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南省公安民警预防HIV/AIDS教育及对高危人群管理的能力建设》项目预调查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程思[1]（2020）在《广州市外籍人员网络社交情况及HIV检测行为调查》文中研究表明目的了解广州市外籍人员人口学、网络社交行为特征及HIV干预服务接受情况;探讨广州市外籍人员网络社交行为与临时性行为间的关系;深入分析影响广州市外籍人员HIV检测行为的主要因素。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进行横断面调查,分别利用线下招募和线上招募两种方式,收集2019年10-12月期间在广州市工作、学习和（或）居住的外籍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在取得知情同意后,分别对其进行线下问卷调查或网络问卷调查其基本人口学特征、网络社交行为特征、性行为特征、HIV检测行为特征、干预服务接受情况等。线下调查采用面对面的方式;网络调查采用社交软件与在线调查平台问卷星相结合的形式。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连续性变量采用均数及标准差,分类变量采用频数分布进行描述,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多因素分析,探究影响因素与结局变量之间的联系强度。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所有统计检验均为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结果1.社会人口学特征本研究共包括434名研究对象,其中线下问卷调查241人,网络问卷调查193人。其中男性297人（68.4%）,女性137人（31.6%）;年龄分布集中于18-61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1.0±8.8）岁;主要来自非洲的有343人（79.0%）,亚洲83人（19.1%）;职业为来广州经商的有202人（46.5%）,学生209人（48.2%）。2.HIV干预服务接受情况42人（9.7%）最近3个月在中国接受过HIV知识宣传,11人（2.5%）最近3个月与朋友讨论过HIV预防知识,163人（37.6%）了解广州HIV检测场所。142人（32.7%）认为在华外籍人员进行HIV检测有困难,23人（5.3%）觉得自己感染HIV的风险高,17人（3.9%）表示有朋友告知其HIV感染状况。3.、网络社交行为及性行为特征251人（57.8%）在中国有网络社交平台认识的朋友,272人（62.7%）社交圈中有自己国家的朋友,198人（45.6%）社交圈中有中国朋友,225人（51.8%）社交圈中有其他国家的朋友,248人（57.1%）在中国密切联系的朋友数<10个,337 人（77.6%）经常使用微信,322 人（74.2%）经常使用 WhatsApp,191 人（44.0%）经常使用Facebook,51人（11.8%）经常使用Twitter,137人（31.6%）经常使用Instagram,188人（43.3%）平均每日花费在网络社交软件的时间在1-3小时。外籍人员中363人（83.6%）曾经发生过性行为,181人（49.9%）最近3个月与配偶/固定性伴发生过性行为,55人（15.2%）最近3个月与临时性伴发生过性行为,160人（44.1%）最近1次性行为时使用了安全套。4.网络社交行为与最近3个月临时性行为的关联性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平均每日花费在社交网络的时间>6小时比<1小时者更有可能发生临时性行为（OR=3.63,95%CI:1.31～10.08）。5.HIV检测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最近3个月内接受HIV检测的有170人（39.2%）,自报HIV阳性0人;若发生无保护性行为,208人（57.3%）愿意主动寻求HIV检测;257人（59.2%）认为进行HIV检测的原因是想知道自身的健康状况。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累计居留时间在4-12个月者（与累计居留时间<3个月者相比,OR=3.65,95%CI:1.87～7.15）,最近6个月内做过健康体检（与最近6个月在中国未做过健康体检者相比,OR=2.77,95%CI:1.69～4.55）,了解在广州可以做HIV检测场所（与不了解在广州可以做HIV检测场所者相比,OR=2.54,95%CI:1.54～4.18）的外籍人员更有可能进行HIV检测。结论本次调查中来自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外籍人员艾滋病知晓率较低,网络社交行为较单一,健康需求较大,HIV宣传干预服务水平有待提高。近六分之一的研究对象与临时性伴发生过性行为,花费在网络社交软件上的时间越长者更有可能发生临时性行为。累计居留时间4-12个月、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并且了解HIV检测咨询服务的更有可能进行HIV检测,需加强宣传,采取综合性措施,促进其进行HIV检测。
张置林[2]（2019）在《提高NGO有效参与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的对策研究 ——以W市X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艾滋病作为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随着社会多元化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政府出台的禁止有偿供血、禁毒扫黄、大众宣传艾滋病相关知识等措施已不能完全应对我国艾滋病疫情发展的复杂形势。由于艾滋病防治产品具有正的外部性,如果由私人企业提供艾滋病防治产品会出现“市场失灵”;艾滋病防治商品所具有的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政府的干预也存在低效率,即“政府失灵”;大众宣传没有针对性,导致大多处于社会底层的性工作者、吸毒人群等艾滋病高危人群掌握艾滋病信息不对称,另外高危人群的特殊性与国家主流价值观产生冲突都会影响社会整体的防治效果。非政府组织（NGO）以其显着的公益性、志愿性、非营利性、灵活性等特点,与政府相比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灵活多变的优势,能够在政府无法彻底发挥功效的特殊领域做出重要的补充。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定量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来研究NGO参与W市X区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的现状,并结合国内外艾滋病防治领域NGO的成功经验,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2010年在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支持下,W市X区红丝带俱乐部和志愿者联盟参与到当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红丝带俱乐部通过与疾控机构合作,将HIV/AIDS人群及其家属作为服务对象,通过财物补助、提供交流平台和检测咨询等三类活动开展综合关怀类工作。志愿者联盟主要开展行为干预活动,在大学生、外来务工人员中进行防治艾滋病知识宣传及反歧视宣传。NGO的参与为W市X区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了重要补充,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由于是新成立的社会组织,缺少合法身份、自身能力不足、人员少专业弱、组织开展工作的资金来源单一等问题,导致其生存发展遇到瓶颈,阻碍了 NGO参与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分析其原因主要有NGO消极对待组织登记注册、组织行为目的发生偏差、忽略人才队伍建设、资金渠道狭窄等。