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文史资料精华》序（论文文献综述）
王春鹏[1]（2021）在《东路哈哈腔的审美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东路哈哈腔,又称“东调哈哈腔”,是哈哈腔三大支系中的原初母系。它形成于明末清初,跨区域流传于衔接冀鲁两省的冀东南-鲁西北地区,是融合清初“东柳”与“西梆”两大声腔特点的北方民间艺术,几百年来一直深受流传区域内民众的欢迎与喜爱。东路哈哈腔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信息与艺术资源,反映当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重要的审美文化研究价值。但由于时代变迁,人们的生活与娱乐方式发生巨变,东路哈哈腔正显现出不容乐观的生存状况。政策引导、经济补助、行政干预等手段虽然可以在短时期内起到缓解作用,但却很难做到能长久地维持其生命。在诸多措施不见明显成效的情况下,对东路哈哈腔开展一种基于学术层面的“抢救”,即进行审美文化内涵研究,应是当前很必要的一个现实选择。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跨区域生长的东路哈哈腔缺乏应有的关注和深入探讨,往往围绕某一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哈哈腔进行研究,或者将其作为哈哈腔整体中的一部分而停留于纯艺术的概要论述,致使我们很难触及到它的真实面目,从而不能很好地为剧种保护与研究起到有力支撑。为此,本文将以问题研究为导向,在“文化区域”视域下对东路哈哈腔进行独立而系统的审美文化内涵研究,即以田野调查和文献记载为依据,结合民族音乐学、文化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的学术积累,梳理东路哈哈腔的形成与发展,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其艺术特质、审美内涵、剧种本体、审美价值与文化属性,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向整体呈现这门艺术的发展全景。全文内容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的必要性、研究现状与综述、研究思路与创新点。此部分着重阐述了东路哈哈腔现实生存状况,以及对其开展审美文化内涵研究的必要性;在综合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拟定从“文化区域”、文化生态以及审美文化学统摄下的多学科交叉三个维度进行研究;希望通过运用历史演绎与逻辑分析相结合、整体研究与比较研究互补、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考证相统一的方法,在东路哈哈腔的形成与发展、艺术特质、审美内涵解析、审美规律探寻等方面取得新发现、提出新见解。第一章是东路哈哈腔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论文从地理文化生态、源流与生成、支系划分与东路哈哈腔的传播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与梳理了东路哈哈腔的形成与发展。在地理文化生态方面,当地地势平坦、地理位置重要、水陆交通发达;悠久的民俗活动和丰富的民间艺术资源,使该地区形成多样与多元的文化艺术生态;当地在明末清初就已出现诸多初具戏曲形态的民间表演艺术,从而使这一区域形成浓郁的戏曲文化氛围。在剧种起源与生成方面,论文提出哈哈腔最早以俗曲形态从十七世纪中叶生发,艺人所说其存在“三百年历史”的提法并不是它成为剧种的起始时间;指出哈哈腔有多重艺术源头,而不是从某一单独源头生发;认为将剧种发源地表述为沧州运东地区更贴近;第一次完整地回溯了哈哈腔的生成与发展过程。在流派划分与东路哈哈腔的传播方面,论文认为东路哈哈腔是三路支系中的原初母系;东路哈哈腔在鲁西北的流传呈现阶梯式和多样化的传播特点。第二章是东路哈哈腔的艺术特质。论文从语言、唱腔、音乐、剧目和表演五个方面对东路哈哈腔的艺术特质进行了全面论述。在语言特质方面,东路哈哈腔的语言通俗而诙谐,具体表现为独特的声调与音韵、规整且直白的唱词以及大量运用的俏皮俚语。在唱腔特质方面,东路哈哈腔的唱腔质朴自然,其旋律具有浓郁的地域属性,行进时稳中求变;板式结构组织有序。相对于西路,东路哈哈腔保留了冀东南-鲁西北地区民歌的粗犷舒展、平稳流畅,带有更多来自生活的直爽性格。在音乐特质方面,东路哈哈腔的音乐给人以灵动自由之感,其过门音乐以灵活多变的曲调为唱腔起到引导与桥梁的作用;伴奏曲牌和锣鼓经种类繁多、色彩丰富;文武场各有侧重,在吹拉敲打间烘托着唱腔,渲染着舞台氛围,它们在突出人物冲突与情感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剧目特质方面,东路哈哈腔的剧目具有典型的平民品格,它的对子戏短小精悍,生活气息浓厚;草台戏主要演民间历史故事、传奇小说,剧情跌宕起伏,人物形象富有个性,彰显出强烈的民间气质;台本戏具有超出以往的故事长度、人物数量、行当角色和排场规模,虽然达到至臻成熟的水平,但始终不失平民本色;建国后的新编戏在艺术精神和思想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现代戏则较为新颖地反映了新时代的生活特点。在表演特质方面,东路哈哈腔的表演笃实率真,它注重逼真细腻的生活化动作;偏好风逗乐的表演手段;运用多种舞姿身段和特殊技巧;擅长夸张性的舞台表演风格。第三章是东路哈哈腔的审美解析。在全面论述东路哈哈腔艺术特质的基础上,论文从艺术题旨、叙事模式、人物形象、人文价值理念四个角度出发,结合历史背景和人文传统,对其审美内涵进行深入解读与分析。在艺术题旨上,东路哈哈腔用幽默逗乐调节底层生活;歌唱坚贞不渝的男女爱情;高扬忠孝节义的是非观念,充满了日常生活化的特点。在叙事模式上,东路哈哈腔的叙事平中见奇,呈现为归于“团圆”的串珠叙事结构、“背道而驰”的情节冲突,“少”而不“弱”的悬念设置以及“悲”而不“伤”的审美基调。在人物形象上,东路哈哈腔贴近百姓生活塑造人物;将角色放置于“二元相对”模式下进行刻画;通过“以事见人”的讲述方式展现人物,从而使其戏中人物充满个性魅力。在人文价值理念上,东路哈哈腔以“广乐成教”为宗旨,秉承“俗而不庸”的审美取向;以“明志”观照人生;崇尚“中和”的价值理念;讲求有裨风化的劝惩之道。第四章是东路哈哈腔的剧种本体及创生机制。论文以剖析研究的方式深入剧种内部,分析了东路哈哈腔的声腔、剧种本体和其创生机制。在声腔上,认为东路哈哈腔声腔本质上是一种从“东柳”向“西梆”的过渡与衍变,其成因在于:柳子腔曲牌板腔化为这种衍变发展提供了前提基础;诗赞体上下句为它借鉴吸收梆子剧目搭建了可以跨越的桥梁;京杭运河是剧种产生并发生变化的外在客观条件。在剧种本体结构上,认为东路哈哈腔的剧种本体呈现为一种逐级向外递增的圈层嫡存结构,每一层级都是在上一层级基础上的发展或衍变,而不是推翻或取代;在圈层结构层级数增加过程中,它们逐渐体现出统一的外在定势、题材取向、声腔风格等剧种本体特征,使剧种本体得以构建;这一结构清晰地揭示了东路哈哈腔等地方小剧种的成长模式和嫡存方式。在剧种创生机制上,认为东路哈哈腔具有顽强的自我创生机制,具体体现在:艺人的二次创造、“戏仿”策略和观演互动等。第五章是东路哈哈腔的审美价值与文化属性。论文从审美价值和文化属性两个方向探讨东路哈哈腔的文化份量。在审美价值方面,论文认为东路哈哈腔有自己的审美体系,不仅包括具体文化现象中蕴含的艺术特质、审美内涵,剧种审美规律,也包括当地社会赋予它的民间情感。它是当地社会共同“人类情感”的集中体现,是其艺术价值的持久性所在;东路哈哈腔还是当地民众源自内心、纯粹天性的自然表达,它使百姓朴素的生活呈现出人文的美丽和有益于社会稳定发展的积极意义;东路哈哈腔在当代则是人们实现文化认同的精神符号。在文化属性方面,论文认为东路哈哈腔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文化;它审美的深层向度是指向人性;古典格调应是其在当代审美文化中的主要品格。结语对全文进行系统总结与提升。在正文对东路哈哈腔论述与分析的基础上,围绕地方小剧种的整体性、艺术魅力、审美文化内涵以及如何实现其当代价值等问题作进一步阐述与总结。
尹鹏[2]（2021）在《王树民史学研究》文中认为王树民（1911-2004）,字逸民,号曙庵,笔名立人,直隶武清人（今天津武清区）。王树民是我国近现代着名史学家,从事史学研究及历史教学作长达六十余年。其人生历经民国、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阶段,学术上涉猎了古史、民俗学、甘青地方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史、历史教学等领域,并在这些领域卓有建树,为学界所称道。王树民的史学研究,既能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又能与求真求实的治学理念相结合,以多学科为视角,注重学科之间的联系,在古史辨的研究方法基础之上,突破传统具体问题研究,上升到思想理论的高度。更宝贵的是王树民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历史人才,并主动分享治学经验,为不少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借鉴和帮助。文章通过对王树民在各个领域述文章的研究,以及王树民师友们的采访,深入剖析王树民在各个史学领域的成果,并上升到治史方法、思想的高度,从中汲取积极的成分为之学习。文章在充分回顾王树民史学的基础下,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方面是王树民的学术之路。王树民青年时期便入顾颉刚门下,追随顾颉刚奔波甘、青、川、陕等地,两人师生交往四十余年,可谓学界一段佳话。中年时期则由于时代、社会环境等因素,在学术成果上建树不多,更多的是在学术积淀。而待花甲之年后厚积薄发,声名鹊起,着述频出。第二方面是王树民在各个史学领域的研究。在这一方面,首先指出王树民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古史领域,王树民在“国家民族名号”“五帝”、“有虞”等问题上独成一家之言;在民俗学中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并在甘青地方史研究中保存不少史料;在历史文献学上,王树民点校、编校了《廿二史札记校证》、《宋史纪事本末》等文献,不少成果至今还是历史研究者的工具必备书,王树民还针对古籍整理的方法、特点、内涵等理论提出不少真知灼见;在史学史领域,王树民既能着眼于史学史发展全局,对史学史分期、特点、内容等理论有所探讨。又能深入到明清史学史中,对具体问题作出细致性探讨;在史学教育上,培养了秦进才、王昕、董文武等学生,为史学界培育了一批人才。其次指出王树民在各领域研究中具体方法和理论。譬如王树民运用“历史演进”、“层累地剖析”等去探讨古史、民俗学等问题,并在历史文献学、史学史等领域强调“纵横会通”等理论的重要性。再者指出王树民史学研究中的问题,如古史研究中较少使用考古资料,又如王树民在对中国史学史特点研究时,出现了特点与内容混淆的错误。最后,联系当今史学研究现状,对王树民在各领域的史学研究作出公允的评价。第三方面是王树民的治史方法和思想。这一方面以王树民对自己的治学总结为依托,去探讨王树民的治史方法和思想。王树民立足“胸怀全局,行守本位”的治学思想,秉着求真求实的治史风格,以脚踏实地的治学态度研究历史,为当今的史学研究者提供不少治史借鉴。
