、政治变革,而且事关民族兴亡、文化存续。反观中国近代法律大变革的历史,是时,既有国体衰败,列强侵扰,传统频遭质疑,政改瞬息万变,又有实业兴邦,人权浪潮,租界法权失落,西学持续涌入。1904年香港警察开始使用英国亨利制指纹分析法押印指纹,1905年,青岛巡捕局开始使用德国汉堡式指纹分析法查证犯罪嫌疑人,1918年夏全印赴上海公共租界学习亨利制指纹分析法……然而对这一时期指纹证据技术的系统性梳理尚处空白。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考证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技术分歧、本土探索等,不仅可丰富近代法律的研究,而且可为当下司法改革挖掘本土资源。本文以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为研究对象,选取1904年至1949年为研究时间段,通过一系列史料考据和问题探讨,试图厘清中国指纹证据技术的历史发展脉络,考证指纹证据技术的早期实践和应用情况,阐释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路径和发展动因,分析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争议与分歧,反思指纹证据技术引入发展与分歧视角下的检警关系、科学技术与司法关系等问题,以求补正指纹证据技术学术史上的部分漏误,探索证据科学发展规律以及为当下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司法改革尤其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挖掘本土资源,提供些许镜鉴。中国为何要引入指纹证据技术这门“西学”?法制的冲突首先是文化的冲突。指纹证据技术这门西学在清末时期引入中国并非易事。帝制中国晚期,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和天朝大国之说,已让士大夫阶层陷入对传统文化的盲目自信。他们视传统制度和经验为正统,稍有抵触者即视为异端。但随着西学东渐,西学在中国不断传播,传统经验已暴露出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科学性问题。直至康熙三年“历法狱案”爆发,表面上是历法较量,实则是中学与西学的话语权之争。然而如何看待和引入较为科学的西学,同时扞卫传统政体,统治者必须为其寻得合理的文化解释。“西法中源”,西方先进的历法和数学源自中华传统文明的学说首先为这一问题的回答拾得文化自信,但很快就在逻辑上不攻自破,既没有看到科学发展的普遍性,也未能解释为何西学在当时更先进于中学。直到鸦片战争再一次将“中弱夷强”的现实问题随着炮火摆在统治者面前。“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固有政治文化传统“体”不变的前提下,采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用”的学说登上历史舞台。尽管存在洋务派的“补救”论和维新派的“会通”论等多种解释,但它一样没有回答“西学”何以领先“中学”何以落后的原因,甚至掩盖了体制上的弊病。1898年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号召“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主张“博采西学”。“西用”的范围进一步扩展。警察制度、检察官侦查机制等一系列近代刑事司法制度开始引入并建立起来,指纹证据技术自此被“名正言顺”地引入中国。在当时西方指纹证据技术何以领先于中国?中华文明或是世界上最早将手印或指纹印痕应用于证据领域的文明地区之一。从现有的中西方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中国是最早将手印纳入证据体系的国家。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了大量民间契约中以按捺手印为凭证的方法,这些凭证往往成为案件诉讼过程中的关键证据。按捺手印为凭证,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又称“下手书”“画指券”“画指节”“手摩”等。据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周代,而且在指纹纹线特征的识别与鉴定领域十分发达,曾被应用于司法个案。这种方法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领先地位,辐射影响极其深远。但中国古代对指纹的认识经验判断大于科学分析,始终未能成为一种科学,甚至存在经久失传的现象。如在清代曾有文献认为“画十字”与按捺指纹同义。直至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人类对指纹的科学认知。指纹证据技术便在近代皮纹学、解剖学等学科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高尔顿——亨利、武塞蒂赫等不同的指纹分类系统。指纹人各不同、终身不变的特性,使之得以应用到证据科学领域。阿根廷、印度、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纷纷将指纹正式纳入到证据体系中。受特殊的历史环境影响,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实践几乎与世界同步。据史料记载,至迟自1904年始,指纹证据技术在青岛、上海、香港等地区的侦查活动中得以实践。而且随着《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等近代报刊报道,指纹证据技术为国人所知并逐渐在中国萌芽兴起。中国是通过何种方式引入和推广指纹证据技术的?没有证据科学支撑的法律制度难以实现其司法价值。清末民初政府虽然先后效仿日本等国家建立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但当拷讯技术逐步废除,一时间失去证据科学的支撑,司法效能极其低下,司法官员互相推诿,甚至出现派员学习西方催眠术以资审案的闹剧。从中可见当时对西学证据科学的渴望。世界指纹证据技术应用的第一人、武塞蒂赫指纹分类系统的发明者胡安·武塞蒂赫访华传学,留学生归国以及租界地区的早期实践为统治者提供了指纹证据技术这门科学。民初司法部与内务部掀起在全国范围内学习传授指纹证据技术的热潮。政府通过开办指纹传习所、讲习所,在警校办设指纹专科、开设指纹课程,派遣惠洪、夏全印等赴租界学习,派遣留学生先后赴日本、奥地利、德国、美国学习指纹证据技术等方式引入和推广指纹证据技术。同时,夏勤、伍冰壶、张元枚等个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凭借一己之力为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和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经过政府、社会和个人多方面的努力,指纹证据技术短短几年在中国得以实践,并几乎与日本、英国、美国等先进国家保持相当水平,且涌现出一大批指纹专家。司法部先后颁布《办理指纹须知》《试办指纹法令》作为指导手册以将其固定、统一下来,全面推广。上海、南京、天津、汉口、北平、重庆、青岛、汉口等城市警察部门先后建立起指纹专门机构。指纹证据技术的应用取得较大成效,在各地破获多起案件。何种指纹证据技术最为适合中国国情?民国政府尤为重视指纹证据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仅在司法领域三令五申鼓励和支持该技术的推广,而且还曾将指纹证据技术应用于身份证件识别等领域。教育部甚至通令全国各国立大学、私立大学、省教育厅酌设指纹学科。指纹证据技术的知识甚至还出现在高考试题中。然而,中央政令不行、国家内政不一的政治环境在给了各地得以分别实践世界不同指纹证据技术的同时,也给发挥指纹证据技术功能、实现跨区域犯罪侦查协作带来重大障碍。