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组织生产力的增长(英文)（论文文献综述）
张剑锋[1]（2021）在《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文中提出腐败是全球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政治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腐败特点,党和政府针对不同阶段的腐败问题,采取不同的腐败治理政策和措施,取得明显效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腐败治理力度不断加大,腐败治理取得新的成效。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学者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由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时段、研究区域的选择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大致包括腐败治理有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不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无相关性等结论。对于中国的腐败治理来说,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腐败治理力度,腐败治理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由长期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骤然降速,且与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时间段重合,国内外都出现了“反腐败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论调。所以,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和探讨。学界关于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认识分歧。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似乎证实了“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而主张“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者则似乎刻意回避将之与腐败治理相联系,显示出逻辑论证前后矛盾的窘境。因此,厘清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关系,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1）对腐败治理的概念、腐败治理的度量、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相关性的内涵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对国内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此外,还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2）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总体分析。首先,对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腐败治理举措、腐败治理的成效、中国腐败治理在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排名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对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3）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模型建构。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入手,考虑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然后考虑主要经济发展要素,重新构建模型,检验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进行了实践分析,并对腐败治理与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4）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差异化检验。为了验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是否不同,就需要对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差异化分析。选择研究样本与研究变量,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采用合适的检验方法对各个模型进行检验,并且对检验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静态面板的角度还是动态面板的角度,腐败治理均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通过逻辑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相互决定的关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腐败治理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为腐败治理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决定了腐败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风建设,为腐败治理的成败提供了客观标准。另一方面,腐败治理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2）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复杂相关性关系主要表现在: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存在直接相关性,也存在间接相关性。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累积效应,即不仅会对当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会对后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到滞后二期时会表现较弱。（3）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即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视角创新。从经济发展视角研究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具有视角创新性。首先,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角度,梳理了中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关系角度,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初步构建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结论,紧扣当前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提出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系统性。（2）观点创新。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的观点具有创新性。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有直接相关关系,也有间接相关关系。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作用存在着时间累积效应。中国目前应坚持和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方法创新。从实证角度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创新性。首先是从整体上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了相关性实证分析,然后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差异化检验,在具体检验时,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等多种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利用经济学计量方法,用相关数据分析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指数之间的复杂关系。
熊聪颖[2]（2021）在《金融类学术文本汉译实践报告 ——以《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各国贸易往来密切,全球经济发展迅速。中国在金融领域的发展突飞猛进,金融英语翻译随之得到了高度重视,我国对金融类文本的研究力度不断加大。鉴于此,本篇翻译实践材料选用金融类学术文本,内容主要涉及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构建。金融类文本属于信息类文本,语言的专业性较强,对译者的要求较高。译者既要兼顾原文信息的准确传递,也要注意读者的阅读反应。本次翻译实践报告结合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运用文本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对英译汉翻译策略进行探究,并从词汇、句子、语篇和金融图表四个层面进行案例分析。在词汇层面,重点分析了词组的构成、语义引申的翻译方式,配合术语表的搭建与校对,尽量达到功能对等并符合金融英语的风格特点。在句子层面,充分把握金融英语的语言特色,如长难句的大规模使用,名词结构和被动句的频繁使用,进而根据英文语法逻辑和语义逻辑的分析比对,有针对性地使用顺译、切分、重组、增译等翻译方法。在语篇层面,使用增加衔接词的方式让原文的过渡更为流畅自然。而在图表层面,保证表头、附加注释以及数据的传递完整与精确,主要依据专业术语的对照和增译法对图表进行准确翻译。通过这次翻译实践,笔者认识到金融学术文本的翻译要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以目标读者为导向,灵活使用翻译策略,注重信息的准确传递。希望本次实践报告能对类似体裁的翻译研究做出微薄的贡献。
刘玮辰[3]（2020）在《海外青年科学家回国对科研产出的影响研究 ——基于CEM-DID模型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当前科学家在世界范围内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一直以来,美国是科学研究的中心。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吸引科学家回国已逐渐成为新兴国家深度参与全球经济发展、缩小知识差距的重要途径。实际上,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国家和正在崛起的科技大国,中国一直将海外优秀人才引进工作视为科技创新政策领域的重要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引智”项目,有效地促进了海外青年优秀人才归国工作。其中,青年千人计划目前已成为引进海外优秀人才、优化我国人才格局、提升整体科研实力的重要抓手。已有文献较少涉及国际间科学家的流动及其效果的实证研究。究其原因,一是海外人才跨国流动受到自选择效应的影响,很难准确识别因果关系。二是现有研究以访谈和抽样问卷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基于客观数据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不同于多数聚焦于科学家流入美国的研究,而是以科学家回国这一反向流动视角来解析跨国流动。以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为样本,本文追踪了2011-2013年前五批932位青年科学家的职业轨迹,分析海外青年科学家职业流动的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以获得海外博士学位且回国的青千科学家为实验组,通过粗糙完全匹配方法（CEM）构造了学术背景和科研能力相近但没有回国的对照组,结合Web of Science数据库筛选了科学家的发文记录,并应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观测回国对青千科研产出因果效应。研究发现,中国的科研环境有利于科学家在职业生涯早期的成长成才。科学家的论文数量、科研质量、影响力和科研颠覆性方面都有显着提升。相比于对照组,青千科学家在回国6年内每年多发约1.4篇论文,多收获约50次引用,增长了4.5倍的加权平均JIF（Journal impact factor）的发文数以及增长了112倍的加权总JIF的发文数。并且,科学家回国后,末位作者的发文数也有显着增长。相较于对照组,青千科学家回国后每年末位作者发文数会增加0.6篇。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流动中知识扩散的外部性。结果显示:青千回国后,国内科学家对其论文引用显着增加;并且这一效应既存在于青千回国后发表的论文,也存在于回国前发表的论文。最后,本文探究了三种作用机制,包括资源集聚、校友联结和科研环境。结果显示:首先,回国且回到C9高校的科学家在后期的科研产出呈现显着增长;其次,母校的社会网络有利于科学家科研质量的提升;最后,经过纯粹的中美科研环境对比后,研究发现,回国的科学家在论文数量、质量和影响力方面均有显着增长。总体来讲,研究结果证实了鼓励科学家的合理有序流动,对于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和源头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在当今政策的背景下,对于跨国流动理论问题的关注,有助于中国科技政策和人才政策的制定者有效应对全球化新态势下的中国学术科研领域的人力结构变化,健全人才引进、培养和创新的机制,从而推动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国际接轨。本文的实证结果证实了我国当前人才引进制度的优越性。本研究建议继续加大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力度,建立健全人才资助体系,充分发挥科学家尤其是最具科研创造力的青年科学家群体的创新潜力,以推动我国基础创新的长期稳定发展。
