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阳市城乡人民水果消费量的调查与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宋艳华,王令超,王自威,田燕,樊鹏,杨青伟[1](2021)在《基于开放式生态足迹模型的土地生态承载力研究——以黄河河南段地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为了探索在有限用地规模前提下,提升区域土地生态承载力的技术方法,改进了传统生态足迹模型,建立了一个开放式生态足迹模型,并分别采用2种模型对河南省黄河沿岸9市2017年生态承载状况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1)研究区各市耕地生态生产性足迹远大于生态承载力,但多市消费足迹低于生态承载力。(2)经消费系数和用地结构调整系数修正后,开放式生态足迹模型评价结果可明确区分生态足迹中区域内部消费足迹与承担的外部区域消费足迹,对研究区生产承载状况的评价结果更符合实际。(3)能源消费是研究区各市生态承载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是左右研究区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关键。研究区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应重点关注能源消费,需在增加森林覆盖率的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以提升化石能源用地承载力、降低能源消费足迹。研究得出,开放式生态足迹模型可实现对不同土地利用结构、居民消费结构下区域生态承载状况的模拟。根据模拟结果,可提出在有限用地规模前提下,提升区域土地生态承载力的技术方法。研究成果可为河南省土地用地结构调整、土地利用规划、土地保护等工作提供参考,并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孙经纶[2](2021)在《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膳食摄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4省1051份农户调查数据》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高速发展,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膳食方面的主要问题已经从如何“吃得饱”转变为如何“吃得好”。一方面,合理膳食能够显着改善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降低其罹患慢性病的可能性,提高其生活幸福指数;另一方面,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地区的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完善,互联网技术使得农村居民的生活、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并改善其生活水平的极具潜力的驱动力来源。因此,关注5亿多中国农村居民的食物营养健康状况,特别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互联网应用迅速推广和普及,对农村居民膳食摄入和营养健康研究,对于促进农村居民合理应用互联网,改善膳食摄入状况与营养健康水平,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判断互联网应用会对农村居民的膳食摄入状况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在查阅大量研究文献基础上,评述了国内外研究进展和主要研究结论,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目标和技术路线,界定了本文膳食摄入结构和膳食摄入质量和互联网应用等概念,以成本交易、消费选择、膳食平衡和信息沟通等为理论基础,历时约1年时间,对河南、四川、广西和山东四省农村居民开展实地问卷调研。以原始调研数据为基础,经过全面核对和清洗,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差异性分析。基于1051个有效样本,同时使用逆概率加权回归模型(IPWRA)以及处理效应模型,有效解决客观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进行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膳食摄入状况影响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应用总体上能够改善农村居民的食物摄入和营养素摄入结构,在不显着改变总能量摄入水平的条件下,应用互联网能够减少农村居民日均谷薯类食物的消费量与日均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同时增加其日均肉蛋食物消费,提高日均蛋白质的摄入量。但实证结果也表明,互联网应用也可能会对对农村居民的膳食摄入状况产生负面影响,如肉蛋类食物的日均消费量已经逼近合理摄入区间的最大值,继续增加将会对农村居民的营养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正确引导农村居民合理使用互联网,科学健康选择食物的政策建议。此外,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互联网与农村居民膳食关系领域的研究空白,为利用互联网技术调整农村居民的膳食摄入结构,进而改善其营养健康水平的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具有价值的决策依据。
胡亚会[3](2020)在《中国住院脑卒中患者危险因素及治疗情况调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探讨2016年度我国住院脑卒中患者的人口学特征、伴危险因素及其治疗现状情况。研究住院脑卒中患者伴随危险因素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地域间的差异,以及用药治疗现状。分析我国住院脑卒中患者的入院时间季节性差异,进而得出脑卒中发病时间规律及年龄的规律。从而做到早期预防,控制各种危险因素,进而控制脑卒中的发生,降低脑卒中对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以及人类健康的危害。方法:研究患者为2016年度我国住院脑卒中患者共计208514例。数据来自“2016年度心脑血管病危险因素院内患者综合干预目(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脑卒中高危患者筛查和干预项目GN-2016F0007)”,采用横断面观察法,对数据库的人口学信息、档案表信息、死因登记表、生活方式、家族史、既往脑血管病史、心脏病史、高血压病史、血脂异常史、糖尿病史、现病史、一般体征、现测血压(需测量2次)、心脏听诊、血糖检查、血脂检查、同型半胱氨酸、颈部血管超声、降压药物应用、抗栓药物应用等信息进行汇总统计分析,获得我国脑卒中住院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情况、伴随危险因素及治疗情况的流行病学资料,收集同时期天津市市区内各气象因素指标,气象资料来自于天津市气象局,应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结果:1.住院脑卒中患者一般特征:男性多于女性(58.9%VS 41.1%),老年脑卒中患者多于中青年(69.5%VS 30.5%),年龄以60-69岁最多,70-79岁次之,18-39岁最少。地域以北方地区为多,占55.5%,南方地区占44.5%。文化程度以小学及以下最多,占36.7%,初中次之,占36.0%,大学及以上最少,占7.8%。按卒中类型分类,缺血性脑卒中占86.7%,出血性脑卒中占10.9%,其他类型脑卒中占2.4%。2.住院脑卒中患者生活方式差异:总体吸烟率为27.6%,饮酒率为15.7%;缺乏运动占62.3%,高盐饮食54.9%,饮食荤素不均衡占39.2%。吸烟率及饮酒率:城市高于农村,北方高于南方,男性高于女性,中青年高于老年。高盐饮食:农村高于城市,北方高于南方,男性高于女性;荤素均衡、蔬菜、水果及牛奶或酸奶摄入量:城市高于农村,南方高于北方,女性高于男性。3.住院脑卒中患者伴随危险因素差异:高血压病史54.5%,脑血管病史30.6%,糖尿病史17.6%,冠心病史14.4%,血脂异常史6.7%,脑卒中家族史者占6.4%。城市地区高于农村;男性高于女性;除高血压病史及血脂异常史外,以上其他危险因素北方地区高于南方。4.住院脑卒中患者37.7%伴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在此中74.6%还同时伴有高血压病。年龄越大,伴发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比例越大,在≥80岁年龄组中,高同型半胱氨酸的比例最高占46.4%。男性高于女性;农村地区高于城市;北方地区高于南方。5.老年脑卒中住院患者一般特点:总体男性高于女性,老年患者中女性所占比例高于中青年中女性比例(43.7%VS 35.2%);城市高于于农村;南方高于北方;老年患者中吸烟、饮酒率较中青年低,饮食素食为主者比例高,水果摄入量少;老年患者既往脑血管病史、冠心病史、高血压病史、糖尿病史高于中青年;脑卒中家族史、血脂异常史低于中青年。6.脑卒中二级预防抗栓药物应用情况:应用抗血小板药物者占56%,其中阿司匹林比例最高,占77.1%,其次为氯吡格雷占8.9%。男性高于女性,北方地区高于南方,城市地区高于农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74.175,P<0.001)。7.住院脑卒中死亡患者一般特征:年龄越大,脑卒中死亡率比例越来越高。其中≥80岁患者死亡比例最高,占所有死亡患者32.1%。无性别差异,城市地区高于农村、南方地区高于北方,出血性脑卒中患者高于缺血性脑卒中。8.住院脑卒中患者入院季节差异性:总体上来讲,春季(34.9%)>夏季(31.9%)>冬季(19.7%)>秋季(13.5%),无性别差异,无年龄差异;按不同亚组分析,农村地区、南方地区、西部地区、出血性脑卒中则为夏季入院居多,夏季>春季>冬季>秋季。9.天津市卒中患者入院时间与气象因素相关性:天津市不同月份入院脑卒中患者频次与月平均气压呈正比,与月平均气温呈反比。即冬季1-2月份平均气温最低,平均气压最高,而脑卒中入院患者数最高;但pearson线性相关分析后,无统计学意义(r=-0.613,P>0.05)。10.住院脑卒中患者血压季节差异性:平均血压值秋季>春季>冬季>夏季,男性高于女性,老年平均收缩压高于中青年,平均舒张压低于中青年患者;北方地区高于南方地区,农村地区高于城市地区,出血性脑卒中患者高于缺血脑卒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37.156,P<0.001)。结论:1、我国住院脑卒中患者总体上男性多于女性;北方地区高于南方地区;老年人高于中青年人,按年龄分层60-69岁年龄组最高占31.2%,因此对于该年龄组老年人脑卒中的预防至关重要。2、住院脑卒中患者吸烟、饮酒等不健康生活方式,总体上北方地区高于南方;男性高于女性;中青年高于老年;城市地区高于农村,但农村地区高盐饮食居多。住院脑卒中患者伴随危险因素总体上男性高于女性;北方地区高于南方地区;老年人高于中青年人,城市地区高于农村。3、住院脑卒中患者合并高血压病史者占54.5%,显示高血压是脑卒中首位的危险因素,也符合北高南低的分布趋势,且脑卒中在春季多发可能与该季节气温变化大,血压随之波动有关。研究还显示60-69岁为多发年龄组,提示从中青年人血压开始加强管控,从而降低这组人群的脑卒中的发病率。4、本研究显示脑卒中患者37.7%伴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为第二位的危险因素,在此中74.6%还同时伴有高血压病,提示二者共同参与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促进了脑卒中的发生。同时本研究还显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提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是老年脑卒中患者更重要的危险因素。5、脑卒中二级预防抗栓药物总体应用率较低,在城市地区、男性、南方地区应用率略高。住院脑卒中死亡患者年龄越大,脑卒中死亡率越高。出血性脑卒中高于缺血性脑卒中。伴有脑血管病、冠心病、糖尿病史者,发生死亡的风险更高。6、整体脑卒中患者入院时间有季节性差异,春季>夏季>冬季>秋季,无性别差异,无年龄差异;按不同亚组分析,农村地区、南方地区、西部地区、出血性脑卒中则为夏季入院居多,夏季>春季>冬季>秋季。提示脑卒中患者在季节交替气温变化时要做好预防措施。7、天津市不同月份入院脑卒中患者频次与月平均气压呈正比,与月平均气温呈反比,即冬季1-2月份平均气温最低,平均气压最高,而脑卒中入院患者数最高,但经pearson线性相关分析后,无明显相关性。8、住院脑卒中患者血压呈现“北高南低”特点,在北方地区、农村、中青年、男性、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压水平较高,且存在血压变异性,冬春季平均血压水平高于夏季。提示我国高血压的控制率较低,应进一步宣传普及脑卒中及高血压的防治知识,降低脑卒中发病率。