洛绒涛格[3]（2021）在《居·弥旁“利美”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佛教作为一种文化传播至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传播语言载体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分流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支,连同南传佛教被称为三大佛教体系。经过传播变迁,在同一佛教体系中也分流出不同的宗派。汉传佛教中的禅宗、净土、天台、法相、华严等流派在唐朝时就已经形成。藏传佛教传统,从后弘期陆续出现了宁玛、噶当、噶举、萨迦等教派。不管是那支汉藏佛教流派,其众多分支的形成从一方面体现了当时对于外来多元文化的包容,同时也是对外来文化的理解、阐释、本土化过程的结果。历史上在藏传佛教教派之间,经过不断的交流沟通逐渐产生了一种相互尊重、融和发展、“在不危害他宗的前提下弘扬自己教派”的“利美”观。这一理念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形成一股思想潮流,对藏传佛教的发展和变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直到20世纪,国内外的学者们才开始注意到19世纪康区德格土司领地内发生的所谓“利美”思想运动的存在,由此开始了这一主题的研究。它汇集了许多人的智慧,是由佛教学者倡导、响应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学者们对“利美”活动的主要倡导者绛阳钦则旺波和工珠·云丹嘉措等人的“利美”观进行了比较系统地研究,而作为倡导“利美”活动的其他人物却缺少研究,尤其是对“利美”活动的第二代关键人物居.弥旁的“利美”观缺乏系统地研究。本论以居.弥旁的“利美”观为题,在前人对“利美”观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文献梳理、对比、田野考察、历史考证等方法,以求通过对弥旁“利美”观的个案进行研究,探析“利美”观的发展、影响和现实意义。文中对居.弥旁家族的相关记载作了探究;梳理、考证绘制了弥旁年谱简表,对弥旁的生平大事作了系统的梳理;探析了19世纪的“利美”活动的缘由,追根溯源“利美”观的源流,尤其对德格土司政体出现的“利美”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通过对弥旁一生的讲、辩、着、观修等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弥旁的“利美”观既有传承前人的继承,也有与其他佛学学者不一样的特色:弥旁在尊重他宗的“利美”原则下,大力复兴宁玛教派的显密重要论典,尤其阐释藏传佛教前期的瑜伽行中观哲学思想,与持应成中观见佛教哲学思想的学者展开了多方位、深层次的佛学对话,为教派间思想文化对话创造了文明、和谐的范本;弥旁的中观和《慈氏五论》等显宗方面的注疏以及密宗文本的阐释改变了宁玛派“重密轻显、重伏藏轻经藏”的讲经传统;弥旁以济世利民的入世思想大力复兴传统文化,为世俗文化的诸多领域留下了重要的着作。时至21世纪的今天,面对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平等和谐地交流、对话、沟通,构建和谐共生的社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宗教思想的和谐关系着地区和社会的稳定和谐,研究传统的“利美”观,应对前所未有的多元宗教文化交流,具有理论和社会现实意义,值得继续关注和研究。
孙克诚[4]（2020）在《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特殊时期,封建时代又到存亡交替关口。当此之际,因政治腐败明王朝急剧没落,以武力血腥清政权勃然兴起,社会变乱四起,战争频发,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矛盾尖锐。人们经历着政治黑暗导致的生活失序,感受着朝代更替带来的心理失落,体会着华夷错位生就的思想阵痛,这是一个令人精神痛苦、心灵扭曲的时代。置身巨大社会变迁中,生性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感受尤为深刻。失望于现实的腐霉黑暗,感慨于社会的狂澜难挽,诸多不肯出卖节操以求荣利,不愿屈膝以事异族的高洁之士,此时纷纷走向了遁世之途。与时代沉浮相协应,隐逸历史渊源流长的崂山亦于明末清初,迎来了隐逸文化的繁盛时期。一批士子各有不同出身与经历,或为朝中高官,或为地方官员,或为东林党人,或为复社成员,或为进士举人,或为布衣士子,或为宫廷太监,或为义军领袖,为了驱除胸中郁闷、排解思想痛苦、保全气节操守、苟全身家性命,受到了崂山所承传的隐逸精神的感召,先后来到崂山,隐遁丛林之中,僻居海滨之侧,托身佛道之门,选择了远离尘俗、固守德操、持养心志的隐逸生活。但是他们并非全然忘怀世事,消极以避世,在纷乱时代中,仍然关怀世情民生,持有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他们互通声气、彼此支持,结友仁人志士,交往文化名流,形成了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隐逸文人群体,从而对地方多有作为,于社会多有贡献。啸傲在崂山,作为特殊时代中有德操之士的代表,他们的人生之终,或从容赴死,或慷慨就义,或守志终老,各自成就了人生的价值,光扬了崂山文化的精神。栖息在崂山,他们以传承民族文化为使命,披荒榛、筑屋舍,修造藏读场所,创办书塾书院,兴造佛庵道庙。于此读书治学、赋诗论艺、习书抚琴、教授生徒、参禅修道,于学术、教育、艺术、宗教上,都有突出的作为与贡献。他们传延了崂山文脉,发展了区域文化。歌哭在崂山,他们以文学为生活方式,记事抒情议论,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与诗歌作品。这些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意蕴深厚,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他们创办诗社,相聚一起,联吟酬唱、论诗谈艺,主导了崂山及周边的文学风气,繁荣了区域性文学创作,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因为隐逸文人的入驻,崂山文化呈现出鼎盛之势。在崂山,隐逸文人们拓建了新的文化空间,营造了新的文学景观,使崂山文化地理的精神内涵再得丰富。明末清初之时,社会种种变局均对崂山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之博弈、奸邪之斗争、生活之动荡、易代之变化、强权之暴虐等诸般时代风雨,都波及到了这边隅海陬之地。旧恩之眷恋、亡国之哀痛、恢复之图谋、出处之矛盾、生死之抉择等诸般文人情思,都在崂山丛林中留下了深深印痕,崂山实已成为整个社会的缩影与表征。此时的崂山隐逸文化与文学蕴含着时代的品质与精神,超越了一时一地之局限,具有了普遍性与永恒性的意义。论文各部分主要内容简述如下:绪论:论析了选题提出的意义,对与选题相关研究成果作了述评,明确了论文研究任务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作了界定,说明了文献资料的搜集、准备及使用情况。第一章崂山隐逸文化历史传统的形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的历史发展作了考述,对从秦汉到明前中期二十余位进入崂山隐居人物隐居始末作了探析;其次论析了崂山隐逸文化精神传统的形成及其内涵,分析了影响其形成的自然与文化原因。第二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兴盛及其特点、原因:首先对此际崂山隐逸文人群体概况作了考述,对三十余位人物的生平及隐居崂山情况作了考析;其次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表现及特点作了论析;最后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原因作了分析。第三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地理考析: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地理的空间存在及其内涵作了论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精神地标的形成作了阐析,指出一些文化景观蕴含着独有的精神内涵,因而成为隐逸文人崇尚的精神地标;其次对隐逸人物密集的地理空间所在与变迁情况作了考述,明晰了自然与宗教隐逸空间的创建及历史变动情况。第四章明末清初文化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游考探:对当时文化名士如施闰章、顾炎武、王士禛、钱谦益、蒲松龄、高珩、王铎、朱彝尊、张英等人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游情况,及其对崂山作出的文化贡献,分别作了考析。第五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代表研究:从隐逸文人中选择高弘图、黄宗昌、张允抡、黄培、胡峄阳等五人为代表人物作了个案研究,对其生平、隐居崂山始末、文化贡献与文学创作情况作了较详备的考述。第六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化贡献:论析了崂山隐逸文人对区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对其在学术、教育、艺术、宗教等方面所作出重要的贡献作了整体性考析。第七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上）——散文成就:对隐逸文人的散文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对他们散文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作了考察;其次从文体角度,对其创作的各种散文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散文的总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第八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下）——诗歌成就:对隐逸文人诗歌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就其诗歌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进行了考察;其次对其诗歌结社、诗论建树情况作了考论;再次从题材角度,对其所创作各种诗歌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诗歌整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其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结语:就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作了回顾性的概括总结。明晰了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在中国隐逸文化发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与现实性价值。
