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东南江工业园经济区对周边水域的影响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彭琳玉[1]（2021）在《基于GIS的上杭县城规划区生态用地格局演变研究》文中指出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地处重要交通枢纽区域的上杭县城得以充分发展,城区规模日益扩大,而区域内生态用地的不断减少,环境恶化等问题逐渐凸显,严重干扰了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对人类的生存也构成了威胁。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实践不断得以发展落实,合理地规划和保护生态用地对维持研究区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选取上杭县城规划区作为研究对象,以2009、2013、2019年三期的卫星遥感图像为基础数据,并结合地形图、实地调研材料以及上杭县城规划区各规划纲要等材料,综合运用人地关系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和生态经济学理论展开研究。基于ENVI 5.3,ArcGIS 10.5软件平台首先对三期遥感数据进行预处理,通过土地利用动态度分析上杭县城规划区生态用地结构变化特征,利用转移矩阵、重心迁移等方法揭示生态用地空间分布动态演变特征。选取了高程、坡度、坡向、到最近水域的距离、到最近农村居民点的距离、到最近道路的距离、交通服务设施密度7个因子作为解释变量,通过SPSS 26.0软件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上杭县城规划区生态用地演变的驱动因素进行运算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引入CA-Markov模型,结合IDRISI 17.0平台模拟预测生态用地未来的发展趋势。研究结果表明:（1）2009-2019年期间,上杭县城规划区生态用地整体数量面积持续减少,其中林地、耕地、水体、草地的面积持续减少,未利用地数量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公园与绿地是生态用地中唯一呈持续增加趋势的地类;在生态用地动态转移流向中,以林地、耕地、未利用地三类生态用地的转移变化量较为显着,生态用地演变总体呈城中心向四周城郊区扩张的趋势,重心由西北方向东北方迁移。（2）高程、到最近道路的距离和到最近农村居民点的距离至始至终影响着研究区生态用地的变化,且各时段生态用地的变化都与交通因素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说明政策法规和交通的发展大大有利于城镇化的推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城市的发展方向和格局,导致了更多的生态用地被建设用地替代。（3）预测结果显示,在2019-2025年的发展阶段中,生态用地的流失主要发生在九州村、西南村北部、城北片区以及部分沿江地带。在2019-2029年的发展阶段中,生态用地的减少主要集中在交通干道周边、中心城区北部、南部工业园区以及汀江下游部分区域,与城市规划中北扩南优的发展方向相符合。（4）为促进研究区生态用地的保护和良好发展,可通过改善农村的生活就业环境,避免人口过度流向城区;其次需要统筹推进耕地保护,改进加强耕地占补平衡;构建生态网络系统,维护生态安全格局;管控建设用地规模,提高生态用地质量;调控社会经济发展,优化转型产业结构;加强生态安全监管体系,实行分区分类管理,同时加强生态用地格局中基质、廊道、斑块上的优化和保护,以长期维护区域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
曹雷[2]（2020）在《基于快速交通的吉林省城镇体系演变研究》文中指出区域城镇体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空间表达,区域城镇体系研究是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重要领域与热点研究之一。城镇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区域内人口、产业、科学技术、资金等各种经济要素集聚和发展的物质载体,是区域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区域经济发展通过区域城镇体系中城镇的经济发展来实现,因此,区域内一个城镇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对影响到城镇体系内其他城镇,导致整个区域城镇体系的发展变化,进而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城镇体系演变是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变化的重要内容和空间体现,因此,对于区域城镇体系演变的研究将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规律,为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理论与实践政策支撑,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区域城镇体系演变受到人口迁移、国家和区域产业发展政策、区域交通运输体系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快速交通是交通运输体系中区别于传统交通的新型运输方式,它已成长为区域城镇之间主要的联系方式。由于快速交通改变了传统交通方式影响下城镇体系内城镇之间的联通方式和作用强度,促进城镇人口规模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城镇空间形态和城镇联系方向改变,带动区域城镇体系不断演变,因此,快速交通和城镇体系演化之间形成以快速交通带动区域城镇体系演变的“函数”关系,通过快速交通发展调控和优化区域城镇体系演变方向和趋势,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快速交通对区域城镇体系演变的影响突显,区域城镇体系等级结构、职能结构、空间结构不断演变,反映出区域城镇体系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21世纪以来,东北地区城镇化进程趋缓,经济增长动力缺乏、转型困难,经济发展下滑趋势明显。2003年,我国开始实施东北振兴战略,然而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困局仍没有改变,经济发展的根本矛盾依然存在,现阶段东北地区经济仍旧发展缓慢。城镇体系的发展是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发展的主要内容。近年来,我国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迅速,特别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航空运输等快速交通方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快速交通为东北地区城镇体系向城镇组群演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与实践路径。本文以吉林省城镇体系为研究对象,从快速交通的视角对城镇体系的演变进行研究,构建快速交通背景下城镇体系的演变机制、演变规律和演变效应的分析框架,剖析快速交通发展对城镇体系等级结构、职能结构、空间结构的影响特征及效应,提出区域城镇体系调控和优化的路径和引导政策,旨在丰富区域快速交通引导城镇体系协调优化发展的研究理论与实践,为吉林省调控区域城镇体系发展方向增添新的视角和思路,为吉林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提供参考,也为国内其他区域城镇体系的调控与优化提供借鉴。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分为理论和实证两大部分,具体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理论部分,研究内容包括快速交通和城镇体系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与辨析、快速交通与城镇体系演变相关理论概述、国内外研究进展、快速交通影响下城镇体系演变理论框架构建。该部分涵盖第一章至第三章,其中,第一章对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演变的研究背景、选题依据、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框架以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进行说明。第二章在界定快速交通和城镇体系的概念及内涵基础上,分析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演变的相关基础理论,对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演变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第三章探讨快速交通发展和城镇体系演变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的演变机制、演变规律和演变效应,为后文研究快速交通影响吉林省城镇体系演变做理论准备。第二部分为实证部分,研究内容包括吉林省快速交通和城镇体系发展时序分析,快速交通影响下的城镇体系演变过程分析、可达性分析,对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等级结构、职能结构和空间结构演变做实证分析,以及快速交通发展影响吉林省城镇体系演变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发展格局研究,快速交通调控和引导城镇体系演变的主要调控路径和优化引导政策。该部分涵盖第四章至第八章,其中,第四章分析吉林省快速交通发展历程和城镇体系演变历程,并重点分析吉林省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演变的四个阶段及变化特征。第五章是本文的核心内容,通过城镇首位率、位序-规模法则计算吉林省城镇体系等级结构的时序变化,对比快速交通旅客周转量的时序变化,探讨快速交通对城镇体系等级结构产生的效应;通过区位熵、纳尔逊城市职能指数计算城镇体系职能强度变化,然后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快速交通与城镇职能演变之间的关联度,分析快速交通发展对城镇体系职能结构变化与效应;通过改进后的城市空间引力模型计算快速交通对城镇体系的空间作用强度,分析演变特征和影响效应。第六章研究快速交通影响下吉林省城镇体系变化趋势,归纳总结快速交通影响吉林省城镇体系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快速交通与城镇体系发展的背景与目标、快速交通作用下的城镇体系总体格局,最后根据变化趋势提出吉林省城镇体系快速交通调控的主要路径。第七章为本文的对策建议部分,根据前文的研究结果并分析国内外典型案例,从快速交通超前发展政策、快速交通的城镇空间响应政策、城镇空间组织创新引导政策、快速交通与城镇空间的区域协调政策四个方面提出快速交通作用下吉林省城镇体系优化的引导政策。第八章是总结归纳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指出研究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通过上述研究,提出了如下核心观点:第一,快速交通通过经济体空间相互作用强度变化这一核心作用机制,进而引导城镇的经济要素发生空间集聚与扩散。第二,城镇体系等级结构的变化与城镇对人口、产业等经济要素的吸引关系密切,而这种吸引力与快速交通旅客周转量的空间分布直接相关;城镇体系职能结构形成的核心是城镇体系中不同城市之间的专业化分工,而这种专业化分工的形成与区域快速交通发达所导致的运输成本的下降直接相关;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变化与城镇快速交通的布局方式而导致的城镇之间空间相互作用强度直接相关。第三,区域快速交通调控和优化区域城镇体系,推动形成以区域中心城市为增长极、由相连接城镇组成的城镇群和城镇轴带,引导区域经济发展。本文围绕快速交通影响区域城镇体系演变开展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体系上可能具有创新性,具体体现如下: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快速交通的视角,以交通运输理论和城镇体系演变理论为指导,探讨和构建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演变的机制、规律和效应的理论框架,从理论上揭示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的演变规律。第二、在研究内容上,论文对快速交通布局前后的吉林省城镇时空可达性分布规律、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结构的演变进行研究。首先,快速交通带动吉林省城镇体系时空可达性的改变,推动区域城镇体系结构发生相应变化。其次,通过客货周转量换算、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加权赋值,构建吉林省各地级市快速交通旅客周转量时间序列,提出使用快速交通旅客周转量作为快速交通的评价指标。最后,以快速交通旅客周转量为指标,分别研究快速交通对吉林省城镇体系等级结构、职能结构、空间结构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进行研究。第三、在研究体系上,论文首先从理论上系统梳理并阐述快速交通对城镇体系演变的影响因素,之后构建基于演变机制、演变规律和演变效应的快速交通对城镇体系演变的理论框架,并以快速交通对吉林省城镇体系的影响为例,对吉林省快速交通布局以来城镇体系等级结构、职能结构和空间结构变化进行研究;根据吉林省快速交通和城镇体系发展背景和目标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快速交通引导城镇体系优化布局的政策建议。
