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人类基因

一、形形色色的人类基因（论文文献综述）

王智洋^[1]（2021）在《空间视阈下当代中国历史街区的文化建构》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保存有大量文物古迹、地方文脉并能较为完整体现出传统生活状态的历史街区,逐渐成为当下人们的关注焦点。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历史街区展开的相关改建工作,经历了由过往旧城改造中的拆旧建新与仿古热潮,向小尺度、微循环、渐进式有机更新的认知与实践转变。虽然其的主要模式与演化路径不断发展演进,但客观现实中政策规划、法律法规的缺失与商业要素的无序繁殖,依然在此过程中引发了地方文化消逝、群体认同淡化、商业开发同质化等一系列问题。究其原因,过往我国的历史街区改建遵循的多是一种“物质-精神”二元对立认知;其在将工作重心聚焦于历史街区物质形态与精神面貌的同时,却忽视了街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具有实用性、经验性、延续性特征的社会人文内涵。作为一种供人居住生活的空间形态,我国的历史街区具有着由物质性、精神性、社会性三重维度共同构成的空间结构属性;而当代城市更新背景下对之展开的文化建构,则是一种贯穿于其空间营建、空间叙事、空间消费环节的综合性空间生产活动。首先,对文物古迹外在形态风貌的修缮保护、对遗存布景等叙事景观的还原、与以物质为载体的消费活动,共同构成了历史街区文化建构中的物质空间维度。其次,精神空间维度的文化建构既是对历史街区中情感观念、集体认同、地方风俗等抽象要素的维系和延续,也包含着对隐藏于街区空间中的各种人文叙事文本的当代重置,并由此使之与当今大众的审美、怀旧、娱乐、教育等消费诉求相契合。最后,物质与精神层面的文化建构在历史街区的社会空间维度进一步交汇,并分别体现为对活态文化遗产的融合与传承、对社会生活状态的空间叙事再现,以及以体验性社会参与为基础的空间消费等不同层面。同时,由封闭的围合状态、生产逻辑的强势地位、传统地缘亲缘关系的隐退、原住民人口的大量迁出等引发的历史街区公共属性淡化、人际关联衰退、情感内核消散和消费精英化趋势等问题,在本质上均是一种空间异化现象。因此,空间视阈下展开的当代中国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理应处于一种辩证统一的状态之中。相关的实践工作不但要在历史街区物质性、精神性、社会性空间维度的融合交织中,凸显其的活态性、属人性本质与多层次、多环节的原真性内涵;也需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元话语的互动、博弈与协调中,推动其相互补充、彼此制约并以此达成空间权益的动态平衡。

曹勇^[2]（2021）在《高校通识教育中的设计课程研究：概念、内容与课题方法》文中指出伴随我国高校新时代本科人才培养模式转型,美育、双创教育、跨学科教育逐步成为重要内容。它使设计教育从专业领域进入通识领域,面向高校非专业学生的通识设计教育快速发展,但对它的系统研究还很缺乏。因此,以其发展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概念剖析与设计研究为方法,对其概念内涵、课程内容建构、课题设计方法进行了系统理论研究,并形成以下结论:设计通识是以设计学科为内容载体,以通识美育为育人目的的设计教育形态。它揭示了设计教育作为一种跨学科探索活动在职业教育与人文通识之间的往复运动。回归美育育人不仅是其应用功能,也揭示了设计创造力培养的主体内在根源和设计作为人文学科的价值本源。在育人与学科双重视野下,设计通识课程内容可分为设计语言、设计返身、设计自由3个层次,其知识形态特征应该是学科内的破界与贯通、学科外的跨界与交叉,其核心能力是设计形式生成的思维能力。通过“知觉-媒介-抽象”、“意义-符号-叙事”、“技术-结构-系统”、“观念-重构-生成”4种设计形式生成思维的训练,建立全人发展与身体、文化、技术与观念的广泛联系,它既是设计育人的特点,也是设计学科自身拓展的动力。通识设计的课题设计方法对应于课程的核心内容和内容层次,表现为微观的基于具体内容的设计方法、中观基于应用情境的设计方法,但宏观层面上讲通识课题设计的本质不仅是“关于设计教育的研究”,更是一种“设计的研究”。课题作为人文性的教学设计“形式”,在抽象层面也具有媒介、意义、结构、观念4方面特征,由此打开课题设计更为丰富的可能。

尹蕾^[3]（2021）在《新时代文化自信的使命与实现研究》文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社会和国家发展当中最基本、最深厚、更精深和更持久的力量。中国不断迈向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构造新文明的过程;中国的崛起是经济体量的增大,更是精神层面的丰盈、文化的复兴。告别自卑,走向自信,国家复兴与文化自信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后者是我们迈向现代化强国过程中必须重视和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元素。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始终是作为高频词汇出现在国家领导人的系列讲话、多次会议中,它的定位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刻的自信。十九大报告又明确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不可能有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另外,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精神文化的需求超出以往,“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上升到新的高度。同时,当前我国进入“十四五”发展的新阶段,面临着全新的国内国际大局。这些都为我们当前研究文化自信提供了契机。因此新时代文化自信,是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中华民族迎来复兴光明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价值、功能和历史使命有着充分的自觉;中华民族对我们本身能够有效应对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顺利实现文化使命等重大问题有着极大的信心;中华民族对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和话语权始终保持着开放、包容和平等的积极心态。基于此,本文就依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思路展开论述,首先是“是什么”的问题,即:何为“文化自信”（包括内涵、生成机制、构成、功能等）,新时代文化自信以及其历史使命是什么。其次是“为什么”的问题,即当今中国为什么需要新时代的文化自信,以及我们为什么能够实现历史使命的问题。最后是“怎么办”的问题,即根据我们新时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我们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指导方针,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去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历史使命。