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文化到和平文化

一、从战争文化走向和平文化（论文文献综述）

连婉廷^[1]（2021）在《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文中研究指明音乐是一种包含人类丰富情感与复杂认知的艺术表达,能够为人类提供多样化的社会功能,例如审美功能、教化功能、娱乐功能等。音乐的题材、体裁是丰富多样的,不过并非所有的音乐都主要服务于政治。在政治场域之中,部分音乐作品能够发挥政治功能,这类作品以表达政治信息为目的,塑造了“音乐政治表达”,发挥了相应的“音乐政治功能”。与普通的音乐表达不同的是,只有在政治场域中传递政治信息的音乐表达,才是音乐政治表达。由此,立足于音乐政治表达分析音乐政治功能,是政治学研究中具有音乐与政治交叉研究属性的重要范畴。政治与音乐具有相关性,虽然政治与音乐是看似相互独立的文明系统,拥有各自的形成逻辑与各自成熟的研究领域,但是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每一个独立的子系统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联。这些关联推动了事物的产生、发展与变化,引发了由学科之间相互交融所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与新逻辑,这些新的知识体系拓展了人类认知,丰富了人类文明成果,也构成了解释音乐政治表达的依据,为厘清政治与音乐之间的逻辑,提供丰富的学术想象空间和理论探索驱动。音乐政治表达能够发挥某种政治功能,象征、动员与认同便是其中三重较为常见的功能。自古以来,音乐政治表达的例子屡见不鲜,无论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中“乐与政通论”,还是柏拉图所提及的派地亚过程中音乐对教化民众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抑或是亚里士多德对音乐调性和德性之间的关联性阐述,都能够反映出政治家通过音乐的强动员性、象征作用和塑造情感的价值,从而教化民众以实现促进社会稳定等政治目的。从音乐的社会价值来看,音乐能够充实人类精神、调动人类情感、传承人类文化以及塑造人类文明,无论运用明示还是隐喻的方式,音乐政治表达都在政治文化中传递着政治信息,并以艺术表达和意识形态传播的姿态广泛存在。本文的总体架构是总分总的形式,第一章总体概括了音乐政治功能的基本内涵、三重功能的内在关联以及相关基础理论。最后一章总结了音乐政治表达的双向性和从责任视角延伸音乐政治研究的可能性。中间三章以并列式的方式进行展开,三种功能都通过功能主义中“结构-过程-功能”的研究层次进行具体分析。首先,概念性的解释音乐政治表达的内涵是本研究的基础与前提。因为,并非所有的音乐表达都能够实现政治功能,并且不同音乐所发挥的政治价值不同。不同音乐的具体内容、传播路径不同,这些差异成为了是否能够实现音乐政治表达以及实现何种政治功能的依据。因此,本研究并非在针对音乐的艺术性进行探索,而是立足于政治学的视角,将部分音乐作品作为分析对象,进而挖掘三重音乐政治功能的机理。其次,音乐政治功能很多,但是象征、动员与认同是较为常见的并且对政治需要而言十分重要的音乐政治功能。辨析音乐政治功能可以借鉴社会学的功能主义理论,并将其细化为“结构-过程-功能”三个维度。结构方面,从音乐的自身结构以及音乐的社会分工来理解音乐政治表达的微观结构与社会宏观结构。过程方面,音乐的政治情感、政治认知表达能够促成某种政治目标的实现,这一过程便是音乐政治表达能否发挥某种政治功能的过程。功能方面,不同的结构与过程可以塑造不同的音乐及其音乐的政治实践,音乐可以通过特定的结构与过程实现某种政治功能。最后,本文终章总结了音乐政治表达具有双向性的特点,对于政治稳定而言音乐政治表达的作用可能是正向的,亦可能是反向的。反向作用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引发争乱等。因此音乐政治表达需要从责任的视角对音乐创作者责任以及政府对音乐宣传的责任两个方面加以延伸。本文的研究重心在于三重政治功能,不同政治功能的产生逻辑不同,因此三重音乐政治功能的分析重点也有所不同。首先,音乐政治象征方面。能否实现音乐政治象征功能在于音乐符号能否通过政治意义的在场,实现符号的价值转向。通过政治权力的作用使广义的政治意义进行强化,从而实现音乐政治象征。其次,音乐政治动员方面。实现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核心在于是否能够进行情感的唤起,进而引发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变化,从而通过音乐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进行动员。最后,音乐政治认同方面。实现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关键在于音乐中所表达的身份信息,能否使认同主体产生同一性、归属感、利益满足。因此,符号、情感与身份是厘清音乐象征功能、音乐动员功能与音乐认同功能的核心理论,具体展开如下。第一,音乐政治象征功能是通过音乐符号与政治意义相结合,形成的能够给人呈现出神圣性、权威性的音乐政治符号。音乐政治象征是包含政治意义的音乐符号,符号与象征之间的普遍差异在于意义的在场。因此,音乐政治象征既是音乐符号,更是饱含政治意义的政治象征。借助皮尔斯符号三元论可以发现,符号意义通过像似、指示与规约的方式被修辞,从而表达某种既定的意义。音乐政治象征通过音乐符号表达某种政治意义,并通过政治权威的认可、塑造和强化这一政治意义,最终生成具有权威性与神圣性的音乐符号,进而产生象征性权力。虽然各国国歌是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标志性作品,但是发挥政治象征功能的音乐表达远不止于此。所以,本文将“中宣部100首优秀歌曲”进行分类,从音乐的国家政治象征、音乐的政党象征以及音乐的政治精神象征三重角度进行作品梳理。研究发现,音乐政治象征功能具有神圣性、修辞性、权力转化性的特征,即政治象征的音乐表达具有神圣性、音乐的政治意义需通过修辞性实现、音乐的政治象征过程中的权力具有转化性。第二,音乐政治动员功能通过音乐情感的价值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促发群体参与政治运动,以实现政治目标。政治动员与相对较静态的政治象征不同,政治动员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通过唤起并培育政治情感,实现对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动员。音乐的价值在于它既能够携带政治信息,同时也是情感的表达。音乐自身的旋律与节奏的配合更替能够引发听众对情感的期待和释放,再加之歌词中明确表达的政治信息,使音乐更适合于唤起和培育某种政治情感,并且音乐的社会感染性能够影响广泛的人群。因此,音乐在抗战、“下乡”等政治情景中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动员功能。研究发现,音乐政治动员功能具有人民性、明确性、社会感染性特征,即音乐政治动员以创作人民性内容为主、音乐政治动员事件具有明确性、音乐的社会感染性是实现音乐政治动员的关键要素。第三,音乐政治认同是通过音乐的情感信息与文本信息,向公民传递情感与认知,以促进公民认同心理的政治过程。因为音乐政治认同功能是建立在公民认同基础上的,所以身份不仅是理解政治认同的核心要素,也是解释音乐政治认同的核心脉络。