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一、妇女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王菲^[1]（2021）在《以人权为基础的环境保护的困境及其出路探究》文中研究表明尽管人权与环境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为解决严重环境问题提供了巨大潜力,但国际法长期以来都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环境法视为分离的领域。大多数国际人权文书都没有明确提及环境,它们往往调用各种各样的措辞来描述这一权利的基本内容。即使有的人权文书在起草过程中考虑到了环境问题,它们也没有被广泛而清晰地用于环境保护,而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对人权问题的探讨早于各国将环境保护纳入国家责任的共识。以人权为基础应对环境保护会遇到三重困境。首先,独立的实体性环境权目前在国际社会中仍处于缺位。尽管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各类国际软法以及专门的人权与环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都体现了环境权的重要性,但是却没有实质性的发展。区域人权法院对环境权的阐释也有大量经验,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发展了一些丰富的判例,但是区域人权法院也没有承认实体性环境权的存在。其次,以人权的方法解决环境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尤其在环境诉讼和气候变化诉讼中这种挑战更加明显。虽然如今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典范,但是障碍却依然存在。最后,在当前跌宕起伏、变化急速的国际形势下,国家间在环境问题上的理念冲突导致了第三重困境的发生,不同国家在环境政策理念上的不一致更是影响了全球进行环境谈判和环境治理的步伐,这对以人权为基础应对环境问题造成了现实的障碍。从表面上看这三重困境是相互独立的,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实体性环境权的缺位使得人权视域下的环境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国家理念发生冲突;实体性环境权缺位与国家理念冲突的双重打击直接导致了基于人权解决环境问题的司法困境;这种实践困境的消极结果又不可避免加剧了国际社会和国家对基于人权解决环境问题的抗拒和懈怠,进而为实体性环境权利的实现造成了障碍,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导致这三种困境的原因有很多。从根本上讲,人权与环境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且分属不同的学科,它们之间并非天生就具有融合性。这种兼容上的困难又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权与环境保护在历史上就存在着冲突与障碍。现代环境主义的兴起引发了有关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伦理关系的大量讨论,并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冲突,这就决定了用怎样的角度去看待人类与自然世界、用怎样的方式去处理人权与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第二,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家层面都对环境权利的阐释有着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比如利用现有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权利）对环境权利进行解释;或者认为环境权是一项独立的权利;或者只是将环境权视为程序权利。第三,目前的人权理论难以将环境保护权利化,即难以将环境人权纳入人权体系。集中于有限的（主要是西方的）理论的方法即自然权利、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可见,目前主流的权利理论在对环境权的阐释上均存在着局限。以人权为基础的环境保护之所以存在问题,不仅是因为理论上存在着不一致,实践的复杂也加剧了问题的难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环境受害者开始根据人权途径寻求补救办法,而适用人权法的一般前提是损害行为产生于本国的领土。由于有些环境威胁产生于它国领土,此时根据国际人权法要求该国承担由于国内行动损害了邻国国民人权的责任就存在很大障碍。另一方面,基于人权的环境诉讼在诸多环节都会面临挑战。法院对基于人权的环境案件是否具有可诉性有一定的质疑,与人权相关的环境诉讼中证据认定也存在很多困难。事实上,国家在面对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作出的有关环境政策的相关行为都是出于理性的选择,国家在面对环境治理时之所以会有很多理念上的冲突都是国家理性权衡的结果。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理论均对分析国家在全球环境治理政策中的行为与态度的深层动因具有启示意义。要解决以上种种难题,可行的路径大致有三:首先,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实体性环境人权并以此对实体性环境人权做出详细的规定。此路径不用利用现有的生命权、生存权、健康权等人权来阐明和解释环境权利,在司法实践中更易于直接运用环境权利来解决环境问题。其次,如果各国不愿采取行动以建立一项新的、可在法律上执行的的环境权利,还可另辟蹊径建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性环境文书。国际上已经有这样的先例,例如《世界环境公约》就为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环境文书做出了很好的典范。最后,如果以上两种路径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所有国家的认同,则可以另辟蹊径建立区域性环境人权保护协定。由于区域国家数量较少且基于地缘因素更容易形成共同的环境理念,这样会更容易得到相关国家的认同,例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通过的《埃斯卡祖协定》（即将生效）为今后此类协定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型国际秩序的价值理念,是我国国际秩序观的集中体现和延伸发展。在全球化高速发展背景下,世界各国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一种解决全人类环境问题的理想出发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趋势,为当代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指出了一个新的道路和方向。国际环境下的法治经历了主权国家共处与合作的阶段并处于向“人类共同利益”的过渡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在新阶段的表现。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一个包含环境、气候在内的法律制度,不仅可以根据国家的国情兼顾到各国的利益,还可以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共同发展。由于不同国家对环境问题的理念冲突是导致以人权为基础的环境保护困境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世界各国有必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推进国家间的合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理念能够激发起所有人对环境问题和自身命运的共鸣,从而构建起适合所有国家都易于接受的环境理念以及人与自然都可以受益的国际环境治理方案,真正做到促进人与环境的共同发展。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承载中国智慧与思想的新理念,可以为全球环境保护作出自己的贡献。

