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古典共和政治发展的特点

一、探寻古典共和制政治发展的特征（论文文献综述）

刘焕申^[1]（2021）在《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1）发展道路的选择正确与否至关重要,既关系到决定国家的兴衰成败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也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存和生活境况。1893年至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俄国的基本国情,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的回答和解决了俄国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怎样走这条发展道路的问题,形成了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伟大的革命家的列宁,其俄国发展道路思想随着俄国革命实践的推进而变化、丰富、发展和完善。对此,学界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上承马克思恩格斯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理论,下启中国等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和推动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由一国向多国发展,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理论和实践。由于时代因素和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也有其局限性,有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之处,探究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来龙去脉,分析和厘清列宁在探索俄国发展道路中的心路历程,总结其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明晰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历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正如习近平所说:“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2）概括的说,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就是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立足俄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动员和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农民阶级共同斗争,使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尽快摆脱沙皇专制,消除农奴制度,缩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尽可能减少俄国人民的痛苦,在此基础上努力使俄国率先走向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而推动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最终促使全世界成功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道路而进行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探索。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所谓列宁主观想象、主观意志的结果,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依据、时代依据、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它是俄罗斯民族立国千年来向东还是向西的阶段性表现,有其内在的历史发展基因,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历史依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之交进入世界历史时代的产物,是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思潮并在俄国传播的结果,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时代依据;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工农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现实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理论依据。列宁个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俄国国民性和俄国国情的谙熟、勇于和善于联系实际等主观条件也是这一思想形成的重要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依次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列宁据此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列宁联系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结合俄国具体国情,对俄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列宁认为,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方面,通过沙皇政府得到扶持和外资的大量涌入,俄国资本主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严重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使得俄国资产阶级既有通过革命推翻专制政权,消灭农奴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革命性;又有对沙皇专制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和妥协性。他们担心民主革命中工农运动的壮大和兴起会威胁到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必定会在革命的关键节点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共同对付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此,资产阶级不能担当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组建了统一政党的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应当而且能够承担起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坚强同盟军,通过满足农民的利益组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保障。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走一条新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进行下一步的社会主义变革准备条件。