夏玉玲[4](2020)在《基于N-Calculator和物质流模型的上海市食物生产消费系统氮素流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食物链养分流动引发的氮污染是全球面临的重大而急迫的环境问题。目前,食物氮污染研究已成为全球氮循环研究的前沿和热点科学问题。食物生产消费系统的氮素流动研究在控制食物链氮素排放强度、促进氮素可持续管理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以上海市为研究区域,基于N-Calculator模型估算2000–2018年上海市人均食物氮足迹(包括食物生产和消费氮足迹),并基于物质流模型计算和分析2000–2018年上海市食物链农田生产系统、禽畜养殖系统和食物消费系统各阶段活性氮输入和输出变化及造成的环境负荷量。本研究取得的主要研究结果包括:(1)基于N-Calculator模型研究表明,2000–2018年上海市人均食物氮足迹在18.10–21.60 kg/a之间波动。其中,人均消费氮足迹是人均食物氮足迹的主要部分,且人均食物氮足迹与人均食物消费量显着正相关。近年来,人均肉类、水产品荤食食物消费量的增长是上海市人均食物氮足迹增长的主要原因。经ARIMA模型预测,2019–2024年上海市人均食物氮足迹将由21.95 kg N/a缓慢增长至23.71 kg N/a,接近发达国家的高氮水平。当前上海市的食物消费模式不利于食物生产消费系统的低氮化发展。(2)上海市食物氮足迹总量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密度呈显着正相关,与恩格尔系数呈负相关,与食物价格指数的相关性较弱。另外,根据中国膳食指南标准和上海市人均食物氮足迹情况,居民须提高蔬菜、瓜果素食类和蛋奶类副食食物的摄取量,降低粮食、肉类、水产品高氮型食物的摄取量,促进居民营养均衡,减少高氮食物消费导致的环境氮污染。(3)基于物质流模型研究表明,就农田生产系统而言,2000–2018年农业种植面积下降了约49.34%,活性氮输入量减少了约59.07%,单位种植面积活性氮输入量平均为457.20 kg N/hm2,近年来有增长的趋势;以氨挥发为主的大气氮负荷是农田生产系统环境氮负荷的主要形式。这警示上海市仍需加强对农田作物生产系统的氮管理。就畜禽养殖系统而言,由于政府控制禽畜养殖数量,2000–2018年活性氮输入量下降了约73.79%;禽畜粪尿损失导致的水体氮负荷是畜禽养殖系统环境氮负荷的主要形式,单位动物环境氮负荷量从0.19 kg N/p上涨至0.45kg N/p。这警示上海市仍需加强对畜禽粪尿的氮管理。就食物消费系统而言,近年来上海市居民消费结构逐渐倾向于高氮化和多样化,活性氮输入总量增长了约65.56%;水体是食物消费系统氮素排放最主要的汇,人体粪尿的直接排放、粪尿污水的尾水排放是环境氮负荷的主要环节。因此,资源化利用污水是减少上海市食物消费系统环境氮负荷的首要任务。经比较,农田生产系统活性氮的输入量和环境氮负荷量是上海市食物生产消费系统活性氮输入总量和环境氮负荷总量的主要来源。(4)基于情景模拟量化农业种植面积、人口增长、饮食结构、畜禽养殖数量对食物生产消费系统活性氮输入量的贡献,发现其贡献率分别为-67.43%–-100.14%、1.10–23.52%、-11.34%–12.58%、-4.70–-23.80%。另外,目前,上海市食物生产消费系统活性氮利用效率和资源化利用水平总体高于我国平均水平,但农田生产系统活性氮利用率(18.43–27.6%)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此外,通过计算上海市食物活性氮盈缺量和盈缺率,发现上海市食物消费主要依靠外地输入,尤其是动物型食物。因此,提高上海市食物生产消费系统的活性氮利用率、保障粮食安全刻不容缓。(5)通过对比N-Calculator和物质流模型的研究结果发现,物质流模型对研究上海市食物链系统各个环节活性氮的收支情况更具有适用性;N-Calculator模型对研究上海市食物消费行为造成的环境氮损失情况更具有适用性。
彼安巴(Uuganbayar Byambadorj)[5](2019)在《乌兰巴托市消费者乳制品的购买行为研究》文中认为乳制品对人类来说是一种非常健康和有益的食物,而且乳制品行业是蒙古国经济产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国是草原大国,有着天然的乳制品生产的资源优势。因此,乳业的发展在蒙古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据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乌兰巴托市的家庭乳制品消费很高,一度导致牛奶市场的供应量不足。但是随着90年代初期蒙古国经济转轨的实施,蒙古国经济下滑,居民收入不断下降,导致蒙古国城市地区的乳制品消费量也呈现出了下滑的趋势。随着蒙古国经济转轨逐渐步入正轨,经济也开始逐渐复苏,从1995年开始至今,蒙古国城市对乳制品的消费量不断提高。本文试图以乌兰巴托市居民为调查对象,分析蒙古国城市乳制品消费水平和消费偏好,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影响乌兰巴托城市乳制品消费的主要因素,得出乌兰巴托市乳制品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启示,并提出提升乌兰巴托是乳制品消费的的对策建议。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介绍论文研究思路与方法,对相关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第二章是理论基础部分,对消费者行为理论进行阐释与分析,为后文的实证分析做理论铺垫;第三章对乌兰巴托是乳制品企业发展概况进行论述,并探讨乌兰巴托市乳制品消费现状与特征;第四章是对乌兰巴托是乳制品消费者购买行为的调查分析,包含消费者特征、消费者购买行为以及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几个内容;第五章得出乌兰巴托是乳制品消费者购买行为的调研启示,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促进乌兰巴托市乳制品业发展和促进乳制品消费的建议。通过对乌兰巴托市乳制品消费者行为的调查和分析得出:当前乌兰巴托市乳制品消费者对乳制品的质量与安全性越来越关注,消费者职业、年龄、性别的分布越来越平衡,消费者越来越信任政府对乳制品企业采取的措施。
徐婷婷[6](2019)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问题古而有之,它是复杂的社会建构,发仓廪以救贫穷,使黎民不饥不寒,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目标;摆脱贫困,实现伟大中国梦,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共同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工作始于1978年,四十年来成效显着,尽管如此,“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扶贫形势依然严峻,在减少贫困人口总量、降低贫困程度和缓解贫困集中度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决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贫困度量标准的不断更新,贫困脆弱性(简称“脆弱性”)逐渐走入研究视野:贫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贫困脆弱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减少、缓解和应付风险的机制能为穷人所用,他们的贫困脆弱性就会降低。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有25.2%来源于第一产业净收入,而贫困地区农村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0.1%1。因此,减少、缓解和应对农业风险,稳定农村居民第一产业收入,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步入攻坚克难和巩固成果的阶段,面临新背景、新挑战,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较高的风险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针对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实践与精准对接脆弱性人群的特惠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满足贫困脆弱性农户的风险保障需要将成为新时代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要求。在这一系列背景下,具备政策性、保障性和公平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领域缓解贫困脆弱性最行之有效的工具之一,其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学术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有助于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脱贫攻坚中的定位,使其更好地参与脱贫攻坚。立足于贫困脆弱性,不仅应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应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本文正是从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出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和功效进行研究的。具体而言,本文由9个章节构成。第1章,导论。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其产生的政策背景、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阐述对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阐述本文研究的边界,设计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并对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提出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之一,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及其导致的贫困脆弱性是可持续脱贫的制约因素之一,需要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由此,农业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理论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之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应和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成为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需要对外部效应与准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贫困脆弱性是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因而本章从概念演进、与贫困的关系、生成机制、识别框架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阐述贫困脆弱性理论;并对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了阐述。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了马尔可夫过程的思路进行模型求解,因此本章也对马尔可夫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之上论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研究表明:基于“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在农业风险冲击下,脆弱性农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共同作用,生成了贫困脆弱性;随后,脆弱性农户的风险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使贫困脆弱性不断加剧,并恶性循环;最后,若要预防和应对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然而不充分的风险管理措施可能使脆弱性加剧,因而相较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第3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本章梳理和总结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制度演进中的经验。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其职能从风险保障拓展至防灾防损和资金融通,作用领域也逐步扩大至服务“三农”。进一步地,从多层面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1)在农业风险冲击下,我国的贫困脆弱性呈现出规模大、区域集中和收入来源单一的特征。(2)生态系统层面、经济层面和人文层面的原因交织,是导致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原因。(3)梳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供给与需求、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风险管理等三个层面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可为后文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以印度、巴西等国以及我国河北省阜平县、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得出启示借鉴,有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发挥。第4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本章主要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影响因素和制约因素。