国内外有许多较为成功的NGO参与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的案例,在HIV/AIDS人群关怀救助、针对吸毒者、同性恋者、女性性工作者、青少年、流动人口等艾滋病高危人群和重点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行为干预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针对MSM人群、FSW人群、吸毒者这三类艾滋病高危人群。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官方机构很难接触他们,而草根组织中大多数志愿者来源于这三类人群,能够深入开展艾滋病同伴教育工作,弥补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不足。通过查阅文献等各种资料,借鉴包括乌干达、澳大利亚、泰国以及我国香港、云南省、广州市等地NGO的成功经验,结合W市其他NGO的工作经验,提出纾解NGO工作困境的对策建议。一是政府创造NGO发挥价值的制度途径,减少对NGO具体事务的管理,加大支持投入,加强监督管理;二是加强NGO自身组织建设,提高NGO自身管理水平,促使NGO健康发展;三是重视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吸收各类专业人员加入组织,并通过培训提高志愿者的工作技能,以提升NGO的服务能力;四是增加NGO工作资金来源渠道,积极取得全社会各方支持,并提高NGO自身筹资能力。
朱靖[3]（2019）在《中越边境地区暗娼与嫖客人群艾滋病流行病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异性性接触传播是目前我国HIV感染的最主要途径,暗娼（FSWs）与嫖客不仅是HIV感染的高危人群,也是HIV向普通人群蔓延的桥梁人群。在我国云南省中越边境地区尚缺乏FSWs与嫖客在HIV感染及相关因素上的相关性,以及对区域HIV疫情影响的研究资料。研究目的了解20052015年期间越南籍FSWs、云南省中国籍FSWs,以及嫖客的HIV感染和变化趋势;了解位于中越边境地区的云南省河口县境内FSWs与嫖客的HIV感染现状和变化趋势;分析FSWs与嫖客感染HIV的相关因素;探讨FSWs与嫖客在HIV感染及相关因素等方面的关联;评价FSWs与嫖客中的HIV感染对河口县HIV疫情的影响;为HIV防控措施的改进以及后续研究提供参考资料。研究方法计算机检索英文数据库包括:Web of Science,PubMed,ScienceDirect;中文数据库包括:万方数据库,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中国知网,收集文献信息。Meta分析计算3组人群的合并HIV感染率及变化趋势。2014年6月至2015年11月期间,每隔6个月开展一次横断面调查,共开展4次调查,纳入河口县中国籍FSWs、越南籍FSWs,以及嫖客作为调查对象。问卷调查收集人口学特征、流动现状、生殖健康与求医行为、性行为,以及毒品使用等信息。采集调查对象的静脉血样本进行HIV、HSV-2,以及梅毒血清学检测;采集尿液样本进行吗啡、氯胺酮,以及苯丙胺检测。对数据资料采用非条件和条件Logistic回归和累积比数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HIV/STIs相关因素;GIS绘制调查对象空间分布图;分类树和Web节点模型分析各变量与HIV感染之间的关联强度以及相互关系;Spectrum/EPP模型计算调查对象在HIV感染率方面关联以及对当地HIV疫情的PAR%。主要研究结果1.系统综述与Meta分析:收集符合要求的越南籍FSWs相关研究文献13篇,独立研究31项;云南省中国籍FSWs相关研究文献47篇,独立研究95项;中国嫖客相关文献32篇,独立研究39项。越南籍FSWs的HIV感染率合并估计值为4.26%（95%CI:3.045.65%）;中国籍FSWs与嫖客的HIV感染率合并估计值则分别为2.65%（95%CI:2.542.78%）和1.41%（95%CI:1.101.76%）。越南籍FSWs与中国嫖客的HIV感染率呈现缓慢上升后缓慢下降的趋势;云南省中国籍FSWs的HIV感染率则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2.越南籍FSWs:越南籍FSWs主要来自于毗邻河口县的越南北部省份。检测越南籍FSWs合计1036人,HIV感染率为2.12%（22/1036）。越南籍FSWs的HIV感染率在连续横断面调查期间的变化趋势无统计学意义。经多因素分析,HSV-2感染（OR=3.83,95%CI:1.3710.76）、HIV知识知晓不合格（OR=10.40,95%CI:3.7728.66）、与客人部分时间使用安全套（OR=5.82,95%CI:1.4423.59）、接受过干预服务（OR=0.27,95%CI:0.080.84）等因素是越南籍FSWs人群HIV感染的相关因素;越南少数民族（OR=0.64,95%CI:0.490.83）、被客人包养（OR=1.50,95%CI:1.002.24）,以及与IDU发生性行为（OR=5.20,95%CI:2.0513.20）是调查对象感染1项或多项STIs的相关因素。分类树模型则判定调查对象的HIV知识知晓与HIV感染的关联最为密切;Web节点模型结果表明自己或亲人既往有被绑架经历史与HIV感染的关联最强。3.中国籍FSWs:本研究的中国籍FSWs绝大多数来自云南省内且主要来自河口县所属的红河州,在连续横断面参与调查的人数规模持续减少。共检测216名中国籍FSWs,其中1人HIV阳性。经分析,中国籍FSWs中的HIV感染者从事商业性性工作不足1个月,基本排除经商业性性行为感染HIV。4.嫖客:河口县的嫖客大多数来源于云南省,且主要分布在河口县周边地区。检测嫖客776人,16人HIV阳性,HIV感染率为2.06%（16/776）。嫖客的HIV感染率在连续横断面调查期间无显着变化。经多因素分析,年龄50周岁及以上（OR=8.11,95%CI:1.2652.16）和吗啡尿检阳性（OR=7.35,95%CI:1.4238.06）是增加男性嫖客HIV感染风险的危险因素。婚姻状况（同居或在婚:OR=2.43,95%CI:1.065.56;离异或丧偶:OR=4.86,95%CI:1.8212.93）、年龄分布（40:OR=2.22,95%CI:1.174.22;50:OR=2.65,95%CI:1.305.37）,以及付费性伴偏好（其他:OR=3.99,95%CI:1.878.50）是调查对象感染1项或多项STIs的相关因素。分类树模型则判定年龄>50周岁与男性嫖客的HIV感染之间关联最为密切;Web节点模型分析结果则表明吗啡阳性与HIV感染之间关联度最强。5.对比研究及HIV疫情PAR%估计中国籍FSWs与越南籍FSWs在性服务收入和每月接客数上的差异显着。3组人群并无共同的HIV感染相关因素。经模型计算,越南籍FSWs对河口县≥16周岁的女性HIV疫情的PAR%为2.97%;嫖客对河口县≥16周岁的男性HIV疫情的PAR%为0.68%6.41%。越南籍FSWs每月至少令1名男性嫖客感染HIV的概率为23.12%;嫖客每月至少感染1名FSW的概率为0.85%4.27%。主要研究结论1.系统综述与Meta分析结果表明3组研究人群的HIV感染率在2012年之后均呈现逐年缓慢下降趋势,越南籍FSWs的HIV感染率最高。亚组分析则说明来自我国西南地区的FSWs以及嫖客仍具有较高的HIV感染风险。2.越南籍FSWs的HIV感染率较既往研究报道有所下降,然而高频率的流动以及商业性性伴交换使得她们仍然是影响我国中越边境地区HIV疫情的重要人群。部分调查对象对HIV/STIs相关知识的缺乏以及对感染风险识别的不足是增加她们感染风险的主要因素。3.河口县的中国籍FSWs人群的HIV感染率与既往报道基本一致。相比云南省其他地区的同类人群,河口县的中国籍FSWs感染HIV的风险较低,其主要收入来源是从事娱乐场所的服务工作,而非专门提供商业性性服务。4.嫖客的HIV感染率低于既往研究报道,商业性性行为的安全套使用率有所提高。老年嫖客中的HIV流行需要重点关注,该人群的HIV感染受到毒品使用与商业性性行为的共同影响。5.中国籍与越南籍FSWs之间在性服务收费及其行为特征方面差异显着,提示2组人群的客人可能来自完全不同的总体,尚不能认为嫖客是连接中国籍与越南籍FSWs人群HIV感染风险的纽带。PAR%分析则说明嫖客与FSWs对河口县的HIV疫情贡献比例相对较低。为进一步探讨FSWs与嫖客在HIV感染上的关联,开展HIV分子流行病学及分子网络研究是可以考虑的方案之一。