列宁指出,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跳跃式和剧烈冲突的性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而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在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和科学策略的指导下,俄国完全可以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最终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本文以《列宁全集》60卷为依据,结合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进程,系统研究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发掘其时代价值。研究按照形成依据、形成过程、形成内容、形成意义的逻辑理路展开。论文主体内容包括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形成条件、主要内容和重要价值三大部分,分为六章:第一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社会背景。通过阐述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交汇东西方文明的独特文化特征和近代以来俄国统治阶级和思想界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思考探索以展示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文化渊源、历史文化传统和历史依据;通过阐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时代。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和争夺原料产地和世界市场使列强大肆入侵落后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思潮,促进了源自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文化的俄国的广泛传播,论述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时代依据;通过论述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沙皇政府资产阶级改革促进了各社会力量组建政党表达政治诉求,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敢也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阐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基本国情,即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现实依据;通过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思想及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俄国先进思想家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阐释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厚重的理论依据。通过概述列宁个人成长学习经历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俄国国情相结合的思维特点,阐释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主观依据。第二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演进。通过阐述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三个阶段论证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演进。第一阶段,1893年到1905年,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俄国经济社会实际,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形成发展过程,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第二阶段,1905年到1914年,列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剖析俄国社会各阶级,阐释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领导农民等小资产阶级在俄国走工农民主专政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第三阶段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列宁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腐朽性和垂死性决定这一阶段必然向新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革命形势要求俄国无产阶级应当立即夺取政权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巴黎公社制的新型国家——苏维埃共和国。第三章列宁关于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论证。通过分析列宁相关论着,阐释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历史进步性、特殊性和落后性的思想,雄辩的说明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城乡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劳动的社会化,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准备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但俄国资本主义和农奴制同步形成同时发展的并存性和对内对外的高度依赖性导致了俄国资产阶级对沙皇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依附性、软弱性和滞后性,内外矛盾交织尖锐,使俄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第四章列宁关于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通过分析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论着,论证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内外因思考和探索,阐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工农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标志等思想。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完全有条件实现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只有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对沙皇专制的彻底胜利,才能以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完成民主革命。