具体来说如下:文章第一部分,首先从国内外两个视角阐述了选题的依据和必要性,接着对这一主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分类。在此基础上,文章介绍了主要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文章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文化自信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在理论基础方面,主要论述了从马克思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的重要价值、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异质文化、如何反对错误思潮等重大问题的主要观点,例如:经典作家的社会意识理论;列宁对本国“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习近平总书记从世界进步与民族复兴的高度对文化的强调;等等。在思想资源方面,文章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要内容,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理论、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它们或展示了经验,或提供了教训,是我们当今进行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文章第三部分,论述了文化自信的相关基本理论,这一内容主要是围绕着以下四个问题来进行阐释的:首先,关于文化自信的科学内涵,文章论述了“文化”的本质及其与“文明”的异同,论述了“文化自信”的实质及其它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联系、区别,并尝试着对“文化自信”以及“新时代文化自信”这些重要概念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其次,关于文化自信的生成机制这一问题,文章论述了文化自信的理论前提、内在动力、外部条件以及关键支撑这四个方面;第三,关于文化自信的基本构成这一问题,文章论述了价值观自信、思维方式自信以及行为方式自信这三个方面;最后,关于文化自信的主要功能,文章从动力功能、导向功能、凝聚功能以及标识功能进行了深入阐释。文章第四部分,论述了新时代文化自信的五大历史使命。在该篇文章中,主要基于动力性、目的性、主体性、功能性以及国际性这五个角度来阐述: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动力性使命是为实现“四个伟大”提供强大精神动力;目的性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这也是后者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标志;主体性使命在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功能性使命在于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供文化支撑;国际性使命在于拓展现代化路径、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引领和平发展新道路。文章第五部分,论述了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历史使命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及其挑战与机遇。文章认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统筹发展和安全、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三个方面是我们提升文化自信、实现文化使命的必要性所在;进入“新时代”全新历史方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以及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这三个方面体现了这一问题的迫切性;阶层分化、利益多样以及价值多元、互联网安全以及争取国际话语权、提升文化软实力是我们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深入人心,认同度和接受度不断提高,以及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我们必须把握的历史良机。文章第六部分,论述了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历史使命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文章认为,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及其历史使命必须要做到: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第二,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作用;第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我们还要坚持三个基本原则,这就是:一元化和多样性相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文章第七部分,论述了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历史使命的主要路径。文章从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理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四史”教育尤其是百年党史学习和完善制度、创新理论以及发展经济这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文章结论部分,再次对我们当今所处的全新发展阶段和方位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并结合新近的现实情况（例如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的成立、《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的出台等）进一步彰显文化自信的时代意义以及历史使命的重要内涵,再次强调了中华民族“必先自美”、“必先自信”的道理。