音乐中的政治信息不仅能够表达与身份相关的内容,同时也能够代表不同的身份。在音乐政治认同表达中,无论是由血缘、族群构成的“先天”的历史与文化观念,还是被“后天”的情感与社会认知改造而形成某种政治情感,抑或是通过利益驱动而形成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倾向,都需要通过认同主体对音乐表达中的有关身份的信息进行价值判断。研究发现,音乐政治认同具有公民性、分层性、边界性,即公民性是音乐政治认同的来源、音乐政治认同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以及传播内容具有分层性、音乐文化认同的跨边界性能够跨越政治的边界。总体来看,本文聚焦于自上而下的音乐政治表达范畴,因为正是这类音乐作品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家国情怀。然而,在广泛的政治文化中,自下而上的表达也是音乐政治表达中不可忽视的范畴,例如美国摇滚中具有大量的体现反叛精神的音乐作品。因此,政治责任对音乐政治表达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责任能够促进音乐政治表达的有序发展,发挥功能最大化。政治责任是完善音乐宣传体系的重要依据。一方面,政治责任可以使政府能够指导、改进和监督音乐宣传的内容、制度和机制。另一方面,音乐政治表达也需要基于具有政治责任意识的创作动机。就此而言,本议题还具有更加广阔的探索空间。

马燕宁^[2]（2021）在《积累、扩张、收缩 ——俄罗斯外交周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俄罗斯外交以其强硬的风格而备受瞩目,“扩张”被认为是俄罗斯历史的主旋律。可细查历史,在俄罗斯外交中亦不乏“韬光养晦”的案例。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俄罗斯外交中的规律,其核心问题是俄罗斯外交中的“扩张”“收缩”现象是否以周期呈现,如果是,则导致这一规律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了解这一规律对理解当今俄罗斯外交的作用。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引入周期理论作为认识论的基础。线性历史观一直是历史研究中的主流,而以周期视角观历史则更多将注意力放在历史中定期重复出现的现象。在人文社科领域,经济学是最早并卓有成效得引入周期概念并发展出经济周期理论的学科。随后,这一研究成果被引入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出了国际政治周期,进而出现了外交周期的概念。外交周期是指国家对外政策与行为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呈现出的重复性规律。周期理论为解释俄罗斯外交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9至21世纪初的俄罗斯外交史的梳理和分析,本文认为俄罗斯外交史中存在四个周期,并以“积累—扩张—收缩”三个阶段交替演进。在扩张阶段,对外行为能成功达成向外扩张的目标,主要表现形式为领土扩张、战争胜利、外交强硬、对海外事务有强烈兴趣等。在收缩阶段,对外行为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往往伴随着战争失利、领土丧失、外交温和等现象。积累阶段介于扩张与收缩之间,可被视为扩张阶段的前奏,主要表现为战争时胜时败、收复失地、扩张速度较慢等。对俄外交周期的划分主要依据的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定性分析,而对领土面积历史变迁、战争数据的定量分析,既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定性分析的结果,也进一步从细节上带来了新的发现,比如俄罗斯在东、南、西三个方向上不同的扩张进程。俄罗斯外交周期的形成主要与其国家实力有关。外交的“积累—扩张—收缩”大致与国家政权兴替的“兴起—繁荣—衰亡”周期相一致。但也并非绝对,历史上的改革时期通常伴随外交上的收缩现象,这为周期增添了小幅波动。世界经济也对俄外交产生影响:在世界经济的上行期,俄外交中往往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收缩现象,在下行期更普遍的是扩张现象。这是因为作为世界经济主要推动力的重大技术创新在俄罗斯发生的时间晚于西方国家,而造成技术滞后的原因主要是俄国内问题。俄罗斯文化在历史中呈现的“冲击选择—独特文化形成—文化自信”的周期规律与外交周期相对应,从政治文化角度揭示了外交周期产生的原因。

李婧妍^[3]（2021）在《20世纪末中国战争小说叙事伦理研究（1978-2000）》文中研究表明战争穿流人性而过,赋予人性被消耗的动势,人类共有的伦理诉求因极端的生存境遇而被彰显。对这细微生命体验的揭示,是讲述人类整体生存寓言的隐秘手段。战争中对不同伦理诉求的独特意指,带给人们一个独具魅力的学术视域。之所以选择20世纪末这个时间段,是因为1978年至2000年这个时段正好可以包纳进当代文学的三次转型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与此同时,以叙事伦理的角度分析战争小说的伦理特质,以发掘人性、文化与文学的深层因素是应予以瞩目的学术领域,但是对此关联性研究却在相当程度上被忽略了。本文主要运用了叙事学的方法,但打破了传统叙事学的封闭性、单一性,试图探究叙事背后的历史文化伦理意涵,同时在微观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进行宏观的探本返源,并将东西方文艺理论的优长进行整合、互动式研究,以打破叙事形式伦理与叙事内容伦理之间的障碍,分别观照在不同伦理主题下所呈现的叙事形式与内容的风貌。除结语外,论文共分为七章,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论文首先梳理战争小说与叙事伦理的研究情况,虽然国内外学界有着丰富的成果,但尚未见到针对20世纪末战争小说叙事伦理进行全程性探究和深广度探询的研究成果。本文以战争小说叙事形式与内容共同体现的不同伦理主题为主线,分别观照在不同伦理样貌下所呈现的叙事形式与内容的特征,以实现叙事内容伦理与叙事形式伦理合榫的目的。第二章对“战争小说”与“叙事伦理”两个概念在当代中国战争小说的视域下进行阐释。本文所指的“战争小说”即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既包括书写战争本体的作品,亦侧重于对战争中人之生存境遇的文学话语的关注。在叙事“伦理转向”的语境下,“叙事伦理”批评日益彰显为一种重要的批评话语,笔者探讨的“叙事伦理”以文本中故事伦理分析为主,但也不忽视抵达此伦理主题的形式结构,意图统筹分析形式与内容共建的伦理空间,在艺术阐释与伦理互动对话的共鸣中寻找新的可能。第三章探讨的是20世纪末战争小说叙事伦理的观念模态。叙事伦理与作者主体的地位有着重要的关联,作者的创作观念模态深刻影响着不同类型文本对同一种伦理指向的阐释与判断。根据20世纪末战争小说与“十七年”战争小说的历史观、战争观的不同,分为三类:分别呈现对意识形态与历史的修复式、改写式以及试图重建的文本样貌,也即是“隐我修复式”书写,“祛魅改写式”书写与“反思重构式”书写。第四章阐述了20世纪末战争小说身体伦理的苦难叙事呈现出由“遮蔽”到“存在”的特质。