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渠农民积极参加养老保险

一、垣曲农民踊跃参加养老保险（论文文献综述）

郝东升^[1]（2021）在《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继而蚕食华北,1937年7月7日以炮轰宛平县城和进攻卢沟桥为标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依靠军事上的优势,迅速占据了中国东南沿海及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然而,军事占领并不能从根本上稳固其殖民统治,为了向侵华日军提供稳固的后方基地,日军在各占领区组建伪政府,实施“以华治华”,而沦陷区教育作为配合日伪政府强化其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与直接的屠杀和劫掠政策截然不同,它的根本目的是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用军国主义文化取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一般而言,日伪政府管理下的教育大致分三种不同形式的教育,即奴化教育、教会教育与日本居留民教育。所谓奴化教育,是以日本政府在中国台湾、朝鲜及中国东北实施殖民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推行的一种以削弱中国人民抵抗意志,养成“顺民”的教育。教育政策的制定、教材的篡改,均以稳固统治,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为目的。从殖民教育的本质而言,培养愚民是殖民教育的根本目的,但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历届政府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中国民众的知识普及率已有很大提高,而山西省尤为显着。对此,日本政府亦有着清醒地认识:愚民教育已不能适应占领区的统治需要,欲想对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及成年人实施奴化教育,难度颇大。如能从儿童教育入手,经过数十年的教育,有可能弱化并消弭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为此,日伪政府积极检定和培训教师,开办小学,恢复小学教育。日军宣抚班和日本宗教团体在日占领区设立日语学校,招收学生,推广日语,从而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熟练掌握日语的学生,进一步强化了日军对各占领区的殖民统治。近代以来,传教士跟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渗透于中国内地,教会学校亦在传教士的积极努力下得以萌芽和发展,并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凭借其军事优势,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如何在其占领区内推行殖民教育,日本政府在鼓励创办日语学校、篡改教科书的同时,亦对当地既有的教会学校加以改造。以山西沦陷区而论,日伪政府对教会学校政策演变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太平洋战争前,对已经存在的教会学校,日本政府以殖民主义特有的排他性原则,劝告其自行关闭或接受改造,令其严格遵照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修正私立学校规程》办学,以尽可能地减弱西方国家对沦陷区教育的影响力。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于德意系教会学校,日本政府限制其发展;对于英美系教会学校强令其关停。日本政府正是依靠这种手段,逐渐实现了其对占领区内教会学校的控制。居留民教育是日本政府对其国外移民的一种教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侵华日军涌入中国的日本居留民人口激增,使得居留民教育成为现实的需要。为适应“总力战”需要,日本政府对在外居留民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进行修改,强化军国民动员体制。为使日本居留民子弟迅速适应山西占领区的环境,日本人学校增加占领区的游学及占领区知识的传授,从而为长期占领中国培养“优秀”的统治者。这使得看似孤立的居留民教育,成为沦陷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述三种教育中,居留民学校主要从事于日本居留民子弟的教育,涉及的人数有限,且是一种相对封闭的教育。教会学校遭日伪政府的督饬改造或关停,对于沦陷区教育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奴化教育是三种教育中,覆盖人数最多,日伪政府投入人力、物力最多的教育,但受日军统治不稳定的影响,奴化教育实施的时间长短不一,未能培养成日本殖民统治所需的大量“顺民”。

张文星^[2]（2017）在《山西新闻网山西形象建构研究》文中指出地区形象是一个地区对外交流的“名片”,是寻求外在发展与合作的“敲门砖”,好的地区形象就是一座“金字招牌”,对旅游者、投资者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在地区形象的传播中,媒介扮演的角色极为关键,尤其是网络媒体,相比起传统媒体既不受地域时间的限制,而且覆盖范围十分广泛,在形象塑造与传播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山西作为资源大省,近年在面对资源枯竭的强大压力下,积极探索转型道路,同时,努力改善自身形象,以期能够得到外部公众的认同,提高知名度,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然而,影响形象的因素十分复杂,使用的媒介、传播的内容等众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是否达到想要的传播效果尚未可知。本文即在此背景下展开研究。确立一个地区的良好形象需要多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问题也很正常,本文针对山西地区所出现的问题,对其提出了几点改善建议。然而,形象的塑造不能急功近利,惟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才能得到更好改善。总体上看,山西在自身形象建设和对外传播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依托该地丰富的资源,准确定位,将自身优势充分发挥,相信在未来一定能够有所突破,并取得长远发展。

