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入WTO与中国农业产业的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韩杨[1]（2021）在《中美农业支持政策的演变与完善——基于WTO《农业协定》影响的对比》文中提出中美两国农业支持政策具有明显的经济发展历史阶段特征,在WTO 《农业协定》生效后,既要受协定中市场准入和国内支持等规则条款的约束,也要结合各自农业资源禀赋、农产品国际贸易地位、国内农业发展变化进行动态调整。本文系统对比分析中美适用WTO 《农业协定》规则及其对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和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影响,并认为未来中国农业支持政策改革应当根据国内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保障战略需要,在全球视角下充分考虑中美农业差异,审慎完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一是加快构建农业新发展格局,统筹衔接农产品国际贸易、农业对外投资政策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建立支持农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二是明确不同阶段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目标,积极拓展、创新绿箱政策工具,在国家财力承受范围内逐步提高农业支持水平;三是逐渐推进农业国内支持市场化改革措施,逐渐调整"黄转绿、黄转蓝"政策转箱,统筹用好、用足黄箱,利用黄箱政策空间集中精准地支持特定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品种,扩大非特定产品支持规模;四是加快推进WTO农业领域规则向更公平、更平等、更包容的方向改革,各成员享有的权益和承担的义务应当与其发展阶段和能力相适应。
曹亮,李向毅,徐阳[2]（2021）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下的中国农业生产结构转型研究》文中认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融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农产品贸易发展迅速,但同时也面临着农产品比较优势转移、贸易逆差扩大等众多难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同时也是大部分国家的传统弱势产业,贸易自由化给农业带来的不仅仅是机遇,更多的是挑战。本文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入手,结合1978—2018年的农业统计数据,剖析贸易自由化进程下,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型问题。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进程下中国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总体表现为农产品比较优势的转移和农业生产的地域性迁移。
龚谨[3]（2020）在《我国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冲击及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受中国大麦种植规模减少和啤酒消费需求持续旺盛的影响,一直以来国内大麦市场需要通过进口来弥补产需缺口。2004-2013年,中国大麦年均进口量为181.31万吨,进口量相对比较稳定。2014-2018年,大麦进口量出现大幅增长,年均进口量增加到736.24万吨,其中,2015年更是达到1073.23万吨的历史高点。受国内贸易政策干预的影响,大麦进口增长的同时年际波动明显加剧,这给国内大麦及其相关产业健康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给大麦替代品——玉米市场化改革带来不小的扰动因素;给政府调控国内大麦市场供求、稳定价格带来一定困难;给特定地区的农户增收及脱贫攻坚战带来一定挑战。因此,理清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及其影响,对于完善大麦贸易和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先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梳理总结了贸易开放条件下的世界与中国大麦供需特征;其次,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分析大麦进口对国内玉米市场的替代效应,剖析大麦大量进口的原因;然后,重点分析大麦进口对大麦和关联产业贸易市场的影响,运用Armington模型分析进口大麦对国产大麦的替代弹性,运用剩余需求弹性模型分析中国大麦进口对其他大麦进口国进口来源的替代效应,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大麦进口价格对中国啤酒国际贸易的影响;再次,运用logit模型分析大麦相对价格变化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行为的影响;最后,采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贸易政策对中国大麦进口的影响。论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大麦进口波动加剧并将趋于常态化。一方面,世界大麦市场供需维持“紧平衡”状态;另一方面,中国大麦进口受饲料消费需求旺盛和贸易政策调整的双重影响,大麦进口波动明显加剧,加之进口市场集中度过高,对中国大麦进口和产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第二,进口大麦价格相对国内玉米和大麦价格更加低廉,导致大麦饲料消费需求剧增,是中国大麦进口增长的主要原因。大麦价格优势能够显着降低国内玉米饲用消费量,当大麦价格优势每吨增加100元,国内玉米消费量将减少284.2万吨;当进口大麦相对国产玉米和国产大麦的价格优势扩大时,大麦进口量会显着增加。第三,大麦进口增长对国内大麦及关联产业贸易带来显着冲击。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进口大麦对国产大麦形成一定的替代效应;大麦进口增长对澳大利亚等世界主要大麦出口国带来外溢影响;进口大麦价格提高对国内啤酒进出口形成一定的冲击。第四,大麦进口增长对国内大麦种植规模形成明显的挤压效应。从宏观层面看,大麦进口量对国内大麦种植面积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即当上一年度的大麦进口量增加1%时,本年度的国内大麦种植面积将减少2.418%,这一定程度上表明进口大麦对国内大麦种植规模形成了明显的挤压。从微观层面看,大麦相对价格的提高能够显着增强农户种植大麦意愿。当大麦价格相对其他竞争性作物价格提高时,农户种植大麦意愿也会更高。第五,非关税措施的使用对中国大麦进口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其中,将大麦纳入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货物目录对中国大麦进口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未显着增加中国大麦进口量。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拓宽大麦进口渠道,降低进口市场集中度;二是强化应对大麦进口外溢冲击的政策储备;三是充分挖掘大麦优势产区的生产潜能;四是完善大麦进口监测预警和贸易救济制度。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包括:1.从替代效应的视角对中国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2.系统地阐明了大麦进口增长的外溢冲击,为大麦和相关行业顶层设计的政策协同提供现实依据;3.定量评价了中国大麦贸易政策的使用效果。
周玲玲[4]（2020）在《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现阶段,中国正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全面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推进中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大国与贸易大国,农产品贸易开放程度也在逐步扩张,农业全面开放格局逐步形成。迄今我国已签订17个自由贸易协定,共涉及世界25个国家或地区,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是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自贸协定。其中,农产品贸易一直作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领域,双边自贸协定的签署实施必将对我国农产品部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中澳FTA建立将引发思考如下问题:首先,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进一步,伴随全球生产分工的日益细化,农业生产链条的延伸将不再桎梏于某个国家或区域内部,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又将产生怎样影响呢?更进一步,由于中国不同省份的气候环境、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等诸多因素差异悬殊,农业生产的区域非均衡性显着,且农业格局呈现高度集中特点。因此,中澳贸易自由化可能不仅对我国国家层面的农业经济产生强烈影响,而且还将影响我国不同区域的农业经济发展,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以中澳贸易自由化为研究对象,试图全面系统地揭示出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效应。鉴于此,本文综合国际经济学中的贸易理论与文献研究并结合中国实际,以中澳FTA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国家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及区域视角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不同是,本文不仅采用最新的GTAP 10的数据库与高度细化的中国区域数据库（Sino-TERM Database）,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以细致分解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效应;此外,还构建了GTAP模型与区域CGE模型（Sino-TERM模型）的链接,以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重要的参考借鉴,本文边际贡献则在于以下三大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以往文献主要侧重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端的影响研究,而本文重要区别在于以下两点:其一,不仅考察了中澳FTA对农业经济生产端的影响,还进一步从消费端阐述了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其二,本文还从农产品贸易增加值视角深度挖掘了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与产业层面阐释中澳贸易自由化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第二,数据方面。为尽最大可能与现实吻合,本文在数据库方面进行了核查与完善。主要在于以下两点:其一,在国家层面。本文采用普渡大学于2019年7月发布的GTAP 10数据库,并运用Walmsley动态递归的方法将该数据库更新到2018年,基于该数据模拟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经济效应;其二,在区域层面。本文则运用最新版本的Sino-TERM数据库,并综合现有统计年鉴、海关数据等数据信息,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及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对Sino-TERM基准数据库进行了一系列的数据校准完善,以最大可能确保数据库的精准性。第三,模型方面。拓展了中澳FTA分析框架,首先,运用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模型,探究中澳FTA框架下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分解,拆解了自贸区框架下总贸易的影响效应;其次,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深化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突破了标准GTAP模型评估国家层面经济效应的制约;最后,在标准Sino-TERM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传统“Fan分解”拓展为“FFZZ分解”,即由传统“Fan分解”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效应,而无法展示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的影响程度。故本文将其拓展为“FFZZ分解”的本地市场份额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国内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国内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来解构某个区域某种商品产出的变化效应,细化了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对部门产出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紧紧围绕中澳自贸区对我国农业经济效应展开如下一系列研究:第一,本文采用了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中1992-2018年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并依据Chen（2006）的五大类农产品分类,以细致刻画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研究发现:首先,分别阐释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谷物油籽植物油、园艺产品、动物产品、加工农产品及纺织原料农产品五大类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深度日趋增强,但我国一直长期逆差地位且贸易逆差状态在逐步扩大。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以加工农产品、园艺产品及动物产品为主;而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则主要为纺织原料。其次,测算了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MSR）和显示性比较优势（RCA）评估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鉴于中澳两国自然禀赋差异悬殊,中国以加工产品、园艺产品等农产品一直占据相对比较优势,而澳大利亚的纺织农产品则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这与中国-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结构保持高度吻合。再次,测度了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的农产品贸易结构。中国出口澳大利亚农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但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占农产品出口总量的份额在逐年递减,表明我国由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逐步向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格局过渡,这可能与我国“人口红利”总量渐趋缩小存在密切关系;而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则主要以土地密集型为主,这主要归因于澳大利亚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中澳不同要素禀赋农产品的结构演变规律,也揭示出伴随着中国农业的日益发展及居民需求的逐步提高,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结构有所转变。