张伟华[4]（2018）在《湖北省暗娼艾滋病性病流行情况及艾滋病防治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了解100%安全套项目实施10年后,湖北省暗娼人群艾滋病及有关性病的流行情况并探索艾滋病防治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在湖北省六地选择860名研究对象。对其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暗娼人群人口学特征、艾滋病防治知识、安全套使用、接受干预等情况,并采集血样,检测其HIV、梅毒、HSV-2的感染状况。采用定性访谈的方法,对百分百安全套项目实施相关人员采用结构化的访谈提纲进行深入访谈,了解项目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果:1.本次共调查860人,最终纳入分析816名研究对象。平均年龄为31.41±7.14岁。其中,30岁以下者占46.08%。已婚者占66.91%。小学文化水平者最多,占42.40%;其次为初中,占40.81%;高中及以上者最少,占16.79%。来自低档场所的有308人,占37.75%,;来自中高档场所的508人,占62.25%。在本地工作时间<3个月的有357人,占43.75%。不同档次场所的FSWs年龄、文化程度、婚姻、工作时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调查的暗娼人群,经检测HIV抗体检测均为阴性,梅毒81例阳性,梅毒感染率为9.93%。生殖器疱疹（HSV-2）80例阳性,HSV-2感染率9.80%。不同档次FSWs比较,低档FSWs梅毒、生殖器疱疹（HSV-2）感染率分别为14.28%、37.01%,均高于中高档FSWs的7.28%、23.4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梅毒:x2=10.52,P=0.001;HSV-2:x2=8.22,P<0.001）。3.研究对象艾滋病总知晓率为90.44%。艾滋病传播途径、防治措施及非传播途径知识均较高,在85%以上。不同档次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30）。4.研究对象最近一次商业性性行为套使用率为86.4%,其中低档场所为75.00%,高档场所为93.31%。最近1月安全套坚持使用率为73.04%,其中低档场所为60.06%,高档场所为80.91%。最近1次商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低档场所显着低于高档（x2=54.68,P<0.001）;最近1月安全套坚持使用率低档场所亦显着低于高档（x2=54.42,P<0.001）。对最近1次安全套使用的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同伴教育可以提高暗娼最近一次商业性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低档:OR=1.82,95%CI:1.033.23;中高档:OR=2.70,95%CI:1.275.88）。5.研究对象最近6个月接受艾滋病免费咨询检测服务,接受艾滋病和性病免费宣传资料,收到免费发放的安全套,做艾滋病性病检测,接触同伴教育的比例分别为:27.57%,41.30%,34.07%,57.11%及15.69%。低档FSWs与中高档对比,接受艾滋病免费咨询检测服务（VCT）的比例较低（21.48%Vs 31.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61.343,P=0.001）。低档FSWs接受免费宣传资料的比例也低于高档FSWs（33.77%Vs 66.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23.423,P<0.001）。6.通过深入访谈,相关人员认为百分百安全套项目实施以来取得了显着成效。但项目当前的实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展人员技能欠缺,需要进一步提高外展技能。其次由于经费问题,外展人员补助发放不到位,需要相关措施保障其利益。再者由于今年扫黄力度大,使得外展工作受到阻碍,因此应制定相关措施保证多部门有效配合。最后对低档场所要通过免费发放安全套,提高其安全套可及性。结论:100%安全套项目实施十年后,湖北省艾滋病防治工作成果显着。今后应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控中的薄弱部分。
张宁[5]（2012）在《参与与行动：西北多民族聚居大城市中社会组织防治艾滋病的田野调查 ——以兰州市为例》文中提出当前中国政府确定了“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艾工作机制。工作机制对社会力量参与艾病防治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留下了“想象空间”,而社会组织是社会力量中参与防艾的重要组成部分,担当了不可或缺的社会角色并取得了显着成效。论文通过对西北多民族聚居大城市——兰州市的三个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在防治艾病的行动进行了民族学观察,通过民族志式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各类型社会组织如何运用组织文化资本参与防治艾滋病,并从中观察到三个社会组织的相关行动以建构在各自组织结构中开展防艾活动,从而达到艾病的宣传预防、行为干预、关怀救助等组织功能目标。论文首先在学术史述评中,对国内外学界关于艾滋病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现状进行了细致梳理和回顾;其次,论文对我国和甘肃省社会组织参与防艾问题进行了论述;在第四章到第六章中对一个宗教组织——西湖清真大寺、和两个草根民间组织——兰州市男男性接触者工作组和兰州市感染者/患者关爱组织参与防艾行动进行民族学的研究;最后运用民族学理论讨论三类社会组织参与艾病防治行动的学科解读并对社会组织参与防艾提出了相关建议。
房蛟飞[6]（2011）在《五家戒毒场所艾滋病防治现状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研究目的：通过对云南省五家戒毒所开展艾滋病防治状况调查,描述五家戒毒场所戒毒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行为,五家戒毒场所的艾滋病防治现状。发现可能影响戒毒场所防治艾滋病的主要原因。提出适合戒毒场所艾滋病防治的对策和建议。研究方法与内容：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云南省5个戒毒场所的163名工作人员和450名戒毒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同时对5个戒毒所的戒毒人员和工作人员分别进行了个人深入访谈,对云南省五家戒毒所艾滋病防治状况进行了现况调查,探讨五家戒毒所艾滋病防治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1、戒毒人员中青年比例为79.2%,少数民族达到58.2%,文盲比例为26.5%,收入在1-999元比例为45.0%,从事农民职业的比例为43.8%。同时发现文化程度越低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越差（P<0.05）,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对艾滋病的相关态度无影响（P>0.05）,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对静脉吸毒行为无影响（P>0.05）；艾滋病相关态度越不好越容易发生静脉吸毒行为（P<0.05）。2、戒毒所工作人员对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达到100%,工作人员对政策的理解方面艾滋病病人离开戒毒所时应通知相关部门的知晓率仅为39.5%,但在职业暴露知识方面完整的皮肤接触艾滋病人血液不会被传染的知晓率仅为19.1%,只有47.8%的工作人员愿意和他们一起工作。3、戒毒所在防治措施上存在严重不足,进行了检测但未进行告知,4个戒毒所未承担起对艾滋病人的治疗。五家戒毒所均采用混合管理,71.3%工作人员愿意对阳性人员隔离关押,85.4%戒毒人员愿意对阳性人员隔离关押。戒毒所工作人员愿意对戒毒人员进行健康教育。一所戒毒所开展了同伴教育,同伴教育比传统的教育模式,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均有职业暴露预防措施。结论和建议：1、国家在禁毒防艾宣传教育的同时,应通过戒毒所着重在青年、农民、低收入吸毒人群、少数民族人群中加强艾滋病预防宣传教育及行为干预力度。关注吸毒人群态度行为的改变,以及时调整健康教育策略。2、加强艾滋病相关政策和职业防护知识的学习,同时对要改变工作人员对戒毒人员的态度,另外应改善对工作人员岗位津贴。3、继续推进防治措施,完善检测,告知,治疗随访各环节。推进改革戒毒所管理模式。继续健康教育,加大对同伴教育的投入。完善职业防护措施。
