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血引发的问号——上海凤凰酒店“10.21”惨案后

一、烈火与鲜血提出的问号——上海凤凰大酒店“10·21”惨案发生以后（论文文献综述）

谈笑^[1]（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王铭子^[2]（2018）在《现代汉语全量范畴及其教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现代汉语中全量范畴的具体表现形式为研究对象,从词汇、语法、句式等不同层面考察现代汉语共同语表达全量范畴的方式及特征。本文针对具体的全量表达形式从形式、意义和语用价值等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力求较客观、全面地揭示其特征和规律。本文在汉语本体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就全量范畴表达形式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描述和分析,并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提出教学方案,从教学思路、教学方法等方面改进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策略。本文一共有分九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并系统整理了与汉语全量范畴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第二章主要研究现代汉语全量范畴的词汇表达形式,这些全量词汇形式可以实现对所指事物的全量指称。本章将对现代汉语全量词汇系统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分析。重点研究同义词之间的区别。这是留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感到最困惑的部分。第三章以汉语全量范畴表达的重叠形式为研究对象,主要分为名词重叠和量词重叠两类。名词重叠,如:“人人、家家、处处、天天、事事”。量词重叠,如“个个、种种、件件”。重叠这一语法手段将汉语中的普通名词和量词赋予了“任指”的含义,以此来实现对所指对象的全量指称。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名词和量词都可以通过“重叠”来实现全量范畴的表达。究竟哪些可以重叠?哪些不可以重叠?重叠后的形式是否一定表达了全量的意义?有没有什么使用限制?这些不仅是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大难点。第四章考察和研究与汉语疑问代词有关的全量范畴表达形式。众所周知,汉语中的疑问代词除了可以表达疑问,还可以用来表达与“疑问”无关的意义,如“任指”、“虚指”等等。在这一章里,我们主要讨论由疑问代词参与构成的全量表达格式。我们按照具体结构形式中与疑问代词所连用的不同成分,将这类表达式分为三个小类:一、疑问词与副词“也/都”连用;疑问代词与无条件关联词连用;三、疑问代词对应式。第五章研究特定句式“连+NP+也/都+VP”。现代汉语中的“连+NP+也/都+VP”句式通过将某极端成员NP的个体特征凸显,借以展现所属集体的共同性特征。这是一种典型的通过极指形式来表现全量意义的句法格式。值得注意的是,成员NP的选取是决定该句式合格与否的关键。NP必须是所指对象范围内的成员,并且还具有“极端性”。与此同时,“VP”也必须满足某些特定的语义、语音或语法要求。本章将对该句式的合格条件进行充分地描写并归纳总结。第六章的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中由否定词参与构成的全量表达形式。和“全量”一样,“否定”也是语言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语义范畴,它在不同的语言中也有各式各样的表现形式。这两种语义范畴在现实的语言生活中会出现交叉重合的情况,在某一具体的语言载体中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本章的前一部分研究由双否定词组成的全量构式,即“无A不B”和“没（有）A不B”两种形式,两者在结构形式和语义功能上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后一部分研究现代汉语中几个常见的由单个否定词参与构成的全量构式,这些由单个否定词参与组成的全量构式所表达的意义都与时间范畴有关。第七章研究现代汉语中的对举形式。所谓“对举形式”是指那些在结构上拥有对称结构,在语义上又相互关联的形式（一般由偶数项组成）。对举形式普遍存在于日常语言、网络、报刊、文学、戏曲影视等各类语体之中。本章将选取现代汉语中与全量范畴相关、最广泛使用的几类对举形式作为研究对象,从其性质、结构、语义特征及语用效果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描写,揭示其表达全量意义的具体方式。这几类对举形式是“要A就A,要B就B”、“要A有A、要B有B”和“要A没A,要B没B”。对举形式的最大特征就是用有限的、少量的义项去表达出无限的、全量的意义,这是自然语言经济性与创造性的完美集合,充分折射出了人类思维模式的发散性与联想性特征。偶数项的、对称式的构成模式不仅体现出汉语在语音层面的韵律要求,同时还反映了汉民族认知方式中的某种习惯和倾向。第八章把全量范畴表达的汉语本体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实践联系起来。通过笔者多年的教学观察,以及对相关语料的统计分析,我们把留学生在汉语全量表达方面出现偏误较集中的问题提列出来。本文将结合汉语本体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解答,为对外汉语教学提出改善性的科学实用的教学策略,同时也为留学生今后学习和使用汉语的相关内容提供理论参考,帮助其有针对性地规避偏误,提高汉语水平。第九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对全文各章节的基本结论进行总结,并指出了本文的创新之处、不足之处以及后续可研究的的一些问题。本文对汉语全量范畴的系统研究,所有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对比分析法、描写与解释结合法、语表形式、语里意义与语用价值相互验证的方法。所依据的理论主要有:“小三角”理论、偏误分析理论和构式语法理论等。本文的研究旨在为对外汉语教学思路和方法的改革与创新提供理论依据,为相关问题的教学难点提供解决策略和建议。