张艳琴^[3]（2014）在《山西戏曲市场研究》文中提出山西戏曲在改革开放以后经过短暂的繁荣，进入了危机时期。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倡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山西戏曲又逐渐受到官方重视，渐有抬头趋势。但真实的山西戏曲到底如何？从戏曲进入危机时期开始，许多专家学者就在不断探索，但鲜有人从戏曲市场的角度研究。本文打破以往只研究剧种剧团等供方市场而忽视了戏曲需求方的研究缺陷，从供需双方的发展变化着手，进而研究山西戏曲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迁，得出一些山西戏曲的发展规律。文章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在田野调查和具体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论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着手：首先，在梳理了山西戏曲市场的历史流变和分析了其在新时期以来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基础上，文章从第二章开始，对山西戏曲市场之构成生产方（剧团）、经营场所（剧场）、消费者（观众）三方面进行研究。梳理了建国以来山西戏曲剧团的体制变迁、数量变化和区域分布，并通过详实的数据统计，看到了省级剧团和市级剧团的演出场次占总演出场次的五分之一，他们的总收入却占整个收入的五分之三；县级剧团和民营剧团的演出场次占总演出的五分之四，他们的总收入仅占五分之二。这几类剧团在市场上呈现出演出场次和总收入不成正比的现象。剧场是同时实现戏曲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场所，体现了戏曲市场的交易性特征。山西省的戏曲演出场所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是用于传统神庙祭祀演出的乡村舞台，他们洒落于山西各个乡镇农村，在戏曲的经营场所中占据主要地位，体现了戏曲不同于一般商品的集体性购买特征；第二种是近代城市兴起之后，出现的茶园、戏院进而发展成为建国后的室内剧场，作为最能体现戏曲商业交易的场所，如今却不能很好的体现其买票消费看戏的交易特征；第三种是一些为举办堂会演出所搭建的临时演出场所。在对观众的考察中，文章基于对“普通观众群”、“大学生”以及“戏迷观众”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山西戏曲市场中的消费者年龄偏大，但不缺乏年轻观众群体。他们可以接受低价戏票的购买方式，但市场上提供给他们观看演出的机会有限，传统的乡村舞台和新兴的网络是他们观看戏曲的主要渠道。大学生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未来的戏曲观众，但调查结果显示出这部分潜在的观众群体接触戏曲的机会很少，戏曲未来的消费观众存在威胁。当然，他们对戏曲的审美趋向也在调查中显现出来，这要求剧团如果要以观众为服务对象的话，就势必要调整包括演员和编剧在内的整个生产计划。戏曲市场的运作和演出业态类型体现了戏曲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性，文章以剧团为中心，考察剧团与演员、编剧、经纪人等市场要素的关系，进而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剧团与演员和编剧从建国后的捆绑关系逐渐向松散发展，越来越体现出受市场配置的倾向。至目前，剧本买卖市场已然形成。同时文章探索了戏曲经纪人的来源，分析了山西当代戏曲经纪人的类别，以及他们对山西戏曲市场有利和不利的影响。根据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和购买欲望，我们将山西戏曲市场的演出业态分为政府市场、民间市场以及政府和民间相结合的三种市场类型，并详细论述的他们的演出内容、发展变迁和特征。尤其在分析庙会演出时，文章选取了上党地区的戏曲演出、临汾蒲剧团2012年的演出和晋祠庙会演剧的发展变迁来立体式呈现山西民间庙会演出的变化，得出了目前虽然民间庙会仍是山西戏曲演出业态的主要内容，但呈现出缩水的态势。同时其购买特征体现出集体性或者纯粹的个人购买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山西戏曲在外部环境上面临着许多新兴艺术元素的竞争，内部由于管理机制上的改革，也出现了演员之间、剧团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态势引发了戏曲市场的巨大变化，其竞争的结果是市场在戏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同时也导致了从业人员和观众人数的减少。在前文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总结出了山西戏曲市场具有如下特点：大、小剧种的演出市场不平衡；演出市场呈现出地域上的不平衡；当前的戏曲市场仍以庙会演出为主，同时向多元化的演出原因发展，但演出市场在逐步缩小；剧团的演出市场层次较为清晰，呈现垄断竞争状态；新世纪以来，山西戏曲市场呈现复苏趋势，但同时也越来越小众化的发展特点。文章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分析了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内因方面得出了戏曲艺术行业在其他生产领域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的大环境中，其还是原始粗放式的生产方式，既不能提高生产力水平也不能进行集约式生产，这就决定了其单位产品内包含的价值永远不可能改变，唯一改变的只能是戏价的必然升高，这一方面对消费人群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要求政府拨款填补资金空缺，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剧团脱离政府补贴而完全走向市场是不可能的。当然，农村戏曲市场受购买力的限制，市场上将会出现鱼龙混杂的竞争局面。