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列宁认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实现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标志,之后应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掀开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以帮助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五章列宁关于俄国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通过研读《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论着,阐述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特征和历史地位的分析及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阐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论断和俄国无产阶级应立即夺取政权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列宁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没落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阶梯,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俄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应当把握时机、抓住机遇、大胆出击,在本国无产阶级努力和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实现从民主革命想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第六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影响和价值。通过阐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俄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深刻影响来论述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俄国价值、世界价值和中国价值。首先,通过阐述这一思想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说明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指明了俄国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十月革命的理论基础和基本遵循。这一思想论证了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途径和策略,坚定了俄国党和人民必胜的决心和信念,引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其次,论述这一思想对十月革命后俄国巩固政权和国家建设的影响。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源头,是实施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来源,直接影响了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展道路探索和实践。再次,阐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探求独立解放道路的影响。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联系俄国革命的经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政党建设、统一战线、革命策略等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和建议,推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和民主民族独立斗争的开展,坚定了他们开辟新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第四,论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通过阐述列宁关于民主革命性质理论、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农民地位作用理论、革命发展阶段理论、革命前途理论等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性质理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领导权理论、工农联盟理论、中国革命两步走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理论等的直接影响来说明这一思想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和实践的重大理论指导作用。第五,论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通过阐述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全球化理论等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政党建设理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两制和平相处理论的重大启示说明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启迪。第六,通过阐释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在时代主题认知、革命家集团培养、意识形态教育、历史机遇把握、科学分析资本主义利弊、坚定理想信念等方面的理论贡献,说明这一思想在决策制定、领导核心建设、人才培养、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等领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启示。

阳火亮^[2]（2021）在《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对个人的现代性处境的一次尝试性探索,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由与现代国家的关系: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为何要服从国家,以及如何服从国家;国家为何需要保护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以及如何保护?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家处于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国家本身具有超越性。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中,既包括神学国家的因素,也包括自然国家的因素,其重点是国家在个人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地位、功能和作用,以及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概而言之,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国家为什么要保护个人自由,而个人又为什么要服从国家权力?个人自由有没有可能在公共政治和私人生活之中找到某种确定性和存在的空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这个保护与服从的问题,直接涉及到现代国家的概念与理论,涉及到人的现代性处境的本质。霍布斯国家理论的核心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即保护与服从。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国家就是个人的集合体,霍布斯试图平衡主权和个人,而不是偏向其中一方。要实现这一平衡,国家就必须要有政治决断以及实现这一政治决断的力量。个人的敌人不是国家,国家权威的敌人也不是个人自由,个人和国家共同的敌人是战争状态。对于个人而言,唯一能够相信的可以提供保护的,只能是出于个人自身的力量。国家就是共同体本身,就是个人通过彼此之间社会契约构建起来的全体人民,服从国家也就是服从个人自己。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会涉及到他人的利益,正是因为群体生活中可能产生的冲突,个人才需要国家来进行保护。因此,国家的保护和个人的服从都是基于国家的存在是以保护个人生命和自由为目的。人的困境在于,有没有可能既想要得到国家的保护又保留充分的个人自由?传统而言,国家权力多一点,个人自由似乎就少一点:人总为这个自由的空间担忧或者是挣扎。人的本质是什么?人需要的是确定性,以摆脱对未知的暴死的恐惧;人需要的是现世的安全,而不仅仅是来世的救赎。然而,人能够获得对自身生命和自由的保护,以对抗未知的、不确定性的世界,在于他对自身困境的认知。对人真正的体验和感同身受,才能真正地去理解人性。任何以自己的意识去替代他人体验,都必然导致强迫。人或许一生就处于这种自我感知与他人感知难以完全协调一致的困境中,世界的多彩源于此,世界的战乱也源于此。国家要想得到个人的服从,必须从人所处的困境出发,真正理解个人对其生命和自由的感知。个人要想得到国家更好地保护,也必须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学会和他人相处。人渴望私人自由,又渴望公共参与并在集体中得到认同,这必然需要人找到其中的平衡。