赵郁飞^[3]（2017）在《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即以女性为创作主体、创作时间大致框定在1900—2000年的词史研究。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提出的基础上自然成立的,它既是“20世纪诗词研究”的“子菜单”之一,又葆涵有自身特定的独立性。从历史时段讲,自晚清、民国、共和国直至网络时代的一百年中,不可胜数的女词家以佳词丽句秀出闺阃、卓然挺立,不仅足以同世男性相抗轶,壮百年词史之声色;更能上摩前贤之垒,在百年词史镌刻芳名。近百年女性词史构成了对20世纪词史的补益及对千年女性词史的续写,理应获得更多瞩目。女性词将以何等姿态与分量“入史”?在近代词特别是民国词研究呈显出持续热火状态的大背景下,专门的女性词研究不免显得门庭冷落、贫瘠荏弱一些。虽然先行者已贡献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文献与理论工作,但整体系统研究20世纪女性词——也即续写《女性词史》——的工作还仍然处于学界的期待视野当中。其实,对大量女性词文献及理论的搜罗告诉我们:只要理念调转得充分允洽,对其进行整合性研究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条件已经具备。这部续写的《女性词史》虽在时段上不得不处于“续”的地位,而其理论意义则越轶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藩篱,成为中国文学熔铸对接的一个重要“中观”层面。本文绪论部分包含“近百年女性词史的概念厘定与研究起点”、“共时与历时:近百年女性词的词史定位”、“体量与坐标:近百年女性词的探研路径”三部分,除了解决了选题必要性、合法性的问题外,也基本确定了行文方法论——以政治∕物理时间断限设定章;以本时期内最杰出或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词人设定节,并在她身后选择性地安排与之关联的其他女词人;同时穿插文学潮流、重大问题等其他信息,以期营造丰富、立体、灵活的“学术观感”。虽然并未刻意求全,但正文选取的女词家也即个案也达到了百家左右。第一章“清民之际女性词坛”以传统才媛吕凤、罗庄为核心,以其他官夫人、“名父之女”等不同身份的“旧女性”作为补益,展现民国到来之前的世纪之初的女性词坛。第二章为“以南社诸子为核心的新女性词人群”。在风云万变、百废俱兴的民国,女性词史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新女性”势必造就“新词史”:“人中龙凤女苏黄”、擅书“海外新词”的吕碧城是百年中第一座高峰,她的周围还有胞姊吕惠如、戊戌变法时期杰出女性薛绍徽、千里寻父的康有为之女康同璧等。“湖湘双璧”张默君与陈家庆是南社女词人最高艺术成就的代表,而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女性收藏家潘静淑等都各臻精诣。在“秋风秋雨”笼罩下,还出现了秋瑾至友徐自华、徐蕴华姊妹以及虽属社外而受秋瑾影响深巨的女杰刘韵琴与郭坚忍。南社,为百年女性词史带来了强健的发端。第三章“民国中后期学人与艺人词坛”时期是词史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密集地诞生了沈祖棻、陈小翠、周錬霞、丁宁（具体位置在下一章）“民国四大女词人”——也是百年、千年中的一流词家,为波澜壮阔的女性词史长篇谱就了高潮澎湃的最强章回。本章对相对火热的沈祖棻研究提出了路径上的反思商榷,回顾了尉素秋、冯沅君的抗战心史,论证了陈小翠所以称为“百年冠冕”的理由,并为“万人低首拜红裙”的周錬霞作出了现代性别意识下的学术判断,最后简述了福建何振岱老人门下“寿香社女词人群”的创作情况。第四章“共和国初建期词人群体”中,深入剖析了由民国入共和国的卓越女词人丁宁历经数十年磨折的填词生涯,表彰了共和国第一代女词家代表、曾流落新疆的蔡淑萍记录时代创痛的词业成就,回顾了茅于美的绝美情词,最后梳理了岭南女性词发展小史——包括冼玉清及朱庸斋门下的沈厚韶、梁雪芸、苏些雩,其中苏氏以清新明畅的时代风貌堪称分春馆女弟子翘楚。第五章“以学人为主干的新时期词群”。在风雅赓续的荆棘路上,一定是学人保存着那一颗火种。本章首先介绍了词名沉埋的刘柏丽,她以纤手挽起颓势,在新时期鼓荡起英迈的稼轩风,是“当代学辛首功”。特色各异的“学人三家词”段晓华、景蜀慧、李舜华至今还活跃在词坛上,而享誉十数年的李静凤堪称当代婉约大家,她的《散花词》是百年女词人存词量之最。新时期不可不提桃李满天下的叶嘉莹,她继承了苦水门风,并传递到了女弟子曾庆雨、石任之一代青年词人手中。第六章为“网络女性词坛”。如果说民国三十年是“黄金时代”,那么自2000年以来迎来创作、艺术高峰的网络词坛就是女性词的“白银时代”:任淡如创办了最着名的诗词网站之一菊斋,其中不仅有第一代“偶像级”词人孟依依,更有以秦月明、看朱成碧、如月之秋为代表的女性作者,她们为早期网络词史留下亮丽的色彩。问余斋主人、添雪斋是网坛一流女词人的代表,她们一守正、一开新;一雄浑、一奇丽,形成了双峰并峙的局面。发初覆眉横空出世,以空灵幽深的“小眉体”直指人心,带来了女性与文学遇合所能发生的最美妙的“化学反应”。如今最为活跃的新生代女词人夏婉墨、唐颢宇及她们创新意味浓郁的创作,让我们对古典诗词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乐观和希望。第七章“港台及海外女性词坛”引入地域观照视角,对文化环境、创作生态有别于大陆的香港、台湾、海外女性词人进行梳理论述。其中佼佼者如香港之张纫诗、潘思敏;台湾之琦君、张荃及海外之李祁、张充和,皆面目自具、各足成家。时间、空间的双重维度共同撑构起繁复多元、生机勃勃的百年女性词史。

