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会在制度下生活(论文文献综述)
李思特[1](2021)在《社会公平视角下的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维护社会公平是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必要手段,维护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内涵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较为重视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公平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公平统一”作为建设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通过公平实现普惠性特征,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完善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挖掘社会公平理念的基本内涵,比较了不同公平观的特点与区别;通过梳理不同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相关论述与思想,比较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公平理念;通过回顾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发展,阐释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的变化特点;通过总结成就与问题,把握了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现状;通过对于理念、目标与路径的解读,明确了新时代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方向。第一章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的背景与意义。从社会保障公平理念的定位、社会保障公平理念的选择、社会保障的发展道路三个问题入手,论证了本文研究的必要性。以社会公平视角对社会保障问题进行解读,既明确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基本内涵,也定位了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基本视角。文章对现有研究成果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梳理、分类:纵向来看,关于社会保障公平问题的研究可分为理念探索阶段、共识形成阶段以及新时代以来的理念定型阶段;横向来看,相关的研究又可以划分为规范性研究、实证分析研究以及基于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构建视角进行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文章主要采用了跨学科综合分析法、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以及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二章是全文的理论支撑。首先,在概念界定的章节,明确了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的基本概念,阐明了新时代社会保障的基本内涵以及与其他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公平观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也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选择。依据公平观的不同,社会保障模式可分为完全自由主义模式、重视公平的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公平观下的社会保障模式。其次,阐明了文章的的理论基础:按照“最大幸福”原则,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古典功利主义持有的公平观可以总结为经济公平。福利经济学接受了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社会福利是个人福利的总和。旧福利经济学将公平视为效用的均等化,同时指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的存在,国民财富必须均等分配才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新福利经济学采用了序数效用论,在公平的问题上存在着价值中立的倾向。罗尔斯的公平观有着对于功利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于福利经济学的超越。罗尔斯将公平作为社会的首要价值,并提出了正义的两个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不同于上述学者。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是衡量社会公平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以公平为主线,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进行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孕育出真正的社会公平。此外,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为基础,马克思的社会保障思想可以概括为社会保险思想、社会救助与福利思想以及社会保险基金理论。第三章梳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理念的论述与思想。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公平特点的变化,来源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社会公平问题认识上的变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通过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得社会公平从根本上得以实现。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体现社会公平的制度设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社会公平通过社会主义本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重要再分配手段之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路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公平的关键标准。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应该允许一定程度的合理差距。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公平理念,主要追求的是经济意义上的平等。而社会保障制度则被视为稳定社会的有效途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理念,将公平问题提升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同时还将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建设,纳入到“四位一体”的总布局当中;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出现了“建设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表述。这都使得社会保障的公平问题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这一时期的公平观,开始由经济公平向社会公平转变,由形式意义上的公平向实质公平深化。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公平正义问题。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内容有机结合起来。以人民为中心明确了社会公平问题的基本向度。公平可持续是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应继续坚持的方向。习近平将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公平问题进一步具象化为“底线公平”。“底线公平”的提法,突出了社会保障“社会生活安全网”的基本定位,也调和了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内在矛盾。第四章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总结。由理念到实践,从顶层设计到制度实施。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社会保障公平理念的变化,也影响着社会保障制度实践的变革。本章以社会保障的公平问题为主线,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发展划分为共3个时期:(1)计划经济时期。(2)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保障制度的市场化探索时期。(3)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公平性矫正的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随着社会主义政权的确立,中国从无到有建立了“国家—单位”的社会保障模式。虽然保障水平尚不发达,保障覆盖存在薄弱环节,但总体来看,由于实行均等化原则因而公平程度较好。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养老、医疗保险制度的逐步确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中国开始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索之路。这一时期改革的阶段性与非同步特征,客观上影响了社会保障公平性的实现。在第三个时期,城乡社会保障公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随着新农合、新农保、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先后确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得以补足。另一方面,城乡地区社会保障公平性不断完善的阶段。随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制度的确立以及城镇养老金双轨制的并轨,社会保障公平性进一步提升,由“全面覆盖”开始走向“全民覆盖”。此外,本章还以公平性为视角,分析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的历史演进特点:在建国初期,由于采取了国家保障模式,社会保障制度体现了绝对公平的特点;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念的提出,社会保障制度被视作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配套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弱化了其公平内涵。党的十七大以后,随着“建设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理念的提出,社会保障又被强化为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手段职责。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越发趋于成熟。社会保障制度自身就成为了社会公平的具象化体现。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实现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就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总而言之,从理念、实践两方面进行把握,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进有着如下特点:在理念层面,社会保障首先由计划经济时期的起点公平,让位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公平,并在十八大前后再度向社会公平复归;在实践层面,由统一的国家保障,转变为带有城乡分立特点的自助与共济相结合,并在新时代以来随着制度实践的不断补足,向着提供均等社会保障服务的弥合化方向发展。第五章首先从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视角解读了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中公平问题的内涵。其次,梳理了新时代以来社会保障公平问题建设取得的成果:在社会救助领域,通过脱贫攻坚专项计划,完善了以低保制度为代表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在社会保险领域,解决了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的城乡分立问题;整合了城镇地区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双轨制”现状。在社会福利领域,社会福利由狭义制度向广义制度拓展,由特殊性制度向普惠型制度扩充。最后,指明了新时代社会保障发展面临着的公平问题:其一,社会保障存在身份公平问题。新时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明确,社会保障制度的准入资格是以职业、收入、户籍归属等要素差别化对待,还是一视同仁地以国民身份作为前提。其二,社会保障制度区域公平问题仍然严重。区域公平问题既包括各省份地区之间,社会保障发展的协调问题,也包括城乡社会保障实际待遇水平的均衡问题。其三,在老龄化加剧,人口出生率减少的背景下,防范社会保障制度可能出现的代际问题风险,是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需要面对另一重大课题。本章还就身份公平问题、区域公平问题、代际公平问题产生的原因做出了分析。第六章提出了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方向,并从理念、总体目标、实现路径共三方面进行论述。首先,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保障公平的原则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社会保障公平的根本宗旨;共享发展理念是建设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价值引领。其次,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民生七有”。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是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目标。最后,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适度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是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实现路径。以上基本内容从社会保障制度的适用范围、保障对象、责任主体、保障水平、体系构建等五个方面,对新时代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明确的路径指引。这其中,兜底线”通过完善底线性、普惠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底线公平;“织密网”侧重于调节非均等公平;“建机制”通过法制化与体系化共进并举,体现规则公平;“覆盖全面”、“城乡统筹”保障主体公平;“保障适度”、“可持续发展”助力代际公平的实现;“权责清晰”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协议公平。