汪程超^[3]（2021）在《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 ——康有为的国家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国内的“新康有为主义者”之于康有为的国家思想有基于各自研究主题的部分阐发,但迄今没有学者从政治学专业的视角,尤其是国家理论的视角对康有为的国家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总结。身当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处古今中西的交汇点、被誉为“现代中国立法者”的康有为之于传统中国如何走向现代中国（how）以及走向一个什么样的现代中国（what）有丰富的思考和着述。本文拟从中国现代国家共同体构建的视角出发,采用文献研究法,结合理论背景和时代背景,从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这一大的问题意识出发,聚焦康有为的国家思想研究,通过对康有为晚期政治着述的探讨和分析,总结康有为的国家理论范式。康有为认为,人类历史将由“据乱世”进化到“升平世”,再由“升平世”进化至“太平世”,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相对应的政治制度,“三世不可躐等而进”。之于“据乱世”的传统中国转型进入“升平世”的现代中国,康有为论述的核心问题意识是:在万国竞争、列强环伺的国竞时代,如何完成政治整合,增强国家能力,构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走出一条强国之路来?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将传统的、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天下国家”改造成为以单一民族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如何避免多民族王朝国家转型时普遍面临的解体命运,将一个领土完整的传统中国带入现代世界?如何处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明与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之于“升平世”向“太平世”的过渡,康有为的关切重心则由“国”直接转向了“民”,他的问题意识由如何“保国”以“为国家图富强”变为如何“去国”以使民众“去苦得乐”。之于以上诸问题,康有为从不同维度做了丰富、系统、成熟、深入的思考。本文拟分别从政体维度的“共和”、国族维度和文明维度的“中华”以及世界维度的“大同”三个大的维度出发,一环扣一环,将康有为的问题和答案由表及里逐次打开,进而尝试构建康有为的国家理论范式。本文认为,民初共和政体所面临的危机,其答案或不在制度本身,而在于制度置身于其中的政治实体和时代背景。而如何构建一个独立、自主、强大且具自身特殊文化风格的现代国家所面临的诸问题,其答案不仅要向共时性的国家本身深处探寻,也要向历时性的、国家浸润于其中的历史、传统以及由此所沉淀下来的文明深处探寻。而对由政体、国族、文明共同构成的现代国家的超越,则将目光投诸未来,为全人类构建了一个从being到becoming的终极目标,为人类历史赋以新的意义,也为人们反思今天由民族国家构成、处于文明冲突中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维度。康氏先求“共”再谋“和”先求不乱而后求治的共和观、“保全中国”熔铸各民族的国族观、古今接续中西综合既有主体性又有世界性的文明观、超越现代国家之局限构建一由个人组成的世界性公政府的大同观共同组成了康有为的国家理论范式。康有为融贯古今中西且具渐进特征的政治致思之于探索自身发展道路、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将会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马百亮^[4]（2021）在《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文中指出英国的古希腊史学家乔治·格罗特是希腊史学史上分水岭式的人物。作为功利主义思想在史学领域的代表,他在政治、教育、哲学和历史等领域都颇有建树,尤其是在希腊史研究方面。12卷本的《希腊史》以实证主义的科学和严谨,在批判式地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希腊史上的几乎每一个重要问题都进行了新的阐释,一举确立了雅典在希腊政治、文化和社会史上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系统而彻底地洗刷了长期以来对雅典民主的污名,为后世的希腊史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树立了新的标准、注入了新的动力。直至今天,人们对希腊史的研究依然绕不过他的作品。本文主要聚焦于格罗特为雅典民主所做的辩护,将其研究置于他所处的政治、历史和思想传统之中,从接受史的角度梳理了他和古代以及近代的史学家和思想家跨越时空的对话,以此阐明他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的写作思路和史料基础。正文分为四章,摘要如下:第一章介绍了格罗特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社会背景,重点阐述了格罗特的人生经历和交游,展示了他在不同人生阶段在各个领域富有成效的作为,主要体现在教育、政治和学术研究这几个领域的贡献。第二章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入手,介绍了前格罗特时期希腊史的书写和对雅典民主制度的考察,包括米特福德、瑟尔沃尔和布尔沃-利顿的希腊史研究,尤其着眼于他们对于雅典民主制度的认识和考察,同时介绍了格罗特《希腊史》的主要内容和编纂思想,既将其置于希腊史学传统之内,也为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内容做了铺垫。第三章通过分析陶片放逐法、米太亚德的命运、对阿吉纽西战役将领和苏格拉底的审判,为雅典民主正名。在传统的希腊史中,这些都是雅典民主最显着也最严重的罪证,格罗特像一位高明的律师,利用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渊博的学识积累,在充分尊重并重新解读各方面证据的基础上,通过对陶片放逐法和雅典民主历史上几个重大事件或案件的分析,逐一驳斥了对雅典民主的各项指控,表明了陶片放逐法在维护新生的雅典民主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也表明雅典民众并非传统上所诟病的那样是一群乌合之众的暴政。第四章探讨的是精英与民主的关系,摘掉了分别贴在民众领袖和智术师身上的“蛊惑家”和“诡辩家”的标签,还原了他们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真实角色。