田丰^[4]（2016）在《历史、革命与审美—对左翼乡土小说的多元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左翼乡土小说的评价经过了多次波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左翼乡土小说曾经备受推崇,但到文革时期,因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论的影响,遭受到一定的打击。进入新时期以来,1927-1937年间的左翼乡土小说因为带着明显的阶级标识和现实功利意图,往往不被研究者重视,这从近些年来的研究情况也可以见出。这种研究现状与左翼乡土小说的实际贡献和历史价值是不相符的。左翼乡土小说不仅上承五四乡土小说,而且还开启和影响了解放区乃至建国后的乡土小说创作,因此对于左翼乡土小说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乡土小说整体演变情况的认识。具体而言,本文先从左翼乡土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的异同比较切入,接下来分别从“文艺大众化讨论背景下的左翼乡土小说写作”、“左翼乡土小说中的伦理图景与革命书写”、“左翼乡土小说的身体政治与革命书写”、“左翼乡土小说的革命想象与叙事”等方面展开详细论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左翼乡土小说的“审美表征及审美形态”、“历史价值与局限”,结合具体作品论述了左翼乡土小说的源流、构成、成就与贡献,最后针对当下文学创作现状提出批评和建议。左翼乡土小说家大都经历过大革命的洗礼,革命早已融入到他们的血液之中,大革命失败后他们纷纷以笔为旗坚守在文学战线上,在国民党白色恐怖和文化围剿的严峻情势下有力地配合了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紧随时代步伐,纷纷致力于描写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从而在表征革命理想的同时激发起农民的革命热情和斗争精神。左翼乡土小说家既十分注重表现农民的觉醒及其反抗,同时也注意深入分析造成农民深重苦难的社会根源和阶级原因,从而使得读者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之所以会爆发的根本动因。左翼乡土小说家不仅扩大了乡土小说的表现范围,而且还非常重视对于乡村风景、风情与风俗的描绘。在左翼乡土小说中,乡村已经不再是处于静态中的悲凉的乡土,而是成为动态的革命的热土。总体而言,左翼乡土小说家和五四乡土小说家无论在创作理念还是思想意识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左翼乡土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并没有完全断裂开来,在这两者之间依然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既同中有异又异中有同。为了让普通民众也能够欣赏和接受革命文学,左联自成立之日起便非常重视文艺的大众化,为此先后进行过三次文艺大众化讨论,这对左翼乡土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翼乡土小说无论从语言还是句法乃至语体风格上相较于五四乡土小说而言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左翼乡土小说的叙述语言和对话也较为贴近农民生活用语的原貌,大都简洁明了,趋近于口语化,小说句式也多以短句为主,句法倒装和章法零乱等欧化话语模式已经较为少见。同时,左翼乡土小说家还大量增加了对话在小说文本中所占的比例,并且还经常通过对话和动作来暗示人物的心理变化,而较少采用静止的心理刻画。在左翼乡土小说中嵌入了大量的方言土语、民谚俗语以及民歌民谣,增强了左翼乡土小说的风土味和地方色。不仅如此,左翼乡土小说家还借用和改编民歌曲调创作出具有现实性、阶级性和斗争性的歌谣,以此来表达强烈的革命情感,鼓舞人民的战斗意志。左翼乡土小说家分别从家庭伦理、经济伦理和政治伦理这三重视角来展开革命叙事。左翼乡土小说家大都经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对于五四伦理道德革命尤其是家庭伦理革命并不陌生,因而他们往往会借助家庭伦理来书写革命,藉此瓦解和颠覆反动统治赖以存在的伦理基础,同时赋予革命以合法性和合理性。具体而言,左翼乡土小说主要从父子伦理、情爱伦理和家族伦理等三个方面来展开革命叙事。政治是集中了的经济,中共要想组织和动员工农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就必然要涉及到农民的经济问题,尽量满足农民的土地需求,这就使得远离土地革命实际场域的左翼乡土小说家能够借助经济伦理图景来想象和书写革命。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往往会通过揭示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获利不义、为富不仁等恶德恶行来赋予土地革命正当性、必要性与合法性。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下,不仅地主阶级展现出“经济人”的一面,即便是普通农民身上也有着“经济人”的一面,但此种“经济人”意识的生成有时反倒能够让农民认识到自身利益所在,进而体认到革命的价值和意义。此外,阶级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因而左翼乡土小说家还非常重视在小说中揭示造成阶级间巨大经济差异的内在根源。中国传统社会自古以来便将伦理和政治高度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伦理治国的管理体制和统治秩序,同时左翼乡土小说又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浓郁的政治色彩,因而左翼乡土小说家十分注重从政治伦理角度展开革命叙事。左翼乡土小说家基于政治伦理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证革命的必要性,首先他们充分肯定农民革命意识和阶级观念的觉醒,热情歌颂他们从事阶级斗争的英勇壮举；其次极力否定官僚阶层和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以便帮助农民们认清他们的真实面目和凶残本质,从而抛弃对于官僚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所存的幻想。任何革命都要由人来付诸实践,土地革命要想深入开展下去就必须广泛动员劳苦大众参与其中,而这就必须充分利用农民的身体欲望和身体需要,左翼乡土小说家对此也有着浓墨重笔的表现。但在革命发动之后确有必要对农民革命者乃至革命知识分子进行适度的身体规训和改造,以便将革命者的身体置于严密的革命纪律管控和约束下,使之服从革命的现实需要。左翼乡土小说家还对农村女性的苦难遭际和血泪痛史进行了揭示和暴露,以此来引起人们对农村女性现实处境的同情和关注。左翼乡土小说家大都没有农村革命或者苏区生活的经历体验,他们只能根据自己以往的革命体验和耳食到的一些材料对农村革命进行文学想象。