鞠斐[4]（2020）在《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西方先进的纺织生产方式尚未进入上海地区之前,上海正处于农业社会手工业生产的大环境中。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设立租界,机制纺织商品和动力机器纺织工厂始进入上海。此后随着上海地区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机制纺织品与新式服装逐渐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文化的标志,随后引起社会个体价值观的变化,进而连带的引发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系统的变革。在中国租界时期史上的百年之间,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在经历了西方科技本土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向现代化设计的前进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成为设计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围绕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等上海纺织、服装现代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这一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发展和现代设计行为的研究,还原了工业生产条件下纺织、服装的产销业态和设计价值,进一步揭示了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探索其对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纺织、服装生产的工业化和上海城市现代化的影响、促进和提升的具体作用,以及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上海地区消费文化变迁的影响。作为中国租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上海汇聚了20世纪初中国最活跃、最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因素,涌现出各个行业的标志性成果,聚集了大量的艺术与设计人才,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意味的设计机构。中国早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便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之下,伴随着初期民族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而迅速地涌现与成长,形成了与早期纺织轻工产品相辅相成的现代设计产业萌芽,本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悄然地、坎坷地成长起来,既从西方现代设计发展过程中提取经验,也从本土传统资源中汲取了能量,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洪涛[5]（2020）在《《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及其传播研究》文中指出《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与传播是韩国马克思主义翻译史中最主要的核心内容。要想充分理解韩国《资本论》的翻译与传播发展,就离不开对韩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总体把握。介于此,本文对韩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现状,首次提出了三大阶段的区划分期: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期至30年代中期日本殖民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第二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复兴及其沉寂”,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的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复兴”。而作为本文主题内容的《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与传播发展,依次放在上述韩国马克思主义三大阶段分期的历史背景之中。到目前为止,韩国翻译出版或正在翻译出版的《资本论》共有七种:首尔版、理论与实践版、白衣版、比峰版、道路版、工社研版和Raum版。第一章概述了全文的前提背景,主要介绍20世纪20年代殖民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韩国的传入及其相关的翻译情况。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正式开始传入韩国是在20世纪初期,到1919年汉城爆发三一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当时韩国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主流。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最早翻译的两部马克思经济学着作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韩国马克思主义原着翻译史上的起点,而《雇佣劳动与资本》是在当时条件下替代《资本论》一书的最好途径。第二章,首先是20世纪40年代新闻报纸中有关七则《资本论》的原始资料——在韩国理论界都不太清楚首尔版《资本论》的翻译与出版的情况下,掌握第一手资料成为研究解放时局时期《资本论》的首要问题。其次,对首尔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解放时局时期韩文版《资本论》原书的去向和遗存情况给出一个由来说明。再次,我们依据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其它各种相关信息,对韩国第一个正式出版的《资本论》做了一个历史的还原,从而填补了首尔版《资本论》在版本学、文献学与理论研究上的空白,并修正了韩国学者在《资本论》出版问题上的错误推论。最后,对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资本论》在韩国的状况做一个必要的梳理前提下,通过说明这段时期韩国出现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等现象,分析了韩国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近三十年沉寂时期的状况。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比较的是目前韩国国内通行的金秀行的“比峰版”和姜信俊的“道路版”、以及两个人各自的学术研究情况。首先,通过段落句子的举例和概念统计,比较了《资本论》“序、跋”和“第一章、商品”中两个《资本论》韩文版的翻译情况。再次,金秀行危机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和及其内部矛盾中寻找危机发生的原因,并以这一矛盾性趋向的展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契机和状况来说明这个原因。此外,金秀行在《资本论》翻译中的货币度量本土化,是世界各国翻译的《资本论》版本中唯一采用的一种方式。最后,姜信俊提出了以马克思实现变革的三重要素来重建《资本论》解决方案的总体性结构,而对于两个马克思论战出发点的“无产阶级专政”,其焦点不在于理念目标,而在于达到目标的策略手段。本文首次把当代韩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进程划分为:受苏联哲学教科书影响的“正统期”、苏联解体后失去理念目标的“徘徊期”、和朝鲜半岛《南北共同宣言》为契机的“开放期”。由此,在第四章,阐述了韩国马克思主义第二次复兴和《资本论》翻译在韩国的现状与新动态。1980年代“正统期”的左翼进步阵营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展开的三次大争论,是韩国左翼知识分子自主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道路最早的有益尝试。之后1990年代“徘徊期”出现的“后马克思主义”为主的转向,虽然是韩国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一种倒退,但是从根源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新探索的层面上依然具有肯定性的积极意义。而从2000年代开始,韩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文献翻译、学术阵地、研究队伍、经典翻译、学科建设、以及实践运动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其中,“中韩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作为中韩之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高端对话平台,为促进中韩两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交流与学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龚宇辉[6]（2020）在《知识转型视角下高校教师科研合作状况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与经济社会深度渗透,知识的形态、生产模式发生了深度转型,并以“知识生产模式2”“后学院科学”“三螺旋”“巴斯德象限”“学术资本主义”等不同理论形式出现。在以知识为核心的创新驱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高校处于十分关键的位置,而高校教师便是科学知识创新的主力军。知识转型使得科研活动出现研究目标宏大、科研规模广、资金需求量大、多学科交叉性强等新的特点,这对高校教师科研合作的过程、方式、成果认定与转化等多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从知识转型的视角出发,对知识转型、高校教师科研合作分别进行了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并厘清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随着知识的转型,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主要模式从单一的“学科语境”转向“应用语境”,作为知识生产与创新主力军的高校教师便逐渐从学科内“单兵作战”式研究走向多元主体的合作研究。随后立足于这一逻辑关系,提出了高校教师科研合作在此新背景下应有的五大特质:“跨学科协同”、基于“社会需求”的问题语境、“多元、异质”的合作主体、“社会责任”的合作价值导向、“多元主体价值”的合作成果质量控制标准。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一方面基于抽样调查的方式对工学、力学、管理学与教育学四个代表性学科内高校教师科研合作的现实情况与个人主观意愿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基于文献计量的方式,以上述四个学科领域内代表性一级学科的合着学术论文为样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前高校教师普遍认可科研合作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的作用,并能主动参与其中,但实际上的合作状态却仍基本处于“学术语境”范式之下。进一步分析其成因,主要有三:不同学科之间“求真”的差异制约、学术研究“求稳”思维的影响、科研评价制度“求量”倾向的误导。针对以上情况,本研究认为应在教师的学科观念更新、合作研究环境的塑造、科研评价制度的完善三个方面进行努力,如此才能行之有效地促进和顺应知识转型与创新驱动发展的高校教师科研合作,对知识生产与创新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所助益。
张天衡[7]（2020）在《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研究 ——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视角》文中指出多元主义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一种分离与对抗的关系,因而主张通过后者来限制前者,才能保证后者的权利不被侵犯。法团主义则认为,国家与社会是联结与合作关系,因而在肯定了前者作用的同时,鼓励两者的合作。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来看,合作具体表现为双向的互动形式:一,国家对社会的制度整合,也就是国家将组织化利益集团纳入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之内;二,社会对国家的政策支持,即依托合作框架所提出的政策得到了组织化利益集团,特别是其成员的支持。由于国家与社会力量对比的不同,法团主义又被分为由国家主导的“国家法团主义”与社会主导的“社会法团主义”,两者分别出现在后发转型国家与早发西方资本国家之中。其中,国家法团主义一直被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是后发国家控制社会的手段,因而被贴上了非民主的标签。然而,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因为如果借助长时间维度的历史研究和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来分析,这种控制虽然短时间内可能存在,但是随着社会自主性的增强,所以仍然有利于民主转型。上述错误观点显然深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因而有必要结合历史研究方法和国家-社会互动视角在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成功案例中进行批判和澄清。首先,本文从国家与社会问题相互交织的角度探讨了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形成的背景和缘由:一是国家问题,例如各党派围绕自治问题同英国殖民者展开的斗争、新马合并与分离、独立建国后面临的内忧外患的生存困境等;二是社会问题,例如当时亟待改善的社会民生、激进的工会运动、族群矛盾等问题;三是这两方面的问题相互交织,使得秉持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行动党政府认识到要让新生的国家能够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生存下去就必须形成国家法团主义治理模式。