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国联邦教研部2000年经费预算出台（论文文献综述）
樊潇潇[1]（2020）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宏观规划管理与决策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生命周期长、规模大、造价高、技术综合复杂,对国家未来科技发展布局影响广泛且深远。设施宏观规划管理作为其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重要一环,规划管理有效性的提高有助于发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最大效益。论文以提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宏观规划管理有效性为研究目标,针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宏观管理的管理主体、管理组织结构、决策机制三个层面的问题展开研究。论文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从消费、产品角度不同角度判断其属于公共物品范畴,并通过其正外部性对其公共物品属性进行了验证。公共物品是区分市场干预和政府干预的重要判断依据,因此政府提供成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领域的主要提供方式。政府购买过程产生的社会公众——政府、政府——研究机构的两级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府被赋予了管理者、提供者的角色,因此,政府成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管理规划的管理主体是具有必然性的。论文通过对国内外科技体制发展、内外部战略目标的变化展开分析,提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管理组织结构需要根据环境、战略目标的变化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新要求及设计思路。根据信息共享观理论框架,选择矩阵式结构、常设项目团队等组织框架以满足组织提高决策效率、适应动态环境的新要求,提出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议事机构、组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办事机构、补充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咨询机构等建议。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以规范政府活动是矫正政府失灵问题的有效手段。论文对美国、德国、日本三个典型案例进行剖析,优化了决策维度的两级评价指标以及不同决策步骤中的决策维度。在信息不对称理论框架下,针对监督者信息不对问题提出建立决策信息公开制度、解决监督者“搭便车”困境和利用现代化手段减低监督信息公开和获得成本等建议,针对决策专家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出拓展信息获取途径、优化决策专家样本、建立代理机构信用评价机制等建议。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1.多角度地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消费、产品等不同分类对设施的公共物品属性进行讨论。为讨论政府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宏观规划的管理主体提供了依据。2.从委托代理关系的角度,较深入地讨论分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宏观规划管理过程的管理主体和参与主体的角色和职责,为提高设施宏观规划管理有效性提供入手点。3.较系统地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管理组织结构和决策机制两个层面,对提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宏观规划管理有效性提出优化或改进方法。
钟春艳,张斌[2]（2019）在《德国农业农村科研管理及创新政策》文中认为德国是世界农业现代化强国,农业科技领先,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科研计划管理和创新政策等方面有很多值得借鉴参考的做法和经验,启示我们加大农业科研力度、加快创新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加强科技人才培养,为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任平,文雯,贺阳[3]（2019）在《德国近二十年高校国际学生教育:发展现状、动因及启示》文中研究表明面对国际留学市场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德国自21世纪初期实施一系列留学发展方案,国际学生教育发展迅速,据OECD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德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留学目的国。纵观德国高校近二十年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留学人数逐年攀升,生源国趋向多元,人文类专业人数增长迅速。分析其动因,主要归功于政府一系列多边合作性国际政策的实施,宽松留学移民政策的出台,新一轮国际化教育战略的制定,高校传统学制的改革,以及英文国际课程的开设。关注德国高校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状况,分析政策制定的内部动因与影响,总结其发展经验,对"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留学政策的制定、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人才国际流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胡兵[4]（2019）在《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中共内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处于政党、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各个层级重要位置,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具有一定权力并能对政党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属于中共执政骨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执政骨干的教育培训工作。在国家层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井冈山、延安、浦东干部学院和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共同构成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在培训执政骨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于2018年进行合并,继续积极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作用。其它几所干部学院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特色资源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升执政骨干的理想信念、政治素质和执政能力。