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化史观对中国史学转型的促进和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庾向芳[1]（2021）在《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文中指出民国时期清史学,体现了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下转型期中国史学的特征,其中清史的书写,呈现出官修史书与私家撰述并进,纪传体、编年体与章节体等编纂方式共存,天命史观、进化论史观、唯物史观等多种历史观交相辉映的错综复杂的图景,成为民国时期清史着述最显着的特点。由此民国清史学以其鲜明的转型期史学的特征,成为中国新旧史学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线。
杨艳秋[2]（2021）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史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作为解释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一种理论范式,对历史学有着重要意义。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百年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中国化过程,也是中国历史研究与之互动的过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即已影响中国史学发展进程,
廖珍珍[3]（2021）在《20世纪三十年代罗元鲲的历史教科书编撰活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与史学新旧转型的要求下,编撰新式历史教科书以培养新式国民成为时代急务。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经历了一个从翻译域外教科书到改编再到独立编写的过程,逐步实现近代化和本土化。罗元鲲在20世纪三十年代编纂出版了三部历史教科书,涉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近代史与中国通史诸领域。《史学概要》是一部史学通论性质的授课讲稿,既对中西、新旧史学有所介绍与区分,又论述了史学理论与方法,而后者是主要的。《中国近百年史》编撰起自乾隆朝晚期至1933年《塘沽协定》的签订止,尽量清晰完整地展现了近代社会事变的历程。《高中本国史》出版于1934年,将远古到20世纪三十年代“新生活运动”时期的历史叙述详明。三部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体例都是章节体,并对史学史与历史发展进程进行阶段性划分,脉络清晰。罗元鲲的教科书,以民族史、政治史与外交史为叙事重点。他通过勾勒我国多源民族经过长期的同化、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来建构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在政治史方面,罗氏尤重历代治乱兴衰与政治改革的得失,以为其时社会改革之资鉴。他还着力梳理我国古代的中西交通与近代的外交失败过程,加深国民对世界形势与中国国际地位的了解。虽然侧重不同,但都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思想,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经世致用,体现了“君史”与“民史”的调和。罗元鲲还广泛运用比较研究法,对比事物的异同,凸显其本质。在论述过程中,秉持“切戒偏激”的史论原则,反映了他对于史德的理解。罗元鲲的三部历史教科书涉及范围广、包含的内容庞大,对其教科书的编纂活动进行研究,有利于丰富对近代史学史的认识。
张晓鹏[4]（2021）在《“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文中研究说明“替曹操翻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双重刺激下产生的一场历史人物评价运动。因此,这一运动蕴含着复杂的学术内涵和微妙的政治意蕴。对于作为政治事件的“替曹操翻案”,学者和舆论抱有极大的兴趣,而对作为学术、思想事件的“曹操论战”,关注者却寥寥无几。事实上,“曹操论战”或包涵、或体现着1949年后一系列重要历史观念的变迁。对于这些观念转折及其影响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展开。论战的动机与过程,是首先要搞清楚的内容。郭沫若通过创作历史剧《蔡文姬》等方式发起“替曹操翻案”,并非仅仅是个人志趣的表达,而是存在着现实的考量。所谓“总理的提示”确有其事,但似乎是出于无意间,既非命令,也非政治任务。毛泽东虽确曾与郭沫若直接讨论过曹操,但他的“提示”更多的是“暗示”而非“明示”。1957—1958年间,毛泽东数次在公开场合评论曹操,这一举动为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郭沫若意会,论战的发生便带有了二人“唱和”的意味。相较之下,探寻曹操论战的学术背景显得更有意义。论战的发生顺应了近代以来“替曹操翻案”的潮流,并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众多热点问题交叉在一起。同时,经历了 1958年“史学革命”的学术界,有识之士将重新评价曹操作为打破沉闷学术空气的突破口,论战的发生提供了契机。论战发生后,争论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曹操能否超越阶级,推动历史进步”。在实际争论中,对曹操的评价及具体问题的讨论难以做到非此即彼,俨然一片混战,但大多学者都从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曹操的历史作用。在清理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以思想史的视角对“曹操论战”进行重新审视。概括地说,“曹操论战”从价值、立场与方法三个层面与1949年后历史理论的嬗变发生关联。从价值的角度看,论战首先冲击的是传统的儒家伦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其影响之下,传统史学承担着社会教化的功能。