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完善城市卫生服务改革体制 拓展社区卫生服务功能——上海市临汾示范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运作实践探索（论文文献综述）
刘保敬[1]（2021）在《智慧城市语境下上海市社区治理研究 ——以长宁区为例》文中认为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础单元。当前,上海市以“智慧城市+社区”应用场景建设与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来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精细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一城市治理的实践模式需要借助于智慧城市理念。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与信息技术结合的新产物。在这种蕴含广泛智慧应用场景的新城市形态语境下,社区治理需要一种新的路径、方法。通过以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及以人为本可持续创新等为主要特征的智慧城市建设,打造出数字化公共服务系统与社区智慧应用实践相结合的社区治理网络,推进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首先分析了智慧城市赋能上海市基层社区治理的主要表现,据此对目前上海市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基层社区治理的创新成效进行研究。其次,本文选取长宁区为智慧城市语境下社区治理的典型个案,对其社区治理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进行分析。分析发现,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和水平参差不齐,行政机构主导社区治理工作的现象普遍存在,社区公共服务供需难以有效对接,社区应急治理能力不足等。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表现为:各层级、各区域的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缺乏协同性,公私部门未能实现有效整合;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建设不足;社区治理需求同质化程度减弱;街镇权力与责任不统一,应急治理能力不能有效发挥等等。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分析研究长宁区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提升社区数据信息共通共享能力、完善街镇“智能一张网”社区治理机制、提高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智能化水平,实现社区应急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精细化、专业化、智能化。上海城市社区治理中,其他城市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为此,论文着重分析了英国伦敦市注重社区参与的、以人为核心的“智慧伦敦”社区治理模式,美国纽约市以基础设施改造推进社区治理的进路,北京市针对不同社区、不同场景构建多样化社区治理的途径,深圳市以激发社区活力为目标的社区智能化改造实践。在总结上海市长宁区及国内外城市在社区治理创新的经验基础上,论文从社区数据信息系统建设、社区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优化社区服务供给、完善专业人才培养等角度提出了在智慧城市建设大趋势下进一步推进上海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思路和建议。
李全平[2]（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说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陈阳[3]（2020）在《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文中研究表明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自复苏以来一直是旧城中心区规划建设的重要原则与目标。当前我国正面临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重要时刻,在国家严控新增用地指标、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既有建成区的功能提升与结构调整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土地混合利用因具备多维度可持续效应潜力,也就成为当前我国旧城中心区更新的重要目标。然而,我国既往的土地混合利用研究与实践长期固化于“功能混合”理念框架,缺乏“通过城市更新促使土地混合利用发挥多维度可持续效应”的切实经验,与西方国家建设发展存在明显差距,急需变革。因此,本文意在以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发源地“旧城中心区”为研究对象,归纳西方英美国家土地混合利用路径为实现可持续效应经历的演变历程规律,据此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南京的既有路径成效,以期为我国改革提供依据。针对过往研究的不足,在确定研究目标与整体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文章研究主体分为“审视框架构建”、“历程脉络剖析”、“演变规律归纳”、“典型案例审视”四个部分。首先,通过剖析土地混合利用实现可持续效应的本质,以及过往研究认知的差异与共识,明晰过往研究框架对土地混合利用演变规律解析的不足,确定新的审视框架的构建准则,进而依据准则确立包括审视内容、审视历程、审视规律应用等三层次的审视思路,确定英美国家及南京为具体审视对象,明确审视时间范围和历史阶段分期,确定审视分析数据资料类型,从而完成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的构建。其次,依托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厘清英美国家1900年代至今的土地混合利用实践瓦解、复苏、衍化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等现实问题,剖析各阶段时期中现代规划理论、后现代规划理论、可持续更新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权力等三方面内容的应对性变革要求,以及相应时期现实实践中这三方面内容的切实转变,从而明确各阶段实践的价值目标、解决重点及模式特征。再次,在历史脉络梳理的基础上,归纳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形式和土地利用权力三维度的演变特征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剖析促成路径演变的“社会—市场—政策”三角动力机制的实施逻辑,并辩证性探讨路径演变的本质、路径演变的重点难点和实践者应当秉持的正确认知态度。最后,根据西方规律模型中“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规律特征,建立“空间模式”、“时间模式”、“权力模式”3个维度16个分项的评价要素体系,运用GIS、Depthmap、Flo EFD、Excel等软件平台,通过香农维纳指数分析、空间句法分析、风热环境模拟分析、空间演变一致性分析、政策制度分析等多元技术方法,定量定性地全面审视了1978年以来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趋势,客观总结其成效、问题及背后机制,并尝试提出相应改革建议。
翟磊[4]（2020）在《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离不开基层视角;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基层实践。基层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根基之所在,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活力源头之所在,也是法治国家建设的薄弱环节之所在。作为最基层一级政府,乡镇政府是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威的地方代表,承担着落实国家意志,维护稳定,推动发展的重大责任。乡镇政府能否秉公用权、依法行政,直接影响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进程和法治国家建设的整体水平。本文以乡镇（街道）政府为基层法治建设的主要行动者,以基层政府权力为考察对象,立足于乡镇政府权力运行的过程,剖析我国乡镇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法治现状与法治问题,旨在构建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制度框架。本文以“山西洪洞封灶禁煤”“上海市违法群租治理”为例,提出我国乡镇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目标悖论和主体角色悖论。在价值目标层面,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存在“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价值冲突,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存在张力。在主体角色层面,基层政府既是推动基层法治建设的核心力量,同时稍不注意,也往往成为破坏法治建设的关键主体。本文研究重点是聚焦规范约束基层政府权力运行过程,力争在理论上提出实现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合法性和有效性统一的方案。在规范实证分析基础上,本文认为,基层政府权力存在执行性、非完整性和裁量性;在社会实证分析基础上,基层政府权力运行一定程度上存在滥作为、不作为与慢作为的异化现象。基层政府力异化现象背后,是权力配置失衡、权力行使公共性缺失、权力监督弱化的制度根源以及法律工具主义和行政特权观念的思想根源。聚焦以上问题,本文尝试构建基层政府权力配置、权力行使和权力监督法治化的三维制度架构,为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价值统一提供实现路径。权力配置法治化是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先决条件。为破解基层政府“职权与责任”“财权与事权”“人事权与工作任务”的权力配置失衡问题,“强镇扩权”改革试图回应基层政府的权力需求,提高乡镇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能力。同时,“强镇扩权”改革也存在合法性质疑与有效性困境。本文认为,区县政府与乡镇基层政府权力关系重构应当着眼于结构性改革,为乡镇政府权力配置提供系统完整的法治化路径。乡镇基层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须遵循“功能适当原则”“职权法定原则”和“权责一致原则”;以推动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实现基层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关键是探索制定专门《乡镇政府组织法》。以中央立法形式对乡镇法律地位、组织机构、职权范围、区县与乡镇分权原则、区县与乡镇行政关系、区县与乡镇财权关系、乡镇政府人员编制、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集中行使行政许可权等权力配置核心条款加以明确规定,最终实现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法治化。权力行使法治化是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关键环节。基层乡镇政府权力行使具有非独立性、非常规性和责任主导性等现实特征,面临“运动式运行”“压力型运行”和“权责失调型运行”的法治困境。推进基层政府行政规范、行政决策与行政执法的制度建设是破解基层政府权力行使法治困境,实现基层政府权力行使法治化的关键。通过限定“红头文件”规范内容、加强程序规制、建构实施后评估机制以实现基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治化;通过健全决策程序机制、建构跟踪评估机制、建立责任倒查机制以推进基层政府行政决策行为的法治化;通过理顺行政执法体制、优化行政执法资源、推动执法重心下移、健全执法协调联动机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以实现基层政府行政执法行为的法治化。权力监督法治化是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重要保障。基层乡镇政府权力运行存在违反法律规范的“硬腐败”,以及不作为、慢作为和懒政懈怠等“软腐败”现象。实现权力监督的法治化,重点是要将权力运行的廉洁性监督与效能监督结合起来,构建权力运行协同监督制度体系。针对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廉洁性监督,通过实行“垂直管理制”“任期制”“交流制”“高配制”来完善基层纪检监察监督制度;通过扩大信息公开范围、规范信息公开流程、打造信息公开平台来完善基层政府信息公开机制;通过权责清单制度、分工制约制度、任职限制制度、重大事项申报与公开制度以加强对基层党政“一把手”的监督。针对基层权力运行效能性监督,重点是要回应绩效考核指标内容科学性与考核基础信息失真问题,以及考核过程中基层政府博弈与投机问题,通过基层绩效考核的公众参与机制、建立绩效考核的适度激励与适度问责机制、提升基层政府的法治考核权重,完善基层政府绩效考核与效能监督制度。展望我国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未来前景,本文秉持“法治现实主义”立场,主张践行基层法治建设的渐进式改革与发展之路。基层法治建设需要正视法治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在推进基层法治过程中,既要旗帜鲜明批判“法治虚无主义”,也要警惕“法治浪漫主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背景下,基层法治建设势在必行,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进程等不得。同时,法治也不是万能的,世界上也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层法治建设模式,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也急不得。本文认为,要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背景、秉持法治现实主义的渐进改革立场,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客观地认识和分析基层法治建设之路,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分阶段、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