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具有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功效,这些功效的发挥有助于贫困的缓解。供给端:宏观层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农业保险相关立法和条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政策环境、机制体制的必要配套;微观层面——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保险险种和技术创新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操作方式。需求端:普遍存在的农业灾害性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导致农户产生了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农业收入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户基本具有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进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产生有效需求,以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然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仍存在制约因素:政府层面,配套措施不明确、保障水平低且补贴项目单一、大灾补偿和再保险机制缺乏等;保险机构层面,基层服务水平不足、区域风险与费率不匹配、特色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险教育宣讲力度不足等;贫困农户层面,风险感知能力和保险意识薄弱、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因素的存在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无法充分发挥。第5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本章从农户行为出发,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收入弹性、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研究表明:当收入弹性为负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品属性发生变化,即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总效应为负,这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障碍的原因之一。在期望效用中,公平保费条件下投保与否对农户收入没有影响,但实际上,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低于确定条件下的效用,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所带来的净福利将更大,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将更好。基于效用分析,本文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即门槛效应。在临界点之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产生了直接和间接传导。其直接传导机制是:(1)农户参与农业保险后,若发生风险损失,保险公司给予经济赔偿,能够减少收入波动,缓解脆弱性;(2)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平滑消费并减少农户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农户的消费信心,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进而实现脆弱性的缓解。其间接传导机制是:(1)通过“降低农业投资者风险预期→农业投资增加→农业产业化程度提高→农业产出率提高→农业收入增加→农业经济增长”这一路径推动经济增长,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涓滴效应带来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和其它福利状况的改善,进而缓解贫困脆弱性;(2)通过保费收入可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与此同时,保费补贴的实质是政府转移支付,能够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进一步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从农村缓解贫困的政策角度来看,初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的国家,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以推动贫困减缓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第6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本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在对比相关模型的基础上,将MIU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构架理论模型;以农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度量贫困脆弱性。参考前人研究,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模拟不同情况下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采用图形的方法直观显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研究表明:(1)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投保农业保险后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未投保的概率;(2)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赔偿比例越大,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3)相较于足额保险,投保不足额保险时,贫困概率下降的速度较慢(斜率较小);(4)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本章从实证的角度初步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第7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本章基于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FGLS法、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普惠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制、效应及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四川、甘肃、青海和河南等四省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在对样本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及Probit回归后,结果显示:(1)在1天1美元标准下(即年收入2600元),被调查的622户农户中,有65.59%的农户为贫困脆弱性家庭,其中建档立卡农户占比25.24%,非建档立卡农户占比40.35%。(2)整体样本中,参与农业保险、获得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但是保费支出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对比建档立卡农户和整体样本农户发现:对于建档立卡农户而言,若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减轻保费负担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适当提高对建档立卡农户的保费补贴,能够有效降低其贫困脆弱性。非建档立卡农户中,农业保险参与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低于建档立卡农户,表明对建档立卡农户而言,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保费支出变量的系数低于整体样本和建档立卡农户样本,表明当农户实现摘帽之后,保费支出的压力在逐步降低,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在不断减弱。第8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章基于我国2010年—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对整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门槛回归后,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时,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的扩张,给农户带来一定的支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农户负担,并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果逐步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规模的扩大,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保费支付压力,但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即缓解脆弱性的效果并不明显。政策性农业保险赔偿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2)分组后再次进行回归发现,低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出“由负到正”的趋势;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不存在门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但并不显着。中等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保费补贴存在单门槛效应,且影响系数为正;保险赔偿存在单门槛效应,影响系数“先负后正”。高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均存在单门槛效应,系数均为正,但显着性较低。第9章,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如何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是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也是本章价值所在。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是客观存在且不断演化的,其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方面功效的发挥,能够打破贫困脆弱性的恶性循环,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发挥,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也使得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门槛效应)。进一步的,本文从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微观数据分析、宏观数据分析等角度,均证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也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基于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的总结,本文建议:应遵循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的客观规律,肯定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微观效用机制,明确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结构,扩大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范围;探索差异化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提高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研究认为未来可以从探讨多层次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路径、机制与效应;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讨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等两个方面入手,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该领域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定位。