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对于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形并不熟悉的情况下之所以热衷于展开想象性叙事,既与他们的出身经历和创作态度有关,同时又与中共以及左联的大力倡导紧密相关,藉此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当时民众尤其是青年迫切想要了解农村土地革命实际情形的愿望。虽然左翼乡土小说家大多没有亲身经历过农村革命,但他们却大多有过一定的农村生活经验,这就为他们想象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和现实基础。此外,左翼乡土小说家还借助本土文化资源、外来资源以及通过查阅报纸、走访朋友等多种途径来获取创作素材,以此来进行革命想象。毋庸置疑,左翼乡土小说确然是有着鲜明政治色彩的政治化写作,但这并非就意味着左翼乡土小说家为了政治而全然忽视小说的审美表现,他们不仅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建构起具有独特审美特质的政治美学,而且还呈现出身体美学、悲剧美学和暴力美学等独具特色的多样化审美形态。革命文论家对于“力”和“美”的呼唤在左翼乡土小说家那里也得到了热烈的回应,他们在小说文本中将力与美结合在一起,揭示出血与火的时代里农民革命意识的觉醒及其英勇顽强的抗争精神和革命意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和审美表征。左翼乡土小说家依照现实经验和直觉感悟,遵从身体经验的感性逻辑,呈现出带有原初意味的革命者的身体美学。由于当时敌对势力的过于强大致使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常常陷入逆境乃至遭遇失败,因而在左翼乡土小说文本中常常可以见到悲剧,但小说中的革命民众并没有因遭受挫折或者失败而一蹶不振。总之,“悲壮”而不“悲伤”已然成为左翼乡土小说家自觉的审美追求。左翼乡土小说家通常不会在小说文本中赤裸裸地描摹革命暴力,而是通过对暴力的美化使得革命暴力行为不仅不会与血腥屠杀联系起来,反倒会让读者产生愉悦、振奋的审美快感和审美体验。自左翼乡土小说诞生之日起逐渐地将乡土小说引向革命化和政治化的创作道路,从而赋予乡土小说明确的政治内涵和强烈的斗争色彩,实现了继五四乡土小说之后的重大转折,在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贡献。究其实质,左翼乡土小说家并非单单为了迎合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从事文学创作的,他们的小说文本也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审美内涵,比起他们的前辈来也的确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左翼乡土小说家扭转了早期革命文学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创作倾向,从而为之后将乡土小说引向革命现实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一环,虽然左翼乡土小说难免会有所局限,但也自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对于当下的乡土小说创作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当今的乡土小说家需要以开阔的胸怀和宽容的眼光来看待1930年代与京派乡土小说双峰并峙的左翼乡土小说,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让当下的乡土小说创作少走弯路,以便取得更大的成就。在研究方法上,坚持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理论剖析和文本细读同时并重,立足于从整体上把握左翼乡土小说,深入研究和阐释其形成原因、影响因素、总体特征、表现重心、审美形态以及其文学史意义。通过对于左翼乡土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京派乡土小说之间的异同比较来总结左翼乡土小说的创作特点,力图通过横向和纵向、历史和逻辑的多元比较与深入辨析来把握左翼乡土小说的意识形态、形式特征和美学样态。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注意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文论的最新成果,借助西方伦理学、美学和文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多种理论对左翼乡土小说进行深入剖析,同时注重充分挖掘和运用原始史料和文献资料。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坚持论从史出,力求回到现场触摸历史脉络,从材料中提炼观点。

章家谊^[5]（2015）在《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批评语言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一项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关于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的批评语言学研究。母语教育是应用语言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语文教科书则是母语教育最重要的媒介。然而,我国目前对语文教科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经验层面,即使是学术层面的研究,也多是在学科教育学框架下开展,很少引起语言学界的关注。语文教科书可以说是人类言语行为的一种,“分析任何言语行为都应当从这一行为的本质入手”（胡范铸）。而要有效地认识语文教科书的本质,就必须理解“语文”的本质。传统语文教育理论一直纠缠于语文的性质问题,其中“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说最为流行。那么,到底如何正确认识语文/母语的性质?