其次,本文从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整合”与“政策支持”两个方面对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展开:一是介绍了政府扶持成立全国职工总会与人民协会以确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制度化关系,其中前者作为关键一员加入到劳、资、政三方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和各种生产力机构之中,后者则接管了民众联络所、居民委员会和公民咨询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从而最终营造了稳定的发展环境;二是得益于制度化的合作关系,国家获得了职总及其成员以及人协及其基层组织的政策支持,其中包括为吸引外资和缓解经济不景气现象所确立的“工资节制政策”,激发劳工积极性和缓解工人不满的“劳工福利政策”,同时积极在议会之外寻求政策共识和实施种族融合政策。再次,本文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念和机制两个角度对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进行了整体解析。在理念上,这一模式强调政治秩序,让民主以可控的速度向前推进,保证了一个稳定政府的存在;呼吁合作共赢,让劳资政三方以合作意识取代对抗意识,缓和了阶级矛盾;崇尚国家至上,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各阶级和种族之上。在机制上,与理念相呼应,确立了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保证了劳资政三方的合作与协调,形成了国家危机时的全体公民动员。最后,本文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总结了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意义和启示,呈现该模式以强国家构建强社会,并在最后达到两者相对均衡的思想智慧。新加坡在这一模式的推动下,在政治上,实现了从“托管式民主”到“协商民主”的有序过渡;在经济上,则是在劳资政合作的过程中实现经济转型;在社会方面则实现了由族群分裂到民族融合的顺利跨越。整体观之,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打破了过去那种将国家法团主义模式划入非民主之列的价值偏见,重新发现了它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同时,文章也第一次考察了这一模式在整个新加坡奇迹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摆脱了研究视野上的偏狭和缺陷。然而不足之处也主要在于宏观视野难以捕捉具体生动的细节,有待今后研究做进一步的补充。
张燕[8]（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快速崛起为引领世界再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公共外交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超越公共外交”的价值理念并积极付诸实践,以实现让世界认识中国、认可中国、认同中国。中国公共外交研究必须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理念与价值创新做出理论回应,本研究提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正在孕育出新的理论体系、形态与范式,并将其作为再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公共外交发展的新趋势,进而超越传统公共外交与新公共外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主要关照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中国如何走出去,面对中国的崛起与民族的复兴,如何让世界理解与接受中国,中国需要走出一条新的外交理路,这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实践探索的总方向;二是中国与世界如何一起走,让中国走出去就必须与世界一起走,中国崛起与世界的发展无法割离,这是时代赋予崛起中国的历史使命。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所孕育出的理论体系与范式,其实践源于中国,又超越中国,实现了“三个目的”的统一——以中国为目的、以人类为目的与以生命为目的。本研究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是什么”“来自哪里”“应用在何处”“会遇到什么”“如何应对”的逻辑思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进行了整体剖析,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是在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倡导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与公众共同参与的,以国内外民众为对象的,以促进不同国家历史、制度与文化的交互式对话,实现共享发展,最终建构一个超越普世价值的、包容式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的策略选择,分别是学术话语体系的理论建构、制度运行体系的战略建构、文明对话体系的共识建构以及机制交流体系的实践建构。研究结果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是一场公共外交实践与研究的历史性革命,一方面它超越了公共外交将实现国家利益作为终极目标的价值导向,追求人类以及生命共同体的终极价值,跨越了国家、历史与文明;另一方面它超越了国际关系理论本身,这就意味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将促进公共外交学科的成熟与完善。
王松磊[9]（2019）在《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文中认为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由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之所以把马克思的这段话放在摘要的第一段,是因为这段话是贯穿于本研究的灵魂。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深化改革,不能离开历史,隔离传统。理解传统社会,才能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相比阶级分析法、传统-现代理论范式、国家-社会二分法、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唯物史观能提供更科学的视角,来理解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依据唯物史观,本研究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传统农业中国的生产力状况。文明社会早期阶段,地理环境作为“初始条件”,其特性通过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对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气候的变化,导致人类结束了“原始的丰裕生活”,不得不驯化可食用的物种,进而发明了农业。作为劳动对象,黄土的土壤环境、冬干夏湿的气候特点以及粟和黍的植物特性,产生了旱作农业的生产方式。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限制,农业生产工具没有根本的革新,生产工具的驱动力长期以自然力为主。第二部分论述了生产关系的相关核心概念和不同社会类型的生产关系特点。分配是以权威为媒介的生产关系,这是传统农业中国社会生产过程的中心环节。交换是遵循价值规律的生产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中心环节。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是分配与交换并重。基于交换和分工的集体是生产上相互依赖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基于分配关系的集体是在外部因素作用下生产上自给自足的个体的强制性共同体。两种类型的集体有着本质的不同。传统中国的集体属于后一种类型。第三部分阐明了交换关系在传统农业中国的约束条件。受到交通运输成本的影响,交换关系在中西方具有不同的发展条件。由于存在优良的河流和海洋,西方社会的交换关系具有天然优势。而在传统的农业中国,道路、河流、运河等交通运输条件则依赖中央政府的能力。社会分工与交换,在西方是基于经济需求,在传统农业中国则基于政治需求。无论是起源还是后来的发展,商人和工商业均受制于政治统治。第四部分对集体社会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农耕社会生产方式对外扩张和防御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对内统一作为保障。农耕生产方式的内敛性则产生了对内排斥军事暴力和离心倾向。由于公有制、资源稀缺性、集中分配的管理方式和服从权威的共性,使农耕生产方式与军事组织能够结合在一起,其最佳方式就是兵农合一的集体制度。最大的集体单位是天下（国家）,最小的集体单位是个体家庭,与家族、宗族、官僚制等其他类型的集体单位,共构成了包含许多集体单位的等级性集体社会。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第五部分对家国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交换关系为经济基础,西方的家国异构本质上是私的家庭的血缘亲属关系不同于公共权力的国家的政治关系。而传统农业中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分配关系为基础,家国同构是伦理道德和父家长权威的结合。随着农耕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应当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家国关系。结论是对全文进行总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传统农业中国是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集体社会;第二,传统中国集体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以分配为中心环节,当前中国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提高交换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第三,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底色具有多层性。
李玉静[10]（2019）在《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末新世纪初以来,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及教育改革的核心关注点。作为一个以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为教育传统的国家,新世纪以来,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就把原先的教育与就业部改为教育与技能部,把“技能优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战略。自布莱尔政府之后,英国又经历了布朗、卡梅伦、特蕾莎?梅等几任首相的更替,但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一直是英国经济社会发展及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在近20年的时间里,历届英国政府倾其智慧,把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放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从不同角度、多个方面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变革,努力为公民提供终身技能培训的机会,提升公民的资格水平及就业能力,增强整个国家的技能基础,以期通过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实现经济发展、产业变革、社会包容和公民个体成长的目标。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传统的工业化国家,21世纪以来,为什么英国持续从国家战略高度推动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变革,变革的动因和特征是什么?围绕上述问题,本研究以2001年英国建立教育与技能部为研究起点,以执政党和首相的更替为分界线,从教育政策现象——本质的分析视角出发,采用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从价值选择、利益分配、权力运作三个维度,对英国2001-2018年间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产生过程和本质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实施成效及其影响进行了总结分析,主要结论如下。从政策变迁角度来看,以对自由主义历史传统的反思和修正作为逻辑起点,从2001到2015年间,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走过了一条渐进主义变迁之路,2016年开始的以重建与学术教育均等认可的、高水平技术教育路径为目标的改革实现了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范式变革。从政策本质角度来看,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呈现鲜明的特征:在价值选择上,始终把技能人才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核心杠杆;在利益分配上,力图构建终身学习、服务全民、需求驱动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在权力运作上,追求实现政府调控、企业主导、教育机构自主与个人选择间的平衡。