刘凤文竹[2](2020)在《新世纪初期国企技能传递组织模式变迁研究 ——以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例》文中指出技能及其与组织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技能传递自工业革命以来便成为现代工厂发展的重要现象。新中国成立以来,技能传递成为影响中国国企培养技术工人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环节。新世纪初期,面对中国制造业技能型劳动者供需矛盾逐步扩大的现实困境,在总结地方性经验的基础上,依托国家人才战略规划与政府制度性力量的推动,我国诸多行业内成立了“技能大师工作室”,并且在国企工厂中尤为典型,它是集传艺带徒、技能攻关等功能于一体的平台性组织,其出现不仅意味着企业的组织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同时也对工人技能形成与传递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拟运用社会学研究的质性方法,通过对C市某高铁制造企业K厂若干“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田野调查,从工业社会学的研究视角,重点关注技能大师工作室生成及有效运转所依托的社会性,循着“环境—组织—关系”的研究框架,努力从总体上和多角度地对这一独具特色的组织形态展开研究,并对技能短缺背景下中国国企组织内部形态变迁及其对技能形成与传递的影响作出一个基本的理论提炼与概括。首先,本文从宏观视角对技能大师工作室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及企业环境展开研究。技能大师工作室是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情况下,面对技能型劳动者供需矛盾逐步扩大的现实困境,依托于一定地方性组织经验,由政府主导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此外,大师工作室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企业为其提供的制度环境作为支撑。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是嵌入于企业既有制度体系之中并与之互补与融合共生的:一方面,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集技能培训、技术攻关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技能提升平台,其嵌入有助于厂内既有劳动力市场功能的发挥,因为内部劳动力市场是基于技能等级分层与提升而进行差异化激励的;另一方面,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一种非行政建制性组织,本身缺乏足够的激励与奖励机制,需要嵌入既有制度并与组织内部分配问题、升迁问题及职业流动等问题关联后才得以发生最大效用,由此内部劳动力市场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技能大师工作室内部缺乏有效劳动激励的局限,激发了工人群体的积极性与参与热情,促进了大师工作室的制度活力与影响力,在适应既有制度的过程中使得双方均得到了整合与升级。其次,在理解技能大师工作室及其作用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追问和回答宏观制度环境对形塑其生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同时还应从微观层面上注意到,技能大师工作室并非是工厂内部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工作团队,而是一种具有极强整合能力与平台性质的组织,并与厂内既有“车间—工段—班组”的纵向垂直结构发生着复杂的关联。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企工厂普遍实行以“车间—工段—班组”的纵向垂直结构对工人进行组织与管理,同时也成为工人技能培训与形成的基本组织结构,导致技能传递主要是在一定的行政生产单元内进行,技能资源相对单一,传递边界较为封闭。伴随着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建立,企业内既有的技能传递的组织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形成了以“班组+工作室”的重层结构模式。这种技能传递的复合组织结构,并不是班组元素与工作室元素的简单相加过程,而是充满了复杂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大师工作室是将原有一线高技能工人按照技师及以上级别进行筛选与重新组合,其选择范围跨越了班组、工段甚至是车间,打破了既有的纵向垂直范围,有的工作室还吸纳专业技术人员、科研院校等相关主体加入其中,其着眼点在于在不同主体之间建立起密切的生产联结关系,该模式更具多元主体性;第二,从技能传递方式上看,扩展了技能传递的渠道,大师工作室作为一个高水平工人的团体,不仅能够对一线工人进行“拔高式”的培养,并能够以工作室的名义集中工人技能资本承接工厂重要的技能攻关项目、帮助行政部门举办技能大赛,还能通过资源引入的方式突破以往班组培训模式的相对单一性,其中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人力资源;第三,从组织属性上看,该重层模式是将带有行政性质的纵向结构与带有非行政性质的工作室有机结合,使传统的纵向体系逐步转化为纵横联合的、具有交叉性的复杂格局,这种模式对于以往的组织形式的最大突破在于,通过多方资源引入与重组生成了一种具有平台性质与整合能力的组织,同时作为一种“技能共同体”也使得工人的自主性与主体性在技能传递中明显凸显,具有典型示范的意义。最后,作为企业内一种特殊类型的组织,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出现使得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管理层之间在既有关系的基础上呈现出了多种新的互动形态,使工厂内原有的技能传递关系更为复杂化,其中师徒制改革下师傅与徒弟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具代表性。从表面上看,师徒二人的关系似乎是通过技能的“传”与“承”建立起来的,但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这样简单的范畴,而是具有较为复杂的互动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间有建立在利益互酬关系上的“吸引与亲和”;有由于师徒合同短期化带来的“浅关系”;有由于徒弟数量膨胀导致传递关系上的“差序格局”化;也有从工作室工作角度而产生的师徒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此外,工作室与企业管理层之间双向互惠与博弈并存,而工作室外普通一线生产工人对于工作室的“不参与”与“积极联系”也成为企业内部互动关系的重要方面。上述多面向的关系互动和态度取向构成了工厂内真实的关系形态,不仅使得技能形成与传递被编织在一张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同时也对企业技能传递关系的治理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笔者认为,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国企内新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是受到宏观社会环境、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以及劳动者群体的行为选择等多元因素影响的过程,因此,只有同时将环境、组织与关系纳入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分析框架,才有可能为其提供全面的分析。在这一意义上,本文通过“环境—组织—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试图全面认识以技能大师工作室出现为代表的国企内部组织形态变迁,并在此理解与认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这种组织模式变迁对于技能形成与传递有效性的影响。
柳丽娜[3](2020)在《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文中研究说明1912至1937年是我国晚清以来教育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可以丰富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成果,能够为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本论文以安徽省的乡村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法为主,辅之以个案研究法和比较归纳法,考察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教育的发展状态,以揭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制约。在整理、分析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文件、法令汇编,相关报刊、着作等一般性史料的基础上,重点整理、挖掘了民国时期安徽省乡村教育办理的地方史料,主要包括《安徽教育行政周刊》《安徽教育周刊》《安徽教育行政旬刊》,怀宁县、天长县、阜阳县等八个县的教育志,桐城县和休宁县的县志等。以艾森斯塔德关于教育领域现代化的理论为基础,聚焦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系统、乡村教育者三个维度,以专门化、组织化和系统化为指征,贯穿以国家意志、精英理想、乡村诉求三条线索,分析乡村教育在这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出的现代转型进程与样态。研究发现:第一,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建立了省、县两级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在县与最基层的乡村之间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主要通过在乡区设立学区教育委员和保甲制度下以联保主任充任学董来代为行使部分教育行政权力。通过对安徽省怀宁县、天长县、颍上县等样本县乡村小学校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乡村小学校的数量都是逐年增加的,就学的学生数也呈上升的趋势。但乡村小学校的建设很多停留在形式上,尤其是初级小学校,虽然有充足的生源,却没有足够的学生,虽然遍布乡村,却时常难以为继。这其中,乡村私塾的影响不可忽视,小学校与私塾,分别作为现代教育和旧式教育机构的代表共存于乡村地区。这折射出的不仅是现代教育在乡村推进的不易,更说明了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绝不止步于设立专门的组织与机构,更需要组织与机构的系统化有效运行。第二,从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乡村小学校无论是从小学校的建设、课程标准的执行、教学法的运用还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上都呈现出较多的不成熟性,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参差不齐、成效总体不彰。除了一小部分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彰显出现代化的活力,更多的乡村小学校呈现出的是较为萧条的景象。此外,位于教育经费体系最底端的乡村小学教育经费,在这一时期,虽有独立之名,但常无独立之实,维持乡村小学校正常运转的教育经费的专门化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常常是金额不足、来源不稳。第三,从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在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小学校长和教员的任职资格标准根据省情进行了修订,整体上略低于国家标准。这一时期,安徽省虽然在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合格化、小学校长专任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但总体上看,乡村小学校长无论从资质还是实质上,特别是实质的胜任力上都没有成为现代化学校系统的合格的专业成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弊病,校长们的违规行为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对小学教员而言,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政府对小学教员在任职资格和专业知能等方面的要求是不匹配的。虽然安徽省试图使小学教员达到任职资格标准,通过培训、研究等方式促进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安徽省各县小学教员,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总体上依然不高且参差不齐,有些乡村地区的小学教员甚至连形式上的专门化也没有达到,其专业化水平更是令人担忧。这一现象在占乡村小学校多数的初级小学校中尤为明显。1912至1937年的安徽省乡村教育发展的状况表明:民国政府力图对乡村教育的行政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的设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则规约、内部管理、办学经费、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员的选任、培训及考核等进行现代化的规划,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乡村社会自身的制约,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尽管这一时期乡村教育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初步完成了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但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代转型还远没有完成。
孙东山[4](2020)在《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指出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是马克思结合十九世纪欧洲工人运动实践经验所创立的科学国家管理理论。他基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国家的历史、本质及职能等基本问题进行系统阐述,而且结合巴黎公社的国家实验,阐明无产阶级国家治理理论的基本性质、依靠主体、过渡形态等。深入挖掘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推动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中国化,坚持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采用文本与文献结合研究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梳理马克思原着中关于国家本质、国家消亡、国家职能等代表性观点。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马克思关于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体系,继而探讨其理论定位及主要治理模式,从而更好的服务于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化以及坚持和完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本文基本结构共分为六章。论文的主要思路为:第一章,绪论部分包含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及框架等。第二章,是对马克思相关原着进行爬梳剔抉,以梳理出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具有深刻的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痕迹,欧洲社会内部资本矛盾的不可调和以及无产阶级运动的蓬勃兴起,为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经济条件和阶级基础。此外,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国家有机体论,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国家中心理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国家治理思想为马克思思考国家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在上述基础上马克思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理论武器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治理思想。第三章,主要围绕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思想历程及逻辑演进进行讨论。马克思关于国家治理思想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成熟的理论。这是因为19世纪无产阶级关于国家治理的实践经验并不充足,有限的革命实践(如巴黎公社)并不足以为马克思思考国家治理思想提供丰富的实践案例,当然也不能检验其理论的真伪。但马克思关于国家本质等基本问题的思考规定了无产阶级国家治理思想发展的方向。具体来说,马克思关于国家本质的规定揭示其国家治理思想的阶级属性(即无产阶级国家治理思想);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治理理论的批判揭示其国家治理的人民性;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治理构想则孕育了未来无产阶级掌权后的国家形态。从思想史角度来看,马克思国家治理经历了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批判;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构想;国家权力的社会化;未来国家治理中人的生存状态四个发展阶段。第四章,是对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主要内容及实践构想进行科学的解释,不仅阐释了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概述,还对其特点进行分析。同时也对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做了挖掘,挖掘出核心观点和要素条件。