彭雄亮[3]（2020）在《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群是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产物,也是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空间载体。“湾区”自1990年代成为学术界区域研究对象以来,经历了由区域规划实践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发展历程。因此,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国土空间整体治理的背景下,通过对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演进的实证研究,提炼湾区空间发展模式,对湾区城市群未来空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本文将研究对象环珠江口湾区界定为广东省内珠江出海口两岸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五座城市,再加上佛山。以六座城市为基础,本文从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历程出发,围绕三个核心议题展开论述:一是经过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发展,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有哪些形态特征,其相互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演变?二是推动湾区空间发展动力机制是什么,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在空间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三是在湾区创新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湾区空间结构和模式?论文总共分为八个部分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前两部分为文章概述与研究进展综述。第三部分为湾区形成的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基础,第四部分利用湾区1992-2013年多时相GIS和RS数据对湾区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演进特征进行了实证。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视角,对推动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动力机制、空间模式和治理趋势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第七部分提炼创新发展趋势下湾区空间发展模式和空间结构。最后一部分为全文的总结和展望。第一部分是导论。“湾区”概念经历了学术讨论、规划实践和国家战略三个发展阶段,“环珠江口湾区”规划实践阶段的重要概念,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战略背景下,厘清空间发展的演变和规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部分对“城市群”、“空间模式”等论文关键概念进行界定,以此提出论文的研究目标、方法和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是对城市形态演进和空间模式的研究进展展开综述,提出文本研究框架。首先,从空间认识的本源出发,梳理从空间形态到空间模式研究的演变;其次,从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的研究进展来看,“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构成了我国有关空间动力研究的基本框架;最后,本文认为,空间客体包含了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本底关系,空间治理的实质是推动空间发展的动力主体与空间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此,本文建立从城市群空间本底关系到空间模式的研究框架。第三部分从环珠江口湾区自然地理、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历史人文条件两个方面梳理了湾区形成的空间基础。珠江河口湾的自然地理条件演变影响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方向,以广府文化为主体,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湾区文化。第四部分利用湾区1992-2013年多时相的卫星遥感影像数据,采用紧凑度指数、分维指数、等扇分析等,揭示湾区城市空间扩展的总体特征、组织差异和方向演变。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总体上呈高速增长,在珠江口喇叭型地形的制约下,建设用地持续向广深、广珠两个方向高速拓展,形成A字型总体空间格局。但珠江口东西两岸扇面规模和紧凑程度上差异较大,两岸发展并不平衡。随着建设空间的拓展,水体、农田等生态服务价值最高的用地类型斑块密度变低,建设空间的“不充分”和高价值生态空间的“破碎化”同步。加上持续台风影响最大的河口湾区域大规模近岸填海造陆,珠江口生态安全面临极大压力。第五部分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理论框架,进一步分析湾区空间发展的动力演变。“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作用力的交织推动了城市建设空间的拓展,但不同发展阶段主体的合力差异明显。在早期发展阶段,政府力和社会力以迁就市场力的方式吸引投资,造成空间利用的低效和“不充分”;到了中后期,市场力量通过与政府形成各种伙伴关系,主导了城市与区域空间的变革,加速东西两岸发展的“不平衡”。在生态空间的管治上,由于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生态空间面临碎化和安全压力。第六部分论述在国土空间整体治理趋势下,湾区未来空间逻辑转变和治理趋势。对比纽约的洲际合作治理、旧金山湾区的网络化联合治理和东京湾区的集中型治理模式,环珠江口湾区有充足的平原腹地实现东西岸均衡治理。因此,湾区未来空间治理重点转向对建设空间的柔性引导和生态空间的韧性管治,并建立以政府主体为主导,融合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三元协商机制。第七部分探讨创新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环珠江口湾区空间模式和结构。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国家科学平台建设形成新的创新城市节点,在基础科学研究的引导下,有能力改变传统“核心-边缘”城市体系下“中心城区研发与服务——城市节点产业服务——高新园区技术转化”的单向关系,朝着以“科学创新节点基础科学研究”为原点的新型节点簇群空间模式转变。因此,本文认为,未来创新湾区将逐渐形成“两脊三湾链”的空间结构。以广州-东莞-深圳形成的创新发展主轴和以广州-中山-珠海为次轴成为政府推动空间均衡发展的的关键。另一方面,内湾地区应实行更为严格的生态空间的管治与修复,科学创新城市节点应合理控制组团规模,并通过并通过快速交通设施走廊进行连接,在空间上形成“珠链”式布局;内湾增强发展韧性,主湾强化协同机制,外湾培育增长中心,构建生态与经济交织的网络化格局。第八部分为结论与展望。指出论文主要的结论、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展望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努力方向。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尝试了创新:（1）从环珠江口湾区空间的自然环境特征出发,分析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与城市群建设空间的本底关系和影响特征,改进了以往空间模式研究中“重城市轻生态”的局限。空间形态研究源于对城市建设空间分析与规律总结,因此有关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多用于描述单个城市的建设空间特征。考虑到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建设空间占总用地面积的32%以上,本文运用地理信息技术GIS和遥感技术RS,通过定量分析分析河口湾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特征,探讨湾区城市建设空间与生态空间形态的本底关系。一是建设空间的不充分与水面、农田等高生态价值的斑块破碎化同步。二是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了东西岸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东岸地质条件更为稳定,更适宜市场力的投资建设行为。三是通过近岸填海的演变和台风灾害的核密度分析,揭示湾区开发的生态安全压力。最后,基于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关系,本文提出“珠链”式空间布局模式,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湾区。（2）以往有关空间发展的动力主体研究对象多为政府和市场,本文尝试引入社群概念,对社会主体在湾区城市空间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的分析视角是学术界较为公认的动力机制分析方法,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主体往往并不直接作用于城市空间建设,因此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关系。本文引入社群理念,对改革开放以来湾区空间发展的分阶段进行合力模型分析,认为早期湾区在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血缘型和地缘型社群在空间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在中期以后,则形成了路径依赖的“锚定”作用,成为湾区经济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创新经济发展中,则为创新和创业提供了低成本的“容错”空间。社会主体对湾区城市建设空间的影响经历了直接影响,逐渐后退到间接影响,再到半直接影响的过程。社会主体的影响力随着时代演变表明,建立在血源和地缘基础上的乡村社群随着城市空间发展被进一步强化,外来人口融入湾区并逐渐形成业缘型和友缘型社群,逐渐成为创新的源泉,日益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为湾区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本文对于社会主体作用的实证分析,弥补了以往湾区研究中对社会力作用机制的不足,并为未来建立政府引导下的三元协商治理机制提供理论基础。（3）在创新发展的时代趋势下,基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的空间模式的转变趋势,提出建立以“两脊”+“三道湾链”的湾区空间结构。本文通过梳理环珠江口湾区空间模式演变历程发现,环珠江口湾区经历了点状生长、点轴发展、双核轴带到多元网络的演变过程,在空间表征上与国内外城市群有很大共性。但通过分析空间模式背后的动力机制,本文认为,其他城市群雏形阶段的点状生长大多是由政府或市场力量推动,而在湾区,由分散化的社会主体影响下的生长“点”,并没有成长成为城镇。在长期激烈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广深双核轴带结构,孕育了大量的创新型企业。政府权力空间在珠江口两岸的均衡布局,有能力在未来西岸地区发展中起到更为关键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珠江口为中心,创新性提出构建三道“湾链”的圈层式空间结构。内湾地区打造以国家科学平台为基础的功能区,通过“珠链”式开发,避免对珠江口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主湾则强化中心城区的现代服务能力;外湾地区着眼于区域均衡发展。
陈飞[4]（2019）在《我国临海工业用地布局与规划策略研究》文中提出在国家产业规划以及海洋发展战略推动下,沿海城市依托港口通过填海造地开展临海工业建设进而推动临海新区发展,临海工业承载着沿海地区产业发展与城市空间海向拓展的双重职能。推进沿海产业发展,实现临海地区可持续发展,是沿海城市建设的重要诉求。相比于沿岸地区其他工业类型而言,临海工业规划强调陆海资源综合利用,通过填海造陆提高用地临海性,空间向海洋单向扩展,属于新兴规划类型,相关理论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构建临海工业规划研究框架,明晰临海工业发展目标,动力机制和发展策略,是沿海地区发展的重要课题。研究首先通过35个国际案例研究总结临海工业典型特征与发展路径,并选择与我国产业开发相近日本、韩国、新加坡,总结用地布局与发展机制。研究从演进历史与产业类型两个维度展开,在时空维度上,通过总结3个国家临海工业发展演进历程,清晰我国临海工业发展的历史坐标定位;在产业类型维度上,对比重化工业、加工产业、综合产业发展路径。研究总结案例国家在工业组团、工业城市、区域协同、综合型城市功能区4种开发模式,并从工业用地与新城开发两个层面分别总结发展影响机制。针对我国类别丰富的临海工业实践,研究总结沿海产业与港口发展的时空与地域特征,构建“港口-产业-新城”发展模型提出临海工业分类方法,将我国临海工业划分为港口扩张型、新港综合型、重化工型、加工产业聚集型、海洋资源开发型5种。在122个案例分析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数据分析、模式演绎、文献综述等方法,总结各类临海工业布局模式、总结发展问题,分析影响机制并分层次分类别提出发展策略。通过国内外案例对比研究,指出重化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就业密度低、职工带眷系数低特征,使用常规规模预测方法会导致配套生活用地规模过大问题;同时填海造陆使工业用地具有弹性开发特征应针对用地扩张特性选择适宜的规划方法;论文提出通过合理产城定位、优化规模预测方法、转化弹性开发等策略促进临海地区集约开发。研究以产业发展、城乡规划、海洋规划等多领域视角构建理论框架,提出完善陆海统筹规划与建设用海规划编制体系等提升策略。此外研究针对五种类型的临海产业特征,分别从港口功能演进、沿海产业多元化、海洋生态修复等角度提出专项规划策略。论文定义临海工业概念,分析国内外总计157个案例,将临海工业从临港工业研究中剥离出来并建立了研究案例库;从产业组织与海港发展视角,分析临海工业影响关联,构建港口-产业-新城研究框架;在港产城交叉框架下提出临海工业分类方法,突破了经济地理学者单一产业分类法,建立城乡规划研究基础。