国内现有针对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工具或路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目前处于贫困线下的扶贫对象,而对处于贫困线之上,但是具有高脆弱性,随时可能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农户关注甚少。本文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不仅仅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和造成贫困的农业风险因素,以前瞻性的视角进行研究,为建立防范返贫和持续脱贫长效机制提供思路。脆弱性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对象范围更大,研究内容包含风险这一因素,在此视角下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也能够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定位,即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发挥是存在临界点的,只有在临界点之上,才能够达到贫困脆弱性缓解的目的。由此,本文在肯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如果在不恰当的时候、不恰当的对象采用了这一工具,就有可能使贫困加剧。第二,基于“风险-脆弱性”框架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与以往关于贫困的研究不同,贫困脆弱性具有前瞻性,且将风险融入贫困研究之中,重点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本文在“风险-脆弱性”这一分析框架内,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在外部风险(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和内部风险(农户自身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共同作用下,贫困脆弱性逐步生成;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推动了贫困脆弱性的不断演化;为预防和应对贫困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毫无疑问,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保险领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演化与预防机理,环环相扣构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第三,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尝试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尽管在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三个层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以及制约因素,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稳定农户收入和平滑消费的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脆弱性的目的;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的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第四,尝试用理论模型量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但却可以通过总效用、边际效用等数理公式来表达。现有的研究中,理论模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仅研究农业保险的消费效用;二是构建家庭资产增长模型,研究陷入贫困的概率。结合研究的重点和主题,本文将两类模型结合,构建包含农业风险冲击的效用函数,引入农业保险、保险免赔率、保费补贴比例等变量,并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引入不足额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模型构建的创新。将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并进行数值模拟,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第五,用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并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脆弱性的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能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多少?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已有的数据库无法满足本文实证所需:大多数微观调研数据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数据。因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9年在西部地区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一方面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另一方面探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尽管样本量有622份,但涵盖了四川、甘肃、青海等贫困大省,因而仍具有说明意义。进一步的,本文还将受访农户区分为建档立卡农户和非建档立卡农户,对比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王丽媛[7](2019)在《河南省水土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及其耦合特征研究》文中指出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是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河南省是中原经济区和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区,与其他省份相比,属中国人口大省,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具有明显的“农业—粮食生产”特色。河南省作为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指出的重点开发区,未来几十年将承担人口和产业聚集的重大任务。不论在城市化建设还是农业生产方面均需要建立在一定的资源承载能力基础之上,河南省水土资源矛盾较为突出,以水土关系为基础探讨河南省水土资源承载力,有利于剖析河南省各地区的水土资源承载状况,以及水资源与土地资源时空耦合状况,为统筹河南省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水土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科学依据。鉴于此,从以下内容开展研究:本文在研读国内外关于水、土资源承载力研究及水、土资源耦合研究进展的基础上,确定研究方法;分析河南省水、土资源现状及问题,以明确水、土资源的现实矛盾;以河南省17个地级市为单元,运用生态足迹法和空间分析技术,分别对水、土资源承载力进行时空分析;采用协调度模型研究了河南省水、土资源承载力的耦合状况。得出以下结论:(1)采用生态足迹法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分析发现(2005年—2015年):(1)河南省人均综合用水生态足迹小幅上升,呈现北部>南部>中部的特征;(2)在生态足迹内部结构中,人均农业用水生态足迹小幅下降,人均工业用水生态足迹小幅上升,人均生活用水生态足迹上升明显,人均水污染生态足迹先增后减。(3)河南省人均水资源生态承载力呈下降趋势,空间上持续呈现南高北低状态。(4)河南省人均水资源生态赤字小幅增加;空间上持续呈现北高南低的差异;其中,信阳市和驻马店市的人均水资源生态赤字出现负值(水资源生态盈余)。(2)通过生态足迹法计算,对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分析发现:人均土地资源生态足迹(2005年—2015年):(1)河南省土地资源综合生态足迹呈现上升趋势,空间分布呈现东部>北部、南部>西部的特征。(2)人均耕地生态足迹明显增加,空间上呈现西部>东部的特征。(3)人均草地生态足迹和人均林地生态足迹都有所增加。(4)人均水域生态足迹2006年下降,之后逐年增长,最高值出现在南部。(5)人均化石能源生态足迹和人均建设用地生态足迹逐渐增长,空间上均呈现西高东低的特征。人均土地资源生态承载力(2005年—2015年):(1)河南省人均土地资源综合生态承载力小幅上升,空间上南部高,中部和北部低。(2)河南省绝大多数市域单元人均耕地生态承载力和人均草地生态承载力(无草地分布的除外)小幅下降。(3)人均林地生态承载力(无林地分布的除外)先增加后减少。(4)人均水域生态承载力(无水域分布的除外)平稳中稍有下降。(5)人均建设用地生态承载力先降低后提高,高值地区分布于河南省中西部。人均土地资源生态赤字(2005年—2015年):(1)河南省人均土地资源综合生态赤字先减少后增加,空间上西部低东部高。(2)人均耕地生态赤字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局部地区下降,耕地生态可持续性下降,空间上西低东高。(3)人均草地生态赤字逐年扩大,并按由高到低自中心至四周呈放射状分布,西部低东部高,驻马店市最高。(4)人均林地生态赤字较为稳定,其中,信阳市、鹤壁市和焦作市林地系统处于生态盈余,空间上自中间至四周按由低到高呈放射状分布。(5)水域系统处于生态盈余,最低值持续分布于河南省中部和南部;(6)建设用地处于生态盈余状态,但有所减弱。(3)在生态足迹法的基础上采用协调度模型计算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二者的耦合状况(2005年-2015年),发现:(1)河南省人均水土资源生态足迹耦合状态较好,其耦合程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极度耦合状态的市域单元集中在河南省北部。(2)人均水土资源生态承载力整体低于人均水土资源生态足迹的耦合状况,处于中度失调和低度失调的市域单元占绝大多数,且其数量逐渐增加,其中郑州市耦合度一直偏低,信阳市耦合度较高,河南省南部地区最高,中部最低。
张雅娴[8](2019)在《河南省生鲜农产品物流中心选址研究》文中提出河南省是全国重要的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产品资源丰富,产量已连续十三年增长。十九大强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是物流业集聚发展的前提条件,物流业应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自贸区建设、服务业发展、民生农产品流通等重点工作,为积极响应中国经济转型的新形势新要求,河南省加快物流业整顿和物流技术的优化升级。目前河南省生产资料的大力投放和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普及,生鲜农产品产量大大提升,已基本实现科学化作业,但具有季节性和易腐性特点的生鲜农产品的损失率仍然成为河南省第一产业经济的最大阻碍,货运点多,道路网复杂,运输网点设计不合理,缺乏现代化组织管理等因素是直接导致其物流水平低的重要原因,物流水平低,配送成本增加,附加商品价格提高,不利于河南省生鲜农产品经济效益的稳健发展。因此,建立标准化、科学化物流中心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以河南省为研究区域,选取由河南省蔬菜、瓜果、水产品、肉类、蛋奶组成的生鲜农产品为研究对象,在文献理论基础上,总结归纳了国内外生鲜农产品物流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并对生鲜农产品物流中心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描述,重点分析了河南省地理区位、生鲜农产品供给、交通运输体系以及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现状。通过选址影响因素分析,进一步明确河南省生鲜农产品物流中心的选址指标体系,分别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生鲜农产品物流量、物流成本、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技术服务和政策优惠7个主要层面考虑,基于灰色GM(1,1)模型对生鲜农产品供给量的预测和重心法下物流成本的求解,在经济可行性、交通便利性、质量优化性的原则下运用熵权-TOPSIS法建立物流中心选址模型,从18个地级市中选出最优备选地点,并根据选址优度排序和行政区域划分绘制全省三级生鲜农产品物流网络空间布局图。最后在选址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推进河南省生鲜农产品物流中心选址的相关配套措施,为河南省各级政府决策部门在物流选址方面提供参考方案和政策建议。