牛旻^[4]（2021）在《新媒体视域下的现代漫画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漫画是一种综合性大众艺术,突破了传统讽喻漫画的叙事局限性,是造型艺术、镜头语法和叙事文本的同构体,其文化属性与审美机制具有特殊性与复杂性。随着新媒体时代来临,数字互联网改变了漫画符号的审美创造与符号消费机制,也改变了其文化参与和跨文化传播机制。在硕大无朋的“超真实”数字拟像世界和符号消费活动中,漫画图像叙事得以在大众文化层面实现泛化,不仅从亚文化靠近主流文化,也承担起更复杂的文化建构职能,在视觉维度以扁平化、风格化、碎片化的图像语言全面介入大众审美,还在数字图像符号消费逻辑的主导下融合了娱乐性与批判性,融合并改变了影视、广告、手机软件等多种图像叙事形态,以角色经济的形态推动着流行文化的视觉革新。本文以新媒体时代的现代漫画研究为主,兼及其形形色色的泛化形态,综合运用符号学、图像学、文化社会学和传播学方法,理论演绎、实证研究、比较研究和个案分析等相结合,全面厘清新媒体时代漫画的审美创造机制、符号消费机制和文化参与机制,进而探寻其在新媒体时代实现跨文化传播的策略与机制,寻找国产漫画凝构风格范式、阐释传统文化、建构时代精神、发挥社会功能的新路径。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尝试准确界定现代漫画的定义,在此基础上探索媒介载体与漫画形态的关系,为相关研究建立较为清晰的视角与框架。第二章,从图像学和文化社会学切入,从新媒体时代的漫画生产环境、图像叙事机制、文化拼贴手法和价值取向隐喻四个方面入手,全面分析现代漫画的审美创造机制转型,剖析其叙事机制的独立趋势,指出漫画中的商品性与审美性的同构,以及传统美学和时代精神的融合。第三章,采取符号学方法,从新媒体时代的阅读方式、符码再造与消费载体三个方面入手,分析现代漫画的符号消费机制转型,探明其在大众文化与审美意识建构中的符号编码与解码机制,揭示其符码消费中的弱编码、同构式解码、养成式消费等新特征;揭示现代漫画能在交互式阅读与符号消费中建构群体理性;分析基于现代漫画的视觉文化与概念文化的同构趋势。第四章,采用文化社会学方法,从新媒体时代的民众形象建构、国家形象建构和社会问题的审美化解决三个方面入手,探讨现代漫画的文化参与机制转型,探明漫画丰富的社会功能,揭示现代漫画正在使民众形象的建构从脸谱化想象变成多元化图解;揭示现代漫画正在使国家形象的建构从宏大的英雄主义叙事转向日常生活审美;具体分析现代漫画如何对“个人化”、异化等当代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审美表征。第五章,从图像学和传播学切入,通过对比传统媒体时代和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环境,分析现代漫画在新媒体时代的跨文化传播机制转型,提出新媒体时代漫画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渠道多元、文化折扣弱化、主动介入全球文化景观建构和整合超媒介文本等新特征,据此探明基于现代漫画的文化认同机制,并对中国漫画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与路径进行分析与展望。

万英^[5]（2020）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而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殊地位要求高校党委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而“意识形态漂浮在话语之中”,掌握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要有话语体系作为支撑。构建话语体系的基本单位是话语,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有效果,关键在于意识形态话语要有效,沿着“话语——话语体系——话语权”的路线是争夺话语权的一般规律。因而,话语有效是高校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构建话语体系有效的要素之一,也是其逻辑起点。基于话语对构建话语体系和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重要价值,本文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有效性作为研究对象,旨在为高校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理论支持。文章由七部分构成,即绪论、五个章节和结语。绪论部分阐述文章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概述国内外学术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有效性的研究现状,并对之进行简要评析。在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阐释核心概念、厘清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与其他概念的关系,论述有效性的内涵及表现形式。第一章从文本出发,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与话语逻辑关系的基础上,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话语理论。概述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理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在中国的渊源脉流。本章还对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理论进行批判性借鉴。从而为建构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提供理论支撑。第二章阐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评价标准。主要从它的本质属性、对大学生理想信念和政治认同的影响、凝聚高校师生的功能,以及它对话语体系的建构作用,对话语权的维护作用等方面论述它的评价标准。第三章论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基本要素。本章论述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主体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对象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内容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表达方法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环境的有效性。第四章论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包括高校教育者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问题,盲目崇拜西方学术思想及话语体系,西方意识形态话语霸权,新媒体话语消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大学生话语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影响,三重话语存在内在的张力。对于这些话语,重点是把其消极性概括出来,目的是为了规避、消解其危害性,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些话语,而是要排除其中的消极成分,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第五章论述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理路。面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诸多挑战,依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理论,提出从五个方面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主体能动性方面,切实发挥高校党委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主体职责。发展动力方面,创新意识形态话语,确保话语的生命力,而创新是有原则的创新。硬实力方面,主张把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以硬实力破解西方的话语迷障。软实力方面,建设具有文化自信的意识形态话语,以文化软实力夯实话语的凝聚力。话语机制方面,发挥意识形态话语转换的积极作用,消解其消极作用。而转换的目的是更好的发挥各种话语的优势,而不是以一种话语否定另一种话语。