并对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中的治理模式进行梳理和甄别,分析出治理的社会形态和基本方式。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从国家的阶级本质出发,分析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其核心内容可概括为阶级统治、无产阶级专政、人民主权、国家职能等,它们共同构成国家治理思想的雏形。尽管马克思并没有以国家治理来界定其相关国家理论,但马克思关于国家主权、治权等问题的思考已经孕育现代意义上国家治理的“胚胎”。马克思基于有限的革命经验和丰富的理论储备,创造性的构想无产阶级阶级国家治理理论,后来欧洲及亚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证明,马克思这一实践构想具备非常科学的战略远见。第五章,主要阐释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定位及其治理模式。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是一种不断吸取各种科学理论成分而逐步丰富完善自身的“活”理论,这是马克思关国家治理思想最重要的理论品质。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同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相比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即从(国家-社会)互动关系角度解释国家的形成、发展及灭亡全过程。具体来说马克思国家治理理论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管理国家的主导思想,随着(国家-社会)关系变化始终处于不断调整变化之中。为此,需要探究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共同体之间关系,以及探讨它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关联,并讨论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之中的社会结构分析。从这些方面来拓展分析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定位。并加以分析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之中的治理模式。第六章,介绍了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在中国实践与运用的探索过程。以及讨论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对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启示。在以马克思自身的国家观与国家治理思想之间的关系做分析前提,来分析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中国的国家合理相互契合之处,来梳理和分析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中国化实践成果,这样更能清晰勾勒出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中国化的实践性表达。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从战略层面综合设计国家治理体系及能力的实现路径:民主巩固水平、资源汲取能力、制度治理水平、基层渗透能力以及国家学习能力现代化。结语部分概述本文的研究思路及主要观点,着重阐释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及实践意义。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之中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理解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对推进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大的启发之用。
张瑜[5](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崔云朋[6](2020)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其追求的核心价值和根本目标。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未来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和构想。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面临着现实困境,消费主义的影响造成了一些人的物化生存和精神虚无,资本逻辑的影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和伦理道德的失范,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影响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危机和人的生存危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我们党一直重视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于这一问题都作出了重要决策,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探索,这标志着我国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如何认真反思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困境,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促进新时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直面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困境,运用唯物史观,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条主线,系统探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治理向度、政治治理向度、文化治理向度、社会治理向度、生态治理向度,在理论上就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对人的现代性的本质进行整体探析和逻辑建构,从而促进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全文包括导论和正文共八章内容,全面阐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与维度。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梳理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现状,说明了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标及创新点。第一章从现实的人的实践出发,分析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面临的物化生存、精神虚无、公平失衡、道德失范、环境恶化等时代问题和产生的根源。第二章从公有制为主体的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制度正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治理和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治理等四个方面展开了具体的论述,以此来分析和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治理向度,立足于国家现代化治理的现实语境,探究人的全面发展对经济治理的内在要求、逻辑关系和实现路径,探究经济治理维度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第三章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治理维度,从人民当家作主是根本政治保证、协商民主是重要内涵和自治制度是政治治理的重要形式三个方面,阐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内涵,并进一步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爱国统一战线、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五个具体视角,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治理内涵,阐明了政治治理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职能,并探究了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与政治治理的主要内涵和逻辑关系以及实现路径。第四章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引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道德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内涵等三个方面,以及人的物化生存的价值治理、精神虚无的调整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治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等角度,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治理向度,探究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与文化治理的科学内涵和逻辑建构,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第五章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石、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制度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保障、新一代信息技术是人的全面发展智能治理的实现方式三个方面,以及社会公平正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机制、智能治理等视角,深入探析了当下语境中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治理内涵,并系统探究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内在关系,由此出发,遵循社会治理逻辑理路来建构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治理路径。第六章从生态文明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文明形态的体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人的全面发展生态治理的价值遵循和社会主义生态治理制度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态保障三个方面,以及生态文明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等视角,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态治理向度,探究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内在机理,建构人的生态价值尺度的实现路径。第七章从人的现代性本质来分析人的全面发展的当代内涵,围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整体观思想、人的现代性本质的整体属性与特点以及人的现代性本质的整体建构等三方面给出系统探析,以揭示现代化历史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的总体性特征及其内在辩证关系。总之,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整体的逻辑展现。经济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需求,政治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民主和自由需求,文化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和文化需求,社会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公平正义需求,生态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需求。这些多维度治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与技术属性和法治属性相结合,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展现了人的现代化的本质力量,实现了治理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一致,推动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人的全面发展也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蕴含着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其核心在于实现人的观念现代化、素质现代化和能力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本体论思想;国家治理现代化蕴含着人的整体性思维智慧,无论从治理理念,还是治理内容、治理方式、治理路径上来讲,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整体把握,彰显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方法论创新;国家现代化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充分彰显了国家治理的人民性,是以人民为中心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尺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实践,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治理逻辑,展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路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反映了对国家发展规律和治理规律的科学把握,体现了国家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当前学界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相关理论范畴进行了较为丰富的考察。本论文的特点首先是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去看待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宗旨,并作为一个集中的理论主题加以研究,认知二者的关系并由此认识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价值。其次是提出人的现代性本质的整体性建构。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人的本质的内涵,从整体上对人的现代性本质进行建构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围绕人的现实存在方式,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方面阐述了人的现代性整体建构的内在逻辑,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再次,在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建立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于一体的国家治理共同体,其蕴含着治理主体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统一,体现了治理的人民性、民主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新时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是时代的要求与进步的表征,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也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国梦”。