王祥辰[5]（2020）在《惠栋与吴派经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惠栋是清代学术史上久负盛名的朴学经师,在他的引领下,包括王昶、沈大成、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江藩、李林松等在内的吴地学者皆以汉人经说为指归、考证为手段从事经学研究,形成了影响有清一代学风的学术共同体——吴派。惠栋被后来众多学者视作吴派的核心。江声、王鸣盛、钱大昕、江藩、李林松等人除了在学术旨趣、研究方法上充分接受惠栋外,他们研究着作的具体内容也都有惠学的印记。本文以“惠栋与吴派经学研究”为题,以惠栋具体学术着述为线索,将东吴惠氏家族学术宗脉与此后吴派汉学共同体《古文尚书》疑辨、汉易学研究相关联,探讨惠栋学术研究风格的塑形过程,以及他的经学研究对吴地学者乃至乾嘉时年汉学风气产生的具体影响,以期还原惠栋在乾嘉经学史上的地位,并明晰“后惠栋时代”吴派经学研究的发展走向。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明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综述、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主体部分共分五章,具体如下:第一章:“惠栋与吴派的兴起”。本章重点考察惠栋的生平资料与乾嘉汉学“吴派”观念兴起的过程。第一节“惠栋生平简述”,以惠栋的主要学术着述为标识,将他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惠栋出生（康熙三十六年,1697）至三十岁（雍正四年,1726）。这一阶段惠栋主要是承继家学并撰作《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第二阶段是惠栋三十一岁（雍正五年,1727）至四十七岁（乾隆八年,1743）。这一阶段惠栋主要是为生计奔波,但在此过程中约历时九年完成了《古文尚书考》。第三阶段是惠栋四十八岁（乾隆九年,1744）至六十二岁（乾隆二十三年,1758）去世。这一阶段惠栋将学术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汉易学之上,并结交了王鸣盛、钱大昕、戴震等一众学者。他的学术着作也为卢见曾资助而在这一阶段开始陆续刊刻。第二节“吴派观念建构历程述论”,梳理吴派观念从清代至建国后七十年间的建构历程,揭示出家学、师承、交游等多重因素交织,促成了吴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第二章“东吴惠氏‘文人说经’与朴学范式确立”。本章重点考察惠栋对家族学术宗脉的继承,钩沉惠周惕、惠士奇经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联,揭示出东吴惠氏由文学宗脉向经学学脉转变的经过,并展示惠栋由于接续家学的原因训纂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将家族吟咏为重的诗学传统过渡到笺疏为主的诗学研究上。惠栋也藉着经、史注疏手段训纂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为此后的经学考证确立了研究范式。第三章“惠栋与吴派《古文尚书》辨伪”。本章重点论述了惠栋《古文尚书考》的学术成就,并以《古文尚书考》为线索,串联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与王鸣盛《尚书后辨》,旨在反映惠栋辨伪东晋《古文尚书》不只在方法上启迪了吴派后学,在具体研究内容上也对吴派经师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第四章“惠栋与吴派易学考辨”。本章通过梳理惠栋《易汉学》与《周易本义辨证》,明确惠栋的汉、宋立场对他的易学体系建构的作用,并指出,正是惠栋汉、宋立场的对立与交织,造成了江藩《周易述补》与李林松《周易述补》两部学术倾向侧重不一的同名学术着述得以并行于世,且推动吴派汉学在“后惠栋时代”发展进入不同方向。第五章“吴派研究的再思考”。本章首先从清廷文教政策《圣谕十六条》出发,梳理吴派学者的“异端”观,总括吴门经师的经学研究特色,揭示出吴派经师“异端”观立足于汉儒学说,重视诸子文献的价值、强调“无益于经”皆为异端、推重实学,这些主张均符合清廷文教政策的根本要求。其次通过考察江藩《乐县考》,讨论江藩与扬州学者凌廷堪的学术关系,比较《周易述补》与《乐县考》不同的对话对象,提出江藩青年时期应从属吴派,中年以后当归于扬州学派的意见。
秦洁[6]（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周赫[7]（2020）在《《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的东北史地研究》文中指出《蓬莱轩地理学丛书》（又名《浙江图书馆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是我国清末民初着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丁谦所编着的一套丛书。《丛书》卷帙浩繁,在北京图书馆2008年本中有787709字,分为4册,2集,31卷。《丛书》考证我国古代边疆区域的同时,还考证了域外地理,即向西延伸至大高加索山附近,向北延伸至贝加尔湖西北地区,向南延伸至南洋群岛及印度洋附近。《丛书》对我国古代多民族王朝边疆史地及域外地理作了一次系统的总结性考证,厘清了历代边疆史地上的诸多疏漏。本文针对《丛书》中的内容,从文献学的角度,运用综合研究法、归纳法和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对《丛书》中我国古代东北史地方面的内容进行考证与研究,并将论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丛书》中东北史地研究的选题依据、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史料、研究内容与价值。第二部分为正文,在第一章中先梳理丁谦生平事迹及着述。将《地学杂志》与《丛书》中丁谦的着述进行对比,纠正了丁谦着述多存于《地学杂志》中的误区。再对《丛书》修撰过程中屡次更名的现象进行辨析。其次,探讨清末民初视阈下考据学、蒙古史、元史、边疆史、地学对《丛书》的影响,并介绍《丛书》流传中出现的5种版本,将不同的版本进行对比,进而对不同版本中的印刷及脱倒进行指误,对《丛书》成书之后学者们为其作叙和点校的情况加以概述,分析其复杂的编着方式,再对编着时出现的制图问题加以说明。再次,由于《丛书》中东北史地方面的内容分散在各卷之中,因此在这一部分中,对《丛书》中丁谦考证的东北史地范围进行划分,将《丛书》中丁谦摘出的史料,以及考证时参考和引用的文献情况进行说明,同时制定考证凡例,以便对《丛书》中东北史地考证进行再考证。最后,总结丁谦东北史地考证的价值与不足。第二、三、四章,即对《丛书》中丁谦所考证的东北史地内容,进行系统地梳理与再考证。在这一部分中,将丁谦考证的内容分为民族、建置、地名三类进行再考证,并按照朝代更迭的顺序排列。在考证民族时以族系分类,在考证建置时以各卷所考府、郡、县、城进行分类,在考证地名时以各卷中的山、水、地名分类。对分类后的内容再进行细致而客观的辨析,同时结合学界其他学者的观点和考古挖掘的成果,对丁谦的考证结论进行再考证,若有丁谦考证正确的问题则予以肯定,存在争议的观点则进行分析与探讨,存疑的问题则尽量解答。第四部分为结语,总结丁谦考证东北史地的偏重点,对《丛书》中东北史地的研究进行概括。
程雪[8]（2020）在《民国时期杜诗选本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杜诗选本是民国杜诗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民国杜诗选本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杜诗选本在新旧文化融合、中西文化碰撞之际的演变特征,也可以进一步认识杜甫、杜诗在民国的接受与传播情况,从而丰富民国杜诗学的研究。本文主要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探讨了选本的批评特性与价值功能,分析了民国时期杜诗选本的研究意义;其次对民国时期杜诗选本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并且对研究范围及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正文分为四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梳理了杜诗选本的发展脉络,从杜诗学史的角度关照民国杜诗选本的发展演变;对搜集整理的十八种民国时期杜诗选本进行分类,总结归纳出民国杜诗选本的基本特征。第二章重点探讨民国杜诗选本转型的表现及原因。将民国杜诗选本与前代杜诗选本作比较,结合民国杜诗选本自身的特点,具体归纳出民国杜诗选本转型的表现,并且从多个角度分析其转型的原因。第三章着眼于民国杜诗选本的继承与发展。《杜诗精华》为重编的评点本,本文以此为例,关照民国杜诗选本在编选观念、编选形式以及编选内容等方面展现出对前代诗学的继承;李详《杜诗释义》运用“杜诗证《选》”的方法编选,展现了民国杜诗选本在编选方法及编选体例方面的发展与新变,“杜诗证《选》”方法的提出,也为我们研究杜诗提供了新的启示。第四章将杜诗选本的编选与民国社会思潮相结合,重点讨论白话文运动以及“非战”文学对杜诗选本的编选产生的影响。此章主要以余研因《白话注解杜甫诗选》、高剑华《杜工部诗选》以及金民天《杜甫诗》为例,进行重点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且从文献价值,社会意义,杜诗学意义等方面归纳了民国杜诗选本的价值,同时指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研究的设想。