因此,传统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将价值判断置于事实判断之上。无论是从“正统史观”还是曹操个人道德的角度出发,曹操早已成为传统史学否定的对象。晚清近代以来历史进步观念的兴起,对传统史学以道德为本位的评价方式产生了冲击。社会进化论和唯物史观是历史进步观在近代中国前后相续的两种存在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成为主流历史观念。在“曹操论战中”,鲜明地呈现了历史评价的标准,由以政治伦理和个人道德为本位的“道德评价”,向以历史功绩为本位的“事功评价”的转移。从中可以看出“曹操论战”对儒家伦理史学解构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人民选择”与“正统观念”的对立、“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矛盾、“历史规律”与“个别人物”孰重孰轻等层面。在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视野下,“曹操论战”的思想史同样彰显出深刻的思想史意涵。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的作为,尤其是镇压黄巾起义的“罪行”自然不能被宽恕。而站在民族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统一北中国等历史功绩却无法忽视。“人民本位”思想的发展演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涵盖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革命党人和学者对历史主体认识和探索的过程。毛泽东、郭沫若等人的相关论述表明,“人民本位”的实质就是“阶级本位”。在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历史环境中,“人民本位”思想呈现出种种缺陷:这一历史观念已不能适应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者到中华民族代表这一角色的转换。在历史研究中,对“人民本位”对“封建社会”的全盘否定存在着走向民族虚无主义危险。1959年“替曹操翻案”无疑可以视为执政党的思维方式从“人民本位”转向“民族本位”的具体表征。正是因为站在了民族的立场上,才对曹操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只有在这个立场上曹操才能超越阶级,成为黄巾农民起义的继承者。郭沫若是从曹操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的角度而不是打击了侵略者的角度提出曹操应当是一个民族英雄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曹操攻打乌桓才有了民族融合的意义。在方法论视野下,“替曹操翻案”体现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领域,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博弈。阶级观点在传入中国之初,就由于其同情劳动人民的底层价值倾向产生偏差。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变本加厉,在1958年“史学革命”中彻底走向绝对化。相对于传统史学对曹操评价的“旧案”,“阶级观点”对曹操否定的“新案”似乎更为牢固。正统主义史家从来没有将镇压农民起义作为曹操的一项罪状,相反,只有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的学者才作如是观。因此能否为镇压黄巾起义的曹操翻案成为论战中学者最为纠结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曹操论战”不仅仅像学者通常认为的那样从客观上反对“史学革命”,而是从主观上就是对“史学革命”的反拨。更为明显的是,论战中反对阶级观点对曹操的否定,由为曹操翻案进一步扩展到为殷纣王、秦始皇、武则天其它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翻案,进而反对“打破王朝体系”的口号等等,都是反对阶级观点片面化的体现。在历史人物评价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坚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主义方法,批判了论战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尤其是对个人在历史上地位肯定,对个人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作用关系的正确探讨,都带有对史学界错误倾向“纠偏”的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大小小此起彼伏、堪称波澜壮阔的论辩中,“曹操论战”只能算得上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前有1958年“史学革命”,后有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曹操论战”如何能不被淹没?更致命的是,“曹操论战”夹在二者中间,却并未能够“力挽狂澜”,扭转史学界一路向左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论战”对绝对化阶级观点的反拨只能算“昙花一现”。但我门不能因此就否定它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曹操论战”呈现出的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十分难能可贵,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广泛参与其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曹操论战是一场大规模地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史学研究的实战演练,推动了唯物史观的普及运用,同时,它对阶级观点的反思,是对唯物史观发展的推动。