在中国的“政党——政府”体制下,中共执政骨干大多具有双重身份:中共党员身份和具体职位身份。中共党员身份要求他们从属于中共的领导和组织体系,而具体职位身份要求他们对自己的本职工作负责。即使是非中共党员的领导干部,对中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也是他们工作的基本政治前提。因此,几所干部教育培训机构都强调执政骨干政治意识和人民立场并重,既要忠诚于党的领导,又要忠诚于为人民服务;既要提升政治素养,又要提升行政能力。相比之下,国外的美国联邦行政学院、法国国立行政学院、新加坡公务员学院等培训机构,以中高级公务员为培训对象,在进行文官培训的时候,并不要求个人政治上的忠诚和偏好,重点突出职业素质和个人发展方面内容,强调提高行政官员的国家意识、职业能力和个人素质。作为培训执政骨干的主要渠道之一,中共中央党校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自1933年马克思主义学校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党校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不同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因中共的中心任务变化,在发挥宣传、培养和教育干部方面的作用也各有侧重。建党之初,中共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鼓动和宣传人才”以传播马列主义理论,灌输阶级斗争精神。延安时期,中央党校通过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解决“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问题,从而达到“改变作风”、“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目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央党校提出“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口号,由短期轮训干部转向正规化培训部干部主,重视执政骨干能力提升。新形势下的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再次回归到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主题,将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增强党性锻炼作为主要任务。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坚持“党校姓党”原则,突出“理论基础”和“党性修养”两方面内容,重视提高执政骨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为此,中央党校先后进行几次教学改革,调整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加大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课程分量,突出主业主课,强调“用学术讲政治”,以保证执政骨干不会“在政治方向上发生偏差”。除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之外,中共中央党校也重视培养执政骨干各种能力,全面增强其执政本领。在重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同时,中共中央党校严格学员管理,把学员管理当作是促进中共执政骨干加强党性锻炼、实现党校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学员管理部门通过组织员全面负责学员管理,深入了解学员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反映学员意见和要求。除此之外,中共中央组织部也选派联络员到中央党校,深入考察学员,对学员学习期间表现情况作出评价,并协助组织员共同开展学员管理工作。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积极创新学员管理方式,进一步严格学员管理。首先,探索建立党性教育贯通机制、学员党性锻炼成果系统集成机制和党性教育保障机制,将党性教育贯穿于学员管理全过程。其次,建立健全学员管理制度,从学风、作风、纪律等方面对加强学员管理提出严格要求。再次,完善学员管理机制,健全学员常规管理机制、创新学员互动交流机制、完善教学管理沟通协商机制、严格学员学习培训考核评价机制,通过对学员到课率、就餐率和请假情况进行逐月检查,督促学员学习期间严格自律,强化党性锻炼,提升管理效果。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对执政骨干的教育培训,旨在通过灌输中共意识形态和加强领导干部党性锻炼,再塑执政骨干“信仰”、“忠诚”及相关品质。在教育培训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强调“主义”认同与问题研究并重,统一思想与能力提升并重,理论宣传与组织培养并重,党性锻炼与党性教育并重。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严格学员管理,也是促使执政骨干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手段,从技术层面体现了中共从严治党的要求。在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重视坚持“党校姓党”,坚持政治优先,坚持与时俱进,以保证再塑执政骨干的效果。
燕环,孙进[5]（2019）在《德国对外教育援助:概念、机制、特征》文中指出德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对外援助国之一,对外教育援助在德国对外援助事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比重。自20世纪50年代实施对外援助以来,德国已经形成了独特而成熟的援助机制,包括:以德国经济合作部为核心的组织体系,以德国国际合作机构等为代表的执行机构,以及以双边援助为主、以多边援助为辅的援助形式。总的来看,德国对外教育援助呈现出以下特征:援助机制比较完善,官方和民间并重,联邦与地方协作,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三管齐下,并突出就业市场导向的职业教育特色。此外,与语言文化传播和文化外交政策紧密结合也是德国对外教育援助的一大特征。
龙小燕[6]（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王媛媛[7]（2019）在《智能制造发展的国际比较与中国抉择》文中指出当前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并加速向制造业渗透,制造业领域将迎来一场智能化革命,进而引发新一轮的工业革命。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出台应对新工业革命和智能制造的发展战略。我国也迎来新工业革命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交汇期,由此提出以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进而建设制造强国的发展目标。因此,研究智能制造这一主导新工业革命发展的新型制造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智能制造作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技术进步及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熊彼特和新熊彼特学派技术创新及演化经济学等理论为研究基础,运用系统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以及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智能制造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一是,探索智能制造发展演化的机理及其技术-经济范式。