吴月颖^[5]（2020）在《莎士比亚罗马剧对《希腊罗马名人传》中“领袖”形象的改编研究》文中认为“领袖”群体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一种典型人物,他们承载着更多的社会关注与期望,其行为容易受到更强烈的限制,因此对领袖人物的刻画是展现人物矛盾性与复杂性的一种突出表达。裘力斯·凯撒、安东尼与科利奥兰纳斯都是古罗马社会中地位显赫的军事、政治领袖,作者在刻画其形象时以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以下简称《名人传》）为创作蓝本。《名人传》中鲜明的文学特征为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提供了情节线索与人物形象的灵感来源。但莎士比亚借由对领袖人物的重点刻画,使罗马剧超越了普鲁塔克作品中道德宣教的核心目标,最终呈现为以人本意识为终极关怀的,将社会性与审美性高度统一的人文主义巨作。本文意在研究莎士比亚对三部以古罗马为背景的戏剧《裘力斯·凯撒》、《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科利奥兰纳斯》中的“领袖”人物,在普鲁塔克《名人传》的基础上做出了怎样的改编。全文共有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是对本文主体部分的概述以及对研究状况进行的总体把握。首先笔者将国内外对本题材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认清目前研究现状的不足之处,并试图在接下来的撰文中填补些许空白。其次笔者将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探讨文学作品与戏剧文本之间改编的价值。最后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从而提升本文的学理价值。正文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为《名人传》与莎士比亚戏剧的关系探究。笔者先从“存同”的维度探寻莎士比亚与普鲁塔克互为契合的创作基调,之后分析莎士比亚“求异”的创作追求,从情节设置、形象研究和语言风格这三个方面探究莎翁对普鲁塔克的超越性。第二章为莎士比亚对《名人传》中的“领袖”形象的扩充与改写,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笔者将选取《名人传》和莎士比亚罗马剧中的科利奥兰纳斯、凯撒与安东尼三组人物进行比较分析。本文结合普鲁塔克叙述中的罗马史实,将人物放置在当时罗马城邦的语境中,论证这些“领袖”在普鲁塔克的裁断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接着本文从具体的戏剧化处理角度,梳理并总结莎士比亚笔下的领袖形象特征。第三章为莎士比亚对《名人传》中“领袖”改编的意蕴探析。本章着重探讨莎士比亚对《名人传》改编的内在含义。罗马剧中不乏作者对时局的批判,其深刻的社会性是作者创作的一大特征。但莎士比亚在创作时又不仅仅局限于这一层面的表达。在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双重作用下,作者破除阶级局限性,使艺术作品的审美性特征与社会性特征达成有机融合的局面,从而形成了一种包容、平衡的美感。在结语部分,笔者再次梳理了普鲁塔克与莎士比亚的创作特征,从“存同”的角度分析了普鲁塔克史学作品中的文学特质,并探讨其特质为莎士比亚笔下的多元人物性格创作提供了怎样的素材。另外笔者又从“求异”的立场探寻莎士比亚对普鲁塔克道德教化目标的超越,并进而挖掘莎士比亚立足于人文关怀的戏剧理想。

申发文^[6]（2020）在《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政治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作为西方政治学的奠基者,对世界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亚氏的政治理论具有其特色的政治思想,这些政治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蕴含着“中庸”之道的哲理。亚氏的“中庸”之道,贯穿在其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中,并被视为优良城邦建设的基础;因此亚氏的“中庸”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值得本文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全文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来展开论述:一,介绍亚里士多德“中庸”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政治背景主要以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为主;经济背景介绍了古希腊城邦公民通过殖民掠夺等方式获取收入来源;文化背景论证古希腊代表性的政治文化即“演说”的技艺。思想渊源介绍了古希腊不同哲学家的“中庸”思想及其影响。二,概述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伦理基础——中庸观。“中庸之道”作为亚氏伦理思想的核心,以“伦理德性”为中心展开论述,并从“德性”中道观引申出其政治思想,使“中庸之道”成为亚氏政治思想的伦理基础。三,分析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这是本文论述的核心。亚氏“中庸”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中产阶级统治、混合政体、分权与法治。这四个方面构成了亚氏“中庸”政治思想的精髓。四,评析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政治思想。文章论述亚氏“中庸”政治思想的贡献、局限和启示。贡献表现在:中产阶级统治的稳定性,混合政体的平衡性,分权的约束性,法治优于人治。而局限体现在:阶级统治的剥削,政体的唯心主义,分权的不成熟。启示表现在:优良品德的培养,政府的反腐,和谐社会的建设。

唐纯^[7]（2020）在《诺瓦利斯哲性诗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诺瓦利斯（Novalis）作为德国早期浪漫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德国思想界有着重要的影响。他融合哲学与诗于一体形成独特的哲性诗学思想。诺瓦利斯的诗学是哲性诗学,他的哲学也是诗性哲学。诺瓦利斯是一个从哲学的角度入手对文学诗歌予以形而上剖析的诗人,他在富含美学气质的哲学思索中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哲性诗学观,故可名其诗学为哲性诗学。诺瓦利斯的诗是为人生的,它要解决人当下的生存困惑,把人从普遍的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当下人面临着自身的异化以及内心精神世界的空虚等问题,重读诺瓦利斯,既是对过往忽视、误解诺瓦利斯的一次纠正,也是对人们寻求有意义的人生的一种启发。论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意在追溯诺瓦利斯哲性诗学思想的形成背景与理论来源。诺瓦利斯生活的时代正值启蒙运动的发展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成长于18世纪末期的诺瓦利斯深感资产阶级的发展、理性的推行带来了思想解放,也体会到技术文明、理性僵化下人生存状态的分裂与异化。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特别是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出现为诺瓦利斯诗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养分。这些都促使着诺瓦利斯“走向内心”,通过诗歌寻求浪漫化的世界与人生,形成自己独特的哲性诗学思想。第二部分,主要是对诺瓦利斯哲性诗学思想的理论内涵进行分析和阐释。首先从诺瓦利斯诗学思想中极具哲学与诗性特点的部分入手,“浪漫化”的诗、超逻辑的“思”以及“乡愁”叙事构成了他哲性诗学的显着特色;其次是对诺瓦利斯哲性诗学思想中“走向内心”的阐释,诺瓦利斯强调的“走向内心”既包括向内看也包括向外看,是审视内心与审视自然的综合,缺一不可;最后是对他诗学思想中的超验意象的探析,包括夜与死亡、爱与宗教。诺瓦利斯对这两组超验意象的运用及对其中关系的阐释也深深地体现出他的哲性诗学思想。第三部分,探讨诺瓦利斯哲性诗学思想的意义与局限。诺瓦利斯对当时社会绝对理性的统治进行了深刻反思,并试图去化解危机。他的诗学思想不仅在当时德国思想界引起了广泛讨论,而且对后世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哲学、文学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诺瓦利斯是时代的拓荒者,也是花粉的播种者,尽管他的诸多思想最后只是流于空想,但总体而言,他的哲性诗学思想是对我们生存自觉的唤醒,启发我们努力去发现生命的最初源泉,从有限的现实世界中超脱出来,追求一种更高的生活和诗意的人生。