在相关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古史分期等理论问题的深入,功不可没。在具体的研究中,曹操论战引发了建国后长达三十年曹操研究的高潮,进而带动了对汉末魏晋历史的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曹操论战”无可指摘。如果是论战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是得大于失,那么它在思想史上却留下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替曹操翻案”的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导致了历史与伦理的决裂。曹操的许多行为,比如杀人、奸诈的个人品质,违反了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在任何历史时代、任何社会背景中都不值得被提倡的。历史进步标准也不能完全取代道德评价。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无法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并非与价值无涉。因此,重建史学与伦理的联系,重视史学中“史学伦理”的研究,应当成为史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谢辉元[5]（2020）在《进化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的诞生》文中指出进化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伴随着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马克思主义者在人类社会全史的认知上经历了从"社会进化史"到"社会发展史"的转型,社会史撰述树立了自然史和史前史的观念前提,而五种社会形态论的主导地位也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撰述模式在兴起过程中吸收了社会进化史的合理因素,同时也出现了史观认知上的一些差异,由此肇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起点认知分化的根源。
孙顺顺[6]（2020）在《学术史视野下并田制研究的演进》文中研究指明井田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历史符号。《孟子》是记载井田制的原始文献。先秦典籍中有两种类型的井田制,一种是《孟子》中记载的八家共井、中有公田的模式;一种是《周礼》中记载的九夫为井、十夫有沟的模式。前者简称为公田井田制,后者简称为沟洫井田制。其它先秦典籍中有和《孟子》、《周礼》中记述的井田制相类似的内容,如《诗经》关于“公田”的记载等。两种井田制度模式应是同源异流的关系,都源于对历史和现实制度的整合。但两者反映了不同的制度取向,前者反映了均平、互助理想,后者反映了度地居民、土地国有的追求。两种制度模式被后世研究者不断的诠释和重构从战国至两汉,对井田制的研究始终处于不成熟状态。两汉时期,存在一个主流的井田制叙述模式,即《孟子》的公田井田制模式的衍生模式。这个衍生模式最早见于《韩诗外传》,其主要的特征是中田有庐和八家平分公田。从董仲舒到班固再到何休,经学家如何表述和诠释井田制,大都以《韩诗外传》的记载为限度。这种现象表明胡适所论的井田制层累说过于简单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受到经学治学规则的束缚,家法和师法限制随意解经。其次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即汉代官方统一经学的活动的影响,最后是和汉代主流的今文经学的解经特点有关。今文家有重经义,不重制度的特点。郑玄以前,井田制研究不成熟的主因是今古文经对立下经典认证的不统一。郑玄对于两汉学术的不成熟状态有深刻的自觉。郑玄“括囊大典”是为了跳脱今古文的窠臼;“网罗众家”是为了摆脱家法师法的束缚;“删裁繁诬,刊改漏失”是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追求;“念述先圣之元意”是为了使得制度儒家精神化。郑玄经学研究的客观结果是创造了井田制研究的经学典范,“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是井田制研究经学范式的开创者。他所注解的井田制综括了先秦至两汉的儒家政治中重要的精神和思想,奠定了后世经学家井田制研究中普遍遵循的儒家精神基调。这就意味着井田制研究的儒家精神化的完成。郑玄也是井田制研究汉学路径的首倡者。井田制研究汉学路径的主要特征是井田制度研究的礼学化。井田制研究的汉学路径也可称为礼学建构路径。汉学路径以《周礼》为主要依据的经典,以郑玄所建构的井田沟洫制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经学史上井田制研究依据文本和制度模型的第一次转向。汉唐之间,郑玄经注上升到类似经的地位。对经和郑注进行再注解的经学研究被称为义疏学。从范式发展的角度看,井田义疏的兴起和发展是郑玄井田制研究范式的细化和深入化的体现。细枝末节的研究直接导致了汉学路径在唐代以后逐渐走向碎片化和无意义的困境。宋代的理学思潮兴起为井田制研究走出困境提供了条件。理学重塑井田制经学研究的进程始于欧阳修。欧阳修的理学批判精神和体用思路的运用影响了井田制汉学路径发生转向。在理学批判思潮和解构观念下,朱熹重构了理学化的井田制度。朱熹的井田制新注既是井田制理学化研究的典范,也是井田制研究由汉学路径转向宋学路径的标志。宋学路径的主要特征是以理学批判和理学推论为主要思维方式;确立了以义理为本,以制度为末的制度观念;依据经典由《周礼》转向《孟子》等。宋学悬置了一个地位高于经典、高于制度的本体性的理,在经典和义理之间的制造了新的张力。理学化研究路径的弊端在于极易流于独断,甚至造成删改经典的弊病。清儒对前贤井田制研究的流弊有清醒的认识。清代经学中的井田制研究是承宋学之弊而起,主要是对宋学的反拨。清儒的井田制研究主要有两种旨趣,一是除宋学之弊,二是求汉学之失。因此往往以汉学相标榜。清儒以多种方式的创新来实现除弊救失的旨趣。沈彤选择的路径是调和汉宋。沈彤在讨论井田制时将宋学的义理阐释与汉学的数理论证作了折衷和调和。江永选择的路径是坚持汉学,走出宋学。他对待汉学的基本态度是右郑,但不袒郑;尊经但不曲经,不强作解释。金鹗选择以宋学反宋学。他所讨论的问题是宋人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是宋人的理学方法和思维。金鹗的井田论是清代考证学背景下宋学路径自我革新的体现。