郑璐阳[5]（2019）在《城市更新背景下老旧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设计策略研究 ——以上海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城市化经过近20年的快速发展,逐步进入了城市发展的成熟阶段。旧城更新作为优化城市资源、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手段,已成为目前学界普遍关注的研究领域。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为了应对城市同质化、文脉断层等问题,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将城市文化和社区文化作为促进城市转型的重要因素而日益重视。作为城市发展的基本物质和社会单元,社区,尤其是有着漫长演变历史的城市老旧社区,往往位于城市的中心区域,具有长期的人文沉淀,对城市整体风貌格局影响较大。由于老旧社区资源及人口结构老化,基础设施欠缺、公共空间不足等问题成为目前国内城市社区更新的重点和难点。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活动需求,加强社区凝聚力和认同感,老旧社区的更新也开始重视社区文化的建设,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正成为促进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作为最基层的文化建筑,数量多,覆盖面广,其服务对象是全体社区居民,是最贴近居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建筑,也是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新的社区文化生活需求的体现。令人遗憾的是,笔者通过以上海为主体的调查研究,发现文化活动中心作为从社区中心衍生而出的社区文化设施,存在数量不足、分布不均、功能配置不足、使用效率低下、与城市环境联系不够紧密等诸多使用问题,难以有效地开展、组织社区居民的文化活动。因此,为了提高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对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适应性与影响力、避免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在平面布局、形态肌理、功能空间等方面与城市和居民日常生活与文化需求脱节,本文尝试以城市更新为视角,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成果,在对上海老旧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进行深入调研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更新背景下老旧社区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设计策略。文章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对相关概念进行了定义,明确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与社区中心的差异,整理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在国内外的发展和研究情况,并提出了与研究相关的理论依据,确定了研究方法和基本的研究框架;第二章根据城市更新的发展趋势、我国老旧社区的特点及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发展现状,总结出老旧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发展趋势,为后文设计策略的提出打下基础;第三章对上海老旧社区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进行了实地调研,通过现场观察测绘以及对问卷访谈资料的量化分析,分析总结其特点与先进经验,发现现存的问题与不足之处,归纳出其建设难点,进而提出了用以指导我国老旧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设计的基本原则;第四章提出了城市更新视角下老旧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设计策略:与城市更新同步进行、功能复合与弹性设计以及人性化关怀,并通过对实际案例上海北站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分析研究,对前文提出的设计策略进行验证。第五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阐明了研究成果与收获,并明确了研究的不足之处,确立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魏筝[6]（2019）在《城市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精细化研究 ——基于上海市临汾街道的个案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一方面,给民众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和便利的服务,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正在成为一个庞杂的运行系统,管理者也面临着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社区是城市的细胞,它的安全稳定与维护城市整体安全关系密切。然而,目前社区安全面临着很多传统和非传统威胁,严重影响着社区安全度。公共安全是政府应提供的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当前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对影响社区公共安全的风险进行防控,尽力排除威胁居民安全的因素,达到社区精细化管理的状态。本文以城市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为研究对象,以风险管理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结合我国实际,即在提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背景下,构建公共安全风险管理框架,选取上海市临汾街道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通过调研访谈等研究方法,了解该社区如何进行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以及分析其取得的成效,进一步提炼经验、发现问题;最后结合精细化管理下的公共安全风险管理框架,为未来城市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的现实路径提供思路,主要是从“多元思维,保障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能力精细化;智能思维,促进社区公共安全风险识别沟通精细化;数据思维,提高社区公共安全风险分析决策精细化;标准思维,提升社区公共安全风险处置执行精细化;效能思维,助推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结果精细化”几个方面展开论述,从而最终实现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精细化结果。
郎杰燕[7]（2019）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制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贯穿于政治学发展的始终。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性制度,其改革、发展与完善不仅能够分散农民疾病风险、降低农民医疗负担、增进农民健康福祉,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国家政权合法性。可见,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体现其社会性的同时也显现出很强的政治性。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从建国之初的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到如今城乡一体化整合期的“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走过一条“跌宕起伏”的制度变迁之路。时至今日,仍存在管理经办体制不顺畅、筹资结构不合理、待遇支付制度不健全、监督控费机制不完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等诸多问题,给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国家能力和政府信任带来巨大挑战。诚然,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形成了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对于由宏观管理、筹资、待遇支付三项核心要素制度构成,关系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两个市场”,关涉国家、政府、社会团体及农民个人等多元利益,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具有高度耦合性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而言,单一角度的分析难免有失偏颇,难以揭示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与内在逻辑。综合“结构”、“行动”与“历史”要素全面解释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解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提供了一个广阔视角,以期探寻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为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指明方向、提供路径。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划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7）、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7）、改革开放初期（1978-2001）、新世纪初期（2002-2008）、城乡一体化加速期（2009-今）五个阶段。通过全面、系统梳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总结归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并着重探寻其变迁的内在逻辑。由此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其一,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经历了“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五次重大变迁。并且,每次大的制度变迁阶段下均有制度创新、制度扩散、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形成分层分序的变迁路径,诱致性与强制性并行、内源性与外源性交揉、渐进性与突变式共存、合意性与意外性同在的多样化变迁方式,以及利弊相随的制度变迁绩效。其二,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遵循“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逻辑。制度环境通过粘嵌耦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结构性影响,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中的宏观管理、筹资和待遇支付制度分别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高度粘嵌,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性变迁。行动主体通过价值偏好与利益博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自主性影响,即建国初期农民的共同行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整体性动员,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医疗机构、农民等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新世纪初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以及城乡一体化加速期人社与卫生两个主管部门之间的管理权争夺,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自主性变迁。另外,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近百年变迁历史中形成对“国家主导”、“自愿合作”以及“二元保障”路径的强劲依赖,并且还受到诸多偶然性事件以及关键节点等时间要素的深刻影响。其三,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应在优化制度环境、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突破路径依赖、把握关键节点的基础上向着更加公平、健康、高效、可持续方向发展。
许皓[8]（2018）在《苏联经验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形成研究（1949-1965）》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形成过程,不可避免地要从苏联经验的影响说起,它既是建国初期城市规划发展的一个外部动因,也是一条内在主线。“趋向”还是“偏离”苏联经验,是城市规划发展演变的核心主题。论文聚焦1949-1965年这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将城市规划职业实践活动的三个方面——指导理念、运作体制、工作框架作为研究重点,在阐释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形成脉络的基础上,考察其呈现的理论特征,以此把握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源流。除绪论与文献综述外,主体内容分为“历史阐释”、“理论分析”、“经验启示”三部分。第一部分“历史阐释”,提出四个历史阶段,用以阐释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从起源、发生发展到形成的历史过程。首先是“源头认知”,追溯苏联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的历史演变,认知苏联规划模式的基本特征。其次是“逻辑起点”,以除旧布新的思想改造为线索,探究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从西方经验转向苏联经验的过程与缘由。再次是“基础模式”,阐释全面导入并接受苏联经验的阶段,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是如何搭建了一个初始的框架体系。最后是“自立路径”,论证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外部参照的转换,以及融合转化苏联经验过程中的本土探索。第二部分“理论分析”,深入解析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在基本理念、运作体制、工作框架三方面的形成路径及其主要特点。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形成的关键因素,及其最终呈现的独特范型。第三部分“经验启示”,辩证考察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苏联经验,以及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若干特征,以此为今日城乡规划实践提供启示,并为行业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咨询。论文创新点:（1）研究视角上,以“苏联经验”的阶段性影响,切入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展示了外来影响与本土实践的内在脉络;（2）研究内容上,追溯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在基本理念、运作体制与工作框架三个方面的起源与形成,重点考察产生的时空背景与多方面影响因素,形成“何以然”式的阐释;（3）研究观点上,提出1949-1965年间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呈现的范型,是一个以苏联模式为主导,兼具西方经验与本土实践的“混合谱系”。这一谱系延续至今,变化只是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