论文面向沿海地区城市建设问题,以大量调研与案例分析为基础,通过理论建构、模式总结、发展影响机制分析、策略体系推导等研究,期望挖掘临海用地开发动力与机制,提出具有科学依据和可操作性的策略,为城市建设层面落实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以及区域长远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王裕根[5]（2019）在《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 ——以橙县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为例》文中提出本文立足于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的组织行为,深入分析中央、县级政府、县级环保部门、乡镇政府、乡村企业以及村庄农民在推进国家环保法律执行的权力关系及其结构,从政府运作过程的视角揭示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并解释弹性的条块关系结构对基层环保执法的塑造。从现实经验看来,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的前提是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确实存在并通过有效途径把信号传递到县级环保执法部门。乡村企业污染总是发生在一定场域中,特定场域中的社会主体对污染认知和感受的差异化会影响环境利益的表达。村庄中不同农民认知观念、价值以及利益取向的差异化弱化了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直接影响了村庄社会的环境利益表达。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农民的弱组织性影响到国家执法力量的介入方式和强度。只有当农民组织起来反映自己所受的损害并释放出环境违法行为的强烈信号,国家执法力量介入的力度才会加大。然而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乡村企业排污行为是否构成环境违法行为还依赖于国家的权威技术认定。国家在认定乡村企业环境违法行为时,污染认定的科技理性与村庄生活理性之间常常存在冲突。农民与企业发生环境利益冲突,县级环保部门及乡镇政府对污染的界定存在权威支配、话语支配以及信息支配,农民基于生活理性对污染的认知话语常常被边缘化,这为乡镇政府和县级环保部门调解企业和农民的环境纠纷提供了巨大的回旋空间。与企业、乡镇政府以及县级环保部门数次利益博弈之后,农民渐渐陷入了“补偿陷阱”,象征性污染补偿逐步代替实质意义上的法律监管。县级政府、县级环保部门与乡镇政府本身处于地方条块关系中。县级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决定了县级环保部门和乡镇政府法律执行的立场和态度。受制于地方条块权力结构以及政商关系,具有执法权的县级环保部门并不会严格执法而是选择“以罚代管”策略,让法律不完全执行。“以罚代管”既协调了县领导与乡村企业的政商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县级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威。然而,“以罚代管”并没有治理污染问题,反而使得乡村企业排污行为具有了正当性。尽管部分农民不断上访,但根据信访属地管理原则,乡村企业与农民的环境污染纠纷最终还是要乡镇政府进行处理。由此,在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时,没有执法权的乡镇政府必须协调好乡村企业和村庄农民的利益冲突关系。而受制于县级政府发展和稳定的双重考核机制、基层社会的权力—利益关系网以及自身治理资源的欠缺,乡镇政府往往会选择一种模糊性治理策略来对待污染问题。乡镇政府模糊化处理乡村企业和农民的环境污染纠纷,实际上掩盖了乡镇政府履行属地的环境监管责任。由于县级政府要维护乡村企业的利益,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再加上基层社会复杂的人情关系网络,所以县级环保部门和乡镇政府未能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法律,真正重视乡村企业污染问题的治理,这导致国家环保法律实施始终处于“悬浮”状态,也即,地方条块环保履职实践存在执法目标偏离。与此同时,受污染影响的农民群体也遭遇了环境利益诉求表达上的挫败感。环保督察是一种在党政体制结构内推动环保法律执行的制度创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各种方式传导政治压力让地方党委政府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同时地方党委政府也会成立相关的组织机构应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环境问题。县级党委政府在感知中央环保督察的政治压力之后,对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的问题高度重视,整合相关环境执法部门和乡镇政府的力量开展联合执法,通过责任倒逼机制落实到每个执法者,此时基层环保执法力度加大。这就改变了以往法律执行的“悬浮”状态,使得国家法律渗透到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实践中。通过环保督察解决了一些底层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但受制于央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中央难以有效监督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效果,中央环保督察难以倒逼地方对环境问题的整体性治理。因此,基层环保执法目标偏离只是得到中央的适度矫正。当中央的力量介入地方条块履职实践,此时条块关系中的央地关系能够充分发挥党政体制的政治整合功能。从法律执行角度看,当基层环保执法目标偏离很大时,中央能够通过政治整合的方式,把县级政府、县级环保部门、乡镇政府、乡村企业以及村庄农民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整合,打破国家环保法律在地方执行中梗阻,推动国家环保法律向基层社会渗透,同时对执法过程的利益冲突进行整合,让执法目标偏离得到适度矫正。但是,这种矫正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在动态中与执法偏离形成多次互动和博弈关系,并在偏离中寻适度。纵观基层环保执法的过程可以看到,乡村社会的环境利益难以有效吸纳到常规环保执法的政府决策和执行中。当乡村社会的环境利益无法得到地方政府有效吸纳和整合,导致执法目标偏离过大影响到中央的政治权威时,中央能够在既定的体制结构内创新系列制度推动环保法律执行。中央通过环保督察的形式创建了中央与基层群众的制度化联系,并通过政治压力传导重新激活了地方政府启动新一轮意见表达、政府决策以及政府执行的政府过程,从而让基层社会的环境利益能够被吸纳到地方政府决策和执行中。由此,以党政关系为基本的条块关系时刻存在弹性,这种富有弹性的条块关系结构塑造着基层环保执法实践,并在实践中呈现波动性。
唐正霞[6]（2019）在《交通网络、城镇化对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与其他地区相比,西南地区发展总体上仍然滞后,县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西南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11.6%,2016年GDP总量仅占全国GDP总量的9.47%。地形地貌条件决定人口居住分散,市场化程度不高,城镇化率低。2016年,全国城镇化水平达到57.35%,而西南地区平均城镇化水平为49.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8个百分点,与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差距更大。交通也是影响西南地区发展的重要问题,“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正是描述了古代大西南交通闭塞的情况。就目前来看,西南地区的交通网仍滞后于其他地区。近年来,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及精准扶贫等政策的实施,西南地区的发展问题再次被人们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义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均衡发展成为当前解决矛盾的措施之一。从中长期发展角度看,西南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区域,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是拉动内需、促进城乡经济结构转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途径,其发展对于我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起着承上启下、连接城乡的作用。从十六大报告中正式将壮大县域经济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的战略以来,县域经济发展成为党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关注的焦点之一,国家已经连续几次在规划中强调了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交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先行条件,经济发展会带动交通建设的需求,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需要交通的支撑。城镇化是县域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国家新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出台,强调了城镇化在新时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西南地区长期发展滞后,更需要城镇化作为动力,拓展经济增长空间,促进区域发展。基于以上背景和研究意义,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法、空间探索法等方法分析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问题。首先,在“流空间”和空间网络结构理论下,明确了交通网络、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构建了“交通网络-城镇化-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从空间关系视角对交通网络和城镇化共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进行系统分析。其次,结合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城镇化及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了三者在空间上的分布和耦合特征。第三,以西南地区436个县域为样本,实证检验县域经济在空间上的集聚和异质性特征,以及交通网络、城镇化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空间效应,探索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本文的内容分为七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对交通网络、城镇化、县域经济及空间效应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梳理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介绍了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是文章的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本章重点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明确“流空间”理论、城镇化相关理论、县域经济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作为文章模型设计和实证分析的理论支撑;二是通过文献综述,梳理现有文献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及交通网络、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为文章的论点和机理分析奠定基础。第三章是机理分析。本文提出了“交通网络-城镇化-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以交通网络为载体的生产要素流动和经济集聚形成的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运作机制,并在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模型上,将交通网络产生的效用通过劳动力流动模型加入生产函数进行推导。第四章是发展现状及规律探讨。首先,分析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城镇化、县域经济现状,并构建西南地区交通网络,探索西南地区交通网络的特征。其次,通过特征椭圆和耦合度函数分析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城镇化和县域经济的空间分布和耦合特征,探讨西南地区交通网络格局与经济现象及其空间分布规律。第五章是西南地区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本文基于2007-2016年西南地区436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比邻接权重、距离权重、经济地理嵌套权重及交通网络权重下,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第六章是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异质性。本章利用空间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讨2007年-2016年西南地区436个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异质性、影响因素及随时间的变化规律,重点分析了6个连片特困区的发展情况,并基于GIS对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现。第七章是结论与对策建议。