对智能制造的内涵、产生动力、生产组织模式创新以及技术-经济范式进行分析;二是,对智能制造发展的关键基础性产业——集成电路、智能传感器、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以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全球发展态势进行比较分析;三是,对G20国家智能制造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基础上,建立“制造业智能化指数”衡量智能制造发展水平,并进行国别和分行业的比较分析;四是,对美国、德国、日本智能制造发展的典型模式进行分析、比较,并得出有益的经验借鉴。首先对其智能制造赖以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演变进行分析,其次对其推动智能制造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进行深入研究,再次对这三个国家智能制造的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异同点,并得出可供我国借鉴的有益经验;五是,分析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现状。从顶层设计、标准体系建设、基础产业发展、企业以及地方政府推动等方面分析我国智能制造发展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同时剖析了中国智能制造在发展基础、创新能力、推进机制、企业主体引领、政策规划以及人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明确努力的方向;六是,提出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创新路径和对策。即要以建设制造强国为目标的智能制造发展导向;建设政府引领、产业界主导、研究机构和大学紧密合作的智能制造创新网络;要涵盖重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智能制造发展领域;以及实施面向不同发展优势和水平的差异化发展战略。总之,发展智能制造是我国实现技术跃升及经济实力赶超的重要契机,应密切关注和研究新工业革命发展趋势以及智能制造技术-经济范式发展演化特征,把握各国智能制造发展的态势、能力水平以及具体的推进战略,同时深入了解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优劣势,构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智能制造发展路径和政策体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早日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和国家实力的历史性跨越。
孙晓亮[8]（2019）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公共服务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从理论上讲,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公共服务具有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属性,但过去各国政府对上述属性并未充分重视。本论文经验素材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引领下,在世界主要经济大国,政府主持的面向科技成果转化过程的公共服务呈现不断强化趋势,发达国家该类公共服务取得较好效果,这是其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属性的有力实证。我国也是这一趋势跟随者。至目前,和发达国家类似,在法律法规建设、机构市场建设、科技金融措施、财政支出措施方面,我国也面向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建立起公共服务体系基本框架;在部分领域、部分地方,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公共服务取得较好成效。不过,总体上我国该类公共服务存在以下问题:体系建设步伐滞后、工作理念和重视程度差异很大、服务总效果和发达国家相比有差距。从服务体系各环节寻找原因,则可看到:法律法规建设仍需大力完善;机构市场建设工作效果欠佳;科技金融措施受益辐射范围相对有限;公共资金资助力度仍不充分。为改进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公共服务,本文建议:从提升创新主体积极性角度,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从完善布局角度,培育优化专职机构和交易市场;从拓展范围角度,提升科技金融措施的覆盖面和渗透度;从启动杠杆效应角度,加大各级政府财政资助力度。
赵清华,王敬华[9]（2018）在《德国联邦政府科研经费配置和管理的特点》文中指出作为科技强国,德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科研经费管理和监督机制。本文阐述了德国科研经费投入的基本情况,对德国联邦政府在科研经费配置和管理中所呈现出的5个特点进行了重点分析,并就我国加强科研经费管理提出了一些启示和建议。
章成帅[10]（2017）在《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R&D支出及技术创新的效应研究 ——以大中型企业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叠加期,需要逐步摆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传统模式转而迈向创新驱动。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实践经验已经揭示: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是推动社会科技进步的中坚力量。但由于围绕技术创新而开展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具有一定公共产品属性,存在“市场失灵”,如果全社会研发供给都由私人企业进行投资,会诱导研发带来的收益与投入主体的付出不匹配,最终导致全社会研发投资低于最优水平。在此背景下,政府对企业的研发资助是否引导和撬动企业扩大自身研发经费投资规模,起到积极的“杠杆作用”,还是“挤出”了私人企业研究与开发支出?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效应又如何?引发笔者思考,这两个问题也正是本文研究的核心主题。笔者基于公共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和创新风险等理论,重点分析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R&D活动可能产生的“杠杆效应”和“挤出效应”机制和原理。在政府研发资助的必要性、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R&D支出经验研究、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效应经验研究和影响政府资助效应有效发挥的因素等方面进行文献回顾与述评后,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内容展开研究:1.政府研发资助的国际历史经验与国内实践研究。