中澳农产品互补性日益凸显,这也将极大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第二,在中澳农产品贸易统计描述的基础上,本文继续运用了GTAP模型研究中澳FTA对农业经济效应,并重点从贸易结构、生产结构和供需结构考察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基于GTAP模型模拟结果,本文不仅从生产端分析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而且还从尝试从消费端出发探究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拓展了中澳FTA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澳FTA对我国宏观经济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无论是GDP、居民福利及贸易条件均有显着增进。从生产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部分农业部门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而从消费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促进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优化改善,主要表现为:中国家庭消费者进口大米、小麦、谷物等低附加值农产品的增幅要低于进口糖类、牛羊肉、猪肉、奶制品、水产品及加工食品等高附加值农产品;此外,中国家庭消费进口的牛羊肉、猪肉、植物油、奶制品及加工食品等产品对福利增长贡献程度要远高于大米、小麦、谷物。因此,中澳FTA不仅对我国促进宏观经济增长,而且还会促进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改善,以满足居民食物消费的多元化需求。第三,为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该链接模型能够综合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双重优势,进而从贸易增加值层面深度解构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而非仅局限于整体贸易层面。本文主要从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以下三个层面考察。首先,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国别异质性。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影响具有较强的国别异质性,极大推进中澳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增长,同时对新西兰的优势农业部门造成了正向溢出效应,而其他国家农业部门则会受到负向抑制效应。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澳农产品贸易关税削减后,直接造成贸易成本迅速下降,引致中国同日韩产生大规模的贸易转移效应,如:中国同东盟的水果蔬菜、其他作物、肉类制品及食物制品的不同贸易增加值部门均显着降低。其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的增加值分解。这里不区分贸易伙伴,将中国与所有贸易伙伴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贸易增加值具有显着影响,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存在显着异质性。从中国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最终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与中间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影响最为严重,这主要归因于我国农产品国内价值链相对较长,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加工品为主;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农业部门贸易增加值的正向促进效应要高于中国,主要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于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中澳农产品贸易一直呈现显着的逆差状态。此外,澳大利亚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农业部门的产业链相对而言更长,国内贸易增加值相对更高。最后,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重塑效应。这里区分贸易伙伴,仅指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存在显着影响。具体地,从中国视角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棉花、动物产品、牛羊肉、奶制品和食物制品等部门具有重要影响。从澳大利亚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的谷物、棉花、动物产品及奶制品等农产品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中澳FTA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中澳重要的农产品部门。第四,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区域的农业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故本文继续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本文不仅修正完善了Sino-TERM数据库,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并拓展了Sino-TERM模型的分解范式,以期评估中澳FTA对区域层面的农业经济效应,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本文主要基于Sino-TERM的初始数据库进行数据库的完善与修正。主要通过收集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3）》、《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13）》及2012年海关数据库,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和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修正完善数据库,以确保数据库尽最大可能接近现实数据,并经过多次RAS调平处理,以确保数据库的平衡。其次,本文借鉴Mark Horridge与Zhai Fan（2006）的方法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的模型链接,以能够反映出政策冲击对我国区域层面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将标准Fan分解进一步拓展为“FFZZ分解”,将传统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部分,进一步拓展为本地市场需求效应、出口国外市场需求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产品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大部分,进而能够更加详尽分解出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对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基于上述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链接模拟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区域农业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就整体层面而言,在短期内中澳FTA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影响差异性显着,无论从实际GDP变动、实际投资变动、实际消费变动、实际出口、实际进口,均呈现出沿海各个省份受益较大,而内陆地区受益较小,甚至受到负面波及。但从长期而言,我国绝大部分省份均受到正向波及效应,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在长期将有利于宏观经济发展。此外,从Fan分解视角来看,基于“传统Fan分解”发现,在短期内,除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和谷物等部门外,其余主要农产品部门的销量有所提升,主要归因于中澳FTA进口效应的影响;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均有所提升,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将有利于我国不同区域农产品部门销量的提升。此外,本文在原有Fan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FFZZ分解”,发现中澳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省份的不同农业部门的影响截然不同。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则表明不同区域不同产品部门的销量变化的分解效应大相径庭。限于篇幅,本文以中澳主要农产品部门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为例。在短期内,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虽然总体受到波及,但有些省份的奶制品产出也显示增长态势;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亦如此,虽然国家层面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但有些省份也受到正向溢出效应。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的销量均呈现正向促进效应,主要归因于长期内生产要素可以实现区域间与部门间的自由流动,进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的模拟结果发现省际间调入与省际间调出对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围绕“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的经济效应”展开一系列研究。首先,本文从国家层面出发刻画了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并分析了双边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其次,本文借鉴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探究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再次,为详细刻画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进一步对Sino-TERM数据库进行了修正与完善,并构建了Fan分解的拓展应用“FFZZ”分解,能够从本地市场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解构省际区域层面某种商品销量的变化,以期准确评估中澳FTA对我国不同省际区域农业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区域模型的有效衔接,探讨中澳FTA对我国省级区域层面的农产品的影响效应。本文还通过围绕中澳FTA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贸易增加值层面和区域层面三个维度展开一系列的模拟评估,在理论方面,能够为后续学者研究提供崭新视角与研究框架;在实践方面,基于对政策的量化研究为中国国家层面与区域层面农业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
陈元春[5]（2020）在《中国大豆国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国力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此相对的是,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反复的对中国进行指责,其中之一的理由就是中国具有不正当的贸易行为,并且要求对双边的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大豆作为我国主要进口的农产品,在加入WTO以来,进口量不断攀升,在贸易协定的谈判中有重要作用,重新对我国大豆贸易进行审视在谈判中有积极作用。本文站在全球大豆贸易的高度来分析中国的大豆贸易,在全球大豆贸易中中国进口了绝大多数的大豆,美国,巴西,阿根廷,中国等国生产了绝大多数的大豆,但是美国居于支配地位。这个支配地位不仅体现在种子,生产,贸易,加工等方面,更体现在金融,补贴,贸易规则的制定上。综合来看,这些体现了美国强大的实力,也体现了美国寻求更进一步支配地位的愿望。因此研究中国的大豆贸易离不开这个大的环境。本文首先对有关贸易的理论进行了梳理,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标准贸易模型,再到新贸易理论等,通过梳理可以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和了解。然后从种子,生产,加工,贸易和流通,消费对世界大豆及其产品进行了简单的刻画。最后运用劳伦斯指数,进口商品集中度指数,赫芬达尔指数,GL指数,Bruekhart指数,HIT指数等指数对我国大豆的国际贸易进行了量化。研究表明,从种子,生产,加工,贸易等各个环节,我们不仅在国际没有优势,就是在国内优势也不十分明显;我国的大豆进口量逐年创新高。由于影响贸易的因素很多,并且分为可以量化和不可以量化的,本文在第四章运用面板数据对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了面板数据分析,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研究认为,两个国家的GDP和人口数,人均大豆消费量,汇率,国内外的大豆价格差,距离对大豆的贸易有显着的影响,其中GDP对大豆贸易有正向影响,距离对大豆的贸易量成反比关系,汇率的回归结果是正值,说明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大豆的进口,通货膨胀率对大豆的贸易量有负向影响,中国大豆的市场价与美洲三国的价格差对大豆贸易的影响并不显着,人口对大豆贸易量的影响也是负值,人均大豆消费量是对大豆的贸易量有负向影响。不可以量化的因素对大豆的国际贸易也是有很重要的影响,究竟哪些因素有很重要的影响呢?这个要结合中国所处的贸易大环境说起,中国的贸易环境是处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下从事的国际贸易,美国的政策指向性对中国大豆的国际贸易有重要的影响,美国农业的政策目标是支配农产品的贸易,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合适的补贴和提高农场主的收入,增进社会的福利。因此本文后续的写作将按照这个指向性研究对中国大豆贸易的影响。价格是经济的核心变量,价格的高低决定了资源的流向,这也是美国支配贸易的一种手段,因此第五章开展对大豆定价权的研究。本章创新性的提出如下公式:期货价格=市场价格+中间商平均利润+操纵利润+随机波动误差则:期货价格=市场价格*（1+中间商平均利润率）+操纵利润+随机波动误差我们在这里设定中间商的平均利润率是恒定的,约等于10%,因为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如果一个行业长期保持超额利润,那么不断的资本就会进入这个行业来获取超额利润,如果一个行业长期不能获得平均利润或者亏损,那么就会不断有厂商退出这个行业,最终这个行业的利润率一定是平均利润率。同时,农产品市场是近似完全竞争市场,大豆的市场价格是在近似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均衡价格,那么从理论上讲大豆的CBOT价格也应该是均衡的,这符合一般经济学规律。通过检验可以发现大豆CBOT期货价格存在操纵行为。同时本文又设计了期货-成本（双重）价格加成差和期货-市场价格差两个指标对期货市场的价格操纵行为进行了判定。第六章分别对中美两国的大豆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定,并且将中国主要大豆的省份运用DEA法进行分解分析。研究表明中国的大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TFPG）自改革开放以来呈下降趋势,美国的大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TFPG）以3-4年为周期进行增长。对中国各省大豆的管理无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中国各地相差极大。在对中美大豆农业支持政策研究的第七章,研究表明,中国对农业的整体支持没有超过中国承诺的WTO上限,但是已经非常的逼近上限;美国对大豆的支持自从2004年以来没有超过美国承诺的WTO上限;对大豆而言,中国政府对大豆提供的大量补贴对大豆产量的提高并不明显。第八章则研究了中国大豆贸易的福利效应,研究表明,大豆贸易的长期和短期的福利波动非常明显,但是总的福利是正向的。中国进口大豆总能给中国带来福利改善。本文整体研究表明,中国的大豆贸易是在以“二战”以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下进行的,美国通过和中国签订贸易协定获得优势,又通过操弄定价权不仅长期获得了超额利润,而且大幅减少了补贴,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对中国来讲,应该在目前的这个框架下,结合大豆供给安全和成本最小化的目标,尽力参与具有定价权的期货市场交易;根据定价理论,据理力争最大化的运用WTO规则寻求最大的补贴额度,在国内则寻找效率最高的补贴数额;由于我国大豆进口的集中度很高,对供给风险也要做好相应的预判。