在全文理论推导和研究结论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发挥交通网络基础作用,构建空间平衡机制;积极推进县域城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资源合理集聚;发挥多中心增长极的带动作用,优化城镇结构体系;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的支撑,做大做强经济发展实力;提高劳动力水平的创新作用,建立可持续人才发展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主体作用,聚焦县域脱贫攻坚;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研究,本文得到以下四点主要结论:第一,“流空间”视角下,“交通网络-城镇化-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可以实现,以崔万田等提出的城镇化对经济增长作用模型为基础,本文认为区域之间在“流空间”中会相互作用,并产生一定的效用,而交通网络是相互作用的主要载体。因此,将交通网络产生的效用通过劳动力流动模型加入生产函数进行推导,得出结论:一是城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倒“U”型关系,并且城镇化水平受到交通网络和其他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二是其他地区城镇化对本地的经济影响主要取决于地理函数,跟两地的距离和网络系数相关。三是网络系数对本地区经济的影响是递增的指数关系。第二,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存在空间耦合特征。三者的特征椭圆在空间上重合面积较大,空间分布和演变存在相似的特征。三者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耦合协调度越高,这些县域位于椭圆内,主要分布于省会城市附近;三者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耦合协调度较低,这些县域位于椭圆外,主要分布于边缘区或交界区。第三,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发现,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存在显着空间溢出效应,交通网络权重下空间溢出效应最显着。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负;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性关系;劳动力投入、产业结构、资金投入、政府干预对西南地区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且交通网络和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第四,通过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发现,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和城镇化对区域之间经济影响的异质性也比较明显。交通网络带动了较好地区经济增长,抑制了发展较差地区的经济增长。城镇化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也有很大的差别,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城镇化对经济影响的系数较大,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城镇化发展对经济的影响程度较小。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三点:第一,基于“流空间”和空间网络结构理论,本文构建了“交通网络-城镇化-经济增长”分析框架,经过理论推导发现交通网络对县域经济的影响是负指数关系,受到距离的约束,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呈倒“U”型关系,并且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交通网络的影响。第二,本文借鉴复杂网络分析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县域作为节点,交通基础设施作为边,构建了西南地区县域间的交通网络,对县域层次体系进行量化分析,并将交通网络权重加入空间计量模型中,与邻接权重和距离权重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交通网络权重下县域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更显着。第三,本文对交通网络、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及空间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交通网络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负,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倒“U”型关系,交通网络和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同时,发现交通网络和城镇化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应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发现,交通网络、城镇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交通网络促进经济发展较好县域增长,抑制经济发展较差县域的经济增长。在交通网络的影响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存在门槛特征,即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交通网络水平的影响因此,交通网络和城镇化的共同发展对西南地区的县域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实证检验验证了交通网络、城镇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周新年[7]（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唐俐[8]（2017）在《我国填海造地物权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填海造地在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空间、缓解人地矛盾、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将填海造地作为海域使用权的一种类型加以规制的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制度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我国填海造地涉及的物权法律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填海造地中海域所有权、海域使用权、海域转变为土地中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消灭和产生等问题为研究中心,通过大量的数据、案例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实证考察,总结出我国填海造地及其物权法律规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对现有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行反思,设计出全新的填海造地权作为填海造地的“基础权利”,并对填海造地中的相关物权的消灭、产生提出具体的完善对策。通过对国家海洋局每年发布的《海域使用管理公报》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我国从2002-2015年填海造地确权总面积达144942.85公顷,所征收的填海造地海域使用金数额达628.6亿元,占海域使用权出让金总额的比例年均约77%左右,填海造地的地价构成主要包括海域使用金和填海工程成本,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虽然远比其他用海方式的征收标准高,但填海形成土地的成本远比相同位置的地价水平低,助长了填海造地之风。总体上看,填海造地在增加土地供给、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维护国家主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会造成海岸陆地地貌发生改变、海洋生物多样性退化以及海洋环境污染、社会矛盾激化、社会资源浪费等诸多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在理论基础方面,我国现行海域物权制度以国家海域所有权为基础,通过设立海域使用权达到海域分散利用的目的,而填海造地是作为海域使用权的一种类型纳入用益物权的范畴,并受到更多的限制,其理论基础主要涉及国家所有权理论、用益物权理论和物权生态化理论。这些理论虽然为我国填海造地提供了依据,但也还存在重大缺陷:一是海域使用权作为填海造地的“基础权利”,使得作为用益物权性质的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包含了将他人所有的海域进行事实上处分的权能,违背了用益物权的基本原理;二是将填海造地仅局限在海域权利范围内,无法合理解释将海域资源转变为土地资源的真正权利来源;三是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转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存在问题。这些理论上的缺陷会导致实践中产生诸多问题。在立法上,通过对现行全国性和地方法律文件的全面梳理、总结,发现目前我国海域所有权、海域使用权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对填海造地中新增土地的所有权归属、海域使用权转化为土地使用权、填海造地新增土地使用权、填海造地中的征收补偿与权利损害赔偿等有了总体规定,而地方性法规也做了很多细化规定。但以海域使用权作为填海造地的“基础权利”存在根本性缺陷,并且相关立法体系也不完整,在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取得、海域使用权与土地使用权的衔接、“换证”是否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以及填海引起的征收补偿和损害赔偿等方面的规定都还存在缺漏和矛盾。在司法实践上,通过对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讼案例网以及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中筛选出的40个案例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因填海造地引发的纠纷主要集中在因对滩涂属于土地还是属于海域的不同认识导致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与海域国家所有权权属争议、因填海造地引起的收回（征收）补偿争议、填海造地造成环境污染导致的财产损害及赔偿争议、没有取得海域使用权或超越海域使用权的范围违法填海造地的纠纷等方面。填海造地涉及到海洋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法院裁判适用的实体法规范当然也涉及到海域、土地和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但主要适用《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规定。由于许多问题法律层面并无具体规定,填海造地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就成为了法院裁判的主要依据,凸显了我国现行填海造地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针对现有理论的不足,提出应创设全新的填海造地权来替代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填海造地的本质在于将海域资源转变为土地资源,涉及海域和土地两种资源,只有国家基于国家海域所有权人和国家土地所有权人的双重身份才能实施,国家海域所有权和国家土地所有权成为填海造地的“母权”,填海造地通过行政许可的方式具体实施。填海造地人通过许可获得填海造地权,其内容主要包括取得对待填海域的使用权、可以实施民事性质填海造地行为、在海域变成土地后取得新增土地的使用权。填海造地权在权利基础、权利内容和权利客体方面都具有复合型,将其定性为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能合理解释填海造地的权利来源、解决填海造地实践中的各种难题,应通过修改《物权法》、《海域管理法》等建立填海造地权制度,并在未来民法典中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构建以填海造地权为中心的填海造地权利制度和完善以行政许可为中心的填海造地管理制度,为填海造地提供系统、完善的制度保障。在用填海造地权取代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后,还要完善填海造地过程中原有权利的消灭、补偿和新权利的产生制度。在海域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完善方面,要详细区分不同类型采取国有海域所有权消灭、国有土地所有权的产生、集体土地所有权消灭与补偿等不同的措施,特别是要注意特殊情形下保留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具体措施。在海域使用权利方面,需要完善既有海域使用权的征收、补偿制度,确立公物性质海域上的习惯性利用权利,并创建海域习惯性利用权利的消灭与补偿制度。在生态利益保护方面,需要建立填海造地中海域生态价值的维持与转移制度并创建填海造地生态价值补偿制度。本文可预期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理论上通过用全新的填海造地权取代现有的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将国家海域所有权和国家土地所有权共同作为填海造地的“母权”,将填海造地权界定为在权利基础、权利内容和权利客体方面都具有复合性的新型用益物权,从而克服现有理论在解释填海造地的“母权”、“基础权利”等方面的不足;其次,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论证了填海造地权的取得、行使、消灭等具体内容,在此基础上详细地提出了完善填海造地中海域所有权、海域使用权、海域习惯性利用权等原有权利的消灭、补偿制度以及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等新权利的产生的具体措施,为填海造提供了系统、完备的制度保障;最后,研究方法上,通过实地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现有立法分析和案例分析等实证分析的方法,使研究变得切实、可靠。
