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一、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白宇辉^[1]（2021）在《明代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以文化哲学的视角对明代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此探讨思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对中国传统农本社会的分析,解析明代儒家思想文化产生的根源,对明代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了整体把握,一方面,明代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儒家思想发展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明代经济发展的形势以及新的动向都与传统儒家思想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明代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促进了经济的进步,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传统内容又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文化阻滞力。最后,对明代儒家思想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更有利于我们探讨传统儒家思想与经济之间的同构和张力,有助于正确认识儒家思想在中国当代经济建设中的积极和消极作用,进一步厘清在新的经济发展趋势下的文化冲突和文化整合机制,对我国的现代文化转型、文化输出和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李新潮^[2]（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张可^[3]（2020）在《中国古代社会培育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途径及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儒家文化及儒家价值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一。因此,深入研究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及其培育途径,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古代的儒家价值观主要以“忠”“孝”为核心,而“忠”“孝”能成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经济方面,小农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家族宗法制度决定了中国古代的价值观必然以“忠”“孝”为核心;第二,在实践方面,不论是官方的法律制度、宣教制度和表彰制度,家族的内部治理及祭祀活动,还是学校的规章建设以及学习内容都把“忠”“孝”价值观当成他们价值观实践的核心内容;第三,在思想史方面,从孔子开始有众多的思想家也从多方面论证了“忠”“孝”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由此,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认为“忠”“孝”是儒家价值观的核心。中国古代社会培育儒家核心价值观的途径,主要有官方、家族和学校三大主要途径。首先,从古代官方来讲,其具体培育途径主要有法律制度、宣教活动与表彰模范三种。在法律制度途径中,主要有惩罚“不忠”“不孝”和保护“忠”“孝”两种形式。在宣教活动途径中,主要有“悬法象魏”、申明亭、旌善亭、“乡饮酒礼”和讲约所等五种形式。在表彰模范途径中,主要有授官职、给奖励、立传记和立牌坊等四种形式。其次,从古代家族来讲,其具体培育途径主要有制定族规家训和祠堂活动两种。在族规家训的途径中,主要有制定族谱族规和编写家训两种形式。在祠堂活动途径中,主要有祠堂环境装饰和祠堂祭祀活动两种形式。最后,从古代学校来讲,其培育途径主要有学校规章建设和校园环境两种。在学校规章建设途径中,主要有制定学校校规和选用学生教材两种形式。在校园人文环境的途径中,主要有校园选址布局和石碑楹联两种形式。古代官方、家族和学校通过上述途径将“忠”“孝”价值观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了价值培育的系统系、针对性等原则,对提高培育儒家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性、时效性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古代社会培育儒家核心价值观的途径对于我们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原则上说,我们要借鉴中国古代社会始终将德育放在国家治理核心地位的经验,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工作之一。同时,在培育价值观的实践工作中,要借鉴中国古代社会在培育价值观实践中的系统性和针对性原则,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的科学性。在具体途径方面,中国古代社会培育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途径对我们有以下启示:首先,要发挥政府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一领导,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通过不断创新宣传方式、丰富表彰内容,发挥好政府对社会大众的引领指导作用。其次,要明确社会基层单位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地位。目前,要发挥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重要作用,创新家庭沟通方式和教育方式,做好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和家庭美德建设,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后,要坚守学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阵地作用。各级各类学校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通过教材、课堂、校园环境、社会实践等具体途径打造全方位全过程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阵地。