刘锐金[6]（2020）在《新形势下我国农业支持制度改革研究 ——政策效应评估及制度改革方向选择》文中提出自2004年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以市场价格支持、农业补贴和专项支持为主体的农业支持体系,对保障粮食安全、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等发挥了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农业支持政策进行一系列改革,先后取消了棉花、油菜籽、玉米等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逐步降低了水稻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进一步优化和创新了农业补贴政策体系。但我国农业支持政策依旧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水稻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在WTO的适宜性,国内粮食产需缺口对进口的依赖。继续完善改革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已经成为共识,但具体怎么改还存在一定的争论。为了更好理清改革思路,本研究评估了水稻、小麦最低收购价、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对农户的产品产值、物质投入的影响,探索了棉花、玉米和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不同退出方式对生产的冲击及其收储价格设定的合理性,探讨了农业直接补贴对农户种子化肥农药投入、家庭收入及其收入流动的作用,分析了水稻、小麦和玉米市场支持政策在WTO规则下的争议焦点,识别了农民对农业支持政策选项的偏好,最后提出未来政策改革方向和一些建议。主要结论如下:（1）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urvey,CFPS）4期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稻麦最低收购价和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发现:当收购价格下跌并触发最低收购价政策时,较好地稳定了政策执行区水稻和小麦种植户的产品产值,但对种子化肥农药投入的影响弱,即政策的要素投入扭曲小;随政策收购量增加,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曾对稳定东北地区玉米种植户的产品产值、增加种子化肥农药投入具有显着的作用,当2015/2016年度价格大幅度下跌时,虽然政策性收储量大幅度增加,但政策效应是负面的,无法实现政策目标。（2）运用省级统计和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和断点回归分析棉花、玉米和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发现:临时收储政策对棉花、玉米和油菜籽产量和化肥投入的影响差异大,由强到弱依次是棉花、玉米和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退出对油菜籽的负面影响最大,主要源于政策改革沟通不畅、配套政策不到位;油菜籽临时收储价格设置不如玉米和棉花有效,棉花和玉米的临时收储价格附近,种植户化肥投入明显提高。（3）运用CFPS的3期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和有序logit模型分析农业直接补贴发现:政府对农户家庭的直接补贴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尤其是规模较大的种植户,但品种之间有差异,水稻种植户特别是规模较大的种植户种子化肥农药投入对政府补贴的弹性较小;大多数农村家庭获得了农业补贴,政府直接补贴金额增加、对补贴的依赖程度提高不利于低收入农户家庭向上流动,也不利于较高收入组稳定在原收入组,而户主的健康水平则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直接补贴对中西部农村家庭的负影响较弱,非农就业能有效促进家庭收入向上流动,但无法改善政府补贴的负影响。（4）运用WTO和OECD的报告数据,比较分析水稻、小麦和玉米市场支持量及其关键参数发现:同一作物不同国家用于计算市场支持量的固定外部参考价格不同,选择有资格接受管理价格的收购量也有不同的考量;若按照美国提交WTO的计算方法,无论如何调整稻麦最低收购价政策,都会超出限额,除非取消。（5）运用Best-Worst Scaling问卷设计获得的农户调查数据,使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农户政策偏好发现:农户对无需付费的市场支持政策或目标价格补贴最为期待,对各类保险保费补贴的政策选项偏好程度低;拥有非农兼业就业机会、生活态度乐观、种植规模大的农户更加关注农业生产性投入支持,对农业收入依赖程度更高的农户则更希望直接获得货币补贴。（6）我国农业支持政策在生产促进、农户政策偏好和WTO规则之间有难以协调的矛盾,建议继续保留水稻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保持现有农业支持总量稳定,研究提高农业支持政策的地方适应性和透明度,更好落实“米袋子”省长制;大幅度提高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农村婴幼儿、儿童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的营养保障水平,增强生产经营主体的知识运用能力,更加突出农户的企业属性。
徐小锋[7]（2020）在《关税变动对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影响研究》文中提出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经历了短暂的平息之后,在2019年年中又再起波澜并不断升级。WTO自1995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关税的减让,全球关税也一直平稳下降,贸易自由化稳步推进。美国单边的加征关税破坏了了贸易自由化进程,让关税水平出现了巨大的反弹。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国家间生产协作更加密切,生产链的全球配置让中间产品频繁跨越关境,关税的增加让贸易成本以几何级数倍增长,关税水平的波动会对全球价值链下产业间跨国协作生产产生什么影响,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关税研究也势在必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尝试研究关税变动对一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情况产生的影响。首先梳理关税研究和全球价值链研究领域的文献,然后利用WTO关税数据和UIBE GVC的全球价值链数据统计分析了目前中国关税水平和全球价值链参与情况,发现中国加入WTO后关税水平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位置指数存在相反方向的变动趋势。之后全面阐述了关税减让对一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的这种促进作用,包括影响产生的背后深层逻辑,然后检验在固定其他因素下的负向影响的显着性,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具体地,文献综述部分从关税研究和全球价值链研究两方面展开,并进一步对已有研究做出评述。全面梳理相关文献,我们将关税研究领域总结为4大主题:有效保护率、最优关税、关税不确定性和贸易自由化,并逐一展开综述。在全球价值链概念阐述的基础上,也对全球价值链3大主题,全球价值链核算、全球价值链治理、全球价值链升级进行了逐一梳理。在已有文献中,我们发现关税和全球价值链交叉领域的研究甚少。现状部分从总体和不同产业对中国关税水平和全球价值链参与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就中国关税而言,平均关税显着高于美欧日三个经济体,维持在9.6%。中国农产品、工业品及中国高科技产业产品、其他产业产品以及中产产品、最终产品的关税水平均呈现先下降然后稳定的趋势。无论平均关税还是实际关税,工业品关税低于农产品关税,高技术产业产品低于其他产业产品关税。中间产品平均关税显着低于最终产品关税,但是中间产品实际关税却略高于最终产品关税。就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情况而言,中国全球价值参与度高于印度,美国和日本。中国全球价值链位置已经超过日本,但是仍然落后于美国。我国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显着高于一般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但是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确是低于一般产业的。另外,我们发现产业关税水平呈现先下降然后稳定的趋势;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是以2008年为分水岭,先上升后下降再平稳的过程,推断关税变动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存在负向关系。全球价值链位置也是呈现上升趋势,推断产业关税变动和全球价值链位置也是负向关系。理论部分分别从关税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的影响两方面来展开。关税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影响机制是在DS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融入关税在模型中的代理变量要素流动自由度变量构建的,发现其对一国最优产量产生正向影响,进而促进一国全球参与度;关税对全球价值链位置影响机制,则是在Antras等,2013模型基础上,分别构建了关税对反映位置的利润变量影响模型和关税对生产阶段的影响模型,关税通过对中间产品的替代弹性的影响,反向影响一国价值链参与位置。实证部分可以分为三小部分,第一部分实证分析关税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影响;第二部分实证分析关税对全球价值链位置影响;第三部分则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关税对全球价值链参与情况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间产品关税对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的影响显着为负,最终产品关税对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的影响同样显着为负。中间产品关税税率对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一般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都有负面影响,最终产品关税税率对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位置、一般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位置也有负面影响。中间产品关税和最终产品关税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的的直接效用和间接效用均存在。最后对全文结构和核心结论做了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和下一步可能的研究。
刘利[8]（2019）在《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文中提出农业既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产业,也是一个国家的弱质性产业,因此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各个国家均对农业实施了不同程度的支持和保护。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部署对于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具体部署内容则通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外公布,文件重点强调了要加速建立我国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体系。畜牧业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维持养殖户收入持续增长、促进畜牧业的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加强对畜牧业的支持与保护符合我国当前新形势的要求,符合我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重中之重”战略的要求,对于贯彻落实中央战略部署意义重大,有利于推进我国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养殖户收入、改善养殖户生活、维护农村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研究了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演变、支持水平及效应评价。主要内容为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立足于中国畜牧业历史演变的视角,梳理并整合畜牧业及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整体发展过程,在对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内涵与衡量方法进行比较选择的基础上,采用OECD农业支持水平测度模型,对2001年-2016年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支持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并从养殖户增收、产量增长、环境影响、结构调整方面对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效应评价。与此同时,本文立足于养殖户微观视角,通过调研的方式对畜牧业支持政策中的典型政策展开政策实施效果分析。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给出对策建议,以便为后续相关政策的优化和改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在上述内容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畜牧业发展,并将其分为:畜牧业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发展时期;中国畜牧业发展的迅速增长时期;畜牧业提质增效、结构调整时期;以及以环保为重点的全面转型时期四个发展阶段。本文通过对畜牧业结构的变动与畜牧业总量的变动展开分析,得出了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稳步上升的论断,主要畜产品供给结构趋于合理,生产模式由散养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转变。通过对畜牧业生产布局的演变分析得知,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猪生产带,其地域特征为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产区,逐步向南北两侧扩散;形成了两条完整的肉牛生产带,主要包括中原肉牛带和东北肉牛带;形成了三条完整的羊肉生产带,主要包括西北牧区、中原牧区和西南牧区;肉禽生产带以东部省份为主,蛋禽生产带则以中原省份为主;奶业优势生产带则主要集中于东北、华北及京津沪等城市郊区。