从政策变革动因来看,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变革是其政治经济、历史传统、两党政治以及国际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一是英国政府对其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发展薄弱、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制度不完善以及由此造成的20世纪以来生产力水平低下、国际竞争力下降进行反思和吸取教训。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新科技革命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学习其他国家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对于国际教育发展趋势的一种适应和创新。三是执政党基于新的执政理念,为应对生产力水平低、金融危机、产业结构失衡等国内社会经济压力,作出的积极政策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和卡梅伦的“大社会”理念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实施成效来看,英国21世纪以来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变革在提高人口的总体技能和资格水平、建构完善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提高国家生产力和就业率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距离预期的政策目标还有一定差距,还有待持续、稳定推进相关改革。尽管如此,从比较教育的视野来看,21世纪英国持续从国家战略高度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变革还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经验和反思,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是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是终身化、全民性、层次完整性的人才培养制度安排;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应采取利益相关者特别是行业企业广泛参与的治理机制;现代学徒制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的有效形式。
二、公共组织生产力的增长(英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公共组织生产力的增长(英文)（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文献评述 |
| 1.3 核心观点与理论支点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腐败治理 |
| 2.1.2 经济发展 |
| 2.1.3 相关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 |
| 2.2.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 |
| 2.2.3 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借鉴 |
| 2.3 本章小结 |
| 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分析 |
| 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三者的互动关系 |
| 3.1.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
| 3.1.2 社会结构的层次和层次态发展 |
| 3.2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 |
| 3.2.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 |
| 3.2.2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 |
| 3.2.3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1 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举措与成效 |
| 4.1.1 腐败治理的举措 |
| 4.1.2 腐败治理的成效 |
| 4.1.3 基于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中国腐败治理分析 |
| 4.2 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2.1 经济增长状况 |
| 4.2.2 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消费状况 |
| 4.2.3 投资质量状况 |
| 4.2.4 对外贸易状况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统计检验 |
| 5.1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检验 |
| 5.2.1 平稳性检验 |
| 5.2.2 E-G协整检验 |
| 5.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检验 |
| 5.3.1 考虑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因素的腐败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5.3.2 腐败治理通过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结果分析 |
| 5.4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检验 |
| 5.4.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一致性检验 |
| 5.4.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指数一致性检验 |
| 5.5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模型解析 |
| 5.5.1 直接相关性解析 |
| 5.5.2 间接相关性解析 |
| 5.5.3 因果相关性解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差异化检验 |
| 6.1 样本及变量选择 |
| 6.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1.2 变量选择及统计 |
| 6.2 模型设定及检验 |
| 6.2.1 静态面板模型 |
| 6.2.2 动态面板模型 |
| 6.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检验结果 |
| 6.4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时间效应”模型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时间效应模型检验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采用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
| 6.5.2 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对策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 |
| 7.2.2 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 |
| 7.2.3 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2.4 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金融类学术文本汉译实践报告 ——以《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翻译实践过程描述 |
| 2.1 译前准备 |
| 2.1.1 分析文本特征 |
| 2.1.1.1 词汇特征 |
| 2.1.1.2 句法特征 |
| 2.1.1.3 语篇特征 |
| 2.1.1.4 其他特征 |
| 2.1.2 平行文本阅读 |
| 2.1.3 翻译辅助工具 |
| 2.1.4 翻译计划的制定 |
| 2.2 翻译过程 |
| 2.2.1 术语表制定 |
| 2.2.2 翻译的执行情况 |
| 2.3 译后事项 |
| 2.3.1 译文术语维护 |
| 2.3.2 译文语言风格统一 |
| 第三章 翻译案例分析 |
| 3.1 词汇翻译难点及翻译策略 |
| 3.1.1 词汇层面 |
| 3.1.1.1 专业词汇的翻译 |
| 3.1.1.2 缩略词的翻译 |
| 3.2 句子翻译难点及翻译策略 |
| 3.2.1 复合句的翻译 |
| 3.2.2 被动句的翻译 |
| 3.3 语篇翻译难点与策略 |
| 3.4 金融图表翻译难点及翻译策略 |
| 第四章 翻译实践总结 |
| 4.1 翻译实践思考 |
| 4.2 翻译实践心得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致谢 |
（3）海外青年科学家回国对科研产出的影响研究 ——基于CEM-DID模型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全球科学家流动 |
| 1.1.2 政策困境 |
| 1.1.3 青年千人计划 |
| 1.2 研究问题与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与内容简介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科学家跨国流动 |
| 2.1.1 人才流失理论 |
| 2.1.2 人才环流理论 |
| 2.1.3 跨国流动的研究进展 |
| 2.2 科学家流动的结果 |
| 2.2.1 流动在个体层面的影响 |
| 2.2.2 流动在组织机构层面的影响 |
| 2.2.3 流动的外部性 |
| 2.3 跨国流动对科学家科研产出的作用机制 |
| 2.3.1 教育的累积优势 |
| 2.3.2 地理集聚效应 |
| 2.3.3 校友的社会网络效应 |
| 2.4 中国语境下的“海归科学家” |
| 2.4.1 海归科学家的理论背景 |
| 2.4.2 海归科学家的研究进展 |
| 2.5 科研产出 |
| 2.5.1 论文数量 |
| 2.5.2 科研影响力 |
| 2.5.3 科研质量 |
| 2.5.4 研究颠覆性 |
| 2.6 政策评估方法 |
| 2.6.1 政策评估方法论之争 |
| 2.6.2 因果推断研究方法变迁 |
| 2.6.3 反事实理论与公共政策因果效应 |
| 2.7 文献述评 |
| 2.7.1 跨国流动文献述评 |
| 2.7.2 流动的结果因素文献述评 |
| 2.7.3 海归科学家文献述评 |
| 2.7.4 政策评估文献述评 |
| 2.7.5 总结 |
| 第三章 研究模型与研究假设 |
| 3.1 人才政策体系的制度背景 |
| 3.2 海外高层人才引进政策 |
| 3.2.1 杰青 |
| 3.2.2 长江学者 |
| 3.2.3 千人计划 |
| 3.2.4 优青 |
| 3.2.5 青年千人计划 |
| 3.3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 3.3.1 理论基础 |
| 3.3.2 研究方法 |
| 3.3.3 研究过程 |
| 3.4 回国对青年科学家产出的影响模型的构建 |
| 3.4.1 开放式编码 |
| 3.4.2 主轴式编码 |
| 3.4.3 选择式编码 |
| 3.4.4 模型阐释 |
| 3.4.5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第四章 实证研究设计 |
| 4.1 姓名消歧的背景 |
| 4.1.1 姓名消歧问题追溯 |
| 4.1.2 姓名消歧问题的严重性 |
| 4.2 姓名消歧的算法分类 |
| 4.2.1 监督算法的姓名消歧 |
| 4.2.2 非监督算法的姓名消歧 |
| 4.2.3 监督和非监督算法的结合 |
| 4.2.4 针对华人作者姓名消歧的研究 |
| 4.3 基于简历和引文网络的姓名消歧 |
| 4.3.1 流程设计 |
| 4.3.2 模型评价 |
| 4.3.3 构建训练集 |
| 4.4 实验结果 |
| 4.4.1 构造备选集 |
| 4.4.2 参数设定过程 |
| 4.4.3 算法讨论 |
| 4.5 政策评估的因果效应 |
| 4.5.1 反事实框架 |
| 4.5.2 反事实框架下的政策评估 |
| 4.5.3 选择性偏误 |
| 4.6 匹配方法 |
| 4.6.1 匹配方法的原理 |
| 4.6.2 常见的匹配方法 |
| 4.6.3 匹配方法的总结 |
| 4.7 粗糙完全匹配对照组 |
| 4.7.1 数据来源 |
| 4.7.2 匹配过程 |
| 4.7.3 第一轮匹配 |
| 4.7.4 第二轮匹配 |
| 4.7.5 匹配策略效果 |
| 第五章 海外青年科学家回国的描述性分析 |
| 5.1 青千科学家的个人样本特征 |
| 5.1.1 年龄 |
| 5.1.2 受资助年龄 |
| 5.1.3 性别 |
| 5.1.4 学科 |
| 5.2 青千科学家的职业生涯 |
| 5.2.1 博士教育背景 |
| 5.2.2 回国前国家 |
| 5.2.3 回国前职位 |
| 5.3 青千科学家回国后的分布 |
| 5.3.1 回国后机构类型 |
| 5.3.2 回国后城市分布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海外青年科学家回国对科研产出的影响 |
| 6.1 核心变量与实验样本特征 |
| 6.1.1 核心因变量 |
| 6.1.2 全样本与匹配组的科研产出 |
| 6.2 青千回国与科研产出的平均效应 |
| 6.2.1 主回归模型 |
| 6.2.2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6.2.3 稳健性检验 |
| 6.3 科学家异质性与科研产出 |
| 6.3.1 学科差异 |
| 6.3.2 博士教育质量 |
| 6.3.3 博士院校国家 |
| 第七章 海外青年科学家回国的外部性分析 |
| 7.1 核心变量与实验样本特征 |
| 7.1.1 核心因变量 |
| 7.1.2 主回归模型 |
| 7.2 青千回国对知识扩散的效应 |
| 7.2.1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7.2.2 稳健性检验 |
| 7.3 科学家异质性与知识扩散 |
| 7.3.1 学科差异 |
| 7.3.2 博士教育质量 |
| 7.3.3 博士院校国家 |
| 第八章 海外青年科学家回国对科研产出影响的作用机制 |
| 8.1 资源集聚 |
| 8.1.1 资源的累积优势 |
| 8.1.2 回国机构的作用机制 |
| 8.2 校友联结 |
| 8.2.1 社会资本优势 |
| 8.2.2 校友联结的作用机制 |
| 8.3 科研环境 |