如何正确认识语文教育即母语教育的行为本质?母语教育是否只是一个学科的教学行为?甚至只是一个语言知识的教学行为?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重构母语教育?我们认为,语言不但是人类最基本的交际工具,更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而语文教科书不仅是语言和文化知识的样本,“不仅仅是‘事实’的‘传输系统’,它还是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斗争及相互妥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阿普尔等）；而语文教科书提供的知识类型、呈现的认知水平、构建的意识形态更是对于未来社会人群的一种塑造方案,是“关于未来的一个预言”（阿普尔等）。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在汉语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获得以外,——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怎样的知识类型,这一知识类型是否均衡?是否存在缺失?——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为学习者呈现了一个怎样的认知水平,这—认知水平是否有助于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为学习者构建了—个怎样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否一致?——在对于上述一系列问题有效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能否提出一套新的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建议和规则?由此,本文选取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的四种版本的初中阶段语文教科书,以书中所含所有名词为分析比较对象,综合运用依据观念结构理论、批评语言学理论、言语行为理论、教科书政治学理论、预设理论等相关理论,针对上述四版本语文教科书的知识类型、认知水平、意识形态等方面展开论述,从而考察当今的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是否符合语文教科书的行为本质,并就此对于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原则提出我们的批评和建议。本文共分为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综述语文教科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并介绍本文研究思路,据此提出在语文教科书研究方面前人未涉及而本文需要讨论的问题。第二章论述语文教科书行为的本质。语文是人的存在方式,因而语文教育的行为本质就是人的存在方式的教育,是人的存在性教育,必然要求语文教育应该让学生知道语言本身的各种可能性,以显示社会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因此,语文教科书,作为传达语文教育行为本质理念的载体和主要途径,其行为本质和本质功能必然是提供语言本身的各种可能性,以显示社会生活的各种可能性。本章还介绍了本文选取的分析对象——四版本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的原因和其所含全部名词概貌。第三章——第五章以四版本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的所有名词为对象,进行语文教科书的知识类型分析、认知水平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其中,第三章是语文教科书知识类型分析。基于“现行大学学科分类基本合理有效”和“母语既构成学习人类全部知识的必须,也开启学习人类全部知识的可能”的假设,通过对于语文教科书名词所反映的观念和观念结构与大学现行学科分类的对比,努力客观描写初中语文教科书知识类型结构。并进而对各种版本教科书的知识类型分析比较,得出四版本初中语文教科书虽然总体上均具有比较完整的大的知识类型框架,但是深入到具体的知识类型却可以发现,其中依然存在观念结构之间不均衡、知识类型缺失等问题。第四章是语文教科书认知水平分析。语文教科书认知水平分析可以从很多角度加以研究,本文主要讨论“认知强化功能”、“深度思维功能”及“多元思维观功能”。通过分析比较,认为初中语文教科书存在认知强化功能弱化、深度思维能力弱化、多元思维观能力弱化的问题,并提出其主要原因源于语文教科书编写存在的最大弊病——“角色预设偏误”。第五章是语文教科书意识形态分析。在回顾教科书意识形态研究的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指出最能体现语文教科书意识形态的名词还是与人有关的名词,因此本文通过对四版本所含的人物类名词本身属性隐涵的意识形态的分析来考察初中语文教科书的意识形态倾向,揭示了教科书存在的“意识形态简单化”、“意识形态刻板化”的问题。第六章是教科书“叙说”（编写）行为的规则分析。结合对四版本初中语文教科书所含全部名词的分析结论,提出针对四版本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建议。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语文教科书编写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和“策略性规则”。第七章为结语,总结全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以及后续的研究展望。总之,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为中国语文教科书的分析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为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提供切实的意见,为语文教科书的语言学视角研究作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刘宝吉^[6]（2013）在《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文中研究指明作为鲁南地方居民对1925年至1931年间严重的社会生态灾难（集中体现在泛滥成灾的匪患上）的应激反应,大刀会的传播与扩散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迁移现象。