指纹证据技术不仅在各省市存在地域之差,而且同一省市的监狱部门与警察部门所应用的技术标准也是五花八门。根据1935年的史料统计,在全国19个提供指纹办理情况的警察部门中,所采用的指纹技术标准有英国亨利制、德国汉堡式、法国爱蒙培尔制、阿根廷武塞蒂赫制以及中华式等多种,而且其中亨利制也有英式和夏全印式之分;汉堡式还有德式、日式之分。通过分析不同种指纹分析的初步（基本）、二步（附属）和三步（次附属）分析方法,可以发现武塞蒂赫制最为简单,基本分析仅有四大类,但难以应对较大的指纹样本量,因而有附属分析又分十六种,难免前者过于简单,后者又过于复杂。汉堡式与亨利制指纹分类基本相同,在斗形纹的区分上有所差别。在编码技术上,武塞蒂赫制依然最为简单,但查找起来每次至少要找出五个号码,而亨利制第一步仅需确定计数或不计数即可。如果到第二步继续查找,武塞蒂赫制恐怕要找出二十五个号码,而亨利制仅四个号左右即可查出。相比之下汉堡式则也非常简单,仅需用阿拉伯数字编号即可,但本质上与亨利制并无较大差异。分析发现,中华式并没有根据中国人的指纹特点加以本土化,而是将亨利制和爱蒙培尔制加以综合,甚至存在许多错误。1933年民国政府开启了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统一之路,发现并决定以中国人指纹之特性定立指纹技术标准。然而技术的分歧与争议远远超过了技术探讨本身。分歧的背后却是师承关系、学源背景等力量的交织角逐。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政部通令警察部门采用亨利制标准,但并未与司法部达成一致意见。至1949年,指纹证据技术标准未能实现实质统一。透过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和分歧我们可以反思哪些问题和经验教训?回顾与反思1905年至1949年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可以看出其盲目性、重复性、世界性和依赖性的发展特征。从本文第一章西学引入文化解释的局限性中亦可以分析出其对指纹证据技术引之不谓来由、发展不问现实和争议流于人事的问题影响。同时,政治需求、学科教育、职业团体以及个人作用都对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和分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民国指纹证据技术诸多未竟之路也给我们当下带来些许启示。如指纹鉴定标准的统一应尽早确立,且应以国人指纹特征为依据;指纹鉴定标准的确立应有司法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共同组织专家委员会开展。除此之外,在指纹证据技术推广中,如何看待学历制教育与在职培训的利弊对当今警察教育乃至其他职业教育而言也具有一定的历史镜鉴意义。短期的在职培训能够顺应技术与知识拿来主义之需,不仅见效快成本低,而且能够快速顺应社会的发展变革,但从根不上不能解决技术与知识的研发问题。然而学历教育完成了这一问题吗?似乎还值得更多地反思。透视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分歧纷争,不仅可以窥见民国时期检警关系之变化以及侦查权力的扩张与异化,而且更可以从中探析科学和司法的关系,可以为指纹鉴定标准和采信规则的确立、证据科学与证据法学的发展以及司法改革中中国特色法治路径话语权的探索提供些思路。
杜文彬[7]（2020）在《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文中指出作为应对21世纪人才需求挑战的战略举措,我国STEM教育的政策要求与实践探索方兴未艾,急需系统的基础研究和理论成果支持。与此相对照,美国作为最早开展STEM教育的发达国家,其推动STEM教育的历史脉络和经验教训,对于深化我国STEM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尤其是本土化的课程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美国STEM教育以20世纪80年代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提出“科学素养”作为开端。短短三十几年间,其已完成从科学教育改革思潮到实体课程的进化,并依托STEM学校,以“必修课”形式嵌入到课程体系之中。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的生长空间构筑于学校教育人才供给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之间的差异。学校教育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手段、课程评价以及课程管理机制与社会人才需求的数量、类型、规格之间存在多重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STEM教育的发展动因。以STEM教育发展多重矛盾的结构变化与矛盾解决主体在不同“行动者”间的转换为依据,可将美国STEM教育发展划分为STEM教育思想萌芽、课程体系初建、制度化推进以及标准化课程建设四个阶段。这背后既体现着学校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大潮的回应,也凝结着科教精英、民间团体以及政府等不同利益团体以教育改革回应社会矛盾的斗争与妥协。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是STEM教育的思想萌芽时期。美国政治经济发展新格局带来大量高素质劳动力需求,面向少数精英的结构主义教育已经难以满足新的人才结构需要。为解决上述矛盾,科教精英发起了以STS运动、2061计划为代表的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以破除科学教育精英化的弊端。这次改革使科学教育呈现出大众化、素养化、跨学科整合以及标准化等有别于传统科学教育的新特征。STEM教育理念内核,包括面向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培养目标、跨学科整合的课程内容、秉承建构主义理念的教学方法、以及具有标准化评价烙印的课程评价,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构筑起来。尽管“STEM”这一专用术语尚未出现,其思想萌芽已经孕育在科学教育改革之中。但由于工程教育在STEM整合中缺乏实质性的地位,STEM教育尚未形成正式概念,也难以脱离于传统科学教育框架而获得自主发展。以“STEM教育”专门术语在2001年的出现为标志,2001年至2005年STEM教育处于课程体系初建阶段。随着美国不断向第三产业转化升级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海外精英对STEM工作岗位的占领,硬科学在美国学校教育中不断式微。为保证市场中STEM专业人才储备,以工商业主利益为代表的民间组织纷纷要求学校加强硬科学教育。这一诉求为工程教育进入基础教育体系开辟了通道,使STEM教育获得“工程”拼图,实现了其概念的完整建构。完成概念建构的STEM教育在大型学术团体主导下实现了课程开发、教学设计、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长足进步,课程体系建设初见形态。但由于发展主体各自为政,STEM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也呈现出各课程要素发展不均衡、发展动力受限等缺点。要应对伴随再工业化战略而来的STEM人才需求大潮,就必须在课程管理体系中做出调整,在更强力量的主导下实现整体推进。伴随着2006年《崛起于聚集的风暴之上》报告的发布,STEM教育正式进入联邦视野。2006年至2011年是STEM教育制度化推进阶段。为配套促进制造业回岸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支援、整体规划、项目引导以及法令保障手段,强势主导着STEM教育发展。