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抓民生重大举措——昆山市全面推行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实践与认识

一、高度关注民生的一大举措——昆山市全面实施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实践与认识（论文文献综述）

刘丽丽^[1]（2020）在《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育志愿行动是以促进不特定人群在知识建构、品德修养、人格形成、心理健康等方面获得成长的志愿行动,自愿性、非营利性和教育性是教育志愿行动的本质特征。教育志愿行动的思想支撑是志愿精神,志愿精神是人类公共精神的汇聚,是公民的理想道德人格,是人类在反思现代性问题后所追求的价值。大力推动教育志愿行动能够促进志愿精神扎根社会生活,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不仅有效缓解了教育资源供需矛盾,为弱势儿童群体提供个性化支援方案,还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培育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大学生教育志愿者的高尚行为能够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追求有道德的生活和完满生活。本研究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为研究对象,以人本主义激励理论为理论基础,采取中日比较的视角,重点剖析两国在激励机制方面的优势与不足,探索完善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的路径。激励机制是激励赖以运转的一切方法、手段、环节等制度安排的总称,是用一系列理性化的制度来反映激励主体与激励客体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主要包括激励空间维度、激励时间维度和激励逻辑维度三个维度。按照上述三个维度分析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的激励机制,具体包括动员方式、法制环境、价值认同、动机管理、运行手段、评估反馈、保障奖励,这构成了本研究分析中日两国优势、不足及提出策略的基本框架。采用文本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梳理了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的思想源流、实践演进历程、法制建设情况及政策措施实施情况。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在中日两国选取12所大学收集样本,共收集问卷样本442份,访谈样本176份,作品样本201份,撰写参与观察日志3万余字。研究发现,中日两国在建构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方面各有千秋,批判性地吸取日本经验有利于不断完善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动机培育兼顾个人与集体、统筹调配物资是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的优势,应该继续坚持。另一方面,政府主导过强、法制环境有待完善、自我价值认同困难、大学生志愿组织专业化不足、评估反馈不畅及保障不够充分是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日本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动机模糊现象突出、组织架构不健全及监管有余评估不足。本研究在分析双方存在问题及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简政放权激活民间志愿组织活力等完善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的策略。高明的激励策略应能够促使志愿者不断追求“超越自我”,让志愿行动成为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载体,与自我融合,成为个体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何梁晶^[2]（2020）在《乡镇公务员激励问题研究 ——以南安市石井镇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乡镇公务员是国家政策最前沿的解读者和执行者,他们的工作的态度、方法、工作的能力直接影响着政府执政的效率和质量。但是当前的激励政策并未考虑到各地区各乡镇的实际情况,有些过于一刀切,甚至在有些情境下反而起到了负激励作用,导致一些公务员懒政怠政,不作为。因此,本文希望从人力资源自身的角度出发,把现有激励制度与公务员的现实处境结合起来,提升激励机制的效果及效率,从石井镇正在施行的激励机制的效果入手,进行调查研究,探索有效、高效的激励乡镇公务员精神状态、自身能力,提升工作效率、改进工作作风。在激励的研究方面,西方国家由于工业发展起步较早,在这方面的理论上已经有一些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比如本文所运用的马斯洛需求理论,而国内研究较晚,但在在西方的理论成果基础上发展延伸,已经有了不少成果;本文主要使用文献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进行研究,以实际访谈数据为基础,根据石井的激励情况和相应的激励理论设计调查问卷,调查石井镇现有激励机制的激励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根据调查的数据分析石井镇公务员对激励制度的整体评价及在激励机制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并且针对分析的原因提出完善石井镇激励机制的具体对策,最后归纳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及成果。通过对石井镇公务员激励机制调查,可与看出石井镇公务员整体上对现有激励机制使比较满意的,但是石井镇的激励机制在人员流动性、工作分配、教育培训、考核管理、以及身份认同几个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因此,需要在人员上进出上开源节流,工作业务上依据工作实质分配,培训上注重老旧更替,考核上实行数据联动,保证公平公正,最后人员培养上注重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从而提高公务员的管理效率及工作积极性,为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基础服务。本文旨在通过研究石井镇这一典型案例,在乡镇公务员的原有模式上施行激励机制,改进优化,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参考借鉴的经验,使更多的乡镇公务员以更饱满的热情积极投入到工作中去。