清代中后期,井田制经学研究出现两种趋向,一种是经史分离的初步尝试,一种经学的史学倾向。崔述将经学井田论做了概括和析分,他提出一个井田论三分法,即“先王之意”、“先王之制”,“后儒之论”。崔述将经论和历史制度作了分离。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将经书上和历史上的井田制度相分离,分离尽管不彻底。晚清孙诒让井田经注的史学化倾向体现在首先是将经典文本的历史文献化。他将经典和子部书籍视作具有同等价值的的考证依据,实际上这是在降低经典的价值。这样做的客观结果是经典的历史文献化。其次,孙诒让治经崇尚的方法是经学考证法。考证法的目标是求真求是。崇尚方法的结果是将井田制的经学研究纳入了历史维度的考察。井田制历史属性的考察是井田制研究史学化倾向的重要表征。清代后期井田制经学研究中出现的经史分离尝试和史学化倾向并不是经史转型的前奏。相反,这种新的变化却是经学研究自身活力的体现。清学后期的两种取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井田制研究中史学意识的自觉。但是,经学时代的井田制研究不会突破经学的藩篱而走向史学。汉学,宋学,清学三者都和经典产生了张力,即背叛、挑战和疏离。三者的接续递嬗则是经学为了缓解由它自己所产生的张力的自然发展。张力同时也是活力,保证了经学研究始终为尊经而发展。近代以来,井田制研究经历了从经学到社会经济史的近代转型。井田制研究的近代转型并不是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转型的动力来源于现实需要和西方新学术的冲击。清末今文经学家康有为提出的托古改制说和未来乌托邦说解构了井田制的神圣性。古文经学家章太炎接续发展了清代以来的史学化进程。梁启超引入新史学观念,将井田制视为理想和历史的结合体。刘师培将井田制研究纳入田制史的范围进行考察,同时引入了社会进化史的观念重新阐释了井田制。他们共同推动了井田制研究由经入史的转变。胡适的新井田论彻底否定了经学井田论。他认为井田制是一种乌托邦思想。他通过否定井田制的存在来否定井田制的历史意义。他将《周礼》等经典视为伪书,将汉儒以后的注疏视为层累的学说史,从而否定井田制的经学研究的意义。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重建了一个井田制研究的新典范,即井田制研究的社会经济史范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社会形态理论证明井田制存在的合理性,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观察和研究井田制,促使井田制研究转向社会经济史的轨道。井田制的内涵在近代经历了从儒学思想到共产主义理想的转变和重构。井田制是儒家理想社会的基本制度。康有为将井田制视为孔、孟托古改制的创作和未来大同社会的构成。梁启超、孙中山、江亢虎等都将井田制等同于社会主义。胡汉民等将井田制看做原始共产社会。胡适认为井田制是乌托邦理想。蔡和森、郭沫若等将井田制看做是决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制度。近代思想界对井田制的重构过程是井田制由儒学内涵的消解到共产主义的再发现的过程。政治和历史的交互影响,既重塑井田制的历史价值也为近代中国走向土地国有制和共产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依据。
魏少莹[7]（2020）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中的《诗经》文学经典化进程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初,国人拉开了自着中国文学史的序幕,《诗经》作为先秦的一部经典,在文学史建立之初就走进了这一着述体例的叙述行列,伴随着“中国文学史”的成长过程。这期间,中国文学史中关于《诗经》的书写,受到了当时社会变革和学术风气的影响,由传统《诗经》学到现代《诗经》学,由“经学经典”到“文学经典”,这一转变在文学史着中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因此,本文就以时间为序,以“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为界,分为三个阶段,看《诗经》在不同时期编着的中国文学史中的文学经典化进程。第一章是《诗经》走进中国文学史着（1900—1919）。先论述“中国文学史”这一着述形式是如何在中国发生的,以及在传统文学观念主导下,初创期的《中国文学史》又是如何编写的;然后再从《诗经》在文学史中的地位、《诗经》的定性以及《诗经》的分类三个方面,看传统《诗经》学在文学史中的延续。第二章是《诗经》在文学史中的时代新变（1920—1936）。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取得了大发展、大繁荣,主要体现在文学史编撰数量的骤增,现代文学观念下文学史叙述范围的精简,以及进化论史观在文学史中的形成和建构等;同时,学术界对于《诗经》的研究也渐渐地完成了从传统《诗经》学向现代《诗经》学的转型,而文学史中的《诗经》书写也与以往大不相同,具体表现在:《诗经》在文学史中地位的变化、《诗经》文学性的确立、立足内容的《诗经》分类、以及探讨《诗经》的文学艺术特点等。第三章是《诗经》在文学史中的新阐释（1937—1949）。这一时期受到战争的影响,中国文学史编撰事业寂寥、数量骤减,再加上此期多部文学史因袭前人的痕迹明显,对于《诗经》的书写,也无明显特色。所以本章节,就只选取了此期编撰质量较高,较受学界推崇的两部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与林庚的《中国文学史》,分别看多种史观带来《诗经》阐释的深度,以及诗性智慧带来《诗经》阐释的美感。