同时,联邦政府还统合各利益主体形成发展合力,实现了STEM教育国家战略式推进。该阶段STEM教育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各种STEM课程设计与实施层出不穷,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也由于财政的突然倾斜,该时期STEM教育呈现一种聚焦价值讨论而轻视实践质量的状态,功利主义与形式主义危机接踵而至。以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对全美STEM教育项目的质量审查为开端,STEM教育进入标准化课程建设时期。为应对美国STEM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危机,曾一度缺位的课程专家重新主持STEM课程改革。以课程专家为主导,各发展力量通过构建横纵衔接的一贯制课程体系、开发聚焦学生自主探究的教学设计、以及制定州级STEM课程实施标准,实现STEM教育的标准化课程建设,并构筑起“联邦主导——地方规范——学校自主开设”的课程实施体系。至此,STEM教育依托STEM学校,以必修课身份在学校课程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纵观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可发现STEM教育各个阶段都和特定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背景紧密相连,有其独特的发展机制,包括从外力推进与内部自觉的发展动因机制,以工程为基点的跨学科内容整合机制,以及由多元走向统一规范的课程实施机制。我国STEM教育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呈现着发展力量自发性、课程开发多元化与课程实践零散化等特点。从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梳理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中的相关经验、教训与发展机制,对接我国STEM教育本土化发展现状,本研究认为美国STEM教育发展对我国具有以下发展启示:首先,在与“结构”的关系上,应适度超前于社会发展与学校教育间的矛盾暴露;其次,需联合各方“行动者”发挥多元主体共同推进效用;最后,还要遵循科目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在内容开发机制与实践机制上要契合我国当前教育发展背景与育人要求,选择适配的发展方式。
严毓棋[8]（2020）在《弃权者的权利 ——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试图弥合格非研究中先锋批评与知识分子写作批评之间的割裂,还原格非迄今三十年的完整写作历程,分析格非的写作之于当代生活的意义。格非的写作中包含着对自我与历史关系的思考与表达,是为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包含着格非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认知及构成这一状态来由的追溯,更包含着对这一状态的超越意图。由此格非的写作作为个人主体的行动构成了对历史进程的介入力量。基于此种判断,本研究依据自然时间对格非的写作历程分段,通过对各时期格非作品的细读与思想状态的一般把握,勾连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呈现格非小说历史意识的发展过程。格非80年代小说以先锋形式实验闻名,其短篇小说写作表征了一代人呼之欲出的自我意识与对既定历史叙述的挑战精神。而90年代的长篇小说写作构成了对前一时期的反题,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与外部局势的变化拓展了格非历史意识的结构,他将自我置于更大的历史格局中思考后,感知到的是一个无力的个人。对这种失败体验的接受构成了新世纪以来格非历史意识与写作的起点,格非将自己置于一种弃权者的状态下重新思考和写作历史。格非不再将自我定义为先验的或必须完成的终极,而是以对话的姿态面向历史,始终保持自我与历史的紧张思考。这样的思考尽管有行动力不足的隐患,但足以为人们反思当下生活提供启迪。
黄丽红[9]（2019）在《软商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软法是位育现代治理多元化需求的有效路径之一。随着制度的转型以及现代法治进程的深入,传统意义上“硬法独掌天下”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软法藉由其灵活性、多样性等特性,不但可以有效地缓和改革与法治间的种种张力,而且彰显其精准平衡的路径优势。此一现象不只发生在公域之中,私域方面更是如此。研究表明,中世纪商人法是软法的谱系来源之一,这意味着商法之中的软法现象很早就已存在,只不过人们对此一直习而不察。这是本文的研究主题。软商法由软法延伸而来,因此,对软法的界定就尤为重要。本文先从软法的内涵、外延以及性质着手,得出软法亦法的结论,亦趋同步解决软商法的正当性问题。紧接着从软商法的内涵、外延出发,分析软商法的特征与法理基础,通过软商法与道德、习惯及政策之间的比较,是以形成软商法的初步认识。良好的市场秩序本身就内含规则之义,软商法因与市场秩序之间的契合而使其成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内部规则。从内在属性上说,这种规则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分散性和内在的连续性等特性。从软商法在市场经济秩序中的作用来看,软商法具有规范、评价、激励及凝聚的功能。从历史上看,软商法经历了形成、成熟、式微以及复归四个阶段。商业、商人以及商事规则的先后出现再到分工的出现促使商业不断向前发展表征着软商法的基本形成。在中世纪,海外贸易的兴盛、商人阶层的出现以及商业的实践使得商法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以商人交易习惯为行为规范,这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软商法。然而,随着商法在近代的国家化与民族化,软商法的生存空间遭到严重挤压,但是,两大法系的商法在这一过程中却有不同的表现。现代商法在某种程度上昭示软商法的复归,民族国家是政治组织的基础,但在经济领域其不再被视为最高表现形式而存在,现代商法的国际性使得软商法大有可为。软商法有着完善的实施保障机制。文章从法经济学、法社会学以及自然法学三个角度剖析了软商法何以实施的原因。软商法的实施有着严格的条件,表现在需要被普遍认同、信息流通的方式和速度、群体规模以及成员间相对均衡的实力或地位四个方面。从软商法的运行来看,其主要通过内外两个方面来保障这种规则的顺畅运行。从外部关系来说,软商法通过自律性组织来实现商人自我治理。这种治理因市场和政府治理的双双失灵并且其具有明显的优势与实效而获得正当性。同时,商人共同体内的互惠行为实现了商主体间的合作,文章以博弈论为分析框架,深入分析了商人基于竞争前提下的合作以及身处竞争世界中的商人为何合作、如何合作等问题,这为软商法的运行提供更为深刻的支持。尽管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但是软商法同样具有处罚权,这种权利不但有着具体的权利来源,并且有着具体的处罚措施。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市场交易的扩大,软商法无法满足现实商业的需求。因此,其需要也势必同硬商法相关联。从商事立法的方面来说,以立法为中心导向是我国商事法律建构的主要特点,虽然这在我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但是这种立法理念却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这也是软商法能与硬商法形成互动的基础,这也说明我国的商事立法必须吸收法律多元的理念。商事立法对商事实践的考量使得软商法具备向硬商法转化的基础。文中对软商法转化的原因、转化的形式和基础、转化的条件以及转化的后果做了细致的分析。立法对软商法的考量也势必对司法实践产生影响。因此,在商事裁判上也须对软商法能否作为商事裁判依据加以分析。文中从法源的内涵出发,论证了商事法源的构成要件,以及软商法与商事法源的适切来证成软商法可以成为商事法源的一种。基于此,软商法如何适用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此外,软商法因在内容上对硬商法具有强化、补充的功能,司法实践也对其进行了肯定,并且二者之间呈现相互合作的趋势。