邓明敏[9]（2017）在《嘉陵江流域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研究》文中提出流域人居环境研究是“人居环境科学”研究体系下的重要方向,以流域单元分析其自然生态属性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对正确认识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突破落后地区发展瓶颈、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进程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流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也是“一带一路”及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提出的内在要求。嘉陵江流域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经济欠发达特征显着,如何基于生态约束条件发展流域经济,缩小地区差距,优化产业布局,推动城镇发展,是嘉陵江流域面临的现实挑战。本文基于“流域经济发展推动空间结构演变,空间结构优化促进流域经济发展”的思路,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和城镇发展三个方面,分析2000年来嘉陵江流域的经济发展过程,总结流域空间结构现状,梳理现实问题并明确优化方向,以此为据提出流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总体采用了“经济发展演变—空间结构识别—空间结构优化—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思路。论文分七个章节。第一章阐述研究背景,分析流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说明了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通过GIS汇水分析界定了嘉陵江流域的县域行政边界,指出研究对象分县域和城镇两个层面,运用到社会调查法、数理分析方法和地理数据处理方法,并指出了研究数据的来源,阐述了各个章节的主要内容并拟定了研究框架。第二章介绍相关概念和研究理论,对本文涉及的主要概念（流域经济、产业结构、城镇与城镇群）进行界定,分别阐述流域经济发展和空间结构的内涵,并对两者的演进关系进行梳理,随后介绍了流域空间结构的主要理论,包括增长极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点-轴扩散理论和梯度推移理论,并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和城镇发展三个方面介绍定量分析所采用的测度方法。第三章以人均GDP为指标,分析了2000-2014年流域各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关联特征和相对发展速度。先分析流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根据分位图探索四个观察年份（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4年）的经济空间格局,根据墨兰指数计算空间自相关性,探索经济发展的集聚特征和冷热点区域。随后根据相对发展率分析各县域经济发展速度和潜力,总结流域经济发展特征。第四章为产业发展研究,探索2000年、2014年各县域的产业结构变迁和在流域的产业发展水平。先分析流域总体产业发展水平,判定其总体经济发展阶段,再对各县域的产业结构类型进行梳理,通过区位熵探索各县域三次产业相对发展水平,通过产值贡献率探索各县域三次产业绝对发展水平,后总结流域产业发展特征。第五章为城镇发展研究,分析了2014年流域城镇的空间分布情况、社会经济状况和城镇化水平,以首位分布和位序-规模法则探究县级以上城镇的人口规模特征,并研究了流域主要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职能分工和经济联系强度,据此总结流域城镇发展特征。第六章为空间结构分析和优化,先从点、线、面三个方面对流域空间结构要素进行识别,总结现状问题并提出优化方向,据此确定流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强调要正确认识流域经济差距,根据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思路提出梯度发展策略,对流域中下游成渝地区、上游关中-天水地区、秦巴山区分别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对策。第七章为研究结论、不足和展望。与同类型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新的思考与探索:一是将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研究应用到流域单元,结合自然因素分析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二是经济水平的考察面向多个维度,加入产业研究和城镇研究,更系统全面地分析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三是空间结构优化充分结合宏观政策和内部环境,综合分析发展条件与潜力,提出梯度发展策略。
刘宏[10]（2014）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构想 06建设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战略重点》文中指出根据区域发展战略的要求,在战略目标确定以后,就得对区域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全面而理性的分析,从中找出对于全局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重点。没有重点,就无法突破。随着发展战略的逐步推进,战略重点呈现阶段性特征,要与时俱进,及时地调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目前的战略重点拟在以下五个方面:①生态环境建设;②生态产业建设;③洞庭品牌建设;④公共服务体系建设;⑤人才工程建设。6.1生态环境建设
二、广东南江工业园经济区对周边水域的影响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东南江工业园经济区对周边水域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GIS的上杭县城规划区生态用地格局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生态用地的界定与分类研究 |
| 1.2.2 生态用地格局动态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
| 1.2.3 生态用地模拟研究 |
| 1.2.4 研究评述 |
| 1.3 相关理论基础 |
| 1.3.1 人地关系理论 |
| 1.3.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1.3.3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 |
| 1.3.4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1.3.5 景观生态学 |
| 1.4 研究目的和内容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总体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总体思路 |
| 1.5.2 技术路线 |
| 2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
| 2.1 上杭县域概况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自然条件 |
| 2.1.3 社会经济条件 |
| 2.2 上杭县城规划区概况 |
| 2.3 研究区生态用地的界定和分类 |
| 2.4 研究方法 |
| 2.4.1 土地利用动态度 |
| 2.4.2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
| 2.4.3 重心迁移 |
| 2.4.4 Logistic回归模型 |
| 2.4.5 元胞自动机(CA模型) |
| 2.4.6 马尔柯夫模型(Markov模型) |
| 2.5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
| 2.5.1 数据来源 |
| 2.5.2 数据预处理 |
| 3 上杭县城规划区生态用地格局时空演变分析 |
| 3.1 上杭县城规划区生态用地及特征 |
| 3.1.1 2009年生态用地及特征 |
| 3.1.2 2013年生态用地及特征 |
| 3.1.3 2019年生态用地及特征 |
| 3.2 生态用地结构变化分析 |
| 3.2.1 数量变化 |
| 3.2.2 动态度变化 |
| 3.3 生态用地空间分布动态演变分析 |
| 3.3.1 转移矩阵 |
| 3.3.2 重心迁移轨迹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上杭县生态用地演变影响因素研究 |
| 4.1 定性分析 |
| 4.1.1 人口和经济的增长 |
| 4.1.2 政策法规 |
| 4.1.3 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 |
| 4.1.4 交通的发展 |
| 4.2 定量分析 |
| 4.2.1 影响因子体系的构建 |
| 4.2.2 驱动因素处理 |
| 4.2.3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基于CA-Markov模型的上杭县城规划区生态用地模拟及预测 |
| 5.1 模型的选择 |
| 5.2 上杭县城规划区2019生态用地模拟及精度检验 |
| 5.2.1 2019年生态用地格局模拟 |
| 5.2.2 模拟结果精度检验 |
| 5.3 上杭县城规划区2025年、2029年生态用地格局模拟与分析 |
| 5.3.1 2025年生态用地格局模拟结果 |
| 5.3.2 2029年生态用地格局模拟结果 |
| 5.3.3 模拟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上杭县城规划区生态用地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
| 6.1 存在的问题 |
| 6.2 建议及对策 |
| 6.3 生态用地格局优化保护途径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2）基于快速交通的吉林省城镇体系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逻辑框架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的主要方法 |
| 三、研究内容的逻辑框架 |
| 第三节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一、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
| 二、实践对策的提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理论研究基础与国内外研究进展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及其辨析 |
| 一、快速交通 |
| 二、城镇体系演变 |
| 三、研究的视角辨析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交通运输经济效应理论 |
| 二、城镇体系结构理论 |
| 三、交通与城镇体系关系理论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进展与述评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进展评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快速交通的城镇体系演变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快速交通与城镇体系关系的影响因素 |
| 一、快速交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二、城镇体系演变的影响因素 |
| 三、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演变的主要路径 |
| 第二节 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的演变机制 |
| 一、快速交通推动城镇体系要素运输成本的变化机制 |
| 二、快速交通引导城镇体系经济要素的集聚与扩散机制 |
| 三、快速交通与区域城镇规模收益递增的制衡机制 |
| 四、快速交通推动城市的自我强化机制 |
| 第三节 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的演变规律 |
| 一、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演变规律的阶段划分 |
| 二、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演变规律的过程分析 |
| 第四节 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的演变效应 |
| 一、快速交通促进城市新区的开发建设 |
| 二、快速交通枢纽引导新型城镇经济区形成 |
| 三、快速交通引导区域城镇体系职能结构优化 |
| 四、快速交通促进城镇空间体系变化 |
| 五、快速交通加快城镇群的形成与发展 |
| 六、快速交通推动区域城镇体系的经济增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吉林省快速交通的发展与城镇体系演变时序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区概况 |
| 一、自然地理区位 |
| 二、经济地理区位 |
| 第二节 吉林省快速交通发展演变 |
| 一、吉林省快速交通发展分析 |
| 二、吉林省快速交通演变特征分析 |
| 第三节 吉林省城镇体系发展演变特征分析 |
| 一、城镇化进程发展动力不足 |
| 二、城镇体系发育空间不均衡 |
| 三、城镇体系单极化特征显着 |
| 第四节 吉林省快速交通与城镇体系演变过程分析 |
| 一、快速交通初步发展与城市规模增长阶段 |
| 二、快速交通扩张与城市极化发展阶段 |
| 三、快速交通发展与城镇“点轴化”发展阶段 |