邓燕[8]（2019）在《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文中认为本文从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变迁的视角,纵向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不同历史时期时代主题对历史知识资源的利用及其相互关系,时代主题影响到各时期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实践。爱国与启蒙、救亡图存和争取民族独立是贯穿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在时代主题影响下,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观念经过了转型、变革、多元化和趋向整合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认识取决于对“历史”和“教育”两者功能和相互关系的现实定位。晚清时期,在改革与革命、爱国与启蒙的时代主题下,“国族主义”成为影响历史教育观念变革的核心因素。史学传统垂训和资治功能在新时期表现出转型特征,清政府、改革派和革命派从不同的角度建构“国族”和促进“群觉”,政事教育、爱国观念传播、启蒙与进步、国族意识培养等成为历史教育观的内涵。民初,塑造共和国民成为历史教育目标的重要内容,历史教育目标呈现出社会本位和学生本位取向,历史教育从“历史”和受教育者本身获得其主体性,更为客观化。民主、共和、平等、科学、民治、实用主义、世界主义等成为影响历史教材内容、历史教学组织形式的思想资源。形塑国民革命记忆是国民革命背景下历史教育观念的主题。革命建国下,随着国家意识的强化,革命的主体及国家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使得社会各政治派别和民众历史意识勃发。对“革命”内涵的界定及其历史演变主题的关注反映出各党派和民众最为集中的历史知识诉求。国民党国民政府以革命的历史宣示自身正统地位,塑造历史与三民主义的内在联系。抗战救亡背景下强化民族国家认同和推进抗战动员,是国人对于历史教育使命的认识和实践。民族主义成为支配当时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观念,历史教育观念趋向整合,它或重新具备道德训诫色彩、或鼓励忠勇武德、或提倡伟人教育,其虽多元化但统一于民族国家认同的旗帜下。各时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层面的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念呈现互动图景,探讨两者相互影响的机制,尤有必要。从人类历史经验中挖掘、重塑、融汇创新得来的特定价值或实践经验,与社会政治主题相互生发。新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动员方式得以形塑。某些普适性的价值也通过历史教育进一步传播。古往今来,时代主题对于再现历史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深刻影响到历史话语和历史实践。历史教育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受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主题的影响,某些观念成为支配某一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因素。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历史变迁呈现出特定阶段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不同认识。
刘鹏帅[9]（2019）在《宋代音乐史观流变研究 ——以近百年来中国音乐史着的考察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以来,中国音乐史着的出版已形成一定规模,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撰述特征。本文在此基础上,对20世纪以来中国音乐史着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大致划分,探讨了宋代音乐史观的流变特征以及宋代音乐史观的周边问题。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构成。正文部分共三个章节,第一章对20世纪以来宋代音乐史相关着作进行了收集整理,统计了相关着作在不同时期的出版概况,以此为依据将宋代音乐史着的发展分为1949年之前,1950-1979年,1980年至今三个阶段。第二章是对各阶段代表性史着音乐史观的分析,一方面以文本分析为主,考察宋代音乐史观由进化史观向多元化史观的流变过程,另一方面探讨音乐史观影响下史着的撰述特征。第三章探讨了 20世纪以来,国内外宋代音乐史观的关系和互动,如宋代音乐史观的古今嬗变,日本学者如何参与并影响到宋代音乐史的发展,中国观影响下的宋代音乐史观的关系等。20世纪前后,中国音乐史撰述处于由“乐志”向“章节体”的过渡阶段,时人对中国音乐史的宏观思考愈发清晰,宋代音乐史观在此过程中逐步走向自觉。在时代的诉求和对前人史着的不断反思中,20世纪以来,宋代音乐史观不断变迁,为各阶段宋代音乐史着撰述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李维武[10]（2017）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唯物史观派》文中研究说明新文化运动中的唯物史观派,是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集合而成的革命家兼学问家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学理上对唯物史观展开了不同维度的阐释:李大钊从历史学维度阐释唯物史观;陈独秀从政治哲学维度阐释唯物史观;蔡和森从人类学古史研究维度阐释唯物史观;李达以《现代社会学》建构唯物史观中国化表述体系;瞿秋白则从唯物史观走向辩证唯物主义。他们的这些工作,开启了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以一种新形态的现代中国哲学推进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代表了自新文化运动后期发展起来的新的中国学术方向。
二、进化史观对中国史学转型的促进和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进化史观对中国史学转型的促进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为革命鼓与呼的清史 |
| 二、双峰对峙的清史 |
| 三、清史学大师的着述 |
| 四、两种范式下的晚清史 |
| 五、余 论 |
（2）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史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1．单线论与多线论的争论。 |
| 2．多种社会形态类型的争论。 |
| 3．五形态说的争论。 |
| 4．关于“封建”问题的论争。 |