刘娜^[6]（2020）在《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文中认为“环境公正”（environmental justice）也被译为“环境正义”或者是“环境公平”,它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深入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新颖命题。动词“environ（环绕）”起源于中世纪时期,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中的“环境”（environment）归词,指的是某个人、某群体、某物种或者普遍生命形式的周围事物。综合学界已有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本文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定义为:生态批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学术立场,它考察具有“自我”的主体与他者在各类环境中,公正地享用环境之利益与风险的分配、参与制定环境政策、在环境分配方案上获得个人和社会认可,以及维持生命发挥作用的能力。他者包括因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而相区别的人,甚至其他物种。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与人建环境。环境公正对生态批评的大规模影响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态批评本身属于比较新兴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是由于早期生态批评关注的中心是荒野、田园等自然场所。1997年美国学者T.V.里德（T.V.Reed）提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environmental justice ecocriticism）这个术语,使得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从此之后更加明确。环境公正促使生态批评从荒野回到城市,回到人与自然交汇的中间地带,从而使得生态批评不仅具有崇高的生态理想,同时也立足牢固的现实基础。环境公正是对之前生态批评所持生态中心主义取向的反拨,它关注因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造成的不公平之环境权益和环境危害,扭转了对弱势群体环境状况的忽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为生态批评的自然底色添加了社会因素,注重弱势群体享受的公平正义。伦理关怀对象从边缘人群到非人物种的层层扩大,使它更具现实基础与可操作性,并构成了连接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纽带。环境公正从人与自然一体的整体视角考察问题,为自我言说,为他者赋权。兼顾人文关切、伦理关切与生态关切三个维度。然而,国内外生态批评领域内,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研究稍显不足,未能形成系统性、整体性与综合性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摆脱研究单一文学文本和单一生态批评家的局限,在历时性上追踪生态批评的历次发展浪潮,在共时性上考察同一时期内生态批评的理论趋向和典型特征,采用文献梳理、比较研究的方法,综合展开理论上的探讨和思辨,力求细致、深入地论述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面貌及其对现实环境危机的回应。本文试图全面梳理环境公正的重要文献,在宏观层面上考察生态批评的总体发展进程,在微观层面上聚焦环境公正的演变及其对生态批评的构建作用,以“环境公正”这个关键词为切入点,围绕1、2、4、5这四个数字展开研究:1即1种批评理论“生态批评”,2即生态批评的第2波“环境公正”,4即生态批评的4次转向,5即生态批评的5波浪潮。在综合分析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环境公正思想源流与生态批评的历次浪潮,梳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产生的历史渊源、发生语境与发展过程,厘清环境公正的概念内涵,揭示环境公正在生态批评40多年发展历程中的演变脉络与深化趋势,回答环境公正如何与生态批评相互促进的问题,以提供西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整体图景,凸显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这种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将丰富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为构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参考,为我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全文内容由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进行概念厘定,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指出本研究之目的、意义与创新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生态批评对环境公正的诉求日益强烈,一部分学者将环境公正引介到生态批评中,从而引发了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环境公正不是对之前生态中心生态批评的简单抛弃,而是对生态批评进行修正、深化与拓展,增添了多个视野,是一种推陈出新。第一章对生态批评及其关键词环境公正进行总体论述。本章主要研究生态批评的缘起、定义和任务,生态批评五次浪潮的划分,环境公正思想内涵,以及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主义朝向几个方面。具体以国内外学者对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梳理、比较、归纳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理论体系的构建,综合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对生态批评前两次浪潮的划分和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对生态批评后三次浪潮的划分,分析历次浪潮转向的原因与生态批评与时俱进的环境实践之特色。