张磊^[3]（2020）在《扶贫资金监管法律制度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消除贫困,实现经济社会繁荣进步,是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现行贫困标准下贫困人口脱贫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后,我国贫困治理的重心将转向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国家保障贫困人口基本权利的实现,离不开扶贫资金作为必要的物质基础,对于扶贫资金的监管则关乎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的成败。实践中,扶贫资金呈现点多、面广、来源渠道多元等特征,由于扶贫资金监管权配置不尽完善,难以形成对扶贫资金有效的监管体系和扶贫资金使用不当的问责机制。本文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分析扶贫资金监管的现实困境,继而探讨构建扶贫资金监管的法律制度设计。本文分析了与扶贫资金监管相关的国家责任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这些理论为扶贫资金监管奠定基础,并对如何有效监管扶贫资金提供理论指导。在扶贫资金监管法律制度的构建上,采用两条线索:一是完善扶贫资金监管法律制度框架。从扶贫资金的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行为和监管责任等方面来构建扶贫资金监管法律制度框架;二是建构扶贫资金运行全过程监管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扶贫资金运行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来建构扶贫资金监管法律制度。从而本文建立了从扶贫资金筹集端到使用端,从扶贫资金级到项目级的“矩阵式”扶贫资金监管法律制度体系。对于扶贫资金运行全过程监管的研究,需要跟踪具体地区的扶贫实践作为研究样本。因此,本文基于内蒙古的个案研究,全面梳理和总结扶贫资金监管法律制度的运行状况。以扶贫资金监管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作为研究贫困法治治理的切入点,对其在扶贫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以点带面的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作为我国“多元致贫”的贫困地区,内蒙古存在的问题具有普遍的实践参考意义,本文的研究不仅对内蒙古扶贫资金监管地方性立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也能为我国其他贫困地区提供有益经验和借鉴,并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开发立法进行展望。除导论和结语外,正文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全文的基础,立足精准扶贫的时代性,以我国扶贫开发的不同历史阶段作为划分标准,基于对各时期的扶贫资金监管的体制、机制和法律规范文本的分析,确定了扶贫资金监管法律制度的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和完善时期。通过对扶贫资金监管法律制度的回顾和梳理,对我国现行扶贫资金监管法律制度进行整体评价。本章聚焦扶贫资金的运行安全、使用绩效、分配公平以及法律责任设置和实施等扶贫资金监管法律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以问题为导向展开对扶贫资金监管法律制度构建的研究。第二章是全文的核心,系统梳理了扶贫资金监管的理论依据,在探讨扶贫资金监管法律制度的立法模式和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确定了以扶贫资金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行为和监管责任为主要内容的扶贫资金监管法律制度框架。第三至第五章是对扶贫资金运行的全过程监管。第三章是扶贫资金安排和分配的监管。主要研究了财政扶贫资金、社会扶贫资金、金融扶贫资金的资金安排和分配。在财政扶贫资金方面,讨论财政扶贫资金的预算监管,并对中央涉农资金整合后带来的法律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在社会扶贫资金方面,重点阐述扶贫协作支援地和定点扶贫帮扶单位对扶贫帮扶资金的监管,由于此类资金具有显着的财政资金属性,本文提出将扶贫帮扶资金纳入预算监管的构想。在金融扶贫资金方面,重点论述扶贫小额信贷投放的风险防范,提出完善扶贫小额信贷差异化监管和构建金融扶贫风险分担机制的思路。第四章是扶贫资金使用机制和支出绩效的监管。扶贫资金使用机制主要包括扶贫行政给付和扶贫项目政府采购。对于扶贫行政给付的监管,在明确贫困人口行政给付受益权的前提下,对发生扶贫资金分配不公时的救济途径进行探讨。对于政府采购扶贫项目的监管,分别对扶贫项目的非招标采购方式、政府购买扶贫服务的变相融资行为以及扶贫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监管进行分类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的法制化进路。第五章是扶贫资金投后的监管。根据扶贫投后资产的资金来源、资产类型、资产权属、受益范围等要素将扶贫资产类型化,确立资产的类型和产权归属。根据扶贫资产收益分配的特点,将折股量化的扶贫资产限定为经营性扶贫资产,明确折股量化的股权设置和取得方式,提出按照“所有权与监管权相独立”的原则,构建扶贫资金投后资产的动态监管体系。第六章是扶贫资金监管法律责任与追究机制的完善。在扶贫资金监管责任方面,明确法律责任承担的主体范围、责任形式和承担方式,对法律责任承担异化的原因进行剖析,进而提出通过协调追责机制和优化追责程序,实现扶贫资金监管法律责任追究效果的提升。

刘毅^[4]（2020）在《淮安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执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近几年已经开始迈入老龄社会,随着现代青年群体的晚婚晚育、不婚主义等的盛行,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日益凸显,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老年人养老问题更加突出。但大多数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相应公共配套设施建设滞后,整体生活水平低,单纯依靠农业经济收入难以支撑生活所需,加上长期生活习惯、家庭经济压力以及个人思想观念等影响,导致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作用在不断弱化,而这也严峻考验着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从2009年开始,我国就开始新农保试点,2014年实行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农保制度的合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由此形成,总体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绩。但多地实施保障水平还是比较低,大多数农村地区依然存在养老问题。而且执行过程,大多数政府有“重参保率、轻保障”的惯性,政策的贯彻落实一般采用博弈策略来实施,加上目标群众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不了解、不理解,以至于总体执行效率偏差。本文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实地调查江苏省淮安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情况,通过大量文献阅读、问卷调查和综合分析等来全面掌握淮安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情况,据此来探寻其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解决对策,以更好推动淮安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的有效执行。