“隐我修复式”书写的战争小说虽延续了“十七年”身体政治化的路向,但是身体的主体性却得到了有限的回归,不过,仍存在为启蒙理性献身的倾向;“祛魅改写式”的苦难叙事展现出一种欲望化修辞的特点,而对战争与苦难根源基于人性恶的思索实际上是对身心二分法的反思;“反思重构式”小说将身体伦理加入了存在主义的反思与理性民族主义的沉重内涵,同时对身体暴力细节的刻画也是对战争创伤的再次反思。第五章研究的是20世纪末重塑典范伦理的英雄叙事,显现出典范伦理被重构为“英雄”与“反英雄”合一的指向。“隐我修复式”战争小说的典范伦理呈现出一种对“十七年”英雄祛魅的特征,在叙述话语方面显现出由“史诗”过渡到“抒情”的意图。“祛魅改写式”战争小说的典范伦理呈现出一种以“受难”与“反抗”为特征具有酒神“悲剧”气质的英雄形象,在叙事策略上则呈现出由喜剧向悲剧的走向。“反思重构式”战争小说呈现出“英雄”与“反英雄”合一的伦理特质,并有着建立一种新典范伦理的诉求,这种诉求表现为:具有在世的真实性、表达对生命之美的敬意、正视对幸福经验追求的自由。第六章探究的是20世纪末战争小说中革命伦理的历史叙事,其叙事指向呈现出一种革命资源感性解放的样貌。“隐我修复式”书写通过对既往革命伦理的修补,加入了反思国民性的内容;“祛魅改写式”书写则通过对“后革命语境”下思维的裂变、多视角书写的策略等对历史进行多角度的言说,呈现与众不同的“真实感”;“反思重构式”战争小说则以知识分子立场补充了革命伦理民主方面的内容,表现在对革命话语的民主性言说、“对话”式的书写策略等。第七章主要是对20世纪末战争小说叙事伦理的反思。20世纪末战争小说的叙事伦理呈现出“异质混成”的特征,而这种特性可以说是中国经验现代性的确证。同时,这些战争小说在创造并抵达独特中国经验时,均呈现出对话性、本土性与人文性特征,而基于这三个层面上中国经验的建立,对于在全球化语境中建立洋溢本土气息的中国叙事与提高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当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叙事伦理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在现代性尚未完全降临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其仍存在着缺乏现实伦理参照的自我阐释、过于强调个体存在而忽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将修辞与伦理割裂等不足,亟待学界共同解决。

孔冲^[4]（2021）在《中越战争题材小说研究（1979-1999）》文中研究指明战争是综合了文明与野蛮的人类社会产物,它对于中国这一片古老国度特殊的意义。自传说中的上古黄帝炎帝时期,到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几千年来兵戈炮火在中华大地上可谓是“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的每一次发展与进步几乎都伴随着一次战争。正因如此,无论古代与现代,战争题材都是中国文学创作一个重要题材类型,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争几乎必然形成一股相应的战争文学创作潮流或者有着相应题材的文学创作,例如抗日救亡时期的抗战文学,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文学等。而本论文关注的迄今为止时间上距离当今国人最近的一次战争,即1979年爆发的中越边境战争的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爆发于中国新旧时代过渡的窗口期,对于当时中国的国内外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伴随着这场战争国内文坛也形成了一股反映中越边境战争的文学创作热潮,其中小说这一文体在中越战争文学中创作持续时间最长,影响也最为广泛,取得成果较为丰硕,是研究中越战争题材文学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本文拟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综合运用历史哲学、文学史哲学、史料学、接受美学、伦理学等理论方法,重点使用接受美学、伦理学等方法,将小说文本与相关理论结合起来对该题材小说进行一个深入的分析,主要从思想内涵的突破、艺术形式的创新、中外战争传统的借鉴等三个部分对中越战争题材小说进行研究,以求将中越战争题材小说的文学特色最大程度的呈现出来。第一章主要探讨中越战争题材小说在思想内涵方面相对于传统主流战争小说的继承与突破之处,本章主要从革命英雄主义的继承与重新诠释、战争伦理的初步探索、战争主题的拓展与深化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分析中越战争题材小说的“内核”转化。第二章关注的是相对于十七年战争小说,作家们在中越战争战争小说的艺术上的创新与突破。运用形象学、叙事学、接受美学等相关理论,本章从人物形象的刻画、叙事艺术、审美格调三个方面入手对中越战争小说的艺术特色进行深入研究。第三章研究新时期中越战争小说的文学史定位问题,主要从中外战争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共鸣、对于新时期军事题材小说的影响、创作的缺陷与不足三个方面入手,力求给予新时期中越战争题材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相对准确而清晰的定位。

李效洲^[5]（2021）在《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的新形势下,如何协调与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如何实现世界各国和平稳定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答的现实问题和棘手难题。回顾列宁所面临的艰难困局、回首列宁为破解困局所采取的措施、重温列宁为此所阐释的和平共处思想,可以为我们解答当下这一难题寻求思想启迪和思路灵感,这既有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实施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因和动力源泉,也有利于我们继往开来、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继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继续为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纵观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酝酿与生成、理论论证与实践措施,虽然从未对“和平共处”予以明确定义和概念阐述,却清晰呈现出科学合理、详实完整的和平共处思想理论体系,并在列宁时期完美地应用于处理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且取得不错效果和伟大成绩。本文将沿着“思想的来源与形成—思想的主要内容—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思想的传承与发展”的研究思路,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展开理论探索和现代解读。