贾韬[9]（2020）在《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史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周期性与规律性,找到相似的时空场景与媒介轨迹,进行匹配与对照、筛选与分析,对当下的社会改革、教育创新与文化引领,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研究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从宏观角度看,它包含对整个近代时期书法教育史的脉络提炼,即如何从传统教育形态进入国民教育序列与学校教育体制;从中观角度看,它包含对各种教育改造思潮、艺术教育论说或重要人物思想的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的延伸分析,即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民族精神的再塑造”以及“美术育人的合法化”;从微观上看,它涵盖了对民国书法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写实与文本描述,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系列教学活动构成。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始于文字书写、兴于读书明理、盛于以书取仕,在着书立说、立国化民、广育群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与社会稳定功能,然而正是书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身依附性与制度嵌入性,使书法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遭遇了“价值观念”上的肢解与“社会行动”上的剥离。民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开始确立并实施的时期,而在文化艺术领域,则是中国开启正规化艺术教育和美育的肇始时期。书法教育以其根深蒂固的“古典形态”,在二十世纪初的新兴学堂教育中,悄然兴起,潜滋暗长,“不仅完成了自身的‘革命’——从私塾师徒授受转向课堂教育,同时亦完成了社会意义上的‘革命’——从旧式教育体制走向新式教育体制”,书法教育则沿着实用书写教育和美术教育两条路线走进了学制框架体系内。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学校制度中主要有两种表现情形:一种是在初、中等教育中作为“国文科”中的习字课程,以追求实用性、普及性的书写技能而存在,“习字一科,虽为国语教学之一部门,但关系于修学及应用者甚大”;一种是以师范教育与专科教育的制度形式,确立了书法向每个社会生活的扩张空间和渗透力量,以达致艺术性、专门性的书法美学而存在,“于艺术学校、大学校中,设书学一系,以培养一班高等书学人才”。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学制化的转型。“教育”和“文化”构成了民国书法教育的两大维度,作为勾勒民国书法教育“全景式”文本图像的前提,必须从“文化”角度阐释和反思民国社会大环境与书法教育之间的互动逻辑,提供书法教育在社会思想结构中的宏观视野。当时书法的“本体危机”主要体现在“汉字革命”对汉字的简化与注音,颠覆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书写内容、书写文本与书写方式,带来了书法哲学“本体论”上的危机与困惑。而“美术革命”对中国绘画摹古不化之风、石谷之流弊的批判——“革王画的命”,亦规约了书法创作的美学形式、艺术类型与个性趣味,解构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美学体格与道德功用,带来了书法哲学“价值论”上的冲击与失落。于是,在异域教育理论的审视与参照下,在其他学科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与比对下,书法教育需要学科逻辑的支撑与教育原理的基础,其核心与特征是“地道的逻辑思维——课程分布、课时分配、授课内容的环节安排、教学手段、教学思想、基本观念……,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才能获得确立”,书法教育活动过程被程序化、模式化与预设化,以舍弃各种异质性因素去构建具有普适性与标准性的学科教学体系。为了追求书写的标准化与效率化,围绕写字学习材料、写字教学方法、写字工具等,书法教育开展了各种心理化、科学化的实证研究,促进了书法教育在教学原理、学习原理上的设计与实践、探究与应用。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科学化的转型。在民国充满变革的浪潮中,“更新与改良是流行话语,同时,保存国粹更是国人关心的课题”,这就决定了书法艺术发展的社会规约力要比其“自律”大得多。书法教育“现代”的发展总是与危机意识和终极关怀紧密相扣,以中国文字之特有价值和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塑造社会革新品格,通过平民教育、民众学校使书法从精英到大众,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借助艺术或者美术的身份加持,在“美育救国”、“艺术救国”等民族使命的话语体系中改变遭际、重获价值,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民国书法教育的成长及其背后折射出了知识范式的生产、文明观念的辐射、思想文化的变迁,书法教育的诸种知识通过出版的“崭新诞生”与思想的“人物引领”,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渐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着作、教科书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与生活体验。同时,民国特殊的战乱背景使书家群体呈现出“聚集”和“流动”的时空特征,从雅集到社团构成了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中国书学会标志着传统书法艺术的复兴与书法普及教育的推广,各种学生书法社团则见证这个时代书法社团的繁荣和现代学制内的书法影响;从内陆到粤港形成了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在香港移民社会的国族想象和乡邦情结中,书法以保存国粹与发扬民族精神为重,书法教育则扮演了身份认同与民族抗争的重要功能。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正在不断抽离日常书写的工具、文本与机会,中国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实际上又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书法教育无疑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效方式,书法教育的价值、前途等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我国书法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和实践,已在书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就目前来看,“应用化”与“艺术化”依然是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书法基础教育正在从写字转向审美,书法大众教育则面临着从功利走向情怀。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建构之路,“科学化”与“专业化”仍然是书法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命题,既要解决“身份危机”,又要争取纳入现代学科的框架体系中。“本土化”与“国际化”则是书法教育时代复兴的责任担当,书法作为东方文化在国际艺术语境中的身份显现,既面临着以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理念来重建东方书法形象的历史重任,又需要以中国元素与国际审美形式相融合而获得审美普世化。
张建坤[10]（2019）在《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元佑学术”是个历史上的特定概念,有比较明确的内涵,一般是指北宋后期和“荆公新学”相对立的理论形态,以朔学、蜀学和洛学为主干,而非宽泛地等同于整个元佑时期的学术。相应的元佑学术群体,指的也不是整个元佑时期的学术群体,而是有着一致的“元佑学术”背景的士大夫群体,以司马光学派、苏轼文人集团和洛学学派为主体。“元佑学术”是“宋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阶段,上承“庆历学术”,与“荆公新学”并驾齐驱,下启南宋“道学”。“元佑学术”与“元佑政事”关系紧密,甚至被视为“元佑政事”的意识形态。近百年来,学界虽对“元佑学术”中的蜀学、洛学已作了丰富的个案研究,但从整体上观照“元佑学术”的基本面貌、问题意识与共同旨趣等,尚嫌不足。宋代士大夫一般都兼具学者、官僚、文人三重身份,他们的学术和他们的政治理想、政治行动密不可分,主要目的即实践他们的政治理想,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元佑学术”,有助于理解“元佑学术”的本质属性。实际上,“元佑学术”的焦点不在于对“熙丰新法”和“荆公新学”作批判性的理论反思,而在于调适北宋立国以来的“内向治道”规范。所谓的“内向治道”规范,就是一种内倾至皇帝个人修养与权威的统治原理,它以社会政治稳定为中心目标,以“安内养外”的外交原则、“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清静致治”的统治方针为基本内容,一方面强化了北宋的皇权支配,带来了百余年的太平治安盛局,另一方面又导致一系列社会政治弊病。“元佑学术”本质上是要趋利避害,在维护“内向治道”规范的基础上,消除其弊端,既维护政治稳定,又确保社会发展;既加强皇帝集权,又落实士大夫用权。“元佑学术”的这条政治思想道路先于“熙丰变法”而存在,反对“熙丰新法”和“荆公新学”实则“元佑学术”的一种可能性结果,而非根本性目的,不能径认为“元佑学术”的本质属性是批判“熙丰变法”和“荆公新学”。鉴于政治思想的理论深度及现存思想资料的丰富性,比较合理的选择是以司马光学派中的司马光、范祖禹、刘安世,苏轼文人集团中的苏轼、苏辙、秦观、张耒,洛学学派中的程颐为元佑学术群体的主要代表,通过他们的核心政治观念来解析他们的政治思想,进而理解“元佑学术”的基本面貌和本质属性。“中和”是司马光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政治观念,它本质上是实践的,重心在于“执中治心”,侧重于外在的“制中”之法。这在政治上要求按照传统儒家“礼所以制中”的理路,建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礼治政体,使日益强化的皇权支配,回归无过与不及的平衡状态。司马光的中和政治实践论在元佑时期被付诸实践,却因其内在困境所限,非但没能消解皇权支配的绝对性,反而推进了北宋皇权支配的强化进程。“帝学”是范祖禹一系列面向哲宗的着作的共同思想主旨,它是以“学成圣王”为目的,以《大学》纲领、条目为主干的道德、知识系统,实质上是一种旨在“正君心”的为己之学,以儒家先王之道为准则的正统之学。