研究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此次研究淮安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政策研究的背景、研究该课题的意义,目前国内外就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执行方面的相关研究,此次研究的具体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以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着重介绍此次研究过程涉及到的概念、理论基础,概念主要有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概念、公共政策概念以及公共政策执行概念,理论基础涵括社会保障理论基础,公共产品理论基础以及社会公正理论基础,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执行必须强化的必要性展开探讨;第三部分主要是针对淮安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情况,分析其执行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根据其存在的问题探究相应发生的根源;第四部分主要是分析国内外在养老保险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国外的如德国、日本、法国,而国内的有广西南宁推出的政府第三方购买服务模式、山东青岛的基金多种筹资方式、湖南郴州的多种措施提升经办能力等先进发展经验,通过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介绍来得出相应的启示,得出淮安市应当如何布置接下来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执行;第五部分就是结合淮安市在执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过程可能存在的问题,探究具体问题成因,结合国内外在这方面的先进经验启示,提出有针对性的提高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执行力的对策建议,认为应当不断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加强执行队伍建设,强化城乡居民参保意愿,改善其政策执行环境等来加以改善。

王倩玉^[5]（2019）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江苏模式”研究》文中指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江苏模式”的研究,是基于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建成功能明确、城乡一体、惠及全民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背景下,为进一步解决新时代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不充分、不平衡的现实矛盾,进一步深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而提出的。揭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江苏模式”的内涵,以及江苏省公共体育服务新时代的转型升级问题,不仅能推动江苏省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科学发展,发挥江苏省公共体育服务示范区的典型示范作用,还能为全国新时代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经验、发展方式的借鉴。对于丰富公共体育服务的理论研究,推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研究借鉴组织理论、要素理论、公共服务市场化理论,运用文献资料、实地考察、归纳与演绎等研究方法,并实地调研常州、扬州、宿迁、淮安、通州、昆山等市、区县公共体育服务实践做法,收集整理江苏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系列文件,经费投入等相关资料,结合“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的发展理念,归纳阐释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江苏模式”内涵,揭示江苏公共体育服务实践中的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以及技术选择,以及新时代“江苏模式”如何提档升级问题。研究显示:（1）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江苏模式”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不仅仅是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下示范区建设的外在形式的体现,其本质更是公共体育服务的价值理念、相应的制度设计、以及合理的技术选择转变,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新时代体育强省和“健康江苏”建设的重要举措。（2）价值理念、制度设计、技术选择三个核心要素,构成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江苏模式”内涵,与建设“强、富、美、高”的新江苏高度契合。价值理念阐释了江苏省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方向性、指导性问题;制度设计是江苏省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转型升级的内核,关系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运行;技术选择是江苏省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实践操作,是江苏省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创新的体现。（3）江苏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提档升级之路,需要顺应政府职能转变、体现发展方式改革创新,更需要在组织模式、增长模式、市场模式上进一步的探索实践。组织模式是解决供给主体关系问题的关键,增长模式分析了供给内容升级问题,市场模式探索了未来公共体育服务市场化走向。