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历史比较分析等方法系统梳理政府研发资助的国际历史经验与国内实践。两部分都遵循从研发资助政策演进、典型研发资助计划和财政科技支出三个维度审视国际、国内政府研发资助行为。在国际历史经验中,选取处于全球技术创新领导者地位的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为代表。一方面,围绕ATP计划和TIP计划（美国）、SBIR和STTR计划（美国）、专项计划（德国）和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日本）等重点政府资助项目对其开展情况及成效进行阐述。另一方面,分析财政科技支出中政府R&D经费的布局与配置。后半部分重点阐述中国政府研发资助实践经验。既细致介绍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支撑计划、“863”、“973”计划、“火炬”和“星火”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和“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等典型资助计划的政府资助及实施概况。又从宏观层面、中央与地方层面和分地区层面考察政府财政科技资源配置。旨在通过创新型国家的政府资助政策演进、典型研发资助计划和政府研发经费配置布局等历史经验为中国政府研发资助政策和体系提供有益经验与参考。2.政府资助与企业R&D经费支出及创新产出的事实与特征。结合定性与定量的统计性描述,首次系统细致勾勒了以2005-2015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为考察对象的政府研发资助、企业R&D经费支出及其创新产出的事实与特征。主要分为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R&D经费支出、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两部分进行描述性研究。遵循从企业总体情况、分产权类型企业情况（国有产权企业与私营企业）、分行业企业情况（31个制造业行业）和分地区企业情况（30个省市）四个维度,审视最近11年中国大中型工业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R&D经费支出及其技术创新产出三者间发展的事实表现,并提炼演变的规律特征。既为前面理论分析和历史实践经验提供客观直接感性认识,也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描述性统计勾勒。3.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R&D支出的效应研究。长期以来,关于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自身研发支出究竟起撬动的“杠杆效应”,还是起替代的“挤出效应”,以往大部分的经验结论仍是模棱两可（Mixed/Ambiguous）。本部分是实证研究,重点旨在为解决或缓解这一命题争论,提供中国企业的经验证据。对这一命题的考察,选取2005-2015年中国28个制造业行业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样本数据,设计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检验资助效应。进一步实证,笔者还检验了政府资助的“门槛效应”,构建面板门槛（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模型,探寻是否存在适宜的政府资助强度的阈值区间,使得政府资助效应最强,即验证政府资助效应是否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4.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效应研究。上一部分,笔者研究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支出的“杠杆”或“挤出”效应,是政府资助效应的一方面。这一部分重点聚焦资助效应另一面,即考察政府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效应及影响此效应发挥的重点因素的调节作用。在详细的理论逻辑分析基础上,首先,对政府资助可能引起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正负效应提出研究假设,同时,考察如企业规模、企业技术水平及企业产权属性等相关因素对此效应的调节控制作用,一并提出理论假设。然后,基于中国28个制造业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2005-2015年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政府研发资助对以专利和新产品收入为代表的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效应。本文把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R&D支出及其技术创新效应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考察政府资助对企业R&D支出和创新产出的影响,相关的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中国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R&D支出及创新实践结论。结论1:最近16年中国财政科技拨款快速增长,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在4%以上,增长率总体高于公共财政支出,但近年增速下滑明显。结论2:地方财政科技拨款高于中央财政科技拨款,财政科技资源配置地区差异显着,经济发达和科技创新领先的东部地区科技财政实力远高于中西部落后地区。结论3:企业层面。研发资助与企业R&D经费支出体量增长,但增速持续下降。国有产权企业研发资助和企业R&D支出高于私营企业。结论4:企业层面。研发资助资金的行业和地区配置不均衡,政府资金主要集中在资本、技术密集型和垄断行业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而受资助富集行业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表现出更高的R&D经费支出,但受资助越多地区并非一定伴随更多的企业R&D经费支出。结论5:企业层面。企业专利、新产品等创新产出呈增长态势,但增速同样放缓。国有产权企业创新产出远高于私营企业,但差距不断缩小。企业创新产出的行业和地区分布不均衡,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创新产出明显更高,经济发达和科技创新领先地区的企业创新产出也更高。第二,关于政府研发资助效应的实证结论。结论1: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自身R&D经费支出有着显着激励效应,即政府资金能够刺激和撬动企业研发投资动机的提高,支持存在“杠杆效应”,并未挤出企业自身研发支出。进一步的“门槛效应”检验证实存在政府资助强度的门槛阈值,最优的政府研发资助效应发挥阈值区间为[2.64%,4.83%]。当政府资助强度处于此区间时,“杠杆效应”最强,支持政府研发资助效应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结论2: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存在显着负效应。无论对企业专利申请还是新产品销售收入都有着较为显着的负向作用,政府资助资金未能有效提高,反而降低了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水平,实证结论支持政府资金在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中起负效应的理论假设。