这一社群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再造了地方社会结构,修复了被土匪所破坏的地方社会生态,而莒县、沂水大刀会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典型。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鲁南旗会事件以一系列冲突的形式发生,并最终导致了黄石山惨案,莒沂大刀会由此走向了它的终点。鲁南旗会事件发生在韩氏主鲁初年,一个全新的地方社会秩序正处于重建之中。在这一国家主导的过程中,莒沂青旗会不仅面临着合法性的困境,还在自卫和自治两个方面上与政府发生了冲突。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权力网络,国家的归来对地方社会场域产生了微妙变化,地方政府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而莒沂青旗会的悲剧性结局正与此密切有关。不过,国家的扩张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境,最终导致了地方社会生态的再度恶化。大刀会在鲁南的出现与消失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地方性社会文化现象。一方面,作为地方居民的一场社会文化实践,大刀会的启动方式是地方社会生态的一种反映；另一方面,大刀会的消失是它与国家这一巨大的文化系统个体在地方社会场域中冲突、斗争的结果。鲁南大刀会的遭遇不仅折射了“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以来）地方民众一些共同的遭遇,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一些深层互动,更是一场地方性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的对话,而这种对话一直持续至今。

铁流,徐锦庚^[7]（2012）在《中国民办教育调查》文中认为引子苦涩的辉煌很多人还记得那个场面。1996年5月18日,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委员大会。这是20世纪中国民办高校的一次盛会。400多所民办高校齐聚一堂,场面宏大而热烈。翻出当年的合影,你也许能感受到这次大会的规模,并从中看到中国民办教育的希望。到了2002年,也就是这次会议后的第6个年头,短短几年的时间,当年的400多所民办高校,一路走过来,最后仅剩下40余所。齐齐哈尔职业学院（现更名为齐齐哈尔工程学院）院长曹勇安,就是当年这张照片中的一

许峰^[8]（2012）在《空间视野下的“现代”上海 ——开埠以后上海都市文化的生发与嬗变》文中认为开埠是上海现代性的开端,正是在开埠以后,菜（市）场、跑马场（跑马厅）、公园等传入到上海,而棚户区也是在此时逐渐出现。开埠后各种新型空间的生产,实际上表征着各种新型社会关系的生产。有形的菜场在租界、华界内逐一设立,带动了规范、秩序、市场、契约、卫生、人道、法治、公益等无形的西方现代理念也在不知不觉之间渗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在潜移默化中起到规训、培养的作用,而国人接受菜市场的过程也就是国人逐渐接受“现代”城市生活规范的过程。跑马厅这一空间的开创,本意是西人出于自身锻炼与娱乐的需要,但在无形之中成为西方向中国展示现代体育文明发展成果的橱窗和传播现代体育精神的温床;而国人从四面八方围聚到跑马厅、追捧春秋大跑马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国人接受西方现代竞技体育意识熏陶,认同西方先进文化植入的过程。不过,跑马厅不仅仅是强身健体的体育竞技场,还是西人耀武扬威的处所,华洋之间政治角力的漩涡中心以及不折不扣的名利场。外滩公园、虹口花园、顾家宅公园、兆丰公园等西式公园相继落成并向外国侨民及一小部分高等华人开放,在潜移默化之中促成了上海市民公共意识的觉醒及现代民主精神的勃发。以申园、张园（味莼园）、愚园、徐园、半淞园等为代表的亦公亦私的经营性私园的出现,标志着上海的传统园林建筑从封闭的私家园林向开放的经营性私园过渡,标志着从“私有”到“公享”的转变。而作为翘楚的张园,集公园、游乐场、会展中心、名利场、风月场以及政治漩涡中心于一身,清末民初之际上海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张园身上得到充分地展现。开埠以后的上海吸引了大批来自苏北的社会中下层人士到此谋生。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江北贱民”与被遗弃的“下只角”,这是苏北人及其聚居地闸北在晚清以来的文学作品中最为常见的形象,上海社会长期存在却在有意忽略、回避对于“苏北人”和“闸北”的地域歧视问题。实际上,苏北人自强不息,并非只是胸无点墨的“大老粗”,但是,对于闸北作为蛮荒之地及苏北籍产业工人作为化外之民的负面形象改造,一直要到2006年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的落成才初见成效。大宁国际在闸北的落户,一方面是在改变着闸北在上海人心目中一直以来作为贫民窟、“下只角”的负面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在这片一直以来是以劳动为美的工人区中播种下、催生出以休闲为美的中产阶级意识。中产阶级意识崛起在闸北,这一新型都市文化的产生,意味着上海正从传统的生产型社会逐步朝消费型、休闲型社会过渡。显而易见,开埠以后上海都市文化的生发与嬗变有一条明显的主线,一条关于“现代性”的主线,即上海不断地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从乡土向摩登转型。但是这种过渡和转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纵观三角地菜场、跑马厅、张园、蕃瓜弄和大宁国际这几处在上海赫赫有名的空间,尽管属性千差万别,但是它们的出现或者说生产却不约而同地折射出上海在开埠以后,中西杂糅、新旧交织、美丑并存、正负相随的独特城市风貌或者说是“地方性知识”。