| 四 |
（3）20世纪三十年代罗元鲲的历史教科书编撰活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文章结构 |
| 1.5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2 三部历史教科书的编撰缘起与概貌 |
| 2.1 三部历史教科书的成书背景 |
| 2.2 三部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与出版 |
| 2.2.1 《史学概要》 |
| 2.2.2 《中国近百年史》 |
| 2.2.3 《高中本国史》 |
| 2.3 编纂方法 |
| 2.3.1 史书体例的选择——章节体 |
| 2.3.2 分期意识 |
| 2.3.3 重视图表 |
| 3 民族史、政治史与外交史:教科书的三个叙事重点 |
| 3.1 重视民族史:梳理民族发展脉络以构建民族认同 |
| 3.2 凸显政治史:取鉴历史经验以救亡图存 |
| 3.3 瞩目外交史:注重中外史事联络以审视世界大势 |
| 4 见诸行事:教科书对新旧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实践 |
| 4.1“君史”与“民史”的调和 |
| 4.2 比较研究的广泛应用 |
| 4.3“切戒偏激”的史论原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1959年“曹操论战”概说 |
| 第一节 “替曹操翻案”的背景 |
| 一、从《蔡文姬》的创作动机说起 |
| 二、“主席的提示” |
| 三、毛泽东“替曹操翻案”的用意探究 |
| 第二节 “曹操论战”的内在理路 |
| 一、近代以来“替曹操翻案”的潮流 |
| 二、“曹操论战”发生的学术环境 |
| 三、史学界“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的过程 |
| 一、酝酿: 从文学讨论入手 |
| 二、开战: “翻案者”的理论立场 |
| 三、对垒: “反对者”的逻辑 |
| 四、混战: 具体问题的讨论 |
| 五、下沉: 学术圈外的讨论 |
| 第二章 价值: 从道德评价到事功评价 |
| 第一节 传统史学与儒家伦理 |
| 一、历史与道德的悖论 |
| 二、传统史学的儒家伦理特色 |
| 第二节 从“道德”到“事功”: 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 |
| 一、历史进步观对道德评价的冲击 |
| 二、论战中曹操评价标准的转换 |
| 三、辩证法: “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对儒家伦理史学解构的影响 |
| 一、“人民选择”与“正统观念”的对立 |
| 二、“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矛盾 |
| 三、“历史规律”与“个别人物”孰重孰轻 |
| 第三章 立场: 从人民本位到民族本位 |
| 第一节 1949年后思想转移的背景 |
| 一、从革命者到中华民族的代表者 |
| 二、民族史观与阶级史观的张力 |
| 第二节 “人民本位”的实质——阶级本位 |
| 一、平民主义: 毛泽东人民观的根本特征 |
| 二、“帝王本位”的反面: 郭沫若人民本位思想 |
| 三、“人民本位”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冲突 |
| 第三节 从“阶级”到“民族”: “替曹操翻案”的立场 |
| 一、民族与阶级视野下的曹操 |
| 二、“曹操打黄巾”: 对“人民立场”的商榷 |
| 三、“曹操打乌桓”: “民族英雄”论何以成立 |
| 第四章 方法: 从阶级观点到历史主义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阶级观点的绝对化 |
| 一、底层倾向与阶级观点的中国化 |
| 二、阶级观点的深化与偏向 |
| 三、伦理主义: 绝对化阶级观点特征 |
| 第二节 “曹操论战”中对阶级观点的反拨 |
| 一、“新案”难翻: 阶级观点对曹操的根本否定 |
| 二、隐晦批评: 对阶级分析的纠偏 |
| 三、直接反拨: 遏制“史学革命”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中“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讨论 |
| 一、历史人物评价的历史主义方法 |
| 二、论战中对历史主义评价人物方法的运用 |
| 三、论战中对“非历史主义”的批评 |
| 第五章 “曹操论战”的评价与反思 |
| 第一节 “曹操论战”在史学史上的失与得 |
| 一、对阶级观点的反思“昙花一现” |
| 二、学术氛围与论战群体自由广泛 |
| 三、理论问题与具体研究的推进 |
| 第二节 历史与伦理的决裂:曹操论战的最大困惑 |
| 一、曹操论战的思想史后果 |
|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德维度 |
| 三、“史学伦理”: 重建历史与道德的联系 |
| 结语 |
| 一、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纠偏” |
| 二、论战后历史观念的转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进化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的诞生（论文提纲范文）
| 一 从“社会进化史”到“社会发展史” |
| 二 自然史与史前史前提的确立 |
| 三 社会形态分期从多元走向一元 |
| 四 结语 |
（6）学术史视野下并田制研究的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本文的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代关于井田制的基本文献和核心问题 |
| 第一节 井田制研究的基本文献 |
| 一、《孟子》和《周礼》:记载井田制的核心文献 |
| 二、多种和《孟子》、《周礼》井田制相关的同源或史源文献 |
| 第二节 井田制研究的核心问题 |
| 一、井田制有无问题 |
| 二、井田制的性质问题 |
| 第二章 宗经制礼:井田制研究的汉学路径 |
| 第一节 郑玄以前的汉代井田论 |
| 一、西汉时期的主要井田论 |
| 二、经分今古:东汉班固、何休井田论的分野 |
| 三、经今古文之争对井田制讨论的影响 |
| 第二节 郑玄经注与井田制研究的汉学路径 |
| 一、郑玄《周礼注》中所建构的井田制 |