徐苏兰[7](2020)在《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逻辑研究》文中认为职称晋升作为学术职业制度的核心内容、学术分层的重要形成机制,是高校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重要议题。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已逾百年之久,分析其发展历程,探究其制度变迁逻辑并提出制度优化的路径,有助于为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参考。为此,研究遵从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理论建构、历史回顾、实践审视、路径优化的逻辑脉络,探究三个子命题: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如何变迁(包括:制度变迁的模式、路径依赖现象及其生发机制、动力机制)、如何优化。主要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并借鉴其他制度流派关于制度变迁的部分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回应以上命题。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理论建构。立足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基础上,借鉴和吸收社会学制度主义及其他制度流派的变迁理论,建构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逻辑研究的分析框架。打破“现状梳理—问题总结—提出对策建议”的横向经验研究或调查研究以及“历程回顾—历史变迁—结构变迁—启示/对策”的纵向研究惯性,确立“历程回顾—变迁模式—路径依赖的现象及成因——动力来源的分析——制度优化的对策建议”的逻辑研究线路,并选取“制度环境”、“利益冲突”、“权力博弈”、“认知观念”四个要素,构建了综合外生力量与内生力量的多元动力机制。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历程回顾。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节点理论,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本分析法,梳理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百余年历史。研究发现,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经历了学官制—资格审查聘任制—行政认可、任命终身—职务聘任制、职务任命制并行阶段——教师职务聘任制的变迁历程。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实践审视。运用文本分析、历史研究和逻辑思辨方法,分析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主要模式、路径依赖和动力来源。研究发现:(1)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模式上具有如下特征:一是以人为设计为主,自发演进为辅;二是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三是在制度历程中断裂式制度变迁与渐进式制度变迁交替。(2)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具有显着的路径依赖束缚:对别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移植、政府对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强控制力、高校内部普通教师群体影响弱。(3)制度环境的变化、主体间的利益冲突、行动团体的权力博弈、行动主体的认知观念变化构成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多元动力机制。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优化路径探索。针对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中制度模式选择的局限、路径依赖,结合制度变迁的多元动力机制,探求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优化路径及其方略。优化制度变迁模式选择:进一步优化人为设计模式、适时转换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继续推进渐进式制度变迁而非断裂式制度变迁;化解制度变迁阻力:强化职称晋升制度改革的自主创新意识、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强化职称晋升制度决策中的高校教师参与;强化制度变迁的动力:培育有利于职称晋升制度创新的制度环境、统筹和增强职称晋升制度改革合力、促进职称晋升制度主体多元共治权力结构的生成、强化职称晋升评价中“学术本位”共识。该论文有图1幅,表16个,参考文献306篇。
李春艳[8](2020)在《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所谓“廉政”,顾名思义就是指廉洁政治,这是一种与贪污腐败直接对立的政治现象,因此,强调廉政就必须要坚决反对腐败。当前中国共产党必须严加惩治贪污腐败问题,必须要把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去认知,唱响反腐倡廉的时代最强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1)这里,不仅明确了党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党所面临的执政环境和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为此,党中央多次提出要坚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不断深化标本兼治,努力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通过廉政建设的不懈努力换取“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想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就必须深入学习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历届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政思想,厘清该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所遵循的内在规律,挖掘它的现实价值,这样才能对当前建设廉洁型执政党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产生重要的指导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资源。它包含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廉政建设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列宁提出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毛泽东提出党拒腐防变的铜墙铁壁是真心实意的群众;邓小平提出廉政工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造福群众;习近平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来保持执政本色,二是廉政建设要坚持制度反腐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打碎旧的国家制度和机器是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列宁提出消除腐败必须“用法令指明道路”;毛泽东提出用“党内法规”和制度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要通过法制来保证;习近平强调要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三是廉政建设要纯洁党的组织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要严格党员入口,以保组织纯洁;列宁要求通过开展“清党”工作以维护党组织纯洁;毛泽东提出抓好思想道德建设做“端端正正的官”;邓小平提出完善选人用人标准以确保组织纯洁;习近平提出要通过培养选拔好干部、从严管理干部的方式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四是廉政建设要加强权力监督,反对特权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特权,实现人类解放;列宁提出要“同一切特权作不调和的斗争”;毛泽东提出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邓小平提出搞特权和特殊化“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腐化”;习近平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四风”问题,必须从思想作风上反对特权。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继承性和创新性、时代性和局限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实践,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对当前建设廉洁型执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经验启示:巩固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紧紧依靠人民,保持执政本色;纯洁党的组织,筑牢战斗堡垒;完善制度建设,防止权力越轨;加强权力监督,确保权力阳光化;严厉打击特权,维护制度公正。廉政建设关系到执政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思想上的纯洁性和组织上的纪律性,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党必须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只有坚持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才能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不忘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张伟军[9](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文中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被动进入现代世界历史时刻。一方面传统秩序遇到总体性危机,君主专制体系开始出现瓦解现象,整个民族呈现危亡之势,另一方面中国迎来千年未有变局,国家和民族迎来新的希望和气象。为解决传统中国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中国从两条路径出发开始探索适应世界时刻新的秩序形态,开启了国家政治转型之路。考诸近代以来中国通过改良和革命实现现代国家政治转型的道路可知,它们两者之间在巨大差异的背后,蕴含着基本的组织形式相似性,即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实现自身目标。这种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体推动力量。政党通过革命重整国家政治秩序,将中国导向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现代共和国家形态方向。君主专制体系终结之后,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共和国家建构时代,先后探索尝试了大致两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形态。其一是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的政治专制传统和大一统历史的国家而言,在国家政治权威阙如,基本政治秩序未建立的情况下,多党制的尝试导致党派林立,政局动荡,军阀分裂格局的混乱局面。其二是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在学习模仿多党制未取得预期成效后,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将目光转向新出现的政党制度形态,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党和革命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试图实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孙中山之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迅速变质,实行一党制的独裁制度。一党制的政党制度在价值上与现代政治的民主共和追求相违背,在功能上无法容纳整合中国的多元政治力量,本身内部也矛盾重重,不能实现有效整合,导致一党制政党制度政治能力低下,无法有效建构国家。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催生的现代国家建构需求、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失败,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出场的历史背景,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的实际国际地位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决定了中国不具备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国家建构。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唯一可供选择的方向和路径。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的方式,凝聚和吸纳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了广泛稳固的革命政治联盟,实现了对中国各方面政治力量的有效整合,通过革命终结了国内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和国外侵略势力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历史地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治格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雏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和出场的逻辑是因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历史目标与任务,继续以探索不同的组织形态和路径方法以完成多党制和一党制所未能完成的国家建构任务,表现出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相互促进的格局与特征。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国实践,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借鉴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来源和效仿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基于实践的争夺制度思想理论创新,不断建构和塑造具有自身独特优势的政党制度形态。二是中国长期的和合文化传统、大一统政治格局、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农工为主的阶级结构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提供了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三是完成国家整合,实现现代主权国家建构,是近代中国的主要政治任务和历史目标,需要政党制度作出回应。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和多党派参与良性互动,不断调适,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形态。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后,这一政党制度最终确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逐步成长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所以是新型政党制度,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历史、结构和功能上与其他政党制度存在本质不同。通过类型辨析和结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呈现多元一体的聚合结构,表现为共产党+民主党派的“1+8”模式,内部职能关系清晰,具有历史延续性、结构稳定性和实践效能性。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党派之间政治地位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民主党派参政都受到宪法一体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结构特征,体现为各种价值关系之间的辩证平衡,具体为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确立后,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载体,发展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独具特色的政党政治形态,即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导主体和参与主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政党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政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能力。