张晓虎[7]（2010）在《制度变迁的价值观念基础 ——建构论视角下的中国艾滋病问题》文中指出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艾滋病的概念体系中不仅包含着医学科学的界定,还具有浓重的社会文化属性。在建构论看来,不论是它的医学科学界定还是社会文化内涵都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被各种社会因素共同建构起来的。对公共健康的威胁并引发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冲突是艾滋病成为社会问题不可或缺的两个构成要件,也是既有制度安排在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生活面前效能缺失的表现。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反映了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与相对滞后的制度文化之间的矛盾,出于对健康与和谐的追求,必然产生新的制度需求,要求变迁旧有的制度体系,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新的社会秩序。中国解决艾滋病问题的实践进程折射着中国社会进一步制度变迁和社会重组的进程,这个过程是国内外各种利益团体之间的博弈过程,也是各方主体持有的不同价值观念和需求之间的博弈。本文通过对中国艾滋病问题的建构主义分析,从艾滋病的概念体系、引发的社会影响、社会应对艾滋病的策略以及对中国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等方面探讨了相关制度变迁的价值观念基础。
姚霞[8]（2010）在《艾滋病反歧视的介入空间与介入途径探究 ——以湖北省武汉市社会工作者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在美国报告首例艾滋病病例之后的几年,艾滋病传入亚洲,并迅速蔓延。二十多年后,在亚洲大约9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中有数百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在中国大约有74万（56—92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是这么高的数字都不足以表达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他们的家人所承受的苦难和煎熬。伴随健康状况的恶化和疾病的痛苦,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羞辱和歧视。病毒感染没有引起同情却引来了谴责和排斥。艾滋病歧视的流行不仅仅因为它的传播与“文明社会”所不耻的行为,如注射吸毒、男男同性行为和卖淫嫖娼等有关系,似乎更受到深层传统文化的偏见,从而导致在中国对艾滋病反歧视的倡导遭受到了拒绝和道德恐慌。目前,关于中国艾滋病流行的推动因素及传播模式和趋势的研究很少,这使得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存在两个误区。一些人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会保护他们免于感染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只能在有高危行为的边缘人群中流行。而另外一些人则恐慌地认为,鉴于非洲等一些国家艾滋病疫情的蔓延,中国也必将迎来艾滋病的广泛流行,甚至认为会有更多的成年人将很快地被艾滋病病毒感染。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对中国艾滋病流行的认识不断得以深化。但是,我们对艾滋病歧视在中国蓄势待发的流行知道什么?是什么因素主导中国艾滋病歧视的流行?它们又将如何变化?艾滋病相关羞辱和歧视对国家的危害是什么?谁来承担这些损失?遏制艾滋病相关羞辱和歧视的最佳策略是什么?这些策略在今天的中国是否切实可行?这些问题多数尚没有满意的答案。因此,有必要针对与艾滋病相关的羞辱和歧视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以为遏制中国艾滋病相关羞辱和歧视的流行提供重要的、可行的、长期持续的应对措施。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武汉地区社会工作者（社区社会工作者、青少年社会工作者和学校社会工作者）开展艾滋病反歧视工作的现状调查与需求评估,以及对社会工作介入艾滋病反歧视的可行性与切入点/技术路线的探讨,旨在以基线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社会工作介入艾滋病反歧视的空间和途径,并以此探索社会工作者参与艾滋病反歧视的工作计划和可持续模式。本研究主要运用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调查问卷的数据说明目前社会工作者艾滋病知识水平、态度与行为以及影响社会工作者开展艾滋病反歧视工作的主客观因素,以深度访谈等质性资料进一步探讨社会工作者在艾滋病反歧视实际工作中的需求及其介入艾滋病反歧视活动的切入点和技术路线。本研究在深入分析目前艾滋病歧视流行状况和社会工作者艾滋病反歧视相关活动开展状况的基础上,初步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1）艾滋病患者及受影响相关人群受到羞辱和歧视的情况是严重的。除具有全球普遍性之外,羞辱和歧视贯穿于社会各层面,存在于个人、家庭、社区、机构、媒体、政府政策和实践活动中。（2）现行艾滋病反歧视理念和措施存在局限性。社会工作介入是艾滋病反歧视的可行之路。社会工作介入艾滋病反歧视具有自身的优势和特质。（3）社会工作者在艾滋病防治包括反歧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其参与程度仅仅停留在表面,且往往流于形式而缺乏实质性；其管理和开展艾滋病相关工作的能力相对不足。（4）社会工作者可以从三个层面介入艾滋病反歧视：一是在宏观的政策制定环节,可从社会工作者对艾滋病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定的影响层面介入；二是在政策执行环节,可从艾滋病相关服务提供者（如医疗机构、工作场所、社区、学校、媒体等）层面介入并发挥作用；三是从社会工作者服务的目标人群（如大众人群、艾滋病患者及受影响人群等）层面介入。（5）社会工作者介入艾滋病反歧视的关键实施策略有：营造支持性的法律政策环境、促进政治承诺和领导力行动、对侵犯人权的事例进行监督、畅通利益相关者表达渠道、促进艾滋病患者更大程度地参与活动、加强能力建设、改变态度和建构观念、减轻艾滋病影响等。（6）社会工作者艾滋病反歧视工作计划的制定是社会工作者开展反歧视工作的前提。它可为社会工作者开展艾滋病反歧视工作提供可供遵循的程序和行为标准,是社会工作者参与艾滋病反歧视工作的指南。