马伟玲[9]（2017）在《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正义问题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古今中外的政治学家无不高度关注分配正义。城市卫生资源配置制度的设计虽然具体表现在制度和体制的安排,但本质上是分配正义论的一种体现。因此,本文遵循“有的放矢”原则,以分配正义的政治学研究之“矢”来射城市卫生资源的配置问题之“的”,将这一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基本国策,事关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事关“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局的重大实践问题与政治学的正义理论研究直接关联分析,在全面梳理比较各种正义论基础上,得出科学的和可行的正义理论,进而将理论与实践案例结合起来加以解答。自从福柯将“生命政治学”几乎看作是研究正义问题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学领域以来,阿伦特、阿·甘本继续这一领域研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引发了世界学者关注生命权力与国家政治之间关系,因而将生命权和健康权放在正义研究的政治学极其重要的位置。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每一个重要推进,几乎都能更有效地促进我们对于政治学有关正义理论内涵的思考。本文就成为一座连结政治学正义论研究与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研究之间的桥,让两者在相互转换中彼此促进。健康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是人的生存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义的卫生资源配置,就是在空间上得到合理布局和配置,解决不平衡、不平等问题,体现在对卫生资源的使用过程中,各类社会主体地位与占有比例的公平性和平等性。卫生资源配置高度体现出一个国家对卫生事务进行谋划、决策和执行的水平,表现出其为公众提供卫生服务和建立健康保障体系公共管理活动的能力。社会正义是当代民主政治的一个核心观念,卫生资源的正义配置,不仅仅是卫生正义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国家保持内部稳定统一的政治要求。追求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是人们共同努力的方向,由此而来的分配原则的起点应该是建立在卫生正义基础之上。让有限的卫生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在不同的社会和制度安排情境下,坚守卫生资源正义分配的价值导向,正义配置卫生资源以推进和保障居民健康,实现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统一。城镇化正在将一个“乡村中国”转变为“都市中国”。2016年末,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57.35%。据预测,未来10-15年间,中国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70%以上,由此,我们的研究聚焦城市,不仅要关注乡村人口如何进城,更要关注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后,城市的制度是否为所有进入城市的人口提供了公平的、包容的、正义的公共产品,特别是保障他们生命健康的卫生资源公共产品。生命健康是所有城市居民的第一需要。保障生命健康的卫生资源公共产品应该是第一公共产品。这一公共产品的配置是否实现正义,是否实现公共产品配置的均等化,如何通过卫生资源配置制度的有效设计和改革来达成正义目标,就成为本文研究的主题。中国的卫生事业改革路程漫长、举步为艰。卫生事业改革直接影响人的生存权和健康权,关系民生、关乎人的自由发展,一直是社会大众和政府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卫生资源是开展卫生工作、发展卫生事业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物质基础和基本要素,卫生资源配置合理与否关系到卫生服务系统整体的结构和运作效率,更是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的重要条件,在我国卫生事业改革的成效与成败中一直起着关键的基础性作用。令人欣喜的是:与全面小康社会决胜战略相伴随,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6年10月25日印发并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战略,把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纳入到一个整体战略规划之中。对我们的研究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鼓舞。然而,要落实这一战略,还有许多事关方向的正义理念问题需要研究,许多相关的具体方案、规划和政策需要探索。因此,文本的研究更加显得迫切和重要。研究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性,首先需要全面梳理相关理论资源。本文主要梳理和分析了中外古今正义理论及其城市对于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的相关意义、公共产品理论及其在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中的运用、差异性社会理论及其在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中的适用意义、社会保障理论及其在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中的具体显现,等等。正义思想与人类一样古老。远古时代人们在氏族和部落内外交往中就产生了正义思想,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正义思想的基本内容也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因而具有历史性、派生性、相对性和阶级性。本文简要梳理了中外正义思想变迁的脉络,从古希腊罗马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近代马基雅维利、莫尔、康帕内拉、休谟、卢梭、葛德文、欧文、康德、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当代的新自由主义者罗尔斯、社群主义者桑德尔等等。中国古代的儒、道、佛、墨等学派都有自己的深厚的正义思想。这些正义思想资源的合理成分,都对于今天研究城市卫生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基本的善起到积极的理论借鉴意义。公共产品理论从休谟起始,经过亚当·斯密、潘塔莱奥尼、马左拉的系统开拓,进展到维克塞尔-林达尔模型,在经过保罗·萨谬尔森和詹姆斯·布坎南、蒂布特等人的深度挖掘,逐步成熟。这一理论对于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的性质和特点的揭示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中国学者创立的差异性社会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分化和社会结构的描述以及“差异的正义”的论述,对于本文在研究把握对象的性质和边界方面具有直接的帮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思想的缘起和发展,使本文更系统地了解医疗卫生领域社会保障的演化发展史,因而对于借鉴各国相关经验,有了更多帮助。本文在第一章系统梳理相关理论、第二章充分借鉴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外相关经验基础上,从第三章开始,对于中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相关领域研究分章加以展开。第三章主要研究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演变史和现状。对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相关分支领域: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三个领域的历史和现状作出全面梳理。关于医保制度体系领域,本文在对于我国医保制度渐进性改革历史作出梳理和说明的基础上,分别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制度建立过程、基本框架、特点、功能和问题做了深度分析,进而从城市流动儿童和大病医保两个案例分析来进一步深度剖析城市医保制度的内在局限。关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领域,本文着力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网状建构历史、现状、问题等加以分析,其中特别分析了医联体这一创新的医疗机构组织形态的革命意义,同时从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这一特定的角度来透视我国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关于公共卫生均等化资源配置和控制,本文也从历史和现状两个角度加以全面梳理。本文关于上述三个领域各自的演化历史和现状的深描,以便能够从历史脉络和横向结构中把握我国卫生资源配置状况的总体线索。第四章主要分析我国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的问题及其原因。沿着第三章的三个基本领域的口径,对于我国城市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公共卫生等三个领域的存在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全面深入的反思和分析。关于我国城市医疗保险制度体系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本文指出存在着制度碎片化设计、社会医疗保险资源配置不公平;制度壁垒,社会医疗保险资源配置的道德风险;“自愿参加”设计缺陷,居民参保率偏低;同城制度不同,基金补偿待遇差异明显;大病医疗保险公私合作,基金安全危机四伏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在我国城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本文分析了存在着的医疗机构布局的失衡;卫生服务投入不足,趋利性引致卫生服务公益性缺失;优质卫生服务资源配置结构的失衡;卫生资源流转制度的问题与弊端;医疗服务逐利化,医患矛盾日益尖锐等五大问题。在公共卫生领域,本文着力分析了存在着的诸如国家责任缺失,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各级财政支持力度不足,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困难;推进国家公共卫生项目,缺乏地方政府支持;基层公共卫生:趋利倾向与机构不健全;卫生人力资源不足,开展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困难等五大问题。本文指出:上述问题的存在,其结果归结为一点,都是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上形成对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性的巨大障碍。因此,需要从制度体系变革和发展医疗卫生资源两个方面加以解决。第五章集中回到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如何确立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性原则,以及如何实施这一原则的基本路径。本文指出:我国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原则是正义原则,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也因此是我国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的主要遵循原则。这里所指的卫生资源配置中涉及的所谓“基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指对满足全体市民健康的基本需求:如涉及公民日常普及性健身需求（住宅小区或社区健身设施、体育公园等开放式健康保健设施等）、公共卫生（预防保健、健康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预防、健康体检等）和对常见病、多发病常规治疗需求。而超越基本需求的卫生保健和治疗,如对于满足健康人群中的特殊健身需求的设施（如健身俱乐部、高尔夫球场等）以及超越常规治疗的高端医疗服务,则成为超越基本的特殊或高端需求。对于可能致使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特殊大病种,也将被逐步纳入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所应涵盖的范畴。正义原则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要广泛吸纳中外思想家关于正义思想的合理资源,还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具体包括:基于公平分配的主体包容性原则;基于卫生资源公平配置的自由权利;基于公共产品均等化的基本卫生资源利益分配原则;“差异的正义”的结构化配置,向最不利者倾斜的原则;限高原则;创造条件逐步消灭卫生资源配置差异、走向未来大同的原则;政府卫生资源配置要合规、合法、接受全民阳光监督的原则等七点内容。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性需要考虑主要目标和主要路径。主要目标为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要实现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要明确政府在规划、投资、建设、发展和改革卫生资源配置体系中的主体责任。要根据一般卫生问题、主要卫生问题和重要卫生问题需求分层配置卫生资源。要根据卫生服务需求量表和卫生服务目标、卫生服务/人口比值来规划配置卫生资源。要达到配置均衡,必须要采取一系列方法,如经济基础法、多方程式模拟法、健康保障组织法、固定利用率法、预测利用率法等。配置效果还要进行卫生资源效果评价。第六章关于实施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正义的路径思考。本文依然沿着医疗保险、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三个基本路径来展开阐述。在医疗保险路径问题上,本文着力探索全国统一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可以通过均等化和基本医疗保险+多元化补充医疗保险两个路径来试行。对于当下的中国,从可行能力考虑,本文倾向于后一种思路。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上,本文从规划、全科医生培养和分级诊疗、加强资源配置、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责任、强化医联体建设等方面作了深度探索。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本文着力指出在加大投入、完善制度、强化政府责任基础上,实现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前提下,可以根据中国现阶段差异性社会特点,建设一个基本公平+比例公平的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的区域结构。