结论3:滞后期企业R&D经费支出对自身经费支出有显着正影响,表明企业连续稳定的研发投入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结论4:当期来自其他部门（金融机构）的R&D资金支持对企业自身研发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而滞后期起正向激励效应。当期和滞后期的主营业务收入和新产品收入均显着扩大企业自身R&D经费支出,起“杠杆效应”。结论5:企业规模越大、国有产权比重越高,越可能引致低效政府资助的技术创新效应,而企业技术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引致较好的政府资金的创新效应。本文主要学术贡献与创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拓展了既有研究视角。本研究把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R&D支出及技术创新效应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政府研发资助,其一,作为政府介入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既应发挥引导资金作用,撬动其他社会私人资本积极投资研发活动。其二,本身作为研发活动的投入资金,理应对创新产出的存在有效影响。以往大部分研究往往只是单独考察政府资助的“杠杆”或“挤出”效应,或单独考察其创新产出效应,鲜有同时、全面地检验政府资助这两方面效应,本研究拓展了既有研究视角。2.提供了相关理论的现实依据。本研究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历史比较分析等方法系统梳理政府研发资助的国际历史经验与国内实践。围绕研发资助政策演进、典型研发资助计划和财政科技资源配置三个维度,审视国际、国内政府研发资助历史与现状。首次详细对以中国最近11年大中型工业企业为考察对象的政府研发资助、企业R&D经费支出及其创新产出的事实与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研究,提炼三者动态发展的演变规律与特征。为企业研发活动相关的公共品理论、外部性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技术创新理论等基础理论,提供了在转型新兴经济体国家中,政府科技资金与企业R&D活动表现的经验证据。3.一定程度缓解了相关学术争议。与财政支出政策既可能产生“杠杆效应”,也会发生“挤出效应”同理,政府对企业的角色究竟是“支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在学界一直颇具争论。本研究发现,政府资助资金对企业自身扩大研发支出起积极正向引导作用,发挥“杠杆效应”,是“支持之手”,且存在着适度的政府资助强度区间。但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有着较为显着的“挤出效应”。由此可见,一方面政府资金能够引导和撬动企业扩大自身研发投资,但另一方面却不能提高企业创新产出水平,使笔者对政府资金在企业研发活动配置效率产生怀疑,并促使相关利益者思考如何有效利用政府研发资金,避免“掠夺之手”。
二、德国联邦教研部2000年经费预算出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德国联邦教研部2000年经费预算出台（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宏观规划管理与决策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及研究现状 |
| 1.2.1 研究概况 |
| 1.2.2 研究的基本领域和观点 |
| 1.2.3 研究评价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创新点 |
| 第2章 设施宏观规划管理的相关概念与理论视角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2 宏观规划管理的研究范围和层次 |
| 2.2.1 研究对象及目标 |
| 2.2.2 管理有效性评价及风险控制 |
| 2.2.3 研究问题层次 |
| 2.3 研究理论框架 |
| 2.3.1 公共物品及外部性理论 |
| 2.3.2 政府干预理论 |
| 2.3.3 委托代理理论 |
| 2.3.4 组织结构理论 |
| 2.3.5 公共选择理论 |
| 第3章 宏观规划管理中政府角色定位 |
| 3.1 研究框架 |
| 3.1.1 现状与问题诊断 |
| 3.1.2 研究路径 |
| 3.2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属性判断 |
| 3.2.1 消费角度 |
| 3.2.2 产品角度 |
| 3.2.3 外部性 |
| 3.3 提供方式选择 |
| 3.3.1 私人经济部门提供 |
| 3.3.2 私人合作提供 |
| 3.3.3 政府预算提供 |
| 3.3.4 其它提供方式讨论及小结 |
| 3.4 政府角色 |
| 3.4.1 直接提供和政府购买的选择 |
| 3.4.2 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角色划分 |
| 3.4.3 规划管理及参与主体 |
| 3.5 小结 |
| 第4章 宏观规划的管理组织结构优化 |
| 4.1 研究框架 |
| 4.1.1 现状 |
| 4.1.2 问题诊断 |
| 4.1.3 研究路径 |
| 4.2 权变因素影响 |
| 4.2.1 科技体制变量 |
| 4.2.2 战略目标变量 |
| 4.2.3 设计原则 |
| 4.2.4 设计思路 |
| 4.3 优化路径及选择 |
| 4.3.1 信息共享观框架 |
| 4.3.2 组织结构类型选择 |
| 4.3.3 横向联系方式选择 |
| 4.4 结构优化构建 |
| 4.5 小结 |
| 第5章 宏观规划的决策机制改进 |
| 5.1 研究框架 |
| 5.1.1 现状 |
| 5.1.2 问题诊断 |
| 5.1.3 研究路径 |
| 5.2 基于效率的决策机制选择 |
| 5.2.1 案例分析 |
| 5.2.2 决策维度和步骤的选择 |
| 5.3 基于公平的决策机制改进 |
| 5.3.1 监督者信息不对称 |
| 5.3.2 决策专家信息不对称 |
| 5.4 小结 |
| 第6章 总结及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2）德国农业农村科研管理及创新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 1 德国的农业农村科技创新体系 |
| 1.1 农业科研机构及其开展的研究 |
| 1.2 农业协会组织与其开展的科技服务和推广 |
| 1.3 农业企业开展的技术创新和成果应用 |
| 2 德国农业科研的重点领域和科研计划 |
| 2.1 重点科研领域 |
| 2.1.1 生物经济领域 |
| 2.1.2 食品科技领域 |
| 2.1.3 可持续农业和农村领域 |
| 2.1.4 健康安全领域 |
| 2.2 重点实施的农业科研计划 |
| 2.2.1 可再生原料资助计划 |
| 2.2.2 联邦有机农业计划 |
| 2.2.3 联邦乡村发展计划 |
| 3 德国农业农村科研创新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
| 3.1 重视科研机构为主的基础研究 |
| 3.2 重视农业科技的持续稳定投入 |
| 3.3 重视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 |
| 3.4 重视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 |
| 4 对我国农业农村科技创新管理的启示 |
| 4.1 加大农业农村科研投入力度 |
| 4.2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
| 4.3 加快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
| 4.4 加强科技人才培养和职业农民培训 |