彭晨佳[10]（2019）在《阎锡山与皖直两系关系研究（1916-1924）》文中研究说明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黎元洪接任总统,由于其无兵在手,对握有枪杆子的军阀们难以构成威胁,北京政权实际掌握于总理段祺瑞手中。与此同时,北洋集团因再无有能力与资望者统一全局而趋于分裂,由此形成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先后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加上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出现了三大派接连执掌中央政权,其他地方军阀划地自理、力求自保的局面。晋系军阀阎锡山在袁世凯当政时期,被纳入了北洋体系范畴,在袁离世之后,其独裁统治结束,中央对山西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减弱。阎锡山虽然掌控山西,但作为一名地方军阀来说,自身实力终究薄弱,不仅难以与中央势力抗衡,更需要寻求靠山来维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面对复杂纷乱的政治局面,阎锡山凭借其左右逢源、长袖善舞的政治应变能力和自身精明谨慎的性格特点,周旋于政坛中互相争权夺利的强势派别,依据中央权势的变化转移来选择自己的依附对象,审时度势,因势而变,因利而变。在皖系当政期间,阎锡山同皖系交好,积极响应听从段祺瑞等人的部署。当皖系落败,直系掌权之际,阎锡山又向曹锟等人靠拢。阎锡山虽骑墙于各大派系,但坚持不与之决裂,灵活应对。阎锡山在皖直两派之间游走不定,虽然与两派关系有亲有疏,有远有近,但根据其行为等方面来看还是更倾向于皖段。无论如何选择,其政治取向与选择都是以时势和自身利益为导向的,这既是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自身性格及他人影响分不开。阎锡山的这种态度与行为虽然受人诟病,评价其为墙头草、投机取巧的典型,但从生存角度来说,如此做法使得阎锡山保存了政治实力与生存资本,使得山西在一定程度上免于战火,相对安定,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事,维系了和平。通过考察阎锡山与两大嫡系北洋军阀的关系,亦可以折射出在传统价值体系趋于破产的情况下武人置现代国家理念于不顾的自我利益之表达和实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那个混沌的民国何以未能走出强人势力控政的历史逻辑。
二、IT领域的角逐:日本缘何败于美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IT领域的角逐:日本缘何败于美国（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报刊言情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近代报刊言情小说界定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对近代小说的文献整理 |
| (二)对近代小说的研究 |
| (三)对近代报刊言情小说的研究 |
| 三、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报刊言情小说兴起的背景 |
| 第一节 “小说界革命”与“小说救国” |
| 第二节 新型媒介的引入与阅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稿费制度的形成与科举制度的废除 |
| 第四节 域外小说的涌入与思想意识的觉醒 |
| 第二章 言情小说与报刊的结合 |
| 第一节 言情小说在报刊中呈现的刊载形态 |
| 一、多样的类型标识 |
| 二、文言语体的盛行 |
| 第二节 言情小说在报刊中呈现的创作倾向 |
| 一、政治性 |
| 二、商业性 |
| 三、消遣性 |
| 第三章 近代报刊言情小说对传统言情小说的承变 |
| 第一节 至情主题的淡化与回归 |
| 一、情的边缘化 |
| 二、哀情的滥觞 |
| 三、至情的回归 |
| 第二节 才子与佳人形象的继承与新变 |
| 一、才貌依旧卓尔不群 |
| 二、人物出身的平民化倾向 |
| 三、人物形象的时代性 |
| 第三节 传统情节模式的承袭与解构 |
| 一、“一见钟情”模式的承袭 |
| 二、“历尽磨难”情节的续变 |
| 三、“及第团圆”模式的解构 |
| 第四节 艺术风貌的因循与变革 |
| 一、传统叙事的因循 |
| 二、史传传统的遗留 |
| 三、艺术手法的借鉴 |
| 四、雅俗兼具的美学特征 |
| 第四章 近代报刊言情小说的价值与影响 |
| 第一节 文学史价值与影响 |
| 第二节 文献学价值与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个人简介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宣传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史料及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1918 年—1928 年《泰东日报》的转向 |
| 第一节 《泰东日报》的创办、发展及转向 |
| 一、《泰东日报》的创办及发展历程 |
| 二、1918 年—1928 年《泰东日报》所发生的转向 |
| 第二节 1918 年—1928 年《泰东日报》转向的成因 |
| 一、《泰东日报》办报环境的变迁 |
| 二、1918 年—1928 年《泰东日报》的报人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泰东日报》对国际时局及列强侵华行径的关注和报道 |
| 第一节 报道国际时局并揭露列强侵华行径 |
| 一、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时局 |
| 二、揭露英、美等国对中国主权的侵略 |
| 三、报道和揭露日本对中国的民族歧视 |
| 四、报道和揭露列强对中国民众爱国斗争的镇压和迫害 |
| 第二节 揭露日本在大连及东北的殖民统治 |
| 一、报道日本殖民统治下大连金融等其他社会现象 |
| 二、报道日本殖民统治下大连的卫生防疫事业 |
| 三、揭露日本在大连地区的奴化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泰东日报》对军阀统治下国内时局的关注和报道 |
| 第一节 揭露皖系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现状 |
| 一、反对皖系军阀时期复辟帝制 |
| 二、揭露皖系军阀举债卖国、出卖主权 |
| 三、谴责皖系军阀官僚阶层的腐败统治 |
| 四、揭露皖系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生活 |
| 第二节 揭露直系军阀时期的腐败统治 |
| 一、揭露曹锟贿选丑闻 |
| 二、揭露直系军阀时期军阀统治的本质 |
| 三、揭露直系军阀的专制独裁 |
| 四、报道直系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生活 |