王清华[9]（2010）在《艾滋病防控中的部门协作长效机制研究 ——以云南为例》文中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在艾滋病防控中需要政府多个部门协调合作,是艾滋病防控的成功经验。艾滋病防控中部门协作的密切程度直接影响艾滋病防治目标的实现。目前,我国艾滋病防控中的部门协作,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公安与卫生部门的协作,以及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作,与实际需求相比,无论在广度、深度和持久性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制度设计与管理体制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是造成部门协作障碍的主要原因,而制度性、结构性问题的背后所反映的,是价值观念与价值取向的问题。所以,寻找一个符合国情的、又可操作的共同理念,使各部门达成共识,增加凝聚力,是艾滋病防控工作的迫切需要。本文认为,人的生命健康权是人的基本人权中最优先维护的。在开展艾滋病防控过程中,最优先维护人的生命健康权,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更是基于对基本人权问题上的共识。因此,在维护人的生命健康权的这一生命伦理框架下,无论吸毒人员还是性工作者都应平等地享受医疗、卫生、保健的权力。只有在遵循这一共识基础上,艾滋病防控各部门才能求同存异,共谋发展。经过分析论证,本文认为：在艾滋病防控过程中,部门之间存在某些矛盾、冲突是难以避免的。为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应该注意把生命伦理作为达成共识的一个基本原则,尽管应然与实然之间存在差距,尊重生命,护卫生命的尊严是作为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本文运用“生命健康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这一基本理念为指导,在这一框架下就化解公安与卫生部门的协作障碍,以及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障碍,并提出建议,将协作中符合生命伦理的做法用法律、制度的形式加以巩固确立,以便形成长效机制。
张万宏[10]（2009）在《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工作现状评估与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我国自2004年启动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HIV Voluntary Counseling & Testing，VCT）工作以来，一直处于低效运转状态。为充分发挥VCT在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中的作用，迫切需要对我国VCT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全面评价，以期为VCT策略调整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目的评价我国VCT工作现状及目标人群对VCT的需求，研究影响VCT高效运转的各种因素；尝试建立VCT工作示范县，在实践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VCT工作方法和策略。研究方法1、采用典型抽样法，抽取我国9个代表性地区作为研究区域，收集最近3年各地VCT现况资料；抽取43家VCT门诊，通过现场观察和查阅资料，了解VCT门诊运转情况。采用配额抽样法，抽取838名暗娼、312名男男同性恋、282名性病患者、711名吸毒者、951名青年学生，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对相关资料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2、选择湖北省蕲春县作为实践研究区域，指导当地重建VCT服务体系，不断调整和优化工作方法；通过前后对照，评价活动效果，形成经验性总结。主要研究结果1、9个地区每百万人口VCT门诊平均配置密度为5.48个；322名VCT专业人员中，专职仅占9.94％；2004年～2006年，VCT服务人次年均增长率751.67％。2、2006年，43家抽样VCT门诊中，年服务量不足100人次的占51.17％。3、对43个咨询电话接答质量进行评估，“差”的占51.16％。4、60名咨询员艾滋病知识水平测试，平均得分为（74.07±23.42）分，不及格率为26.67％；仅有3.33％的咨询员对待遇满意。5、3094名接受调查者中，67.16％既往未利用过VCT服务，43.37％不知晓VCT服务信息，81.97％认为开展VCT服务有必要，50.78％从不担心自己会感染艾滋病，39.88％的人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做艾滋病检测；Logist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HIV感染风险的不恰当的认识、不知晓VCT服务信息、艾滋病知识水平低等是阻碍目标人群主动利用VCT服务的主要因素。6、蕲春县实践研究项目实施后与实施前比较，VCT工作规范性和效率显着提高。结论与政策建议1、我国VCT体系多个环节仍不完善，主要表现为：VCT网络建设资源浪费严重，多数VCT门诊服务效率低下；宣传工作针对性不强，无法促进重点人群充分利用VCT服务；对VCT门诊经费支持不够，影响了基层VCT服务承担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督导工作欠缺力度；专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VCT服务规范性不够。2、政策建议：为促进VCT工作高效运转，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工作协调；VCT网络建设应开展需求评估和成本效益分析，减少资源浪费；防艾经费的二次分配应向基层VCT服务承担机构和工作人员倾斜；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促进知识信息的传播，提高重点人群利用VCT服务的意识和主动性；加强基层工作人员培训，深入开展工作督导和评估，提高VCT服务规范性。
二、《云南省公安民警预防HIV/AIDS教育及对高危人群管理的能力建设》项目预调查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云南省公安民警预防HIV/AIDS教育及对高危人群管理的能力建设》项目预调查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广州市外籍人员网络社交情况及HIV检测行为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对照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1 研究现场 |
| 3.2 研究设计 |
| 3.3 研究对象 |
| 3.4 样本量计算 |
| 3.5 研究内容 |
| 3.6 调查方法 |
| 3.7 相关定义 |
| 3.8 资料整理与统计分析 |
| 3.9 质量控制 |
| 3.10 伦理审查 |
| 3.11 技术路线图 |
| 四、研究结果 |
| 4.1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 |
| 4.1.1 人口学特征 |
| 4.1.2 健康状况 |
| 4.1.3 医疗保险情况 |
| 4.1.4 干预服务接受情况 |
| 4.1.5 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 |
| 4.2 研究对象网络社交情况分析 |
| 4.2.1 社会支持基本特征 |
| 4.2.2 网络社交行为基本特征 |
| 4.3 网络社交行为等与性行为的关联 |
| 4.3.1 性行为基本情况 |
| 4.3.2 安全套使用情况 |
| 4.3.3 网络社交行为等与最近3个月临时性行为的关联性分析 |
| 4.4 HIV检测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1 HIV检测行为的单因素分析 |
| 4.4.2 HIV检测行为的多因素分析 |