| 四、快速交通与城镇体系的网络化发展阶段 |
| 第五节 快速交通对吉林省城镇可达性的影响 |
| 一、可达性的测度 |
| 二、快速交通评价指标的确定 |
| 三、可达性的可视化表达及其空间分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快速交通发展影响吉林省城镇体系结构演变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基于快速交通的城镇体系等级结构演变分析 |
| 一、交通成为城镇人口规模增长的重要因素 |
| 二、快速交通与城镇人口规模的相关性分析 |
| 三、城镇体系等级结构演变的过程分析 |
| 四、快速交通对城镇体系等级结构影响的测度 |
| 五、基于快速交通的城镇等级体系效应分析 |
| 第二节 基于快速交通的城镇体系职能结构演变分析 |
| 一、数据来源与评价方法 |
| 二、城镇体系职能结构变化的测度 |
| 三、快速交通与城市职能强度的关联度测算与分析 |
| 四、基于快速交通的城镇职能体系效应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快速交通的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变化分析 |
| 一、数据来源与评价方法 |
| 二、快速交通发展对城市空间引力的测度 |
| 三、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演变特征分析 |
| 四、基于快速交通的城镇空间体系效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快速交通的吉林省城镇体系变化趋势分析 |
| 第一节 基于快速交通的城镇体系演变的主要问题 |
| 一、快速交通对城镇体系作用程度较弱 |
| 二、快速交通推动城镇体系演变进程缓慢 |
| 三、快速交通与城镇体系之间的空间不适应性 |
| 第二节 快速交通驱动城镇体系演变的背景与目标 |
| 一、快速交通规模增长与发展目标 |
| 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背景 |
| 三、未来区域城镇体系演变目标 |
| 第三节 基于快速交通的城镇体系总体格局分析 |
| 一、中部地区城镇体系结构优化发展 |
| 二、快速交通城镇发展轴带的培育 |
| 三、城镇经济区的构建和重组 |
| 第四节 城镇体系调控的主要路径 |
| 一、“长吉图”空间一体化整合发展 |
| 二、中部城市群空间整合与优化 |
| 三、“长吉”都市区空间结构的升级 |
| 四、哈长-珲乌城镇轴带发展的拓展 |
| 五、城镇组团空间的集聚与扩散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快速交通的吉林省城镇体系引导对策 |
| 第一节 快速交通促进城镇体系优化典型案例分析 |
| 一、英国中部城市群的功能扩张 |
| 二、日本太平洋沿岸都市圈的发展 |
| 三、美国芝加哥地区大都市区的形成发展 |
| 四、中国珠江三角洲城镇空间扩容 |
| 五、中国长江三角洲城镇空间的综合发展 |
| 六、国内外发展案例的经验总结与启示 |
| 第二节 加速快速交通超前发展布局 |
| 一、规划建设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 |
| 二、促进北部和南部高速公路建设 |
| 三、打通西部地区双嫩高速公路 |
| 四、规划东南部地区高速铁路 |
| 第三节 加强快速交通的城镇空间响应 |
| 一、实现省域快速交通与城镇空间的“互动” |
| 二、促进市域快速交通节点空间的城镇重点建设 |
| 三、强化快速交通与城镇轴带空间的生态建设 |
| 第四节 推动城镇空间组织创新引导 |
| 一、完善省域城镇空间统筹管理体制 |
| 二、统一编制的区域城镇空间发展规划 |
| 三、强调区域城镇空间整体建设与协调发展 |
| 第五节 促进快速交通与城镇空间的区域协调 |
| 一、构建与城镇群发展相协调的快速交通系统 |
| 二、构建与城镇空间布局相协调的快速交通系统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后记 |
（3）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1 全球化和信息化推动下的城市群发展 |
| 1.2.2 城市群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空间载体 |
| 1.2.3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空间治理变革 |
| 1.2 湾区的概念提出与研究进展 |
| 2.1.1 有关湾区研究的三个阶段与概念内涵的转变 |
| 2.1.2 湾区空间发展相关研究的进展 |
| 2.1.3 本次研究问题的提出 |
| 2.1.4 本文研究的环珠江口湾区的空间范围 |
| 1.3 概念辨析与界定 |
| 1.3.1 城市群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
| 1.3.2 城市空间形态与空间结构的相互关系 |
| 1.3.3 城市空间模式的概念内涵 |
| 1.4 研究的目标与意义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思路、方法与主要内容 |
| 1.5.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主要内容 |
| 2 城市群空间研究进展与研究框架 |
| 2.1 城市群空间研究的要素组成与模式演变 |
| 2.1.1 对空间认识的转变 |
| 2.1.2 城市空间研究的构成要素 |
| 2.1.3 由单一城市到城市群的空间模式研究 |
| 2.1.4 城市群空间模式的动态演变 |
| 2.2 城市群空间演变的动力机制 |
| 2.2.1 全球化和市场化作用下的发展动力 |
| 2.2.2 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研究 |
| 2.2.3 “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的作用机制 |
| 2.2.4 主体作用下的空间表征 |
| 2.3 空间模式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基于动力主体的引导 |
| 2.3.2 基于对空间客体的协调 |
| 2.3.3 主体与客体研究的融合:空间治理 |
| 2.4 建立湾区空间模式研究框架 |
| 2.5 本章小结 |
| 3 湾区形成的自然人文基础 |
| 3.1 湾区自然地理基础 |
| 3.1.1 自然地理条件与“湾区” |
| 3.1.2 环珠江口湾区总体地理特征 |
| 3.1.3 河口湾形态演变和经济活动 |
| 3.2 湾区历史人文基础 |
| 3.2.1 岭南三大民系与湾区空间分布 |
| 3.2.2 岭南文化来源特征 |
| 3.2.3 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湾区文化 |
| 3.3 本章小结 |
| 4 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的演进研究 |
| 4.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1.1 数据的选取与发展阶段划分 |
| 4.1.2 影像数据的处理 |
| 4.2 湾区城市群建设空间形态的扩展特征 |
| 4.2.1 建设空间演变的总体特征 |
| 4.2.2 建设用地规模的快速拓展 |
| 4.2.3 建设空间扩展的轴向集聚 |
| 4.2.4 空间形态的分维与紧凑度 |
| 4.3 湾区城市群自然生态空间形态的演变 |
| 4.3.1 湾区自然生态空间的演变历程 |
| 4.3.2 湾区自然生态空间形态指数特征 |
| 4.3.3 环珠江口生态空间与岸线演变 |
| 4.3.4 台风气候影响下的空间安全风险 |
| 4.4 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关系的总体判断 |
| 4.4.1 向湾演进与珠江口A字形空间结构的形成 |
| 4.4.2 环珠江口湾区空间开发的不平衡 |
| 4.4.3 城市群建设空间拓展的不充分 |
| 4.4.4 珠江口区域的生态碎化与安全压力 |
| 4.5 本章小结 |
| 5 湾区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空间模式演变 |
| 5.1 政府行为推动湾区空间结构演变 |
| 5.1.1 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推动核心城市的形成 |
| 5.1.2 省级政府协同与调控促进城市群区域一体化 |
| 5.1.3 地方政府的空间竞争促使城市群向多中心转变 |
| 5.1.4 政府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对称型等级化 |
| 5.2 市场发展引起城市建设空间扩展 |
| 5.2.1 从村镇工业化到创新发展的产业集聚与动力转变 |
| 5.2.2 典型产业模式与经济的梯队型格局 |
| 5.2.3 市场机制下不同产业类型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 |
| 5.2.4 市场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多中心网络化 |
| 5.3 社会需求促使空间内涵发生转变 |
| 5.3.1 人口快速增长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
| 5.3.2 人口密度的双核圈层空间分布 |
| 5.3.3 社会阶层结构由纺锤型向橄榄型转变 |
| 5.3.4 社会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社群多元化 |
| 5.4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交织推进的动力机制 |
| 5.5.1 “政府-市场-社会”交织推进的建设空间拓展 |
| 5.5.2 主体的合力差异导致空间的不平衡和不充分 |
| 5.5.3 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的生态空间管控 |
| 5.5.4 主体的利益博弈导致生态碎化困境 |
| 5.5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推动下的湾区空间模式与结构演变 |
| 5.5.1 1978-1992年,村镇工业化推动湾区点状生长模式 |
| 5.5.2 1992-2002年,工业转型促进城镇空间点轴发展 |
| 5.5.3 2002-2012年,现代服务驱动中心城市崛起 |
| 5.5.4 2013年至今,科技创新成为湾区发展源泉 |
| 5.6 本章小结 |
| 6 湾区城市群空间作用逻辑转变与治理趋势 |
| 6.1 世界湾区的空间模式特征 |
| 6.1.1 纽约湾区:州际合作模式 |
| 6.1.2 旧金山湾区:网络化联合模式 |
| 6.1.3 东京湾区:单核集中型模式 |
| 6.1.4 与三大国际湾区的比较与借鉴 |
| 6.2 从对空间发展的引导走向空间底线管控 |
| 6.2.1 国土空间的整体治理:自然资源管理框架下的体系重构 |
| 6.2.2 建设空间的柔性治理:以功能区引导发展转型 |
| 6.2.3 生态空间的底线治理:从刚性管控走向韧性适应 |
| 6.3 从政府治理走向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商治理 |
| 6.3.1 政府主体的治理趋势 |
| 6.3.2 市场主体的治理趋势 |
| 6.3.3 社会主体的治理趋势 |
| 6.3.4 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商”治理体系 |
| 6.4 本章小结 |
| 7 环珠江口湾区的空间模式 |
| 7.1 湾区发展的目标与责任 |
| 7.1.1 服务于国家开放和转型发展战略 |
| 7.1.2 打造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
| 7.1.3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
| 7.2 创新发展趋势下的湾区空间发展模式转变 |
| 7.2.1 以国家科学平台为引擎的节点簇群空间模式 |
| 7.2.2 以企业技术转化为主导的双核轴带空间模式 |
| 7.2.3 以社群创新创业为重点的多元网络空间模式 |
| 7.3 构建以环湾为核心的区域空间结构 |
| 7.3.1 历年空间规划的结构演变 |
| 7.3.2 立脊:推动更为均衡的空间发展 |
| 7.3.3 铸链:创新湾链空间的无地界协作 |
| 7.4 加强空间发展的核心要素管控 |
| 7.4.1 重塑区域:协调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 |
| 7.4.2 打破边界:推动无地界的协同发展 |
| 7.4.3 培育节点:创新功能区协同体系 |
| 7.4.4 打通路径:优化东西岸通道体系 |
| 7.5 创新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
| 7.5.1 培育空间治理的制度厚实 |
| 7.5.2 强化生态空间的韧性治理 |
| 7.5.3 促进湾区治理的文化认同 |
| 7.6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珠江口东西两岸空间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程度增大 |
| 8.1.2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合力在环珠江口湾区空间形态与模式演变中具有阶段性、复合性特征 |
| 8.1.3 创新经济趋势下的湾区空间模式和两脊三湾链空间结构 |
| 8.2 论文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8.2.1 论文的创新 |
| 8.2.2 存在的不足 |
| 8.3 对未来发展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4）我国临海工业用地布局与规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 |
| 1.2.1 相关定义与分类 |
| 1.2.2 相关概念辨析 |
| 1.2.3 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1.3 国内外相关工作研究进展 |
| 1.3.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3 研究现状评价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研究框架 |
| 2 相关理论研究 |
| 2.1 临海工业区产业类型 |
| 2.1.1 重化工型临海工业 |
| 2.1.2 加工型临海工业 |
| 2.1.3 海洋资源开发型临海工业 |
| 2.1.4 综合型临海工业 |
| 2.2 港口分类与相关概念 |
| 2.2.1 海港分类及临海工业应用 |
| 2.2.2 码头布置 |
| 2.2.3 港口发展 |
| 2.2.4 海港物流 |
| 2.3 典型工业用地布局模式 |
| 2.3.1 重化工企业布置模式 |