政党制度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和主要路径,主要是政党嵌入国家,具体是政党的思想、组织、政策和运行原则全面植入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中,领导和规范着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运行,就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机制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绩效,实现了国家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任务,正在实现强起来的全面复兴目标,具有显着的功能优势。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保持国家政治统一、实现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和实践协商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聚合性的政党制度结构,保持了大国的政治统一,通过非竞争的政党监督模式,初步实现了政党之间的权力监督,主要是对执政党的权力监督,通过政党协商制度实现了包容互惠发展导向的协商民主治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内在优势转化成为治理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仍有很大空间,需要继续挖掘和持续推进。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坚持和完善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规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导引,维护秩序、巩固共和、实现法治与促进发展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需要应对内外挑战、满足实践需求和补齐话语短板。在具体路径选择上,主要是优化中国特色政党政党制度内在结构、提升政治能力、强化制度执行、建构学术话语体系等四个方面。
薛佳[10](2019)在《伦理、契约与身份:西方责任政治分析的三重视角》文中提出良序的公共生活是人类追求的重要目标,责任是有序社会生活的题中之义,是实现人类价值的条件之一,责任政治关乎人类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责任不仅关系到人们日常生活的交往,也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制度构建,责任同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一样,是政治制度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看,责任的意义甚至高于其他价值。责任是社会成员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的联结点,是政治结构塑造的有机要素。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等不同学科分别从不同的维度对责任政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从政治学的相关研究来看,目前关于责任政治的研究多集中于责任政府、问责制度、政府责任、政治责任等内容上,或以责任政治同民主、法治等政治形式的契合为研究取向。这些研究充实了责任政治理论的大厦,但关于责任政治的具体内涵和深入的理解目前仍存在分歧。责任政治的发展脉络为何,呈现何种特征,是否具有明确的历时性线索,这些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责任是责任政治区别于其他政治形态的重要特点,责任的诠释指向以下几个要素,责任的主客体、负责的依据、责任的内容。责任政治既是多种价值观念的集合,又是一种伦理诉求;既融合了哲学理论与政治学基础知识,又包含现实政治制度的实践形式,不同层次上的责任政治共同构成了责任政治的内涵。本文在对责任、责任政治政治的内涵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伦理、契约与身份的角度对责任政治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的历时性发展以及每个阶段的特征进行梳理,以期把握责任政治的发展脉络。概念是理论研究的基石,责任政治的理论研究建立在对责任政治内涵准确定位的基础之上,责任政治的内涵则以责任概念的诠释为前提。本文从语义和学理两个角度诠释责任的内涵,在对责任和政治内涵的界定的基础上,从内核与外延两个层面对责任政治的内涵进行分析,责任政治以责任为内核属性,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形态、制度安排,也是价值理念和一种生活方式。文章尝试构建一个以伦理、契约、身份分析视角的责任政治的分析框架,从而对西方责任政治的特征进行总结,以便我们更清晰地从整体上了解责任政治的发展脉络。需要指出的是,责任政治的可分析视角并非只有这三者,本文选取伦理、契约、身份三者作为分析视角,一方面是考虑到西方政治制度的演进过程,另一方面,从伦理、契约与身份三个角度对责任政治进行分析既有可行性又具有必要性。从伦理的层面来看,伦理与政治的内在同质性为责任政治的伦理视角分析提供了前提,责任是伦理的重要问题,是责任政治的内核性特征,责任在伦理与责任政治中契合。契约线索下的责任政治,将责任同国家的合法性联系起来。以契约为视角剖析责任政治,通过对契约特征、要素的把握,可以清楚地了解国家及其各项制度是如何由责任进行组织并构建起来的,又通过哪些方式维护了制度的运转和国家的稳定,责任政治下的各种要素间是呈现出哪种关系。身份是社会成员与政治制度互动的结果,表明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个体同他人、组织的关系,在同他人、组织进行交互活动的过程中,确定自己的责任并履行责任。伦理、契约、身份这三个线索始终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当时的责任政治形式,三者具有内在的联系,契约的目的属性决定了它具有伦理价值,契约的签订确立了社会成员的身份性质,伦理之“理”具有契约的性质,社会成员的身份体现了当时的伦理价值。责任政治并非仅指当前被普遍认同的以国家与公民相互负责、权责一致的政治形式,不同的政治背景、政治价值所构建的政治制度在形式和内容上虽存在着差异,但都具有责任政治的相关属性和特征,从伦理、契约、身份三个角度对责任政治进行梳理,就是对西方政治发展中的责任属性和特征进行归纳和分析。从逻辑上来看,伦理关系观照了责任政治的指向对象,伦理之“理”观照责任政治的目的,以伦理为视角考察的是责任政治在责任对象和责任目的上的特征和演变。古希腊时期体现的是以“善”为目的的指向城邦共同体的责任,相较于个人,城邦拥有天然的优先性。中世纪以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为基础,人们为了获得救赎以信仰为手段,从而向上帝负责。他者的理论在对自我和他者关系审视中,确立了以他者为责任的对象,在回应中对他者负责。当代责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意在重构一种追求个体利益的同时突出责任政治的公共性,为整体公共利益负责的伦理目的。契约视角下的责任政治逻辑在于契约合意构建了责任主客体关系,契约规则优化了责任政治秩序,契约定义了责任政治的内容。古希腊契约主要表现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古罗马时期契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近代社会契约论通过对自然状态、天赋人权的论证解释了国家的起源,表明了国家合法性的条件,同时规定了责任政治的内容。以罗尔斯、诺齐克为代表的当代社会契约论者,将社会契约论作为一种方法,论证了国家在促进分配正义或维护持有正义的责任。身份视角下责任政治的逻辑在于身份规范整合主体履责内容,身份制度凸显责任政治形式。责任政治在身份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情形和内容。大体上来看,公民身份经历了由臣民到公民的转变,伴随着这种转变,责任内容也由依附关系下的臣民服从性责任,变为与公民权利对等的责任。较为特殊的是古希腊时期的社会成员身份,这一时期城邦共同体已经存在公民的概念,但这种城邦公民身份的内涵和外延同现代社会的公民相差甚远,这种形式的责任政治中,城邦公民需要履行的责任与其权利并不对等,责任的内容主要为参与城邦事务、保卫城邦等与城邦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对历史的借鉴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源泉与动力,把握事物的特征才能进一步对其进行完善。本文在对责任政治内涵、原则等基础知识的梳理上,从伦理、契约与身份三个角度对责任政治的历史发展脉络、特征进行梳理,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并为当前责任政治的研究提供些许思路。
二、学会在制度下生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学会在制度下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公平视角下的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与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与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现状与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社会公平视阈下社会保障问题的理论资源与基础 |
2.1 概念辨析与关系界定 |
2.1.1 社会公平的概念界定 |
2.1.2 社会保障的概念界定 |
2.1.3 公平观影响社会保障的基本理念 |
2.1.4 公平观影响社会保障的模式选择 |
2.2 西方学者的理论资源 |
2.2.1 功利主义的公平观 |
2.2.2 福利经济学的公平观 |
2.2.3 “福利国家自由主义”的公平观 |
2.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公平思想 |
2.3.1 社会公平取决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 |
2.3.2 以公平为主线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批判 |
2.3.3 对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探索与构想 |
2.4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思想 |
2.4.1 基于再生产理论的社会保险思想 |
2.4.2 基于劳动力相对过剩的社会救助与福利思想 |
2.4.3 基于平均利润率理论的保险基金理论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3.1 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3.1.1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公平的权利基础 |
3.1.2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公平的基本前提 |
3.1.3 社会保障制度是体现社会公平的制度设计 |
3.2 邓小平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3.2.1 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公平的物质保证 |
3.2.2 按劳分配是社会公平的阶段性体现 |
3.2.3 社会保障制度体现了共同富裕的使命追求 |
3.3 江泽民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3.3.1 确保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实现的要求 |
3.3.2 社会保障制度是推进社会公平的基本措施 |
3.3.3 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 |
3.4 胡锦涛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3.4.1 拓展了社会公平的维度 |
3.4.2 深化了社会公平的认识 |
3.4.3 强化了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公平取向 |
3.5 习近平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3.5.1 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公平的基本向度 |
3.5.2 共享发展是社会公平的实现形式 |
3.5.3 公平与可持续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原则 |
3.5.4 底线公平是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基本要求 |
第4章 社会公平视角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进 |
4.1 以公平为主线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 |
4.1.1 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保障理念与制度实践 |
4.1.2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保障制度的市场化探索 |
4.1.3 以社会公平理念为先导的社会保障公平性矫正 |
4.2 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特征的发展趋势 |
4.2.1 理念:由起点公平到经济公平,并向社会公平复归 |
4.2.2 制度:由单位保障到城乡分立,并向城乡一体迈进 |
第5章 社会公平视角下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现状 |
5.1 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公平维度 |
5.1.1 权利公平之维 |
5.1.2 机会公平之维 |
5.1.3 规则公平之维 |
5.2 新时代以来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取得的成就 |
5.2.1 社会救助 |
5.2.2 社会保险 |
5.2.3 社会福利 |
5.3 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面临的公平问题 |
5.3.1 身份公平问题 |
5.3.2 区域公平问题 |
5.3.3 代际公平问题 |
5.4 新时代社会保障公平问题产生的原因 |
5.4.1 立法进程严重滞后引发身份公平问题 |
5.4.2 制度统筹层次不高引发区域公平问题 |
5.4.3 转制成本责任归属不清引发代际公平问题 |
第6章 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 |
6.1 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理念之基 |
6.1.1 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保障公平的原则立场 |
6.1.2 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社会保障公平的根本宗旨 |
6.1.3 共享发展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引领 |
6.2 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目标 |
6.2.1 幼有所育 |
6.2.2 学有所教 |
6.2.3 劳有所得 |
6.2.4 病有所医 |
6.2.5 老有所养 |
6.2.6 住有所居 |
6.2.7 弱有所扶 |
6.3 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实现路径 |
6.3.1 “兜底线”完善底线公平 |
6.3.2 “织密网”调节非均等公平 |
6.3.3 “建机制”强化规则公平 |
6.3.4 “覆盖全民”、“城乡统筹”实现主体公平 |
6.3.5 “保障适度”、“可持续”凸显代际公平 |
6.3.6 “权责清晰”、“多层次”确保协议公平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新世纪初期国企技能传递组织模式变迁研究 ——以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缘起 |
1.1.1 高技能工人短缺制约产业升级发展 |
1.1.2 技能供需矛盾背景下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诞生 |
1.2 问题的提出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1.3.1 “技能传递”的含义及理论依据 |
1.3.2 “技能大师”的界定 |
1.3.3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概念与分类 |
1.4 研究意义 |
1.4.1 理论意义 |
1.4.2 现实意义 |
1.5 研究设计 |
1.5.1 研究对象 |
1.5.2 研究方法 |
1.5.3 研究过程介绍 |
1.6 研究框架与篇章结构安排 |
1.6.1 研究框架 |