| 五、讨论 |
| 六、结论 |
| 七、创新性与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 知情同意书 |
| 附件二 调查问卷 |
| 综述 在华居留外籍人员艾滋病防治工作现状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2）提高NGO有效参与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的对策研究 ——以W市X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一) 选题的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文献综述 |
| (二) 国内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定量研究法 |
| (三) 比较分析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 创新 |
| (二) 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HIV/AIDS人群 |
| (二) 非政府组织 |
| (三) 艾滋病综合防治 |
| 二、NGO参与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 市场失灵 |
| (二) 政府失灵 |
| (三) 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W市X区NGO参与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的现状 |
| 一、NGO参与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的现实背景 |
| (一) 艾滋病疫情形势严峻 |
| (二) 国际项目的帮助和支持 |
| (三) 国家政策的鼓励 |
| (四) 政府资源的局限 |
| (五) 国家主导管理的片面性 |
| 二、W市X区参与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的NGO基本情况 |
| (一) 红丝带俱乐部 |
| (二) 志愿者联盟 |
| 三、W市X区NGO参与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的形式与内容 |
| (一) 红丝带俱乐部 |
| (二) 志愿者联盟 |
| 第四章 NGO参与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面临的困难及其影响因素 |
| 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组织缺少合法身份 |
| (二) 自身能力不足 |
| (三) 人员少专业弱 |
| (四) 资金短缺 |
| 二、影响NGO有效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因素 |
| (一) 消极对待组织登记注册 |
| (二) 组织行为目的发生偏差 |
| (三) 忽略人才队伍建设 |
| (四) 资金渠道狭窄 |
| 第五章 缓解NGO工作困境的对策建议 |
| 一、其他国家和地区NGO的经验 |
| (一) 政府大力支持 |
| (二) NGO重视自身组织能力建设 |
| (三) 强调人才队伍建设 |
| (四) 资金来源渠道广泛 |
| 二、W市艾滋病领域其他NGO的经验 |
| (一) NGO参与MSM人群高危干预工作 |
| (二) NGO参与FSW人群高危干预工作 |
| 三、改善NGO组织参与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的对策 |
| (一) 创造NGO发挥价值的制度途径 |
| (二) 加强组织自身建设 |
| (三) 重视人才队伍建设 |
| (四) 增加筹资渠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专有名词中英文对照表 |
| 附录二 图表目录 |
| 致谢 |
（3）中越边境地区暗娼与嫖客人群艾滋病流行病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中英文对照 |
| 摘要 |
| Abstract |
| 研究背景 |
| 提出的研究问题 |
| 技术路线 |
| 第一章 FSWs与嫖客HIV感染率的系统综述与Meta分析 |
| 前言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方法 |
| 3.研究结果 |
| 3.1 越南籍FSWs人群HIV感染率的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 |
| 3.2 云南省中国籍FSWs人群HIV感染率的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 |
| 3.3 中国嫖客HIV感染率的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 |
| 4.讨论 |
| 4.1 越南籍FSWs人群HIV感染率的评价 |
| 4.2 云南省中国籍FSWs人群HIV感染率的评价 |
| 4.3 中国嫖客人群HIV感染率的评价 |
| 4.4 研究结果的局限性 |
| 5.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越南籍FSWs人群HIV感染及相关因素连续横断面调查 |
| 前言 |
| 1.研究目的 |
| 2.材料与方法 |
| 3.结果 |
| 3.1 一般情况 |
| 3.2 性行为相关特征 |
| 3.3 HIV/STIs感染以及毒品使用检测结果 |
| 3.4 干预服务接受现状 |
| 3.5 不同特征调查对象分析 |
| 3.6 HIV/STIs感染相关因素分析 |
| 3.7 对HIV疫情及HIV传播的影响 |
| 4.讨论 |
| 5.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籍FSWs人群HIV感染及相关因素连续横断面调查 |
| 前言 |
| 1.研究目的 |
| 2.材料与方法 |
| 3.研究结果 |
| 3.1 一般情况 |
| 3.2 性行为相关特征 |
| 3.3 艾滋病相关干预服务 |
| 3.4 HIV/STIs及毒品检测 |
| 3.5 不同特征FSWs对比分析 |
| 3.6 HSV-2感染相关因素分析 |
| 3.7 与越南籍FSWs对比分析 |
| 4.讨论 |
| 5.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嫖客人群HIV感染及相关因素连续横断面调查 |
| 前言 |
| 1.研究目的 |
| 2.材料与方法 |
| 3.研究结果 |
| 3.1 一般情况 |
| 3.2 性行为相关特征 |
| 3.3 HIV/STIs以及毒品检测 |
| 3.4 不同户籍来源调查对象对比分析 |
| 3.5 HIV/STIs感染相关因素分析 |
| 3.6 对HIV疫情以及HIV传播的影响 |
| 3.7 与FSWs人群的对比分析 |
| 4.讨论 |
| 5.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总结 |
| 1.对研究问题的回答 |
| 2.研究的新发现与局限性 |
| 2.1 研究的创新点 |
| 2.2 研究的局限性 |
| 3.对干预工作及后续研究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暗娼与嫖客人群HIV感染及相关因素流行病学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在读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
（4）湖北省暗娼艾滋病性病流行情况及艾滋病防治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湖北省暗娼艾滋病性病感染状况及相关知识、行为特征 |
| 1 材料和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第二部分 湖北省100%安全套项目开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