在此基础上,揭示环境公正对自我/他者、男性/女性,白人/有色人种,富人/穷人,上流阶级/底层阶级,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人/非人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的解构,说明环境公正所具有的学理优势、伦理关怀和可操作性。根据彼得*S.温茨（Peter S.Wenz）的环境公正同心圆理论（Concentric Circle Theory）描绘环境公正的伦理关怀向度,说明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主义朝向。本文认为,环境公正按照同心圆模式,以共情（empathy,也被译为“移情”或“同理心”）贯通“自我”与“他者”的鸿沟,由己及彼,把伦理关怀对象扩展到包含其他具有性别、种族、阶级等差异的弱势人群,进而扩展到动物、植物和每个物种。新物质主义对生态批评的影响使得物质的能动性被纳入考察范围,这更为环境公正伦理主体的层层扩大提供了学理依据。当这个同心圆层层扩大到每一个存在物、并将每个存在物都视为主体的时候,环境公正也就达到了它的终极状态,即万物齐一、众生平等的生态公正。虽然这种意义上的生态公正目前有乌托邦之嫌,人类之外的非人类物种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主体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生态公正作为一种生态理想,是人类为之努力的目标,而环境公正就是具有可行性的实践措施,它使公正不至于成为空谈,是联系现实与理想的桥梁。第二章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进行详细梳理。本章具体从初露端倪、全面兴起、蓬勃发展、持续深化和前沿问题五个部分,追溯与评议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主要是根据生态批评的五次发展浪潮为线索进行论述与探究,涉及到早期作品中环境公正思想的萌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正式提出,由荒野自然向城市自然的转变,风险社会、慢暴力、跨身体性、行动者网络理论、共情等理论和概念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拓展与深化。这些方面显示出环境公正与生态批评的五次浪潮互相促进又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生态批评诞生之前及第一波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批评浪潮中,自然书写中蕴含着环境公正诉求;在第二波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浪潮中,对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关注显现出环境公正考量;在第三波的跨文化生态批评浪潮中,环境公正思想添加了跨文化维度,环境公正从地区走向了全球;在第四波的物质生态批评浪潮中,物质的能动性和叙事能力深化了环境公正思想;在第五波的心理与信息生态批评浪潮中,环境叙事涉及的情感理论、心理概念和信息传播策略受到重视,这为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倾向走出文本、走向现实提供了更广阔的出路。伦理主体范围的一次次扩大并不是线性发展的简单趋势,其错落交叠的轨迹显示出学者们为构建环境公正话语而付出的努力。第三章研究批评学者基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视角对经典文本进行的分析解读与批评实践。本章选取了针对四部经典小说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实践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概括评析,体现学者们在文本解读中的环境公正立场,并在此基础上应用生态批评相关理论对文本的环境公正分析进行必要的扩展与补足。本章首先关注学者们对《布娃娃瘟疫》的批评,包括物质视角下的患病身体与跨身体性对环境非公正的揭示,以及社会视角下内外殖民与阶层固化对环境非公正的强化;其次,针对小说《死者年鉴》的批评实践,评析暴政迫害中体现出的“生态他者”形象,揭露吸血资本与资源剥削作为环境非公正的原因与表现,生态他者与边界拆解分别作为环境非公正的内在驱动与解决途径;再次,聚焦学者们对《播种者的寓言》之资源短缺进行的环境（非）公正解读,从“改变”主题与墙之隐喻,水之意象与气候公正,以及超级共情与反乌托邦三个部分来进行概括与延伸。最后,审视学者们在分析《食肉之年》时从三个方面表现出的环境公正立场,即霸权挟裹带来的食品公正问题,“肉是信息”连接的毒性身体,以及全球贸易导致的多元贱斥。本章对于上述文本的批评进行分析与补充评论,目的是发掘被忽视或被误读的环境公正思想,揭示和肯定环境公正视角对激发生态思想和生态审美意识的积极作用,并凸显在文学这个想象世界中,环境公正对于拓展伦理关怀范围的积极意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对象并非仅是生态文学,但是文学情节相较于现实生活有着更为辽阔的空间,如果只把公正的施与对象界定在人类范围内,未免抹杀了文学世界较于现实世界的优势,当前出于种种现实原因尚且无法考量的伦理在文学的想象世界里反而容易推行,文学的理想性对人类的启蒙、教化作用也正是基于此点。环境公正不仅促进了文学批评与环境伦理学等学科的跨界联合,而且也实现了与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等多个流派的交融。这种跨文化和跨文明的宏大视野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扩展了生态批评的研究空间,并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第四章围绕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独特贡献及其中国化途径展开研究。本章指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通过环境想象与环境话语参与现实的环境实践,因社会公正与环境伦理的双重叠加而为文学、文化的生态批评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开辟了新领域。此外,本章聚焦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全球在地化发展路径,着眼于它在人类世中的全球视野以及它在中国生态文明时代中的在地立场。如果说,全球在地化是在空间上对批评跨越中西的展望,那么本章结尾部分,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化途径进行探索,则在时间上融通古今,观照从中国传统环境公正生态智慧的探析到中国现代环境公正生态文学的呈现。本文在此考察了中西方生命/生物共同体的概念,进而提出一种设想:中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需要立足于它同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契合点,借助生命共同体思想深化自身,并推动生命共同体思想的传播、落实,塑造生态审美意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西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己建构了较为完善而又开放的生态批评理论,具有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学术实践;与之相比,我国目前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尚未形成足够的学术氛围,理论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绝对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都不具备实施的可行性。