李艺^[2]（2021）在《马达加斯加独立后生态环境问题研究（1960-2020）》文中认为人口、全球贸易和城市化的迅速增长,导致人类利用地球资源的数量超过了自然自愈的能力。马达加斯加是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许多物种在其他地域都难以生存。马达加斯加经济的发展严重依赖本国的自然资源,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对马达加斯加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环境史的分析方法从马达加斯加历史发展过程中土地、森林、水、生物、矿产等自然资源开发情况以及环境污染等方面重点探讨了马达加斯加在不同时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其中人口增长等人为因素对环境的影响是长久而深刻的。气候变化削弱了水的循环能力,造成水源的压力。土地退化降低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影响到作物的产量,并且过度开发土地导致土地生产力的丧失,使得人类只能通过大面积的砍伐森林来获取优质的土地资源。尽管马达加斯加独特自然环境得到了许多科学家和国际援助组织的帮助,在保护该岛的生态环境方面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在分析马达加斯加国内实行的环境保护方案中,发现其执行能力远远落后于政策的宣传力,整体还是面临很大的困难。

焦婷婷^[3]（2021）在《农村妇女的环境行为及其转变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N村环境项目实施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环境问题逐渐暴露在公众视野中,环境治理的议题日益增多。特别是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2018年我国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这离不开农村妇女的参与。本文以社会性别理论和社会实践理论为基础,采用观察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对甘肃省N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农村妇女的环境行为进行质性研究,对比了农村妇女在环境治理项目实施前后环境行为的变化,并进一步探讨了农村妇女环境行为转变的机制。本文研究发现:第一,N村在实施环境治理项目之前,农村妇女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形成鲜明对比,主要参与私人领域的环境治理,且在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具有绝对主导权和积极主动的特点,在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呈现出消极的、随大流式和漠不关心的特征。第二,随着全国妇联“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的开展,N村实施了“巾帼家美积分超市”和“最美家庭”评比等环境治理项目,人居环境治理深入到了N村妇女的私人领域,使其私人领域逐渐公共化。N村妇女的环境行为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她们在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被展示在公共领域进行讨论评比,在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呈现出更多的公共性;N村妇女也开始被动地参与到公共领域的环境治理中。第三,N村妇女在环境治理项目实施前后环境行为转变的分析。宏观层面有政策的动员、妇女组织化的参与以及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激励,保证了农村妇女环境行为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从微观层面来看,N村妇女在环境治理项目中被赋权增能,其自我效能感逐渐增强,自我主体性不断建构,家庭地位日益提升,激励N村妇女走向公共领域的环境治理。N村妇女在人居环境治理中环境行为的转变打破了传统农村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性别分工,表明农村妇女凭借项目的赋权可以实现公共领域的参与,这为今后调动广大农村妇女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和乡村振兴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张引^[4]（2021）在《黎族传统聚落民居原生态保护与再生设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黎族是一个充满着南国神秘色彩的少数民族,同时也蕴藏着瑰丽多姿的地域文化,黎族传统住居文化尤为彰显其鲜明的民族文化艺术特色。本文基于建筑遗产保护与文化生态研究的初衷,试图详尽记录与精准挖掘黎族传统建筑艺术文化精髓。地域性传统建筑离不开其所在的聚落环境,传统聚落作为黎族传统民居建筑的载体不仅对其形态特征流变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还在一定程度上反哺了黎族传统民居文化的生成,因此对黎族传统民居建筑的保护与传承无法回避其传统聚落环境。海南黎族传统民居建筑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民居建筑差异性较大,它是黎族先民在漫长历史迁徙和聚居繁衍中积累下来的地方风俗、民族性格及文化意识,结合传统聚落环境保护传统民居建筑能够继承千年文明的民居文化,推动南海主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研究,通过再生思维让黎族民居的设计精华在城市街道景观、美丽乡村建设中得以运用,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本文思路从黎族传统民居建筑保护出发,拓展成了兼具传统聚落环境大局意识的再生设计思考。论述了黎族传统民居“保护”与“再生”之间的关系,从多个维度认知二者之间“矛盾”与“相互作用”的复杂关联。通过绪论部分阐述了本选题的缘由、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及相关内容。历时十三年的田野调查凝练成第一章,详细阐述了海南黎族传统民居概况、类型及配属建筑设施,为后文的保护与再生提供详实的理论支撑。第二章着重阐述黎族传统民居保护与再生理论,针对其场所精神把握、原生态保护原则、建筑意义重构和文化生态反哺等再生理论强调了黎族传统聚落保护需要关注的环境问题。第三章开始逐步将研究重心转变到黎族建筑遗产的传保护与传承问题上,以“原真性”为主要传承脉络展开论述,较为客观的阐述了保护与再生设计之间的博弈关系。任何地区的传统民居保护与再生工作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其不断受到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分别从外和内两个角度的影响,本文在第四章围绕海南省多个黎族传统村落详细分析保护与再生的因果关系,以实际案例说明分析再生应用的实际情况,为后一章生态文化理念下的黎族传统民居再生设计进行铺垫。第五章整合了前文所做的理论和实际铺垫,将环境—生态—文化进行系统分析,并通过设计学思维落到黎族传统民居的再生设计实处,通过美丽乡村、城市环境、文旅项目进一步加固了环境与建筑再生的关系。