第一部分阐释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来源,并对其思想进行了阶段划分。从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两制并存局面、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进展并不顺利及国内迫切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等方面来分析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策略思想及列宁自身关于和平共处思想的前期理论准备等构成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本文又把具有标志性事件的十月革命、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及1919年底和平共处思想的正式形成作为其思想划分的阶段点。第二部分分析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一部分,主要从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能不能、以及怎样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等三个方面,来全面分析和详实解读列宁和平共处思想。首先,从社会主义的性质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期性理论层面、与巩固新生政权现实需要的实践层面,回答了实现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其次,从世界革命遭遇挫折的政治层面、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均势局面形成的军事层面、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需要的经济层面等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分析实现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再次,从善于利用各种矛盾、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及以斗争求和平与以妥协谋和平相配合等理论层面来指导如何实现和平共处。最后,从和平竞赛、平等互利发展对外贸易、不干涉他国内政及警惕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等具体实践措施来指导如何实现和平共处。第三部分总结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通过和平共处思想的灵活应用,列宁不仅使苏俄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外部环境以促进苏俄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也为当今国际秩序的建构提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价值。一方面,从列宁自身思想完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丰富及和平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等方面详细总结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从其思想在列宁时期应用于经济、政治、外交等多方面所取得的骄人成绩展开论述,谈到了有助于苏维埃政权的发展、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和平进程等方面的实践价值。第四部分论述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在中国的继承与发展。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三个阶段出发,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结合中国实际国情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外交理念,这些理念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理念和主张将指导两制国家关系相处的列宁和平共处思想拓展到指导处理相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全球秩序重塑问题及其全人类的长远发展问题等。这些理念和主张的提出并应用于国际交往的外交实践,无疑对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这也是我们继续探索和不断研究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田诗洋^[6]（2020）在《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漫长的文学创作与研究历程中,战争始终是文学书写、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虽然文化理念的迥异影响着文学创作的差异化发展,但战争叙事都是其文学创造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近些年来,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越来越受到研究者重视。我们发现,在欧美华文文学书写中,战争叙事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既有对发生于中国本土的战事的记述,也有对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地区战场的刻画,欧美华文作家群关注发生在各个时期、各个地域的不同性质的战争,也往往在书写中流露出不同的情感态度与认知方式。概略的看欧美华文文学创作中的“战争”书写涵盖了三个层面:一是作为叙事对象的战争,即在作品中正面表现战争的经过、战场的惨烈,将战火中的人的斗争与挣扎作为文本叙事的对象,将战争置于凝聚文本叙事线索的中心位置,从而明确“战争”即为小说的主题与叙事主体;二是作为叙事背景的战争,将战争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战争在故事中时隐时现,为作品营造特定的时代条件与地域条件,促使典型事件的发生,这里所谓的“背景”并不是游离于叙事主旨的,而恰恰是存在于特定时期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外部环境;三是作为通向叙事主题通道的战争,选择战争作为叙事通道从而表达人与历史的冲突、战争中个体生存与群体选择的冲突等主题。梳理近些年来学界关于海外华文文学中战争书写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虽然相关讨论已有一定数量的积累,但大多数研究仍是侧重整体作家作品的解读,仍缺少以“战争”为基点、观察欧美华文小说整体创作,并总结欧美华文文学对“战争”的思考成果的系统性研究。