通过对畜牧业经营主体的变迁的分析,从历史发展和时间序列的角度看,我国畜牧业经营主体由上世纪初的农户家庭的副业形态,分离出畜牧专业户,再到现在的专业化畜牧业公司。2.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梳理,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详细阐述。分析了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实施现状及其特征。2007年起,我国加大了通过实施市场价格支持和生产者补贴政策,对畜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了畜牧业的快速发展。最后,总结了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发展的演变规律:一是畜牧业政策阶段性目标差异性强,政策目标趋向于多元化;二是在对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演变梳理中发现,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实施是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本质是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利益博弈过程中不断调整利益分配的过程。3.通过对畜牧业支持政策衡量方法比较选择得知,WTO方法仅能够作为一种用于谈判的工具,而OECD农业支持水平的测量方法,可以测量包含国内和边境的农业支持政策,其测算农业支持水平目的则在于进行政策评价、政策分析和政策解读。因此,利用这一方法可以更好地测算、评估国家全部的农业政策,它的作用既能够进行国际间对比,又能够帮助国家农业政策展开评价与分析,对于提升政策效率意义重大。基于这一客观事实,本文采用了OECD评估方法来对我国畜牧业的支持水平进行评估。基于OECD农业支持水平测度模型,对我国2001年-2016年以来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分类和支持水平进行测度,发现有以下几点特征:一是从畜牧业支持政策水平总体来看,2001年-2016年我国畜牧业支持总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可分为两个阶段,在2001年至2006年之间,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水平较低,对畜牧业支持力度非常小;自2007年起,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及畜牧业支持政策支持力度的增强,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快速提高。二是从畜牧业支持政策的结构来看,生产者支持占比始终较大,进一步细分得知,在生产者支持内部构成中,生产预算支持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相较于生产预算支持,市场价格支持的贡献更大。三是从不同种类畜产品支持水平来看,各项畜产品在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猪肉、牛肉、羊肉、羊绒的支持水平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但是禽肉和牛奶的支持水平却存在相对较大的波动。禽蛋和羊毛的支持水平多数年份基本为负值,且禽蛋的支持水平负值较多,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造成上述三种特征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边境保护政策作用,二是国内饲料粮价值转移,三是受疫病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导致的畜产品价格波动。4.本研究对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效应展开了探索。在数据采集的过程中了解到我国农牧民的牧业收入与我国财政对畜牧业的支出总量之间,存在同方向变动关系,这就意味着增加对畜牧业的财政支持则会增加农牧民的收入,但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农牧民收入增长效果较弱。我国畜牧业总产值与财政对畜牧业的支出总量之间也存在同方向的变动关系,也就是说增加对畜牧业的财政支持能够推动生产的增加。然而,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畜牧业总产值相对增长效果同样较弱。另外,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有利于污染治理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合理性,加强畜牧业支持力度能够起到对排污增量的抑制作用,但效果并不明显。畜牧业支持政策是畜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肉牛产业发展的政策,同时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结构和畜产结构组成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畜牧养殖”示范工程的推广在肉牛产业以及拥有秸秆饲料优势的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发展比较好,但是畜种结构选取的是全国的数据,畜种结构的改变在各个区域并不均衡。同时本研究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的时间范围在2001年-2016年,在此阶段畜牧业结构的调整相对放缓,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畜种结构变化作用较弱。5.从养殖户微观维度出发,在吉林省生猪养殖户调研访问的基础上,从养殖户对政策认识程度、满意程度,并深入了解总结养殖户不满意的原因,对生猪养殖支持政策进行评价。结合养殖户调研访问结果,对生猪养殖各项支持政策实施中影响养殖户满意的因素,即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资金补助为主要方式的生猪养殖支持政策,多数没有侧重点,基本上对大多数养殖户具有普惠性,尤其是生猪疫病防控类政策,一旦发生疫病,相较于散养户,大规模养殖户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而政策并没有因为养殖户风险的大小而有所差别。二是规模化养殖支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两个问题:一方面,补贴方式以资金为主,缺乏技术扶持、疫病防控的指导,方式单一;另一方面,补助领域为养殖生产环节,不能满足养殖户对销售、管理经营等方面需求。三是宏观调控中的生猪生产和市场信息预警监测机制存在政府宣传力度不足,养殖户认知程度不高;以及该机制对市场信息的预测不全面,对养殖户的生产安排没有起到实际应有的作用的问题。四是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门槛高、审核程序复杂、申请周期长、资金发放过程存在程序繁琐的通病。6.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以及畜牧业发展的基本形势,提出政策建议:改善对畜牧业支持资金的使用方式、建立健全畜产品价格监测和市场信息预警机制、构建全国性畜牧业政策保险大灾准备金制度的运行机制框架、进一步完善畜牧业生态保护政策,推动畜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并提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促进健康养殖、提高畜牧业生产技术水平、增强养殖场疫病防控能力、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基地建设、发展现代草地畜牧业、支持牧区畜牧良种推广为我国畜牧业未来支持政策的重点。
晋乐[9]（2018）在《国际规则约束下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WTO和OECD指标评价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入世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以增产为导向的粮食国内支持体系。然而,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这种国内支持方式正面临较大国内外压力。国内方面,粮食生产成本上涨、国际竞争力不足,在缺乏有效边境保护条件下,以增产为导向的国内支持面临生产、进口、库存“三量齐增”的尴尬局面。国际方面,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越来越多的受到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与影响。美国于2016年向世界贸易组织（Wto）起诉,声称中国在2012-2015年间粮食国内支持水平已超过“入世承诺”规定上限。同时,作为Wto贸易谈判重要参考的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每年向全球发布、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农业“国内支持”指标也显示出中国粮食生产者支持水平处于历史高位。贸易规则的“天花板”已开始对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构成实质性约束。面对国内外双重挑战,粮食国内支持政策急需调整,如何调整国内支持政策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本文研究目标是甄别出既符合国际贸易规则与国际公认的农业政策评价体系,又能缓解国内粮食产业“三量齐增”现实压力的最优政策,以期为今后粮食国内支持政策调整提供参考。根据国际惯例,“国内支持”政策主要分为三大类,即市场价格支持、收入支持和农业综合服务支持。三种政策选择中,哪种政策将是今后符合国际规则的调整重点?作为选择之一的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对保障国内粮食生产具有显着效果,但同时具有较强的贸易扭曲效果,故属于Wto限制的“黄箱”政策,受到多边贸易规则约束,同时使用该政策还会导致Oecd生产者支持这一国际主流农业政策评价指标上涨,带来较大Wto、Oecd农业政策评估压力。作为选择之二的收入支持政策,对保障农民收入具有一定效果,但以目标价格补贴为代表的挂钩收入支持,具备较强贸易扭曲效果,会增大Wto、Oecd农业政策指标评价压力;以直接补贴为代表的脱钩收入支持,虽然贸易扭曲效果较小,但仍会增大Oecd农业政策指标评价的压力。作为选择之三的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属于Wto与Oecd均允许并倡导的农业支持方式,但是这种政策不针对特定品种,通常短期内无法使得产量与农户收入显着增长,往往被认为“支持效果相对较弱”、“投资效率不高”。为此,本文将对市场价格支持、收入支持与农业综合服务支持这三种“国内支持”政策缓解国内外压力的效果进行评估与比较。通过构建中国主粮局部均衡模型、政策评估模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实证量化比较生产成本上涨条件下,三种政策对Wto、Oecd这两种国际主流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及对国内压力的缓解效果,以期甄别出符合国际规则的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最优政策选择。本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如下:第一,市场价格支持政策面临较大Wto、Oecd指标评价压力。政府干预价格收购政策会增大Wto、Oecd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压力,尤其在生产成本上涨时期,生产成本与干预收购价格的螺旋式上升,将加剧政策面临的两种国际主流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压力。一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由边境政策与国内支持政策共同组成,两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彼此替代,因此提升关税水平或是缓解“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压力的路径之一。但本研究发现,增加关税只能缓解Wto指标评价压力,不能缓解Oecd指标评价压力。不仅如此,模拟结果显示中国与日本、韩国不同,在国内外价格差不断扩大条件下,65%的最高配额外关税水平仍不足以让粮食产业免受进口冲击,一旦叠加政府干预价格收购政策,Wto“国内支持”指标水平会进一步提高,给我国市场价格支持政策使用带来更大的国际压力。根据通货膨胀水平,调整基期参考价格是缓解Wto指标评价压力的另一路径。测度显示,对1996～1998年基期价格进行平减后,中国三种主粮2011～2015年Wto“国内支持”水平均不超过8.5%的微量允许上限。但是,此次中美主粮的“国内支持”贸易争端能否调整基期参考价格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第二,收入支持政策仍将面临Wto、Oecd指标评价上涨压力。目标价格、直接补贴是两种典型的“收入支持”政策。现阶段目标价格政策采用“生产成本+合理利润”的方式制定目标价格,但理论分析与美国经验数据均表明,在生产成本上涨阶段,根据生产成本制定目标价格将会使补贴陷入扩张式增长,增加Wto、Oecd指标评估压力。直接补贴政策虽不计入Wto综合支持总量指标,但仍将计入Oecd生产者支持指标,生产成本越高,为达到相同的激励效果直接补贴数量也会增加,随之Oecd生产者支持评估压力增大。模拟结果表明,增加“收入支持”政策并不能缓解中国面临的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压力。基于土地给付的“收入支持”增加,会导致土地要素价格上涨,带动产品生产成本上涨。以玉米为例,单位玉米收入支持增加1%,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将上升0.6%。生产成本上升会触发更加强劲的“国内支持”投入需求,增加国际指标评估压力。政策评估模型显示,即使考虑在减少“市场价格支持”政策的同时增加“收入支持”政策,在边境保护水平较低、生产成本高涨的条件下,Wto与Oecd“收入支持”指标评价仍可能面临一定的上涨压力。第三,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能够降低生产成本,缓解Wto、Oecd指标评价压力。“农业综合服务”不针对特定产品与特定生产者,不增加Wto、Oecd指标评价压力,但也往往被认为支持效果不直接。对比发现,现实中生产成本较高的国家“农业综合服务”水平普遍低于具有竞争优势国家、甚至呈现下降趋势（如印尼、越南、中国等）。但实证结果表明,有针对性地选择“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方式,能通过直接替代私人投入、优化投入要素结构两种效应降低中国粮食生产成本,从根本上缓解两种国际主流的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压力。以农业基础设施为例,总体上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增加1%,粮食生产成本降低0.4%。其中,着力改善水土条件的Wto新增“绿箱”政策更倾向节约劳动投入,传统“绿箱”政策（电力、道路）更倾向节约资本与物质资料投入;Wto新增“绿箱”政策中,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能显着降低三种主粮生产成本;改善水利条件的新“绿箱”对玉米的节本效应更为突出。故结合Wto规则变化、根据不同粮食主产区地域特征、成本结构特征,有针对性的增加农业公共投资,可更高效地发挥政策效果,缓解主粮“国内支持”指标评估压力。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逐步优化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水平与结构。依据市场规律,适度调减“市场价格支持”政策;根据国际贸易规则与国内政策需求,更谨慎地论证使用农民从事粮食种植的收入保障政策;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增加“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投资。第二,有的放矢提升农业综合服务投资力度。在考虑国际规则变化、种植成本结构差异、主产地域差异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粮食主产区制定相区别的农业公共投资方案。第三,持续关注、积极融入国际农业“国内支持”规则构建。在全球贸易谈判中立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呼吁将关税水平、通货膨胀等“非国内支持”因素纳入政策评价体系,并通过国际协商谈判寻求改善。