比如,菜场的产生既表现出强烈的世俗性又充满了浓厚的商业色彩,同时还打上了鲜明的政治干预烙印。跑马厅既是强身健体的竞技场同时又是敲骨吸髓销金窟,并且还是华洋冲突的政治漩涡中心以及斗富炫异的名利场。而作为“全国人之聚点”的张园不仅和跑马厅一样身兼多职,而且更加是以一种亦私亦公、不伦不类的形态出现。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代行了公园的职能,而且甚至比那些“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侨民公园更富于平等、公共、契约等的现代精神,也更像是“公”园。至于蕃瓜弄和大宁国际就更耐人寻味了。偏偏是在“不夜城”中,在“霓虹灯”下,大片的棚户区一望无际,大批的苏北人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而那座金碧辉煌,以休闲为天职的大宁国际不仅不是坐落在南京路、淮海路等沪上知名的温柔富贵乡,反而是诞生在闸北这个上海有名的“下只角”和苏北人的聚居地,并且不偏不倚,就在大宁国际的正东面就是“上工新村”——上海产业工人的样板居住区。一个是中产阶级的乐土,一个是劳动者的家园;一个以休闲、娱乐为特征,一个以“劳动光荣”、“劳工神圣”为标志。无论是哪一处空间,无一不是矛盾重重、张力重重,正是在多重力量的相互碰撞、共同作用下,终于,上海在曲折中不断前行,呈现出一种中西杂糅、新旧交织、美丑并存、正负相随的独特发展态势。尽管这条充满“上海特色”的发展道路是如此曲折,但主线依然十分清晰:随着菜场、跑马场、公园、生活中心等空间在上海的呱呱坠地,秩序意识、卫生观念、契约精神、公共意识、言论自由、体育精神、休闲观念等种种西方先进理念也逐渐植入、勃发,在不知不觉之中改变着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其结果不仅是上海民众的物质生活日趋现代,更重要的是上海民众的思想观念和上海的城市氛围日趋现代。这四处空间的生产过程都殊途同归地反映出开埠以后的上海正不断地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从乡土向摩登转型。百年上海,百年中国。

王学谦^[9]（2011）在《酒神狂歌与刑天之舞 ——鲁迅与尼采的家族性相似》文中研究指明尼采对鲁迅的文学气质有较大影响,鲁迅的文学个性也与尼采思想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尼采与鲁迅都属于生命文化大家族的成员,两者在思想气质上具有家族性相似。尼采是18世纪末以后浪漫主义的一个极端发展,也是存在主义的先驱。他将浪漫主义对理性的反思、批判和对生命的崇拜,提升到一种新的高度,开存在主义之先河。尼采思想在他死后,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接触尼采。鲁迅对尼采的接受,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影响与接受,达到了一种强烈共鸣的程度。鲁迅不仅在各个时期都引用了尼采的语言,而且,直接借鉴尼采的文体,鲁迅最初的杂文随感录,和尼采式箴言散文文体完全一致,因此,鲁迅也被看做是中国的尼采。鲁迅散文诗《野草》的篇幅比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短小,但是,在结构上和风格上却完全相同,甚至在思想精神上,也有明显的交叉性。鲁迅杂文所表达的思想,许多地方近似于尼采的思想。尼采对世界、人生的理解是那种他所说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式:世界是不断生成的,是变动不居、生生不息的,充满了偶然和不确定性,并呈现出一种环形结构:永恒轮回。各种事物不断产生,不断灭亡,相同者能够重复出现。这是个充满矛盾、冲突的世界,各种意志、力量不断碰撞,永无止境。尼采认为,世界就是如此,不要用道德的眼光审视世界,而应该以生命意志和艺术的眼光看待一切。要彻底祛除叔本华式的苦难感和原罪意识,要像赫拉克利特那样,把世界看成是一种游戏,就像儿童游戏一样。在这样一个世界之中,人的真正价值,就是实现个人价值,也就是超人式的不断提升自我、超越自我。这种不断超越自我的人学理想,以意志力量即权力意志为轴心,同时伴随着激烈的否定精神。权力意志的实现不是静态的或和谐的,而是在不断斗争的状态之中。对斗争的强调,以至于使尼采颠倒传统的道德观念,以恶为善,以魔鬼自居,不断反抗一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尼采的目的是要人们直面世界、人生的悲剧命运,拿出勇气和力量来,重估一切价值。尼采否定西方自苏格拉底以来的求知传统,也否定了现代知识理性及其世界观和人生观。没有普遍理性,更没有普遍真理,真理不是客观地存在在那里等待着人们去发现,真理是被创造出来的。不同的人总是依据自己的视角去观察事物,不存在永恒视角。真理和各种复杂因素有关,与个人意志有关,尤其是权力意志。尼采否定了传统基督教伦理观和世界观,博爱、爱自己的邻居等这些被普遍认可的道德观念,是不道德的,因为它遏制优秀的个人,把个人变成了一个毫无特性的群体中一员,抹杀了个人价值。所以,基督教道德是堕落、生命力衰退的表现。真正的道德是肯定自己、张扬自我的,是少数人的,是主人道德,是高贵的道德。否定自我,把自我混同于多数人之中,是奴隶道德,低贱道德。正是这种对西方文化及其传统的猛烈否定和反思,使尼采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从青年时代开始,就认为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充满矛盾、斗争的,这种思想贯穿鲁迅一生。在五四以后,鲁迅以自己的小说、杂文和散文,不断表述这种思想。在鲁迅看来,不存在一个绝对和谐的一切圆满的世界,没有黄金世界,没有大团圆,人生——生命的路,是克服重重阻力的一种长途。就像“过客”一样,永远走在路上。鲁迅希望国人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看人生,抛弃黄金世界、大团圆的空茫梦幻,直面人生和世界。这种变动不居的世界体验,在鲁迅的历史感受中表现尤为明显。鲁迅不是那种简单的进步论者或进化主义,面对进步主义,鲁迅时常犹豫、怀疑,并表现出一种循环史观:过去的历史不断在现实重复。鲁迅的不断反抗乃至追求那种永远革命的精神,都和这种历史观有关。鲁迅追求的理想人格,与尼采具有本质性的相似。鲁迅崇尚强者,正如尼采崇尚超人一样。无论是早期,还是五四时期乃至三十年代,鲁迅所渴望的理想人格,往往都是以意志力量为核心品质,是力量型的自律人格。