| 1 材料和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活动与发表文章 |
| 致谢 |
（5）参与与行动：西北多民族聚居大城市中社会组织防治艾滋病的田野调查 ——以兰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论 |
| 1.1 问题的提出、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思路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重点和难点 |
| 1.2.4 基本观点和创新之处 |
| 1.3 田野点介绍及相关说明 |
| 1.3.1 田野点及调查对象介绍 |
| 1.3.2 相关概念说明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理论准备、分析框架 |
| 1.4.1 研究的理论准备 |
| 1.4.2 论文分析框架的构建 |
| 第二章 学术史回顾 |
| 2.1 国外学界关于艾病防治的研究回顾 |
| 2.2 国内学界关于艾病防治的研究回顾 |
| 2.3 对相关研究现状的述评 |
| 第三章 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的防治 |
| 3.1 全球及中国艾滋病流行总体趋势及防治挑战 |
| 3.2 社会组织参与防治的特点与现状 |
| 3.3 甘肃省艾滋病流行概况 |
| 3.4 甘肃省社会组织参与防控艾滋病情况与分析 |
| 第四章 宗教组织——清真寺参与宣传预防行动的个案研究 |
| 4.1 宗教组织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
| 4.2 宗教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行动概述 |
| 4.3 清真寺参与宣传预防艾滋病行动个案 |
| 4.4 对清真寺参与防艾行动的结构功能分析 |
| 4.5 清真寺的社会资本作用分析 |
| 第五章 MSM组织参与行为干预行动的个案研究 |
| 5.1 艾滋病与男男性接触者 |
| 5.2 MSM组织与艾滋病防治 |
| 5.3 “牵手”工作组行为干预的行动个案 |
| 5.4 对MSM组织参与防艾行动的结构功能分析 |
| 5.5 MSM组织的社会资本作用分析 |
| 第六章 PLWHA关爱组织参与关怀救助行动的个案研究 |
| 6.1 艾滋病患者(PLWHA)与艾滋病 |
| 6.2 PLWHA关爱组织与艾滋病防治 |
| 6.3 感染者同盟-诚爱家园关怀救助行动个案 |
| 6.4 对PLWHA关爱组织参与防艾行动的结构功能分析 |
| 6.5 PLWHA关爱组织的社会资本作用分析 |
| 第七章 余论 |
| 7.1 研究的基本结论 |
| 7.2 民族学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防艾行动的思考 |
| 7.3 对当前社会组织参与防艾行动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五家戒毒场所艾滋病防治现状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研究背景 |
| 1.1 中国艾滋病流行现状 |
| 1.2 监管场所艾滋病流行现状 |
| 1.3 监狱、戒毒场所艾滋病防治现状 |
| 2. 研究目的 |
| 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3.1 研究内容 |
| 3.2 技术路线 |
| 3.3 研究方法 |
| 4. 主要研究结果与发现 |
| 4.1 戒毒人员情况 |
| 4.2 工作人员情况 |
| 4.3 防治措施 |
| 4.4 影响因素 |
| 5 讨论 |
| 5.1 戒毒人员 |
| 5.2 工作人员 |
| 5.3 防治措施 |
| 6 建议 |
| 6.1 戒毒人员 |
| 6.2 戒毒所工作人员 |
| 6.3 防治措施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硕士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
| 致谢 |
（7）制度变迁的价值观念基础 ——建构论视角下的中国艾滋病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国内艾滋病问题的研究现状 |
| 1.2.1 流行病学掌握艾滋病研究的统治话语权 |
| 1.2.2 社会科学相关的研究视角从伦理学向社会学转变 |
| 1.2.3 对“行为干预”理论与模式进行了相对系统的研究 |
| 1.2.4 艾滋病研究的社会科学理论基础薄弱 |
| 1.3 本文的基本观点 |
| 1.3.1 艾滋病概念所承载的复杂内涵是被社会建构出来的 |
| 1.3.2 作为社会问题,艾滋病问题反映了价值观念的冲突 |
| 1.3.3 艾滋病问题的解决在某种程度反映了社会的重组 |
| 1.3.4 中国艾滋病问题的实质是制度变迁问题 |
| 1.4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对艾滋病(AIDS)概念体系的建构主义解读 |
| 2.1 建构主义理论概述 |
| 2.2 建构主义的疾病观 |
| 2.2.1 疾病是一种功能性界定 |
| 2.2.2 疾病是一种价值判断 |
| 2.2.3 疾病是一种社会约定 |
| 2.3 对艾滋病(AIDS)科学概念的建构过程 |
| 2.3.1 “发现”病例的前提:统计学的作用 |
| 2.3.2 “解释”的基础:冲突的价值观念 |
| 2.3.3 “认同”的达成:社会互动机制 |
| 第3章 艾滋病的社会文化内涵与社会问题属性 |
| 3.1 污名:艾滋病的社会文化内涵 |
| 3.1.1 “污名”的形成 |
| 3.1.2 艾滋病污名和歧视的表现 |
| 3.1.3 歧视的后果 |
| 3.2 社会问题理论概述 |
| 3.2.1 社会问题的构成要素 |
| 3.2.2 社会问题的成因和解决 |
| 3.3 艾滋病作为社会问题的基本要素 |
| 3.3.1 公共性的形成 |
| 3.3.2 价值观念的冲突 |
| 3.3.3 艾滋病作为社会问题的实质 |
| 第4章 中国艾滋病问题的制度背景 |
| 4.1 中国艾滋病的流行现状与社会因素 |
| 4.1.1 中国艾滋病的流行现状 |
| 4.1.2 “血祸”与利益 |
| 4.1.3 性传播与性观念的开放 |
| 4.2 制度的观念基础与艾滋病的“政治化” |
| 4.2.1 制度的涵义 |
| 4.2.2 观念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
| 4.2.3 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化” |
| 4.3 艾滋病问题的制度需求 |
| 第5章 行为干预:制度需求与创新 |
| 5.1 行为干预的理论与实践 |
| 5.1.1 行为干预的理论和主要模式 |
| 5.1.2 我国开展行为干预的实践 |
| 5.1.3 实践的动力:基于功利主义的理性选择 |
| 5.2 价值观取向与干预实践中的路径依赖 |
| 5.2.1 卫生部门与公安部门的差异 |
| 5.2.2 相关部门与相对方的差异 |
| 5.2.3 国内组织和国际组织的差异 |
| 5.3 价值观影响行为干预的其他表现 |
| 5.3.1 惯习 |
| 5.3.2 偏好 |
| 5.3.3 认同 |
| 第6章 民间组织参与和亚文化群体登场 |
| 6.1 公民社会背景下的艾滋病防治理念 |
| 6.1.1 “公民社会”理论概述 |
| 6.1.2 我国艾滋病防治领域中的非政府组织概况 |
| 6.2 亚文化群体的登场:同性恋群体的参与 |
| 6.3 萌芽中的民主:草根非政府组织代表民主选举 |
| 结论 价值观念的转变是艾滋病问题制度变迁的基础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8）艾滋病反歧视的介入空间与介入途径探究 ——以湖北省武汉市社会工作者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一、社会歧视研究 |
| 二、社会工作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现阶段中国的艾滋病歧视状况及反歧视策略 |