| 2.3.2 海洋资源开发工业用地布局 |
| 2.4 建设用海规划编制 |
| 2.4.1 海域规划管理体系 |
| 2.4.2 填海造陆技术要求 |
| 2.4.3 造陆形态综合比较 |
| 2.5 本章小结 |
| 3 临海工业典型案例与发展演进 |
| 3.1 日本 |
| 3.1.1 发展历程 |
| 3.1.2 斐然成绩 |
| 3.1.3 案例甄选 |
| 3.2 韩国 |
| 3.2.1 发展历程 |
| 3.2.2 典型案例 |
| 3.2.3 案例甄选 |
| 3.3 新加坡 |
| 3.3.1 发展历程 |
| 3.3.2 空间演进 |
| 3.4 其他类型临海工业 |
| 3.4.1 台湾-出口加工型临海工业 |
| 3.4.2 欧洲-河口延伸型临海工业 |
| 3.4.3 美国-原料自给型临海工业 |
| 3.5 临海工业发展支撑体系 |
| 3.5.1 产业发展战略 |
| 3.5.2 海洋开发政策 |
| 3.5.3 航运发展支撑 |
| 3.5.4 财政政策支撑 |
| 3.6 本章小结 |
| 4 国外案例开发模式与用地布局 |
| 4.1 日本模式 |
| 4.1.1 模式1-扩建型产城双核模式 |
| 4.1.2 模式2-新建组团式开发模式 |
| 4.1.3 “先生产、后生活”开发特征 |
| 4.2 韩国模式 |
| 4.2.1 模式1-综合型重化工业城市 |
| 4.2.2 模式2-协同型加工产业集群 |
| 4.3 新加坡模式 |
| 4.3.1 层近式用地布局 |
| 4.3.2 国家工业区定位 |
| 4.4 工业用地布局特征 |
| 4.4.1 港口主导用地布局 |
| 4.4.2 岸线资源分配模式 |
| 4.4.3 产业集群布局模式 |
| 4.5 用地临海性比较 |
| 4.5.1 造陆模式比较 |
| 4.5.2 临海效率分析 |
| 4.6 产业新城建设模式 |
| 4.6.1 公司城模式 |
| 4.6.2 政企共建模式 |
| 4.6.3 国家开发模式 |
| 4.7 本章小结 |
| 5 我国临海工业发展与分类 |
| 5.1 发展历程与早期实践 |
| 5.1.1 发展历程 |
| 5.1.2 早期实践 |
| 5.2 海港发展与地域差异 |
| 5.2.1 海港发展与地域差异 |
| 5.2.2 深水港港城空间布局 |
| 5.3 沿海工业地域特征 |
| 5.3.1 时空分布 |
| 5.3.2 地域差异 |
| 5.4 港产城发展模型 |
| 5.4.1 港城空间发展模型 |
| 5.4.2 产城空间发展模型 |
| 5.4.3 临海工业“港产城”发展模型 |
| 5.5 我国临海工业分类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临海工业用地布局与发展机制 |
| 6.1 港口扩张型临海工业用地布局与发展机制 |
| 6.1.1 用地布局模式 |
| 6.1.2 发展机制与开发问题 |
| 6.2 新港综合型临海工业用地布局与发展机制 |
| 6.2.1 用地布局模式 |
| 6.2.2 发展机制与开发问题 |
| 6.3 重化工临海工业用地布局与发展机制 |
| 6.3.1 用地布局模式 |
| 6.3.2 开发问题与影响机制 |
| 6.4 加工产业聚集型临海工业用地布局与发展机制 |
| 6.4.1 用地布局模式 |
| 6.4.2 发展机制与开发问题 |
| 6.5 海洋资源利用型临海工业用地布局与发展机制 |
| 6.5.1 用地布局模式 |
| 6.5.2 发展机制与开发问题 |
| 6.6 宏观层面临海工业开发问题 |
| 6.6.1 过度开发与资源闲置 |
| 6.6.2 产业同构与重复建设 |
| 6.6.3 居住优先与布局失衡 |
| 6.6.4 陆海统筹亟待规划衔接 |
| 6.7 本章小结 |
| 7 临海工业发展建设与规划策略 |
| 7.1 总体发展思路 |
| 7.1.1 临海工业建设基本思路 |
| 7.1.2 不同类型差异化发展思路 |
| 7.2 共性问题规划策略 |
| 7.2.1 合理定位推进产业健康发展 |
| 7.2.2 优化规模预测推进集约开发 |
| 7.2.3 转化弹性规划落实规划实施 |
| 7.3 专项问题规划策略 |
| 7.3.1 港口扩张型临海工业规划策略 |
| 7.3.2 新港综合型临海工业规划策略 |
| 7.3.3 重化工型临海工业规划策略 |
| 7.3.4 加工产业聚集型临海工业规划策略 |
| 7.3.5 海洋资源开发型临海工业规划策略 |
| 7.4 规划提升策略 |
| 7.4.1 构建学科协作规划工作框架 |
| 7.4.2 完善陆海统筹规划编制体系 |
| 7.4.3 构建建设用海规划编制体系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规模以上海港货运吞吐量 |
| 附录B 各省市临海工业建设情况 |
| 附录C 各省市沿海工业项目目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 ——以橙县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 四、研究方法与田野工作 |
| 五、本文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乡村企业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及其执行体制 |
| 第一节 环保立法的基本概况 |
| 第二节 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实施的组织机构 |
| 一、现行环境法律体系规定的执法部门 |
| 二、环保部门的组织机构及其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乡村企业污染监管的执法体制 |
| 一、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 |
| 二、基层环保执法权的配置结构 |
| 三、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中的“条”和“块” |
| 第二章 环保执法的社会基础 |
| 第一节 矿山企业的环境污染 |
| 一、“矿业大镇” |
| 二、盛朝矿业公司 |
| 三、恒久矿业公司 |
| 四、“被污染包围的村庄” |
| 第二节 村庄不同主体的差异化认知 |
| 一、污染受害不同 |
| 二、农民环境利益分化 |
| 第三节 基层环保执法的村庄语境 |
| 一、农民的弱组织性 |
| 二、自利的村干部 |
| 三、上访的集体行动困境 |
| 第三章 环保执法的技术依赖及其后果 |
| 第一节 污染认定的技术标准 |
| 第二节 技术理性与生活理性之间的冲突 |
| 第三节 环保执法的技术支配形式 |
| 一、权威支配：污染认定的技术权力 |
| 二、话语支配：污染识别的专业知识 |
| 三、信息支配：污染信息的非开放性 |
| 第四节 技术支配的后果 |
| 一、技术权力支配排斥农民参与 |
| 二、象征性补偿代替法律监管 |
| 第四章 县级环保部门“以罚代管”的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乡村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及其基本特性 |
| 一、乡村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 |
| 二、环境违法行为的基本特性 |
| 第二节 基层环保执法的组织环境和“以罚代管”策略 |
| 一、组织内部执行力不足 |
| 二、组织之间的关系制约 |
| 三、“以罚代管”的执法策略 |
| 第三节 “以罚代管”的生成机制 |
| 一、政商关系的嵌入 |
| 二、企业与执法者的合作博弈 |
| 第四节 “以罚代管”的社会后果 |
| 一、污染问题得不到精准治理 |
| 二、执法目标的消解 |
| 第五章 乡镇政府环境监管中的模糊性治理 |
| 第一节 环境上访的属地管理 |
| 一、农民环境上访 |
| 二、乡镇政府模糊性应对 |
| 第二节 环境监管中的模糊性因素和策略选择 |
| 一、乡镇履职中的模糊性因素 |
| 二、模糊性治理的实践 |
| 第三节 模糊性治理的结构动因 |
| 一、发展与稳定的双重考核体制 |
| 二、权力-利益关系网络 |
| 三、属地监管的“悬浮” |
| 第四节 模糊性治理对环保法律目标的消解 |
| 第六章 中央环保督察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组织应对 |
| 第一节 环保执法的专项行动与环保督察 |
| 一、环保执法的专项行动 |
| 二、环保督察 |
| 三、中央环保督察的组织机制和目标 |
| 第二节 中央环保督察的政治压力传导 |
| 一、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与自下而上的群众信访 |
| 二、政治压力传导的形式 |
| 三、地方政府应对的组织机构 |
| 第三节 “一切为了通过”：政治高压下乡村企业污染的运动式治理 |
| 一、领导注意力传递 |
| 二、执法力量整合 |
| 三、责任倒逼机制 |
| 第四节 环保督察的治理限度 |
| 一、中央难以监督地方环境治理效果 |
| 二、地方临时性应对而非整体性治理 |
| 结语 |
| 一、基层环保执法的实践样态 |
| 二、执法目标偏离与适度矫正 |
| 三、基层环保执法的政治逻辑 |
| 四、基层环保执法的弹性体制结构与改革挑战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一 调研访谈人员名单 |
| 附录二 法律法规、政府文件及档案资料 |
| 附录三 全国部分乡村企业污染案例(2008-2018) |
| 致谢 |
（6）交通网络、城镇化对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相关概念界定 |
| 1.2.2 西南地区范围的界定 |
| 1.3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4.1 论文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流空间”及空间网络结构论 |
| 2.1.2 城镇化相关理论 |
| 2.1.3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2.1.4 县域经济增长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交通网络的研究 |
| 2.2.2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 |
| 2.2.3 县域经济发展相关研究 |
| 2.2.4 经济增长空间效应相关研究 |
| 2.3 小结与述评 |
| 第3章 分析框架与理论模型 |
| 3.1 分析框架 |
| 3.1.1 交通网络、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增长的“三角”关系 |
| 3.1.2 作用机理 |
| 3.1.3 市场与政府作用 |
| 3.2 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 |
| 3.2.1 基本模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 |
| 3.2.2 扩展模型:交通网络、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及空间耦合特征 |
| 4.1 现状分析 |
| 4.1.1 交通网络发展现状与可达性 |
| 4.1.2 西南地区城镇化发展特征 |
| 4.1.3 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
| 4.2 基于交通网络的西南地区城镇结构体系 |
| 4.2.1 网络分析方法 |
| 4.2.2 交通网络统计特征 |
| 4.2.3 基于交通网络的城镇空间结构 |
| 4.2.4 基于交通网络的县域体系层次分布 |
| 4.3 交通网络、城镇化与西南地区县域经济空间分布特征 |
| 4.3.1 基于特征椭圆的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城镇化与县域经济空间分布特征 |
| 4.3.2 交通网络、城镇化与西南地区县域经济空间耦合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交通网络、城镇化与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
| 5.1 模型、权重及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空间权重构建 |
| 5.1.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5.2.2 回归结果 |
| 5.2.3 稳健性检验 |
| 5.3 空间溢出效应与贫困集聚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交通网络、城镇化与西南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异质性 |
| 6.1 基本模型及数据来源 |
| 6.1.1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 |
| 6.1.2 数据来源 |
| 6.2 西南地区空间异质性格局 |
| 6.2.1 热点分析 |
| 6.2.2 局部莫兰指数与LISA图分析 |
| 6.2.3 贫困县的空间异质性格局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回归结果 |
| 6.3.2 连片贫困区异质性结果分析 |
| 6.3.3 西南地区异质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4 门槛特征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及对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1.1 关于“交通网络-城镇化-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结论 |
| 7.1.2 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存在空间耦合特征 |
| 7.1.3 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存在显着空间溢出效应 |
| 7.1.4 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存在空间异质性和门槛特征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发挥交通网络基础作用,构建空间平衡机制 |
| 7.2.2 推进县域城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资源合理集聚 |
| 7.2.3 发挥多中心增长极的带动作用,优化城镇结构体系 |
| 7.2.4 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的支撑作用,做大做强经济发展实力 |
| 7.2.5 提高劳动力水平的创新作用,建立可持续人才发展机制 |
| 7.2.6 发挥政府主体作用,聚焦县域脱贫攻坚 |
| 7.2.7 提高城市群互联互通作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我国填海造地物权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填海造地的界定及我国填海造地的现状分析 |