因此,本论文以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为研究重点,在剖析相关作品创作特点的基础上,尝试深入挖掘隐含在文字背后更丰富、复杂的内涵。多层次的“战争”定位并不是将战争书写进行泛化,而是在相关叙事文本中以“战争”这一线索,串联出欧美华文文学创作中的一条主题流向,聚焦于紧密围绕同一主题而衍生的话语场域,以此观照欧美华文作家同中有异、与时俱进的战争观念、审美取向与小说文本的批判性。论文第一章与第二章重点探讨欧美华文文学战争书写的历史叙事,分别聚焦发生于中国境内和海外战场的战争书写。海外华文作家的战争叙事中既有源于中国文化的政治取向和民族认同作为创作底色,也以丰厚的文学传统为积淀,在关注人类整体命运的大格局中形成生命意识和历史反思。具体的看欧美华文作家群对中国境内战事的关注较多集中于抗日战争,历史上欧美华侨在海外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对祖国抗战进行声援和经济支持,这种文化心理上的归属感体现了华人的民族国家情怀,并呈现在延续至今的文学创作中,同时海外作家的抗战题材作品也反映着对国内抗战文学传统的继承和革新。当代欧美华文作家往往选择站在历史之外对经历着战争的人和事进行回忆和想象,在多元文化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对话中向人性、生命、族群、种族、身份等方向进行书写,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视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面貌。论文第三章剖析欧美华文文学战争叙事中的离散境遇与身份认同,在战争故事中重新审视欧美华文文学研究的经典母题“离散”与“身份”问题。战争造成的极端离散境遇让书写者对身份的思考走向多元,与族裔意识、在地化、性别书写等主题相继迸发出新的火花,突出显现为身份的认同与偏移。战争中人的“错位”使得身份辨析更加扑朔迷离,既包括华人作为少数族裔在异国进行身份追寻,也包括其他族裔由于侵略、避难等原因寄居在中国领土,甚至是主动与被动选择下的个体身份调换现象。战争同时又是一次对“民族同一性”的强化,在欧美华文作家创作中,“中国”不仅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客观存在,更是文化意义上的诗性家园和身份象征符号的总和。作家们借助于现代性、后现代性视野下身体的叙事功能,和战争语境下混血儿身份的原罪化书写,将置身跨文化背景中的生命体验进行了艺术化的呈现和思考。第四章侧重探讨欧美华文文学战争书写中的战争伦理问题。对于战争伦理的思考可以溯源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兵家思想、儒道学说,又与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宗教思想和历史意识等相关。此外由战争过渡到和平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战时文化规范与启蒙文化规范相碰撞而引发的问题等,也均成为海外华文作家探讨战争伦理问题时的文化立足点。本文尝试从上述问题出发,进一步探讨海外作家创作中,在群体解放与个体解放的叙事冲突中观察个体命运,兼容暴力审美与反战思想等内涵中表达的观念。第五章考查欧美华文文学战争书写的叙事策略,提炼共性化、典型化、特色化的叙事方式。欧美华文作家用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调和,平衡着真实与的虚构关系;用主动暴露作者意识的写作手法,借战争叙事传递和平年代的省思;在多重视角叙事与视角更迭中,使不同视角的持有者在故事中相互关联,形成一种对立式的补充;以悬疑元素发酵戏剧张力,完成氛围渲染和结构设计;用幽默介入苦难从而把控叙事的悲剧感,让叙事节奏更有节制、张弛有度地循序渐进。这些因素增强了作家创作的可读性和技巧的实验性,分析其叙事特点,由呼吁我们更深入的理解作品的内涵。整体来看,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在题材选择思想意识和国际视野等方面,补充并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写作格局,在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展现出其独特的存在价值。

杨小帆^[7]（2020）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女性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女性形象也是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内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作品中一直关注女性形象,关心女性问题。《战争与和平》是其第一部代表作,被赞誉为人类艺术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小说在歌颂俄国人民热爱和平、英勇顽强的同时,再现了社会历史生活的恢宏画面,更以现实主义手法塑造了众多性格迥异、生动丰满的女性形象,表达了作者对当时俄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前途的探索、对人性的呼唤以及对道德完善的渴望。本文以文本分析为基础,以娜塔莎、玛丽娅为中心,结合海伦、丽莎和索尼娅等女性人物形象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女性人物形象特点,探求托尔斯泰的女性观。绪论部分,主要介绍研究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点。正文第一章论述《战争与和平》的经典性,展现恢弘壮阔的史诗特点和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第二章主要分析《战争与和平》中的五位女性形象,从人物的外貌、行为、性格和命运四方面入手,阐述其内在品质,对比分析女性人物的性格和品质特征。第三章剖析不同性格与品质下女性形象的命运结局与差异,探究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表现出的女性审美观、女性幸福观和女性价值观,较为客观地反映作者的价值取向、家庭思想和道德准则。结语部分是对论文的总结。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塑造的理想女性形象具有内在美、贤妻良母和爱国奉献的特点,托翁的女性观既符合当时社会观念,也对当今时代具有启示作用,同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关震^[8]（2020）在《列宁新经济政策及其当代启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列宁新经济政策作为列宁主义的思想精华与理论成果,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政策的提出是为了扫除在和平建设时期试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失败而带来的不良影响。