芦炜[10]（2014）在《长宁家庭医生制度的政策实践及其影响的分析 ——基于利用与供给的考察》文中指出2009年随着新医改的实施,“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成为医改工作的重心,社区卫生服务进入到新的改革与深化阶段,探索建立家庭医生制度是中国新医改的一个重要基础。家庭医生制度创新正是通过构建以家庭医生为核心、以社区服务为基础的有序、有效率的新型城市医疗服务体系,实现“引导有序医疗、改善疾病管理、控制医疗费用”的政策目标,从而解决当前我国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三大基础性问题——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失衡导致“看病难”问题日益严重、过度就医与诱导需求导致医疗费用增长和“看病贵”问题加剧、慢性病高发和人口老龄化对医疗服务模式转化提出要求。201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充分肯定了当前建立健全家庭医生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深化社区卫生服务改革、建立家庭医生制度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试点城市在此文件指导下逐步展开家庭医生制度建设的探讨和实践,但是因为各地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基础不同,同时由于当前针对家庭医生制度建设缺乏系统性、科学性研究,导致各地在改革实践中对于推进家庭医生制度建设的政策目标、政策价值、政策逻辑以及服务内容、服务模式、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等政策设计问题尚未有清晰的认识和理解。因此,通过对家庭医生制度建设展开理论和实证层面的梳理与总结,以形成典型模式的理论扩散和经验示范效应就尤为重要。本文以长宁区作为典型案例,通过政策经验和实施效果的实证数据检验政策理念和理论模型,为我国深入推进全科医生制度建设提供可供借鉴和参考的制度模式,同时为制度实施提供相关政策建议。首先在长宁实践的基础上对实施家庭医生制度的政策逻辑和制度设计进行理论梳理和总结。研究认为长宁区的社区卫生服务改革在经历了标准化形态建设和全科服务模式改革之后,通过提升服务需求在社区居民中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通过转变服务能力培养了一批具备基本全科知识和技能的全科医师,完成家庭医生制度建设政策逻辑路径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为后期的家庭医生制改革创新夯实基础。在此之上,2009年底长宁区开始探索家庭医生制度建设,以家庭医生提供有价值的签约服务和居民之间建立契约关系作为主要的政策工作和政策抓手,通过一个体系和两个机制的构建探索实现三大政策目标。“一个体系”即通过建设“家庭医生工作室”和区域协同共享平台构建以家庭医生为核心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合理界定工作界限和责任范围促使家庭医生对有限服务人群全权负责,同时通过协同服务提供资源、信息、技能和服务等方面的共享支持,完成第三阶段创新服务模式与第四阶段搭建协同平台的改革。“两个机制”即围绕契约服务建立权利与义务对等的选择竞争机制以及按人头支付的考核与激励机制,通过双机制的共同作用形成一种动力和激励机制,即家庭医生通过提供有价值的签约服务吸引居民签约并让渡出自由就诊权,从而实现引导有序就医、改善疾病管理和控制医疗费用的三大政策目标,同时,由医保根据居民的选择考核并支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促使其产生进一步提高服务价值的动力,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改革进入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轨道,而这也是家庭医生制度建设所需经历的第五阶段。其次,通过机构调查以及对社区居民和家庭医生展开调查对家庭医生制度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分析。调查显示,家庭医生制度实施一年内签约数量初具规模,签约居民下沉社区和有序就医已基本显现,各类疾病医疗费用低于同类非签约居民,慢性病管理的开展程度和实施效果均明显优于非签约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改革的三大政策目标初显成效。同时,家庭医生整体在改革中对改革实施的预期信心尚可、参与改革的积极性较高,但个体差异明显,而在个人—组织契合的三个维度中,能力自评得分较高、改革认知水平一般、需求满足程度较低,尤其对工作回报最为不满。再次,基于签约服务利用与供给的角度从社区居民和家庭医生两个层面验证检验签约服务开展的内在动力机制。通过对社区居民签约意愿进行回归分析得出需求、知晓和评价是影响居民签约的主要原因,而当前签约的发展空间较大。另一方面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通过提高家庭医生的需求满足和改革认知水平可以借助工作预期的中介作用提高家庭医生工作参与的积极性,而当前需求满足尤其是工作回报的提升空间最大。最后,将签约服务的提供方和需求方结合起来,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家庭医生工作参与水平较高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居民满意度水平、签约服务率和有效签约率也较高,验证了签约服务双动力机制之间的正向循环作用。最后,在以上研究基础之上,系统总结长宁区家庭医生制度建设中五个阶段的政策实施逻辑,提出扩大家庭医生优质服务的品牌示范效应、深化签约服务内涵建设、扩大签约服务覆盖范围、加强家庭医生的人才队伍建设和完善家庭医生团队的分配制度和双向转诊的激励机制建设等政策建议。
二、完善城市卫生服务改革体制 拓展社区卫生服务功能——上海市临汾示范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运作实践探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完善城市卫生服务改革体制 拓展社区卫生服务功能——上海市临汾示范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运作实践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1）智慧城市语境下上海市社区治理研究 ——以长宁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4 研究问题 |
| 1.5 研究方法 |
| 2 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智慧城市 |
| 2.1.2 社区治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整体性治理理论 |
| 2.2.2 精细化管理理论 |
| 3 智慧城市语境下上海市社区治理现状分析 |
| 3.1 上海市智慧城市建设赋能基层社区治理创新 |
| 3.2 上海市社区治理及智慧城市有关政策文本分析 |
| 3.3 智慧城市语境下上海市社区治理创新成效分析 |
| 3.3.1 城市社区治理能力与水平显着提升 |
| 3.3.2 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更加智能 |
| 3.3.3 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与机制更为完善 |
| 4 智慧城市语境下上海市长宁区社区治理个案分析 |
| 4.1 选取上海市长宁区作为研究案例的原因 |
| 4.2 上海市长宁区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分析 |
| 4.2.1 社区治理主体同质化程度有待提高 |
| 4.2.2 行政机构主导社区治理工作 |
| 4.2.3 社区公共服务供需难以有效对接 |
| 4.2.4 社区应急治理能力与水平不足 |
| 4.3 上海市长宁区社区治理面临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3.1 治理能力: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建设不足 |
| 4.3.2 治理领域:公私部门未能实现有效整合 |
| 4.3.3 治理需求:社区治理需求同质化程度减弱 |
| 4.3.4 治理层级：街镇权责不一致影响应急治理效能 |
| 4.4 智慧城市语境下长宁区社区治理成效分析 |
| 4.4.1 推进数据共通共享大力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 |
| 4.4.2 以街镇智能“一张网”建设促进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完善 |
| 4.4.3 提升社区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
| 4.4.4 以智能技术为基础完善社区应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 |
| 5 国内外智慧城市语境下社区治理经验借鉴 |
| 5.1 英国伦敦市:以人为核心的智慧伦敦社区参与 |
| 5.2 美国纽约市: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推动社区治理创新 |
| 5.3 日本东京市:可持续发展的智慧生态型社区 |
| 5.4 首都北京市:多样化的社区治理智慧场景应用 |
| 5.5 广东深圳市:重新激发社区活力的智能改造 |
| 6 智慧城市语境下推进上海社区治理创新的建议 |
| 6.1 强化智慧城市科技赋能社区治理工作 |
| 6.1.1 建造社区数据信息共通共享的信息系统 |
| 6.1.2 推进社区内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造升级工作 |
| 6.2 完善社区风险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水平建设 |
| 6.2.1 完善社区风险治理多元共治体系 |
| 6.2.2 深化社区风险治理能力建设 |
| 6.2.3 推进社区风险治理的机制体系建设 |
| 6.3 把握社区治理需求持续优化社区服务供给 |
| 6.3.1 深化社区政务服务的“一网通办”推进工作 |
| 6.3.2 推进以民生需求为导向的智慧化社区公共服务系统建设 |
| 6.4 建立并逐步完善社区治理工作人才培养体系 |
| 6.4.1 深化社区治理专业化工作队伍建设 |
| 6.4.2 推动建立社区治理智慧创新的产教融合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调查问卷 |
| 附录二:访谈提纲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与实践持续强化演变 |
| 1.1.2 国内背景:本土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现实与转型需求存在落差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理论问题:归纳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 1.2.2 应用问题: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成效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拓展完善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论认知 |
| 1.3.2 实现由静态格局到动态演进的规律总结转变 |
| 1.3.3 应对转型期本土旧城中心区的优化升级需求 |
| 1.4 相关概念 |
| 1.4.1 旧城中心区 |
| 1.4.1.1 概念定义 |
| 1.4.1.2 范围界定 |
| 1.4.2 土地混合利用 |
| 1.4.3 可持续更新 |
| 1.5 研究综述 |
| 1.5.1 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相关研究 |
| 1.5.1.1 发展历程研究 |
| 1.5.1.2 理论概念演变研究 |
| 1.5.1.3 政策与实践演变研究 |
| 1.5.1.4 形成机制、测度方法与实施成效相关研究 |
| 1.5.2 旧城中心区更新路径演变 |
| 1.5.2.1 更新政策实践发展历程研究 |
| 1.5.2.2 演变规律研究 |
| 1.5.3 研究评述 |
| 1.6 研究目标 |
| 1.7 研究框架 |
| 1.7.1 研究方法 |
| 1.7.1.1 跨学科综合 |
| 1.7.1.2 历史研究 |
| 1.7.1.3 比较归纳 |
| 1.7.1.4 定量定性相结合 |
| 1.7.2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 |
| 2.1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必要性 |
| 2.1.1 实现可持续更新是土地混合利用的本质内涵 |
| 2.1.1.1 土地利用方式内涵与准则的理论要求 |
| 2.1.1.2 实践复苏及广泛兴盛的现实要求 |
| 2.1.2 过往研究对土地混合利用认知的异同 |
| 2.1.2.1 概念理解差异中蕴含的模糊化 |
| 2.1.2.2 概念理解共识中的确定与非确定 |
| 2.1.3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的必要性 |
| 2.1.3.1 过往研究对演变规律的解析不足 |
| 2.1.3.2 新的审视框架建立的准则 |
| 2.2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 |
| 2.2.1 审视思路的确立 |
| 2.2.1.1 基于土地利用方式的审视内容维度 |
| 2.2.1.2 基于实践方式演变的审视历程维度 |
| 2.2.1.3 基于研究目标的审视规律应用维度 |
| 2.2.2 审视对象及范围 |
| 2.2.2.1 研究对象的确定 |
| 2.2.2.2 时间范围的确定 |
| 2.2.3 审视分析数据基础 |
| 2.2.3.1 西方路径演变规律审视数据资料 |
| 2.2.3.2 南京路径演变趋势审视数据资料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追求“秩序与疏解”的瓦解阶段(1900s-1950s) |
| 3.1 “混杂”成为急需解决的不可持续根源 |
| 3.1.1 环境维度:拥挤混杂布局引发环境恶化 |
| 3.1.2 社会维度:持续社会隔离加重交通拥堵 |
| 3.1.3 经济维度:混杂权属阻碍商业开发需求 |
| 3.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现代规划理论的应对方式评述 |
| 3.2.1 寻求结构秩序性 |
| 3.2.1.1 理性功能主义 |
| 3.2.1.2 交通分区的协同 |
| 3.2.2 疏散人口与功能 |
| 3.2.2.1 霍华德田园城市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 3.2.2.2 格迪斯的区域规划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 3.2.3 现代规划理论的利弊影响与“片面应用”机制 |
| 3.2.3.1 现代规划理论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利弊影响 |
| 3.2.3.2 现代规划理论的“片面应用”:经济维度至上的中央商务区 |
| 3.3 基于片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瓦解实践 |
| 3.3.1 关注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分离 |
| 3.3.1.1 政策引导下低价值功能外迁 |
| 3.3.1.2 市场机制下经济性职能集聚 |
| 3.3.1.3 政府掌控下公共空间提升 |
| 3.3.2 追求秩序隔离的时空利用模式 |
| 3.3.2.1 “功能—交通”空间隔离模式 |
| 3.3.2.2 “宏观—微观”时间断裂模式 |
| 3.3.3 强调集权控制的实施管理体系 |
| 3.3.3.1 集权式区划工具的运用 |
| 3.3.3.2 公共征地权下的更新政策 |
| 3.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4章 促进“活力与消费”的复苏阶段(1960s-1980s) |
| 4.1 秩序疏解造成的不可持续恶果 |
| 4.1.1 社会维度:人口隔离与社会结构断裂 |
| 4.1.1.1 “宏观-微观”双层面的人口隔离 |
| 4.1.1.2 社会生态结构遭到破坏 |
| 4.1.2 环境维度:物质空间破坏与环境恶化 |
| 4.1.2.1 物质空间破坏 |
| 4.1.2.2 生活环境恶化 |
| 4.1.3 经济维度:经济衰退与去工业化灾难 |
| 4.1.3.1 经济持续衰退 |
| 4.1.3.2 去工业化的灾难影响 |
| 4.1.4 综合结果:安全丧失与不公平的动乱 |
| 4.1.4.1 秩序与疏解导致安全隐患 |
| 4.1.4.2 社会不公平引发大规模动乱 |
| 4.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后现代规划理论复苏框架评述 |
| 4.2.1 人本主义的城市多样性 |
| 4.2.1.1 雅各布斯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1.2 其他多样性拥护者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2 延续历史的城市文脉主义 |