| 第三节 揭露和抨击奉系军阀对东北地区的统治 |
| 一、揭露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的真实面目 |
| 二、批判奉系军阀官场和官员的腐败现象 |
| 三、报道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下东北民众的社会生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泰东日报》对国外革命及先进思潮的宣传和报道 |
| 第一节 宣传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世界革命高潮 |
| 一、宣传俄国十月革命 |
| 二、支持中俄(苏)恢复邦交 |
| 三、记录当时世界革命高潮 |
| 四、报道日本国内革命及朝鲜独立运动 |
| 第二节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客观的介绍 |
| 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
| 二、对列宁的高度评价 |
| 第三节 对国外社会生活及文化的介绍和报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泰东日报》对国内革命及思想的报道和宣传 |
| 第一节 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关注 |
| 一、支持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宣传三民主义 |
| 二、关注孙中山动态,报道纪念孙中山的活动 |
| 第二节 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重大事件的关注和报道 |
| 一、报道国内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 |
| 二、关注中共早期活动,对李大钊等人进行报道 |
| 三、报道国民党左派反对蒋、汪统治的政治活动 |
| 第三节 对新思想的宣传和报道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泰东日报》对大连社会及民众的关注和报道 |
| 第一节 《泰东日报》对大连爱国团体的关注与报道 |
| 一、傅立鱼组织创办的大连中华青年会 |
| 二、大连中华工学会和印刷职工联合会的相继成立 |
| 第二节 关注并支持大连民众的政治抗争 |
| 一、关注大连民众疾苦 |
| 二、支持大连民众进行政治抗争 |
| 第三节 对大连民众社会生活及方式的重视和宣传 |
| 一、对实业的重视和推广 |
| 二、关注并报道各项社会活动 |
| 三、批判旧思想,宣传健康、文明、上进的生活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问题意识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问题意识 |
| 三、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与先行研究 |
| 一、民族学人类学的萨满教研究 |
| 二、国内萨满教研究历程与特点 |
| 三、聚焦蒙古国的萨满教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一、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
| 二、田野工作介绍 |
| 三、论文结构与内容 |
| 第二章 社会转型中萨满教复兴的文化政策环境 |
| 第一节 蒙古国社会转型 |
| 一、蒙古国生态人文概况 |
| 二、社会转型与民众生计变迁 |
| 三、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 |
| 第二节 蒙古国城市生境 |
| 一、亦城亦乡的蒙古包区居住环境 |
| 二、蒙古包区的居民及其生活状况 |
| 三、困境中居民对宗教解禁的呼吁 |
| 第三节 蒙古国宗教政策与宗教复兴现状 |
| 一、当代蒙古国宗教政策法规 |
| 二、传统与非传统宗教发展现状 |
| 三、蒙古国的宗教格局与萨满教复兴 |
| 第三章 萨满教观念体系的变迁与调适 |
| 第一节 蒙古萨满教发展史 |
| 一、大蒙古国至元朝时期的萨满分层 |
| 二、明清时期的萨满教衰落与萨满分类 |
| 三、蒙古人民共和国宗教肃清时期的“佛博一体” |
| 四、宗教解禁后蒙古国边区的萨满教遗存 |
| 第二节 萨满教世界观的调适 |
| 一、对三界宇宙观的新型解释 |
| 二、灵性自然观的代际传承 |
| 三、城市居民的灵魂观 |
| 第三节 萨满教核心神灵信仰的传承 |
| 一、不断丰富的腾格里信仰 |
| 二、山神、水神与山水神 |
| 三、驱使萨满领神的翁滚祖灵 |
| 第四章 萨满领神出道的过程及其调适策略 |
| 第一节 作为神圣资本的萨满病 |
| 一、萨满病与加入式梦境 |
| 二、萨满师徒关系的缔结 |
| 三、唤醒萨满特性与入迷的康复治疗 |
| 第二节 体现圣俗身份转换的萨满服饰和法器 |
| 一、萨满神服及其象征意涵 |
| 二、脱魂与附体的工具:口弦琴和单面鼓 |
| 三、进攻与防护的法器:神杖、铜镜及其他 |
| 第三节 确立正统萨满身份的领神出道全过程 |
| 一、确立萨满身份的初次公开领神 |
| 二、获得社会认可的祭祀山水神仪式 |
| 三、巩固萨满身份和强化族人信仰的祭灶仪式 |
| 第五章 萨满教治疗仪式类型及其功能调适 |
| 第一节 地方性疾病认知 |
| 一、大众疾病观 |
| 二、医院条件与治疗缺陷 |
| 三、萨满教的病因论 |
| 第二节 平衡个体身心的祛污净化仪式 |
| 一、亲历净化仪式 |
| 二、治疗躯体性污染的仪式 |
| 三、治疗心性污染的仪式 |
| 第三节 调节个体与他者关系的治疗仪式 |
| 一、缓解家庭矛盾的治疗仪式 |
| 二、了结邻里恩怨的萨满教仪式 |
| 三、破除萨满诅咒的降神仪式 |
| 第四节 重塑人与自然关系的禳灾祈福仪式 |
| 一、向自然神祈福的祭祀圣湖仪式 |
| 二、禳解新冠疫情的血祭大地仪式 |
| 三、为国祈福的不儿罕山祭天仪式 |
| 第六章 应对与调适失范状态的萨满教社团 |
| 第一节 当代萨满教复兴发展的失范状态 |
| 一、萨满教传承的失范性 |
| 二、萨满教仪式与治疗实践的无序性 |
| 三、萨满牵线“病人”的随意性 |
| 第二节 萨满教社团及其创立 |
| 一、萨满教组织的创立流程及发展现状 |
| 二、学者与草根萨满合作创办的“灶火中心” |
| 三、统合萨满教组织的联合会及其创新型社会角色 |
| 第三节 萨满教组织领导人物的互动与博弈 |
| 一、共推的“典型”:国家大萨满边巴道尔吉 |
| 二、萨满之父:奥德格日乐 |
| 三、共谋与博弈的领导关系 |
| 第四节 规范萨满教复兴发展的团体性活动 |
| 一、对萨满的教学、考核与认证 |
| 二、组织恢复萨满教传统祭祀与祈福的习俗 |
| 三、推动多元社会文化活动的萨满教组织 |
| 结论 |
| 一、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传承与调适 |
| 二、萨满教当代复兴与若干宗教社会问题 |
| 三、蒙古国萨满教研究的学术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西里尔体及畏兀儿体蒙古文字母的拉丁转写表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5）评估与诠释：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武术国际化发展研究中国际武术联合会相关研究缺失 |
| 1.1.2 政策话语研究对国际武术联合会组织治理的现实价值 |
| 1.2 学界的观点和存在的问题 |
| 1.2.1 武术国际化发展研究概况 |
| 1.2.2 历史语境下的武术国际化回顾与反思 |
| 1.2.3 文化语境下的武术国际化研究 |
| 1.2.4 传播语境下的武术国际化研究 |