| 8.3.1 科研环境的政策问题 |
| 8.3.2 科研环境的作用机制 |
| 第九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创新点 |
| 9.3 研究局限 |
| 9.4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青年千人成长规律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4）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的背景 |
| 三、选题的依据 |
| 四、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工业化与现代设计问题的提出与尺度 |
| 一、工业化与现代设计——问题的出发点 |
| (一)什么是工业化 |
| (二)现代化社会中的现代设计 |
| (三)现代设计行为的主体 |
| (四)工业化范围的界定与运用尺度 |
| (五)社会的现代化与设计的现代化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的工业化商品范式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评述 |
| 一、租界时期上海社会背景研究 |
| (一)综合性研究 |
| (二)租界与历史、政治、社会思想、文化 |
| (三)科学思想与科学技术 |
| (四)经济、人口、生活与风俗 |
| (五)租界时期社会发展论文举要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生产研究 |
| (一)历史、综合性研究 |
| (二)纺织科技、行业及专门史研究 |
| (三)纺织技术及工程研究论文举要 |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产生与发展研究 |
| (一)租界时期设计历史、思想、文化类 |
| (二)纺织、服装设计编着与着作 |
| (三)纺织、服装设计论文举要 |
| (四)相关设计类着作及论文举要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的内容与创新 |
| 一、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二、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重点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与现代化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租界时期历史中的上海 |
| (一)时间的界定 |
| (二)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社会性质的界定与经济形态特征 |
| (三)租界与现代性纺织、服装工业的发展关联 |
| 二、纺织服装工业生产及现代设计的相关概念 |
| (一)动力机器与纺织服装工业化生产范围界定 |
| (二)纺织、服装机制商品、民生设计属性及现代性概念界定 |
| (三)现代纺织服装设计发展阶段界定 |
| 三、纺织、服装的“产业链”与“多元化”的销售模式 |
| (一)上海开埠前传统的手工产销业态 |
| (二)上海开埠后上海地区市场的变化 |
| (三)租界早期上海纺织商品流通渠道的多重性 |
| 四、纺织、服装生产经历的工业化变革 |
| (一)两次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 |
| (二)民族纺织工业的产生与艰难发展 |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产业链的更迭 |
| 第二节 动力机器纺织、服装的生产要素 |
| 一、上海地区纺织原料的发展变革 |
| (一)近代上海地区纺织原料的改进 |
| (二)纺织原料加工方式的变革 |
| (三)近代上海地区纺织品印染原料的演变 |
| 二、劳动者的类型与转变 |
| (一)手工劳动者与现代工人 |
| (二)外地人、本地人与外国人 |
| (三)裁缝学徒与纺织女工 |
| 三、生产组织形式和工具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 |
| (一)动力机器纺织、服装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 |
| (二)纺织、服装生产机器 |
| (三)纺织、服装机器生产工艺 |
| 四、动力机器纺织、服装的工业化范式 |
| (一)机制纺织商品种类与范式 |
| (二)机制服装商品种类与范式 |
| (三)上海家用纺织品的现代性体验 |
| (四)上海人着衣的现代性体验 |
| 第三节 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关联 |
| 一、欧风美雨之吹沫——西方文明传播的效力 |
| (一)上海的市政建设与现代化城市的影响 |
| (二)租界时期西方文化在上海的传播 |
| (三)西方审美影响下的城市新面貌 |
| 二、工业化与现代纺织、服装设计行为的发生 |
| (一)上海纺织工业的发展变迁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工厂创办简况 |
| (三)工业化条件下的纺织、服装生产 |
| 三、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一)缫丝、丝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二)棉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三)针织及棉复制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四)毛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五)动力纺织机器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四、现代化与现代纺织、服装设计行为的发生 |
| (一)东方服饰之都演绎的海上繁华梦 |
| (二)文化转型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性” |
| (三)纺织服装设计文化功能的嬗变 |
| 第二章 传输与移植:纺织、服装工业的初发萌芽 |
| 第一节 西方纺织、服装工业初入上海 |
| 一、租界的设立与上海的崛起 |
| (一)租界初立时期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 |
| (二)租界与华界的巨大差异 |
| 二、“十里洋场”与“奇技奇器” |
| (一)接触西方工业文明的起点 |
| (二)从棉布商业看上海早期的洋布市场 |
| (三)早期洋货市场的局限性 |
| 三、内外贸易与纺织商品流通的初步发展 |
| (一)上海地区棉布商业的“现代性”萌发 |
| (二)交通的发展与商品行销范围的扩大 |
| (三)从生产到消费的间接流通 |
| 四、手工纺织的停滞与动力机器纺织的孕育 |
| (一)欧洲动力机器纺织的迅猛发展与落后的中国近代科技 |
| (二)上海手工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
| (三)外资纺织工业进入上海 |
| (四)洋务运动与上海本土纺织工业的萌芽 |
| 第二节 “古法趋新”与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萌芽 |
| 一、上海地区纺织、服装的传统产销业态 |
| (一)手工纺织生产规模的演变 |
| (二)纺织、服装商品的直接流通 |
| (三)上海地区手工纺织生产设计特征的转变 |
| 二、传统手工纺织业中孕育的工业化种子 |
| (一)古代纺织科技的发展脉络及其影响 |
| (二)高度完善的手工机器和纺织工艺 |
| (三)动力纺织机器的雏形 |
| (四)“中间技术”的过渡 |
| 三、西方技术、商品转移中工业化观念的渗透 |
| (一)晚清上海传统纺织与西式纺织设计生产之差异 |
| (二)传统纺织产品与西方机器纺织产品之差异 |
| (三)伴随西方科技带来的新思想 |
| (四)技术转移与工业化观念转变 |
| 四、西方纺织生产技术变革带来的上海纺织工业革命 |
| (一)纺织生产原材料的开拓 |
| (二)纺织生产机器的更新 |
| (三)纺织生产动力的改进 |
| (四)化学染料对传统染料的超越 |
| 第三节 技术之“变” |
| 一、纺织技术体系的开放性转变 |
| (一)异质文化交流与物质层面交锋 |
| (二)中国古代纺织技术体系的非开放性特征 |
| (三)近代上海纺织科技的开放性转变 |
| 二、早期上海纺织工业中先进的纺织技术举要 |
| (一)洋商创办的缫丝工厂 |
| (二)从缫丝技术看生产方式的差异 |
| (三)上海机器织布局与新式棉纺织机器 |
| 三、“格致”与纺织生产技术的变革 |
| (一)《格致汇编》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与传播 |
| (二)《格致汇编》中的西方纺织技术 |
| (三)自上而下的自救运动与“格致”的传播 |
| 四、轻盈棉布的“现代”意味 |
| (一)以土布为代表的传统手工艺 |
| (二)以机制棉布为代表的现代机制商品 |
| (三)机制棉布的物质性与文化性 |
| (四)机制布与仿机制布:现代性的认同与模仿 |
| 第四节 渐进的科技发展与设计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一、“有识之士”对“格致”的推动作用 |
| (一)新式学堂与西学学校 |
| (二)派遣留学生 |
| (三)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建立 |
| (四)办学是传播和振兴科技的重要途径 |
| 二、“格致”与上海纺织工业萌发 |
| (一)科学技术是本土纺织工业化产生的重要基础 |
| (二)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加深是工业化萌芽的动力因 |
| (三)上海地区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趋势 |
| 三、“格致”的传播与上海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思想的萌芽 |
| (一)新旧兼容的思维模式与科学思想 |
| (二)“排斥”、“不安”与“崇尚”:上海地区社会主流群体的态度变化 |
| (三)移风易俗与文明进步 |
| 第三章 传授与效法:纺织、服装设计的因地制宜 |
| 第一节 百万人口大都市与“外资兴业时代” |
| 一、移民入迁与现代化都市的形成 |
| (一)人口变迁与社会变革 |
| (二)人口结构与社会分层 |
| (三)地缘关系与地域性社会关系构成 |
| (四)人口、文化与设计目的转变 |
| 二、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与纺织工业的发展关联 |
| (一)文人墨客眼中的现代化生活 |
| (二)西式休闲娱乐活动的传播 |
| (三)现代化都市的逐步形成 |
| 三、“外资兴业”与上海地区现代设计行为的诞生 |
| (一)工业生产与现代设计行为发生 |
| (二)工业化精神的影响与设计观念的转变 |
| (三)新材料的引进与设计条件的变革 |
| 第二节 “仿行西法”与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雏形 |
| 一、上海纺织行业产销业态的突破和变革 |
| (一)外资纺织企业的示范作用 |
| (二)“条约”对本土棉纺织工业的积极影响 |
| (三)国家政策的推行对上海纺织工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二、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起步 |
| (一)内外因共同作用下的民族纺织工业起步 |
| (二)“易服运动”与本土机制服装业的起步 |
| (三)本土纺织、服装机器制造产业的起步 |
| (四)动力机器的重要作用 |
| 三、新旧交替之间呈现的早期纺织、服装设计工业化特征 |
| (一)民族纺织、服装工业诞生的根源 |
| (二)“平等”、“享乐”与“现代性”的本土设计师 |
| (三)纺织、服装工业起步阶段的设计特征 |
| 第三节 技术之“践” |
| 一、新型纺织技术的实践 |
| (一)动力缫、纺技术的实践 |
| (二)动力织造技术的实践 |
| (三)动力机器印花、染整技术的实践 |
| 二、西方纺织技术的本土化适应过程 |
| (一)民族缫丝、轧花机器制造专业的先行发展 |
| (二)纺织工业发展影响下的民族棉纺织、针织机器制造业 |
| (三)丝绸工业的兴起和丝织机器的仿制与改良 |
| (四)仿制、改造的能力与本土化的适应过程 |
| 三、轻薄夏衣:产品设计的拓宽与生活方式的改良 |
| (一)纺织产品的拓宽 |
| (二)面料出新及剪裁进步推动下的服装及纺织产品拓宽 |
| (三)轻薄夏衣与衣着方式的改良 |
| 第四节 工业化冲击下的上海纺织设计的继替与突破 |
| 一、西方科学技术对近代上海纺织技术的影响 |
| (一)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对外传播 |
| (二)中国古代手工纺织机器与西方动力纺织机器的比较 |
| (三)科技流通对上海纺织技术发展的重要影响 |
| 二、西方纺织机器的传入与传统纺织、服装生产的巨大变革 |
| (一)纺织原料与机器材质选择的突破 |
| (二)操作方式的变化 |
| (三)缝纫机和现代服装手工业改良 |
| (四)机制织物令手工织物逐渐成为文化遗存 |
| 三、设计的“焦点”效应与现代设计思想的初践 |
| (一)机制织物和西式服装的“焦点”效应 |
| (二)租界内外服装工业化的区别与设计的联系 |
| (三)工业化生产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化动因 |
| (四)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思想的初期实践 |
| 第四章 变革与惟新:纺织、服装设计的推陈出新 |
| 第一节 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进程中的进退消长 |
| 一、民国时期民族纺织工业的大规模兴起 |
| (一)华商纺织企业繁荣发展 |
| (二)纺织品销售的变革 |
| (三)“大上海”计划与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黄金时代 |
| 二、民族品牌与博览会 |
| (一)世界博览会与纺织、服装品牌的国际传播 |
| (二)民族主义推动下展开的全国展览会 |
| (三)对民族固有样式的突破与国家形象的呈现 |
| 三、战争是近代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发展的分水岭 |
| (一)“孤岛时代”纺织、服装工业的式微 |
| (二)“孤岛”时期纺织、服装产业的畸形发展 |
| (三)绝望的抗争:民族纺织、服装企业在压迫中前进 |
| 第二节 民族纺织、服装工业发展的差异性、趋向性与地域性比较 |
| 一、上海地区参差不齐的纺织行业衍变过程 |
| (一)非同步性的纺织行业发展 |
| (二)以棉纺织业为首的行业结构 |
| (三)纺织企业集团化的发展趋向 |
| 二、不同地区纺织工业化的先后及纺织工业基地的形成 |
| (一)上海开众多纺织行业之先河 |
| (二)江浙地区纺织设计生产的继承与发展 |
| (三)租界时期纺织工业分布区域的迁移 |
| 三、近代上海地区服装与纺织行业衍变的比较 |
| (一)纺织、服装行业内产销模式的差异性 |
| (二)对动力机器的依赖性造成的行业衍变差异 |
| (三)“量身定制”、“特异独行”与阶级象征性造成的服装行业衍变 |