| 4.2.2.1 英国城镇景观运动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2.2 美国文脉主义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3 批判无序蔓延的中心区回归 |
| 4.2.3.1 对无序蔓延的批判 |
| 4.2.3.2 重归中心区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4 追求社会公正的公众参与 |
| 4.2.4.1 土地利用方式非公正的背后机制 |
| 4.2.4.2 公众参与成为解决途径 |
| 4.2.5 后现代规划理论下的复苏框架与“非全面应用”机制 |
| 4.2.5.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框架 |
| 4.2.5.2 后现代规划理论的“非全面应用”:侧重经济维度的中央游憩区 |
| 4.3 基于非全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实践 |
| 4.3.1 侧重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混合复苏 |
| 4.3.1.1 居住功能的局部恢复及其混合复苏 |
| 4.3.1.2 办公引领的功能混合及社会维度关注尝试 |
| 4.3.1.3 商业模式转变及大规模建设 |
| 4.3.1.4 文化休闲的功能与规模多维度复苏 |
| 4.3.1.5 公共空间的经济维度转向及空间环境营造 |
| 4.3.2 基于涓滴模式的时空混合复苏模式 |
| 4.3.2.1 涓滴网络的空间模式 |
| 4.3.2.2 涓滴渗透的时间模式 |
| 4.3.3 应对弹性合作的实施管理体系 |
| 4.3.3.1 规划体系改革:弹性与约束并存 |
| 4.3.3.2 更新政策转变:由集权转向合作 |
| 4.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5章 “可持续全面提升”的衍化阶段(1990s至今) |
| 5.1 活力营造表面下的不可持续隐忧 |
| 5.1.1 社会维度:绅士化、私有化及社区关注不足 |
| 5.1.1.1 多维绅士化与空间同质化 |
| 5.1.1.2 空间私有化与阴影效应 |
| 5.1.1.3 缺乏对社区与弱势群体关注 |
| 5.1.2 环境维度:忽视公共环境与公交一体化建设 |
| 5.1.2.1 公共环境影响 |
| 5.1.2.2 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不足 |
| 5.1.3 经济维度:“人口-商业-办公”裹挟式外迁现象加剧 |
| 5.1.3.1 人口持续郊区化 |
| 5.1.3.2 零售购物郊区化 |
| 5.1.3.3 办公就业郊区化 |
| 5.2 可持续更新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拓展衍化 |
| 5.2.1 可持续发展对土地利用体系的创新需求 |
| 5.2.2 可持续更新三种分支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衍化 |
| 5.2.2.1 物质空间设计 |
| 5.2.2.2 城市发展行为改良 |
| 5.2.2.3 复杂系统提升 |
| 5.2.3 可持续更新理论下的衍化趋势与“耦合应用”机制 |
| 5.2.3.1 可持续更新理论影响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衍化趋势 |
| 5.2.3.2 可持续更新理论的“耦合应用”:多维度并重的中央活力区 |
| 5.3 基于耦合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衍化实践 |
| 5.3.1 迈向可持续的功能要素混合衍化 |
| 5.3.1.1 居住功能提升及其混合维度衍化 |
| 5.3.1.2 办公功能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社会包容效应 |
| 5.3.1.3 商业功能的中心区地位强调及模式的再度转变 |
| 5.3.1.4 文化休闲功能的社会效应显现 |
| 5.3.1.5 公共空间社会属性的回归 |
| 5.3.1.6 生态环境维度提升及其混合衍化 |
| 5.3.2 基于全面提升的时空混合衍化模式 |
| 5.3.2.1 整体可持续的空间模式 |
| 5.3.2.2 连续可持续的时间模式 |
| 5.3.3 协调多元需求的实施管理体系 |
| 5.3.3.1 规划体系改革:优化土地混合利用效果 |
| 5.3.3.2 更新政策优化:社会民主制度 |
| 5.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6章 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剖析 |
| 6.1 协同性: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特征 |
| 6.1.1 土地功能要素的双重化演变 |
| 6.1.1.1 功能混合逻辑的演变 |
| 6.1.1.2 可持续维度的提升 |
| 6.1.2 土地利用形式的应对性演变 |
| 6.1.2.1 空间模式双层级演变 |
| 6.1.2.2 时间模式三层面演进 |
| 6.1.3 土地利用权力的保障性演变 |
| 6.1.3.1 管理维度的两极拓展 |
| 6.1.3.2 政策权力的多元民主化演变 |
| 6.1.4 “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 |
| 6.2 三角制: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机制 |
| 6.2.1 动力机制的演变历程 |
| 6.2.1.1 1990年代前市场的主动应对 |
| 6.2.1.2 1990年代后政策的全面促进 |
| 6.2.1.3 动力机制演变逻辑 |
| 6.2.2 动力机制实施逻辑 |
| 6.2.2.1 社会机制——应对“生产消费方式”是根本需求 |
| 6.2.2.2 市场机制——把握“市场经济规律”是直接动力 |
| 6.2.2.3 政策机制——制定“立体全面政策”是切实保障 |
| 6.2.2.4 三者的相互制约关系 |
| 6.3 多面化: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本质 |
| 6.3.1 路径演变的内在逻辑 |
| 6.3.1.1 体现了实践中概念理解的演变:从物质空间技术到可持续场所氛围营造 |
| 6.3.1.2 体现了中心区本质属性的回归:“社会活力”集聚区的恢复与超越 |
| 6.3.1.3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内涵提升:个体需求与共存需求的双重提升 |
| 6.3.2 路径演变的辩证性思考 |
| 6.3.2.1 重点即难点:协调的内容与过程 |
| 6.3.2.2 不是万能药:实践与理论缝隙的不断弥合,并不意味着理论效应实现的必然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演变审视 |
| 7.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
| 7.1.1 分析要素确立 |
| 7.1.2 分析对象界定 |
| 7.2 空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2.1 空间模式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 |
| 7.2.1.1 分析方法确立 |
| 7.2.1.2 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分析 |
| 7.2.1.3 小结 |
| 7.2.2 空间模式可持续维度演变趋势 |
| 7.2.2.1 多维度内容混合演变趋势分析 |
| 7.2.2.2 整体空间体系协同演变趋势 |
| 7.2.2.3 小结 |
| 7.3 时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3.1 时间模式纵向延伸趋势 |
| 7.3.2 时间模式横向延展趋势 |
| 7.3.2.1 历史氛围特色延续 |
| 7.3.2.2 绿色可持续环境提升 |
| 7.4 权力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4.1 功能混合逻辑控制灵活度演变趋势 |
| 7.4.1.1 用地分类标准弹性演变趋势 |
| 7.4.1.2 建筑物用途调整弹性演变趋势 |
| 7.4.1.3 小结 |
| 7.4.2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与形式演变趋势 |
| 7.4.2.1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演变趋势 |
| 7.4.2.2 可持续效应管治形式演变趋势 |
| 7.4.3 开发控制权力演变趋势 |
| 7.4.3.1 规划制定实施过程演变趋势 |
| 7.4.3.2 城市更新运作过程演变趋势 |
| 7.4.3.3 小结 |
| 7.5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问题、机制与改革建议 |
| 7.5.1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与问题总结 |
| 7.5.1.1 成效与问题的全面总结 |
| 7.5.1.2 成效与问题的分类总结 |
| 7.5.2 既有路径演变问题的内在机制 |
| 7.5.2.1 理念固化于“功能混合” |
| 7.5.2.2 实践固化于“局部地块” |
| 7.5.2.3 制度固化于“事前设计” |
| 7.5.3 既有路径优化改革建议 |
| 7.5.3.1 统一明确新时期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内涵,扭转“偏重经济维度”思维 |
| 7.5.3.2 结合城市双修政策,突破局部地块实践桎梏 |
| 7.5.3.3 建立保障良性演变的全历程调控制度体系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回顾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历程 |
| 8.1.1.1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前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 8.1.1.2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后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 8.1.2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 8.1.2.1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特征 |
| 8.1.2.2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机制 |
| 8.1.2.3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本质 |
| 8.1.3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南京路径演变审视 |
| 8.1.3.1 南京既有路径成效 |
| 8.1.3.2 南京既有路径问题 |
| 8.1.3.3 南京既有路径内在机制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2.1 创建了可持续更新综合审视框架 |
| 8.2.2 深化了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规律认知 |
| 8.2.3 审视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既有路径成效与问题 |
| 8.3 不足与展望 |
| 8.3.1 进一步深化演变规律认知 |
| 8.3.2 进一步全面审视我国路径 |
| 8.3.3 进一步提出改革政策措施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4）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基层法治离我们有多远? |
| 二、基层治理的法治悖论 |
| 三、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四、基本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限定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现实困境与发展方向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的职能与职权 |
| 一、基层政府职能与职权的规范分析 |
| 二、基层政府职权的法律特征 |
| 第二节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现状分析 |
| 一、基层政府失灵与政府权力异化 |
| 二、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异化之根源 |
| 第三节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塑造 |
| 一、基层政府治理的理念误区与极端倾向 |
| 二、合法性: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底线 |
| 三、有效性: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重塑 |
| 四、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三维架构 |
| 第三章 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法治化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权力配置失衡及其解决路径 |
| 一、问题意识:纵向权力配置失衡 |
| 二、制度性根源:法定职权与管理的错位 |
| 三、关于基层乡镇政府地位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强镇扩权:基层政府赋权改革探索与反思 |
| 一、改革历程与实践样本 |
| 二、行政性分权:强镇扩权改革的路径反思 |
| 第三节 基层政府赋权的法治化路径 |
| 一、确立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明确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法治目标: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 |
| 三、健全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法治保障 |
| 第四章 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法治化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实践图景——以上海群租治理为例 |
| 一、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现实——群租治理的真实场景 |
| 二、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依据——群租治理的政策推进 |
| 三、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过程——群租治理中的街镇角色 |
| 第二节 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现实特征 |
| 一、基层政府权力的“运动式运行”困境 |
| 二、基层政府权力的“压力型运行”困境 |
| 三、基层政府权力的“失调型运行”困境 |
| 第三节 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法治化建构 |
| 一、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法治框架 |
| 二、基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法治化 |
| 三、基层政府行政决策的法治化 |
| 四、基层政府行政执法的法治化 |
| 第五章 基层政府权力监督的法治化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权力腐败的表象与根源 |
| 一、基层政府权力腐败:硬腐败与软腐败 |
| 二、基层政府权力廉政监督与效能监督的统一 |