王晓妍[10]（2012）在《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提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贸易自由化则是经济全球化在贸易领域的表现。它以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为前提,以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为背景,以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广泛实施为主要内容,以各国政府行政干预的弱化及国际间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为标志,它是一个不断推进和演变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贸易自由化不仅影响到国际贸易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而且影响到世界资源的有效配置。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与拓展,要求各种商品和要素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求得更加合理、有效的配置。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各国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都逐步消除贸易壁垒和歧视性待遇,建立更自由的贸易环境,以促进本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但是,贸易自由化对发达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不相同,所获得的利益更是相差甚远。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尽管贸易自由化为其提供了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发挥比较优势、加快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条件,但由于长期经济发展水平低,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加之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中出现的大量名目繁杂的贸易壁垒,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潜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其民族产业往往受制于国外激烈的竞争,被剥夺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产业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随着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战略地位的提高,产业安全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产业安全是经济安全和发展的基础,是国家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最根本的出发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一问题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对于产业安全的界定,本文认为,产业安全在本质上是指一国国民使其现有的或潜在的产业权益免受危害的状态和能力,产业安全的标志是一国对其产业是否拥有创始权、控制权、调整权和发展权,且以发展权的拥有作为主要判断标准。在影响国家产业安全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自由化与投资自由化成为威胁产业安全的主要诱因,同时也可以说是引发产业安全研究热潮的起源。目前,对于投资自由化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较为普遍和系统,而对于贸易自由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很少,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论述的。从根本上讲,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影响产业安全的关键因素,产业安全取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明显比较弱,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面临的风险也就更大。尽管WTO多边贸易体制允许采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来维护产业安全,但这些措施对产业安全提供的保护是暂时的,从长远看,如果产业国际竞争力弱的状况不能从根本上得以改善,那么产业安全所受到的威胁就不可能消除。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国家产业安全的最根本保障。发展中国家为维护本国产业安全,既要考虑要素禀赋所导致的国内各类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在国际贸易中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又要考虑如何加快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并从确保国家产业安全的角度出发,对各类产业的发展进行必要的规划和协调,制定针对不同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国家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和目标,是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趋利避害的关键所在。而从国家产业安全角度考虑产业发展和产业竞争力的增强,更是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的重要原则之一。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与产业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产业安全的最佳路径。本文对当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关系,并着重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WTO相关规则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维护带来的双重影响,并详细阐述服务贸易自由化和发达国家贸易政策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维护,提出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防范风险、趋利避害,确保产业安全的重要性和有效途径。对韩国、印度、墨西哥等国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实施的政策措施的经验进行总结,旨在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产业安全维护的借鉴和启示。最后从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产业安全问题入手,分别针对中国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安全状况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有效维护中国各产业安全的对策。指出产业国际竞争力与产业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有效维护产业安全的最佳路径,并具体从宏观层面提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政策建议。
二、加入WTO与中国农业产业的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WTO与中国农业产业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农业支持政策的演变与完善——基于WTO《农业协定》影响的对比（论文提纲范文）
| WTO《农业协定》生效及中美适用规则对比 |
| WTO对中美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 |
| （一）从中美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地位看贸易格局变化 |
| （二）从中美农产品市场准入看WTO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影响 |
| WTO对中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影响 |
| （一）从中美农业国内支持水平、支持结构看国内支持政策变化 |
| （二）从中美农业黄箱支持政策看WTO《农业协定》的影响 |
| 美国农业支持政策的经验及中国面临的挑战 |
| （一）美国农业支持政策的经验 |
| （二）中国农业支持政策面临的挑战 |
| 结语与建议 |
（2）贸易自由化进程下的中国农业生产结构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综述 |
| 三、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农业发展及农产品国际贸易 |
| 四、贸易自由化进程下的中国农业生产结构转型 |
| （一）农业生产条件 |
| （二）农产品播种结构 |
| （三）农业生产地域结构 |
| 五、贸易自由化对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 |
| （一）农产品比较优势转移 |
| （二）产业发展差异扩大 |
| （三）农业地域发展差异扩大 |
| 六、针对农业生产结构转型的对策建议 |
| （一）发挥中国农产品比较优势 |
| （二）继续推进工业反哺农业 |
| （三）充分利用农业生产地域优势 |
| （四）加大农业投入，提升农产品质量 |
（3）我国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冲击及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人、答辩委员会签名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农产品进口原因研究 |
| 1.2.2 农产品进口影响研究 |
| 1.2.3 农产品进口需求研究 |
| 1.2.4 国际贸易措施研究 |
| 1.2.5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性说明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替代效应 |
| 2.1.2 对外贸易政策 |
| 2.1.3 贸易救济措施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需求弹性理论 |
| 第三章 贸易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大麦供需特征 |
| 3.1 世界大麦供求基本情况 |
| 3.1.1 世界大麦生产 |
| 3.1.2 世界大麦消费 |
| 3.1.3 世界大麦贸易 |
| 3.2 中国大麦生产和消费 |
| 3.2.1 中国大麦生产 |
| 3.2.2 中国大麦消费 |
| 3.3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 |
| 3.3.1 中国大麦进口规模与进口价格特征 |
| 3.3.2 中国大麦进口的市场结构特征 |
| 3.3.3 中国大麦贸易竞争力指数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大麦进口增长的主要原因 |
| 4.1 玉米及其替代品消费概况 |
| 4.2 进口大麦替代国内玉米饲用消费的原因 |
| 4.2.1 大麦在玉米替代品中的功能和用途优势 |
| 4.2.2 大麦替代国内玉米的价格因素分析 |
| 4.2.3 不同替代品对国内玉米的实际替代量 |
| 4.3 中国大麦价格优势对玉米饲用消费的影响 |
| 4.3.1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4.3.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大麦进口增长对大麦及关联产业贸易的冲击 |
| 5.1 中国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的替代效应分析 |
| 5.1.1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5.1.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1.3 中国大麦进口来源的可依赖性分析 |
| 5.2 中国大麦进口的“大国效应”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5.2.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 中国大麦进口对国内啤酒进出口的冲击 |
| 5.3.1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5.3.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大麦进口增长对国内大麦生产的冲击 |
| 6.1 中国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种植影响的宏观实证分析 |
| 6.1.1 理论基础 |
| 6.1.2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6.1.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2 大麦相对价格对农户大麦种植意愿影响的微观实证分析 |
| 6.2.1 理论模型构建 |
| 6.2.2 数据来源和样本说明 |
| 6.2.3 变量设置和描述性统计 |
| 6.2.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政策及其影响 |
| 7.1 主要大麦贸易国的贸易政策 |
| 7.1.1 澳大利亚大麦贸易监管机构与贸易政策 |
| 7.1.2 加拿大大麦贸易监管机构与贸易政策 |
| 7.1.3 法国大麦贸易监管机构与贸易政策 |
| 7.2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政策演变 |
| 7.2.1 平稳运行期(2001-2014年) |
| 7.2.2 动态调整期(2015年-至今) |
| 7.3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政策调整的原因 |
| 7.3.1 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进口量和进口价格变化趋势 |
| 7.3.2 中国大麦产业损害的基本情况 |
| 7.3.3 澳大利亚大麦倾销与中国大麦产业损害之间的关联性分析 |
| 7.4 贸易政策干预对中国大麦进口的影响 |
| 7.4.1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7.4.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中国大麦进口波动加剧并将趋于常态化 |
| 8.1.2 价格优势引起对玉米的替代是大麦进口增长的根源 |
| 8.1.3 大麦进口增长对国内大麦和啤酒产业贸易带来显着冲击 |
| 8.1.4 大麦进口增长对国内大麦生产形成一定的挤压效应 |
| 8.1.5 非关税措施能有效控制大麦进口的规模和节奏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拓宽大麦进口渠道,降低进口市场集中度 |
| 8.2.2 强化应对大麦进口外溢冲击的政策储备 |
| 8.2.3 充分挖掘大麦优势产区的生产潜能 |
| 8.2.4 完善大麦进口监测预警和贸易救济制度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4）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中国农产品贸易开放格局 |
| 1.1.2 中澳自贸区典型特点及重要意义 |
| 1.1.3 中国农业区域发展非均衡性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技术路线 |
| 1.2.3 研究方法 |
| 1.2.4 数据资料 |
| 1.3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中澳自贸区经济效应评估 |
| 2.2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 |
| 2.3 自贸区框架下贸易增加值分解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 |
| 3.1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 |