| 一、填海造地的界定 |
| （一）填海造地的概念 |
| （二）与填海造地范围相关的概念解析 |
| 二、我国填海造地的现状分析 |
| （一）我国填海造地确权面积与海域使用金征收现状分析 |
| （二）我国填海造地的效应现状分析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填海造地物权制度的理论基础解析 |
| 一、国家所有权理论与我国海域物权制度的总体构建 |
| （一）物权客体理论的发展与海域国家所有权制度的确立 |
| （二）海域国家所有权是海域物权制度的基础 |
| （三）对国家海域所有权性质的争论 |
| （四）从公产视角对海域国家所有权理论的反思 |
| 二、用益物权理论与我国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的生成 |
| （一）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制度的生成 |
| （二）对海域使用权的性质与权能的反思 |
| 三、物权生态化理论与填海造地物权的限制 |
| （一）物权生态化理论的兴起 |
| （二）物权生态化视角下对海域使用权限制的反思 |
| 四、目前填海造地引发的主要物权争论 |
| （一）海域使用权能否作为填海造地的“基础权利” |
| （二）海域国家所有权能否作为填海造地的“母权” |
| （三）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转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争论 |
| 第三章 我国填海造地物权法律规制的现状分析 |
| 一、填海造地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总体梳理 |
| （一）全国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
| （二）地方性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
| 二、填海造地中海域所有权制度的立法现状分析 |
| （一）海域所有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的规定 |
| （二）对海域所有权规定的评析 |
| 三、填海造地中海域使用权制度的立法现状分析 |
| （一）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取得的规定及评析 |
| （二）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效力方面的规定及评析 |
| （三）违法使用海域填海造地法律责任承担的规定及评析 |
| 四、填海造地中权利转化与承接制度的立法现状分析 |
| （一）填海造地新增土地的所有权归属 |
| （二）海域使用权转化为土地使用权的规定及评析 |
| （三）填海造地物权承接登记制度的规定及评析 |
| 五、填海造地中的征收补偿与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现状分析 |
| （一）填海造地导致的征收及其补偿方面的规定及评析 |
| （二）填海造地造成环境污染导致相关权利损害及赔偿的规定及评析 |
| 六、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填海造地导致纠纷的司法案例实证考察 |
| 一、司法案例样本概览 |
| （一）案例样本筛选及分布情况分析 |
| （二）案例样本争议当事人、争议事由和法院裁判适用的实体法规范分析 |
| 二、各类纠纷的典型案例引证 |
| （一）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设立的权属纠纷 |
| （二）因填海造地引起的征收（收回）补偿纠纷 |
| （三）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和土地使用权衔接纠纷 |
| （四）填海造地造成环境污染导致相关权利损害及赔偿纠纷 |
| （五）违法填海造地的纠纷 |
| （六）不服填海造地规划导致的纠纷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填海造地物权的理论创新及总体制度架构 |
| 一、填海造地权的证成 |
| （一）设立填海造地权的必要性 |
| （二）填海造地权的界定 |
| （三）创设填海造地权的作用 |
| 二、填海造地权的构建 |
| （一）创设填海造地权的立法措施 |
| （二）填海造地权的设立 |
| （三）填海造地权的转让与消灭 |
| （四）填海造地权的内容及与相关物权的区别 |
| 三、填海造地权视角下填海造地的总体制度构架 |
| （一）构建以填海造地权为中心的填海造地权利制度 |
| （二）完善以行政许可为中心的填海造地管理制度 |
| （三）填海造地权视角下填海造地的重新分类 |
| （四）填海造地权视角下相关物权消灭与产生的总体分析 |
| 第六章 我国填海造地物权制度的完善与创新 |
| 一、填海造地中海域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完善 |
| （一）海域所有权消灭与土地所有权产生的类型 |
| （二）完善海域所有权消灭与土地所有权产生制度的具体措施 |
| 二、填海造地中“海域使用”权利消灭制度的完善与创新 |
| （一）既有海域使用权消灭与补偿制度的完善 |
| （二）创建海域习惯性利用权利的消灭与补偿制度 |
| 三、建立填海造地中生态价值的转移与补偿制度 |
| （一）建立填海造地中海域生态价值的维持与转移制度 |
| （二）创建填海造地生态价值补偿制度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9）嘉陵江流域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流域人居环境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1.2“一带一路”及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要求 |
| 1.1.3 嘉陵江流域面临新的发展挑战和机遇 |
| 1.2 研究视角与意义 |
| 1.2.1 研究视角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范围界定 |
| 1.3.1 流域自然边界范围 |
| 1.3.2 流域行政边界界定 |
| 1.4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框架 |
| 1.6 本章小结 |
| 2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与特征 |
| 2.1.1 流域与县域 |
| 2.1.2 流域经济 |
| 2.1.3 产业结构 |
| 2.1.4 城镇与城镇群 |
| 2.2 流域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 |
| 2.2.1 流域经济发展的内涵 |
| 2.2.2 流域空间结构的要素 |
| 2.2.3 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演进关系 |
| 2.3 流域空间结构主要理论 |
| 2.3.1 增长极理论 |
| 2.3.2 核心一边缘理论 |
| 2.3.3 点一轴扩散理论 |
| 2.3.4 梯度推移理论 |
| 2.4 测度方法 |
| 2.4.1 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方法 |
| 2.4.2 产业发展测度方法 |
| 2.4.3 城镇发展测度方法 |
| 2.5 本章小结 |
| 3 嘉陵江流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研究 |
| 3.1 流域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差异 |
| 3.1.1 总体经济发展水平 |
| 3.1.2 流域经济绝对差距 |
| 3.1.3 流域经济相对差距 |
| 3.2 流域经济发展水平时空演变 |
| 3.2.1 划分标准和整体水平 |
| 3.2.2 2000 年切片研究 |
| 3.2.3 2005 年切片研究 |
| 3.2.4 2010 年切片研究 |
| 3.2.5 2014 年切片研究 |
| 3.3 流域经济发展空间集聚特征 |
| 3.3.1 全局空间自相关 |
| 3.3.2 经济空间集聚状态 |
| 3.3.3 经济热点区和冷点区 |
| 3.4 流域经济发展速度差异 |
| 3.4.1 总体发展速度差异 |
| 3.4.2 分时段发展速度差异 |
| 3.5 流域经济发展特征 |
| 3.5.1 嘉陵江流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
| 3.5.2 流域经济差距大，呈低水平不均衡发展 |
| 3.5.3 落后县域数量庞大，空间依赖性强 |
| 3.5.4 发达县域主要为地级市市辖区，形成极核 |
| 3.5.5 “绵-渝”双核结构向“渝”单核结构转化 |
| 3.5.6 经济发展相对速度与经济水平呈正相关 |
| 3.6 本章小结 |
| 4 嘉陵江流域产业发展研究 |
| 4.1 总体产业结构变迁 |
| 4.1.1 产业结构变迁 |
| 4.1.2 经济发展阶段 |
| 4.2 主导产业空间差异 |
| 4.2.1 2000 年切片研究 |
| 4.2.2 2014 年切片研究 |
| 4.3 产业相对发展水平 |
| 4.3.1 2000 年切片研究 |
| 4.3.2 2014 年切片研究 |
| 4.4 产业绝对发展水平 |
| 4.4.1 第一产业对比研究 |
| 4.4.2 第二产业对比研究 |
| 4.4.3 第三产业对比研究 |
| 4.5 产业发展特征 |
| 4.5.1 整体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 |
| 4.5.2 多数县域已进入工业化阶段 |
| 4.5.3 农业相对发展较均衡，工业、服务业地区偏置 |
| 4.5.4 三次产业绝对发展水平呈区段性差异 |
| 4.5.5 第二、三产业发展空间差异大，沿河发展 |
| 4.6 本章小结 |
| 5 嘉陵江流域城镇发展研究 |
| 5.1 流域自然社会经济概况 |
| 5.1.1 自然环境资源 |
| 5.1.2 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 |
| 5.1.3 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水平 |
| 5.2 嘉陵江流域城镇空间分布 |
| 5.2.1 城镇空间分布 |
| 5.2.2 城镇行政等级 |
| 5.3 嘉陵江流域城镇人口规模 |
| 5.3.1 城镇规模等级 |
| 5.3.2 城镇首位分布 |
| 5.3.3 位序-规模法则 |
| 5.4 嘉陵江流域主要城市发展状况 |
| 5.4.1 主要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
| 5.4.2 主要城市职能分工 |
| 5.4.3 主要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
| 5.5 城镇发展特征 |
| 5.5.1 城镇南密北疏，沿河流、铁路分布 |
| 5.5.2 重庆市首位度高，大中城市数量偏少 |
| 5.5.3 小城镇数量众多，发展明显滞后 |
| 5.5.4 城市发展差异大，重心向成渝倾斜 |
| 5.5.5 专门化程度不高，职能分工不明确 |
| 5.6 本章小结 |
| 6 嘉陵江流域空间结构分析与优化 |
| 6.1 空间结构要素识别 |
| 6.1.1 流域增长极 |
| 6.1.2 流域增长轴 |
| 6.1.3 核心-边缘特征 |
| 6.1.4 现状空间结构 |
| 6.2 空间结构现状问题 |
| 6.2.1 增长极发育不均衡 |
| 6.2.2 增长轴的地区偏置 |
| 6.2.3 核心区带动能力有限 |
| 6.2.4 落后片区贫困显着 |
| 6.3 空间结构优化方向 |
| 6.3.1 空间结构优化的外部环境 |
| 6.3.2 空间结构优化的总体战略 |
| 6.3.3 空间结构优化的宏观路径 |
| 6.4 流域经济发展总体思路 |
| 6.4.1 经济发展差距认识 |
| 6.4.2 流域梯度发展思路 |
| 6.5 流域经济发展具体对策 |
| 6.5.1 流域中下游成渝地区经济发展 |
| 6.5.2 流域上游关中-天水地区经济发展 |
| 6.5.3 流域内秦巴山区经济发展 |
| 6.6 本章小结 |
| 7 主要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的课题研究 |
| C．附表 |
四、广东南江工业园经济区对周边水域的影响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GIS的上杭县城规划区生态用地格局演变研究[D]. 彭琳玉.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1(01)
- [2]基于快速交通的吉林省城镇体系演变研究[D]. 曹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D]. 彭雄亮. 华南理工大学, 2020
- [4]我国临海工业用地布局与规划策略研究[D]. 陈飞.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8)
- [5]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 ——以橙县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为例[D]. 王裕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6]交通网络、城镇化对西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D]. 唐正霞.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7]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8]我国填海造地物权法律问题研究[D]. 唐俐. 吉林大学, 2017(01)
- [9]嘉陵江流域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研究[D]. 邓明敏. 重庆大学, 2017(06)
- [10]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构想 06建设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战略重点[A]. 刘宏.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构想, 2014
标签：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城镇体系规划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乡村规划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