（3）德国近二十年高校国际学生教育:发展现状、动因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德国高校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现状 |
| (一)德国高校国际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 |
| (二)德国高校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状况 |
| 1. 国际学生规模:呈结构性增长趋势 |
| 2. 国际学生生源国结构的变化 |
| 3. 国际学生专业结构的调整 |
| 二、德国高校国际学生教育发展的动因 |
| (一)联邦政府多边合作性国际政策的实施 |
| (二)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深入 |
| (三)多项宽松留学移民政策的出台 |
| (四)高校英语授课课程的推广 |
| 三、结论与启示 |
（4）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及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关于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外关于中共干部教育培训研究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思路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干部教育培训概况 |
| 第一节 干部教育培训相关概念 |
| 一、干部与中共执政骨干 |
| 二、干部教育培训 |
| 三、党校干部教育培训 |
| 第二节 国内干部教育培训概况 |
| 一、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 |
| 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
| 三、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 |
| 第三节 国外高级公务员培训比较 |
| 一、美国联邦行政学院 |
| 二、法国国立行政学院 |
| 三、新加坡公务员学院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宣传与培养并重:建党初期的党校教育 |
| 一、建党初期对党校教育的认识 |
| 二、各地创办党校的尝试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教育 |
| 第二节 统一思想: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一、初到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二、六届六中全会后的党校教育方针和任务变化 |
| 三、整风运动中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第三节 素质提升: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央党校干部正规化教育 |
| 一、干部教育正规化的提出 |
| 二、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正规化的内容 |
| 三、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正规化的改革发展 |
| 第四节 主义认同:新形势下的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 |
| 一、“三个阵地、一个熔炉”的定位 |
| 二、“一个中心、四个方面”的教学 |
| 三、党校工作“九条经验”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改革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概况 |
| 一、教务部 |
| 二、教研部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主要内容 |
| 一、党的理论教育 |
| 二、党性教育 |
| 三、能力培训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改革 |
| 一、教学内容调整: |
| 二、教学方法创新 |
| 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概况 |
| 一、学员管理部门 |
| 二、学员部主要职能 |
| 三、组织员 |
| 四、联络员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创新 |
| 一、在学员管理中贯穿党性教育 |
| 二、建立健全学员管理制度 |
| 三、完善、创新学员管理机制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长沟流月去无声——致谢 |
（5）德国对外教育援助:概念、机制、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德国对外教育援助的概念 |
| 二、 德国对外教育援助的机制 |
| (一) 德国对外援助的组织体系 |
| (二) 德国对外教育援助的实施机构 |
| 1. 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 |
| 2. 德国联邦教育与科研部 |
| 3. 德国外交部 |
| (三) 德国对外教育援助的主要形式 |
| 三、 德国对外教育援助的特征 |
| (一) 对外教育援助机制呈现立体性和多元化特征 |
| (二) 对外教育援助具有时代性特征, 随国际环境变化而做出相应调整 |
| (三) 以双边和区域教育援助为主, 注重国际协调与合作 |
| (四) 突出就业市场导向的职业教育特色 |
| (五) 对外教育援助与语言、文化传播和外交政策紧密结合 |
| 四、 总结与启示 |
（6）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智能制造发展的国际比较与中国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问题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智能制造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研究智能制造发展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技术进步理论及资本有机构成理论 |
| 一、技术进步和机器大工业生产理论 |
| 二、资本有机构成理论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 |
| 一、熊彼特创新及经济周期理论 |
| 二、弗里曼工业创新及演化经济学理论 |
| 三、佩雷斯技术-经济范式及技术革命周期演化理论 |
| 四、其他新熊彼特学派学者的创新和演化经济学理论 |
| 第二章 智能制造发展演化的机理及其技术-经济范式 |
| 第一节 智能制造的定义及内涵界定 |
| 一、有关智能制造的定义概述 |
| 二、本文对于智能制造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智能制造产生的动力分析 |
| 一、技术进步是智能制造产生的根本动力 |
| 二、经济危机是智能制造产生的催化剂 |
| 第三节 智能制造的生产组织模式 |
| 一、制造业生产组织模式变迁 |
| 二、智能制造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 |
| 第四节 智能制造的技术-经济范式体系 |
| 一、范式及技术-经济范式概念界定 |
| 二、技术革命的划分及其技术-经济范式变迁分析 |
|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下的智能制造技术-经济范式 |
| 第三章 智能制造关键基础性产业全球发展态势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集成电路和传感器产业 |