蒋越^[5]（2020）在《新时代农村女性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以G市S镇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女性作为农业生产和生活的主要群体,是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参与者和践行者,在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维护村容村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提高农村女性的生态文明意识,深化农村女性的生态保护参与意识,激发农村女性的生态保护参与活力,为美丽乡村的建设注入女性元素和女性魅力,是当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采取文献分析和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新时代的农村女性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本文选择以G市S镇的农村女性为研究样本,通过调查问卷、入户访谈等方式对样本地区的农村女性、村干部和男性村民代表进行了访问,收集了农村女性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一手数据。通过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总结归纳了新时代农村女性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初步成就、现实困境及问题根源,并对新时代农村女性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对策分析。研究发现,当前农村女性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表现在:农村女性已具备基本的生态保护意识、农村女性能够践行基本的生态农业生产、农村女性能够践行基本的生态生活方式以及农村妇女组织积极开展各项生态保护活动等。其中,农村妇女组织开展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活动和赣南新妇女运动更是强化了农村女性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但是,目前农村女性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也存在农村女性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渠道有限、农村女性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薄弱、农村女性的生态保护意识无法有效转化为具体行动等现实困境。本文认为,产生这些困境的问题根源在于农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不完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和农村女性获取经济来源的能力有限,农村女性受到的教育程度不够和农村女性的环境保护观念还不够彻底等。针对调查中的新时代农村女性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困境和问题根源,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新时代农村女性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思考。一是要确保农村女性享有充分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机会,二是要厚实农村女性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三是要提升农村女性的生态文明意识。

汪杰^[6]（2020）在《环境保护中软法之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很多领域都在开展对于软法的研究,而在环境法学界,学者们对于软法的研究却寥寥无几,生态环境破坏的现状、环境保护形势的变化、公众不断增强的环保意识、各界对于新型环境治理模式的需求以及人民对于良好生态环境的向往都要求我们不断反思环境法治理念、革新现有环境治理模式、丰富环境治理手段、扩大环境治理参与主体范围、尤其是要认真对待环境领域大量存在且已经发挥实效的软法,最终实现环境问题的良法善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环境公共治理是这一战略部署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期环境公共治理模式,成为环境治理的一种必然趋势,而环境公共治理呼唤着软法之治。与此同时,传统环境治理模式依赖的政府单一管制面对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很多时候束手无策亦或是胡作非为,将软法之治引进环境治理领域,利用软法独特的优势,丰富环境治理的手段和形式,覆盖现有硬法管制所力不能及的领域,既可以推动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也可以完善对于软法的研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环境公共治理对于环境良法善治的需求。本文先对软法的概念、特征、与硬法的区分标准及环境软法的定义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论述,进而详细分析软法治理兴起的原因、过程及其内涵,而后探讨环境软法在我国环境治理中的表现形式,再然后找出目前环境软法之治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最后指出由于软法自身的局限性,其在环境治理中显现出一些问题与短板,所以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既要重视对于新兴软法的运用,也要重视传统硬法治理。最适合我国国情以及环境保护需要的是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与公众共同参与,实现软法与硬法和谐统一,相互配合、分工合作、“软硬兼施”的环境公共治理体系。必须实现新兴软法与传统硬法有效的衔接与整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最大程度的发挥软法的作用与实现软法的价值,在“软硬兼施”模式下彰显软法的生命力、丰富环境治理手段、提高环境治理效率、节约环境治理资源、实现良法之治。