刘倩倩^[4]（2020）在《明代状元罗洪先的科学思想和科学贡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士科学家这一特殊群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产物,是人文儒学与自然科学水乳交融的历史缩影,以进士科学家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具有典型性研究价值。在诸多进士科学家中进一步选取明代状元罗洪先作为研究对象,从科技史角度分析罗洪先的科学思想和科学贡献,结合罗洪先所处的时代背景,系统阐释罗洪先科学活动和科学思想的成因,对罗洪先的地理学成就《广舆图》及其它未被关注的科学贡献重新予以评定。通过对罗洪先科学活动、科学贡献和科学思想的挖掘,由点到面,分析中国古代科技儒学化特征背后儒学与科学的相互辩证关系,进而批判继承历史科技文化传统,积极寻求对现代科技文明的启示。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从科技史视角梳理明代状元罗洪先的科学发展脉络,全面梳理罗洪先的家世、生平、师友交游活动,编制较完整的罗洪先大事年表,总结罗洪先的人生轨迹;（二）提炼罗洪先思想中勤于思考、善于探索、尊重客观实际等思想品质,概括他近察远闻、明物察伦、周经改密的科学态度和“求简易”、“务径直”、不以偏概全的求真求简思想,结合罗洪先的个人着述和他人述评探究状元罗洪先科学行为的精神内核;（三）分析归纳罗洪先《广舆图》的创作缘由、参考资料、版本、绘制内容、绘制方法、创作过程及对中外产生的深远影响;（四）归纳罗洪先其他的科学贡献,主要包括“日晷理论”、经纬度以及“月借日光”认识,从历史纵向维度和中西文化交流横向维度对罗洪先做尽可能全面的历史评定,肯定罗洪先在科技史方面的重要价值。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科学包容性极强,科学与人文相辅相成,传统文化土壤也是催生科学果实的重要力量。中国传统科学是以天人合一为其“体”的东方科学体系,与西方科学范式并道而驰。罗洪先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古代“逆行”而生的特殊现象,但绝不是个例,结合罗洪先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活动,以小见大,辩证讨论儒学、科举与古代科学的互动关系,批判继承古代科技传统,为当今社会培养文理兼修的综合型人才提供借鉴。

郑文娟^[5]（2020）在《张祥龙儒家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使学界尝试通过建构中国本土的儒学体系,从文化层面上解决中国问题。其中不仅有依据传统学问形式梳理儒学内在义理的方式,也有借助西方哲学方法建构儒学的方式。其中张祥龙借助现象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对儒家思想进行诠释呈现出当代儒学发展的一条新进路。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对张祥龙儒家思想的研究能够让我们检点和反省当代儒学发展的成败与得失。张祥龙的现象学视野来自海德格尔,通过“朝向事物本身”的方式,重新梳理了儒学脉络。他将《尚书·尧典》作为儒家思想哲理的源头、精神信仰的源头、生存结构的源头,其中包含着充满时间感的孝意识。此时的孝意识还属于未自觉的状态。直到孔子通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非对象化的情境体验完成了儒家对孝意识的自觉,孔子将亲子关系视为儒学的源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仁爱思想。其后的先秦社会政局更加动荡,在礼崩乐坏的现实面前,孔子依据孝意识建立起来的生存方式、礼乐制度开始崩溃,先秦儒家诸子试图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通过对孝的传承来拯救儒家。曾子在以身传孝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充满时机化的、真正意义上的孝。思孟学派进一步从心性的层面继续扩展孝的维度,将孝内化为个人的道德修养。荀子则论证了孝通过外部规范才得以可能。至此,先秦儒家使孝彻底成为中国人的社会历史意识,在根本处延续了儒家的发展。之后儒家在秦汉之际的社会现实面前通过将将血缘构筑的孝亲观念推演到国家治理、政治结构的构成,形成彻底的家国同构、身国同修的理论进路,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的主流。这一过程是在董仲舒天人感应说中完成的。在这之后儒家经历了佛家思想的冲击,为此宋儒转而通过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以提升儒家哲理的思辨性,希望借此解决对抗佛家的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鸦片战争后中国儒家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一危机一直延续至今日。为此张祥龙提出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主张,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儒家思想得以存活并把人之为人的孝亲时间意识再次从家庭扩展到整个社会,从而实现儒学和整个中华文化传统在现代的复兴。

王宁^[6]（2020）在《基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通立场的“民主仁学”理论评析》文中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视野下,探究儒学在当下发展的新形态或许能够对当代中国价值观的重塑提供鉴戒意义。儒学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流,自近现代以来,一直饱受争议而其发展几经波折。时至今日,在中、西、马三大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背景下,学界提出的“民主仁学”是不同于上一辈儒者“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维模式,而是在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下,尝试将民主与儒家仁爱一同糅合为道体来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进行新的可能性探讨。