曲慧鑫^[8]（2020）在《莎士比亚“罗马剧”中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文中提出罗马共和国推崇荣誉。荣誉观念作为普遍的伦理意识在贵族、君主和平民眼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在莎士比亚的罗马剧中,人们的荣誉观念和伦理选择呈现出互动关系。不同阶层的荣誉观念影响并决定不同的伦理选择,但同时,伦理选择又会反过来对荣誉观念的形成或改变产生影响。本文分四章考察了莎士比亚在不同阶层的荣誉观念和伦理选择中传达出的伦理教诲和对正处于转折时期的英国局势的思考。第一章以科里奥兰纳斯、伏伦尼亚和勃鲁托斯为研究对象,分析罗马贵族的荣誉观念与其在此观念影响下做出的伦理选择。科里奥兰纳斯的伦理身份经历了从“城邦守护者”向“城邦毁灭者”的转变,因过度推崇荣誉导致的悲剧性结局揭露出荣誉的实质是罗马操控英雄的工具。伏伦尼亚是罗马教育的具体化身,她为维护国家荣誉选择牺牲儿子的举动展现出罗马荣誉教育对贵族的深刻影响。勃鲁托斯的荣誉观念以美德为核心,他为维护共和自由触犯弑君伦理禁忌的行为暗示出其把握时代能力的匮乏。贵族对荣誉的追求更多地局限于个人层面,他们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间的互动充满悲剧性。在个人原则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中,罗马贵族的选择不但没有获得荣誉,反而导致了荣誉的幻灭。第二章将凯撒和安东尼作为正反面君主的典型代表,分析罗马君主的荣誉观念与他们在追求王权过程中的伦理选择。凯撒谋求新罗马的建立,以死追求王权的举动展现出其荣誉观念的灵活。安东尼是反面君主的代表,他无法维持情人与统治者身份间的平衡,在欲望与理智的冲突中,安东尼毅然抛弃伦理责任的举动表明罗马传统的荣誉观念已经无法对他产生影响。伟大君主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间的互动呈现出积极的一面,灵活的荣誉观念使君主根据局势采取有益的行动,该行动反过来又会成就君主的永恒。第三章分析罗马平民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平民阶级由护民官与民众组成。剧中的护民官是“煽动家”和“蛊惑家”的合体,他们为满足个人私欲抛弃公共伦理责任的行为展现出其德性的低下。罗马剧中的民众表现出暴力和无理性的特征,他们对荣誉漠然视之,为追逐利益而抛弃正义的伦理选择暗示出民众与贵族阶级德性上的巨大差异。平民阶级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间的互动是恶性的,追逐利益、缺少荣誉和实施暴力间形成了恶性循环,荣誉随着暴力行为的升级更加被民众无视。第四章分析莎士比亚罗马剧中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的成因,以及罗马剧创作的伦理环境。对罗马民众暴力行动的展示和以米尼涅斯为代表的堕落贵族的出现表达了莎士比亚对民主制和共和制的否定,作家对民众的丑化和剧中呈现出的精英主义倾向受西方传统文化和基督教的影响,反映了作家基于历史和时代的等级偏见。莎士比亚始终坚守以爱为核心的理想道德的追求,认为人必须运用理智和智慧抵抗欲望的诱惑,达成灵魂的完善。结语总结贵族、君主和平民阶层的不同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间的关系,从当代立场反思莎士比亚在罗马剧中体现的政治伦理观念。罗马剧中的荣誉观念既反映出古老民族价值体系和伦理秩序的独特性,又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思想意识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

孙夕龙^[9]（2019）在《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是一个整体,构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之一。整体来看,他们意识形态思想形成过程时间比较一致,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一致,只是侧重点不同。论文第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思想史。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有一个从唯心主义性质逐步转变为唯物主义性质,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第一,合作之前马克思的思想历程。首先,马克思中学时期已经具有个体与共同体相统一的思想种子。大学时期确立了作为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理性、“理论精神”和哲学的独立存在和绝对地位,抛弃了宗教,确立了哲学实践思路,即哲学批判或“理论精神”根据“本质”和“观念”来“衡量”“个别的存在”和“特殊的现实”,即用“本质”和“观念”的普遍性来消除共同体与个体（“个别的存在”和“特殊的现实”等）之间的矛盾。这个批判思路是“异化—回归”思路的开始。其次,《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实践了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批判,一方面,以“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和“对象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为标准和根据来批判现实,发现到处都是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利用新闻出版、法律、制度和国家等共同体谋取自身特殊利益,损害“普遍利益”。另一方面,他又发现在特殊群体与共同体的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中,受损害的都是作为被统治等级的人民的利益,于是,马克思在提出“真正的报刊”、“事物的法理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国家本身的实质”等概念的同时,又相应提出了“人民报刊”、“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和“人民意识”等概念,产生了“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同“人民”之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但是没有解决。再次,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通过剖析黑格尔国家理论来研究《莱茵报》时期产生的问题,一方面揭露了黑格尔绝对观念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另一方面又揭露了君主制实现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同一性”的“具体自由”的虚假性,认为“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此时,马克思确立了意识形态问题的两个基本内容和线索,即揭露绝对精神的虚假性以及如何统一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后者是意识形态的基本矛盾。又次,从《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始,马克思确立了“应有”“真正”的地位与“异化—回归”理论思路,揭露了包括宗教、国家在内的“普遍性”事物的虚假性,揭示了“政治国家的世俗结构”的缺陷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后者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明确表达为国家建筑在“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矛盾之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完整运用了“异化—回归”思路,并在此思路下结合私有财产的扬弃阐述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在抽象意义上解决了人类生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问题。第二,合作之前恩格斯的思想历程。首先,从不来梅实习时期到柏林服兵役时期,恩格斯的思想与马克思早期类似,主要是肯定唯心主义的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在自由意志统领下实现国家整体与其要素的统一,并用这些观念和思路批判现实。