刘松^[6]（2019）在《中国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研究：综合测度、影响因素及空间异质性》文中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重要转变,新常态背景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亟需凸显,同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渐趋强烈,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已成必然之势。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人均GDP达到80009000美元时,消费偏好和消费结构将会发生变化,消费需求的增长将从生存型、数量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从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来看,2017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643美元,具备了进行高层次消费的物质条件,居民消费需求正面临向休闲消费为主的转型升级。本文从休闲消费潜力视角切入,着力构建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同时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关键议题,探索住房价格和人口年龄结构影响休闲消费潜力的理论机制,以期寻找释放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的有效路径。围绕上述中心论题,本文主要研究目标包括:一是概括我国城镇居民休闲消费在规模和结构方面的演变特征;二是构建休闲消费潜力测度指标体系,并对我国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进行综合测度分析;三是探索休闲消费潜力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进而探讨住房价格和人口年龄结构影响休闲消费潜力的理论机制;四是实证研究住房价格和人口年龄结构对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其空间异质性。为实现上述目标,本文综合运用系统分析、比较研究、面板数据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及多种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展开研究。全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近二十年来我国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总量和结构均发生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特征,同时具有一定空间相关性。休闲消费规模整体递增,不过休闲消费增长率逐渐放缓。休闲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其中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消费增速较快。交通通信消费地区差异较大,医疗保健消费差异较小。教育文化娱乐消费的空间交互作用相对明显。第二,休闲消费能力、休闲消费支出和休闲消费环境能够综合反映和评估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水平。休闲消费支出在彰显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方面地位更加突出,不过休闲消费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伴随休闲消费潜力水平不断提升,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出现阶段性演进,空间布局发生较大变化,类型归属出现相应调整。第三,居民收入水平、居民生活成本、家庭固定资产、居民家庭负担和休闲消费意愿是影响休闲消费潜力的重要方面。由于我国现阶段人口政策出现调整,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住房价格和人口年龄结构成为影响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的关键要素。机制分析认为,住房价格通过财富效应、挤出效应和抵押品效应对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产生综合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则基于生命周期假说和家庭储蓄需求模型的微观机制,以及通过休闲供给、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等外部因素影响休闲消费潜力。第四,住房价格和老年抚养比正向影响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然而少儿抚养比则具有显着负向影响。住房价格对休闲消费潜力表现出明显的财富效应和抵押品效应;老年人口增加有助于加速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的提高;子女数量增加对休闲消费潜力产生一定抑制作用。从区域比较结果来看,东部地区老年抚养比、中部地区住房价格和西部地区少儿抚养比的影响系数相对较大;泛长三角经济区少儿抚养比影响系数较大,而泛珠三角经济区住房价格和老年抚养比影响系数相对较大。第五,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存在较为明显的省际空间差异。东部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处于明显优势地位;休闲消费潜力空间格局由竖“川”字型向横“川”字型转变;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空间格局变中趋稳。从空间分布的方向性来看,南北走向省市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变化要快于东北—西南走向省市。第六,住房价格和人口年龄结构对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的影响具有显着空间异质性。社会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绝对支付能力相对较强,休闲消费潜力对住房价格上涨的敏感程度较弱。由于消费习惯和“养儿防老”观念等的作用,不同地区在少儿抚养比影响方面呈现差异性。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老年人医疗保健等消费具有相对刚性,老年人口增加对休闲消费潜力的拉动效应较明显。然而随着休闲消费在人们生活中重要性的日渐凸显,住房价格和人口年龄结构对休闲消费潜力影响的空间异质程度将会相应减小。