梁城城[9](2019)在《我国城乡低保区域性差距及收入分配效果研究》文中提出低保制度作为一项兜底的制度安排,对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具有一定的保障作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作用非常直接。城市低保制度和农村低保制度分别在1999年和2007年全面建立,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项共同事权,低保支出责任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但是低保标准制定的决策权赋给了地方政府。由于中央政府没有制定全国低保指导线,在分权的财政体制下,基层政府根据自身财力大小会制定出差异化的低保标准。城乡低保制度的二元化和各级政府城乡低保支出比例没有制度化,很容易导致低保标准在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产生差距,进一步导致低保支出的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差距。低保标准和低保支出的区域性差距,不仅影响了低保制度收入分配效果的发挥,同样不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了更好地实现城乡低保制度的收入分配功能,需要明晰城乡低保的区域性差距发展情况。低保支出产生的区域性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低保标准的区域性差距造成的,而低保标准的区域性差距,很大一部分原因来源于低保标准制定这一制度性问题。通过系统地评估城乡低保近年来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优化城乡低保制度、为更好发挥低保制度的收入分配效果、为城乡全面脱贫后继续发挥低保制度的兜底作用做好准备。本文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评估当前低保标准制定方法存在的问题;二是全面、系统地测算城乡低保的区域性差距,具体包括低保标准的区域性差距和低保支出水平的区域性差距两个方面;三是通过实证分析和测算等方式,多维度评估城乡低保的收入分配效果。低保标准制定方法方面,结合恩格尔系数法、消费比例支出法、线性支出扩展模型法和马丁法等低保标准制定的常用方法,利用全国宏观数据,测算了各种方法之下的城市、农村理论低保标准。进一步将测算的理论低保线,与城乡低保实际执行标准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发现,城市和农村低保实际执行标准与消费比例支出法测算的理论低保标准最为接近,并且实际执行标准仅能满足城乡居民的基本吃穿等生存型消费需求,贫困群体居住等最低消费需求不能满足。同时,利用微观数据中的“主观低保线”与实际低保标准进行比较,进一步说明了当前低保标准不足以满足贫困人群的最低消费需求。低保标准与地方财力、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地方政府低保标准制定受到了两者的制约。低保标准的区域性差距方面,本文使用了多种差距的测度方法,测算了 2007-2017年城市低保标准区域差距,以及2008-2017年农村低保标准区域差距。低保标准总体差距方面,城镇低保标准在市级层面的差距较低,而在省级层面和县级层面的差距较大;农村低保标准在市级层面最为均衡,省级层面最不均衡。分区域的测算结果表明:城镇低保标准差距在不同区域均为县级政府之间的不均衡程度最强,农村则为省级层面最均衡。泰尔指数分解结果表明:城镇低保标准差距来源方面,全国组间不平等占比相对较高,而中部和东部地区组内不平等的成分更多,同时东部地区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在四个地区中相对较高;农村低保标准差距来源方面,组间不平等的占比相对更高,而从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组间不平等贡献率相对更高以外,其他三个地区组内不平等占比相对更高。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结果表明:区域内差距、区域间差距和超变密度贡献率的大小来看,区域间的差距在城乡低保标准区域总体差距的贡献率最高,2007-2017年间省级、市级和县级层面城镇低保标准差距中平均分别有61.05%、43.59%和41.01%的差距来源于区域间的差距,2008-2017年省级、市级和县级层面农村低保标准区域内不平等的平均贡献率分别达到73.87%、57.62%和51.28%。此外,2008-2017年省级、市级和县级层面的城乡低保标准比值均值分别为2.30、2.48和2.56。在以上基础上,进一步测算了 2008-2016年城市和农村人均低保支出的区域差距情况。低保支出水平总体差距方面,省级层面城镇人均低保支出差距相对较小,市级、县级层面相对较不平衡,而不同层级政府间农村人均低保支出差距差别较小。分区域的测算结果表明:城镇人均低保支出差距方面,东部和中部地区表现为县级层面的差距最大,西部和东北地区表现为市级层面的差距最大;各区域农村人均低保支出差距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之后均有所降低。泰尔指数分解结果表明:不论是全国还是分区域,省份内部的城镇人均低保支出不均等,是造成各市级或各县级单位城镇人均低保支出差距的主要来源,这同样适用于农村人均低保支出水平差距情况。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结果表明:从城镇低保支出差距来源的贡献率来看,在不考虑超变密度贡献的情况下,省级层面分解结果表明区域间的差距对总体差距贡献相对较大,而市级和县级层面分解结果表明区域内部的差距对总体差距贡献相对较大;从农村低保支出差距的各个来源来看,除了超变密度贡献以外,地区间的差距贡献了更多的农村人均低保总支出差距。从整体来看,城乡间低保支出差距在近年来逐年降低,但是差距相对较大,省级、市级和县级层面的城乡低保人均支出比值平均值均为2.2左右。结合全国和各省的财政可承受能力,认为在原有的财力水平下,逐步缩小城乡低保支出差距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城乡低保的收入分配效果方面,利用2008-2016年的省级宏观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城乡低保制度实施产生的收入分配效果。实证结果表明:(1)城市低保支出对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有着显着的促进作用,农村低保的实施也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2)分地区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和农村低保实施对不同地区城市或农村居民收入促进作用存在差异。(3)城乡低保支出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即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是仅在东部地区的影响较为显着。并且,城市低保人均支出对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较弱,农村人均低保支出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4)同时,还使用数据测算了剔除低保收入和包含低保收入两种情形下,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及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变化。通过对比发现,低保制度的实施对于降低居民收入差距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且在不同地区的作用存在差别,城乡低保制度实施对于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作用最为明显。最后,就城乡低保标准制定、改善城乡低保标准区域差距、缩小城乡低保支出区域差距、更好地发挥城乡低保在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等提出了建政策议。
雷飞[10](2019)在《厦门市居民食物消费多足迹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经济的中高速发展,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营养价值较高的动物性食物消费增多,而单位质量的动物性食物相比植物性食物在生产加工中要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大,再加上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使得食物消费总量增长迅速,因此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居民食物消费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加剧。本研究以厦门市为案例城市,研究城市化进程城市居民食物消费格局的变化特征,从碳足迹、水足迹和生态足迹评价食物消费格局的环境效应,进而基于熵权法构建综合评价模型,揭示食物消费的综合环境效应。最后通过SPSS软件分析食物消费足迹的影响因素,基于足迹分析提出居民可持续消费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1990-2016年,厦门市居民年人均食物消费量整体上处于下降的趋势,由1990年的324.28Kg.a-1减少到2016年的296.25Kg.a-1,下降了8.64%,而食物消费总量由1990年的52.80万t上升到2016年的116.13万t,总体增长近1.2倍。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中植物性食物的消费比例减小,动物性食物的消费比例增加。(2)1990-2016年,居民食物消费中肉蛋奶等动物性食物占比不断增长,使得厦门市居民食物消费人均碳足迹、水足迹和生态足迹整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食物消费人均碳排放由1990年的396.33Kg增加到2016年的440.34Kg,增加11.1%;食物消费人均水足迹由1990年的462.11 m3增加到2016年的489.78 m3,增加6%;食物消费人均生态足迹由1990年的0.056 hm2增加到2016年的0.069 hm2,增加23.21%。(3)食物消费碳排放总量由1990年的64.53万t增加到2016年的172.61万t,增长了1.67倍;食物消费水足迹总量由1990年的7.52×108m3增加到2016年的19.20×108m3,增长了1.55倍;食物消费生态足迹总量由1990年的0.92×105hm2增加到2016年的2.74×105hm2,增长了1.98倍。(4)基于熵权法的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990-2016年期间厦门市年人均食物消费综合足迹增长1.07倍,年食物消费总量综合足迹增长33.77倍,年均增长1.30倍。(5)厦门市居民食物消费多足迹与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食物性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均具有显着的相关性,其中与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食物性消费支出食物呈正相关,与恩格尔系数呈负相关,与价格指数相关性较弱。
二、安阳市城乡人民水果消费量的调查与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安阳市城乡人民水果消费量的调查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开放式生态足迹模型的土地生态承载力研究——以黄河河南段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 材料与方法 |
1.1 研究区概况 |
1.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2.1 传统生态足迹法 |
1.2.2 生态承载力评价 |
1.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2 传统生态足迹模型评价结果 |
2.1 生态足迹 |
2.2 生态承载力 |
3 开放式生态足迹模型及评价结果 |
3.1 基于开放式生态足迹模型的生态承载力评价方法 |
3.2 确定消费调整系数 |
3.3 用地面积调整系数 |
3.4 系数调整后土地承载状况评价 |
4 结论与讨论 |
(2)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膳食摄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4省1051份农户调查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1.3.3 文献评述 |
1.4 研究目标及主要内容 |
1.4.1 研究目标 |
1.4.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5 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和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研究框架 |
1.5.3 技术路线 |
1.6 研究的创新及不足 |
1.6.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1.6.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2.1.1 膳食摄入结构 |