| 第一节 艾滋病歧视状况 |
| 一、歧视的内化 |
| 二、外在歧视 |
| 第二节 艾滋病反歧视策略 |
| 一、中国艾滋病防治相关政策 |
| 二、中国艾滋病反歧视相关法律文件 |
| 第三节 社会工作介入——反歧视的可行之路 |
| 一、社会工作介入艾滋病反歧视的必要性 |
| 二、社会工作在艾滋病反歧视领域中的作用 |
| 第三章 社会工作者艾滋病歧视现状调查与需求评估 |
| 第一节 社会工作者参与艾滋病防治及反歧视的现状 |
| 一、社会工作者参与艾滋病防治活动的状况 |
| 二、社会工作者参与艾滋病反歧视活动的状况 |
| 第二节 社会工作者参与艾滋病防治与反歧视的不足 |
| 一、社会工作者艾滋病"知信行"现状 |
| 二、社会工作者参与艾滋病防治与反歧视不足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工作者可介入的领域与需求评估 |
| 一、艾滋病领域引入社会工作的主要领域 |
| 二、社会工作者参与艾滋病反歧视需求评估 |
| 第四章 社会工作者参与艾滋病反歧视的介入空间 |
| 第一节 社会工作者参与艾滋病反歧视的介入角色 |
| 一、社会工作者的直接服务角色 |
| 二、社会工作者的间接服务角色 |
| 第二节 社会工作者参与艾滋病反歧视的介入领域 |
| 一、医疗机构 |
| 二、工作场所 |
| 三、教育机构 |
| 四、家庭 |
| 五、社区 |
| 六、媒体 |
| 七、保险 |
| 第三节 社会工作者参与艾滋病反歧视的介入内容 |
| 一、营造支持性法律政策环境 |
| 二、促进政治承诺和领导力行动 |
| 三、对侵犯人权的事例进行监督 |
| 四、畅通利益相关者表达渠道 |
| 五、促进艾滋病患者更大程度地参与活动 |
| 六、加强能力建设 |
| 七、改变态度,建构观念 |
| 八、高危人群行为干预 |
| 第五章 社会工作者参与艾滋病反歧视的介入途径 |
| 一、需求评估 |
| 二、原则确立 |
| 三、政策制定 |
| 四、计划制定 |
| 五、开展培训 |
| 六、督导评估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一、介入的可行性和切入点 |
| 二、介入前的现状调查和需求评估 |
| 三、介入空间 |
| 四、介入领域 |
| 五、介入途径 |
| 第二节 相关讨论及思考 |
| 一、研究存在的难点 |
| 二、研究内容的再思考 |
| 三、研究方法的再思考 |
| 图、表格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附录五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艾滋病防控中的部门协作长效机制研究 ——以云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2. 戒毒管控与艾滋病治疗的协作障碍及对策建议 |
| 2.1 戒毒管控与艾滋病治疗的现实矛盾 |
| 2.1.1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艾滋病治疗的现存问题 |
| 2.1.2 美沙酮戒毒治疗中的部门协作障碍 |
| 2.2 戒毒管控与艾滋病治疗部门合作的长效机制建议及伦理论证 |
| 2.2.1 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进行艾滋病治疗的对策建议及其伦理论证 |
| 2.2.2 美沙酮戒毒治疗中部门协作建议及其伦理论证 |
| 3. 打击卖淫嫖娼与安全套推广工作的协作障碍及对策建议 |
| 3.1 提供住宿、娱乐服务的营业性公共场所推广安全套工作的协作障碍及对策建议 |
| 3.1.1 提供住宿、娱乐服务的营业性公共场所推广安全套工作的协作障碍 |
| 3.1.2 提供住宿、娱乐服务的营业性公共场所推广安全套工作的协作建议及伦理论证 |
| 3.2 生命伦理视角下的收容教育 |
| 3.2.1 对性交易者收容教育的现存问题 |
| 3.2.2 解决性交易者管控难题的社会根源思考 |
| 4. 艾滋病防控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与互补 |
| 4.1 艾滋病防控中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角色及作用 |
| 4.1.1 非政府组织理论阐述及在艾滋病防控中的角色、作用 |
| 4.1.2 云南艾滋病防控中非政府组织的现状与发展 |
| 4.2 艾滋病防控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问题与解决建议 |
| 4.2.1 艾滋病防控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问题 |
| 4.2.2 艾滋病防控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伦理论证及合作建议 |
| 5. 结语:生命伦理——防控艾滋病政策制定与部门协作的约束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情况 |
| 参加科研 |
（10）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工作现状评估与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CT)工作现状评估 |
| 对象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第二部分 艾滋病传播重点人群对VCT服务的利用和需求分析 |
| 对象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第三部分 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工作策略的实践研究 |
| 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1 结论 |
| 2 政策建议 |
| 创新点 |
| 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VCT在我国艾滋病综合预防干预工作中的应用及进展 |
| 致谢 |
| 附录一 项目研究调查用表 |
| 附录二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着作及参加科研活动情况 |
四、《云南省公安民警预防HIV/AIDS教育及对高危人群管理的能力建设》项目预调查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广州市外籍人员网络社交情况及HIV检测行为调查[D]. 程思.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3)
- [2]提高NGO有效参与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的对策研究 ——以W市X区为例[D]. 张置林. 苏州大学, 2019(03)
- [3]中越边境地区暗娼与嫖客人群艾滋病流行病学研究[D]. 朱靖. 东南大学, 2019
- [4]湖北省暗娼艾滋病性病流行情况及艾滋病防治影响因素研究[D]. 张伟华.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6)
- [5]参与与行动：西北多民族聚居大城市中社会组织防治艾滋病的田野调查 ——以兰州市为例[D]. 张宁. 兰州大学, 2012(04)
- [6]五家戒毒场所艾滋病防治现状及对策研究[D]. 房蛟飞. 昆明医学院, 2011(11)
- [7]制度变迁的价值观念基础 ——建构论视角下的中国艾滋病问题[D]. 张晓虎. 吉林大学, 2010(08)
- [8]艾滋病反歧视的介入空间与介入途径探究 ——以湖北省武汉市社会工作者为例[D]. 姚霞. 武汉大学, 2010(05)
- [9]艾滋病防控中的部门协作长效机制研究 ——以云南为例[D]. 王清华. 昆明理工大学, 2010(03)
- [10]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工作现状评估与策略研究[D]. 张万宏. 华中科技大学, 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