全文藉由吴光先生提出的“民主仁学”为切入点,首先,从纵向的历史分期与演进轨迹的角度,引出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现代价值的探索,然后从横向的文化学术背景出发,探究当代新儒家对儒学与现代民主融通问题的探索,由此探析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化与“民主仁学”的形成背景。其次,从体用论、文化观以及价值观三大方面对“民主仁学”的内在逻辑体系进行分析。通过对其逻辑架构的深入剖析,探究其可能有的贡献与局限。最后,探讨了“民主仁学”这一理论形态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互动关系的思考。毋庸置疑,在新时代对于儒学创造性转化的研究工作仍在路上。“民主仁学”仅是儒学在当代发展的一种新形态,尽管对于其提法还存有诸多疑问,但无疑在学理上仍值得进一步探讨。总之,在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被确定为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全社会共同进行的自觉构建的过程中,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应是在明明白白的自觉反思中,拣择适应中国现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优秀精华部分,并对其重新加以阐释与转化,推动当代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杨凯良^[7]（2020）在《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一种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新旧文明交替、时局动荡混乱的民国时期,大学校长作为过渡时代的思想引领者,他们的高等教育思想从何而来?本文结合运用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对作用于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形成的场景及相关因素给予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清末民初的时代环境及教育近代化的开展为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萌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场景。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的西风东渐为他们高等教育思想的生发提供了思想来源和催化剂。儒家文化成为他们高等教育思想萌生的原生思想背景。所处具体地域文化场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高等教育性情和学术偏好,也为他们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铺设了个人思维层面的基底。教育文化场景中:虽然民国着名大学校长国内的知识结构上存在共性,然而留德和留美学人群的不同教育文化场景导致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差异。大学校长所获取或感知的或显或隐的西方大学理念和古希腊哲学思想为他们回国后主持大学奠定了高等教育思想的来源基础。社会任职场景中:编译馆或杂志社任职为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交流和发展提供了炼化厂;在政府任职时期积累的人脉为他们日后执掌大学、保证大学正常运转提供了诸多方便;任职大学是最为关键的职业经历,可以加深他们对于高等教育系统的感知和体认,为他们提出颇有针对性的建议提供依据。教育文化场景和社会任职场景烘托下,高等教育思想呈现出衍生从属性、中西杂交性、理想性和前瞻性、公共性和批判性。场景的转换对于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认识和发展的心理产生了影响,期间伴随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的冲突与磨合,偶有可能发生政域场和学域场之间高等教育沟通思维的调适。对学术场景的聚焦研究发现:杜威一脉学术师承秉承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和实验主义的方法,然而其中国弟子在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上与杜威相比发生了异变;北大同人的学术网络聚合性强,交互性佳,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呈现同质性和细微分化。对大学实践场景考察发现:大学校长的人事变迁不一定会导致一所大学理念的断裂,职业场景变换却可能使大学校长教育理念发生微调或转变。对大学办学理念与大学教育理念相关核心文本的分析揭示了高等教育思想内核的多元调和性与对立共生性。由于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产生和实践的场景具有不可复制性、不可替代性,复杂性和多元性,联结性和交叉性这几种特性,因此从工具论角度出发截取他们的高等教育思想片段或者场景进行“神话”预制式的研究可能会造成研究结果的不适切,亦可能遮蔽真实的高等教育历史。此外,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民国着名大学校长的高等教育思想并未上升到理论化层面。基于场景视角,论文总结了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影响因素及其形成特点,以此为参照,初步探讨了现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形成的场景状貌并尝试性提出了场景建设的路向。

王睿^[8]（2019）在《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人而无德,行之不远”。道德对于国家生存与个人发展至关重要。道德的根基在于养成,而道德养成之难以至于中外先贤都在不断的思考与实践以试图破解这一难题,也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道德养成思想与实践智慧,它为我们今天的德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教育发展进程中,宋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它是继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的又一高峰,是中国教育思想与文化奔流涌动的黄金时代。