新经济政策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从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情出发,巩固工农联盟,维护无产阶级专政,探索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方式。这一政策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留下宝贵经验与科学理论。本文以1921年至1924年新经济政策提出与实施的历史阶段为研究对象,以新经济政策的内容与实质为研究重点,以新经济政策的当代启示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对新经济政策这一丰硕的理论成果全面回顾与总结,挖掘新经济政策的思想精髓和理论要义,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与经验借鉴。在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方面,本文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总思路,在论文主干部分的五个章节,分别探讨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来源、时代背景、内容与实质、历史价值及当代启示。遵循问题导向,围绕研究主题,运用文献分析、历史分析、问题导向、比较分析的方法,实现在原有研究基础上,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与启示做出理论突破,形成一个具有一定创新性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第一部分阐述列宁新经济政策产生的思想来源。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探索,指出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厘清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实现顺序,阐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经历过渡时期,诠释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原理,讲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与对俄国革命的科学指导。说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及新经济政策的提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并开展,新经济政策的提出与实施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第二部分探究列宁新经济政策提出的时代背景。分析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农奴制经济残余广泛存在、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势力强大、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实际国情,指出十月革命后列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尝试,以及因苏维埃俄国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颠覆政权的活动,提出并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由于在结束战争后依旧试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招致国内多地爆发类似喀琅施塔得暴乱的暴动事件,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之上提出新经济政策。说明新经济政策的产生完全源于俄国的实际国情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第三部分凝练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内容与实质。在梳理新经济政策提出、推进与深化的历史脉络基础上,阐明实施粮食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重视市场作用、发挥货币与银行作用、活跃商业、建设社会主义大工业等新经济政策内容,其背后的实质是锐意进取与改革创新,并通过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找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理论体系完整体现。说明新经济政策找到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第四部分总结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历史价值。通过新经济政策实施,加强了苏维埃政权的上层建筑,夯实了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基础,提高了政权机关的工作能力,争取到了一个较为良好的外交局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提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实现了社会主义观的重大变革,为建成社会主义做了必要的准备,终将使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说明新经济政策找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使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不断变为现实。第五部分分析列宁新经济政策当代启示。从新经济政策本身出发,解析新经济政策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汲取新经济政策的经验,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国情实际出发,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定会取得建设新成就新辉煌。说明新经济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应用与体现,仍是当今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国情和时代的客观实际出发,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找到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方式,拓宽了社会主义过渡道路,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本文以新时代的视角,审视新经济政策这一历久弥新的科学思想,赋予这一经典理论以时代气息,从中汲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