| 1.2.5 已有研究的不足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4.1 话语分析相关理论 |
| 1.4.2 政策话语分析 |
| 1.4.3 政策评估 |
| 1.5 研究方法及结构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结构 |
| 2 理想与现实:基于ToC的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评估 |
| 2.1 基于ToC变化理论的政策评估实施路径 |
| 2.2 理论与现实: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理论评估 |
| 2.2.1 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分析性逻辑模型的解读 |
| 2.2.2 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变化理论的评估 |
| 2.3 争议与反思: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评估结果的讨论与分析 |
| 2.3.1 执行失利与理论失利: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失利的类型划分 |
| 2.3.2 身份重构与利益竞争:利益相关者政策回应的解读与反思 |
| 2.4 小结 |
| 3 反思与适应:国际奥委会语境下武术入奥的话语挑战 |
| 3.1 知彼之规则:国际奥委会奥运项目管理的政策话语建构 |
| 3.1.1 奥运项目管理与评估的政策议题建构 |
| 3.1.2 《奥运项目评估标准》的文本话语解读 |
| 3.1.3 项目评估中对运动流行性的焦点聚集 |
| 3.2 知己之不足:国际武术联合会入奥实践的政策话语反思 |
| 3.2.1 流行性不足:国际奥委会官方表述中对武术运动的情感基调 |
| 3.2.2 精英话语主导:入奥指向下国际武术联合会的政策变迁 |
| 3.2.3 陈述策略偏离:奥运语境下武术入奥报告的文本剖析 |
| 3.3 国际奥委会语境下武术入奥的规则适应 |
| 3.3.1 正确认知流行性的国际化底色 |
| 3.3.2 处理好大众与精英的发展关系 |
| 3.3.3 调整武术入奥报告的表述策略 |
| 3.3.4 利用好“奥组委提议”的入奥机遇 |
| 3.4 小结 |
| 4 符号与表征:西方文化语境下官方术语Wushu的话语困顿 |
| 4.1 语言符号:“中国武术”的表征与现实 |
| 4.1.1 是Kung Fu还是Wushu:被忽视的语言符号 |
| 4.1.2 语言符号:表征之下的意义生产与循环 |
| 4.2 形象为何:他者认知中语言符号间的意象差异 |
| 4.2.1 能指/所指:语言符号分析的基础与起点 |
| 4.2.2 Kung Fu的符号意象:功夫电影、传统武术、技击实用 |
| 4.2.3 Wushu的符号意象:竞技武术、操舞化套路、官方话语 |
| 4.2.4 符号意象分野下的认同落差 |
| 4.3 缘何如此:西方文化语境中语言符号的意义生产 |
| 4.3.1 惯习迁移:Kung Fu话语权威性的确立 |
| 4.3.2 定位不明:Wushu言说实践的名实不一 |
| 4.4 小结 |
| 5 探索与实践:政策研究的理论思考与组织发展的实践指向 |
| 5.1 体育组织政策话语研究的理论思考 |
| 5.1.1 组织权力竞争与项目认知差异:影响体育组织政策评估结果的独特要素 |
| 5.1.2 政策知识共创:政策知识生产的多元主体协作 |
| 5.2 国际武术联合会组织发展的实践指向 |
| 5.2.1 符号生产:组织权力机制下武术知识体系的建构 |
| 5.2.2 理念转变:善治理念下组织政策的制定与评估 |
| 5.3 小结 |
| 6 结论、局限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局限 |
| 6.2.1 研究资料搜集的困难与不足 |
| 6.2.2 定性与定量的方法融合需要进一步加强 |
| 6.3 研究展望 |
| 6.3.1 拓展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活动的分析与评估范围 |
| 6.3.2 基于政策问题的不同认知尝试更多政策研究方法 |
| 6.3.3 进一步探索定量与定性深度融合的政策研究方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国际武术联合会官员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专家证人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学习经历及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对象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价值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共识: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解释与基础 |
| 第一节 指纹证据技术引入的文化解释 |
| 一、西法中源 |
| 二、中体西用 |
| 三、博采西学 |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引入的制度准备 |
| 一、警察制度建立 |
| 二、检察官侦查权的创设 |
| 三、刑事证据制度的法律探索 |
| 第三节 指纹证据技术传播的教育基础 |
| 一、留学制度 |
| 二、警察学校与司法传习所 |
| 三、翻译学术着作、创办警务杂志 |
| 第二章 萌芽:指纹证据技术的滥觞与早期实践 |
| 第一节 中华文明或最早将手印纳入证据体系 |
| 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指纹印痕的文明地区之一 |
| 二、中华文明最早将手印纳入证据体系 |
| 三、中国古代手印证据应用的特征与局限 |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科学发展起源于西方 |
| 一、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科学基础 |
| 二、指纹证据技术的诞生与应用 |
| 第三节 西方指纹证据技术的传入与实践 |
| 一、近代报刊的报道 |
| 二、租界等地的实践 |
| 第三章 发展:指纹证据技术的学习与应用考据 |
| 第一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曲折前页 |
| 一、拷讯技术的存废之争 |
| 二、学习催眠术 |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传播途径 |
| 一、发明者亲授 |
| 二、官方办学 |
| 三、遣员学租界 |
| 四、派遣留学生 |
| 五、国内与国际交流 |
| 六、个人研究传播 |
| 第三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实践情况 |
| 一、司法行政部门 |
| 二、警察部门 |
| 三、刑事案例考察 |
| 四、指纹证据技术实践的问题 |
| 第四章 分歧:指纹证据技术的标准之争 |
| 第一节 争议基础——各地实践差异 |
| 一、标准不同实践受阻 |
| 二、各地实践统计情况 |
| 第二节 争议焦点——技术标准之差 |
| 一、亨利制指纹分析法 |
| 二、武塞蒂赫制指纹分析法 |
| 三、汉堡式指纹分析法 |
| 四、爱蒙培尔制指纹分析法 |
| 五、中华式指纹分析法 |
| 六、几种分析方法的评述 |
| 第三节 争议背后——学说派系之争 |
| 一、师承关系与学源背景 |
| 二、人事关系 |
| 三、着说情况 |
| 四、地域差异 |
| 第四节 指纹证据技术统一之努力 |
| 一、技术标准的选择 |
| 二、技术统一计划 |
| 三、形式上的仓促统一 |