“帝学”也有丰富的治道内容,归根结底则是“法祖宗”,尤其是“法仁宗”。然而,“学成圣王”的教育目标十分高远,不免给年幼的哲宗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影响哲宗对元佑之臣的政治好感。刘安世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公议”政治精神中。他基于阴阳消长的易道变通精神及“君臣一体”的身体政治隐喻,按照进君子、退小人→公议→台谏的政治逻辑,展开了他的“公议”政治精神,这种精神又集中表现在他立足台谏制度,积极维护台谏官员政治意见的表达与实践,以期消除朋党,坚守元佑“国是”。然而,“公议”与“国是”同具专断性,刘安世虽张扬了“公议”政治精神,有利于消解皇权支配的绝对性,但也使“公议”异化为了少数台谏官的“私议”“横议”,打破了权力制衡机制,给元佑政局蒙上一层阴影。“人情”是二苏政治思想的底色,这个“人情”是一种“情—理结构”。这在政治上,要求皇帝“通上下之情”,即结臣心以结民心。结臣心,是秉承“和而不同”的政治精神,循理无私,尊重士大夫“公议”;结民心,是秉承“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政治精神,尊重民众的情欲需求,因势立法,不分新旧,一切以富民、利民、便民为本。“通上下之情”的过程其实也是皇权利用、加工、塑造臣民政治情感的过程,在给予士大夫一定的行政自主权,给予天下臣民一种自由感、安全感、满足感、幸福感的同时,也塑造了他们对皇权的信赖感。秦观、张耒深化了二苏的“人情”政治论,开展出了政治调和论。秦观、张耒的政治调和论,立足于他们心目中的“大全之道”。这个“大全之道”不可描述,二人把捉它的途径也有所不同,秦观从养气入手,张耒从尽性入手。虽有此不同,但都旨在平衡内外,开放出宽容境域,使元佑政治能够走向不分新旧、多元并包的和谐之路。王道政治理想是程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心目中的王道政治是一种“降格”以求的政治模式,以他和程颢共同倡明的“道学”为基础,蕴含天理、公心、民本三重维度,归结于那句“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根本上旨在重建政治宪纲,平衡皇帝集权与士大夫用权,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总的来说,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在不同的致思理路下蕴藏着一个共同思想主旨——平衡皇帝集权与士大夫用权、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这显示出,“元佑学术”其实是个“多元一体”的思想形态,“多元”本身就是一种平衡,平衡方能构成稳定的整体。“元佑学术”的这一面貌和属性,对我们当下仍有重要启示意义。平衡各方面的权力、利益,获得情感上的通畅,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兼顾社会的不断发展,进入和乐之境,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美好愿景。这仍然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对平衡之道的关注,对平衡技艺的探索。
二、《北京文史资料精华》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京文史资料精华》序（论文提纲范文）
（1）东路哈哈腔的审美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必要性 |
| (一) 不容乐观的东路哈哈腔生存现状 |
| (二) 一种学术层面的“抢救”——开展审美文化内涵研究 |
| 二、研究现状综述与分析 |
| (一) 研究现状综述 |
| (二) 既有研究分析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意义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东路哈哈腔的历史文化语境 |
| 第一节 孕育东路哈哈腔的地理文化生态 |
| 一、地理与人文环境 |
| 二、文化艺术生态 |
| 三、当地演剧状况 |
| 第二节 哈哈腔的源流与生成考述 |
| 一、哈哈腔的源流考述 |
| 二、哈哈腔的生成过程回溯 |
| 第三节 流派辨析和东路哈哈腔的传播 |
| 一、哈哈腔的流派辨析 |
| 二、东路哈哈腔的流播路径 |
| 三、东路哈哈腔的流播特点与分析 |
| 第二章 东路哈哈腔的艺术特质 |
| 第一节 语言特质: 通俗诙谐 |
| 一、方言声韵独特 |
| 二、唱词规整而直白 |
| 三、大量运用俏皮俚语 |
| 第二节 唱腔特质: 质朴自然 |
| 一、带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旋律属性 |
| 二、稳中求变的旋法 |
| 三、组织有序的板式结构 |
| 四、东路哈哈腔与西路哈哈腔的旋律比较 |
| 第三节 音乐特质:灵动自由 |
| 一、锦上添花的过门音乐 |
| 二、色彩丰富的曲牌与锣鼓经 |
| 三、吹拉敲打的文武场 |
| 第四节 剧目特质:平民品格 |
| 一、生活气息浓厚的对子戏 |
| 二、彰显民间气质的草台戏 |
| 三、走向至臻成熟的台本戏 |
| 四、焕然一新的改编戏与现代戏 |
| 第五节 表演特质:笃实率真 |
| 一、注重逼真细腻的生活化动作 |
| 二、偏好风趣逗乐的表演手段 |
| 三、娴熟运用多种舞姿身段及特殊技巧 |
| 四、擅长夸张性的舞台动作表演 |
| 第三章 东路哈哈腔的审美解析 |
| 第一节 日常生活化的艺术题旨 |
| 一、用幽默逗乐调节底层生活 |
| 二、歌唱坚贞不渝的男女爱情 |
| 三、高扬忠孝节义的是非观念 |
| 第二节 平中见奇的叙事模式 |
| 一、归于“团圆”的串珠叙事结构 |
| 二、“背道而驰”的情节冲突 |
| 三、“少”而不“弱”的悬念设置 |
| 四、“悲”而不“伤”的情感基调 |
| 第三节 充满个性的人物形象 |
| 一、贴近百姓生活的人物 |
| 二、“二元相对”模式下的角色特性 |
| 三、“以事见人”的人物讲述方式 |
| 第四节 “广乐成教”的人文价值理念 |
| 一、“俗而不庸”的审美理念 |
| 二、“戏以明志”的人生观照 |
| 三、“中和”为美的价值导向 |
| 四、有裨风化的劝惩之道 |
| 第四章 东路哈哈腔的剧种本体及创生机制 |
| 第一节 声腔: 从“东柳”到“西梆”的过渡与衍变 |
| 一、从“东柳”到哈哈腔 |
| 二、过渡基础: 唱腔中的板腔因子 |
| 三、从哈哈腔到“西梆” |
| 四、成因分析 |
| 第二节 剧种本体: 一种逐级向外递增的圈层嫡存结构 |
| 一、什么是剧种本体 |
| 二、东路哈哈腔作为剧种本体的建构基础 |
| 三、东路哈哈腔的剧种本体结构 |
| 第三节 创生机制: 二次创造、“戏仿”策略、观演互动 |
| 一、东路哈哈腔艺人的二次创造 |
| 二、“戏仿”策略 |
| 三、观演互动 |
| 第五章 东路哈哈腔的审美价值与文化属性 |
| 第一节 东路哈哈腔的审美价值 |
| 一、当地社会民间情感的集中体现 |
| 二、地方民众自然表达的生命艺术 |
| 三、当代人实现文化认同的精神符号 |
| 第二节 东路哈哈腔的文化属性 |
| 一、东路哈哈腔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文化 |
| 二、东路哈哈腔审美的深层向度是指向人性 |
| 三、东路哈哈腔的古朴格调与当代审美文化 |
| 结语 |
| 附件: 田野调查工作部分图片及资料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2）王树民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论文结构 |
| 四、难点、创新点、不足 |
| 第一章 王树民学术之路 |
| 一、少年时期——家学深厚 |
| 二、青年时期——学术起步期 |
| 三、中年时期——学术奠基期 |
| 四、晚年时期——学术爆发期 |
| 五、师生情谊——顾颉刚与王树民 |
| 小结 |
| 第二章 王树民上古史研究 |
| 一、对国家民族名号问题的探讨 |
| (一)40 年代国家民族名号研究 |
| (二)80 年代国家民族名号研究 |
| 二、对“五帝”问题的探讨 |
| (一)“五帝”问题的研究背景 |
| (二)“五帝”来源及含义 |
| (三)“五帝”对象及划分 |
| 三、对有虞与“夏康”等问题探讨 |
| (一)“有虞”问题研究 |
| (二)“禅让”制度研究 |
| (三)“夏康”问题研究 |
| 四、王树民与古史辨 |
| 小结 |
| 第三章 王树民民俗学与甘青地方史研究 |
| 一、进入民俗学地方史领域的背景 |
| 二、对“民歌”的看法 |
| (一)民歌功能认知 |
| (二)民歌价值认知 |
| (三)民歌中“历史故事”认知 |
| 三、对甘青地方史研究 |
| (一)地方史研究中折射的古史观 |
| (二)甘肃回民反清问题研究 |
| (三)地方民俗文化整理贡献 |
| 小结 |
| 第四章 王树民历史文献学研究 |
| 一、历史文献整理贡献 |
| (一)《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 |
| (二)《廿二史札记校证》 |
| (三)《戴名世集》和《戴名世遗文集》 |
| (四)《通志二十略》 |
| (五)《国语集解》 |
| 二、史部目录学贡献 |
| (一)《史部要籍解题》成书背景及内容 |
| (二)《史部要籍解题》特点 |
| (三)《史部要籍解题》价值 |
| 三、对文献整理理论认知 |
| (一)古籍的概念及性质 |
| (二)古籍整理原则及内涵 |
| (三)古籍整理的问题 |
| (四)古籍整理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五章 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研究 |
| 一、对中国史学史问题研究缘由 |
| 二、对中国史学史理论看法 |
| (一)中国史学史内容及任务 |
| (二)中国史学史分期标准 |
| (三)史学史指导思想 |
| (四)中国史学史特点 |
| 三、对中国史学史“纵横”的看法 |
| (一)王官之学时期 |
| (二)史书体例成熟时期 |
| (三)官修史书定局与史学新发展时期 |
| (四)民间史学异军突起时期 |
| (五)史学蜕变时期 |
| 小结 |
| 第六章 王树民史学教育贡献 |
| 一、历史教育着述 |
| (一)《初中中国历史课本问题解答》 |
| (二)《隋唐五代宋元史纲》 |
| 二、史学教育思想 |
| (一)重视爱国主义和民族文化教育 |
| (二)重视历史普及性教育 |
| (三)突出人民群众主体地位 |
| 小结 |
| 第七章 王树民的治史方法及思想 |
| 一、治史方法 |
| (一)重视基础知识积累 |
| (二)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 |
| (三)珍惜时间善用条件 |
| (四)脚踏实地,莫走捷径 |
| (五)多读书与善写作 |
| 二、治史思想 |
| (一)胸怀全局,行守本位 |