外因方面主要受到文革、文化体制改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山西煤矿资源整合、城中村改造、农业税费改革以及政治环境等政策性的措施影响。同时还受到大众传媒、经济危机、自然灾害等非政策因素的影响。文章在最后，运用SWOT【strengths（优势）、weakness（劣势）、opportunities（机会）和threats（威胁）】的企业战略分析方法，分析山西戏曲市场所拥有的戏曲资源和演出生态优势。生产力水平薄弱、剧团内部机制不灵活、民营剧团品牌意识薄弱、财政资助方式的老化、经纪人制度落后、戏曲观众逐年下降等是山西戏曲市场发展的劣势。同时山西戏曲市场也拥有文化体制改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山西实施发展文化强省以及现代网络媒体的发展机遇。但在这机遇面前我们仍不能忽视其激烈的竞争环境。面对于此，文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对山西戏曲市场的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张友庭^[4]（2011）在《晋藩屏翰 ——山西宁武关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一份关于卫所的历史民族志。基于对山西省西北部宁武县城的田野调查,本文尝试以这一边疆卫所的城市形态和生命历程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通过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重新考量这一晋蒙边疆地带的文化图景及其历史进程,以期在一个大的文明体系中重新发现“城市”的价值。长期以来,以卫所为中心的人类学研究还有待展开。当前的卫所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学界,他们分别关注卫所的某一特定领域,形成了制度史、经济史、历史地理学、社会史等不同研究路径,但却普遍缺乏种基于卫所之“整体性社会事实”的研究视野和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卫所研究出现了从“制度”到“城市”的理论转向,受此影响,本文即以卫所之城市形态作为这一研究的切入点。而在城市研究领域,以施坚雅为代表的经济地理学研究路径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就中国城市而言,“城”和“市”往往具有不同的指涉,衙门和市场构成了中国城市的双重结构,卫所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同时,作为长城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北部边疆卫所深受蒙汉边疆局势周期性变化的影响,使之呈现出特殊的城市发展历程。由此,基于卫所的人类学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以宁武城的城市形态为中心,本文分别从地理构成、神话传说、城市选址、空间营造、观念世界等不同角度展开具体论述,以期呈现卫所这一特殊的城市形态及其与宇宙观之间的复杂关系。宁武地区作为农耕与游牧的交错地带,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介于夷夏之间的混合文化形态,由此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神话结构,这也为后来宁武城的空间营造奠定了各种结构性因素。而作为边疆卫所的宁武城,其在城池选址、空间布局等方面必须遵循古代城市的基本营造法式。就城市选址而言,从肇城传说出发,宁武城采取了“常山蛇势”的选址图式,既满足了卫所军事防御的需要,也充分考虑了城池营建的风水原则,使这一城市选址成为“藏风纳气”的“风水宝地”,并经由宗教造景的方式逐渐完善了这一风水图景。在选址的基础上,宁武城先后完成了肇建和扩建过程,并最终形成了这一城市以凤凰为象征的城市格局：以万华泉为中心,城隍庙、关帝庙、文庙构成了这一城市的三大仪式中心,并分别代表这一城市的三套象征体系,既与古代中国的宇宙图式相适应,也由此呈现了这一城市基于帝国权力和自然象征的双重结构体系。此外,经由城郊坛庙、朝圣等仪式体系,宁武城也呈现出其“城—郊—野”的等级性观念世界,以对应于边疆卫所之“所—堡—屯”的等级性城市体系。其二,以宁武城的历史进程为中心,本文将之分为卫所时代、从卫所到府县、从天下到国族三个阶段进行论述,分别对应明朝、清朝、民国三个历史阶段,全面呈现了这一边疆卫所的生命历程及其与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卫所时代,宁武城深受晋蒙边疆局势的影响,逐渐成为了蒙汉民族关系的壁垒与中介,并逐步完成了从所城到镇城的历史性变迁,达到了其卫所时代的军事顶点,以山西总兵为中心,军户、募兵、民壮构成了这一城市的主体居民,日常所需主要仰仗朝廷的财政体系,形成了“实土卫所”的特殊城市形态。后来,崇祯末年的宁武关大战结束了这一城市的军事时代,至雍正三年（1725年）,宁武城被改为宁武府城,其基本职能也由军事堡垒转为行政中心,各级官员积极推行各种文明教化的措施,努力使之完成从卫所到州县的历史性变迁,而这一时期的蒙汉民族关系,其重心也开始从边疆战事转向边疆贸易,宁武城也随之迎来了其的商业高峰,其城市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后来,至辛亥革命前后,诸种现代性文化形态如新式教育、公司制度、铁路等逐渐进入宁武城,以现代化为中心,这一城市开始了其从天下到国族的历史性变迁。但是,抗日战争的爆发,中断这一城市的发展进程,也严重破坏了其的传统城市形态,最终造就了今天宁武城的城市面相。总而言之,本文尝试通过宁武城的城市形态及其生命史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基于拉铁摩尔的亚洲内陆边疆研究视野,全面呈现作为“整体性社会事实”的卫所形态：就城市形态而言,宁武城的空间营造虽遵循了古代城市的宇宙观模式,但也出现了不同于州县城池的特殊之处；就生命历程而言,基于不同时期的边疆局势,宁武城形成了从军镇到城市的发展历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长城沿线城市的发展模式。