| 二、郑玄建构井田制的缘起、方法和旨趣 |
| 三、郑玄井田制建构的典范意义 |
| 第三章 义理为本、典制为末:井田制研究的宋学路径 |
| 第一节 井田制研究的汉学困境与宋代学风转变 |
| 一、宋初疑经疑注的学风对井田制汉学路径的冲击 |
| 二、欧阳修用理学思维解释井田论中的新问题 |
| 第二节 宋儒井田制研究的主要论题 |
| 一、井田制与国野制、九夫为井与十夫有沟的关系 |
| 二、如何处理公田和要不要复井田 |
| 第三节 朱熹注与井田制研究的宋学路径 |
| 一、朱熹注解的井田制 |
| 二、朱熹井田注的典范意义 |
| 第四章 清学脉络中的井田制研究 |
| 第一节 清中前期井田制研究的主要取向 |
| 一、沈彤《周官禄田考》中的井田论及其特点 |
| 二、江永《周礼疑义举要》中的井田论及其特点 |
| 第二节 经史分离的尝试:崔述的井田制研究 |
| 一、崔述《三代经界通考》所讨论的井田制 |
| 二、崔述井田制论的学术特点及意义 |
| 第三节 史学化倾向:孙诒让的井田制研究 |
| 一、孙诒让疏解的井田制 |
| 二、孙诒让井田制研究的方法和旨趣 |
| 三、孙诒让井田制研究的史学化倾向 |
| 第五章 近代井田制研究新旧范式的更替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井田制研究由经到史的蜕变 |
| 一、西学冲击与晚清今古文井田经论新说 |
| 二、经史转型的关键:1920年井田辨的学术意义 |
| 第二节 1930年代后井田制研究在社会经济史中新生 |
| 一、实验主义和社会进化史观双重影响下的井田制研究 |
| 二、唯物史观对井田制研究的重塑 |
| 第六章 井田制传统内涵的消解及其近代重构 |
| 第一节 井田制传统内涵的演生及其近代延展 |
| 一、洋务时期井田制讨论的政治意义 |
| 二、国家建构意识与井田制内涵的延展 |
| 第二节 近代重构中井田制的再发现 |
| 一、革命和改良视野下井田制内涵的重构 |
|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井田制的再发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中的《诗经》文学经典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概况 |
| 0.2“近代《诗经》学”的研究概况 |
| 0.3 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
| 0.4 本文相关概念界定 |
| 1《诗经》走进中国文学史着(1900—1919) |
| 1.1 中国文学史写作之初创期 |
| 1.1.1 文学史编撰的发生 |
| 1.1.2 传统文学观念下《中国文学史》的早期书写 |
| 1.2 传统《诗经》学在文学史中的延续 |
| 1.2.1《诗经》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
| 1.2.2《诗经》的性质 |
| 1.2.3《诗经》的分类 |
| 2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中的时代新变(1920—1936) |
| 2.1 中国文学史写作之快速成长期 |
| 2.1.1 文学史编撰数量骤增 |
| 2.1.2 现代文学观念下的《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概况 |
| 2.1.3 进化论史观在文学史中的建构 |
| 2.2 现代《诗经》学在文学史中的确立 |
| 2.2.1《诗经》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得以提升 |
| 2.2.2《诗经》文学性的确立 |
| 2.2.3 立足内容的《诗经》分类 |
| 2.2.4 探讨《诗经》的文学艺术手法 |
| 3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中的新阐释(1937—1949) |
| 3.1 多种史观带来《诗经》阐释的深度——以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为例 |
| 3.2 诗性智慧带来《诗经》阐释的美感——以林庚的《中国文学史》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 |
| 第二节 论文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取向 |
| 一、关于“时代主题”概念 |
| 二、关于“历史教育”概念 |
| 三、关于“历史教育观念” |
| 第三节 相关学术史回顾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创新点和意义 |
| 第一章 建构国族：20世纪初历史教育观念的转型 |
| 第一节 经史为本与王朝新政：中体西用的历史教育观念 |
| 一、政事学：史为资治 |
| 二、考治求兴：清政府历史教育中的进化逻辑 |
| 第二节 改革派与西方史政视域下的现代国家政治启蒙 |
| 第三节 革命派与“民族主义”历史意识的塑造 |
| 第四节 国族意识与促进群觉：历史教育重心的变化 |
| 第二章 塑造国民：再造共和与民初历史教育观念的变革 |
| 第一节 民初教育思潮的激荡与历史教育观念的革新 |
| 第二节 共和基础：“民史”教育与科学、民主等价值渗透 |
| 一、学生本位、社会本位：“民史”教育与科学观念 |
| 二、平民主义与历史教育内容的生活化 |
| 三、文化史观：“民主”与“平等”的历史编纂视角 |
| 第三节 共和国民资格：历史教育中“公民教育”的价值发现 |
| 一、历史教育与“爱国”观念建构 |
| 二、历史教育与共和国民的养成 |
| 三、历史教育与“世界意识”的培养 |
| 第三章 形塑革命记忆：国民革命与历史教育观念的多元竞争 |
| 第一节 重建国家主体性：国家主义教育思潮与历史教育 |
| 第二节 革命与阐释：历史意识及史观竞争 |
| 一、唯物史观与革命的历史意识塑造 |
| 二、历史阐释的竞争——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 |
| 第三节 中外革命经验与改编：通俗史学与多样政治诉求 |
| 一、革命史的塑造与社会运动史的传播 |
| 二、“弱小民族”叙事与民族独立历史意识的表达 |
| 第四节 革命与正统：三民主义与历史的内在统一性塑造 |
| 第四章 强化民族国家认同：抗战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整合倾向(上) |
| 第一节 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民族主义与历史教育 |