马宏^[7]（2018）在《海安市雅周镇农村集中安置小区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城乡发展日益交融,农村正在出现深刻变化。一大批征收安置小区开始形成,大量房屋被征收的农民进入集中安置小区,开始享受城镇化的生活,形成了独特的农村社区。海安市雅周镇于2012年启动“万亩良田”工程,将区域内2000多户农民房屋进行征收,将农户安置到靠近城镇的集中安置小区。然而,我国长久以来一直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农村集中安置小区内的被征地农民尽管在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上向城市居民看齐,可是农民的身份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生产方式也没到变化,依然以农业生产为主。另外,农村集中安置小区才刚刚起步,基础和配套设施、管理服务等方面与城市社区还有很大差距。如果继续沿用传统农村治理方式,或者直接把城市社区的治理方式套用到农村集中安置小区,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影响农村集中安置小区的建设与发展,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雅周农村集中安置小区是众多农村集中安置小区的一个典型,本文通过对雅周镇农村集中安置小区治理的研究,对社区管理、环境建设、公共服务、农民参与、公共组织等方面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剖析,找出问题和原因,着力探寻加强农村集中安置小区治理的新方式、新路径,来促进农村居民生活幸福、农业加快实现现代化、农村大局和谐稳定。本文总体框架共分为六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写作背景、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关于农村集中安置小区治理的国内、国外学者研究状况;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雅周镇农村集中安置小区治理的现状,包括小区的由来和治理方面取得的成效;第四部分,重点梳理了雅周镇农村集中安置小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分析了其背后的原因;第五部分,介绍了发达国家和国内先进地区农村社区治理成功的经验,以给雅周镇农村集中安置小区治理带来有益启示;第六部分,在分析雅周镇农村集中安置小区治理现状、问题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完善农村集中安置小区治理的对策建议。

麦瑜翔^[8]（2018）在《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研究》文中提出农业生态资源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我国农业生态资源历来紧缺,尽管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耕地与水资源的“农转非”现象愈发普遍,然而农业生产却仍然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农业生态资源浪费,致使优质耕地持续减少、清洁水资源日益短缺;同时,部分低质农产品生产过剩、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也更加突出。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让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而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则是彻底消除农业生态资源配置扭曲、实现利益相关者多方共赢的重要途径。当前,农业仍是我国最大的面源污染产业,而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一个难点,就是如何实现农业经济增长和农业环境保护的协同推进,而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无疑为推动农业绿色转型探索了一条新的路径。基于此,本文认为只有转变农业生态资源利用方式,实施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即通过对农业生态资源产权界定,将资源变资产,再对农业生态资产进行价值评估,使农业生态资产转化为农业生态资本,通过市场机制作用使农业生态资源以农业生态资本运营的形式实现增值与高效可持续利用。然而,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只有在要素构成完整、运营条件充足,并辅以相应政策支持的情况下,才会以一定的方式实现。本文依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自然资源资本化市场建设的政策体系构建研究》（15AZD062）的支持和前期研究基础,以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为研究主题,以农业生态经济理论、市场交易理论、农业政策理论、演化博弈理论与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为基础,分析探讨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相关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提出问题”的基础部分,主要是导论。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重点梳理和评述国内外有关农业支持政策、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的研究文献,并明确了全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内容,分析了本文可能具有的创新点。第二部分为“分析问题”的主体部分,包括第一章、第二章。其中,第一章是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首先界定了生态资本、农业生态资源、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农业支持政策的概念,明确了研究的逻辑起点,其次介绍了农业生态经济理论、市场交易理论、农业政策理论、演化博弈理论与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由此奠定了农业生态资本运营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章是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的支持政策需求分析,首先梳理了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的相关政策及其演变,其次选取样本区开展了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问卷调查,并开展了受访农户对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的认知情况描述性分析,最后从农村基层村委、农业经营主体、绿色农产品消费主体等角度进行了样本区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的政策需求调查分析。第三部分为“解决问题”的核心部分,主要包括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其中,第三章是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框架体系设计,首先明确了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框架体系设计的目标和原则,其次从资源产权改革政策、资产管理政策、资本市场建设政策等方面,设计了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的市场性支持政策,其次从财政支持政策、税收支持政策、金融支持政策三个方面,设计了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的激励性支持政策,最后结合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权益补偿标准的动态调整思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设计了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的权益补偿政策。