由此,作为“关系结合体”的边疆城市呈现出一个丰富而完整的世界,这对于经由“城市”来研究大的文明体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张高臣^[5]（2010）在《光绪朝（1875-1908）灾荒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光绪朝34年间,正处在中国封建统治崩溃的前夜,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通过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的势力步步深入,中国社会迅速向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转化。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日暮穷途,中国社会内部相继发生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与这些跌宕起伏的政治表象同步,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史所少见的重大灾害,如1877-1878年惨绝人寰的“丁戊奇荒”、1879年甘肃里氏8级大地震、1882-1890年黄河连续9年漫决、1889年的全国性大水灾、19世纪末叶连年发生的顺直水灾、戊戌维新时期以潦为主的全国灾荒、义和团运动时期以早为主的全国灾荒等等,无不在中国灾荒史上写下了令人怵目惊心的一页。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处于穷途末路的封建王朝是如何应对的?效果如何?民间社会对救荒问题又有什么反应?重灾频发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时社会各阶层对灾荒问题又是如何认识的?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深化对光绪朝历史的研究,又可为我国当前的防灾救荒事业提供借鉴,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要正确分析和评价上述问题,首先要对光绪朝灾况有一个宏观的认知。论文依据大量的档案资料,并借鉴近人的相关研究成果,采用统计分析和比较的方法,通过对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种类和频次,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空间和时间分布,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破坏强度等几个方面的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光绪时期,大洪水、大地震、大旱灾、大瘟疫、大风、奇寒汇聚在一起,交相并发,危害奇重,是中国近代社会中自然灾害发生极为频繁,自然灾害打击面极广,自然灾害破坏程度极为严重的一个时期,“茫茫浩劫,亘古未闻,历观廿一史所载,灾荒无此惨酷”①,就是对整个光绪朝灾况的恰当总结。频发的严重自然灾害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固然是深重的灾难,对于封建统治阶级亦是严重的威胁。从自身的利益和安危出发,光绪朝仿行前代采取了诸多荒政举措。论文在对清代前中期形成的荒政制度进行简要叙述的基础上,以大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为依据,着力对光绪朝的荒政举措、荒政效果及荒政实施的制度性缺陷展开分析。通过分析可知,光绪年间,朝廷和一些地方大员为防灾救荒付出了不少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防灾救荒实效,对此应予以肯定。然而就荒政的整体后果来看,整个国家范围内出现的水利失修、仓储制度衰败、灾赈过程中弊窦丛生、灾害发生后饥荒严重等现象,表明当时看似完整有效的荒政机制实质已处于失控状态。造成这种失控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日渐衰微,封建朝廷再也无法利用自身的政治权威组织起全社会的力量进行有效的防灾、抗灾和救灾斗争了。其二,国家财政状况的好坏和防灾、救灾投入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政府荒政的实际效果。然而,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光绪年间的国家财政异常匮乏,经常项目下的防灾支出额度被不断地压缩,临时性支出则非到万不得已时不予拨款,这无疑又加大了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灾害发生后果的严重性。其三,光绪年间的官场腐败极其严重,救灾钱粮受到多方侵渔,更是严重影响着荒政的实际效果。多方面因素的交织,决定了光绪年间的政府荒政渐趋颓废。然而,政府荒政的日渐颓废,尤其是灾害发生后“官赈”能力的不足,客观上为近代“义赈”的兴起提供了发展空间。近代义赈是指与官方主持的灾赈——“官赈”相区别的,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的活动。尽管近代义赈实质上仍是一种民间救灾行为,但它与传统的民间捐赀助赈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对传统民间捐赀助赈的一种继承,更是一种超越。近代义赈的兴起是当时社会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其一,官赈不力客观上为近代义赈的兴起让出了活动空间：其二,以善堂为代表的传统慈善机构赈灾功能的传承；其三,近代“江南善士网络”和东南地缘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为近代义赈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组织和经济基础；其四,西方传教士的对华赈灾活动对具有爱国热情的慈善人士的影响和刺激；其五,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参与；其六,报纸、电报等近代传播媒介在救灾领域的介入。所有这些,促成了近代义赈的兴起。尽管近代义赈兴起后,受到众多的非议和阻挠,但其以新生事物特有的顽强生命力,不断冲破阻碍向前发展,且由于救灾效果显着而逐渐得到地方大员和朝廷的认同,并在救灾方法和救灾形式上对传统的国家救荒机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促成了官赈向义赈倾斜的“官义合办”救灾形式的出现。重大自然灾害频发,不能不对光绪朝社会产生强烈的冲击。