| 一、民族主义：现实需要与历史教育的强化 |
| 二、对他国历史教育观念和实践的借鉴 |
| 三、历史教育与民族性 |
| 四、侧重本国史：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宣扬 |
| 第二节 民族目标认同——民族复兴与历史教育 |
| 一、阐扬国荣：民族复兴目标下的学校历史教育 |
| 二、纪念国耻：历史创伤与民族复兴意识的激发 |
| 三、树国榜样：民族独立运动、复兴史的宣传教育 |
| 四、殊途同归：“民族解放”与中共革命史塑造 |
| 第三节 国族认同——历史教育与边疆的再建构 |
| 一、历史教育视角：成为问题的边疆 |
| 二、专门化课程：“边疆”与“民族”的历史建构 |
| 三、求同抑异：在地化的边疆历史教育观 |
| 第五章 推进抗战动员：抗战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整合倾向(下) |
| 第四节 国防动员与历史教育 |
| 一、国防动员：“备战历史教育” |
| 二、坚持抗战：反帝反投降的历史教育观 |
| 第五节 民众动员与历史意识塑造 |
| 一、民众认知需求维度：民众历史意识引导 |
| 二、民众知识普及维度：社会化历史教育的形式和途径 |
| 三、民众政治觉醒维度：群众史观与“人民”为主体的叙事 |
| 四、民众使命意识维度：“人民代表民族”与中共的历史意识塑造 |
| 五、互动中的塑造：历史哲学化与民众历史认知需求 |
| 第六章 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互动微观考察—以英雄人物教育观演变为例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教科书中历史人物编写概况 |
| 第二节 “人的隐退”：民初历史教育观念的一种趋向 |
| 第三节 抗战动员与英雄、伟人教育观的凸显 |
| 第四节 英雄人物叙事策略与社会、政治诱因 |
| 余论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历史教育的价值诉求 |
| 第一节 作为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教育 |
| 第二节 作为政治动员工具的历史教育 |
| 第三节 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念变迁 |
| 一、时代主题变迁与历史教育观念的特征 |
| 二、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变迁的评价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宋代音乐史观流变研究 ——以近百年来中国音乐史着的考察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宋代音乐史着作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宋代音乐史着作出版概况 |
| 一、宋代音乐史着作的分类 |
| 二、宋代音乐史着作出版年代统计 |
| 第二节 宋代音乐史着作的历史变迁 |
| 一、“孕而未化”的宋代音乐史撰写 |
| 二、宋代音乐史撰述的改弦更张 |
| 三、“万家竞奏新声”——撰写方式的多元化 |
| 第二章 近现代宋代音乐史观的历史流变 |
| 第一节 西乐东渐影响下的宋代音乐史观 |
| 一、观念内外——叶伯和的“时代之精神” |
| 二、郑觐文宋代音乐史观的自觉 |
| 三、宋代音乐史观在20世纪初的状态与变迁 |
| 第二节 宋代音乐史观由进化转向唯物 |
| 一、新中国成立前后宋代音乐史观的历史分野 |
| 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宋代音乐发展动力说 |
| 第三节 宋代音乐史观的多元化趋向 |
| 第三章 国内外宋代音乐史观的互动 |
| 第一节 唐宋音乐时代观的历史逻辑 |
| 一、唐宋音乐时代观中的史观嬗变 |
| 二、唐宋音乐时代观中的撰史思维 |
| 第二节 中国观影响下的宋代音乐史观 |
| 结语 |
| 参考资料 |
| 致谢 |
（10）新文化运动中的唯物史观派（论文提纲范文）
| 一、“唯物史观派”名称的由来 |
| 二、唯物史观在中国思想世界崛起的根据 |
| 三、唯物史观派对唯物史观的多维度阐释 |
| 四、李大钊:从历史学维度阐释唯物史观 |
| 五、陈独秀:从政治哲学维度阐释唯物史观 |
| 六、蔡和森:从人类学古史研究维度阐释唯物史观 |
| 七、李达:《现代社会学》建构唯物史观中国化表述体系 |
| 八、瞿秋白:从唯物史观走向辩证唯物主义 |
| 九、唯物史观派学术成就的意义 |
四、进化史观对中国史学转型的促进和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J]. 庾向芳. 史学史研究, 2021(03)
- [2]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史学[J]. 杨艳秋. 史学集刊, 2021(04)
- [3]20世纪三十年代罗元鲲的历史教科书编撰活动[D]. 廖珍珍.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4]“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D]. 张晓鹏. 山东大学, 2021(10)
- [5]进化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的诞生[J]. 谢辉元. 中国史研究, 2020(03)
- [6]学术史视野下并田制研究的演进[D]. 孙顺顺. 山东大学, 2020(08)
- [7]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中的《诗经》文学经典化进程研究[D]. 魏少莹. 辽宁大学, 2020(01)
- [8]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D]. 邓燕.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9]宋代音乐史观流变研究 ——以近百年来中国音乐史着的考察为中心[D]. 刘鹏帅.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新文化运动中的唯物史观派[J]. 李维武.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