因此要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在新时代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更进一步地强调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对于人与万物价值的肯定,确立发展具有反思性和建设性的生态批评体系,并最终将生命共同体思想付诸环保行动来推进绿色发展。理论只有符合国情才能更好地培养生态意识、指导环境实践,发展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研究将推动中西生态话语的深入对话与交流。结语对全文进行归纳,充分肯定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分析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存有的不足。该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三个核心观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凭借自身的文学性与实践性参与话语建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成为连接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桥梁;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伦理趋向为实现伦理共同体涵盖生态系统准备了前提条件。同时指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目前的缺失和不足,认为需要在跨学科借鉴中避免生搬硬套而导致误解,在多元扩展的同时防止边界过于模糊,并且需要完善解构之后的建构问题。最后提倡中国生态批评、文学批评甚至文化批评对西方的环境公正研究进行批判的借鉴,在理论上自主创新,进而结合中国文学资源,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路向。当今时代中,对严峻的生态危机和复杂的环境运动作出回应,是生态批评面临的中心任务。环境公正具有人文关切、伦理关切与生态关切,这使它能从多重维度为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思路与动力。环境公正的人文关切在生态中心主义立场的生态批评中添加对“人”的重视,肯定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多样性并尊重各种群体的价值与权利;环境公正的伦理关切既含有社会公正因素,又涉及生态立场,它审视弱势群体遭受的非公正生存境遇,致力于公正地处理环境利益与环境危害问题,消除因种族、阶级、性别等社会因素导致的物质环境不平等现象;环境公正的生态关切源自生态批评一贯的生态立场,通过探究文化载体中的“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追求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与美丽,万物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存在。人文关切的以人为本,有利于消除社会非公正,而社会公正与物质环境的叠加则构成伦理关切,环境伦理有助于生态关切的实现并推动生态关切从理论转化为实践,而生态关切对生命共同体的维护又反过来对人文关切与伦理关切有所助益。所以,这三种关切互相联系又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通过观照环境来推动生态批评发展,通过绿色理论引发绿色行动实践。环境公正必将有助于生态批评实现人文精神和生态思想的交融,也就是走向生态整体主义。

郭延龙^[7]（2020）在《技术人工物设计伦理转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技术人工物是通过技术实践活动而生成的存在物。1993年兰德尔·迪珀特（Randall Dipert）最早关注该主题,1998年前后荷兰技术哲学家克洛斯（Peter Kroes）和梅耶斯（Anthonie Meijers）将其发展为成熟的研究范式。现阶段,技术人工物的功能与伦理价值的失衡、价值与责任的复杂关系、多元化的伦理治理等问题涌现,迫切需要对技术人工物设计伦理转向问题进行系统地探究。本研究旨在通过技术现象学还原法、归纳与演绎法等方法,探析技术人工物设计伦理转向背后的哲学基础、“物律”设计方式以及技术治理路径。具体研究内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对技术人工物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进行了论述,并针对技术人工物设计伦理转向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提出了研究设计思路、技术路线和创新之处。第二,对技术人工物设计伦理的相关概念进行词源、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以唐·伊德（Don Ihde）“人-技术”关系理论、拉图尔（Latour）“人工物社会”思想和维贝克（P.Verbeek）“道德物化”的思想为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之上展开下一步的深入探究。第三,基于拉图尔“人工物社会”的思想,从技术人工物中历史唯物论的“人本”孕育、“非人”的新唯物论产生、“非人”的扩展三个阶段进行考察,系统地论证了“去中心化”情景下技术人工物,如何从“人本”至“非人”的拓展历程。同时,结合共享单车“去中心化”的具体案例进行诠释。第四,在维贝克“道德物化”的思想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技术人工物的道德意向性、道德自由和道德中介的作用,认为技术人工物的技术程度决定了道德物化程度。同时,结合智能穿戴服装的具体案例进行诠释。第五,基于以上研究基础,通过设计者的道德敏感性捕捉与识别、情感投射与移情、创造性想象与超越,运用仿生设计的情景模拟、虚拟与现实的情景模拟、设计价值的情感模拟,结合强制式调节设计、引诱式调节设计和劝导式调节设计的方式,探索技术人工物设计的“物律”方式。同时,以保姆机器人为例,诠释具体实践语境中的“物律”设计。第六,对技术人工物设计伦理的责任与价值进行细分,对技术行动者、社会行动者和元层面行动者,进行“问责”与建构性技术评估。结合公众参与、共享式、社会契约的公平合作进行调节反馈,最终通过技术内在关系路径、混合式系统路径和价值敏感设计路径,进行不同程度的技术设计与治理。同时,以基因编辑婴儿案例进行反思,针对其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诠释。最后,技术人工物设计伦理转向的研究,是从技术内在关系的路径切入,以“物准则”的视角探讨技术设计伦理的全过程。本研究提出了“设计即治理”的技术治理方式,用技术道德化的“前置式”设计方式,将“善”技术功能和物理结构“写入”至技术人工物中,以期待通过技术人工物的“物律”设计方式,为构建人类美好生活世界贡献力量。