| 第二节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廉洁性监督 |
| 一、基层政府权力腐败的危害性 |
| 二、基层政府权力运行腐败的根源分析 |
| 三、价值导向:从事后惩戒转向事前预防 |
| 四、基层政府权力监督的制度化构建 |
| 第三节 基层政府权力效能监督的法治化 |
| 一、基层政府效能监督的实证分析:以2019年D区街镇考核为例 |
| 二、基层政府效能监督的法治困境 |
| 三、基层政府效能监督法治化的改进路径 |
| 第六章 余论: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法治虚无主义批判 |
| 一、基层治理中法治虚无主义的新变异 |
| 二、基层法治虚无主义的形态与后果 |
| 第二节 警惕基层政府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法治浪漫主义 |
| 一、法治浪漫主义思潮的形成 |
| 二、法治浪漫主义的迷惑性与危害性 |
| 第三节 坚持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法治现实主义 |
| 一、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背景 |
| 二、秉持法治现实主义的渐进改革立场 |
| 三、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渐进实现路径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兼怀人生四十 |
（5）城市更新背景下老旧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设计策略研究 ——以上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城市更新 |
| 1.2.2 社区与老旧社区 |
| 1.2.3 社区中心 |
| 1.2.4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
| 1.3 相关研究理论 |
| 1.3.1 有机更新理论 |
| 1.3.2 弹性设计理论 |
| 1.3.3 公众参与理论 |
| 1.4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1 国外相关研究 |
| 1.4.2 国内相关研究 |
| 1.5 研究范围、内容、方法和框架 |
| 1.5.1 研究范围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研究方法 |
| 1.5.4 研究框架 |
| 2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概述 |
| 2.1 城市更新的发展趋势 |
| 2.1.1 尊重城市历史文脉 |
| 2.1.2 保护旧城更新中的多样性 |
| 2.1.3 弹性、可持续性的有机更新 |
| 2.1.4 文化导向下的城市更新 |
| 2.2 我国老旧社区的特点 |
| 2.2.1 人口密度大,复合度高 |
| 2.2.2 老龄化严重 |
| 2.2.3 邻里关系密切,社会结构稳定 |
| 2.2.4 生活环境条件恶劣 |
| 2.2.5 归属感、文化认同感强烈 |
| 2.2.6 周边公共设施高度集中 |
| 2.3 我国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现状 |
| 2.4 老旧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发展趋势 |
| 2.4.1 向复合多元化发展 |
| 2.4.2 注重人性化,关注老年人需求 |
| 2.4.3 重视邻里关系修复 |
| 2.4.4 与城市更新保护结合 |
| 2.4.5 重视社区特色文化建设 |
| 2.4.6 提高居民参与度 |
| 2.5 本章小结 |
| 3 上海老旧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调研 |
| 3.1 调研设计 |
| 3.1.1 调研案例选择 |
| 3.1.2 调研人群选择 |
| 3.1.3 调研内容 |
| 3.1.4 调研方法 |
| 3.1.5 问卷设计 |
| 3.1.6 数据处理方法 |
| 3.2 上海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调研分析 |
| 3.2.1 临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
| 3.2.2 瑞金二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
| 3.2.3 斜土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
| 3.3 上海调研分析总结与现存问题 |
| 3.3.1 建筑实地调研现状分析总结 |
| 3.3.2 使用者观察与问卷调研分析总结 |
| 3.3.3 上海老旧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现存问题 |
| 3.4 老旧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建设难点 |
| 3.4.1 与周边城市的关系密切 |
| 3.4.2 用地紧张,资金短缺 |
| 3.4.3 社区居民需求的多样性 |
| 3.5 老旧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设计原则 |
| 3.5.1 与城市空间、生活接轨 |
| 3.5.2 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 |
| 3.5.3 以人为本,修复邻里关系 |
| 3.6 本章小结 |
| 4 城市更新下的老旧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设计策略 |
| 4.1 与城市更新同步进行 |
| 4.1.1 总平面与周边城市环境 |
| 4.1.2 延续城市空间肌理 |
| 4.1.3 与既有建筑的结合 |
| 4.2 功能的复合与弹性设计 |
| 4.2.1 功能的配置与有机复合 |
| 4.2.2 功能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
| 4.3 人性化关怀 |
| 4.3.1 邻里关系的修复 |
| 4.3.2 对老年群体的关怀 |
| 4.3.3 公众参与度与社区能力培养 |
| 4.4 实例研究——北站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
| 4.4.1 项目背景 |
| 4.4.2 北站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设计策略 |
| 4.4.3 使用者评价与问题反思 |
| 4.5 本章小结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调查问卷 |
| C.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各项指标评分 |
| D.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6）城市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精细化研究 ——基于上海市临汾街道的个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社区公共安全 |
| (二)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 |
| (三)研究简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框架 |
| 一、基本概念 |
| (一)社区公共安全 |
| (二)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 |
| (三)精细化管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风险管理理论的起源 |
| (二)风险管理理论的内容 |
| 三、理论框架 |
| 第三章 回溯与探索:我国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精细化的生成逻辑 |
| 一、理论逻辑:从公共安全管理到公共安全治理 |
| 二、历史逻辑:以事件为中心的应急管理到风险为中心的风险管理 |
| 三、空间逻辑:宏观国家安全到微观社区安全 |
| 四、实践逻辑: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管理 |
| 第四章 临汾街道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的创新实践 |
| 一、搭建平台、健全体制:风险防控组织常态化 |
| 二、凝聚合力、有效供给:风险防控主体多元化 |
| 三、工具协同、多重保障:提升风险预警识别能力 |
| 四、流程再造、闭环管理:提高风险处置效率 |
| 五、互相监督、健全机制:加强风险防控效果 |
| 第五章 临汾街道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的成效、经验与问题 |
| 一、临汾街道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初见成效 |
| (一)多元参与的“社会化”:促进了风险防控的科学性 |
| (二)部门联合的“规范化”:保障了风险防控协作效能 |
| (三)“神经末梢”的“智能化”:增强了风险识别和预警水平 |
| (四)流程制定的“标准化”:提高了风险处置效率 |
| (五)治理对象的“人本化”:提升了社区安全居民满意度 |
| 二、临汾街道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的经验 |
| (一)党建引领:明晰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目标 |
| (二)合作吸纳:构造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网络 |
| (三)资源下移:落实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机制 |
| (四)科技支撑:铸造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工具 |
| (五)考核激励:保障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效果 |
| 三、临汾街道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存在的问题 |
| (一)风险评估标准尚待统一:是“信号”还是“事件”? |
| (二)风险管理机制有待完善:政府如何承接? |
| (三)数据壁垒现象犹在:如何实现数据共享? |
| (四)风险种类扩展:信息安全与个人隐私保护问题? |
| 第六章 城市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精细化的实现路径 |
| 一、多元思维,保障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能力精细化 |
| (一)转变理念,形成风险分摊氛围 |
| (二)全民参与,激发风险共治合力 |
| 二、智能思维,促进社区公共安全风险识别沟通精细化 |
| (一)技术支持,提高风险识别效率 |
| (二)平台建设,畅通风险沟通渠道 |
| 三、数据思维,提高社区公共安全风险分析决策精细化 |
| (一)打破数据壁垒,保障数据共享与安全 |
| (二)数据驱动决策,优化风险防控水平 |
| 四、标准思维,提升社区公共安全风险处置执行精细化 |
| (一)规范工作流程,降低风险防控成本 |
| (二)制定责任清单,细化风险防控主体责任 |
| 五、效能思维,助推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结果精细化 |
| (一)下移治理重心,夯实风险防控基础 |
| (二)技术嵌入治理,革新风险防控机制 |
| 结论与不足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价值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研究 |
| (三)已有研究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与相关阐释 |
| (一)制度及制度变迁 |
| (二)医疗保险制度及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 (三)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
| (一)研究视角:历史制度主义 |
| (二)分析框架:环境·主体·时间与制度变迁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六、总体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总体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1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 |
| 1.1 建国初期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 1.1.1 制度生成:米山联合保健站建立 |
| 1.1.2 制度扩散: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推广 |
| 1.2 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 1.2.1 制度创新:稷山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建立 |
| 1.2.2 制度扩散: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大力推广 |
| 1.2.3 制度衰退:国民经济调整下暂时性式微 |
| 1.2.4 制度高潮:“六·二六”指示下走向“顶峰” |
| 1.3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 1.3.1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雪崩式”解体 |
| 1.3.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首次恢复重建失败 |
| 1.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再度恢复重建无果 |
| 1.4 新世纪初期“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 |
| 1.4.1 制度创新:新农合政策出台 |
| 1.4.2 制度试验:新农合试点启动 |
| 1.4.3 制度扩散:试点扩大与“全覆盖” |
| 1.5 城乡一体化加速期“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 1.5.1 制度创新:地方自发探索城乡医保制度整合 |
| 1.5.2 制度扩散:中央顶层政策倡导性整合 |
| 1.5.3 制度完善: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式整合 |
| 小结 |
| 第2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2.1 分层分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路径 |
| 2.1.1 分层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
| 2.1.2 分序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互关联性 |
| 2.2 多样并存: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方式 |
| 2.2.1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行 |
| 2.2.2 内源性制度变迁与外源性制度变迁交揉 |
| 2.2.3 渐进性制度变迁与突变式制度变迁共存 |
| 2.2.4 合意性制度变迁与意外性制度变迁同在 |
| 2.3 利弊相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绩效 |
| 2.3.1 农村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2 “集体福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式”变迁绩效 |
| 2.3.4 “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5 农村“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小结 |