论文选取了光绪朝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三个方面展开了集中的分析阐述：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论文分析指出,频繁、严重的灾荒造成了巨量的人口死亡,减缓了人口增长的速度,这是光绪朝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主因。同时,每次大灾均造成天文数字的灾民以不同的流动形态和流向逃荒外流。这种灾民流动,既带有传统社会的一般特点,又反映出了光绪朝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特征。与以上两点相联系,大量人口的死亡和外流,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灾区,甚至整个社会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的失衡,并对灾民的身体素质和思想意识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光绪朝大灾频发对社会经济影响极大：其一,灾害发生后,“减负”和赈济政策的实施,既减少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增加了其财政支出,不可避免地使财政收支失衡的局面愈加恶化。其二,重灾频发严重破坏了农田生态系统,无情地摧毁了农民生存、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它既造成了广大农民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又导致了劳动力和农用生产工具的大量缺失及大片耕地的荒芜；灾荒年间地价的大跌和粮价的暴涨,又使农村生产关系和灾民生存条件进一步恶化。各方面因素共同对灾区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严重障碍。其三,中国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决定了,大灾荒发生,必然导致出口贸易额急遽下降。与此同时,作为进口商品主要消费者的广大民众,因受自然灾害打击而购买力锐减,也会导致商品进口额的大幅降低,从而使整个贸易状况陷入萧条。然而,粮食进口却是例外。光绪年间中国成为粮食进口大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是自然条件以及国内外经济、政治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否认西方列强入侵导致商品性农业畸形发展的影响；也不能否认国际粮商对中国的粮食倾销活动的影响；更不能忽视生齿日繁的压力。但是,如果完全否认自然灾害的影响而一味地强调上述因素,也有失偏颇。因为,光绪年间大规模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且每一次都引起了粮食的大量进口,如果对此忽略不计,是很难说得通的。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光绪年间,尽管朝廷和各地方大员对灾荒引发社会冲突事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然而,由于救灾不力,因灾引发的社会冲突持续不断。这些因灾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可以大体概括为：因水利纠纷引发的社会冲突；灾民请愿求赈的和平斗争；灾民抢米索食的原始性斗争；灾民为保卫合法劳动果实而掀起的抗捐、抗税、抗粮斗争；因灾引发的反洋教斗争；由灾害引起的“匪患”；会党及革命党人利用灾民起事等七种类型。这些由灾害引发的各种类型的社会冲突,互相交织,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自内而外,严重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加快了清王朝覆灭的速度。面对不断爆发的大灾奇荒,对光绪朝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清流派、洋务派、戊戌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政治派别均从民生角度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由于所处时代特征的差异和各自立场的不同,他们的灾荒观中既存在共性,又各具特色。其中,清流派的灾荒思想具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式”特点；洋务派的灾荒观则具有明显的“师夷”特色；戊戌维新派的灾荒观表现出了较为清晰的“维新”特征；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灾荒观则表现出“标本兼治”的革命特色。当然,他们的灾荒观中或多或少都强调了“天象示警”问题,说明他们从某种程度上还没有脱出“天象示警”的传统灾荒观的藩篱,反映了其在灾荒问题认识上的局限性。

陈奇^[6]（2009）在《运城市当代蒲剧发展调查研究（1970-2008）》文中指出运城是蒲剧最重要的发源地, 1970年运城和临汾行政区划分开后,在新中国戏曲改革的大背景之下,运城当代蒲剧的发展伴随着改革创新、精华糟粕、继承发展等等历史和理论问题,体现出比较鲜明的区域性和独特性。目前,运城市当代蒲剧发展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学术研究和实践演出发展不同步,对运城市当代蒲剧发展的整体调查和宏观研究还没有展开,全球化现状和当代史背景下的运城当代蒲剧发展的区域性特征有待于作进一步研究。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实地考察、调查走访等研究方法,通过广泛收集蒲剧资料和深入分析比较,同时参考历史文献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借鉴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将运城市1970年至2008年的当代蒲剧发展作为一个调查段落,认真梳理其间蒲剧在剧团、剧目、演员、演出、交流、研究等方面的曲折历程和发展经验,并试图把他纳入蒲剧发展甚至整个戏曲发展的历史进行观照,以求探索运城当代蒲剧作为艺术本体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部条件,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价值和地位,探询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充当的角色和其演变的历史轨迹,挖掘蒲剧在其发源地运城这一特定区域发展演变的深层文化内涵,对运城市蒲剧传承和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和作法。