第四章是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的作用机理,首先基于复杂适应性系统视角开展了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分析,随后着重阐述了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的市场性支持政策、激励性支持政策和补偿性支持政策的作用机理。第五章是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实施的保障措施,首先分析了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执行的阻滞及其防治,其次探讨了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协同驱动与路径选择,最后从产权保障机制、组织保障机制、技术保障机制等方面,给出了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实施的保障机制。第六章是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的地方实践,本研究以浙江省丽水市为研究对象,运用SWOT分析法找出丽水市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并进行了丽水市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的审视,最后总结得出丽水市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优化与借鉴作用。结论与展望部分是对全文研究得出结论,并分析本研究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从“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的视角展开研究,在选题上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与原创性。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对生态资源资本化的研究大多以生态资源或某类具体的生态资源作为研究对象,很少将农业生态资源作为研究对象的。本研究突破原有的研究视角,以农业生态资源为对象,在研究视角上具有一定的特色。第二,本文从市场性支持政策、激励性支持政策和补偿性支持政策三个方面构建了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在研究思维上具有较强的整体性与系统性。本研究尝试将农业生态资本引入资本化理论的研究范畴,通过对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问题的研究,将农业生态资源作为农业经济绿色发展的内生变量,从而突破生态资本理论仅仅把生态资源作为外生变量的思维定势,丰富与拓展了生态资源资本化理论研究内容和范围。第三,本文在研究思路上具有较好的理论逻辑性。本文首先阐述了农业生态资源利用双重压力与双重困境,引出了创新资源利用模式,从而提出了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及其支持政策的必要性,然后着重剖析了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的支持政策需求,进而给出了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的支持政策设计,随后进一步理清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的作用机理,并指出了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有效执行的保障措施,最后系统分析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的地方实践。这也就从研究思路上遵从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关系,因此论文研究具有较强的逻辑性。第四,本文明确了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的政策导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规范我国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作为一种新型的资源利用模式,需要在对应政策支持下才会以某种方式实现。本研究通过对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的剖析,从市场性支持政策、激励性支持政策和补偿性支持政策三个方面构建了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其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转变农业生态资源利用模式,进而加快推进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提供政策参考。第五,注重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理论分析的实际运用。在对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理论分析后,本研究以浙江省丽水市为对象进行了案例分析,将理论分析与丽水市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相结合,使研究结论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同时也对完善我国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的理论研究起到了引导作用。然而,本文毕竟只是对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作了初步探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本研究不足之处体现在:一是研究范围相对较窄。本研究主要侧重于探讨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的市场性支持政策、激励性支持政策和补偿性支持政策,为集中精力完成核心研究目标,本研究较少涉及农业生态资源产权改革、农业生态资源资产管理、农业生态资本市场建设等重大理论问题,研究范围有待进一步拓展。二是定量分析略显不足。本研究主要侧重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相对不足,由于目前国内外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及其支持政策的实践尚处于探索阶段,缺少可以借鉴的成熟模式,资料收集特别是数据获取难度较大,本研究虽然进行了部分定量分析,但从整体上看对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的定量分析略显不足。三是微观层面应用研究有待深入。本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对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进行了理论分析,从应用研究的角度看,尚需进一步从微观层面深入探讨不同区域不同主体的具体支持政策等实践问题,由于资料和篇幅的原因,加上受个人研究能力和精力的限制,本研究对微观层面难以全面展开和深入分析,这是后续研究的努力方向和重要内容。