| 3.2 中澳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 |
| 3.2.1 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
| 3.2.2 中澳农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 |
| 3.3 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类型农产品贸易结构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 |
| 4.1 模型框架与数据处理 |
| 4.1.1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
| 4.1.2 数据处理、模型校准及情景设定 |
| 4.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生产端 |
| 4.2.1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宏观层面 |
| 4.2.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产业层面 |
| 4.2.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进出口贸易 |
| 4.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消费端 |
| 4.3.1 贸易自由化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机制 |
| 4.3.2 标准GTAP模型家庭消费需求系统 |
| 4.3.3 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 |
| 5.1 世界投入产出模型 |
| 5.2 贸易增加值分解 |
| 5.3 链接机制 |
| 5.4 贸易增加值分解测算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区域CGE数据库完善与分解拓展 |
| 6.1 Sino-TERM模型框架结构 |
| 6.2 Sino-TERM数据库构建与修正 |
| 6.2.1 Sino-TERM数据库构建 |
| 6.2.2 Sino-TERM数据库修正调整 |
| 6.3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拓展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澳FTA对区域农业经济效应影响 |
| 7.1 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链接 |
| 7.2 Sino-TERM模型宏观经济闭合 |
| 7.3 Sino-TERM模型模拟结果 |
| 7.3.1 宏观经济变化——BOTE分析 |
| 7.3.2 宏观经济指标的区域异质性 |
| 7.3.3 主要农业部门产出波动的区域异质性 |
| 7.4 Sino-TERM模型Fan分解及拓展 |
| 7.4.1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 |
| 7.4.2 Sino-TERM模型中Fan分解拓展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国家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2.2 贸易增加值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2.3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的政策启示 |
| 8.2.4 区域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农产品部门分类 |
| 附录 B 标准GTAP模型主要机制 |
| 附录 C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 |
| 附录 D 中澳FTA对主要农产品产出的区域异质性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中国大豆国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一 国际贸易的概念 |
| 二 国内研究概况 |
| 三 国外研究概况 |
| 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一 研究拟解决的问题 |
| 二 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图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可能的创新与未来研究方向 |
| 第一章 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古典贸易理论 |
| 一 绝对优势理论 |
| 二 比较优势理论 |
| 第二节 新古典贸易理论 |
| 一 要素禀赋理论 |
| 二 里昂惕夫悖论 |
| 三 HOV模型 |
| 第三节 引力模型及其应用 |
| 一 引力模型 |
| 二 引力模型实证应用的定理 |
| 第四节 贸易措施 |
| 一 关税 |
| 二 区域贸易协定 |
| 三 出口补贴和进口配额 |
| 第五节 标准贸易模型 |
| 第六节 新贸易理论 |
| 一 产业内贸易理论 |
| 二 相互倾销理论 |
| 三 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理论 |
| 第二章 世界大豆概况 |
| 第一节 生产 |
| 第二节 加工 |
| 第三节 贸易和流通 |
| 第四节 消费 |
| 第三章 中国大豆的国际贸易结构 |
| 第一节 进口商品结构分析 |
| 第二节 进口商品结构相关指数分析 |
| 一 结构变化指数 |
| 二 进口集中度指数 |
| 三 产品分散度指数 |
| 第三节 产业内贸易相关指数分析 |
| 一 Bruelhart指数 |
| 二 HIT指数 |
| 第四章 中国大豆国际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主要大豆生产国概况分析 |
| 一 巴西农业概况 |
| 二 美国农业概况 |
| 三 中国农业概况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和数据来源 |
| 一 万有引力模型 |
| 二 中国大豆进口影响因素分析 |
| 三 实证分析 |
| 第五章 大豆定价权研究 |
| 第一节 定价的方法 |
| 第二节 中美大豆价格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大豆期货价格与成本的关系 |
| 一 美国大豆价格分析 |
| 二 中国大豆价格分析 |
| 三 中美大豆价格比较 |
| 第四节 大豆期货市场操纵研究 |
| 第五节 大豆期货价格的几个特点 |
| 第六章 中美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
| 第一节 中美大豆生产概述 |
| 第二节 理论模型和数据来源 |
| 一 理论模型 |
| 二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 中国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 二 美国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中国大豆主产省(区市)研究 |
| 一 理论模型 |
| 二 数据来源 |
| 三 实证分析 |
| 第七章 中美大豆补贴对贸易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农业支持政策演变 |
| 第二节 《农业协定》 |
| 第三节 中国加入WTO时承诺 |
| 一 对农业的承诺 |
| 二 对农业支持措施的承诺 |
| 第四节 中国补贴的测算 |
| 一 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 |
| 二 农业“黄箱”补贴的测算 |
| 三 农业的单项补贴值和总补贴值 |
| 第五节 美国大豆补贴分析 |
| 第六节 中国对大豆的补贴是否提高了产量 |
| 一 模型和数据来源 |
| 二 大豆产量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七节 实证分析 |
| 第八章 大豆贸易的福利分析 |
| 第一节 理论模型和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进口大豆的弹性值估计 |
| 第三节 大豆进口福利的长短期分析 |
| 第九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6）新形势下我国农业支持制度改革研究 ——政策效应评估及制度改革方向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一、现行的农业支持政策框架 |
| 二、市场价格支持政策 |
| (一)最低收购价 |
| (二)临时收储政策 |
| (三)临时收储政策退出的替代政策 |
| 三、农业直接补贴 |
| (一)补贴政策的生产效应 |
| (二)农业补贴与家庭收入及其流动 |
| 四、WTO规则与我国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改革 |
| (一)主要争端点 |
| (二)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
| 五、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制定 |
| 六、总结性评价 |
| 第四节 思路与框架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文献计量分析 |
| 第一节 材料与方法 |
| 第二节 文献计量学分析 |
| 一、期刊 |
| 二、作者 |
| 三、重点方向 |
| 第三节 被引次数前500位的文献分析 |
| 一、高引用论文 |
| 二、期刊 |
| 三、作者 |
| 四、关键词 |
| 第二章 水稻和小麦最低收购价与农业补贴政策评价 |
| 第一节 理论模型分析 |
| 第二节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一、数据来源 |
| 二、家庭特征 |
| 三、耕地与种植结构 |
| 四、农业投入 |
| 五、农业收入 |
| 六、政府补贴 |
| 第三节 政策实施情况 |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 一、实证策略与预处理 |
| 二、最低收购价政策 |
| (一)水稻 |
| (二)小麦 |
| 三、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
| (一)种子化肥农药投入 |
| (二)农户家庭收入 |
| (三)农户家庭收入流动 |
| 第五节 小结与讨论 |
| 第三章 棉花、玉米和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评价与比较 |
| 第一节 价格、生产和政策变动情况 |
| 一、国际大宗商品市场 |
| 二、棉花 |
| (一)价格 |
| (二)生产 |
| (三)化肥投入 |
| 三、玉米 |
| (一)价格 |
| (二)生产 |
| (三)化肥投入 |
| 四、油菜籽 |
| (一)价格 |
| (二)生产 |
| (三)化肥投入 |
| 五、政策实施的比较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说明 |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 一、计量分析策略 |
| 二、棉花临时收储政策评价 |
| (一)产量 |
| (二)化肥投入 |
| (三)断点回归结果 |
| 三、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评价 |
| (一)产量 |
| (二)化肥投入 |
| (三)断点回归 |
| 四、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评价 |
| (一)产量 |
| (二)化肥投入 |
| (三)断点回归结果 |
| 五、品种间比较分析 |
| 六、基于CFPS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效应 |
| 第五节 小结与讨论 |
| 第四章 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WTO规则适宜性分析 |
| 第一节 WTO农业规则体系 |
| 第二节 中美对重要农产品价格支持量的测算结果 |
| 第三节 WTO农业协定的固定外部参考价格 |
| 第四节 WTO成员国计算MPS的参考价格选择 |
| 第五节 OECD计算MPS的参考价格 |
| 第六节 小结与讨论 |
| 第五章 农民对支持政策的偏好:以橡胶种植户为例 |
| 第一节 天然橡胶支持政策实施情况 |
| 一、良种补贴 |
| 二、橡胶树保险保费补贴 |
| 三、天然橡胶造林补贴试点 |
| 四、非生产期抚育管理补助试点 |
| 五、价格(收入)保险试点 |
| 六、国家天然橡胶基地建设 |
| 第二节 问卷设计与数据获取 |
| 一、备选政策设计 |
| 二、Best-Worst Scaling方法 |
| 三、数据获取 |
| 第三节 关于多人多项选择的理论分析 |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 一、政策的偏好情况 |
| 二、回归策略与描述统计 |
| (一)因变量选择 |
| (二)描述性分析 |
| (三)回归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小结与讨论 |
| 第六章 未来的改革方向 |
| 第一节 满足地区农业差异化发展 |
| 第二节 关注农村家庭营养改善 |
| 第三节 提高生产经营主体的知识运用能力 |
|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主要建议 |
| 一、谨慎推进水稻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改革 |
| 二、提高政策制定的公众参与度和透明度 |
| 三、优化增量和存量涉农财政资金的支持结构 |
| 第三节 存在的不足和风险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关税变动对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关税保护 |
| 二、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 |
| 三、贸易自由化 |
| 四、全球价值链 |
| 五、全球价值链核算 |
| 六、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 |
| 七、高技术产业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内容与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关税与全球价值链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关税相关研究 |
| 一、关税有效保护率理论 |
| 二、最优关税理论 |
| 三、关税不确定理论 |
| 四、贸易自由化理论 |
| 第二节 全球价值链相关研究 |
| 一、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提出与发展 |
| 二、全球价值链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 |
| 三、全球价值链研究文献梳理 |
| 第三节 关税研究和全球价值链研究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关税变动及全球价值链参与的现状 |
| 第一节 加入WTO以来中国关税的变动 |
| 一、中国与其他主要贸易体关税差异 |
| 二、中国行业关税变动 |
| 第二节 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指标构建 |
| 一、基于国家间投入产出表对增加值的分解 |
| 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指标的构建 |
| 第三节 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情况 |
| 一、数据来源 |
| 二、我国与主要贸易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位置现状 |
| 三、中国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位置现状 |
| 四、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与位置指数小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中国关税变动小结 |
| 二、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指数小结 |
| 三、产业关税变动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变动的关系 |
| 第四章 关税变动对一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位置影响的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关税对一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位置影响的建模基础 |