| 第三节 技术之“革” |
| 一、传统织物基础上的突破性技术创新 |
| (一)纺织机器的技术创新与民族机器纺织商品的新特征 |
| (二)对舶来织物质感的仿效 |
| (三)基于传统丝织物基础上的技术与产品创新 |
| 二、廉价材料转化为美:人造丝的混织与印染应用 |
| (一)人造丝的诞生和混织应用 |
| (二)人造丝与近代上海丝织品种的拓宽 |
| (三)进口动力织机与混纺机织物 |
| (四)“化学反应”中的技术革新 |
| 三、技术的变革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性” |
| (一)现代化纺织产品设计的变革 |
| (二)泳装与上海新运动时尚 |
| (三)构建现代生活的新面貌与对地区形象的重新塑造 |
| 第四节 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民族意识觉醒 |
| 一、外资纺织、服装企业的垄断和压迫 |
| (一)上海地区外资棉纺织工厂的发展与垄断 |
| (二)日商纺织集团掀起的在华纺织事业高潮 |
| (三)进口毛纺织商品和外资毛纺织工厂的垄断和压迫 |
| (四)压迫之下掀起的国货运动与民族认同 |
| 二、国货运动对本土纺织、服装工业发展的推动力 |
| (一)国货运动与“民族认同” |
| (二)《国货样本》与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现代化 |
| (三)《国货样本》与国货认识 |
| (四)纺织、服装构建的设计身份认同 |
| 三、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构建的物质文化与价值导向 |
| (一)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上海物质文化构建 |
| (二)社会阶层文化差异下纺织、服装的物质文化表现 |
| (三)民国中期的时装展演:现代性物质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 |
| 第五章 融合与变迁:双轮驱动下的上海纺织、服装设计 |
| 第一节 上海是中国近代纺织、服装设计的大本营 |
| 一、纺织、服装行业是现代设计行为发生的河床 |
| (一)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的现代设计定义与定位 |
| (二)现代设计区别于传统设计的重要特征 |
| (三)现代美术思想与现代设计观念的产生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教育产业 |
| (一)租界时期上海的设计机构、教育机构和学术科研团体 |
| (二)纺织教育与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 |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着作的诞生与发展 |
| 第二节 租界时期上海纺织设计的“革旧鼎新” |
| 一、实践的智慧:纺织机器的本土化改良与设计创新 |
| (一)租界时期上海纺织生产工具设计的发展历程 |
| (二)纺织机器的仿造、改良与创新 |
| (三)上海纺织机器设计的工业化特征 |
| 二、多元化的纺织图案设计创新 |
| (一)纺织图案设计的引进和图案设计专业的建立 |
| (二)中西绘画差异与纺织图案设计风格转变 |
| (三)纺织图案设计是构建艺术与制造之间的桥梁 |
| 三、纺织产品设计及品牌意识的觉醒 |
| (一)纺织产品的开拓创新与民族纺织品的商标设计 |
| (二)纺织品广告设计与传播、消费关联 |
| (三)地缘文化影响下的现代纺织设计 |
| 第三节 “服色时易”与近代上海服装设计的发展变迁 |
| 一、服装设计与上海“文化地图”中的服饰文化识别 |
| (一)一个时代的“影像” |
| (二)“变化多端”的设计形式 |
| (三)现代服装设计是文化结构变化的先锋 |
| 二、本土服装设计的变化与突破 |
| (一)西方文化影响下服装形制的变化 |
| (二)侨民着装影响下的搭配方式变革 |
| (三)真正的童装:本土儿童服装设计的诞生 |
| 三、时尚意识与社会追求:“迥异”的男、女服装设计趋向 |
| (一)保暖、礼仪和身份识别:服装功能的演进 |
| (二)差别化与多样化:租界时期上海地区服装设计的工业特征 |
| (三)改良旗袍与中山装:两种设计经典的物化呈现 |
| 第四节 、文明转型与纺织、服装设计的互动趋向 |
| 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蜕变与现代设计的体现 |
| (一)文明的教化与民俗的改变 |
| (二)西式婚礼服:民俗改良在服装设计中的体现 |
| (三)纺织、服装广告对现代化生活方式构建的影响 |
| 二、租界时期上海消费文化与设计的现代性 |
| (一)西方侨民消费方式的影响与百货公司对新式消费的建立 |
| (二)阶层的分化与品味的培养:上海消费文化的改变 |
| (三)设计的现代性与审美的现代性 |
| 三、“人”的现代性与设计的现代性 |
| (一)源自设计、生产与消费环节的“人” |
| (二)设计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文化关联 |
| (三)上海都市文化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
| 结论 |
| 第一节 上海现代纺织、服装设计的特点与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变革与现代设计行为的诞生与发展的关系以及深层原因 |
| 第三节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对现代设计的启迪 |
| 一、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现代纺织、服装设计对当代设计的启示 |
| 二、在异质文化交流中再获新生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5）《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及其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及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体例 |
| 第1章 殖民时期《资本论》的考察及其相关翻译 |
| 1.1 《资本论》在韩国的早期传播 |
| 1.1.1 1920 年代殖民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其翻译 |
| 1.1.2 《资本论》在韩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局限性 |
| 1.2 马克思经济学着作的早期翻译 |
| 1.2.1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与唯物史观 |
| 1.2.2 《赁金劳动与资本》与日本要素 |
| 第2章 解放时局时期《资本论》的考证及其后续 |
| 2.1 解放时局时期《资本论》韩文第一版的考证 |
| 2.1.1 七则关于《资本论》出版的信息:国家中央图书馆 |
| 2.1.2 寻找解放时局时期的《资本论》:首尔大学图书馆 |
| 2.2 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复兴及其沉寂 |
| 2.2.1 1940 年代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复兴及《资本论》韩文版的还原 |
| 2.2.2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资本论》及韩国马克思主义的沉寂 |
| 第3章 两种《资本论》韩文翻译的文本比照及其评述 |
| 3.1 两种《资本论》韩文翻译的文本对照 |
| 3.1.1 《资本论》“序、跋”的语句翻译比较 |
| 3.1.2 《资本论》“第一章、商品”的概念翻译对照 |
| 本节小结 |
| 3.2 对金秀行与姜信俊的学术评述 |
| 3.2.1 金秀行的《资本论》大众化与经济危机理论 |
| 3.2.2 姜信俊对《资本》的再建构与工联运动研究 |
| 本节小结 |
| 第4章 韩国《资本论》现状及韩国马克思主义新动态 |
| 4.1 韩国《资本论》现状及其新动态 |
| 4.1.1 三卷本《资本论》的出现 |
| 4.1.2 《资本论》翻译在韩国的最新动态 |
| 本节小结 |
| 4.2 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复兴及其新动态 |
| 4.2.1 1980 年代“正统期”与马克思主义大讨论 |
| 4.2.2 1990 年代“徘徊期”与韩国的进步阵营 |
| 4.2.3 2000 年代“开放期”与韩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动态 |
| 本节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一、作者简介 |
| 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6）知识转型视角下高校教师科研合作状况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三)核心概念 |
| 1.高校教师科研合作 |
| 2.知识转型 |
| (四)文献综述 |
| 1.关于高校教师科研合作的研究 |
| 2.关于知识转型的研究 |
| 3.关于知识转型与高校教师科研合作关系的研究 |
| 4.研究现状述评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内容 |
| 二、知识转型视角下的高校教师科研合作 |
| (一)当前知识转型的理论与特征 |
| 1.当前的知识转型 |
| 2.知识转型的主要理论 |
| 3.知识转型的主要特征 |
| (二)知识转型与高校教师科研合作之间的逻辑关系 |
| 1.知识生产语境随知识转型从“纯学术”转向“多应用” |
| 2.高校教师的知识生产从“单一学科”走向“多元合作” |
| (三)传统意义上高校教师科研合作面临巨大挑战 |
| 1.边界范畴由“学科内合作”转向“跨学科协同” |
| 2.问题语境由“个人追求”转向“社会需求” |
| 3.合作主体由“单一、同质”转向“多元、异质” |
| 4.价值选择由“知识真理”转向“社会责任” |
| 5.成果评价标准由“单一学界认可”转向“多元主体价值” |
| (四)本章小结 |
| 三、高校教师科研合作现状的实证研究 |
| (一)基于抽样调查的高校教师科研合作现状研究 |
| 1.问卷设计 |
| 2.问卷发放与回收 |
| 3.问卷结果分析 |
| (二)基于文献计量的高校教师学术论文合着研究 |
| 1.研究设计 |
| 2.实施过程 |
| 3.研究结果分析 |
| (三)实证研究小结 |
| 1.高校教师能充分理解并主动参与科研合作 |
| 2.高校教师科研合作仍处于“学科语境”范式之下 |
| 四、知识转型下高校教师科研合作中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高校教师科研合作中的现存问题 |
| 1.合作动机仍以“学术导向”为主 |
| 2.合作形式仍以“单一、同质”为主 |
| 3.合作成果仍以“指标量化”为主 |
| (二)阻碍高校教师有效科研合作的因素分析 |
| 1.不同学科的“求真”差异制约合作的有效建立 |
| 2.学术研究的“求稳”思维催生形式化科研合作 |
| 3.评价制度的“求量”倾向盲目强调成果的数量 |
| 五、知识转型下有效促进高校教师科研合作的建议 |
| (一)更新高校教师科研合作的学科观念 |
| 1.形成“互相理解”心态 |
| 2.树立“合作共赢”思维 |
| (二)塑造利于科研合作的学术研究环境 |
| 1.营造“多元主体”互相信任的科研合作氛围 |
| 2.搭建“社会服务”导向的科研合作交流平台 |
| (三)完善突出实质贡献的科研评价制度 |
| 1.建立突出实质贡献与服务能力的学术评价制度 |
| 2.实施尊重不同学科间差异的成果分类评价标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7）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研究 ——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现有成果的简要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法团主义概述 |
| 第一节 法团主义理论简介 |
| 一、理论内涵和基本特征 |
| 二、基本分类与政治表现 |
| 第二节 法团主义模式下国家与社会的角色定位 |
| 一、国家的角色:潜在自主性的积极国家 |
| 二、社会的角色:组织化、层级化与协调化的有机社会 |
| 三、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机制:目的、中介与双向过程 |
| 第三节 作为国家法团主义成功案例的新加坡 |
| 一、新加坡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奇迹 |
| 二、新加坡奇迹的重要成功经验:国家法团主义模式 |
| 第二章 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缘起——国家与社会的问题交织 |
| 第一节 国家问题:实现自治、新马合并与独立建国 |
| 一、实现自治:英国殖民者主导下的多党政治 |
| 二、新马合并:人民行动党的分裂与重组 |
| 三、独立建国:内忧外患的生存环境 |
| 第二节 社会问题:种族冲突、工会运动与社会民生 |
| 一、种族冲突:华族与马来族之间的种族摩擦 |
| 二、工会运动: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
| 三、社会民生:亟待改善的生活条件 |
| 第三节 问题交织下的政治抉择——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兴起 |
| 一、问题交织:国家生存与社会秩序紧密关联 |
| 二、民主抉择: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的确立 |
| 三、政治发展抉择: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形成 |
| 第三章 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展开——国家对社会的制度整合 |
| 第一节 全国职工总会与三方协调组织 |
| 一、全国职工总会:全国工会的唯一合法代表 |
| 二、全国工资理事会:劳资政三方之下的工资协商组织 |
| 三、国家生产力组织:劳资政三方之下的生产力运动 |
| 第二节 人民协会与基层管理组织 |
| 一、人民协会:基层组织的管理中心 |
| 二、居民委员会:社区管理的基本单位 |
| 三、民众联络所:社会团结的促进场所 |
| 四、公民咨询委员会:选区竞选的辅助机构 |
| 第四章 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展开——社会对国家的政策支持 |
| 第一节 工资政策要求与福利政策回馈 |
| 一、工资节制的政策要求:灵活务实的加薪指导 |
| 二、劳工福利的政策回馈:职总、雇主与政府的联合补偿 |
| 第二节 政策共识的实现与种族融合政策的实施 |
| 一、国家政策共识的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政策互动 |
| 二、种族融合政策的实施:不同族群之间的平等互动 |