| (二)求真求实 |
| (三)重视理论 |
| (四)纵横会通 |
| (五)经世致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王树民专着及论文 |
| 二、相关研究专着及论文 |
| 后记(含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3）居·弥旁“利美”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理论、方法及内容 |
| 四、主要研究思路、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利美”观源流 |
| 第一节 “利美”观与佛经中的“利美” |
| 一、“利美”概念及其内涵 |
| 二、佛教典籍中的“利美”观 |
| 第二节 藏传佛教历史上的“利美”观 |
| 一、赞普时期的“利美”启蒙(7 世纪-10 世纪) |
| 二、后弘多教派格局的形成 |
| 三、元明两朝及清初藏传佛教“利美”思想 |
| 第三节 昌波掘藏师的“利美”观 |
| 一、昌波掘藏师西绕威色 |
| 二、“八大修传”系统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19 世纪的“利美”活动 |
| 第一节 、19 世纪德格甲波时期“利美”观兴起的缘由 |
| 一、蒙古固始汗的军事行动 |
| 二、德格甲波及其政教联盟 |
| 第二节 弥旁的“利美”上师 |
| 一、绛阳钦则旺波 |
| 二、工珠·云丹嘉措 |
| 三、巴珠·吉美曲杰旺波 |
| 四、拉布·旺青杰绕多吉 |
| 五、19 世纪“利美”活动的特点 |
| 第三章 居·弥旁的家族和弥旁生平 |
| 第一节 居氏家族的历史 |
| 一、关于居.弥旁传记中的“阿加珠氏” |
| 二、有关《居氏族谱》与居氏 |
| 三、居氏与阿加哲的关系 |
| 第二节 弥旁的父母与弥旁生平 |
| 一、弥旁的父母 |
| 二、居.弥旁的生平 |
| 第四章 居·弥旁的“利美”着作 |
| 第一节 《弥旁文集》的形成和内容 |
| 一、 《弥旁文集》的形成 |
| 二、版本与内容 |
| 第二节 “利美”佛学着作 |
| 一、弥旁“利美”着作背景 |
| 三、弥旁降央朗杰嘉措的知识总汇-《智者入门论》 |
| 四、弥旁洛桑尼玛与《宗喀巴赞》 |
| 五、弥旁的量论着作 |
| 六、弥旁的《慈氏五论》注疏 |
| 七、对宁玛派传统的继承 |
| 八、弥旁对新密的诠释 |
| 第三节 弥旁的世俗文化着作 |
| 一、语言学作品 |
| 二、医学着作 |
| 三、历算着作 |
| 四、占卜类文本 |
| 五、工巧明文本 |
| 六、诗学着作《修辞学明镜疏》 |
| 八、小结 |
| 第五章 居.弥旁的“讲辩修”三事及“利美”观 |
| 第一节 “利美”地讲经说法 |
| 一、讲经传统的继承 |
| 二、四无碍智 |
| 三、弥旁的文化讲授 |
| 第二节 弥旁的“利美”法辩 |
| 一、弥旁辩论的背景 |
| 二、弥旁的辩论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利美”观修 |
| 一、依止本尊文殊 |
| 二、格萨尔王崇拜 |
| 三、十三年在“噶莫达仓”的修行 |
| 第六章 弥旁“利美”观的继承和意义 |
| 第一节 弥旁“利美”观的传承和影响 |
| 一、弥旁的“利美”观 |
| 二、弥旁“利美”观的传承 |
| 第二节 对弥旁的评价和弥旁“利美”观的意义 |
| 一、对弥旁的评价 |
| 二、弥旁“利美”观的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任务、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五、文献搜集与使用说明 |
| 第一章 崂山隐逸文化历史传统的形成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化发展历史考述 |
| 一、崂山隐逸文化的历史发展 |
| 二、明朝前中期崂山隐逸文化考述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化传统的形成及原因 |
| 一、崂山隐逸文化传统的形成 |
| 二、崂山隐逸文化传统形成的原因 |
| 第二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兴盛及其特点、原因 |
| 第一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群体考探 |
| 一、明末入崂隐逸文人 |
| 二、隐居崂山的明朝遗民文人 |
| 三、清初入崂隐逸文人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之表现及其特点 |
| 一、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之表现 |
| 二、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特点 |
| 第三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原因 |
| 一、社会现实与隐逸传统原因 |
| 二、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安保的加强 |
| 三、区域文化教育的发展 |
| 第三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地理考析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化精神地标的形成 |
| 一、黄石洞——黄石宫:为而不恃、功成身退 |
| 二、田横岛——五百义士冢:不甘屈服、尽节守义 |
| 三、驯虎山——童公祠:勤政爱民、造福一方 |
| 四、不其山——康成书院:绵延文脉、传道继圣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空间的拓建及变迁 |
| 一、自然隐逸空间的拓建及变迁 |
| 二、宗教隐逸空间的创建及变迁 |
| 第四章 明末清初文化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游考探 |
| 第一节 施闰章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考述 |
| 一、施闰章的崂山之游 |
| 二、施闰章与崂山隐士杨还吉的交往 |
| 三、与杨遇吉、蓝润的交往 |
| 第二节 顾炎武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及对崂山文化贡献考述 |
| 一、顾炎武的崂山之行 |
| 二、顾炎武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三、顾炎武陷身黄培文字狱始末 |
| 四、顾炎武对崂山的文化贡献 |
| 第三节 王士禛笔录崂山及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述考 |
| 一、王士禛对崂山、即墨人事的记咏 |
| 二、王士禛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第四节 钱谦益等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考述 |
| 一、钱谦益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二、蒲松龄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三、高珩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四、王铎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五、朱彝尊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六、张英与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第五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代表人物研究 |
| 第一节 高弘图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述 |
| 二、着述及存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 四、隐居期间的公益作为 |
| 五、隐居期间的文学创作 |
| 第二节 黄宗昌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考 |
| 二、着述及其存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 四、隐居期间的公益作为 |
| 五、《崂山志》的撰写及其学术价值 |
| 六、创作的隐逸诗歌 |
| 第三节 张允抡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考 |
| 二、着述及传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 四、隐居崂山期间的文化贡献 |
| 五、隐居崂山期间的文学创作 |
| 第四节 黄培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述 |
| 二、黄培文字狱案始末、原因及其影响 |
| 三、黄培隐居崂山始末及所创丈石斋诗社 |
| 四、甲申后黄培的交游情况 |
| 五、黄培文化作为及其着述 |
| 六、黄培的诗歌创作 |
| 第五节 胡峄阳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述 |
| 二、着述及存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及其交游情况 |
| 四、胡峄阳的文化贡献 |
| 五、文学创作情况 |
| 六、胡峄阳的历史影响 |
| 第六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化贡献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学术贡献 |
| 一、经学贡献 |
| 二、理学贡献 |
| 三、史学贡献 |
| 四、区域人文地理学贡献 |
| 五、其他学术贡献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教育贡献 |
| 一、从教授业传道 |
| 二、修缮教育设施 |
| 三、创建书舍书院 |
| 四、致力家庭教育 |
| 五、编刊书籍以助风教 |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艺术贡献 |
| 一、书法贡献 |
| 二、音乐贡献 |
| 三、集藏贡献 |
| 第四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宗教贡献 |
| 一、对佛教发展的贡献 |
| 二、对道教发展的贡献 |