公冶健哲^[9]（2020）在《达尼伊尔·格拉宁的伟大卫国战争题材小说创作研究》文中指出出生于1919年的俄罗斯着名作家达尼伊尔·格拉宁作为伟大卫国战争的参与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伟大卫国战争题材的创作,而作家在2012年获得俄罗斯“巨着奖”的小说《我的中尉》更是为当代俄罗斯战争题材作品的书写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本文通过对格拉宁卫国战争题材作品的阅读与分析,结合当代俄罗斯军事文学的整体发展情况,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出发,以时间为依据对格拉宁所有的卫国战争题材作品进行了分类与研究。本文各章节的具体内容如下:绪论。首先阐明本文的研究背景,对格拉宁卫国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情况进行简单的说明,之后对本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并对本课题的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进行阐释。第一章,以格拉宁创作于1975—1985年的伟大卫国战争纪实小说为研究对象,归纳作家在战争纪实小说创作中的题材选择、加工素材的艺术手法以及作品中的伦理向度和道德诉求。第二章,针对格拉宁创作于2000—2012间的伟大卫国战争题材小说在创作手法上的创新与转型,对格拉宁在新时期创作的伟大卫国战争题材小说中的“主观意识”以及个体战争反思中的“对话性”特征进行分析与说明。第三章,对格拉宁创作于2013—2017年的伟大卫国战争作品进行分析,重点论述该时期的格拉宁卫国战争题材小说中超越民族主义思维的局限、将战争本体视为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共同悲剧加以审视与思考的普世人道主义伦理观。结语。概括全文的主要内容,总结格拉宁卫国战争题材作品整体创作上的主要特点,以期说明格拉宁的卫国战争题材作品在当今俄罗斯文学语境中的重要地位与伦理价值。

唐诗^[10]（2019）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70个年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重重考验,已经成为地区性和世界性大国,并稳步向世界强国迈进。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继承、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后,形成了成熟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其精髓也不断发展完善,与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任务相配合,与中国外交同步迈向新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53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继承和发展这一外交智慧,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环境做出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国际格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次被明确地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写入党代会报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和平外交政策的支撑和依据,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理念,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对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对外为实现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服务。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外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化解压力、抓住机遇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重要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论断开启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是其基本出发点。从建国之初为维护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和国家独立,到为扞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再到为努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和助推经济建设发展,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立场。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最初的“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上的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外交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规范。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始终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注重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外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建安全环境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贡献了重要力量。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和基本经验十分必要。本文的主要叙述脉络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引言、正文及结语。引言部分主要对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研究重点与难点进行了论述,是对论文整体架构的把握,为论文的渐次展开提供了依据。