| 第3章 结构性变迁: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 |
| 3.1 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3.1.1 粘嵌耦合:制度环境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 3.1.2 农村医疗保险与制度环境的嵌入关系 |
| 3.2 政治嵌入性:政治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2.1 国家缺位与“俱乐部式”管理 |
| 3.2.2 “全能主义”与官僚化管理 |
| 3.2.3 行政分权与管理主体缺失 |
| 3.2.4 民生政治与政府垄断性管理 |
| 3.2.5 政府治理变革与社会化管理 |
| 3.3 经济嵌入性:经济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3.1 合作经济与农民自愿集资 |
| 3.3.2 封闭性集体经济与强制性筹资 |
| 3.3.3 经济性分权与医疗保险筹资不力 |
| 3.3.4 经济发展奇迹与财政主导型筹资 |
| 3.3.5 分配格局调整与社会化筹资 |
| 3.4 社会嵌入性:社会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4.1 社会弥散与低水平医疗保健 |
| 3.4.2 “总体性社会”与集体医疗福利 |
| 3.4.3 社会转型与医疗自费 |
| 3.4.4 社会权利诉求与初级医疗保险待遇 |
| 3.4.5 社会公正与统一医疗保险待遇 |
| 小结 |
| 第4章 自主性变迁:行动主体与农村医疗保险 |
| 4.1 偏好与博弈:行动主体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 4.1.1 价值偏好:单一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 4.1.2 利益博弈:多元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 4.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行动主体及其利益诉求 |
| 4.2.1 国家/政府的利益诉求 |
| 4.2.2 医疗机构的利益诉求 |
| 4.2.3 农民的利益诉求 |
| 4.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博弈 |
| 4.3.1 农民的共同行动与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 4.3.2 国家的整体性动员与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 4.3.3 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 4.3.4 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与“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保 |
| 4.3.5 管理权之争与“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 小结 |
| 第5章 历史性变迁:时间中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 5.1 路径依赖、偶然事件、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 5.1.1 自我强化: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5.1.2 意外结果:偶然事件与制度变迁 |
| 5.1.3 “遗产”的产生与再生产: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 5.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5.2.1 “国家主导”路径的依赖 |
| 5.2.2 “自愿合作”路径的依赖 |
| 5.2.3 “二元保障”路径的依赖 |
| 5.3 偶然事件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5.4 关键节点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三重逻辑与未来改革 |
| 6.1 “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制度变迁逻辑 |
| 6.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及原则 |
| 6.2.1 共享、健康与幸福:制度改革目标 |
| 6.2.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原则 |
| 6.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策略选择 |
| 6.3.1 优化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环境 |
| 6.3.2 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 |
| 6.3.3 突破路径依赖 |
| 6.3.4 注重关键节点 |
| 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进一步讨论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苏联经验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形成研究（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视角 |
| 1.3.2 时空界定 |
| 1.3.3 研究重点 |
| 1.3.4 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史料调查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史料调查 |
| 1.5 相关概念 |
| 1.5.1 苏联经验 |
| 1.5.2 现代城市规划 |
| 1.5.3 城市规划史 |
| 1.5.4 苏联城市规划 |
| 1.6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西方相关研究 |
| 2.1.1 城市规划史研究的发轫与发展 |
| 2.1.2 关于苏联城市规划史的研究 |
| 2.1.3 关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史的研究 |
| 2.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1 中国城市规划史研究进展概述 |
| 2.2.2 关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史的研究 |
| 2.2.3 关于苏联城市规划史的研究 |
| 2.2.4 关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苏联影响的研究 |
| 2.3 评述 |
| 第三章 苏联城市规划模式的形成及其特征 |
| 3.1 多元构想:列宁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的早期探索 |
| 3.1.1 社会主义理想从空想到现实 |
| 3.1.2 列宁时期开放包容的探索 |
| 3.1.3 重构欧洲城市分散主义 |
| 3.1.4 建构社会集体空间单元 |
| 3.2 国家规训:斯大林时期政治介入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城市规划 |
| 3.2.1 亟待明确的城市规划范型 |
| 3.2.2 物质空间领域的政治介入 |
| 3.2.3 城市规划基本原则的统一 |
| 3.2.4 《莫斯科改建规划》的示范 |
| 3.3 苏联城市规划模式的基本特征 |
| 3.3.1 指导思想:对人的普遍关怀 |
| 3.3.2 运作体制:全方位的计划性 |
| 3.3.3 工作方法:整合现代科学技术 |
| 3.3.4 设计手法:承袭传统空间形式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主动转向”苏联经验: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逻辑起点(1949-1952) |
| 4.1 近代城市规划的欧美渊源及其延续 |
| 4.1.1 近代城市规划的欧美渊源 |
| 4.1.2 城市规划欧美经验的延续 |
| 4.2 城市规划欧美经验与苏联经验的博弈 |
| 4.2.1 苏联城市规划作为思想的启蒙 |
| 4.2.2 外部参照转变带来的观念冲突 |
| 4.3 除旧布新:城市规划思想改造 |
| 4.3.1 规划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
| 4.3.2 清扫欧美城市规划遗留 |
| 4.3.3 彻底转向苏联城市规划 |
| 4.4 缘由解析:城市规划转向苏联经验的历史逻辑 |
| 4.4.1 冷战两极格局的必然 |
| 4.4.2 中苏相同的制度与体制 |
| 4.4.3 苏联规划模式的示范性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导入接受”苏联经验: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基础模式(1953-1956) |
| 5.1 城市规划的“学苏热潮” |
| 5.1.1 参照苏联模式推行工业化 |
| 5.1.2 以苏为师作为一种社会信念 |
| 5.1.3 苏联城市规划专家的实践融入 |
| 5.1.4 苏联城市规划理论的全面导入 |
| 5.2 城市规划历史性的“发生” |
| 5.2.1 联合选厂中的综合协调作用 |
| 5.2.2 土地使用分配上的现实困境 |
| 5.2.3 苏联城市规划专家积极推荐 |
| 5.3 城市规划基本理念的初始确立 |
| 5.3.1 角色定位:工业为主导 |
| 5.3.2 计划属性:规划定额指标 |
| 5.3.3 蓝图属性:物质空间设计 |
| 5.3.4 形式布局:古典主义倾向 |
| 5.4 城市规划运行体制与工作框架的初步搭建 |
| 5.4.1 “重点建设城市”方针 |
| 5.4.2 规划权力集中的运作体制 |
| 5.4.3 初步适应的工作框架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融合转化”苏联经验: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自立路径(1957-1965) |
| 6.1 城市规划本土意识萌发的关联因素 |
| 6.1.1 社会政治环境的转向 |
| 6.1.2 城市规划行业危机的发生 |
| 6.1.3 苏联规划模式的“排异反应” |
| 6.2 城市规划外部参照坐标的转换 |
| 6.2.1 苏联城市规划专家境遇之变 |
| 6.2.2 波兰城市规划专家的中国行 |
| 6.2.3 面向更多国家的理论引介 |
| 6.3 对苏联模式城市规划的理念反思与方案修正 |
| 6.3.1 反思苏联城市规划定额 |
| 6.3.2 反思苏联形式布局美学 |
| 6.3.3 修订苏联蓝图式规划方案 |
| 6.3.4 从苏式街坊到三级结构小区 |
| 6.4 粗线条快速规划:运作体制的全方位改造 |
| 6.4.1 城市规划从重点城市到中小城市 |
| 6.4.2 中小城市开展城市规划的困境 |
| 6.4.3 城市规划运作体制的全方位改造 |
| 6.5 城市区域规划:工作框架的自主拓展 |
| 6.5.1 苏联专家“扩大既有市区”方案 |
| 6.5.2 现实困境:粮食危机与空间危机 |
| 6.5.3 前奏:外国专家意见与扩添用地 |
| 6.5.4 《上海区域规划示意草图》的编制 |
| 6.6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形成的特征分析 |
| 7.1 正向演进:城市规划基本理念 |
| 7.1.1 城市规划作为动态的过程 |
| 7.1.2 城市规划定额的适时适地 |
| 7.1.3 古典主义形式美学的扬弃 |
| 7.2 两面性:城市规划运作体制 |
| 7.2.1 程序性、系统化的体制 |
| 7.2.2 应急性、反应式的体制 |
| 7.2.3 规划运作体制的两面性 |
| 7.3 三层次:城市规划工作框架 |
| 7.3.1 城市总体规划 |
| 7.3.2 近期建设规划 |
| 7.3.3 城市区域规划 |
| 7.4 混合的谱系:城市规划范型 |
| 7.4.1 范型转换:苏联经验取代欧美经验 |
| 7.4.2 范型确立:苏联经验的全面主导 |
| 7.4.3 范型流变:欧洲经验再次引入与本土探索 |
| 7.4.4 范型呈现:一个混合的谱系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苏联经验的辩证考察 |
| 8.1.1 作为体制性根系的苏联经验 |
| 8.1.2 苏联规划经验的消解策略 |
| 8.1.3 苏联规划遗产的有益借鉴 |
| 8.2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特征与启示 |
| 8.2.1 与工业化捆绑的城市规划 |
| 8.2.2 回归公共利益的价值属性 |
| 8.2.3 城市规划与政治的平衡 |
| 8.3 今日城市规划发展的历史经验借鉴 |
| 8.3.1 从“另起炉灶”到“渐进变革” |
| 8.3.2 基于本土情境的规划体系建构 |
| 8.3.3 回归地域文化的技术方法探索 |
| 8.4 后续研究展望与本研究的不足 |
| 8.4.1 可待开展的研究主题 |
| 8.4.2 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图表来源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中国现代城市规划(1949-1965)大事记 |
| 附录2: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与科研获奖 |
| 后记 |
（9）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主要内容、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概念的界定 |
| （一）卫生资源 |
| （二）卫生资源配置 |
| （三）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
| （四）医疗服务体系 |
| （五）公共卫生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二）论文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 |
| 第一章 卫生资源配置正义的思想资源 |
| 一、分配正义理论 |
| （一）分配正义理论的概述与辨析 |
| （二）实现卫生资源配置“基本的社会善” |
| （三）平等获取卫生资源的“可行能力” |
| 二、公共产品理论 |
| （一）公共产品理论的起源与适用 |
| （二）实现公共健康基本产品均等化的底线 |
| （三）卫生资源公共产品配置的原则与特点 |
| 三、差异性社会理论 |
| （一）差异性社会理论的诠释与启迪 |
| （二）差异性社会资源配置的适应性 |
| （三）卫生资源配置差异性的正义界定 |
| 四、社会保障思想 |
| （一）社会保障理论的演绎与应用 |
| （二）社会福利与民粹主义思潮的分析 |
| （三）卫生资源配置消解健康“贫困陷阱”的作用 |
| 第二章 国外卫生资源配置正义的探索与实践 |
| 一、国外卫生资源配置模式 |
| （一）英国：国家统一配置模式 |
| （二）日本：社会分担配置模式 |
| （三）美国：市场竞争配置模式 |
| （四）新加坡：公私合作资源配置模式 |
| 二、国外卫生资源配置模式对我国的研究与启示 |
| （一）实现国家治理，推进卫生资源公平配置 |
| （二）组合型医疗保险模式，有效利用医疗保险资源 |
| （三）双医整体运行，实现医疗保险资源合理配置 |
| （四）卫生资源配置倾向老年群体，消解社会难题 |
| （五）精细化设计卫生服务供给，缓解卫生资源紧缺 |
| 第三章 我国城市卫生资源正义配置的状况 |
| 一、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与医疗保险资源配置 |
| （一）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渐进性改革历程 |
| （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
| （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
| （四）商业医疗保险 |
| （五）案例分析一：城市流动儿童医保包容性制度‐‐苏州为例 |
| 二、医疗服务体系网状构建与运行 |
| （一）国家政治意志：我国卫生服务体系发展历程 |