| 第二节 高档数控机床产业 |
| 第三节 工业机器人产业 |
| 第四节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第四章 G20国家智能制造发展水平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智能制造发展水平的分析思路及方法 |
| 一、智能制造发展水平的分析思路 |
| 二、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及直接消耗系数 |
| 三、制造业智能化指数的概念及其对智能制造发展水平的表征 |
| 第二节 相关产业的界定 |
| 一、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界定 |
| 二、机械自动化产业的界定 |
| 三、制造业的行业界定 |
| 第三节 制造业智能化指数的计算及数据来源 |
| 一、制造业智能化指数的计算方法 |
| 二、研究的国别及数据来源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各国智能制造总体发展水平比较分析 |
| 二、分行业智能制造发展水平比较分析 |
| 三、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水平分析 |
| 第五章 典型国家智能制造发展模式比较与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及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 |
| 一、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演变分析 |
| 二、美国先进制造业及工业互联网发展战略 |
| 第二节 德国国家创新体系及工业4.0战略 |
| 一、德国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演变分析 |
| 二、德国高技术创新战略及工业4.0发展战略 |
| 第三节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及新机器人战略 |
| 一、日本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演变分析 |
| 二、日本新机器人战略及互联工业倡议 |
| 第四节 美、德、日智能制造发展模式比较与启示 |
| 一、美、德、日智能制造发展模式的相同点 |
| 二、美、德、日智能制造发展模式的不同点 |
| 三、几点启示 |
| 第六章 中国智能制造发展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情况概述 |
| 一、智能制造发展的顶层设计逐步完善 |
| 二、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全面展开 |
| 三、智能制造关键基础性产业持续发展 |
| 四、企业积极参与推动智能制造发展 |
| 五、各地方政府主动对接智能制造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智能制造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
| 一、智能制造发展基础薄弱,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不强 |
| 二、官产学研的协同创新机制尚未建立起来 |
| 三、智能制造推进平台缺失 |
| 四、企业的主体引领作用不突出 |
| 五、政策规划相对宽泛,没有突出自身特点和优势 |
| 六、相关教育和人才缺失 |
| 第七章 推进中国智能制造发展的创新路径 |
| 第一节 推进中国智能制造发展的基本原则 |
| 第二节 推进中国智能制造发展的路径分析 |
| 一、发展目标:以建设制造强国为目标的智能制造发展导向 |
| 二、创新主导力量:政府引领、产业界主导、研究机构和大学紧密合作的智能制造创新网络 |
| 三、涵盖领域:涵盖重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智能制造发展领域 |
| 四、重点环节和思路:面向不同发展优势和水平的差异化发展战略 |
| 第三节 推进中国智能制造发展的对策建议 |
| 一、深化智能制造相关基础理论体系的研究 |
| 二、加强智能制造关键技术和装备的攻关 |
| 三、健全智能制造发展的体制机制 |
| 四、完善智能制造发展的政策保障 |
| 五、强化智能制造相关人才的教育和培训 |
| 第八章 结论 |
| 第一节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公共服务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 第2章 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公共服务产品属性理论分析 |
| 2.1 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公共服务概念界定 |
| 2.2 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概念界定 |
| 2.3 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公共服务的基本类别划分 |
| 2.4 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属性的理论论证 |
| 2.5 公共产品属性在世界公共管理实践中的体现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公共服务总体情况 |
| 3.1 法规体系初步建立 |
| 3.2 公共机构和交易市场大量出现 |
| 3.2.1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公共机构大量建立 |
| 3.2.2 技术交易市场动作频频 |
| 3.3 科技金融市场和政策金融举措已经启动 |
| 3.3.1 创业板证券融资市场取得较好效果 |
| 3.3.2 政策性科技金融框架初步建立 |
| 3.4 直接财政资助措施已积累多年经验 |
| 3.4.1 面向点状科技成果的减税和资助已实施多年 |
| 3.4.2 面向技术创新集群的财政资助已推出多年 |
| 3.4.3 面向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财政资助在探索中完善 |
| 3.5 部分地方政府做出有益探索 |
| 3.5.1 公共服务专职机构建设——以上海市为例 |
| 3.5.2 创立新型科技金融扶持体系——以苏州、杭州和西安为例 |
| 3.5.3 构建完整公共服务体系——以苏州市为例 |
| 3.5.4 筹建区域性技术交易大市场——以湖北省为例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公共服务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存在的问题 |
| 4.1.1 服务体系整体建设步伐相对滞后 |
| 4.1.2 不同范围工作理念和重视程度差异很大 |
| 4.1.3 服务综合效果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 |
| 4.2 问题原因分析 |
| 4.2.1 法律法规建设:仍需大力完善 |
| 4.2.2 机构市场建设:工作效果欠佳 |
| 4.2.3 科技金融措施:只有局部范围相对受益 |
| 4.2.4 财政资助措施:大部分地方和部门力度仍需加大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公共服务典型措施 |
| 5.1 法律法规不断更新 |
| 5.2 机构市场建设不断推进 |
| 5.2.1 公共机构和准公共机构建设 |
| 5.2.2 技术交易市场建设 |
| 5.3 科技金融市场培育和政策性科技金融措施出台 |
| 5.3.1 科技金融市场培育 |
| 5.3.2 政策性科技金融措施推出 |
| 5.4 直接财政资助举措丰富多样 |
| 5.4.1 点状科技成果转化资助 |