| 第五章 反思:指纹证据技术的发展镜鉴 |
| 第一节 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特征与启示 |
| 一、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特点 |
| 二、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问题与文化因素 |
| 三、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其它因素 |
| 四、民国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启示 |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传承与培育方式 |
| 一、学术研究规范对技术传承的影响 |
| 二、技术培育方式的问题 |
| 第三节 指纹证据技术视野下的检警关系 |
| 一、检警指纹证据技术的并行发展 |
| 二、技术分歧下侦查权的扩张与异化 |
| 第四节 指纹证据技术视野下的科学与司法关系 |
| 一、证据科学于司法的价值 |
| 二、证据科学于司法的局限性 |
| 三、司法于证据科学的采信 |
| 参考文献 |
| 译名索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问题界定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STEM教育的一般研究 |
| 二、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相关研究 |
| 三、已有研究审视与思考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课程史研究的理论审视 |
| 二、学校科目社会史研究视角与研究思路 |
| 三、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的研究方法选择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 |
| 一、深化STEM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
| 二、为我国STEM教育本土化实践提供参考经验 |
| 第二章 美国STEM教育发展的多重矛盾与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STEM教育发展的多重矛盾 |
| 一、STEM教育发展矛盾的梳理 |
| 二、推动STEM教育发展多重矛盾的基本解释 |
| 第二节 STEM教育发展的矛盾结构变化与阶段划分 |
| 一、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孕育STEM教育思想萌芽 |
| 二、工程教育的加入带动STEM教育课程体系初步建设 |
| 三、政府力量主导学校课程改革与STEM教育制度化建设 |
| 四、课程专家主导的STEM教育标准化课程体系构建 |
| 第三章 科学教育改革中的STEM教育思想萌芽 |
| 第一节 学校教育面临转型课题 |
| 一、精英化科学教育难以满足大量技术型人才需求 |
| 二、高等教育中的科学与工程教育式微 |
| 第二节 科学教育新特征的出现 |
| 一、不同团体的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试验 |
| 二、多重改革下科学教育呈现新特征 |
| 第三节 科工教育改革的实践火种 |
| 一、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下的科学课程整合实践 |
| 二、前瞻性却举步维艰的工程教育项目发展 |
| 第四节 思想萌芽期STEM教育的发展特征 |
| 一、STEM教育的理论基础大致形成 |
| 二、STEM教育的实践路径初见端倪 |
| 三、STEM概念发展尚未完善 |
| 第四章 工程教育推动的STEM课程体系初步建设 |
| 第一节 STEM人才预警与工程教育的纳入 |
| 一、硬科学专业选择持续遇冷引发STEM劳动力危机 |
| 二、STEM本土人才储备需从基础教育改革入手 |
| 三、基础教育中纳入工程教育实现STEM专业准备 |
| 第二节 依托工程教育实现STEM教育完整拼图 |
| 一、以工程教育作为STEM整合的“催化剂” |
| 二、“术语”出现与STEM教育步入系统化发展 |
| 第三节 民间大型学术团体主导的STEM课程研究 |
| 一、STEM课程改革全国示范项目出现——以“项目引路计划”为例 |
| 二、《学生如何学习科学》发布与对探究式教学手段的重新思考 |
| 三、教师教育学院协会引导的全国性STEM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研究 |
| 第四节 STEM课程体系的初建表现 |
| 一、STEM课程理念共识初步形成 |
| 二、STEM课程开发技术层面的经验累积 |
| 三、多方主体尚未形成发展合力 |
| 第五章 政府主导下的STEM教育制度化推进 |
| 第一节 STEM教育的国家战略式发展需求 |
| 一、联邦政府的“风险投资” |
| 二、标准化运动下STEM教学质量堪忧 |
| 三、STEM教育的国家战略上升进程 |
| 第二节 政府主导的STEM教育政策建设 |
| 一、大力度财政拨款为STEM教育改革提供保障 |
| 二、STEM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 |
| 三、以竞争性拨款项目调动各方STEM教育参与热情 |
| 四、立法以昭示发展STEM教育的国家意志 |
| 第三节 政府引领下STEM教育多主体发展合力形成 |
| 一、联邦主导下民间组织的STEM教育推动路径 |
| 二、“多元主体”STEM教育改革模式形成 |
| 第四节 制度化推进期STEM教育的发展特点 |
| 一、为满足国家劳动力需求而发展的STEM教育 |
| 二、STEM教育价值唤醒研究的热潮 |
| 三、趋向多元的STEM课程设计与实施 |
| 第六章 STEM教育的标准化课程建设 |
| 第一节 STEM教育发展面临内外困境 |
| 一、再工业化战略持续升级带来STEM劳动力需求倍增 |
| 二、STEM教育实施出现形式主义危机 |
| 三、功利主义反噬STEM劳动力培养效率 |
| 第二节 迈向标准化的STEM课程建设 |
| 一、横纵衔接的STEM课程体系 |
| 二、聚焦学生自主探究的教学设计 |
| 三、内容性与表现性一致的STEM课程实施标准 |
| 第三节 标准化课程建设阶段STEM教育的发展特征 |
| 一、课程专家成为STEM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 |
| 二、纳入人文学科提升STEM教育育人价值 |
| 三、强化问责保障STEM教育发展质量 |
| 四、层次分明的课程实施体系实现STEM教育有效落地 |
| 第七章 STEM教育发展机制及其启示 |
| 第一节 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发展机制解析 |
| 一、从外力推进到内部自觉的发展动因机制 |
| 二、以工程为基点的跨学科内容整合机制 |
| 三、由多元走向统一的课程实施机制 |
| 第二节 美国STEM教育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我国STEM教育发展的现状与需求 |
| 二、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发展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与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弃权者的权利 ——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二章 格非小说创作的历史意识 |
| 第一节 感觉、经验、理论:格非历史意识的由来 |
| 第二节 历史意识的语言踪迹 |