1.6.2 篇章结构安排 |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评述 |
2.1 从工作室制引发出来的问题 |
2.1.1 工作室制的起源及基本特征研究 |
2.1.2 不同学科对于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研究 |
2.2 工人技能形成问题综述 |
2.2.1 关于技能的差异性理解 |
2.2.2 从劳资斗争探讨技能问题:西方劳动过程理论 |
2.2.3 师徒制研究的三种路径 |
2.2.4 技能形成的国家(地区)体系与国际比较 |
2.3 工厂制度下组织和关系变迁研究综述 |
2.3.1 关于组织模式变迁的总体研究 |
2.3.2 西方工厂制度下的组织研究 |
2.3.3 苏联的工厂组织模式研究 |
2.3.4 中国国企组织模式研究 |
2.4 以往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2.4.1 学术贡献 |
2.4.2 研究局限 |
第三章 技能大师工作室生成的社会环境及过程 |
3.1 国企技能供需的矛盾与困境 |
3.1.1 技能短缺痼疾之源 |
3.1.2 国企内外部技能形成方式的非均衡性变化 |
3.2 国企技能大师工作室生成的地方探索与国家介入 |
3.2.1 “类工作室制度”的地方性探索 |
3.2.2 国家介入: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生成及制度性推广 |
3.2.3 国家对技能大师的身份建构 |
3.3 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形成过程 |
3.3.1 早期探索: 工人自发组织“高铁技术沙龙” |
3.3.2 工作室雏形: 企业建立“金蓝领工作室”及“首席操作师工作站” |
3.3.3 国家授牌: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正式成立 |
第四章 企业环境与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体系的构建 |
4.1 企业对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制度管理 |
4.1.1 性质定位: 非行政建制性创新团队 |
4.1.2 平台组织: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功能复合性与生产嵌入性 |
4.1.3 对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柔性激励与弱退出机制 |
4.2 制度关联: 内部劳动力市场与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运行 |
4.2.1 分层与晋升机制: “操作师”与“技能专家”评聘制度 |
4.2.2 激励机制与导师带徒绩效化 |
4.3 关于技能大师工作室有效运行的讨论 |
4.3.1 一种“柔性制度”: 对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属性的理解 |
4.3.2 与企业技能晋升制度关联: 由“身份性才报酬”到“行为性才报酬” |
4.3.3 企业的技能提供制度: 国企与国家在培训上的同一性 |
第五章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技能传递的组织形态转换 |
5.1 班组制: 国企技能传递的传统组织形态 |
5.1.1 班组制下技能传递的具体形态 |
5.1.2 班组权力结构、动员能力与技能传递 |
5.2 “班组+工作室”模式: 国企技能传递的“重层结构” |
5.2.1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多元主体结构 |
5.2.2 作为“平台”的组织: 技能大师工作室对班组模式的突破与创新 |
5.3 对工作室制度下技能传递组织形态转换的讨论 |
5.3.1 “跨界兼职”: 技能大师工作室组织结构的多元性 |
5.3.2 从“班组制”到“班组+工作室”模式转换的影响 |
5.3.3 对工人主体性的发挥与“技能共同体”的营造 |
第六章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技能传递关系形态的展开 |
6.1 国企内部技能传递的关系变迁 |
6.1.1 国企内部技能传递的传统关系 |
6.1.2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技能传递关系的变动 |
6.2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的技能传递关系形态分析 |
6.2.1 师傅与徒弟的关系 |
6.2.2 工作室成员与工作室外普通工人的关系 |
6.2.3 技能大师工作室与企业管理层的关系和互动 |
6.3 国企内部技能传递关系的特征及评价 |
6.3.1 工作室场域下的师徒关系: 从“二元关系”到“发展性网络” |
6.3.2 技能传递的“公”“私”分离 |
第七章 讨论与结论 |
7.1 企业组织形态变动与技能传递模式的变迁 |
7.2 “环境—组织—关系”框架下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
7.3 进一步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K厂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统计名单及情况汇总 |
附录二:访谈者编码 |
附录三:访谈提纲 |
附录四: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导师带徒合同样本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致谢 |
(3)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二、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一) 研究的问题 |
(二) 研究的意义 |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一)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 |
(二)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研究 |
(三) 晚清至民国时期安徽省教育现代化研究 |
(四) 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与评价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五、基本概念界定 |
(一) 乡村教育 |
(二) 乡村小学校 |
(三) 现代教育 |
(四) 教育现代转型 |
六、样本县基本情况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发展的背景 |
一、民国时期的国家教育制度 |
(一) 明确教育宗旨和教育目标 |
(二) 颁行现代学制和制定教育法令法规 |
二、民国时期影响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主要教育思想 |
(一) 普及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二) 义务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三) 国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四) 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三、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 |
四、民国时期的安徽省社会和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一) 安徽省社会发展概况 |
(二) 安徽省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 |
一、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一) 国家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二)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三) 安徽省县级及以下地方教育行政组织的运行 |
(四)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特征 |
二、乡村小学校的专门化、组织化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校的制度设计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设立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并存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 |
一、乡村小学课程的现代化 |
(一) 国家对小学课程的制度设计 |
(二) 安徽省对国家小学课程标准的执行情况 |
二、乡村小学教学法与教则的现代化 |
(一) 小学教学法的现代演进 |
(二) 小学教则的现代演进 |
三、乡村小学内部管理的规范化 |
四、乡村小学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一) 国家层面教育经费独立的相关政策 |
(二) 安徽省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经费保障情况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 |
一、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一) 国家对小学校长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二、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教员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与历史镜鉴 |
一、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
(一)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决定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难度 |
(二) 国家意志、知识精英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张力制约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程度 |
(三) 乡村小学校的边缘地位延缓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进度 |
二、历史镜鉴:面向未来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一) 时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二) 空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参考文献 |
本人在学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致谢 |
(4)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基本思路 |
(二)研究主要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一)研究创新之处 |
(二)研究不足之处 |
注释 |
第二章 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时代背景 |
(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断加剧 |
(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诉求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
(一)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国家有机体论 |
(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国家中心理论 |
(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国家治理思想 |
注释 |
第三章 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思想历程及内在逻辑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思想历程 |
(一)马克思国家本质中蕴含着国家治理的思想萌芽 |
(二)马克思国家批判中蕴含着国家治理的思想雏形 |
(三)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蕴含着国家治理的思想实践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内在逻辑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逻辑起点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原则 |
(三)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发展趋势 |
(四)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价值旨归 |
注释 |
第四章 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概述及实践构想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概述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内容与特点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核心观点 |
(三)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要素条件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实践构想 |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批判继承 |
(二)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治理模式的设计 |
(三)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国家治理发展方向的预测 |
注释 |
第五章 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定位及治理模式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定位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共同体理论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无产阶级专政论 |
(三)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社会有机体理论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治理模式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的社会形态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
注释 |
第六章 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化实践及其启示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化实践 |
(一)马克思国家观与国家治理思想内在关联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国家治理的协同 |
(三)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创新与发展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启示 |
(一)夯实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
(二)完善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体设计 |
(三)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路径 |
注释 |
结语 |
注释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5)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附图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一)学生时代 |
(二)军旅生涯 |
(三)成为“反革命” |
(四)接受改造 |
(五)成为“群众”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二)改造生活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一)求学 |
(二)工作 |
(三)管制 |
(四)改造 |
五.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一)大队书记 |
(二)大队长 |
(三)其他干部 |
三.小队干部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一)党课制度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三)作风问题 |