| 5.4.2 创新产业集群资助 |
| 5.4.3 科技创新联盟建设资助 |
| 5.5 服务效果的国际比较:美日德各有特色 |
| 5.5.1 美国:效果显现及时全面显着 |
| 5.5.2 日本:经过反思实现较好效果 |
| 5.5.3 德国:技术转移机构成长为跨国集团 |
| 5.5.4 服务效果国际比较的总结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完善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公共服务政策建议 |
| 6.1 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
| 6.1.1 健全国家法律体系 |
| 6.1.2 督促地方政府完善本地法规 |
| 6.1.3 完善科研院所法制规章 |
| 6.2 培育优化专职机构和交易市场 |
| 6.2.1 优化整合专职公共机构 |
| 6.2.2 培育具备市场竞争力的机构和市场 |
| 6.2.3 培养专职开展技术交易的人才队伍 |
| 6.3 提升科技金融措施的覆盖面和渗透度 |
| 6.3.1 建立国家层面的科技企业政策性融资机构 |
| 6.3.2 建立国家层面科技企业融资保险制度 |
| 6.3.3 构建科技金融服务地区间交流机制 |
| 6.4 加大各级政府财政资助力度 |
| 6.4.1 中央政府加大财政资助力度 |
| 6.4.2 地方政府加大财政资助力度 |
| 6.4.3 科研院所加大公共资金投入力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德国联邦政府科研经费配置和管理的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 1 德国研发经费投入基本情况 |
| 2 德国联邦政府科研经费配置和管理的特点 |
| 2.1 联邦政府近60%的科研经费由联邦教研部支配 |
| 2.2 科研经费中机构性经费和项目费大体上各占一半 |
| 2.3 联邦教研部近2/3的科研项目经费由专业机构进行管理 |
| 2.4 科研机构的经费来源因定位不同而异 |
| 2.5 科研项目经费中一半以上是人员费 |
| 3 几点启示 |
| (1) 进一步加大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 |
| (2) 进一步加强科研投入的统筹和管理 |
| (3) 进一步增强科研人员的获得感 |
（10）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R&D支出及技术创新的效应研究 ——以大中型企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与关系 |
| 1.2.1 政府研发资助 |
| 1.2.2 研究与试验发展 |
| 1.2.3 技术创新 |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
| 1.5 研究创新点、重点和难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公共物品理论 |
| 2.1.2 外部性理论 |
| 2.1.3 创新风险理论 |
| 2.1.4 “杠杆效应”与“挤出效应”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政府研发资助必要性的理论研究 |
| 2.2.2 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R&D支出影响的经验研究 |
| 2.2.3 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效应的经验研究 |
| 2.2.4 影响政府研发资助效应有效发挥的因素研究 |
| 2.2.5 文献述评 |
| 第3章 政府研发资助的国际历史经验与国内实践 |
| 3.1 国外政府研发资助的典型历史经验 |
| 3.1.1 美国 |
| 3.1.2 德国 |
| 3.1.3 日本 |
| 3.2 中国政府研发资助实践 |
| 3.2.1 科技计划中研发资助政策演进 |
| 3.2.2 国家主要研发资助计划 |
| 3.2.3 政府财政科技支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政府资助与企业R&D支出及创新产出的事实与特征 |
| 4.1 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R&D支出 |
| 4.1.1 工业企业总体趋势 |
| 4.1.2 分产权类型企业政府资助与R&D经费支出 |
| 4.1.3 分行业政府资助与企业R&D经费支出 |
| 4.1.4 分地区政府资助与企业R&D经费支出 |
| 4.2 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 |
| 4.2.1 工业企业总体趋势 |
| 4.2.2 分产权类型企业政府资助与技术创新 |
| 4.2.3 分行业政府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 |
| 4.2.4 分地区政府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R&D支出的效应研究 |
| 5.1 引言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 实证分析 |
| 5.4 “门槛效应”检验 |
| 5.4.1 面板门槛模型设定 |
| 5.4.2 门槛效果检验及门槛回归结果 |
| 5.5 结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效应研究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政府资金的技术创新效应争论 |
| 6.2.2 影响研发资助效应的控制因素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模型构建和变量设定 |
| 6.3.2 相关指标和样本数据说明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
| 6.4.2 估计结果分析 |
| 6.5 结论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德国联邦教研部2000年经费预算出台（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宏观规划管理与决策机制研究[D]. 樊潇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09)
- [2]德国农业农村科研管理及创新政策[J]. 钟春艳,张斌. 科学管理研究, 2019(06)
- [3]德国近二十年高校国际学生教育:发展现状、动因及启示[J]. 任平,文雯,贺阳. 高教探索, 2019(10)
- [4]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D]. 胡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德国对外教育援助:概念、机制、特征[J]. 燕环,孙进. 德国研究, 2019(02)
- [6]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7]智能制造发展的国际比较与中国抉择[D]. 王媛媛.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8]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公共服务问题及对策研究[D]. 孙晓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9]德国联邦政府科研经费配置和管理的特点[J]. 赵清华,王敬华. 全球科技经济了望, 2018(04)
- [10]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R&D支出及技术创新的效应研究 ——以大中型企业为例[D]. 章成帅. 中央财经大学,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