张祖平^[7]（2006）在《明清时期的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保障是一种制度安排,它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体系。随着人们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风险不断变化,它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生变化。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以前,就已存在保证社会成员基本生活安全需要的经济保障制度,因其处于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氛围中,与传统社会相适应,故我们称其为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之间存在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并且两种制度都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的影响而在各国呈现不同的形态。随着国家对社会保障事业的重视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道路的研究成为当前学术界的热点。探索中国的社会保障道路既要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又要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利弊,但目前社会保障学界对于西方社会保障的研究如火如荼,而对中国自身传统社会保障的研究却相当薄弱。是否能够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制度文化特征的社会保障道路,不在于继续套用西方正规社会保险制度及其评价标准,而应立足于本国自身的制度环境,扬长避短地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护机制。本文的研究正是立足于中国传统社会保障,从其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中,寻找对今天仍行之有效的保障方法,从传统文化的挖掘中,寻找对当代仍有较强影响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探求适应中国文化特质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本文的写作目的和要求不是探讨中国社会保障通史,而是选择社会保障事业相对发达,并对当今影响较大的明清两朝作一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明清两朝几乎占了四分之一,是继秦汉、隋唐、宋元之后的封建社会最后两个统一的皇朝。这两个朝代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社会经济的发展远超过宋元时的最高水平。同时明清两朝正处于我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演变及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过渡的时期,这是明清时代,不同于秦汉,有别于唐宋的一个特征,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索中国的社会保障之路。

崔松良^[8]（2004）在《垣曲农民踊跃参加养老保险》文中研究说明本报讯：建设小康，农保先行。入冬以来，垣曲县又有400名60岁以下的农民拿出25万多元投保了农村养老保险，为步入老年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 随着生育观念的转变，农村家庭规模在缩小，家庭的养老功能也逐渐消弱，农民的老有所养问题已成为一个?

二、垣曲农民踊跃参加养老保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垣曲农民踊跃参加养老保险（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山西新闻网山西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山西戏曲市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晋藩屏翰 ——山西宁武关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光绪朝（1875-1908）灾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运城市当代蒲剧发展调查研究（1970-2008）（论文提纲范文）

（7）明清时期的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垣曲农民踊跃参加养老保险（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D]. 郝东升. 山西大学, 2021
• [2]山西新闻网山西形象建构研究[D]. 张文星. 河北大学, 2017(01)
• [3]山西戏曲市场研究[D]. 张艳琴. 山西师范大学, 2014(08)
• [4]晋藩屏翰 ——山西宁武关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D]. 张友庭. 中央民族大学, 2011(11)
• [5]光绪朝（1875-1908）灾荒研究[D]. 张高臣. 山东大学, 2010(09)
• [6]运城市当代蒲剧发展调查研究（1970-2008）[D]. 陈奇. 山西师范大学, 2009(S2)
• [7]明清时期的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研究[D]. 张祖平. 西南财经大学, 2006(11)
• [8]垣曲农民踊跃参加养老保险[N]. 崔松良. 山西经济日报,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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