其中,宋代理学家“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道德养成思想是这一时代教育思想丰赡发展的成果和重要标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为宋代乃至之后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主体思想与道德言说,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修身立德的文化信仰,是中国教育“立德树人”的历史样态。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历史回顾、意义澄清和现代价值转化,为有中国特色的德育理论的本土创生、德育实践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历史依据,是对新时代德育工作新要求的时代回应,是全球化、多元化背景下提升教育理论话语权、坚定教育自信的必然选择,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现状仍然差强人意:在价值定位方面,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常被冠以“以理杀人”的帽子,被当做中国文化难以现代转化的原罪;在研究视角方面,鲜见有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当做一个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进行的研究;在研究内容方面,“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作为学界广泛使用的术语,没有获得准确定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独特性、时代性有待进一步挖掘;在研究结论方面,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如何从儒家学者对理想人格的设计转化成普罗大众普遍认同、易知易行的教育实践的这一中间环节阐述语焉不详,这些不足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创新的空间,这也是本研究的学术价值所在。本研究的创新在于:一是在研究视角方面,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展开研究,注重其整体性、独特性的同时聚焦其历史意蕴和现实价值的挖掘;二是提出一种观点,即认为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实施与传播是儒家思想从书斋到民间,从思想到实践的过程,它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民族特性;三是以古鉴今,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生命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和合理转化,为当下德育理论的完善与创新提供重要的历史参照与理论支撑,挖掘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的“立德树人”智慧,以回应新时代对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本论文通过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个案研究的方法,主要围绕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何以一反道德滑坡、势力浇漓之乱象,成功实现“尽人情之美”、风敦俗睦的同时汇聚发展成为中国古代修身立德的文化信仰这一核心问题的解决而展开。本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回答“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这些被广泛使用却含义不清的概念进行学理分析,确定道德养成的特征与内涵。采用思想史、专题史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王安石、朱熹、陆九渊、张栻、陈亮、叶适等宋代理学家的道德养成思想的分析、归纳和总结,回答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从中发现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总体趋势。第二部分回答“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何以必要与可能”的问题。首先,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创生环境进行分析,以期描绘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创生环境的宏大画卷,进而揭示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产生的历史合理性。其次,分析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对宋代社会的深刻影响,阐述其时代影响和历史意蕴。最后回答“新时期的道德养成何以可能”问题。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虽存在历史局限性,但仍然饱含立德树人智慧,为当今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关注人生根本问题的道德养成可以很好的解决和回答现今德育针对性不强、方法陈旧刻板等问题;德育应该兼顾道德主体的内在自觉性与道德规范的外在约束性的双重功效;道德养成在倡导内省修身、道德践履的同时不应排斥以道德理想为价值导向的功利追求,而应该将二者整合为一;道德养成过程中榜样的力量不容忽视;道德养成应该是“道德的实践”与“实践的道德”之统一;道德养成必须坚持民族特色与文化立场。

刘超^[9]（2019）在《中国人实用思维的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现代学术语境下,文化和思维是其中的重要关键词,思维是特定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深层内涵,是人们用以处理信息和感知周遭世界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元认知模式。中国人喜欢追问“这有什么用”,表现出注重实用的思维模式。本研究主要研究中国人的实用思维,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炼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基本特征、发展阶段和主要表现。本研究将实用思维定义为一种重视现实致用的思维模式。中国人实用思维表现出三个重要特征:从个体价值追求的角度看,比较重视此岸世界现实满足,轻视彼岸世界来世追求;从理论与应用孰重孰轻的角度看,中国人一向重应用探究,轻理论建构;从个体参照的时间框架看,更重视当前之用,轻视长远之用。