| 一、理论模型的思想基础 |
| 二、关税对于比较优势限制的基础模型 |
| 三、模型扩展的方向 |
| 第二节 关税对一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影响的理论研究 |
| 一、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 |
| 二、消费部门决策 |
| 三、生产部门决策 |
| 四、要素流动自由度对企业决策的影响 |
| 五、关税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影响机制小结 |
| 第三节 关税对一国产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影响的理论研究 |
| 一、生产要素边际需求 |
| 二、价值链位置模型的理论基础和假设条件 |
| 三、贸易自由化对价值链增值能力的影响 |
| 四、要素流动自由度对价值链位置的影响 |
| 第四节 关税对一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影响的进一步研究 |
| 一、中间产品关税对于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 |
| 二、中间产品关税对于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 |
| 三、最终产品关税对于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 |
| 四、中间产品关税的影响差异 |
| 五、最终产品关税的影响差异 |
| 六、总结与理论假说 |
| 第五章 关税对价值链参与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关税对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
| 四、实证回归结果与分析 |
| 第二节 基于高技术产业和一般制造业的比较研究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
| 四、实证回归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动态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一、动态模型设定 |
| 二、动态模型回归结果 |
| 第四节 本章结论与政策启示 |
| 一、本章结论 |
| 二、政策启示 |
| 第六章 关税对价值链位置影响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关税对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影响的实证研究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
| 四、实证回归结果与分析 |
| 第二节 基于高技术产业和一般制造业的比较研究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
| 四、实证回归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动态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一、动态模型设定 |
| 二、动态模型回归结果 |
| 第四节 本章结论与政策启示 |
| 一、本章结论 |
| 二、政策启示 |
| 第七章 关税对一国产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关税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影响的中介模型实证研究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
| 四、实证回归结果与分析 |
| 第二节 关税对全球价值链位置影响的中介模型实证研究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
| 四、实证回归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一、本章结论 |
| 二、政策启示 |
| 第八章 总结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HS中农产品编码表 |
| 附录B HS编码17版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17版对应表 |
| 附录C 高科技行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编码 |
| 附录D 国际标准分类ISIC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应表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8）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 畜牧业支持的理论基础 |
| 1.4 研究目标与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6 逻辑框架与技术路线 |
| 1.7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中国畜牧业的发展分析 |
| 2.1 畜牧业发展历程分析 |
| 2.2 畜牧业总量与结构的变动分析 |
| 2.3 畜牧业生产布局的演变 |
| 2.4 畜牧业经营主体的变迁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演变分析 |
| 3.1 畜牧业支持政策概念界定 |
| 3.2 不同阶段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发展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
| 3.3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实施现状及其特征 |
| 3.4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发展的演变规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不同阶段中国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测算与特征分析 |
| 4.1 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衡量方法的比较与选择 |
| 4.2 基于OECD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分类及其政策含义 |
| 4.3 代表性畜产品选择及数据来源 |
| 4.4 不同阶段中国畜牧业支持水平及结构特征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效应分析 |
| 5.1 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养殖户增收效应分析 |
| 5.2 畜牧业支持政策的产值增长效应评价 |
| 5.3 畜牧业支持政策的环境效应评价 |
| 5.4 畜牧业支持政策对畜牧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效应评价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微观视角的畜牧业典型支持政策评价 |
| 6.1 生猪养殖支持政策的发展与实施现状 |
| 6.2 养殖户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 生猪养殖各项支持政策评价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畜牧业支持政策实施效果研究养殖户调研问卷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9）国际规则约束下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WTO和OECD指标评价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4 论文结构安排与技术路线 |
| 1.4.1 论文结构安排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国内支持”政策 |
| 2.1.2 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体系 |
| 2.1.3 粮食品种的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自由贸易理论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 |
| 2.2.2 贸易保护理论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 |
| 2.3 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WTO农业“国内支持”测度与评价研究 |
| 2.3.2 OECD农业“国内支持”测度与评价研究 |
| 2.3.3 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 |
| 2.3.4 近期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研究背景与分析框架 |
| 3.1 研究背景 |
| 3.1.1 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体系面临国际规则的约束与压力 |
| 3.1.1.1 WTO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 |
| 3.1.1.2 OECD农业政策评估的压力 |
| 3.1.2 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体系面临国内的压力与挑战 |
| 3.1.2.1 国内粮食生产、进口、库存三量齐增压力凸显 |
| 3.1.2.2 国内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竞争力不足的挑战 |
| 3.2 分析框架 |
| 3.2.1 政策选择一: 市场价格支持 |
| 3.2.2 政策选择二: 收入支持 |
| 3.2.3 政策选择三: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 |
| 3.2.4 缓解国际、国内压力的政策选择 |
| 第四章 评价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国际指标体系: WTO与OECD指标体系及测度方法分析 |
| 4.1 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国际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 4.1.1 WTO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 4.1.2 OECD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 4.2 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国际评价体系构成与测度方法 |
| 4.2.1 WTO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构成与测度方法 |
| 4.2.2 OECD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构成与测度方法 |
| 4.3 “国内支持”政策选择与WTO、OECD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 |
| 4.3.1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是两种指标体系的测度重点 |
| 4.3.2 “收入支持”政策在两种指标体系中占比不断上升 |
| 4.3.3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等政策免受两种指标体系约束 |
| 4.4 “非国内支持”因素与WTO、OECD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 |
| 4.4.1 两种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前提假设比较 |
| 4.4.2 “非国内支持”因素与两种农业“国内支持”核心指标评价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对WTO与OECD“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5.1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调整: WTO与OECD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5.1.1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调整 |
| 5.1.2 WTO、OECD“市场价格支持”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5.1.2.1 “市场价格支持”总量: WTO与OECD指标评价的国际比较 |
| 5.1.2.2 特定产品“市场价格支持”: WTO与OECD指标评价的国际比较 |
| 5.2 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 |
| 5.2.1 收购价格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5.2.2 收购数量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5.2.3 “非国内支持”因素对中国主粮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5.2.3.1 关税水平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机制 |
| 5.2.3.2 通货膨胀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机制 |
| 5.3 中国主粮干预收购政策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5.3.1 干预收购政策、“非国内支持”因素与“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关系 |
| 5.3.2 模型构建与参数设定 |
| 5.3.2.1 模型构建 |
| 5.3.2.2 参数设定 |
| 5.3.3 模拟结果与分析 |
| 5.3.3.1 自由贸易情形 |
| 5.3.3.2 最高关税情形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收入支持政策对WTO与OECD“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6.1 “收入支持”政策调整: WTO与OECD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6.1.1 收入支持政策调整 |
| 6.1.2 WTO、OECD“收入支持”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6.1.2.1 “收入支持”总量: WTO与OECD的对比分析 |
| 6.1.2.2 特定产品“收入支持”水平: WTO与OECD的对比分析 |
| 6.2 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 |
| 6.2.1 目标价格政策对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6.2.2 直接补贴政策对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6.2.3 “非国内支持”因素对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6.3 中国主粮收入支持政策对两种“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6.3.1 收入支持政策、粮食生产成本与“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关系 |
| 6.3.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3.2.1 模型构建 |
| 6.3.2.2 数据说明 |
| 6.3.3 模拟结果与分析 |
| 6.3.3.1 中国主粮“收入支持”政策与国际指标评价的关系检验 |
| 6.3.3.2 中国主粮由“市场价格支持”调整为“收入支持”影响预估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对WTO与OECD“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7.1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调整: WTO与OECD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7.1.1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调整 |