郝相赟^[8]（2020）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对它的科学理解不仅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评价,而且关涉到如何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长期以来,共产主义“渺茫论”“过时论”“妖魔化”等错误论调不绝于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淡化、弱化、边缘化,成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实践的呼唤和理论的自觉都迫切需要真正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特别是如何从理论认识与理想信念的层面破解和回应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在当下所面临的一系列责难和挑战。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不断追问,本文以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演进为逻辑主线,以概念辨析、历史生成、理解维度、时代境遇和认同建构为研究思路,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注重史论结合,呈现整体性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乌托邦”等相关概念的考察辨析,界定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研究的基本论域。二是在思想史的视域中梳理共产主义学说发生、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并在同马克思之前共产主义学说的比较分析中,揭示了马克思扬弃和超越空想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以文本为基础进一步考察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时空场域、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分析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萌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总结概括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三是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维度”、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维度”和未来社会设计的“制度维度”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整体性的阐释和解读。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从社会现实出发,通过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来探寻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从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入手,通过对资本逻辑和理性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来实现对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重关系的视角透视并展现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解答。从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推翻资本主义和剥削阶级压迫,为实现理想社会而力图改造现实社会的革命运动。马克思从科学实践观出发,在生产劳动中找到了理解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钥匙即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基于这一矛盾把共产主义思想置于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通过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的深入分析,在总结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具体论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实现条件、实现方式以及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主体、特点和实质。从未来社会设计的“制度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一种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形态。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规律的研究,提出并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并依据这一基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在自身基础上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马克思自觉运用预见未来社会的方法论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体性概括,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诉求,并具体阐释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和实现方式。四是通过分析当前共产主义面临的时代困境及其原因,全面审视并客观审慎评价了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解读和发展,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阐明当代中国对共产主义的坚守与扞卫。五是在阐释理想与信念、理想信念与社会现实关系问题的基础上,着力从情感、理论、政治、话语和价值五个层面出发,系统建构了新时代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认同的实践路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对它的研究必将是一个持续深入的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要继续深入挖掘原着,充分利用好文本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巩固基础研究;要努力就共产主义问题与西方左翼学者进行思想交流,在论辩中回应各种时代挑战,进一步增强比较研究;要坚持走进社会现实,把共产主义思想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场域,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中升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化实践研究。