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发展阶段沿着从生物适应到文化选择的理路演进,历经萌芽、发生、形成和确定四个阶段。中国人实用思维在知识、关系和宗教三个领域体现较为明显,普遍将知识、关系和宗教视为工具性和手段性存在。第二部分,梳理实用思维产生的文化缘由,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即:“一个世界”观,重“行”之知行观与以“人”为中心之天人观,以及重视机会获得与恐惧物质匮乏的传统心态。（1）“一个世界”观将人生的目标追求置于此岸世界,关注现实性目标追求,忽视超越性目标追求。（2）重“行”之知行观与以“人”为中心之天人观的观念传统强调“知”要能够服务于“行”,强调“人”的中心地位,这一观念传统分别解构了“知”的重要性与对象性,使得中国人重视以人的需要为导向的应用研究,轻视理论研究。（3）重视机会获得和恐惧物质匮乏的传统心态使得中国人偏好近期利益。第三部分,主要阐明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形成机制。作为一种复杂的存在,实用思维涉及相关的价值观和认识论。这一部分从实用价值观、实用认识论以及言语模式形塑思维三个方面对实用思维的形成机制进行微观探讨。中国文化已经形成重视个体和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实用价值观,形成关注现实致用的实用认识论。言语模式促使文化中已经存在的实用价值观和实用认识论自觉地进入个体的思维之中。中国人喜好追问“这有什么用”和“如何做”:“这有什么用”使得个体倾向于从“用”的角度看事观物,激发个体形成现实性目标追求,促发个体形成作用-功能认知模式;“如何做”强调方法技术的寻求与现实问题的解决,回避理论解释。在特定言语模式的引导下,中国人的思维倾向于追求实用。第四部分,从实用思维的角度解答“李约瑟难题”中两个基本问题,即“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西方”和“现代科学为何未能产生于中国”。（1）对“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西方”的回答需要追溯至两希文明,两希文明分别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认知因素与人格因素。在古希腊传统的影响下,西方人形成了概念化的形式逻辑,倾向于用元素-结构认知模式来认知事物,用数来描述与演绎自然存在,古希腊传统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智识上的准备。在希伯来传统的影响下,西方人形成了超越性的目标追求,积极进行着自我与意义寻求,希伯来传统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动力上的准备。现代科学是超越实用的结果,是人类智识力量和人格力量拒斥实用思维的双重超越。（2）对“现代科学为何未能产生于中国”这一问题的心理学解答也可以从认知因素和人格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原因的寻求。在实践取向的影响下,中国人擅长运用类比推理和相关逻辑,这种思维方法将一切事物都联系起来,人与自然形成整体的存在格局,故未能成功地将人与自然进行切分,古代中国人倾向于采用作用-功能认知模式看待自然客体,对于中国人而言,数是指导实践活动的工具和手段,总体看来,中国人未能有效地形成现代科学产生所必要的认知因素。在儒道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热衷于现实性的目标追求,持趋乐避苦的性格特征,主动求乐,被动受苦,难以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人格因素。中国人的心理羁绊于一种现实致用的思维之中,被双重的实用寻求所束缚。不论是从认知上看,还是从人格上看,古代中国人都不具备产生现代科学所必要的智识性条件和动力性条件。实用思维提升中国人适应艰辛环境的能力,对外来文化保持开放心态,增强中国人对新事物的接纳能力。由于过于重视效用和功能,中国人漠视不能尽快致用的理论研究,回避超越性目标追求。中国人如果想要更好地实现心理的现代化,需要进一步提升理论思维的水平,而中国人如果想要实现人性的更高层次的发展,则需要传承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超越性要素,深彻理解希伯来传统中的超越性要素,使得超越性目标成为中国人总体目标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妍^[10]（2019）在《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汤一介（1927-2014）是当代中国着名的学者、哲学史家和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领军人物,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当代转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哲学之路并不平坦,经历了一个从“哲学工作者”到真正的“哲学问题思考者”的艰难转变。汤一介不仅对中国哲学有着精深独到的研究,对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颇为熟悉与了解;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与海外学术界接触与交流的学者,他深知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必要性,故始终致力于中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他有着敏锐的哲学问题意识和极为深刻的反思精神,是思想转型时期的探索者,是推动传统哲学复苏的重要人物,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引领者。改革开放以来,汤一介的哲学研究始于哲学史方法论的突破。他从“哲学史是认识史”的观点出发,提倡以概念范畴研究法研究中国哲学。他首先从宏观上为传统哲学建构了一套概念范畴体系,展示了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认识史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随后又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具体运用了这一研究方法,理清了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深化了人们对郭象及整个玄学哲学体系的认知。