| （二）医疗服务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医疗服务机构与卫生人员 |
| （三）优化卫生服务资源的组织革命：医联体模式 |
| （四）案例分析二：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国家治理 |
| 三、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均等化路径与实践 |
| （一）我国公共卫生制度变迁与资源配置状况 |
| （二）国家公共责任下的公共卫生服务供给 |
| （三）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项目、人员、机构 |
| （四）案例分析三：儿童预防接种疫苗供给，公共卫生的资源配置研究 |
| 第四章 我国城市卫生资源正义配置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一、我国城市基本保险资源正义配置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一）制度碎片化，居民获得医保资源公平性差 |
| （二）制度性壁垒，资源配置存在道德风险 |
| （三）同城制度不同，基金补偿待遇差异明显 |
| （四）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居民“自愿”参保率偏低 |
| （五）医保地域分割，流动人口参保机会不平等 |
| （六）大病医保公私合作，基金风险偏大 |
| 二、我国城市卫生服务资源正义配置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一）卫生服务机构布局不合理，城乡资源配置比例不公 |
| （二）卫生服务投入不足，卫生服务公益性缺失 |
| （三）“双失灵”，卫生服务资源配置结构失衡 |
| （四）卫生资源流转机制不畅，配置不均衡 |
| （五）医疗服务逐利化，医患矛盾日益尖锐 |
| 三、我国城市公共卫生资源正义配置的问题及其原因 |
| （一）国家公共责任缺失，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 |
| （二）各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不一，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困难 |
| （三）常规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缺失，基层卫生机构趋利倾向 |
| （四）卫生人力资源不足，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困难 |
| 第五章 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原则 |
| 一、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原则：正义原则 |
| （一）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对象和内容 |
| （二）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原则产生的基本要求 |
| 二、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原则的前提和内容 |
| （一）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原则的两个前提 |
| （二）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原则的内容 |
| 三、城市卫生资源配置路径思考 |
| （一）总体目标：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 |
| （二）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政府责任：公共健康与支持 |
| 第六章 实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的路径思考 |
| 一、公平配置医疗保险资源，实现全民基本医疗保险正义路径 |
| （一）社会正义两项原则引导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调整线路 |
| （二）基本公平与比例公平，推行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两个路径 |
| 二、重塑医疗服务体系，优化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
| （一）科学制定卫生发展规划，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
| （二）明确社会责任，提升医疗服务公益性 |
| 三、加强公共卫生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均等化 |
| （一）创新机制，确保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高效推进 |
| （二）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均等化 |
| （三）加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
| （五）扩充卫生服务人才队伍，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质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长宁家庭医生制度的政策实践及其影响的分析 ——基于利用与供给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 问题提出及章节安排 |
| 1.3 研究创新、不足及展望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2.1 理论综述与国内外相关研究 |
| 2.1.1 相关理论研究与综述 |
| 2.1.2 国内外家庭医生制度相关研究现状 |
| 2.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2.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2.3.1 历史资料收集与文献回顾 |
| 2.3.2 定量问卷调查 |
| 2.3.3 定性访谈法 |
| 2.3.4 专家咨询法 |
| 第三章 社区卫生服务的政策演变及政策价值 |
| 3.1 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政策演进与发展历程 |
| 3.1.1 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酝酿和萌芽 |
| 3.1.2 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产生与发展 |
| 3.1.3 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改革与深化 |
| 3.2 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
| 3.2.1 发展迅速但整体水平滞后 |
| 3.2.2 全面铺开但各地发展不均 |
| 3.2.3 服务广泛开展但重医轻防 |
| 3.2.4 对改革认识不足、存在误区 |
| 3.3 深化社区卫生服务改革的现实意义与政策价值 |
| 3.3.1 三大医疗卫生问题对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提出新要求 |
| 3.3.2 探索建立家庭医生制度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长宁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及家庭医生制度建设 |
| 4.1 长宁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及改革历程 |
| 4.1.1 长宁区社区卫生服务的形态标准化建设 |
| 4.1.2 长宁区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与改革深化 |
| 4.1.3 长宁区社区卫生服务家庭医生制度建设 |
| 4.2 长宁家庭医生制度建设的政策目标与制度设计 |
| 4.2.1 家庭医生制度建设的政策目标 |
| 4.2.2 以家庭医生为主体的服务体系建设 |
| 4.2.3 权责明确对等的选择与竞争机制 |
| 4.2.4 人头包干支付的考核与激励机制 |
| 4.3 长宁家庭医生制度建设的制度实施与整体成效 |
| 4.3.1 体系建设 |
| 4.3.2 服务提供 |
| 4.3.3 政策效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社区居民签约与服务的认知、利用与评价分析 |
| 5.1 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
| 5.1.1 研究目的 |
| 5.1.2 研究内容 |
| 5.1.3 研究方法 |
| 5.1.4 问卷的基本分析 |
| 5.2 社区居民签约覆盖及签约人群分析 |
| 5.2.1 不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的基本签约情况分析 |
| 5.2.2 不同人口学和社会学特征的居民的签约情况分析 |
| 5.2.3 不同家庭成员签约状况的居民的签约情况分析 |
| 5.2.4 不同健康状态的居民的签约情况分析 |
| 5.2.5 不同年均医疗花费的居民的签约情况分析 |
| 5.2.6 不同人群特征对居民签约情况的综合影响分析 |
| 5.3 社区居民对家庭医生制度的认知情况 |
| 5.3.1 社区居民对家庭医生制度基本概念的知晓情况 |
| 5.3.2 社区居民对家庭医生制度服务内涵的认知情况 |
| 5.3.3 社区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的知晓情况 |
| 5.3.4 家庭医生制度的知晓情况对签约的影响分析 |
| 5.4 社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利用情况 |
| 5.4.1 一般疾病的社区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分析 |
| 5.4.2 慢性病患者的社区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分析 |
| 5.5 社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评价情况 |
| 5.5.1 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评价 |
| 5.5.2 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综合评价 |
| 5.5.3 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6 社区居民的签约意愿分析 |
| 5.6.1 未签约居民的签约意愿 |
| 5.6.2 居民不愿意签约的原因分析 |
| 5.6.3 未签约居民签约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6.4 签约居民的续约意愿 |
| 5.7 本章讨论与小结 |
| 第六章 家庭医生参与签约服务的个人—组织契合研究 |
| 6.1 研究目的与研究假设 |
| 6.1.1 研究目的 |
| 6.1.2 研究假设 |
| 6.1.3 研究方法 |
| 6.1.4 问卷的基本分析 |
| 6.2 家庭医生的工作能力分析——个人—组织能力契合分析 |
| 6.2.1 能力契合的概念界定 |
| 6.2.2 家庭医生工作能力的测量 |
| 6.2.3 长宁区家庭医生工作能力的水平分析 |
| 6.2.4 不同人口学和职业特征的家庭医生对需求满足的分析 |
| 6.3 家庭医生的需求满足分析——个人—组织需求契合分析 |
| 6.3.1 需求契合的概念界定 |
| 6.3.2 家庭医生需求满足的测量 |
| 6.3.3 长宁区家庭医生需求满足的水平分析 |
| 6.3.4 不同人口学和职业特征的家庭医生对需求满足的分析 |
| 6.4 家庭医生的改革认知分析——个人-组织价值契合分析 |
| 6.4.1 价值契合的概念界定 |
| 6.4.2 家庭医生改革认知的测量 |
| 6.4.3 长宁区家庭医生改革认知的水平分析 |
| 6.4.4 不同人口学和职业特征的家庭医生对改革认知的水平分析 |
| 6.5 家庭医生工作能力、需求满足和改革认知的相关分析 |
| 6.5.1 不同工作能力的家庭医生与需求满足的分析 |
| 6.5.2 不同工作能力的家庭医生与改革认知的分析 |
| 6.5.3 家庭医生需求满足与改革认知的相关分析 |
| 6.5.4 家庭医生和机构的能力契合、需求契合和价值契合的综合分析 |
| 6.6 家庭医生的工作预期及影响因素分析 |
| 6.6.1 家庭医生工作预期的测量 |
| 6.6.2 长宁区家庭医生工作预期的水平分析 |
| 6.6.3 工作预期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7 家庭医生的改革参与及影响因素分析 |
| 6.7.1 家庭医生工作参与的测量 |
| 6.7.2 长宁区家庭医生工作参与的水平分析 |
| 6.7.3 工作能力、需求满足、改革认知、工作预期和工作参与的相关分析 |
| 6.7.4 工作能力、需求满足、改革认知、工作预期和工作参与的路径分析 |
| 6.8 家庭医生工作参与与签约服务开展效果的关系 |
| 6.9 本章讨论与小结 |
| 第七章 家庭医生制度实施的政策逻辑与完善路径 |
| 7.1 家庭医生制度发展的政策逻辑与经验总结 |
| 7.1.1 家庭医生制度发展的政策逻辑及其启示 |
| 7.1.2 家庭医生制度政策实施的经验总结 |
| 7.2 家庭医生制度发展的完善路径与政策建议 |
| 7.2.1 深化签约服务内涵建设、扩大签约服务覆盖范围 |
| 7.2.2 抓典型、树标杆,扩大家庭医生优质服务的品牌示范效应 |
| 7.2.3 多渠道、全方位加强家庭医生的人才队伍建设 |
| 7.2.4 完善家庭医生团队的分配制度和双向转诊的激励机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Kish选择表 |
| 附件2：2013年上海市长宁区社区卫生服务居民调查——家庭问卷 |
| 附件3：2013年上海市长宁区社区卫生服务居民调查——个人问卷 |
| 附件4：2013年上海市长宁区社区卫生服务家庭医生调查问卷 |
| 附件5：有关社区卫生服务和家庭医生制度发展建设的中央政策文件 |
| 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四、完善城市卫生服务改革体制 拓展社区卫生服务功能——上海市临汾示范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运作实践探索（论文参考文献）
- [1]智慧城市语境下上海市社区治理研究 ——以长宁区为例[D]. 刘保敬. 东华大学, 2021(10)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3]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D]. 陈阳. 东南大学, 2020(02)
- [4]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问题研究[D]. 翟磊.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城市更新背景下老旧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设计策略研究 ——以上海为例[D]. 郑璐阳. 重庆大学, 2019(02)
- [6]城市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精细化研究 ——基于上海市临汾街道的个案分析[D]. 魏筝.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2019(02)
- [7]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D]. 郎杰燕. 山西大学, 2019(01)
- [8]苏联经验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形成研究（1949-1965）[D]. 许皓. 东南大学, 2018(05)
- [9]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研究[D]. 马伟玲. 苏州大学, 2017(04)
- [10]长宁家庭医生制度的政策实践及其影响的分析 ——基于利用与供给的考察[D]. 芦炜. 复旦大学, 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