其次,到了英国实习时期,恩格斯发现了政党的阶级本质和“物质利益的冲突”,认识到法律是纯粹的诡辩术,揭露了国民经济学的欺骗和伪善的本质特征,并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了异己力量问题。再次,《英国状况》时期分析了英国阶级斗争,揭露了宗教的“异己的本质”,明确提出了“异化—回归”思路,论述了不同民族哲学对待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关系的不同方式,提出了诸多意识形态相关问题,最后揭示了国家和宪法的本质就是“财产在进行统治”,开始触及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三,合作之后的思想历程。首先,从《神圣家族》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期间,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快速蜕变。《神圣家族》初步阐述了唯物史观,放弃了本质的“异化—回归”思路,阐述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如国民经济学对于私有财产的辩护、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关系的理论等问题。其次,《德意志意识形态》阐述了比较完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全面“清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他们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再次,《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在积极参加和指导无产阶级实际斗争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共产主义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消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之后真正实现了普遍利益和人的解放。又次,《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主要包括揭露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条件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形式,即拜物教,而在无产阶级理论上则是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得到最终完善。恩格斯则侧重哲学研究,论述了人类解放的实现、意识形态“独立性”、宗教意识形态的行为逻辑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史等等,大大丰富和完善了意识形态理论。论文第二部分是唯物史观和人类解放理论的详细表述。唯物史观和人类解放理论也属于“观念的上层建筑”,但它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是列宁所说的“科学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一般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人类解放理论认为,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消灭私有制和所有异己力量,无产阶级必然获得解放。而由于无产阶级背负着“整个的人类奴役制”,作为特殊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解放也就是整个人类的解放。因此,在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中,共产主义实现了“真正的共同体”,实现了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统一。论文第三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般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虽然没有完整的独立表述,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严密的逻辑体系。第一是“一般意识形态”理论,主要观点和内容如下:意识形态四级本质,即意识形态是反映异己力量的“普遍性形式”思想观念、是“统治”人们的具有普遍性的“虚假观念”、是人们按照“神”、“标准人”等等“虚假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的思想活动、是统治阶级“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的“虚伪的”思想“欺骗”和“思想的统治”;从认识论层面看,意识形态的基本矛盾是论证虚假共同体和虚假普遍利益的普遍性意识形式同阶级和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从实践层面来看,意识形态基本矛盾是以共同体普遍利益来维护统治者特殊利益的虚假共同体同共同体中其他被统治阶级或阶层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意识形态具有虚假的“普遍性”、“本末倒置”、“虚假的独立性的外观”、“没有历史”和形式化等特征;通过“借用”和“模仿”等方式,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创造历史和合法化统治的思想条件;意识形态的“曲线”与经济的“红线”形成相互作用的矛盾关系;意识形态具有“服从自身规律”的相对独立性;统治阶级思想的生产者即“意识形态家”生产了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思想;法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特殊阶级的“共同利益”的中介和颠倒的意识形态;宗教是人类对支配他们的异己力量的幻想的反映和“感情上的形式”,充当了历史运动的“意识形态的外衣”;意识形态可以通过揭示它的世俗基础和本质、并“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而被克服乃至消灭。第二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主要包括如下内容:通过“借用”、“模仿”和“翻译”等方式,利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传统、思想遗物及其意识形态等思想条件,来表达新世界的内容,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经历了从“掩盖”到“公开”的历史变化;资产阶级法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自由和普遍利益等方面表现出幻想、虚假和欺骗等特征;国民经济学是掩盖私有财产矛盾和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伪善和谎言;资产阶级经济学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纯粹理性”和永恒不变的;拜物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最新形式,将商品、货币和资本作为物神来崇拜的人就是拜物教徒。