2.1.2 膳食摄入质量 |
2.1.3 互联网应用 |
2.2 理论基础 |
2.2.1 交易成本理论 |
2.2.2 消费理论 |
2.2.3 膳食平衡理论 |
2.2.4 信息沟理论 |
第三章 数据来源与分析 |
3.1 数据来源 |
3.1.1 问卷设计 |
3.1.2 调研过程 |
3.2 描述性分析与差异性分析 |
3.2.1 受访者的家庭与个人基本特征 |
3.2.2 农村居民的互联网应用情况 |
3.2.3 膳食摄入情况 |
3.2.4 差异性分析 |
第四章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膳食摄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4.1.1 互联网与农村居民的膳食摄入:收入角度 |
4.1.2 互联网与农村居民的膳食摄入:信息、交易渠道角度 |
4.2 研究方法 |
4.3 模型构建 |
4.3.1 基准分析:OLS回归 |
4.3.2 纠正选择性偏误:IPWRA模型 |
4.3.3 解决内生性问题:处理效应模型 |
4.4 变量设置 |
4.4.1 被解释变量 |
4.4.2 核心解释变量 |
4.4.3 控制变量 |
4.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4.5.1 基准分析:OLS模型 |
4.5.2 选择性偏差的纠正:IPWRA模型 |
4.5.3 解决内生性问题:处理效应模型 |
4.6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膳食摄入的影响分析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5.1 结论 |
5.2 建议 |
5.2.1 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应用技术的科普与推广 |
5.2.2 加大营养健康知识的宣传推广力度 |
5.2.3 促进农民增收以带动其膳食结构的持续改善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
致谢 |
作者简历 |
(3)中国住院脑卒中患者危险因素及治疗情况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语/符号说明 |
前言 |
研究现状、成果 |
研究目的、方法 |
一、2016年度住院脑卒中患者危险因素及治疗情况调查 |
1.1 对象和方法 |
1.1.1 研究对象 |
1.1.2 对象分布 |
1.1.3 研究方法 |
1.1.4 研究内容 |
1.1.4.1 基本人口学信息 |
1.1.4.2 病史信息 |
1.1.4.3 体格检查 |
1.1.4.4 心电图检查 |
1.1.4.5 实验室检查 |
1.1.4.6 颈动脉超声检查信息 |
1.1.5 定义与标准 |
1.1.6 研究对象分组 |
1.1.7 信息采集与数据管理 |
1.1.8 质量控制 |
1.1.9 统计分析 |
1.2 结果 |
1.2.1 全国不同地区2016 年度住院脑卒中患者一般特征 |
1.2.2 全国不同地区住院脑卒中患者生活方式城乡差异 |
1.2.3 全国不同地区 2016 年度住院脑卒中患者生活方式南北差异 |
1.2.4 全国不同地区2016年度住院脑卒中患者生活方式性别差异 |
1.2.5 全国不同地区2016年度住院脑卒中患者伴随危险因素城乡差异 |
1.2.6 全国不同地区 2016 年度住院脑卒中患者伴随危险因素南北方差异 |
1.2.7 全国不同地区2016年度住院脑卒中患者伴随危险因素性别差异 |
1.2.8 全国不同地区2016年度住院脑卒中患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比较 |
1.2.9 住院脑卒中伴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患者生活方式比较 |
1.2.10 脑卒中伴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患者既往病史比较 |
1.2.11 高同型半胱氨血症伴高血压和单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一般特征比较 |
1.2.12 住院脑卒中患者血脂情况对比分析 |
1.2.13 住院脑卒中患者伴发颈部斑块情况对比分析 |
1.2.14 老年脑卒中与中青年脑卒中患者临床特征比较 |
1.2.15 老年脑卒中与中青年脑卒中患者生活方式比较 |
1.2.16 老年脑卒中与中青年脑卒中患者既往病史比较 |
1.2.17 复发性脑卒中与初发脑卒中患者临床特征比较 |
1.2.18 生活方式对复发性脑卒中的影响 |
1.2.19 既往病史对复发性脑卒中的影响 |
1.2.20 住院脑卒中患者二级预防药物治疗应用情况比较 |
1.2.21 住院脑卒中患者血压达标情况对比 |
1.2.22 住院脑卒中死亡患者一般特征 |
1.3 讨论 |
1.3.1 整体流行现状 |
1.3.2 脑卒中危险因素 |
1.3.3 老年脑卒中的特点 |
1.3.4 复发性脑卒中特点 |
1.3.5 同型半胱氨酸与脑卒中 |
1.3.6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与高血压病 |
1.4 小结 |
二、天津市脑卒中患者住院人数与气象因素的关系 |
2.1 对象和方法 |
2.1.1 研究对象 |
2.1.2 气象资料 |
2.1.3 研究方法 |
2.1.4 统计方法 |
2.2 结果 |
2.2.1 气象资料 |
2.2.2 同期患者入院人数与气象资料相关性 |
2.2.3 住院脑卒中患者一般特征的季节性差异比较 |
2.2.4 不同卒中类型一般特征季节性差异 |
2.2.5 住院脑卒中患者血压季节性差异 |
2.2.6 住院脑卒中患者血脂血糖季节性差异 |
2.3 讨论 |
2.3.1 脑卒中入院时间与气象因素相关性 |
2.3.2 血压变异性对脑卒中的影响 |
2.4 小结 |
全文结论 |
论文创新点 |
参考文献 |
附录 |
综述 气象因素与心脑血管病研究进展 |
综述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4)基于N-Calculator和物质流模型的上海市食物生产消费系统氮素流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食物氮足迹研究 |
1.2.2 食物生产消费系统活性氮流动研究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4 研究内容 |
1.5 研究路线 |
1.6 论文特色与创新之处 |
2 材料与方法 |
2.1 研究区域概况 |
2.2 数据来源 |
2.3 研究方法 |
2.3.1 食物氮足迹计算模型 |
2.3.2 ARIMA时间序列预测模型 |
2.3.3 食物生产消费氮素流动模型 |
2.3.4 情景模拟 |
2.3.5 食物氮素盈缺量和盈缺率 |
2.4 统计与分析 |
3 基于N-Calculator模型的上海市食物氮足迹 |
3.1 上海市人均食物氮足迹 |
3.1.1 上海市人均食物氮足迹估算结果 |
3.1.2 上海市人均食物氮足迹动态变化 |
3.1.3 上海市人均食物氮足迹预测结果 |
3.2 分析与讨论 |
3.2.1 上海市食物氮足迹与社会经济因子之间的关系 |
3.2.2 居民氮消费与膳食标准 |
3.2.3 国内外食物氮足迹比较 |
3.3 本章小结 |
4 基于物质流模型的上海市食物生产消费系统活性氮变化 |
4.1 农田生产系统活性氮变化及环境负荷 |
4.1.1 作物生产变化 |
4.1.2 农田生产系统活性氮输入变化 |
4.1.3 农田生产系统活性氮输出变化 |
4.1.4 农田生产系统活性氮造成的环境负荷 |
4.2 禽畜养殖系统活性氮变化及环境负荷 |
4.2.1 禽畜养殖概况 |
4.2.2 禽畜养殖系统活性氮输入变化 |
4.2.3 禽畜养殖系统活性氮输出变化 |
4.2.4 禽畜养殖系统造成的环境负荷 |
4.3 食物消费系统活性氮变化及其环境负荷 |
4.3.1 食物消费变化 |
4.3.2 食物消费系统活性氮输入变化 |
4.3.3 食物消费系统活性氮输出变化 |
4.3.4 食物消费系统造成的环境负荷 |
4.4 分析与讨论 |
4.4.1 食物生产消费系统活性氮输入量的驱动因素 |
4.4.2 食物生产消费系统活性氮利用效率 |
4.4.3 食物生产消费系统资源化利用情况 |
4.4.4 食物氮素生产消费平衡特征 |
4.4.5 物质流模型与N-Calculator模型研究结果的比较 |
4.5 本章小结 |
5 结论与对策 |
5.1 主要结论 |
5.2 对策 |
5.3 不足和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科研项目与学术成果 |
致谢 |
(5)乌兰巴托市消费者乳制品的购买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 |
1.2.2 国外研究 |
1.2.3 国外(中国)的研究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第2章 理论基础 |
2.1 消费者行为理论 |
2.2 消费需求、动机和行为的关系 |
2.3 消费者的购买决策 |
2.4 消费者特征理论 |
第3章 乌兰巴托市乳业发展现状及政策法规分析 |
3.1 蒙古国乳业发展历史 |
3.2 乌兰巴托市乳业发展现状 |
3.2.1 乌兰巴托市乳制品加工与生产现状 |
3.2.3 乌兰巴托市乳制品需求与消费现状 |
3.3 蒙古国乳制品业政策法规 |
第4章 乌兰巴托市乳制品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与分析 |
4.1 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设计 |
4.1.1 调查目的 |
4.1.2 调查对象 |
4.1.3 调查方法 |
4.1.4 调查内容 |
4.2 样本特征 |
4.3 乌兰巴托市消费者对乳制品的购买行为分析 |
4.3.1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分析 |
4.3.2 不同职业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分析 |
4.3.3 不同家庭结构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分析 |
4.3.4 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分析 |
4.3.5 消费者对不同档次乳制品的消费支出情况 |
4.3.6 消费者对乳制品品牌的选择行为分析 |
4.3.7 城乡消费者对乳制品的购买行为差异分析 |
4.4 乌兰巴托市消费者对乳制品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 |
4.4.1 消费习惯与偏好 |
4.4.2 对乳制品的认知与观念 |
4.4.3 家庭收入 |
4.4.4 消费环境 |
4.4.5 价格因素 |
4.4.6 其他因素 |
第5章 研究结论、启示与政策建议 |
5.1 研究结论 |
5.2 对乳制品企业的启示 |
5.2.1 针对不同市场需求实现产品细分 |
5.2.2 针对不同市场需求实现区域细分 |
5.2.3 市场细分与差异化相结合战略 |
5.3 对政府的政策建议 |
5.3.1 加强乳制品认知的宣传 |
5.3.2 加强对乳制品质量的监管机制建设 |
5.3.3 建立集群系统的集约化乳业行业 |
5.3.4 建立乳制品价格调控机制,稳定乳制品价格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政策背景 |
1.1.2 现实背景 |
1.1.3 理论背景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1.2.1 研究意义 |
1.2.2 研究目的 |
1.3 文献综述 |
1.3.1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1.3.2 农业风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1.3.3 政策性农业保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1.3.4 文献评述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1.4.1 贫困及贫困脆弱性 |
1.4.2 缓解贫困脆弱性:与脱贫、扶贫的比较 |
1.4.3 政策性农业保险 |
1.4.4 机理 |
1.4.5 功效:功能+效应 |
1.5 研究问题、思路及内容 |
1.5.1 研究问题及研究边界限定 |
1.5.2 研究思路 |
1.5.3 研究框架及内容 |
1.6 研究方法 |
1.7 创新与不足 |
1.7.1 创新之处 |
1.7.2 不足之处 |
2.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2.1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2.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理论 |
2.1.2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2.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相关理论 |
2.2.1 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 |
2.2.2 模型的求解工具:马尔可夫过程 |
2.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2.3.1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机理 |
2.3.2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演化机理 |
2.3.3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缓解机理 |
2.4 本章小结 |
3.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 |
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 |