| 第五章 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解析——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念与机制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念指导 |
| 一、政治秩序理念:营造稳定的发展环境 |
| 二、合作共赢理念:确立共同的发展目标 |
| 三、国家至上理念:应对存在和可能的发展危机 |
|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机制保障 |
| 一、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机制 |
| 二、实现共赢的合作机制 |
| 三、国家危机的动员机制 |
| 第六章 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意义与启示 |
| 第一节 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意义 |
| 一、政治发展意义:从托管式民主到协商民主的过渡 |
| 二、经济建设意义:以劳资政合作助力经济转型 |
| 三、社会和谐意义:从社会分裂到社会整合的跨越 |
| 第二节 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启示 |
| 一、政治发展启示:共识先于冲突的民主化道路 |
| 二、经济建设启示: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互补的发展方式 |
| 三、社会动员启示:政府主导的多元社会动员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传统公共外交研究 |
| (二)新公共外交研究 |
|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比较研究法 |
| (三)跨学科研究法 |
| (四)案例分析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方面 |
| (二)不足方面 |
| 第一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内涵拓展 |
| 1.1 中国共产党公共外交的历史经验 |
| 1.1.1 依靠人民力量,支持世界革命(1921年——1949年) |
| 1.1.2 凸显意识色彩,提升国际地位(1949年——1978年) |
| 1.1.3 超越意识形态,促进经济发展(1978年——1989年) |
| 1.1.4 缓解冷战余波,塑造国家形象(1989年——2001年) |
| 1.1.5 提升战略高度,增强国家软实力(2001年——2012年) |
| 1.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理论 |
| 1.2.1 公共外交的动因与制约因素 |
| 1.2.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概念与内涵拓展 |
| 1.2.3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概念辨析 |
| 1.3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背景 |
| 1.3.1 中国崛起的复兴之势 |
| 1.3.2 再全球化的世界之势 |
| 1.3.3 公共外交的再造之势 |
| 1.4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维度 |
| 1.4.1 超越理论的维度 |
| 1.4.2 超越实践的维度 |
| 1.4.3 超越价值的维度 |
| 1.5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结构体系 |
| 1.5.1 主体多元化 |
| 1.5.2 对象双重化 |
| 1.5.3 方式对等化 |
| 1.5.4 目标共享化 |
| 1.6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形态 |
| 1.6.1 时空形态 |
| 1.6.2 理论形态 |
| 1.6.3 制度形态 |
| 1.6.4 价值形态 |
| 1.7 小结 |
| 第二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来源 |
| 2.1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 |
| 2.1.1 交往的理论性 |
| 2.1.2 交往的物质性 |
| 2.1.3 交往的发展性 |
| 2.2 中国传统公共外交思想 |
| 2.2.1 中国传统公共外交思想的核心 |
| 2.2.2 中国传统公共外交思想的超越 |
| 2.3 治理理论 |
| 2.3.1 追求全球公共利益 |
| 2.3.2 追求全球民主治理 |
| 2.3.3 追求全球公共责任 |
| 2.4 软实力理论 |
| 2.4.1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 |
| 2.4.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与软实力 |
| 2.5 国家形象理论 |
| 2.5.1 国家形象理论的研究路径 |
| 2.5.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 |
| 2.6 小结 |
| 第三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具体实践 |
| 3.1 中国梦与世界梦 |
| 3.1.1 中国梦实现中国公共外交的再造 |
| 3.1.2 中国梦凝聚中国复兴的国内共识 |
| 3.1.3 中国梦凝聚中国复兴的世界共识 |
| 3.2 新型国际关系 |
| 3.2.1 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
| 3.2.2 亲、诚、惠、容的周边国家关系 |
| 3.2.3 以正确义利观引领发展中国家关系 |
| 3.3 人类命运共同体 |
| 3.3.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体系 |
| 3.3.2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 |
| 3.3.3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超越 |
| 3.4 “一带一路”战略 |
| 3.4.1 “一带一路”战略的中国意义 |
| 3.4.2 “一带一路”战略的世界意义 |
| 3.5 生命共同体 |
| 3.5.1 生命共同体的中国超越 |
| 3.5.2 生命共同体的世界超越 |
| 3.5.3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自我超越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4.1 全球治理的“内卷化” |
| 4.1.1 传统霸权与帝国思维 |
| 4.1.2 二战后冷战思维的延续 |
| 4.1.3 传统西方中心论的单线历史思维 |
| 4.2 新战略机遇期与结构性压力 |
| 4.2.1 自主发展的中国新战略机遇期 |
| 4.2.2 机遇背后的结构性压力 |
| 4.3 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叠加效应” |
| 4.3.1 公共外交理念对外传播的体系不健全 |
| 4.3.2 公共外交理念指导实践的能力不足 |
| 4.3.3 公共外交理念发展的服务保障不到位 |
| 4.4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方法论”与身份悖论 |
| 4.4.1 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强国的身份悖论 |
| 4.4.2 “中国之中国”与“世界之中国”的身份悖论 |
| 4.4.3 世俗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身份悖论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经验与公共外交的中国策略 |
| 5.1 公共外交实践的国际经验 |
| 5.1.1 美国公共外交实践与经验 |
| 5.1.2 日本公共外交实践与经验 |
| 5.1.3 欧洲国家公共外交实践与经验 |
| 5.2 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的策略选择 |
| 5.2.1 学术话语体系的理论建构 |
| 5.2.2 制度运行体系的战略建构 |
| 5.2.3 文明对话体系的共识建构 |
| 5.2.4 机制交流体系的实践建构 |
| 5.3 小结 |
| 结语 |
| 一、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中国公共外交 |
| 二、公共外交的自我超越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一)提出问题 |
| (二)思维历程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阶级分析法与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研究述评 |
| (二)传统——现代理论范式与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转型研究述评 |
| (三)国家——社会理论范式与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研究述评 |
| (四)新制度经济学与农业中国的集体产权研究评述 |
| 三、思路方法 |
| (一)研究旨趣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第1章 黄土地上的社会生产力 |
| 1.1 地理环境与生产力的关系 |
| 1.1.1 地理环境特性决定生产力发展状况 |
| 1.1.2 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初期起决定性作用 |
| 1.1.3 地理环境特性的“蝴蝶效应” |
| 1.2 地理环境特性与农业革命 |
| 1.2.1 原始社会的“丰裕生活”走向资源稀缺 |
| 1.2.2 物种特性产生不同社会组织制度 |
| 1.3 黄土环境与黄土文明新论 |
| 1.3.1 黄土文明而非黄河文明 |
| 1.3.2 黄土分布于华夏文明核心区 |
| 1.3.3 黄土成因决定中国农业社会的起源 |
| 1.4 黄土土壤与定居式旱作农业 |
| 1.4.1 黄土土壤特性产生旱作农业 |
| 1.4.2 旱作农业产生轮耕制 |
| 1.4.3 旱作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中国特色的上层建筑 |
| 1.5 农业生产工具与驱动动力 |
| 1.5.1 农业生产工具的自然和人为局限 |
| 1.5.2 青铜很少用做农业生产工具 |
| 1.5.3 驱动动力长期以自然力为主 |
| 小结 |
| 第2章 以分配为中心环节的生产关系 |
| 2.1 相关核心概念新解 |
| 2.1.1 作为前提性存在的生产 |
| 2.1.2 以权威为媒介的等级性分配 |
| 2.1.3 遵循价值规律的交换 |
| 2.1.4 以分配关系为基础的集体权威 |
| 2.2 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新解 |
| 2.2.1 交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中心环节 |
| 2.2.2 分配是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中心环节 |
| 2.2.3 交换和分配并重是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 |
| 2.3 传统农业中国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 |
| 2.3.1 西方交换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
| 2.3.2 传统中国分配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
| 2.3.3 对若干重要问题的反思 |
| 小结 |
| 第3章 受限制的交换关系 |
| 3.1 交换关系的生产力限制 |
| 3.1.1 西方社会交换关系存在天然优势 |
| 3.1.2 传统中国交换关系存在天然局限 |
| 3.1.3 运输成本对交换关系影响深远 |
| 3.2 政治统治主导下的社会分工与交换 |
| 3.2.1 政治需求产生分配的社会分工 |
| 3.2.2 政治需求导致青铜业与农业分离 |
| 3.2.3 制陶业与农业关系复杂 |
| 3.2.4 纺织业与农业结合产生自然经济 |
| 3.3 官商关系新论 |
| 3.3.1 “商人”自起源就出身低贱 |
| 3.3.2 战国以后抑商成为基本国策 |
| 3.3.3 商人无取得政权之可能 |
| 3.3.4 官营工商业排挤私营工商业 |
| 小结 |
| 第4章 农耕生产方式和军事制度合成的集体社会 |
| 4.1 农耕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性 |
| 4.1.1 战争起源于社会生产方式 |
| 4.1.2 农耕生产方式扩张与防御 |
| 4.1.3 农耕生产方式要求政治统一 |
| 4.2 农耕生产方式的对内收敛性 |
| 4.2.1 农耕生产方式对内排斥军事暴力 |
| 4.2.2 农耕生产方式天然地存在内部离心力 |
| 4.3 农耕生产方式与军事组织的契合 |
| 4.3.1 契合于资源稀缺性 |
| 4.3.2 契合于集中分配的管理方式 |
| 4.3.3 契合于集体权威 |
| 4.4 集体社会的形成 |
| 4.4.1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前提 |
| 4.4.2 最大的集体单位是天下(国家) |
| 4.4.3 最小的集体单位是个体家庭 |
| 小结 |
| 第5章 伦理和权威的家国同构 |
| 5.1 西方社会的家国异构论 |
| 5.1.1 亚里士多德:家务管理异于城邦政治 |
| 5.1.2 梅因:地域国家取代血缘政治 |
| 5.1.3 摩尔根:血缘人身关系的古代社会与地域财产的政治国家 |
| 5.1.4 恩格斯:血缘亲属与阶级国家 |
| 5.2 传统中国的家国同构论 |
| 5.2.1 西方思想家:伦理道德与家父权力的家国同构 |
| 5.2.2 日本学者:秩序的家国同构 |
| 5.2.3 中国学者:宗法的家国同构 |
| 5.2.4 梁漱溟:伦理的家国同构 |
| 5.3 对家国异构论与同构论的再思考 |
| 5.3.1 西方社会家国异构的质疑 |
| 5.3.2 传统中国家国同构论的缺陷 |
| 小结 |
| 结论 |
| (一)传统农业中国是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集体社会 |
| (二)传统中国集体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以分配关系为中心 |
| (三)传统农业中国具有多重社会底色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一)技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概念 |