概念范畴法促进了哲学研究学术化的恢复,也是中国哲学方法论创新的一次尝试,但其逻辑化特征与中国传统哲学非逻辑化思维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在此基础上,汤一介受到西方解释学的启发,将解释学方法与概念范畴法结合,重新研究郭象哲学,由此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从理论内涵看,汤一介提出的中国解释学包括梳理中国“解释问题”的传统、总结中国传统的“解释理论”、创建中国的“解释学”三个层次,但目前学界研究大多处于第一层次,甚至对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也存在争议。在以上方法论的影响下,汤一介就“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对传统哲学现代化展开了研究。他采取体系化的建构与阐释方式,以知识论和价值论合一的“真善美”问题为研究视角,并凸显了“天人”关系问题在传统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推导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三个基本命题,并分别阐释了其理论内涵,确立起传统哲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汤一介由三大基本命题又推导出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三套重要理论,完成了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深化。汤一介建构的传统哲学理论体系不仅彻底摆脱了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负面影响,回归了传统文化的立场,而且从整体上凸显了传统哲学的核心精神和现代价值,但其局限性在于囿于理论体系的宏观性而难以继续深入。在思考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汤一介从传统哲学转向文化哲学的研究。对于如何面对传统文化的问题,处于“文化热”中的汤一介秉持客观中立的学术态度。他由此提出“文化演进合力论”,认为转型期中国文化需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派力量的合力中才能实现发展,但他尤为注意保守主义的作用,体现了他的传统文化立场。在处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汤一介以佛教中国化问题为鉴,提出了“文化双向选择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相互开放、双向互动、实现融合。尽管这一理论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但汤一介对冯契和张申府哲学的“两个接着讲”的强调可被视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汤一介持“文化多元共存”的观点,以“新轴心时代”为其理论基础,对“和而不同”作出了文化学阐释,将之视为文化多元共存的理论原则。此外,汤一介还为跨文化对话提出了“负”的方法论及处理不同思想观念的具体方法。汤一介的文化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同时注意吸纳传统文化作为思想资源,展示了他开放、多元、融合的文化价值取向。汤一介以“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为哲学研究的使命,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学术精神坚持不懈地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为转型期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古代社会培育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途径及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明代状元罗洪先的科学思想和科学贡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张祥龙儒家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基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通立场的“民主仁学”理论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7）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一种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8）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人实用思维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D]. 白宇辉.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3]中国古代社会培育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途径及启示研究[D]. 张可. 河南大学, 2020(02)
• [4]明代状元罗洪先的科学思想和科学贡献研究[D]. 刘倩倩.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0(02)
• [5]张祥龙儒家思想研究[D]. 郑文娟.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6]基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通立场的“民主仁学”理论评析[D]. 王宁. 郑州大学, 2020(02)
• [7]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一种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D]. 杨凯良. 浙江大学, 2020(04)
• [8]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D]. 王睿.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9]中国人实用思维的理论研究[D]. 刘超.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10]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D]. 邓妍. 武汉大学, 2019(08)

标签：儒家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