朱霜^[9]（2020）在《仪式象征与符号崇拜 ——“电子巫术”的批判性分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们通常会将巫术看作愚昧落后的产物,这种偏见压抑着巫术长达数千年之久。实际上,把巫术仅仅看作是原始人愚钝和蒙昧产物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有很多西方学者都把巫术视为西方科学史的某种朴素的先导,认为巫术是人类在社会伊始尝试认识和理解环境的一种表现。巫术至今也还未完全退出社会生活的舞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巫术反而以更多变更广泛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针对巫术在互联网空间内的新表现,本文提出“电子巫术”的概念;结合“电子巫术”具体的表现案例（锦鲤文化、网络算命、网络星座迷信等）,梳理总结“电子巫术”的表现形式和特征,探寻“电子巫术”的文化基因密码;并且从社会环境和个体心理两大角度,在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分别把握“电子巫术”现象风靡的缘由;最后,从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批判“电子巫术”产业背后的内涵与资本动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分析把握传统巫术的遗存和嬗变,厘清“电子巫术”的文化基因来源。辨析巫术、宗教和民俗迷信相关概念,对“电子巫术”的概念进行界定。在完成对“电子巫术”的概念界定后,对其在互联网空间内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描述分析,梳理“电子巫术”的发展流变史,并从巫术的基本思维、要素、手段等方面进一步把握“电子巫术”的文化基因密码。第二,从社会环境的宏观视角,分析“电子巫术”得以流行的原因。中国民间普遍的“一人多信”信仰背景为各式的神秘主义崇拜提供了社会俗信基础,现代社会的高风险环境为“电子巫术”的流行提供了发展的空间,而信息过滤机制又在传播途径上对“电子巫术”的灵验性起到重要的宣传作用。第三,从个体心理的微观视角,把握使用“电子巫术”人群的心理动机。从“去仪式”“去虔诚”“去社会化”“再社会化”四个方面认识巫术“电子化”过程中个体心理状态的转变。“电子巫术”是人们命运无所依存而转投的“心灵避风港”,是对生活“力量感”的试图找寻,是人们企图认识命运的“另一把钥匙”,但实际上折射的是现代人们精神上的“贫瘠”。第四,基于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剖析“电子巫术”背后的资本力量。互联网时代传播的变革也给媒介信息带来类似的巫术影响;同时,巫术新产业也折射资本的惯常手段,构建“平民一夜暴富”的奇迹愿景,即培育人们的欲望,构建“新宗教”,以实现对人的“无意识控制”。

李晓明^[10]（2020）在《社会生物学视野下的自由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自由问题是哲学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对自由问题的研究绕不开对必然性的研究,自由与必然性是一对共生范畴。社会生物学对人类所要所面临的经验世界的必然性进行了充分的诠释,所以以其作为视野去探究自由问题具有极大的研究意义。通过对自由问题的核心本质进行深入分析,发现与绝对自由对应的是形而上学的必然性,与相对自由对应的是现实维度的必然性,前者与必然性的关系是拮抗的,而后者的实现就在于对必然性有目的地认识与运用。社会生物学立足于进化论,对人类面临的现实维度的必然性进行了详细论述,以社会生物学作为视野去研究自由问题,可以对自由的现实概念形成更为深刻的洞识。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类的物质属性、生物属性决定了人类无法摆脱物理规律与生物规律而独立,所以人类不具备超验的绝对自由。其次,因为人类可以对必然性进行有目的地认识与运用,所以人类可以具备现实意义上自由即一种相对自由。根据社会生物学对人的定位,发现人类在现实中面临三个维度的必然性,分别是物质的必然性,生物的必然性以及文化的必然性,而人类的相对自由就在于对这三重必然性有目的地认识与运用。社会生物学视野下的自由问题研究,其理论意义体现在其对于进化论伦理学中道德的发生、自由的属性等问题的解释上;其现实意义体现在对于生物伦理学中界定基因编辑的使用范围、规范环境改造等问题的指导作用上。

二、形形色色的人类基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形形色色的人类基因（论文提纲范文）

（1）空间视阈下当代中国历史街区的文化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2）高校通识教育中的设计课程研究：概念、内容与课题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文化自信的使命与实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媒体视域下的现代漫画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技术人工物设计伦理转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仪式象征与符号崇拜 ——“电子巫术”的批判性分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社会生物学视野下的自由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形形色色的人类基因（论文参考文献）

• [1]空间视阈下当代中国历史街区的文化建构[D]. 王智洋. 南京艺术学院, 2021(01)
• [2]高校通识教育中的设计课程研究：概念、内容与课题方法[D]. 曹勇.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新时代文化自信的使命与实现研究[D]. 尹蕾. 电子科技大学, 2021(02)
• [4]新媒体视域下的现代漫画转型研究[D]. 牛旻. 湖北大学, 2021(02)
• [5]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D]. 万英.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9)
• [6]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D]. 刘娜. 山东大学, 2020(09)
• [7]技术人工物设计伦理转向研究[D]. 郭延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01)
• [8]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D]. 郝相赟. 兰州大学, 2020(01)
• [9]仪式象征与符号崇拜 ——“电子巫术”的批判性分析研究[D]. 朱霜.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10]社会生物学视野下的自由问题研究[D]. 李晓明. 太原科技大学,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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