| (二)制定综合性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是21世纪国际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 |
| (三)以职业教育为主体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 |
| (四)21世纪英国持续从国家战略高度推动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变革 |
| 二、研究问题溯源和阐释 |
| (一)研究问题的历史逻辑 |
| (二)研究问题提出 |
| (三)研究问题分解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关于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发展历程和趋势的研究 |
| (二)关于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特征的研究 |
| (三)关于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现状和问题的研究 |
| (四)关于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 |
| (五)总结与评价 |
| 四、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研究思路和框架设计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一)英国的技能人才 |
| (二)英国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 |
| (三)英国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与职业教育的关系 |
| (四)英国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与资格框架 |
| (五)英国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 |
| 二、研究分析框架的选择和构建 |
| (一)教育政策现象—本质分析框架的构建 |
| (二)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政策现象分析框架 |
| (三)基于价值、利益、权力的政策本质分析框架 |
| (四)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现象—本质分析框架 |
| (五)政策评估框架的选择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访谈法 |
| (三)因素分析法 |
| 四、研究对象和内容 |
| (一)研究对象范畴 |
| (二)研究阶段划分 |
| (三)研究内容结构 |
| 五、研究难点和局限性 |
| (一)研究难点 |
| (二)研究局限性 |
| 第二章 布莱尔政府以《21 世纪的技能》为核心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2001-2007) |
| 一、布莱尔政府以《21世纪的技能》为核心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生成过程 |
| (一)问题源流:生产力提升亟需解决存在多年的“低技能均衡”问题 |
| (二)政治源流:新工党“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投资型福利制度 |
| (三)政策源流:教育优先战略及研究者对于高技能经济发展模式的倡导 |
| (四)政策之窗:以第三条道路执政思想为主的多种因素促进了《21世纪的技能》战略的产生 |
| 二、布莱尔政府以《21世纪的技能》为核心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特征 |
| (一)价值选择:生产力提升和社会包容导向的全面提升人口的技能水平 |
| (二)利益分配:构建终身学习导向、覆盖全民的技能培训体系 |
| (三)权力运作:基于明确权责的合作治理 |
| 三、布莱尔政府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实施成效及影响 |
| (一)生产力提升导向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取得显着成效 |
| (二)确立了终身学习导向、需求驱动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发展方向 |
| (三)确立了合作性、参与性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治理框架 |
| 第三章 布朗政府以《世界一流技能》为核心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2007-2010) |
| 一、布朗政府以《世界一流技能》为核心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生成过程 |
| (一)问题源流:金融危机引发的低技能人口失业问题 |
| (二)政治源流:偏向社会公平的“第三条道路” |
| (三)政策源流:《里奇技能报告》及公平和文化建构导向的经济社会政策 |
| (四)政策之窗:《里奇技能报告》的建议促进了《世界一流技能》战略的产生 |
| 二、布朗政府以《世界一流技能》为核心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特征 |
| (一)价值选择:偏向社会公平的培训质量和层次提升 |
| (二)利益分配:更加关注重点领域及弱势群体的培训 |
| (三)权力运作:通过技能承诺实现雇主、个人和政府之间的责任共担 |
| 三、布朗政府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实施成效及影响 |
| (一)建构“世界一流技能”基础目标产生了深远影响 |
| (二)以文化为核心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变革具有一定创新性 |
| (三)行业企业参与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治理的制度设计产生良好效果 |
| 第四章 卡梅伦政府以《可持续增长技能战略》为核心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2010-2016) |
| 一、卡梅伦政府以《可持续增长技能战略》为核心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生成过程 |
| (一)问题源流:金融危机背景下严重的技能短缺及失业问题 |
| (二)政治源流:大社会理念对于自由、公民责任和分权的追求 |
| (三)政策源流:《沃尔夫报告》和《理查德报告》的公布 |
| (四)政策之窗:经济复苏战略促进《可持续增长技能战略》的产生 |
| 二、卡梅伦政府以《可持续增长技能战略》为核心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特征 |
| (一)价值选择:基于公平的质量和自由 |
| (二)利益分配:全面关照和重点领域相结合 |
| (三)权力运作:基于自由、分权和质量的责任共担 |
| 三、卡梅伦政府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实施成效及影响 |
| (一)增加学徒制规模、提高学徒制层次取得积极成效 |
| (二)进一步强化了需求驱动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 |
| (三)形成更加明确的行业企业参与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机制 |
| 第五章 特蕾莎?梅政府以《16 岁后技能计划》为核心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2016—2018) |
| 一、特蕾莎·梅政府以《16岁后技能计划》为核心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生成过程 |
| (一)问题源流:国民劳动生产率低、技能基础薄弱 |
| (二)政治源流:由脱欧带来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
| (三)政策源流:《技术教育独立小组报告》等咨询报告的发布 |
| (四)政策之窗:再工业化经济政策促进了“重建技术教育”改革的推行 |
| 二、特蕾莎·梅政府以《16岁后技能计划》为核心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特征 |
| (一)价值选择: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目标的高质量技术教育 |
| (二)利益分配:建构与学术教育均等认可的技术教育体系 |
| (三)权力运作:以雇主为核心的强有力合作关系 |
| 三、特蕾莎·梅政府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实施成效及影响 |
| (一)培养高层次技术人才成为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的核心目标 |
| (二)建构起从低级到高级的完整学徒制体系框架 |
| (三)从法律上确立了企业在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中的责任并取得成效 |
| 第六章 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总体评析 |
| 一、政策轨迹:从渐进主义的路径依赖到政策范式的变革 |
| (一)21 世纪初到2015 年: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渐进主义变迁 |
| (二)2016 年以来:精英主义导向的技术教育改革实现了政策范式转换 |
| (三)未来走向——通过重建技术教育体系解决职业教育弱势的问题 |
| 二、政策特征:努力实现基于大职业教育观的、经济社会发展驱动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变革 |
| (一)价值选择:把技能人才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核心杠杆 |
| (二)利益分配:构建终身学习、服务全民、需求驱动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 |
| (三)权力运作:追求政府调控、企业主导、机构自主与个人选择的平衡 |
| 三、政策成效:经济社会成效明显,但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
| (一)获得职业资格及学徒制人数持续增长,但技能供需不匹配明显 |
| (二)技能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对生产力增长发挥持续促进作用,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
| (三)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显着促进了就业率的提升和失业率的降低 |
| 四、政策动因:对于21世纪英国为什么持续从国家战略高度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的回答 |
| (一)问题源流:英国21世纪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是应对经济社会压力、实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愿景的主动选择 |
| (二)政策源流:英国21世纪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是对自由主义传统的超越及国际政策学习的结晶 |
| (三)政治源流:英国21世纪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是执政政府积极推动的结果 |
| 结语 借鉴与启示 |
| 一、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是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 |
| 二、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是终身化、全民性、层次完整性的人才培养制度安排 |
| 三、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应采取利益相关者特别是行业企业广泛参与的治理机制 |
| 四、现代学徒制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的一种有效形式 |
| 中文参考文献 |
| 英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着 |
| 后记 |
四、公共组织生产力的增长(英文)（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D]. 张剑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金融类学术文本汉译实践报告 ——以《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为例[D]. 熊聪颖.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海外青年科学家回国对科研产出的影响研究 ——基于CEM-DID模型的实证分析[D]. 刘玮辰.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9)
- [4]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D]. 鞠斐.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5]《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及其传播研究[D]. 洪涛. 吉林大学, 2020(08)
- [6]知识转型视角下高校教师科研合作状况的实证研究[D]. 龚宇辉.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0)
- [7]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研究 ——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视角[D]. 张天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8]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研究[D]. 张燕. 兰州大学, 2020(01)
- [9]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D]. 王松磊. 山西大学, 2019(02)
- [10]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研究[D]. 李玉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