| 7.1.2 WTO、OECD“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7.2 两种“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 |
| 7.2.1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对两种“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7.2.2 “非国内支持”因素对两种“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7.3 中国农业综合服务政策对主粮产品“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以农业基础设施为例 |
| 7.3.1 农业基础设施、粮食生产成本与“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关系 |
| 7.3.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3.2.1 模型构建 |
| 7.3.2.2 变量选择 |
| 7.3.2.3 数据说明 |
| 7.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3.1 不同种类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私人成本替代效应 |
| 7.3.3.2 不同种类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成本结构的调整效应 |
| 7.3.3.3 不同种类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生产的总成本效应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全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全文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逐步优化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水平结构 |
| 8.2.2 有的放矢提升农业综合服务投资力度 |
| 8.2.3 持续关注、积极融入国际农业“国内支持”规则构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学者的研究 |
| 1.2.2 国内学者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4 创新与不足 |
| 2 相关理论综述 |
| 2.1 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相关理论 |
| 2.2 有关贸易自由化与产业安全问题的理论 |
| 3 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 |
| 3.1 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 |
| 3.1.1 国际贸易增长趋势 |
| 3.1.2 国际贸易格局变化趋势 |
| 3.1.3 国际贸易主体变化趋势 |
| 3.1.4 国际贸易结构变化趋势 |
| 3.1.5 国际贸易政策变化趋势 |
| 3.2 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取向 |
| 3.2.1 贸易自由化的基本特征 |
| 3.2.2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进程 |
| 3.2.3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取向 |
| 3.3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影响与推动 |
| 3.3.1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贸易规模的影响 |
| 3.3.2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差额的影响 |
| 3.3.3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安全的影响 |
| 4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 |
| 4.1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4.1.1 贸易自由化促进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的路径 |
| 4.1.2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影响 |
| 4.1.3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
| 4.1.4 产业国际竞争力、产业安全与贸易自由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
| 4.2 贸易自由化影响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路径 |
| 4.2.1 经济制度环境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 |
| 4.2.2 市场竞争环境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 |
| 4.2.3 贸易环境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 |
| 4.2.4 金融环境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 |
| 4.3 WTO相关机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 |
| 4.3.1 WTO与产业安全相关机制 |
| 4.3.2 WTO相关机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维护 |
| 4.3.3 发达国家滥用WTO相关机制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 |
| 4.4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 |
| 4.4.1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点 |
| 4.4.2 《服务贸易总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
| 4.4.3 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表现 |
| 4.4.4 服务贸易自由化影响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路径 |
| 4.4.5 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以金融业和电信业为例 |
| 5 发达国家贸易政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 |
| 5.1 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 |
| 5.1.1 管理贸易成为对外贸易政策的主导内容 |
| 5.1.2 新形式的贸易壁垒成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 |
| 5.1.3 采取多种方式积极鼓励出口 |
| 5.1.4 倡导“公平贸易”和“对等贸易” |
| 5.1.5 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
| 5.2 技术性贸易壁垒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 |
| 5.2.1 技术性贸易壁垒阻碍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 |
| 5.2.2 技术性贸易壁垒使发展中国家出口成本增加 |
| 5.2.3 技术性贸易壁垒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相关产业构成控制 |
| 5.2.4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波及和连锁效应使发展中国家损失扩大 |
| 5.2.5 技术性贸易壁垒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 |
| 5.3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 |
| 5.3.1 给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产品出口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
| 5.3.2 可能阻碍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 |
| 5.3.3 可能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 |
| 5.4 劳工标准贸易壁垒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 |
| 5.4.1 劳工标准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规模 |
| 5.4.2 劳工标准贸易壁垒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成本 |
| 5.4.3 劳工标准贸易壁垒阻碍外商直接投资 |
| 5.5 发达国家不公平竞争行为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 |
| 5.5.1 发达国家农产品补贴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 |
| 5.5.2 发达国家倾销行为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 |
| 6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维护产业安全的举措 |
| 6.1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韩国维护产业安全的举措 |
| 6.1.1 韩国的政策调整及其对产业发展的促进 |
| 6.1.2 韩国对重要产业的保护和扶持 |
| 6.2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印度维护产业安全的举措 |
| 6.2.1 印度的政策调整及其对产业发展的促进 |
| 6.2.2 印度对重要产业的保护和扶持 |
| 6.3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墨西哥维护产业安全的举措 |
| 6.3.1 墨西哥的政策调整及其对产业发展的促进 |
| 6.3.2 墨西哥对重要产业的保护和扶持 |
| 6.4 韩国、印度、墨西哥维护产业安全的经验 |
| 6.4.1 实行渐进有序的贸易自由化 |
| 6.4.2 保护和扶持需与产业结构升级相结合 |
| 6.4.3 完善国内相关法律体系 |
| 6.4.4 形成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有效互动机制 |
| 6.4.5 灵活运用多边贸易规则 |
| 6.5 韩国、印度、墨西哥维护产业安全的教训 |
| 6.5.1 贸易自由化进程过快不利于产业发展 |
| 6.5.2 国家过度干预带来负面影响 |
| 6.5.3 过分依赖国外市场构成产业安全隐患 |
| 7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的产业安全 |
| 7.1 中国的产业结构与产业安全 |
| 7.1.1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与问题 |
| 7.1.2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产业结构问题对产业安全的负面影响 |
| 7.2 中国的农业产业安全问题 |
| 7.2.1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农业产业安全状况 |
| 7.2.2 “入世”给农业产业安全带来的挑战 |
| 7.2.3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问题 |
| 7.2.4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对策 |
| 7.3 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安全问题 |
| 7.3.1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制造业产业安全状况 |
| 7.3.2 “入世”给制造业产业安全带来的挑战 |
| 7.3.3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制造业产业安全的问题 |
| 7.3.4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制造业产业安全的对策 |
| 7.4 中国的服务业产业安全问题 |
| 7.4.1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服务业产业安全状况 |
| 7.4.2 “入世”给服务业产业安全带来的挑战 |
| 7.4.3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服务业产业安全的问题 |
| 7.4.4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对策 |
| 8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政策建议 |
| 8.2.1 充分利用WTO多边贸易规则 |
| 8.2.2 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 |
| 8.2.3 构建和完善维护产业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
| 8.2.4 建立符合国情的产业安全管理体制 |
| 8.2.5 建立完善的产业安全预警机制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加入WTO与中国农业产业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农业支持政策的演变与完善——基于WTO《农业协定》影响的对比[J]. 韩杨. 国际经济评论, 2021(06)
- [2]贸易自由化进程下的中国农业生产结构转型研究[J]. 曹亮,李向毅,徐阳. 广西财经学院学报, 2021(04)
- [3]我国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冲击及贸易政策研究[D]. 龚谨.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4]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D]. 周玲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5]中国大豆国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陈元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新形势下我国农业支持制度改革研究 ——政策效应评估及制度改革方向选择[D]. 刘锐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关税变动对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影响研究[D]. 徐小锋.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8]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D]. 刘利.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
- [9]国际规则约束下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WTO和OECD指标评价视角[D]. 晋乐.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3)
- [10]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问题研究[D]. 王晓妍. 东北财经大学, 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