正文部分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其基本内涵、基本属性、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相关因素和基本逻辑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对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来源,其一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时代观和国际关系思想;其二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平观念;其三来源于近代中国以来晚清、民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三个阶段的和平观念,其中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为重点论述,此外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简要分析。第三章主要阐释了建国初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内外背景后,详细分析了中国外交原则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作用,同时对这一阶段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进行评价。第四章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在国内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本文以对官方文本的分析得出和平外交政策在这一阶段徘徊发展的结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发生了重大转折,以“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中美关系的突破为关键节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得以继续发展。第五章记述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发展,其内涵不断深化并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引领中国外交走向全方位发展阶段。此后中国外交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走向,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这一阶段,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多边外交全面开展。第六章以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主要叙述内容,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迈向新阶段。第七章主要是总结了和平外交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和平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也进行了简要分析。本文的主体部分按时间脉络进行阐述,但不单纯叙述历史事件,在分析不同阶段影响和平外交政策的多种因素,如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和平外交政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进行阐释,对其实践成果加以分析,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和阶段性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了总体概述,再次强调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外交未来走向进行简要说明,同时对中国外交工作满怀希望,其必将走向日益精进与成熟。

二、从战争文化走向和平文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战争文化走向和平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1）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2）积累、扩张、收缩 ——俄罗斯外交周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20世纪末中国战争小说叙事伦理研究（1978-2000）（论文提纲范文）

（4）中越战争题材小说研究（1979-1999）（论文提纲范文）

（5）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7）《战争与和平》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列宁新经济政策及其当代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达尼伊尔·格拉宁的伟大卫国战争题材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战争文化走向和平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 [1]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D]. 连婉廷. 吉林大学, 2021(01)
• [2]积累、扩张、收缩 ——俄罗斯外交周期研究[D]. 马燕宁. 外交学院, 2021(10)
• [3]20世纪末中国战争小说叙事伦理研究（1978-2000）[D]. 李婧妍. 辽宁大学, 2021(02)
• [4]中越战争题材小说研究（1979-1999）[D]. 孔冲. 山东师范大学, 2021(01)
• [5]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研究[D]. 李效洲. 辽宁大学, 2021(02)
• [6]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D]. 田诗洋. 吉林大学, 2020(01)
• [7]《战争与和平》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 杨小帆.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8]列宁新经济政策及其当代启示研究[D]. 关震. 辽宁大学, 2020(01)
• [9]达尼伊尔·格拉宁的伟大卫国战争题材小说创作研究[D]. 公冶健哲. 浙江大学, 2020(08)
• [10]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 唐诗.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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