3.1.1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82-1992年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92-2003年 |
3.1.3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确立与变迁:2004年至今 |
3.1.4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演进中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
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多层面分析 |
3.2.1 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及其成因 |
3.2.2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供给和需求层面 |
3.2.3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收入和消费层面 |
3.2.4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风险保障层面 |
3.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中国实践 |
3.3.1 “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的河北省“阜平模式” |
3.3.2 “精准滴灌”的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模式 |
3.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国际实践 |
3.4.1 基于减贫目标的印度农业保险政策 |
3.4.2 巴西农业保险制度及其经验 |
3.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中外实践的启示借鉴 |
3.5.1 制度体系和政策支持较为健全 |
3.5.2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通力协作 |
3.5.3 保险产品供给和配套措施完备 |
3.6 本章小结 |
4.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 |
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 |
4.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 |
4.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风险保障功效 |
4.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其他功效 |
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供给层面 |
4.2.1 宏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4.2.2 微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4.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需求层面 |
4.3.1 农业风险损失产生农业保险需求意愿 |
4.3.2 农业收入增加提高农业保险购买能力 |
4.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制约因素 |
4.4.1 政府层面的制约因素 |
4.4.2 保险机构层面的制约因素 |
4.4.3 贫困农户层面的制约因素 |
4.5 本章小结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 |
5.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 |
5.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 |
5.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需求收入弹性 |
5.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
5.1.4 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 |
5.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临界点:门槛效应 |
5.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 |
5.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收入效应 |
5.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消费效应 |
5.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 |
5.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经济增长 |
5.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收入分配 |
5.5 本章小结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 |
6.1 相关模型比较及选择 |
6.1.1 模型比较 |
6.1.2 模型选择 |
6.2 理论模型构建 |
6.2.1 基本模型 |
6.2.2 引入农业风险冲击 |
6.2.3 引入农业保险 |
6.2.4 引入不足额保险 |
6.2.5 引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
6.2.6 陷入贫困的概率 |
6.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用的数值模拟 |
6.3.1 相关参数校准及函数假定 |
6.3.2 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6.3.3 赔偿比例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6.3.4 不足额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6.3.5 保费补贴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6.4 本章小结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 |
7.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7.1.1 基于农户资产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模型 |
7.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评估模型 |
7.1.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7.2 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 |
7.2.1 收入期望和方差的FGLS估计 |
7.2.2 贫困线的确定 |
7.2.3 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结果 |
7.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7.3.1 变量的相关关系 |
7.3.2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7.3.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渠道 |
7.4 本章小结 |
8.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
8.1 门槛效应的经济学解释 |
8.2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及选择依据 |
8.2.1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 |
8.2.2 门槛模型选择依据 |
8.3 解释变量、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8.3.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8.3.2 模型设定 |
8.4 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
8.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整体样本回归 |
8.5.1 保费收入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8.5.2 保费补贴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8.5.3 保险赔偿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8.6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分组样本回归 |
8.6.1 样本分组依据 |
8.6.2 低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8.6.3 中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8.6.4 高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8.7 本章小结 |
9.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研究建议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7)河南省水土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及其耦合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1.2.1 相关概念 |
1.2.2 理论基础 |
1.3 水土资源相关研究进展 |
1.3.1 国内外水资源承载力研究进展 |
1.3.2 国内外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进展 |
1.3.3 水土资源承载力研究进展 |
1.3.4 水土资源承载力耦合研究进展 |
1.3.5 研究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数据来源 |
1.4.1 研究内容 |
1.4.2 数据来源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2 研究区概况及水土资源现状分析 |
2.1 河南省自然地理环境及社会经济概况 |
2.1.1 河南省自然地理概况 |
2.1.2 河南省社会经济概况 |
2.2 河南省水土资源利用现状及问题 |
2.2.1 水资源特点及开发利用现状 |
2.2.2 土地资源特点及开发利用现状 |
2.3 河南省水土资源关系分析及存在的问题 |
3 水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 |
3.1 水资源承载力模型的构建 |
3.2 结果与分析 |
3.2.1 人均水资源生态足迹结果与分析 |
3.2.2 人均水资源生态承载力结果与分析 |
3.2.3 人均水资源生态赤字结果与分析 |
3.3 水资源承载力因素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4 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 |
4.1 土地资源承载力模型的构建 |
4.2 结果与分析 |
4.2.1 人均土地资源生态足迹结果与分析 |
4.2.2 人均土地资源生态承载力结果与分析 |
4.2.3 人均土地资源承载力生态赤字 |
4.3 土地资源承载力因素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5 水土资源承载力耦合分析 |
5.1 水土资源承载力耦合分析框架 |
5.2 水土资源承载力耦合模型构建 |
5.3 水土资源承载力耦合分析支撑数据 |
5.4 结果与分析 |
5.4.1 人均水土资源生态足迹的耦合结果与分析 |
5.4.2 人均水土资源生态承载力的耦合结果与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 结论及展望 |
6.1 主要结论 |
6.1.1 水资源生态足迹 |
6.1.2 土地资源生态足迹 |
6.1.3 水土资源承载力的耦合分析 |
6.2 水土资源承载力调控措施 |
6.3 可能的创新点 |
6.4 研究不足 |
6.5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河南省生鲜农产品物流中心选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 |
1.3.1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现状 |
1.3.1.1 国内研究 |
1.3.1.2 国外研究 |
1.3.2 生鲜农产品物流研究现状 |
1.3.2.1 国内研究 |
1.3.2.2 国外研究 |
1.3.3 物流中心选址研究 |
1.3.3.1 国内研究 |
1.3.3.2 国外研究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技术路线 |
1.6 创新点 |
2 相关理论描述 |
2.1 物流的概念 |
2.1.1 物流定义 |
2.1.2 生鲜农产品物流定义 |
2.2 物流中心 |
2.2.1 物流中心概念及特点 |
2.2.2 物流中心分类 |