| 第三节 小说的历史意识与知识分子写作问题 |
| 第四节 无边的意识与有限的写作 |
| 第三章 挑战者身份的认同与阴影——以格非80年代小说创作为例 |
| 第一节 为自我创造历史——挑战秩序与隐藏介入 |
| 第二节 为历史寻找形式——历史意象与抒情语言 |
| 第三节 抒情的极限——游戏、欲望与汉语韧性问题 |
| 第四章 失败者的自觉——格非90年代小说中的精神困境 |
| 第一节 代际的断裂或连续——时代文化氛围与个人文学表达 |
| 第二节 虚无感的始末——论《敌人》《边缘》的恐惧与孤独主题 |
| 第三节 主体反思之难——以《欲望的旗帜》中的死亡与爱情为例 |
| 第四节 失败者的出路——通过反讽对话 |
| 第五章 弃权者的精神史——略论格非新世纪历史题材小说 |
| 第一节 80年代的故事:对理想主义的追忆与反思 |
| 第二节 “江南”历史的寓言:乌托邦精神的母系传承 |
| 第三节 “别处”的生活:知识分子的底层个人史书写 |
| 余论:弃权者的“假面”——关于格非小说历史意识的一些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格非未结集作品二种 |
| 附录二:格非创作年表(1985年—2019年) |
| 后记 |
（9）软商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框架结构 |
| 五、研究创新点及难点 |
| 六、研究范围 |
| 第一章 软商法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软法的界定 |
| 一、软法的概念界定 |
| 二、软法的特征 |
| 三、软法亦法 |
| 第二节 软商法概述 |
| 一、软商法的界定 |
| 二、软商法的特征 |
| 三、软商法的法理基础 |
| 四、软商法与其他法的区别 |
| 第三节 软商法与市场经济秩序之间的契合 |
| 一、软商法与市场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 |
| 二、软商法的内在属性 |
| 第四节 软商法的基本功能 |
| 一、规范功能 |
| 二、评价功能 |
| 三、激励功能 |
| 四、凝聚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软商法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软商法的形成 |
| 一、软商法的萌芽 |
| 二、软商法的发展 |
| 第二节 软商法的成熟:以商人交易习惯为行为规范的中世纪商法 |
| 一、商法发展的历史原因 |
| 二、中世纪商人法的特征 |
| 三、中世纪商人法的宝贵财富 |
| 第三节 软商法的式微:民族化、国家化的近代商法 |
| 一、大陆法系近代商法之分析 |
| 二、英美法系近代商法之分析 |
| 第四节 软商法的复归:现代商法 |
| 一、法律渊源 |
| 二、制定主体 |
| 三、实现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软商法实施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软商法何以实施? |
| 一、法经济学的角度 |
| 二、法社会学的角度 |
| 三、自然法学的角度 |
| 第二节 软商法的实施条件 |
| 一、需要被普遍认同 |
| 二、信息流通的方式和速度 |
| 三、不宜过大的群体规模 |
| 四、要求成员间的实力或者地位相对均衡 |
| 第三节 软商法的实施机制 |
| 一、软商法通过自律性组织实现商人自我治理 |
| 二、软商法通过群体互惠实现商主体间的合作 |
| 第四节 软商法的保障机制 |
| 一、软商法处罚权的权源 |
| 二、软商法的处罚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立法视角下软商法与硬商法的互动 |
| 第一节 立法视角下软商法与硬商法的互动基础 |
| 一、“立法中心主义”的滥觞 |
| 二、“立法中心主义”的批判 |
| 三、法律多元主义 |
| 第二节 软商法的“硬化” |
| 一、转化原因 |
| 二、转化形式和基础 |
| 三、转化条件 |
| 四、转化的后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司法视野下软商法与硬商法的互动 |
| 第一节 软商法作为商事法源的证成 |
| 一、法源 |
| 二、商事法源的构成要件 |
| 三、软商法与商事法源要件的适切 |
| 四、软商法的适用 |
| 第二节 软商法与硬商法司法互动的体现 |
| 一、软商法对硬商法的强化 |
| 二、软商法对硬商法的补充 |
| 三、软商法与硬商法的合作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阎锡山与皖直两系关系研究（1916-192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1.2 学术史综理 |
| 1.2.1 阎锡山相关研究 |
| 1.2.2 皖系直系相关研究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4 研究目标及拟解决的问题 |
| 第二章 阎锡山的崛起及其亲皖亲直变化 |
| 2.1 阎锡山掌控山西 |
| 2.2 皖系当政下阎锡山的亲皖与疏皖 |
| 2.3 直系当政下阎锡山的亲直与疏直 |
| 第三章 阎锡山亲皖抑或亲直探究 |
| 3.1 阎锡山与皖直领导人的亲疏程度 |
| 3.2 利益至上原则 |
| 3.3 团体凝聚力 |
| 第四章 阎锡山亲皖亲直变化原因及影响 |
| 4.1 原因分析 |
| 4.1.1 左右逢源的性格 |
| 4.1.2 “中的哲学”的思想 |
| 4.1.3 他人作用 |
| 4.2 影响分析 |
| 4.2.1 对山西的影响 |
| 4.2.2 对时局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IT领域的角逐:日本缘何败于美国（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女排的媒介记忆研究 ——以《人民日报》为例[D]. 古丽胡玛·艾买提江. 新疆大学, 2021
- [2]近代报刊言情小说研究[D]. 冯颜. 沈阳师范大学, 2021(02)
- [3]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宣传报道研究[D]. 陈秋旭.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4]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D]. 包海波. 兰州大学, 2021(09)
- [5]评估与诠释：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话语研究[D]. 韩青松.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6]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D]. 胡裕岭.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7]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D]. 杜文彬.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8]弃权者的权利 ——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研究[D]. 严毓棋.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9]软商法研究[D]. 黄丽红. 吉林大学, 2019(02)
- [10]阎锡山与皖直两系关系研究（1916-1924）[D]. 彭晨佳. 山西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