崔丹^[10]（2019）在《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英国第二代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济慈虽生平遭际困顿、但却以独特的审美追求、深邃的诗评思想、别具一格的诗歌书写跻身于伟大诗人行列,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自省式诗人,济慈穷其一生,以诗铭志,但心中焦虑挥之不去。诗人对死亡、宗教、诗人身份、两性、阶级、与政治等皆充满焦虑之情,而这些焦虑归根结底反映出诗人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刻思考,即其对自我身份认同、个体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中的性属身份认同和民族与种族身份认同持有深刻的焦虑之情。究其实质,济慈的身份认同焦虑产生在主体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从而体现出一体多面性、多层次性与交错性特点。诗歌书写成为济慈表达、展现与超越焦虑的方式。诗人不仅在与亲朋好友的鸿雁传书中表达身份认同焦虑,并且更以诗歌书写作为展现与超越身份认同焦虑的场域与实践,而对其深入地探讨是深刻理解济慈其人、其思与其诗的关键。相关文学批评理论与视角为此问题的剖析提供具体而坚实理论阐释与策略选择。笛卡尔有关主体意识,海德格尔有关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拉康、齐泽克等对“焦虑”等阐释可用于厘清身份认同焦虑问题;文艺复兴运动与浪漫主义思潮中有关死亡、生命、时空、宗教信仰等阐释可分析诗人的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阐释和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身份论可探讨诗人的个体身份认同焦虑;拉康、齐泽克、福柯、格林布拉特等有关“凝视”理论、黑格尔的主仆关系阐释、吉尔伯特、古芭等女性主义话语与福柯有关性属、疯癫、规训等权力话语体系可探索诗人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问题;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琳达·考利与安德森有关民族主义与国家身份建构等理论可分别分析诗人集体身份认同焦虑中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与种族身份认同焦虑问题。诗人通过诗歌书写探讨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具体表现为对死亡的迫近与难以企及的宗教救赎持有焦虑之情。家门罹难、久病之躯、先辈与同仁的英年早逝等系列不幸令济慈感慨阳寿渐殁,诗名难酬,而其对生之渴望、死之恐惧凸显焦虑,死亡氛围、肺痨症状等遂成为诗歌书写中心,诗人通过书写向死而生、化死为生、以生蕴死、物我相生、物我两生来实现其对死亡焦虑超越的书写。济慈宗教态度的形成与时代背景、社会文化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生长环境、文人挚友影响密不可分,诗人在诗歌中以“复魅”与“祛魅”的方式对宗教进行书写,期间尽透诗人的焦虑之情。但诗人并非园囿其中,而是在保存宗教积极元素基础上,融合希腊神学、凯尔特泛神论等凸显世俗人文主义精神元素来超越宗教身份认同焦虑,以此实现超越自我身份认同焦虑的夙愿。济慈虽集百家众长,但却致力于克服“影响的焦虑”,从而体现出个体身份认同焦虑。诗人在诗歌形式、风格、技巧、人物、情节等方面继承前驱与同侪诗人的诗歌精华基础上,剑走偏锋,形成独特的济慈式诗歌风格,实现克服前驱与同侪诗人“影响的焦虑”。具体表现在:诗人摒弃斯宾塞的王权至上主义,坚持人文主义精神;摒弃莎士比亚的“宿命论”,凸显人文主义精神的“主体选择”;深化诗画越界、彰显基督教与泛神论博弈、升华人道主义精神等方面超越弥尔顿;弥补彭斯“史诗自然”的缺席,再现济慈式“崇高自然”;通过济慈式“想象自然”实现华兹华斯的“不朽自然”;摒弃柯勒律治理性哥特式想象,实现济慈式瑰丽幻想;摒弃拜伦的“现实书写”,实现济慈式“想象书写”;以“人道主义”精神升华雪莱的“英雄主义”思想。在性属关系书写中,济慈对男女两性皆充满浓郁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就诗歌对异性身份认同焦虑书写而言,济慈通过塑造代表摄政晚期父权制文化认同下的男性“凝视”中的“家中的天使”来表达自我对集体身份认同。但同时,诗人用通过刻画“淑女”充满性欲诱惑般的“反凝视”来展现女性对代表社会“大他者”的男性反抗,彰显诗人对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中异性性属的不认同,也间接展现诗人的异性性属身份焦虑。同样,诗人刻画出“邪恶”女性的“反凝视”来展现对社会规约的反抗,其中又不乏刻画社会主导体制对其进行的规训与惩罚,由此,再次彰显诗人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最终诗人将“美好”与“邪恶”同时赋予理想女性形象,以此实现其对异性性属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就同性身份认同焦虑而言,诗人一方面书写男性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集体的对峙,以此展现济慈个体在社会集体身份认同中存有的焦虑之情。同时,诗人从个体、年龄与群体性方面展现出男性之间的亲密协同关系,深刻地展现出诗人在男性话语与国家权力背景下超越同性身份认同焦虑的书写实践。在超越民族与种族身份认同焦虑书写中,济慈内心充满浓郁的焦虑之情。家庭熏陶、志友论政、同侪影响、前辈指引、政治时论皆对其影响深刻。反观诗歌,诗人不仅书写其对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而且展现出其致力于与英格兰民族为核心的不列颠国家身份相认同。诗人对诸如美洲、非洲与印度等大英帝国殖民地持有深刻焦虑之情,因受东方主义思想浸润,诗人一方面不自觉地将殖民地视为“他者”,但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的诗人以其秉承的人道主义思想渴望与殖民地相认同,以争取全人类的解放来实现对种族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

二、探寻古典共和制政治发展的特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探寻古典共和制政治发展的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1）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论文提纲范文）

（3）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 ——康有为的国家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莎士比亚罗马剧对《希腊罗马名人传》中“领袖”形象的改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诺瓦利斯哲性诗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莎士比亚“罗马剧”中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探寻古典共和制政治发展的特征（论文参考文献）

• [1]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D]. 刘焕申.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D]. 阳火亮. 北京大学, 2021(02)
• [3]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 ——康有为的国家思想研究[D]. 汪程超. 山东大学, 2021(02)
• [4]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D]. 马百亮.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5]莎士比亚罗马剧对《希腊罗马名人传》中“领袖”形象的改编研究[D]. 吴月颖. 河南大学, 2020(02)
• [6]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政治思想研究[D]. 申发文.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5)
• [7]诺瓦利斯哲性诗学思想研究[D]. 唐纯.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莎士比亚“罗马剧”中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D]. 曲慧鑫.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9]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D]. 孙夕龙.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3)
• [10]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D]. 崔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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