汪亦毅^[9]（2018）在《经济新常态下温州市就业困境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就业工作事关社会稳定,关系每个家庭幸福,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涉及整个社会发展大局和每个人切身利益,因此,就业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化,国内外影响就业的各方面因素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就业政策必须要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笔者借助工作之便,对有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分析,希望以温州为例,为新常态下就业政策制定提供更多的思路和方法。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主要是理论部分,介绍了本次研究的背景、意义、方法以及经济新常态相关概念和特征,以及对就业工作影响。阐述了就业工作的重要意义,是关乎民生问题,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解释了选取温州为研究对象的理由,主要温州作为民营经济发达、改革开放较早的地区,受到新经济常态变化影响也比较敏感等因素,综合考虑下选择了温州。在介绍了国内外有关研究现状以后,本文采取的方法主要是文献法,数据分析法,因果分析法等方法,对温州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判。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温州就业现状、存在的困境和原因分析。温州目前解决就业的几种方式,主要是通过创业带动就业、特殊人群和产业分类施策、优化就业创业服务进行。目前温州就业存在的困境,在就业岗位增长存在压力,受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经营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在就业结构方面存在的难题,集中在年轻劳动力供给减少、大龄劳动力就业难和技能需求结构矛盾等方面,就业质量问题集中在劳动报酬水平低、社会保障水平低、社会活动低等方面。第四部分,主要给出了温州下步就业政策选择建议。一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发展,主要从制定更加协调的宏观就业政策,大力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发挥小微企业就业主渠道作用,全面扶持新经济业态等方面着手。二是优化就业创业服务,主要从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健全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加强基层平台建设等方面着手。三是推进各类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主要从加强职业培训、创业培训工作,推进技能鉴定和职业资格改革,加大高级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着手。四是促进不同人群就业,从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农民工返乡创业、退役士兵就业安置、加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援助等方面着手。

朱东北^[10]（2018）在《民国合法工会研究》文中提出我国素来以农为本,工人及工会是“近代性”产生的重要底色。受近代社会转型进程影响,工人数量不断增加,权益意识与日俱增,逐渐成为规模庞大的新生力量。清末民初传统社会崩塌后,各业工会开始普遍发展,无可避免地成为20世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环节。其中,1924-1949年,合法工会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其演变可分为发轫、重构、转型、复建四个时期。这个发展轨迹与城市社会的形成紧密联系,又与乡村社会的变迁不可分割,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变迁和接纳世界潮流相互结合的产物,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也是呈现多种社会人群近代化互动关系的载体。从实际情形看,工人加入行帮,主要由寻求庇护”心理促成。对于工会发展来讲,自发需要党治的引导,党治也会与自发相契合,两种趋向呈现了排斥与融合的历史轨迹。在执政与革命并行的时期,虽各地应有多样性的组织样本,工会的纵向、横向架构已具雏形,工会组织形态既符合政党对工运动员需要,也是现实经济产业结构平衡的结果。针对劳资纠纷及衍生的治安问题,依照“全民党”定位及工会法规,国民党形成了由党部、政府主管官署以及工商团体共同参与的调解机制。与此同时,工会活动家群体处于工会运转的枢纽地位,对工会组织与运行的重要性日益显着。在工会及活动家的努力下,边际工人群体从传统的偏重于人情援助向组织援助演变,与旧式联合的区别在于,合法工会不仅致力于所属成员的“互利共济”,也注意从社会公益角度开展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新兴社会组织的萌芽的时期,民国工会扮演着十分丰富的角色。国民党按照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二元管理模式构建基层社会。在中央以民众训练委员会、民训部指导全国组织治理,国民政府则组成工商部、实业部,对工会进行事务性管理,并先后对全国工会及会员人数进行了调查统计,各地党务指导委员会、民训会也对本地工会进行整理。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工会缺乏法律依据的状况。当然,也有必要从“法制”进程与“法治”形态两个方面,考察合法工会面临的存在空间。通过工会化的数量考察,可以了解工会运行的全貌。这一进程中所限定的工会形态分析其合法角色、职能的阶段性变迁,工会管理程序确立,与工会变革形成互动,通过对不同时期工会,以及成员资格、属性、名额作为分析指标,以及职工会、总工会、厂工会个案,可以看出合法工会稳定中改革、改革为了更好的稳定特征。民国社会的转型,不仅意味着“人”的近代化,也意味着“群”的近代化。普通工会中工会领导人与会员有鲜明的分化特征。研究的问题有二:一是工会参与者群体的人格化回归;二是他们所从事的以“公共性”为特征的社会生活空间,揭示工人日常组织生活的会务及问题。就特别系统而言,全国性及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铁路、海员、矿务、邮务、电务五个国营企业准许组织特种工会。研究将揭示特种工会结构网络扩展化、以及工会成员资格划分取向。通过特种工会与普通工会的对比,形成趋于完整的结论支撑与提升。另外,以铁路基层事务所为个案,分析其组织形态及人员构成,检验特种工会运行机制的效度。劳动争议中工会形成了独特的运行机制。通过通则式与个案式的解释模式,阐述劳资争议事件的工会处境与活动,这种分析可为最后论断提供复证。按照劳资协调的原则,国民党希望在劳方与资方之间达成协调,而不偏向于任何一方,具体为有限罢工与工厂检查办法。劳资调解仲裁体制得以初建,但在实际的运行中逐渐被边缘化,这个假设将为劳资关系提供进一步研究的视野。在此之下,合法工会寻求多样的“斗争手法”,以建立政治互信与足够的合法空间,诸如撇清与“非法”的关联,寻求会员维持与社会援助、团体之间的联络接洽、制度参与、党政请愿,等。