六.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一.制造模范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二.解读模范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三)模范的奖励 |
三.典型模范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五.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三)效果和经验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一)新的要求 |
(二)新的举措 |
(三)新的变化 |
四.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三.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一)人数统计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三)年龄分析 |
(四)基本情况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四)评优制度 |
(五)问题及对策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一)改造种子山 |
(二)抗旱蓄水 |
(三)抗洪抢险 |
(四)科学种田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五.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选题的意义 |
二、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基本思路 |
四、研究目标及创新点 |
(一)研究目标 |
(二)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困境 |
1.1 消费主义导致消费异化 |
1.1.1 消费主义造成人的物化生存 |
1.1.2 消费主义导致人的精神虚无 |
1.2 资本逻辑对社会的制约 |
1.2.1 资本逻辑影响社会公平正义 |
1.2.2 资本逻辑影响伦理道德 |
1.3 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影响 |
1.3.1 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生态环境危机 |
1.3.2 人类中心主义带来人的生存危机 |
小结 |
第二章 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治理向度 |
2.1 公有制为主体的共同发展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 |
2.1.1 公有制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根基 |
2.1.2 多种所有制共存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 |
2.2 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正义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保证 |
2.2.1 按劳分配的制度正义 |
2.2.2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价值正义 |
2.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治理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市场规范 |
2.3.1 市场准入的公平治理 |
2.3.2 市场监管的公平治理 |
2.4 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治理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 |
2.4.1 创新治理的内涵要义 |
2.4.2 创新治理的实践路径 |
小结 |
第三章 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治理向度 |
3.1 人民当家作主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政治基础 |
3.1.1 人民民主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前提 |
3.1.2 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政治制度 |
3.2 协商民主是人的全面发展政治治理的重要内涵 |
3.2.1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民主治理体现着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 |
3.2.2 爱国统一战线的民主治理体现着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内涵 |
3.3 自治制度是人的全面发展政治治理的重要形式 |
3.3.1 民族区域自治治理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民族性 |
3.3.2 基层群众自治治理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民众性 |
小结 |
第四章 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治理向度 |
4.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引领 |
4.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物化生存校正 |
4.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虚无的调整规范 |
4.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内涵 |
4.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人的全面发展文化治理的内在价值 |
4.2.2 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价值是人的全面发展文化治理的核心体现 |
4.3 社会主义道德观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道德规范 |
4.3.1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道德价值 |
4.3.2 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道德治理目标 |
小结 |
第五章 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治理向度 |
5.1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石 |
5.1.1 公平正义是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治理的价值遵循 |
5.1.2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治理的主要内涵 |
5.2 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制度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 |
5.2.1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 |
5.2.2 共建共治共享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治理的运行逻辑 |
5.3 新一代信息技术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智能治理的实现方式 |
5.3.1 新一代信息技术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治理价值意蕴 |
5.3.2 新一代信息技术蕴含着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手段与维度 |
5.3.3 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建构 |
小结 |
第六章 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态治理向度 |
6.1 生态文明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文明形态的体现 |
6.1.1 生态文明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涵 |
6.1.2 生态文明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尺度 |
6.2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人的全面发展生态治理的价值原则 |
6.2.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然前提 |
6.2.2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蕴含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路径 |
6.3 社会主义生态治理制度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态保障 |
6.3.1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人的全面发展生态治理的价值引领 |
6.3.2 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态治理的制度正义 |
小结 |
第七章 人的现代化与全面发展的整体建构 |
7.1 马克思人的本质的整体观 |
7.2 人的现代性本质的主要特征 |
7.3 现代性视域中人的全面发展的整体建构 |
小结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3 概念厘定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思路 |
1.5 创新点 |
1.6 本章小结 |
2 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逻辑分析的理论基础 |
2.1 制度变迁研究的制度主义分析传统 |
2.2 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进展 |
2.3 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逻辑的分析框架 |
2.4 本章小结 |
3 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历程 |
3.1 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起点 |
3.2 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民国建构 |
3.3 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现代变迁 |
3.4 本章小结 |
4 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模式及评价 |
4.1 人为设计为主,自发演进为辅 |
4.2 政府主导的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 |
4.3 断裂式变迁与渐进式变迁交替 |
4.4 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模式的评价 |
4.5 本章小结 |
5 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
5.1 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束缚 |
5.2 中国高校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主体性致因 |
5.3 中国高校师职称晋升制度路径依赖的生发机制 |
5.4 本章小结 |
6 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动力 |
6.1 制度环境变化 |
6.2 行动主体间的利益冲突 |
6.3 行动团体的权力博弈 |
6.4 行动主体的认知观念变化 |
6.5 本章小结 |
7 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优化路径 |
7.1 优化制度变迁模式,提升制度变迁效益 |
7.2 减少制度创新阻力,突破路径依赖 |
7.3 强化制度变迁动力,积极促进制度创新 |
7.4 本章小结 |
8 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三、国外研究现状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六、创新之处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廉政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思想 |
引言:人民至上是廉政建设的核心宗旨和价值归宿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廉政建设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 |
(一)反抗旧制度的卑劣性要发挥“人民要求”的决定性作用 |
(二)新的无产阶级政权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
(三)自由人联合体中“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 |
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须依靠人民获得和制约国家权力的思想 |
(一)坚信无产阶级才是争取政治自由和敌视专制制度的先进战士 |
(二)无产阶级政党要让人民群众来掌管国家政权和管理国家 |
(三)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 |
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廉政工作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的思想 |
(一)党拒腐防变的铜墙铁壁是真心实意的群众 |
(二)廉政工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造福群众 |
(三)廉政工作关乎人民政权的生死存亡 |
(四)廉政建设要坚持“三为民”的廉政文化观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反腐的思想 |
引言:坚持制度反腐是廉政思想和实践的核心要义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腐败的制度根源的分析及其破解 |
(一)资本主义制度及私有制是腐败的根源 |
(二)打碎旧的国家制度和机器是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 |
(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和罢免制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途径 |
二、列宁关于消除腐败必须“用法令指明道路”的思想 |
(一)建立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来防止权力专断 |
(二)加强干部管理制度建设以保证党政机关廉洁 |
(三)建立惩治贪污腐败的监督检查机构 |
(四)法制建设与提高文化水平合力惩治腐败 |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廉政建设必须依靠制度的思想 |
(一)用“党内法规”和制度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
(二)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要通过法制来保证 |
(三)通过制度、机制、法律法规完善反腐倡廉工作 |
(四)加强国家廉政立法,推进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纯洁党组织的思想 |
引言:纯洁执政党组织是廉政建设的基本诉求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纯洁性的思想 |
(一)廉政之根在党,党之廉政在本 |
(二)强化理论武装,以保思想纯洁 |
(三)严格党员入口,以保组织纯洁 |
二、列宁关于维护“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的思想 |
(一)严格党员发展以保证党员质量 |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坚定理想信念 |
(三)开展“清党”工作以维护党组织纯洁 |
(四)工人阶级执政党要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 |
(五)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上而下的监督形式和方法”防止权力运行不纯 |
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思想 |
(一)抓好思想道德建设做“端端正正的官” |
(二)完善选人用人标准以确保组织纯洁 |
(三)整治不正之风以涵养廉洁之风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反对特权的思想 |