| 第七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上):散文成就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及作品传世考探 |
| 一、明末入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 二、清初入山遗民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 三、清初入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文体类析 |
| 一、传记文 |
| 二、序跋文 |
| 三、碑志文 |
| 四、书启文 |
| 五、哀祭文 |
| 六、论说文 |
| 七、杂记文 |
| 八、赞铭箴赋 |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的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 |
| 一、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具有的艺术特色 |
| 二、崂山隐逸文人散文产生的社会影响 |
| 三、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具有的学术价值 |
| 第八章 明末清初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下):诗歌成就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考探 |
| 一、明末入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 二、清初入山遗民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 三、清初入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诗歌结社及诗论建树 |
| 一、诗歌结社 |
| 二、诗论建树 |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作品的题材类析 |
| 一、隐居诗与隐逸情怀 |
| 二、酬应诗与人际交往 |
| 三、山水诗与诗歌地理 |
| 四、咏物诗与情意寄托 |
| 五、佛道诗与宗教氛围 |
| 六、海洋诗与海洋风情 |
| 七、时事诗与世情关怀 |
| 八、怀思诗与思想意绪 |
| 九、饮酒诗与情感慰藉 |
| 十、时序诗与生命感思 |
| 第四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的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其学术价值 |
| 一、崂山隐逸文人诗歌的艺术特色 |
| 二、崂山隐逸文人诗歌产生的社会影响 |
| 三、崂山隐逸文人诗歌具有的学术价值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惠栋与吴派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对象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惠栋与吴派的兴起 |
| 第一节 惠栋生平简述 |
| 第二节 “吴派”观念建构历程述论 |
| 一、清代:吴派观念萌发 |
| 二、民国:吴派观念具体化 |
| 三、新中国七十年:吴派观念赓续与拓展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东吴惠氏“文人说经”与朴学范式确立 |
| 第一节 惠周惕、惠士奇文学与经学论略 |
| 一、惠周惕文学与经学 |
| 二、惠士奇文学与经学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论惠栋诗学旨趣与经、史根柢 |
| 一、重构侧重“根柢”的诗论 |
| 二、由“根柢”彰显渔洋诗“诗史”价值 |
| 三、研治诗歌接续惠氏家学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的文本特色及朴学范式价值 |
| 一、忠于原本 |
| 二、以证代论 |
| 三、博采兼容 |
| 四、余论 |
| 第三章 惠栋与吴派《古文尚书》辨伪 |
| 第一节 惠栋《古文尚书考》学术成就论略 |
| 一、《古文尚书考》与《尚书古文疏证》 |
| 二、《古文尚书考》引领汉学风气 |
| 第二节 惠栋与江声《尚书集注音疏》 |
| 一、江声《尚书》学研究缘起 |
| 二、浸润惠栋印记的注《书》特色 |
| 三、赓续惠栋辨伪《晚书》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惠栋与王鸣盛《尚书后辨》 |
| 一、《尚书后辨》对《古文尚书考》的接受 |
| 二、王鸣盛少引惠书原因其一:惠书引证材料混杂不清 |
| 三、王鸣盛少引惠书原因其二:突显个人学术特色 |
| 四、余论 |
| 第四章 惠栋与吴派易学考辨 |
| 第一节 汉、宋立场与惠栋易学体系建构 |
| 一、《易汉学》中的宋易学 |
| 二、《周易本义辨证》中的汉学意识 |
| 三、余论 |
| 第二节 惠栋与江藩《周易述补》 |
| 一、延续学脉,羽翼惠栋 |
| 二、推崇汉易,偏重虞翻 |
| 三、清晰界线,汉宋分明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惠栋与李林松《周易述补》 |
| 一、更变体例突显个人特色 |
| 二、视野开阔网罗吴门诸家 |
| 三、取义庞杂模糊学术边界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吴派研究的再思考 |
| 第一节 排异端,立正学——从《圣谕十六条》看吴派“异端”观 |
| 一、重视子书文献价值 |
| 二、“无益于经”皆为异端 |
| 三、主张“求实”之学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江藩与《乐县考》 |
| 一、复古风潮推动乐律学研究 |
| 二、《乐县考》撰作旨趣:以复古“宗郑”求古乐复兴 |
| 三、《乐县考》复兴古乐途径:“今乐可通于古乐” |
| 四、从《乐县考》看江藩学派归属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的东北史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史料 |
| 五、研究内容与价值 |
| 第一章 丁谦与《蓬莱轩地理学丛书》 |
| 第一节 丁谦及其着述 |
| 一、丁谦的生平 |
| 二、丁谦的着述 |
| 第二节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相关问题 |
| 一、清末民初考据学视阈下的《丛书》 |
| 二、版本流传 |
| 三、叙校情况 |
| 四、编着方式 |
| 第三节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东北史地问题 |
| 一、考证的范围 |
| 二、考证史料的筛选 |
| 三、参引的文献情况 |
| 四、考证凡例 |
| 五、《丛书》的文献学价值——以对东北史地的考据为中心 |
| 六、东北史地考证的不足 |
| 第二章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东北民族的考证 |
| 第一节 两汉东北诸族考证 |
| 一、秽貊系诸族 |
| 二、肃慎系诸族 |
| 三、东胡系诸族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东北诸族考证 |
| 一、秽貊系诸族 |
| 二、肃慎系诸族 |
| 三、东胡系诸族 |
| 第三节 隋唐五代东北诸族考证 |
| 一、秽貊系诸族 |
| 二、肃慎系诸族 |
| 三、东胡系诸族 |
| 第四节 宋辽金东北诸族考证 |
| 一、肃慎系诸族 |
| 二、东胡系诸族 |
| 第五节 明代东北诸族考证 |
| 第三章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东北建置的考证 |
| 第一节 两汉时期 |
| 一、《汉书朝鲜传地理考证》中郡县考证 |
| 二、《后汉书东夷传地理考证》中郡县考证 |
| 第二节 魏晋时期 |
| 一、《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中郡城县考证 |
| 二、《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中府郡县考证 |
| 三、《宋书夷貊传地理考证》中郡考证 |
| 四、《梁书夷貊传地理考证》中郡城考证 |
| 五、《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中城县考证 |
| 第三节 隋唐五代时期 |
| 一、《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中郡城考证 |
| 二、《新唐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中府城考证 |
| 三、《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地理考证》中州城考证 |
| 第四节 金朝时期 |
| 第四章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东北地名的考证 |
| 第一节 两汉时期 |
| 一、《汉书朝鲜传地理考证》中的水名考证 |
| 二、《后汉书东夷传地理考证》中的山水名考证 |
| 第二节 魏晋时期 |
| 一、《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中的地名考证 |
| 二、《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中的水名考证 |
| 三、《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中的山水名考证 |
| 第三节 隋唐五代时期 |
| 一、《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中的地名考证 |
| 二、《新唐书突厥传地理考证》中的山水名考证 |
| 三、《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地理考证》中的山水地名考证 |
| 第四节 《丛书》第二集中的东北水名考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表格索引 |
| 丁谦着述集补 |
| 一、高句丽国有二考 |
| 二、辽上京临潢府考 |
| 三、曹廷杰金上京会宁府考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民国时期杜诗选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杜诗选本的历史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民国以前杜诗选本的历史发展简述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杜诗选本文献概况及基本特征 |