才让卓玛^[7]（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天祝县红圪垯村藏文化变迁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是不可避免的。变迁并不是传统民族文化及其内涵全部消失,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影响、整合和重构的过程。变迁是传统民族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得以保留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只有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现代化变迁中,其传承与发展才有希望。本文以天祝县红圪垯村藏文化变迁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华锐藏族长期处于藏族的边缘地带,其语言、服饰、婚俗丧葬礼仪与主流藏族有许多不同,有其自己的独特性,并且长期处于民族结合地带,在民族交往过程中有很大的碰撞,更容易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从而引起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资料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有关华锐藏族文化资料的研究来认识华锐藏族历史文化,再结合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来把握当地藏文化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文章主要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来研究红圪垯村的藏文化变迁,同时从政策导向、经济发展、新媒体的传播等方面揭示了红圪垯村文化变迁的原因,并试探性分析当地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通过对红圪垯村民族文化的变迁进行深入分析。认为面对现今急速发展的社会环境,红圪垯村藏文化要得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树立民族自信心,在继承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并不断创新,引导民族文化良性变迁,这样才能使当地的优秀民族文化永葆生机。

吴梦^[8]（2020）在《生态女性主义正义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诞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综合了妇女解放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的经验,试图从女性视角出发,批判父权制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随着生态女性主义众多流派的发展,其理论焦点逐渐从诞生之初的关注女性问题和环境破坏问题,转向关注社会中受到父权压迫的一切不平等问题。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社会建构生态女性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和哲学生态女性主义等众多流派虽然在具体理论上存在争议,但它们无一例外地将正义视为其研究的核心问题。生态女性主义正义观的研究为实现性别正义、发展正义、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为保护环境、妇女解放,甚至是全人类的解放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正义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也是长久以来哲学家们关注的重点,从古希腊时期与城邦政治相结合的正义观到中世纪以神学为中心的正义观,再到近现代强调平等与自由的正义观,不同时代、不同的理论派别对正义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受到父权制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影响,在正义的话语体系中,女性常常是被忽视的群体。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于独特的女性视角,将社会不正义的根源指向长期以来压迫包括女性、自然和部分男性等弱势群体的父权制,并对性别正义、环境正义、发展正义和社会正义做了全新的阐释。生态女性主义正义观批判理性主义至上的思维方式,主张构建以女性原则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但是它也强调,信奉女性原则不等于女性至上,而是主张摒弃男性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践行爱与和平。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存在着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拥有相同属性的群体可以为了某种认同感结成联盟,压迫、歧视不同的群体。生态女性主义的对去中心化和多元包容的推崇,为不同的思想观念提供了共同对话交流的平台,为相互冲突、具有差异的理论提供了“竞技场”,不同的理论观点在对话中彼此吸收借鉴,为社会不正义问题和环境不正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模式。然而生态女性主义正义的理论并非尽善尽美,其理论除了有自身逻辑不自洽问题外,还容易深陷二元论的桎梏,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家们发现了这些问题,并且也进行了各种试图冲破这种思想束缚的努力,但均告失败。关怀伦理的相关理论用整体主义对父权制统治的逻辑进行了批判,强调关怀、尊重和责任,用有机的、系统的方式来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从而较为有效地消解了生态女性主义发展所面临的二元论困境。