引言:特权是破坏廉政建设的政治毒瘤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特权现象所进行的系统性彻底性批判 |
(一)特权的形成源自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阶级分化 |
(二)资产阶级废除了封建特权,但它未能完成彻底废除特权的重任 |
(三)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特权,实现人类解放 |
二、列宁关于“同一切特权作不调和的斗争”的思想 |
(一)对旧社会中特权现象存在的揭露和批判 |
(二)无产阶级只有消灭旧社会的特权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
(三)俄国共产党并不给予党员任何特权,而只是使党员担负更重的责任 |
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克服党内官僚主义和特权行为的思想 |
(一)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 |
(二)搞特权和特殊化“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腐化” |
(三)党员干部“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
(四)制度面前没有特权、遵守纪律没有特权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地位及当代启示 |
一、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地位 |
(一)探索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廉政建设之路 |
(二)确立了“人民至上”的廉政建设核心理念 |
(三)指导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和政权建设 |
二、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当代启示 |
(一)巩固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 |
(二)紧紧依靠人民,保持执政本色 |
(三)纯洁党的组织,筑牢战斗堡垒 |
(四)完善制度建设,防止权力越轨 |
(五)加强权力监督,确保权力阳光化 |
(六)严厉打击特权,维护制度公正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致谢 |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对象与价值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对象 |
(三)研究价值 |
二、学术文献梳理与评价 |
(一)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 |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相关研究 |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研究的评价 |
三、研究思路、框架和目标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框架 |
(三)研究目标 |
四、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背景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及其后果 |
一、传统中国的总体性结构 |
二、近代以来中国总体性结构危机及后果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可行路径 |
一、近代中国政治走向的问题与挑战 |
二、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国家类型选择 |
三、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实践路径选择 |
第三节 近代中国政党观念的生成 |
一、政党观念及其起源 |
二、政党观念在中国的生成与发展 |
三、政党制度的内涵及其选择 |
第四节 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的历程 |
一、近代中国政党制度生成与探索的基础 |
二、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的尝试 |
三、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的实践 |
四、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失败的反思及其启示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基础条件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思想理论渊源 |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的要义及特征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实践的苏联模式及影响 |
三、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成就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社会文化根基 |
一、经济结构基础 |
二、阶级结构基础 |
三、政治文化基础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政治现实需求 |
一、对外主权独立需求 |
二、内部秩序整合需求 |
三、现代民主政治需求 |
四、推进国家发展需求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脉络 |
第一节 现代国家建构与政党制度生成的互生型逻辑 |
一、历史生成的因果性 |
二、制度形态的匹配性 |
三、实践机制的关联性 |
四、价值追求的同一性 |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的初步探索 |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确立 |
一、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发布与民主党派的反应 |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初步确立 |
三、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政党制度的发展 |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
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涵、构造及特质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新型内涵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概念分析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属性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类型意义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组织构造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组织构造的价值逻辑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组织构造的政治原则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构成主体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关系结构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特质 |
一、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 |
二、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 |
三、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 |
四、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机制形态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国家治理形态基础 |
一、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形成 |
二、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规范内涵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依据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制度依据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规范依据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运行机制 |
一、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领导机制 |
二、政党协商机制 |
三、党际监督机制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外部运行机制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政权体系中运行的机制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人民政协中运行的机制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社会治理体系中运行的机制 |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实践优势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整合优势 |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和合统一的政治保障 |
二、多党合作是国家和合统一的重要制度安排 |
三、政治协商是政治共同体沟通交往的重要形式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监督优势 |
一、一党执政及其权力监督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
二、中国特色政党监督模式的特征与优势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治理优势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包容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发展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第七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价值向度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秩序价值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民主价值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法治价值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社会价值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问题挑战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内外挑战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实践需求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话语短板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实践进路 |
一、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内外结构 |
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主体能力 |
三、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机制执行 |
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话语体系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10)伦理、契约与身份:西方责任政治分析的三重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回顾 |
(一)责任政治概念的相关研究 |
(二)责任政治内容的相关研究 |
(三)责任政治构建的相关研究 |
(四)责任政治同民主关系的相关研究 |
三、论文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论文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责任政治的基本理论及分析视角 |
一、责任及责任政治的内涵分析 |
(一)责任的内涵分析 |
(二)责任政治的内涵分析 |
二、责任政治体系的内容 |
(一)责任政治的价值定位 |
(二)责任政治的原则 |
(三)责任政治的制度安排 |
三、责任政治的分析视角及其内在关联 |
(一)伦理的内涵及伦理作为分析视角的依据 |
(二)契约的内涵及契约作为分析视角的依据 |
(三)身份的内涵及身份作为分析视角的依据 |
(四)伦理、契约、身份分析视角的的内在关联 |
小结 |
第二章 以伦理为视角的责任政治 |
一、伦理视角下责任政治的逻辑 |
(一)伦理关系观照责任政治的指向对象 |
(二)伦理之“理”观照责任政治的目的 |
二、以“善”为目的关涉共同体的责任 |
(一)责任政治的目的:至善 |
(二)责任政治的对象:共同体 |
三、以“救赎”为目的关涉上帝的责任 |
(一)责任政治的目的:救赎 |
(二)责任政治的对象:上帝 |
四、以“回应”为过程关涉他者的责任 |
(一)涉他性责任的提出 |
(二)自我和他者的“共在” |
(三)“为他者”的道德责任 |
五、以交往为过程关涉公共生活的责任 |
(一)在公共交往中达成公共责任 |
(二)以“公共性”开启积极生活与精神生活 |
(三)“为了他者”与“寻找政治” |
小结 |
第三章 以契约为视角的责任政治 |
一、契约视角下责任政治的逻辑 |
(一)契约合意塑造责任主客体关系 |
(二)契约规则优化责任政治秩序 |
(三)契约类型定义责任政治内容 |
二、西方契约文明的开端及责任表现 |
(一)古希腊经济和政治化契约的责任 |
(二)古罗马法律化契约的责任 |
三、近代社会契约论下国家的责任 |
(一)责任政治的前提:天赋人权 |
(二)以责任履行维护国家合法性 |
(三)未遵守契约承诺所应承担的消极责任 |
四、当代社会契约论下国家的责任 |
(一)当代社会契约论的假设:原初状态 |
(二)国家维护分配正义的责任 |
(三)国家维护持有正义的责任 |
小结 |
第四章 以身份为视角的责任政治 |
一、身份视角下责任政治的逻辑 |
(一)身份规范整合主体履责内容 |
(二)身份制度凸显责任政治形式 |
二、古希腊城邦公民的责任 |
(一)身份的获得:血缘、财产 |
(二)参与城邦事务的责任 |
(三)通过公民教育增强公民责任感 |
三、西欧封建臣民的责任 |
(一)身份的获得:分封 |
(二)封臣对封君的责任 |
(三)农奴对封建庄园主的责任 |
四、现代政治制度下的公民责任 |
(一)身份的获得:国籍 |
(二)与公民权利对等的公民责任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四、学会在制度下生活(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公平视角下的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研究[D]. 李思特.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世纪初期国企技能传递组织模式变迁研究 ——以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例[D]. 刘凤文竹. 吉林大学, 2020(01)
- [3]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D]. 柳丽娜.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4]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孙东山.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5]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6]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D]. 崔云朋. 山西大学, 2020(12)
- [7]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逻辑研究[D]. 徐苏兰.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8]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D]. 李春艳.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D]. 张伟军. 兰州大学, 2020(01)
- [10]伦理、契约与身份:西方责任政治分析的三重视角[D]. 薛佳. 吉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