抗战爆发以后,为缔造健全的工会体系,国民党实施强制工会化办法。理监事的上层活动与会员心态在团结对外情境中日益脱节。即便在抗战特定情境下,工会同群感及活动具有差异性,工会与“工合”的配合并不顺畅,因对现实情形不同的认知及反思,工会参与者分为强制派与教育派,结果是强制派与中枢意图共同促进了工会发展进入了历史性误区。从互动关系看,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地方党部则改为党团形式对工会发挥指导作用。危机环境的国家与工人的互动,体现在工训的进行,及国家策动技术的调适,这些考察趋向于证明抗战时期工会发展仍然偏离国家意志之外。在基层,工会组织的“逆化”日益外显,为求得私利,滥用工会的职业控制权,形成变相的摊派,名利之争下的工会权位,地方总工会,以私沽权,以权生利,已完全不在法度之内。工会不免沦为执行工具与“权斗”砝码,工人的自主性抵制选择以一种不被察觉的方式存在及延续。战后,工会数量及会员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国民党与工人却日渐疏远。出于对内整合,对外联络需要,国民政府着手重建“全国总工会”。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地方工会的组建,一方面限于战前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又由于战时体制遗留,促使工会发展处于一个前后“混淆”的畸形空间之中,工会虽名义上是国家治理的参与者,但作为工人的合法代表者,它的民主化基础不足、发展有限。从考察看,并非每个工人都具备参加工会活动需要相应的能力与意愿,这导致工会日常会务参与的不平衡。地方党部的工会参选更为实用主义,在此基础上构建的高级民主,难以名副其实。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合法工会的最终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发展过程,现代为表,传统为里,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缩影。民国时期,合法工会作为政府许可的“法人”,担负着主张和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的角色,也承接政府劳动施政,国民党训练民众的功能,不仅救济失业,调解工人纠纷,也承接工人教育,引导工人文娱生活。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兴建了各类工人福利设施。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作为工人群体专门性的近代社团,民国工会也开始向公共领域扩张,不仅参与从业者准入,维护行业秩序,也提倡现代意识,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公益。尽管如此,由于劳工诉求无不受到政策需求、经济波动、雇主策略、保障机制、工人分化的制约,以及近代工人群体主体地缘、心理、传统的特征,民国工会表现出突出的弱组织化现象。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合法工会对国民党策略的作用有限,反成为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民国合法工会的发展轨迹,证实了工人阶级形成与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近代及其后历史样貌的塑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高度关注民生的一大举措——昆山市全面实施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实践与认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高度关注民生的一大举措——昆山市全面实施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实践与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1）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乡镇公务员激励问题研究 ——以南安市石井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扶贫资金监管法律制度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淮安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执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江苏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研究：综合测度、影响因素及空间异质性（论文提纲范文）

（7）海安市雅周镇农村集中安置小区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经济新常态下温州市就业困境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合法工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高度关注民生的一大举措——昆山市全面实施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实践与认识（论文参考文献）

• [1]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比较研究[D]. 刘丽丽.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2]乡镇公务员激励问题研究 ——以南安市石井镇为例[D]. 何梁晶. 华侨大学, 2020(01)
• [3]扶贫资金监管法律制度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D]. 张磊. 中央财经大学, 2020
• [4]淮安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执行研究[D]. 刘毅.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3)
• [5]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江苏模式”研究[D]. 王倩玉. 苏州大学, 2019(06)
• [6]中国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研究：综合测度、影响因素及空间异质性[D]. 刘松.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7)
• [7]海安市雅周镇农村集中安置小区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D]. 马宏. 扬州大学, 2018(05)
• [8]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支持政策研究[D]. 麦瑜翔.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9]经济新常态下温州市就业困境与对策研究[D]. 汪亦毅. 江西师范大学, 2018(03)
• [10]民国合法工会研究[D]. 朱东北. 吉林大学,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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