2.2.3 物流中心功能 |
2.3 物流中心选址方法 |
2.3.1 重心法 |
2.3.2 熵权法 |
2.3.3 TOPSIS分析法 |
2.4 本章小结 |
3 河南省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现状 |
3.1 河南省地理区位 |
3.2 河南省生鲜农产品供给现状 |
3.3 河南省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现状 |
3.4 生鲜农产品物流业发展现状 |
3.5 本章小结 |
4 河南省生鲜农产品物流中心选址分析 |
4.1 河南省生鲜农产品物流中心选址原则 |
4.2 生鲜农产品物流中心选址目标 |
4.3 生鲜农产品物流中心选址影响因素分析 |
4.4 生鲜农产品物流中心选址流程 |
4.5 本章小结 |
5 河南省生鲜农产品物流中心选址规划设计 |
5.1 选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5.1.1 区域经济 |
5.1.2 生鲜农产品物流量 |
5.1.2.1 生鲜农产品供应量 |
5.1.2.2 生鲜农产品需求量 |
5.1.3 生鲜农产品物流成本 |
5.1.4 基础设施 |
5.1.5 人力资源 |
5.1.6 技术服务 |
5.1.7 政策优惠 |
5.2 模型构建 |
5.3 模型运算 |
5.4 评价结果分析 |
5.5 河南省生鲜农产品物流网络布局策略 |
5.6 本章小结 |
6 河南省生鲜农产品物流中心选址对策建议 |
6.1 优化和整合现有资源 |
6.2 完善标准化物流中心运营系统 |
6.3 重视专业化人才培养和技术升级 |
6.4 加强政府政策引导 |
6.5 促进河南省生鲜农产品物流云平台建设 |
6.6 注重物流中心选址的可持续发展 |
6.7 强化物流协会监管作用 |
6.8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ABSTRACT |
(9)我国城乡低保区域性差距及收入分配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标与思路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思路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文献回顾与评述 |
1.4.1 低保标准测算文献回顾 |
1.4.2 低保标准(支出)区域性差距文献回顾 |
1.4.3 低保制度实施效果文献回顾 |
1.4.4 文献评述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1.5.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2.1 最低生活保障的内涵 |
2.1.1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
2.1.2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
2.1.3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贫困线 |
2.1.4 最低生活保障金 |
2.2 社会救助和社会救济的内涵 |
2.2.1 社会救助的内涵 |
2.2.2 社会救济的内涵 |
2.2.3 社会救助与扶贫 |
2.2.4 五保户与低保户 |
2.3 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理论基础 |
2.3.1 公共产品理论 |
2.3.2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 |
2.3.3 政府职能理论 |
2.3.4 反贫困理论 |
2.3.5 收入分配理论 |
2.3.6 社会公平理论 |
第3章 我国城乡低保现状问题分析 |
3.1 我国低保制度在社会保障中的地位 |
3.2 我国城乡低保发展情况 |
3.2.1 我国城市低保制度发展的历史脉络 |
3.2.2 我国农村低保制度发展的历史脉络 |
3.2.3 城乡低保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
3.3 我国城乡低保发展数据描述分析 |
3.3.1 低保保障人数和覆盖面的变化趋势:走势保持一致 |
3.3.2 低保标准和支出的变化趋势:城乡同步增加但存在差距 |
3.3.3 低保预算安排分担比例的变化趋势:中央和县级承担大部分支出责任 |
3.4 我国城乡低保存在的问题分析 |
3.4.1 城乡低保制度二元化 |
3.4.2 低保标准难以满足居民平均的生存型消费 |
3.4.3 地区间低保标准不统一 |
3.4.4 各级政府城乡低保支出比例没有制度化 |
3.4.5 低保制度执行效果存在偏差 |
第4章 低保标准测算比较与分析 |
4.1 引言 |
4.2 低保线测算方法 |
4.2.1 民政部门规范方法 |
4.2.2 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法 |
4.2.3 马丁法 |
4.3 低保线测算与分析 |
4.3.1 低保线制定需要考虑的因素 |
4.3.2 使用宏观数据测算结果 |
4.3.3 使用微观数据测算结果 |
4.4 测算结果与实际标准的差异分析 |
4.4.1 城镇理论低保标准与实际低保标准的差异分析 |
4.4.2 农村理论低保标准与实际低保标准的差异分析 |
4.5 城乡低保标准与地方财力水平的关系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城乡低保标准区域性差距 |
5.1 引言 |
5.2 区域性差距测算原理 |
5.2.1 泰尔指数 |
5.2.2 基尼系数 |
5.2.3 其他测度方法 |
5.2.4 差距合理性的判定 |
5.3 城镇低保标准区域性差距测算 |
5.3.1 数据来源和数据说明 |
5.3.2 城镇低保标准总体差距测算 |
5.3.3 城镇低保标准各区域差距测算 |
5.4 农村低保标准区域性差距测算 |
5.4.1 农村低保标准总体差距测算 |
5.4.2 农村低保标准各区域差距测算 |
5.5 剔除价格因素后城乡低保标准区域性差距测算 |
5.5.1 剔除价格因素后城乡低保标准总体差距变化情况 |
5.5.2 剔除价格因素后各区域城乡低保标准差距变化情况 |
5.6 城乡低保标准比的区域性差异测算 |
5.6.1 全国层面城乡低保标准比变化情况 |
5.6.2 分四大区域城乡低保标准比变化情况 |
5.7 城乡低保标准区域性差距产生的原因分析 |
5.7.1 经济层面的原因是低保标准差距的主要原因 |
5.7.2 低保标准制定“软约束”是低保标准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 |
5.7.3 低保制度本身的原因使得城乡低保标准之间形成“鸿沟” |
5.7.4 政府低保决策权分配不合理 |
5.8 本章小结 |
第6章 城乡低保支出水平区域性差距 |
6.1 引言 |
6.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
6.2.1 数据来源 |
6.2.2 城乡低保支出描述性分析 |
6.3 城镇低保支出区域性差距测算 |
6.3.1 城镇低保支出总体差距测算 |
6.3.2 城镇低保支出各区域差距测算 |
6.3.3 城镇低保支出泰尔指数分解 |
6.3.4 城镇低保支出基尼系数分解 |
6.3.5 城市低保支出核密度估计 |
6.4 农村低保支出区域性差距测算 |
6.4.1 农村低保支出总体差距测算 |
6.4.2 农村低保支出各区域差距测算 |
6.4.3 农村低保支出泰尔指数分解 |
6.4.4 农村低保支出基尼系数分解 |
6.4.5 农村低保支出核密度估计 |
6.5 剔除价格因素后城乡低保支出区域性差距测算 |
6.5.1 剔除价格因素后城乡低保支出总体差距变化情况 |
6.5.2 剔除价格因素后各区域城乡低保支出差距变化情况 |
6.6 城乡低保人均支出比值的区域性差异测算 |
6.6.1 全国层面城乡低保人均支出比变化情况 |
6.6.2 分区域城乡低保人均支出比变化情况 |
6.7 城乡低保支出差距缩小与财政可承受能力分析 |
6.7.1 基于全国数据的分析 |
6.7.2 基于分省数据的分析 |
6.8 本章小结 |
第7章 城乡低保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
7.1 引言 |
7.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分析 |
7.2.1 变量定义 |
7.2.2 描述性分析 |
7.3 模型构建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7.4.1 实证分析一:城市低保实施对城镇居民收入影响实证分析 |
7.4.2 实证分析二:农村低保实施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实证分析 |
7.4.3 实证分析三:城乡低保差异化实施对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实证分析 |
7.5 城乡低保支出对居民收入泰尔指数的影响 |
7.5.1 含低保收入与不含低保收入城乡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变化 |
7.5.2 含低保收入与不含低保收入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变化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1.1 城乡低保标准测算研究结论 |
8.1.2 城市和农村低保标准区域差距研究结论 |
8.1.3 城市和农村低保支出区域差距研究结论 |
8.1.4 城乡低保实施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优化低保标准制定的政策建议 |
8.2.2 改善低保标准区域差距的政策建议 |
8.2.3 缩小低保支出区域差距的政策建议 |
8.2.4 更好发挥低保对城乡居民收入的支撑作用的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城市人均低保支出核密度图 |
附录二: 农村人均低保支出核密度图 |
附录三: 不同城乡人均低保支出比情形下财政可承受能力分析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学术成果 |
后记 |
(10)厦门市居民食物消费多足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碳足迹研究进展 |
1.2.2 水足迹研究进展 |
1.2.3 生态足迹研究进展 |
1.2.4 研究区概况 |
第2章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2.1 研究内容 |
2.2 研究方法 |
2.2.1 数据来源 |
2.2.2 食物消费碳足迹计算 |
2.2.3 食物消费水足迹计算 |
2.2.4 食物消费生态足迹计算 |
2.2.5 食物消费的综合评价模型构建 |
2.3 研究技术路线 |
第3章 居民食物消费多足迹评价和影响因素 |
3.1 食物消费格局变化 |
3.1.1 居民年人均食物消费变化 |
3.1.2 居民年食物消费总量变化 |
3.2 食物消费碳足迹研究结果与分析 |
3.2.1 食物生产阶段碳排放分析 |
3.2.2 食物碳消费量分析 |
3.2.3 食物消费后碳排放分析 |
3.2.4 食物消费总碳足迹分析 |
3.3 食物消费水足迹研究结果与分析 |
3.3.1 城乡居民食物消费人均水足迹变化趋势 |
3.3.2 全市居民食物消费水足迹变化分析 |
3.3.3 居民食物消费水足迹结构变化分析 |
3.4 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研究结果与分析 |
3.4.1 居民食物消费生态足迹总量变化 |
3.4.2 居民各种类食物消费生态足迹变化 |
3.4.3 居民食物消费人均生态足迹变化 |
3.5 食物消费多足迹综合评价 |
3.5.1 居民年人均食物消费足迹多综合评价 |
3.5.2 居民年食物消费总量多足迹综合评价 |
3.6 食物消费足迹影响因素分析 |
3.7 可持续膳食优化 |
3.7.1 厦门市居民食物消费现状 |
3.7.2 可持续膳食调整建议 |
第4章 结论与展望 |
4.1 研究结论 |
4.2 建议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四、安阳市城乡人民水果消费量的调查与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开放式生态足迹模型的土地生态承载力研究——以黄河河南段地区为例[J]. 宋艳华,王令超,王自威,田燕,樊鹏,杨青伟. 江苏农业科学, 2021
- [2]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膳食摄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4省1051份农户调查数据[D]. 孙经纶.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9)
- [3]中国住院脑卒中患者危险因素及治疗情况调查研究[D]. 胡亚会. 天津医科大学, 2020(06)
- [4]基于N-Calculator和物质流模型的上海市食物生产消费系统氮素流动研究[D]. 夏玉玲.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5]乌兰巴托市消费者乳制品的购买行为研究[D]. 彼安巴(Uuganbayar Byambadorj). 西南大学, 2019(05)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D]. 徐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7]河南省水土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及其耦合特征研究[D]. 王丽媛. 河南大学, 2019(01)
- [8]河南省生鲜农产品物流中心选址研究[D]. 张雅娴. 河南农业大学, 2019(04)
- [9]我国城乡低保区域性差距及收入分配效果研究[D]. 梁城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10]厦门市居民食物消费多足迹研究[D]. 雷飞. 集美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