强调个人自我选择,超越大众或一般社会心理,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真理即自我的主观判断,伦理也是自我判断。如“精神界之战士”、“这样的战士”、“叛逆的猛士”、“过客”等完全和尼采超人的气质类同。狂人、疯子、傻子等形象,和尼采的酒神精神一致,同时,也是“叛逆的猛士”的精神写照。尼采把疯狂当作反叛、战斗的必要品质。这些人物性格都具有战斗、反抗精神,在战斗、反抗之中,表现出自己不屈的生命意志。鲁迅喜欢战斗,战斗是生命力量最充分的证明。在鲁迅的战斗精神之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一种以恶为善的倾向。鲁迅的狂人、疯子,尤其是宴之敖者,明显带有尼采式的魔鬼性格特征。鲁迅不止一次地说,自己思想黑暗,也是他的恶魔性格的外露。鲁迅改造国民性及对大众看客心态的批判,最重要的内容是对驯服、奴性的否定、鞭挞,同时,也伴随着对中庸、调和人格的否定。这种改造国民性与尼采的改造人类的意图是相近似的,都是呼唤个体生命的反抗性和叛逆性,让个人变得更强大。两者都是试图以意志力量型的人格替换传统社会的忍耐、理性、节制、调和型的人格。但是,鲁迅在批判大众的时候,没有像尼采那样走得那么远,尼采完全否定大众,鲁迅则是矛盾的,他批判大众、蔑视大众,另一方面却又有对大众的同情,这种同情在于鲁迅吸收了拜伦式英雄的人道主义精神。鲁迅与胡适派知识分子的冲突,表现出尼采式生命意志与现代理性之间的冲突。在“三一八”惨案、人权论争、文学与阶级性等问题上,胡适派知识分子强调普遍公理,强调社会秩序和学校秩序,提倡普遍公理即普遍价值,提倡永恒人性,而鲁迅却强调个人立场,个体生命的反抗精神。鲁迅看到的是胡适派知识分子向权势者妥协的心态,将他们看做是“帮忙”的。鲁迅否定普遍公理,他对普遍公理、永恒人性的批判明显带有尼采式认识论、人性观的色彩,所谓公理和个人意志是结合在一起的。鲁迅以文学的阶级性反对梁实秋的人性论,其意图不在于文学是否有阶级性,而在于反对永恒不变的人性。鲁迅对传统文化、社会现实的批判贯穿着一种“价值的重估”的精神,体现出昂扬、饱满的生命意志。鲁迅激烈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的以家族制度为基础的儒家文化是吃人的文化,中国历史只是两种社会状态的循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鲁迅把中国社会看做是制作吃人的宴席的厨房,吃人现象无所不在。这和尼采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反思在精神气质上是一致的。鲁迅与尼采的相似之处在于强力激情的生命文化。这种生命文化精神也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道家文化是鲁迅生命文化精神的传统根基。鲁迅喜欢魏晋文章,喜欢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嵇康、阮籍等人。这种对魏晋风度的嗜好,体现出鲁迅对道家文化的偏爱。道家文化有不同倾向,一方面是主“静”的,一方面是主“动”的,前者节制、冷静、闲适、超脱;后者激情、冲动,狂放不羁。但是,在大一统文化压制、规范之下,道家文化的主动的、激情的因素被不断压抑、削弱,以至于被视而不见。鲁迅讨厌、反对那种主静的道家文化,却承续着主“动”的激情的道家文化精神。

叶文玲^[10]（2011）在《三生爱》文中研究表明忆（一）比情人更有缘第一眼我就看见了她。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会在这儿——法国卢昂的这间酒店遇见她?!一看清是她,我顿时又体会到那种如电击一般的头晕目眩。我敢说,世界上的任何人,对,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一遇上她,就会觉得周围的一切立时黯然失色。

二、烈火与鲜血提出的问号——上海凤凰大酒店“10·21”惨案发生以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烈火与鲜血提出的问号——上海凤凰大酒店“10·21”惨案发生以后（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现代汉语全量范畴及其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历史、革命与审美—对左翼乡土小说的多元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批评语言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论文提纲范文）

（8）空间视野下的“现代”上海 ——开埠以后上海都市文化的生发与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9）酒神狂歌与刑天之舞 ——鲁迅与尼采的家族性相似（论文提纲范文）

四、烈火与鲜血提出的问号——上海凤凰大酒店“10·21”惨案发生以后（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2]现代汉语全量范畴及其教学研究[D]. 王铭子.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3]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D]. 赵郁飞. 吉林大学, 2017(09)
• [4]历史、革命与审美—对左翼乡土小说的多元考察[D]. 田丰. 山东大学, 2016(10)
• [5]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批评语言学研究[D]. 章家谊. 华东师范大学, 2015(01)
• [6]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D]. 刘宝吉. 复旦大学, 2013(12)
• [7]中国民办教育调查[J]. 铁流,徐锦庚. 中国作家, 2012(22)
• [8]空间视野下的“现代”上海 ——开埠以后上海都市文化的生发与嬗变[D]. 许峰. 上海大学, 2012(07)
• [9]酒神狂歌与刑天之舞 ——鲁迅与尼采的家族性相似[D]. 王学谦. 吉林大学, 2011(08)
• [10]三生爱[J]. 叶文玲. 长篇小说选刊, 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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