| 一、选家身份不一,编选目的多元 |
| 二、编选形式多样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杜诗选本之转型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杜诗选本转型之表现 |
| 一、编选主体由专业型向非专业型转变 |
| 二、编选语体及编排形式向现代过渡 |
| 三、杜诗选本的功能逐渐单一化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杜诗选本转型的原因 |
| 一、“西学东渐”带来新的学术观念 |
| 二、新式学校教育促进了对选本的多层次需要 |
| 三、出版业的发达拓宽了选本的传播方式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杜诗选本的传承与发展 |
| 第一节 旧选重编与诗学传承 |
| 一、编选观念:存少陵之真,见诗学之正 |
| 二、编选形式与内容:兼采众家,不独取一格 |
| 第二节 “杜诗证《选》”方法的提出与《杜诗释义》的编选 |
| 一、“杜诗证《选》”方法的提出 |
| 二、《杜诗释义》的编选特点与价值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的社会思潮与杜诗选本的编选 |
| 第一节 白话文运动影响下的选本编纂与杜诗编选 |
| 一、白话文杜诗选本成为宣传白话文的工具 |
| 二、白话文运动与图书市场的互相需要催生杜诗选本的产生 |
| 第二节 “非战”语境下杜诗选本的编选与杜诗精神的发扬 |
| 一、“非战”语境下杜诗选本的产生 |
| 二、“非战”杜诗选本的编选特点、内涵及价值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民国时期杜诗选本提要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9）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习字崇文——古代书法教育的学校形态 |
| 一、作为常识的小学书法教育 |
| 二、作为专业的书学专门教育 |
| 第二节 以书取仕——高等书法教育的政治依附 |
| 一、学以养士:书法教育的政治嵌入 |
| 二、书判取士:书法教育的权力依附 |
| 第三节 启蒙晨曦——晚清书法教育的形态转捩 |
| 一、普及识字:书法教育课程形态的初现 |
| 二、推广新知:书法教育艺术形态的萌芽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凄风苦雨——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的秩序危机 |
| 一、民国时期政治的革命多样化诉求 |
| 二、民国时期经济的资本多元化干预 |
| 第二节 波澜横生——民国时期文化艺术的新旧递嬗 |
| 一、民国时期文化的意识形态革命 |
| 二、民国时期艺术的观念形态涤荡 |
| 第三节 多元竞进——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的革故鼎新 |
| 一、民国时期教育近代化的多元探索 |
| 二、民国时期教育合法化的制度实践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学制序接 |
| 第一节 私塾与学堂之争——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学制化序曲 |
| 第二节 习字与国文之争——民国时期中小学书法教育定型 |
| 一、国文初定启新生:书法教育“国文化”的科目归属 |
| 二、乱世飘摇书低落:书法教育“习字化”的功能式微 |
| 第三节 师范与专科之争——民国时期专业化书法教育衍生 |
| 一、薄艺在身:书法技能训练在师范教育中的映射 |
| 二、敬惜字纸:书法文化素养在艺术教育中的嵌入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内核危机 |
| 第一节 尊今与疑古——汉字存废的娓娓道来 |
| 一、废除汉字: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
| 二、简化汉字:调和解决之折衷解决 |
| 第二节 标准与大众——书法危机的自我救赎 |
| 一、书虽小道,国魂所系 |
| 二、字字标准,笔笔皆活 |
| 第三节 争锋与迷思——书画革命的观念分化 |
| 一、“善”与“美”:“美术革命”翻转书写审美 |
| 二、“新”与“旧”:“艺术革命”重塑书法教育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科学逻辑 |
| 第一节 体系化与程式化——书法教育科学化肇始 |
| 一、书法教学体系的规范化建构 |
| 二、书法教学过程的程序化设计 |
| 第二节 标准化与效率化——书法教育科学化实证 |
| 一、书法教育的学科知识“心理化” |
| 二、书法教育的教学实践“科学化” |
| 第三节 人本化与个性化——书法教育科学化改良 |
| 一、书法教育教学原理的设计与实践 |
| 二、书法教育学习原理的探究与应用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功用 |
| 第一节 救亡图存与塑造民众——书法教育的政治现代性 |
| 一、从精英到大众: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 |
| 二、从守护到拓进: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 |
| 第二节 建造常识与大众传播——书法教育的知识现代性 |
| 一、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出版的“崭新诞生” |
| 二、民国时期书法教育思想的“人物引领” |
| 第三节 颠沛之路与精神存扬——书法教育的民族现代性 |
| 一、从雅集到社团: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 |
| 二、从内陆到粤港: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 |
| 第七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回眸展望 |
| 第一节 “应用化”与“艺术化”——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 |
| 一、书法基础教育:从写字转向审美 |
| 二、书法大众教育:从功利走向情怀 |
| 第二节 “科学化”与“专业化”——书法教育的学科审思 |
| 一、“书法学”的身份迷雾:历史交互与文化邂逅 |
| 二、“书法学”的学科建制:现实透视与理想期待 |
| 第三节 “本土化”与“国际化”——书法教育的时代复兴 |
| 一、书法教育的寻根弘道:从守正到创新 |
| 二、书法教育的西方传播:从输出到重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术成果 |
（10）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内向治道规范下的元佑学术群体 |
| 2.1 北宋立国以来的内向治道规范 |
| 2.1.1 安内养外的外交原则 |
| 2.1.2 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 |
| 2.1.3 清静致治的统治方针 |
| 2.2 元佑学术概念内涵的形成及演变 |
| 2.2.1 哲宗朝孕育雏形 |
| 2.2.2 徽宗朝正式形成 |
| 2.2.3 钦宗以来的演变 |
| 2.3 元佑学术群体的问题意识与共同旨趣 |
| 2.3.1 元佑学术群体人物的选择 |
| 2.3.2 元佑学术群体对熙丰变法的态度 |
| 2.3.3 从回向三代到回向嘉佑 |
| 第3章 司马光的中和政治实践论 |
| 3.1 易道中和的天人之学要旨 |
| 3.2 执中治心的政治实践路径 |
| 3.3 再定国是的中和政治实践 |
| 第4章 范祖禹的帝学思想建构 |
| 4.1 帝学的政治与思想渊源 |
| 4.2 帝学的概念内涵及其理论依据 |
| 4.3 专法仁宗的治道指归 |
| 第5章 刘安世的公议政治精神 |
| 5.1 刘安世奏议中的公议政治精神 |
| 5.2 刘安世公议政治精神的展开方式 |
| 第6章 苏轼和苏辙的人情政治论 |
| 6.1 二苏政治思想的人情底色 |
| 6.2 二苏通上下之情的政治逻辑进路 |
| 第7章 秦观与张耒的政治调和论 |
| 7.1 平衡内外的大全之道 |
| 7.2 调和新旧的政治指归 |
| 第8章 程颐的王道政治理想 |
| 8.1 降格以求的政治理想 |
| 8.2 王道政治的三重维度 |
| 8.3 附程颐谏哲宗折柳考 |
| 结论 |
| 一、元佑学术的本来面目 |
| 二、元佑学术与北宋政治 |
| 三、元佑学术的平衡之道 |
| 四、元佑学史与道学史 |
| 参考文献 |
| 1.着作图书文献 |
| 1.1 古籍类 |
| 1.2 专着类 |
| 2.翻译图书文献 |
| 3.学术刊物文献 |
| 4.学位论文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北京文史资料精华》序（论文参考文献）
- [1]东路哈哈腔的审美文化研究[D]. 王春鹏. 山东大学, 2021(10)
- [2]王树民史学研究[D]. 尹鹏.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3]居·弥旁“利美”观研究[D]. 洛绒涛格.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4]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D]. 孙克诚.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3)
- [5]惠栋与吴派经学研究[D]. 王祥辰. 扬州大学, 2020(01)
- [6]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7]《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的东北史地研究[D]. 周赫.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民国时期杜诗选本研究[D]. 程雪.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9]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D]. 贾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10]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D]. 张建坤. 湖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