曾华平^[9]（2020）在《墨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墨菲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杰出学者。在其多数理论作品中,墨菲总是以自己的独特的眼光,阐释女性和自然在父权制社会下作为“他者”的存在现实。墨菲不断地对生态女性主义领域进行探索,将巴赫金对话理论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完美契合,致力于构建具有对话性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视域。第一章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背景出发,分为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时代背景介绍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理论背景则是墨菲在众多哲学家理论影响之下,结合自身观点才将生态女性主义引向文学批评领域。鉴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概念过于冗长,所以本文对生态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几个概念之间进行辨析;第二章撰写墨菲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及其创见,首先概述了墨菲理论,墨菲的理论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为支点,从女性和自然双重视角解读作品。然后阐述了墨菲理论对传统的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以及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对女性主义而言,传统的自然写作定义将女性和自然客体化,墨菲主张女性使用新的表达方式创作文学作品,重新书写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恢复文本中自然的主体地位,拓展了女性言说的空间。随后墨菲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对“崇高”概念和“盖娅”意象进行修正。最后是探讨了墨菲理论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运用与发展。墨菲运用巴赫金对话理论中如“自我和他者,向心力与离心力”,发展巴赫金对话理论,使其囊括生态问题和性别问题。论文第三章简述了墨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批判与构建。生态女性主义是在女性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二者都批判以男权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试图重新建构新的理论,而这一新的理论构建是对传统女性主义理论极大的发展和突破。墨菲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融入教育学,创设了郊狼助产士教学法,从教育的角度,惠及所有的普通女性,帮助她们从多年的父权制的文化影响下走出来。在教学内容上,墨菲要求加入美洲土着妇女的自然写作文本,她们的生存智慧有助于女性摆脱多年来性别压迫。论文第四章论述了墨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我国的文艺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启示。墨菲理论具有跨学科、跨国界、跨文明以及多元对话性特点,客观认识汲取其理论中的优秀成果,无疑会给我国的文学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方法。与此同时墨菲在其理论研究多次强调“负责任”“恢复女性与自然的主体意识”,对整个生态环境而言,“生态责任意识”和“生态平等意识”呼之欲出。墨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对墨菲理论的反思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结语部分论述了墨菲作为一名学者的“入世”情怀,他的学术理论启发了后代学者,字里行间中描绘出对生态的忧思,以及对后辈的敦敦教诲。

黄璐^[10]（2020）在《多中心治理视角下湖南老司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世界遗产凝聚着千百年来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是十分罕见且无法取代的财富。伴随着世界遗产地旅游活动的开发,一些盲目的建设和缺位的管理使得世界遗产遭受破坏,因此加强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具有重要性与紧迫性。老司城是我国目前西南地区保存较为完整、城址规模最大的土司遗存,在201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8个世界遗产。作为湖南省唯一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的保护工作受到政府、社会与学术界的极大关注。通过对老司城的文献查阅以及实地调研,笔者发现随着老司城旅游开发进程的加快,政府和市场、社区多元主体都对当地文化遗产进行了保护,形成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多中心治理格局。但由于世界遗产保护的复杂性,在老司城文化遗产保护中还存在政府治理失灵、市场治理失效、社区发育不成熟以及各主体间存在矛盾等问题。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依据多中心治理理论提出明晰政府、市场与社区各主体的角色定位、提升多中心主体的保护能力,并构建多中心治理的冲突解决机制来优化老司城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对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湖南老司城文化遗产保护进行研究,不仅可丰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成果,也可为当地遗产保护提供新的方案,以期实现当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并为其他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有益借鉴。本文主要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及意义,阐述研究内容与方法,说明本文的创新点。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阐述了本文的相关概念及基本理论。第二章简要介绍湖南老司城概况、当地文化遗产以及遗产的管理情况。第三章分析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湖南老司城文化遗产保护,明晰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主体、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成效。第四章分析多中心治理下老司城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第五章在前文研究基础上,提出多中心治理下湖南老司城文化遗产保护优化对策。最后,结语部分简要概述了本文研究的结论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二、妇女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妇女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以人权为基础的环境保护的困境及其出路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2）马达加斯加独立后生态环境问题研究（1960-2020）（论文提纲范文）

（3）农村妇女的环境行为及其转变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N村环境项目实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黎族传统聚落民居原生态保护与再生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代农村女性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以G市S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环境保护中软法之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天祝县红圪垯村藏文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生态女性主义正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墨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多中心治理视角下湖南老司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妇女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以人权为基础的环境保护的困境及其出路探究[D]. 王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马达加斯加独立后生态环境问题研究（1960-2020）[D]. 李艺.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农村妇女的环境行为及其转变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N村环境项目实施为例[D]. 焦婷婷. 兰州大学, 2021(12)
• [4]黎族传统聚落民居原生态保护与再生设计研究[D]. 张引. 西安美术学院, 2021(01)
• [5]新时代农村女性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以G市S镇为例[D]. 蒋越. 江西理工大学, 2020(01)
• [6]环境保护中软法之治研究[D]. 汪杰. 华侨大学, 2020(01)
• [7]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天祝县红圪垯村藏文化变迁研究[D]. 才让卓玛.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8]生态女性主义正义观研究[D]. 吴梦. 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9]墨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研究[D]. 曾华平.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10]多中心治理视角下湖南老司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D]. 黄璐.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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