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票期权:公司治理的革命抑或财会欺诈的始作俑者?（论文文献综述）
梁曦月[1]（2020）在《两权分离度与股权激励对财务重述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文中认为公司年报是企业对外披露财务信息、宣传其经营状况等的重要载体,而财务重述公告的披露代表着上市公司以前公布的财务报告存在错误或误导性的信息,显示出差错年份会计信息的低质量,可能引发利益相关者对公司财务报告的质疑。近年来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现象日趋增加,在学术界对财务重述现象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财务重述的发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本文引入两权分离度和股权激励两个变量。其中,两权分离度反映的是公司的终极股东的股东控制权与对公司的所有权的分离程度,公司的终极股东作为处于公司股权结构控制链最顶层的实际控制人,拥有主导公司经营和各项决策的权力,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大股东的自利行为的存在,终极控制人有能力利用盈余管理手段操纵会计数据来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会对财务重述产生影响;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对企业经营管理者采取的一种激励措施,上市公司的经营者为了自身利益,可能会实施短期盈余操纵的手段,同样会对财务重述产生影响。而股权激励的制定和实施都受到终极控制权的影响,因此两权分离度会对股权激励与财务重述的关系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本文以2014-2018年我国主板A股上市公司发生的财务重述为样本,展开以下三方面的研究。首先分析两权分离度、股权激励对财务重述的影响;接下来提出两权分离度对股权激励与财务重述关系的调节效应这一研究视角,进一步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最后将财务重述公告按照是否涉及核心指标分为两类,充分地探索两权分离度、股权激励对不同内容财务重述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1）两权分离度越大,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越大;（2）上市公司是否实施股权激励与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正相关;（3）两权分离度的加大会增加股权激励对财务重述的正向影响;（4）相比非核心指标的财务重述,两权分离度和股权激励对涉及核心指标的财务重述影响更大。以上研究结论,为财务重述的研究理论做出补充,同时对完善财务重述规范制度和健全公司内部的管理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王华宾[2]（2019）在《媒体监督、第二大股东制衡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及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私利行为问题是中国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的重要问题,对企业价值乃至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该问题的内部治理机制中,有制衡能力第二大股东的作用逐渐得到实务界的重视,例如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制衡大股东的引入被赋予重要地位,而学术界的研究目前也逐渐增多,普遍认为以第二大股东为关键要素的股权制衡,即“第二大股东制衡”,是对私利行为的治理重要甚至关键的制度安排。同时,媒体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信息中介和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也时常发挥对控股股东的监督作用,是改善投资者保护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公司治理领域重点关注的新兴研究方向。因此,对媒体监督、第二大股东制衡如何影响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及企业价值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该问题所涉及的制度背景和研究现状分析,本研究对媒体治理研究方法进行改进,以多角度全面、深入分析媒体对样本公司监督水平,收集了2006-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15879个样本数据,提出并验证了媒体监督、第二大股东制衡影响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及企业价值的传导机制,主要结论包括:（1）总体而言,第二大股东制衡,即因第二大股东存在而形成的制衡式产权安排,能够通过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产生治理作用,促进企业价值提升,而媒体监督虽然对私利行为并无直接的事后治理作用,但是能够通过增强第二大股东制衡的治理作用,实现对私利行为的间接治理,最终对企业价值产生正面影响。（2）强监管背景下,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倾向于优先通过关联担保尤其是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等形式上合法的交易方式获取私利,其次才会考虑通过资金占用或由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不再普遍选择通过关联产品和劳务交易方式获取私利。（3）对强监管背景下已经发生变化的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第二大股东以监督和制衡为主,具有明显的治理作用,这种治理作用会传导到企业价值,对私利行为的治理是第二大股东制衡这一产权安排对企业价值发挥正面影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第二大股东制衡是外部制度环境或者内部公司治理质量较差时,市场应对私利行为问题所内生出的产权层面的重要制度安排。（4）媒体监督对企业价值具有正面作用,对私利行为则不具有直接的事后治理作用,并不通过直接事后治理私利行为而是通过其他途径改善企业价值。这种改善企业价值的作用主要来自于政策性媒体。（5）媒体监督能够增强第二大股东制衡的治理作用,从而实现对私利行为的间接治理,最终对企业价值产生了正面影响。媒体监督是制度环境较差时市场内生的外部治理机制,其治理作用主要来自于政策性媒体,受国有产权性质、政治关联背后政府力量的负面影响,也受分析师跟踪的负面影响。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有:（1）从企业价值出发,检验强监管下控股股东私利行为方式选择,有助于加深对私利行为决策逻辑的理解,提高私利行为研究的可靠性。国内现有私利行为研究多直接沿用文献指标,忽视了2005年以来私利行为强监管政策的影响,缺乏指标适用性检验,本研究克服这一不足,从细分类型关联交易和资金占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出发,推测私利行为的方式选择,发现与之前研究相比,在强监管政策影响下,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和资金占用获取私利的方式已经发生变化。（2）通过研究第二大股东制衡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治理作用,丰富了中国情境下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的研究。国内现有私利行为治理机制的研究多将第二至第五（或第十）股东视为整体考察股权制衡,对股东关系和产权执行能力考虑不足,本研究深入分析股东关系和产权执行能力,发现强监管背景下,在控股股东私利行为问题上,第二大股东更倾向于选择制衡而非合谋,由其存在所形成的制衡式产权安排对私利行为具有治理作用,因此对企业价值产生了正面作用,表明第二大股东制衡通过治理私利行为这一路径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了重要作用,丰富了科斯第二定理在中国情境下的应用研究。（3）将媒体因素纳入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的研究框架,从第二大股东制衡的视角研究媒体监督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治理作用,拓展了媒体公司治理路径的研究,丰富了媒体治理理论以及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的研究。国内现有媒体视角私利行为治理的研究主要考察媒体直接的事后治理作用,忽视了媒体监督通过影响第二大股东制衡这一潜在重要治理机制的治理作用,从而发挥间接治理作用的重要路径,并且对私利行为和媒体监督的考察不够深入。本研究基于对媒体治理研究方法的较大改进,在深层次考察媒体监督与私利行为的基础上,从第二大股东制衡的角度研究媒体监督对私利行为的间接治理作用,发现了媒体监督能够通过影响第二大股东产权执行影响其治理作用,实现间接治理,同时发现第二大股东的行为选择和治理作用会因交易费用而发生变化。（4）对现有媒体治理研究方法进行了较大改进,为媒体治理研究深入分析媒体监督水平提供了方法上的支持,有助于提高研究的一致性和复现性:对目前财务和会计领域权威的、基于中文语境的专业领域情感词典进行拓展,提出研究所忽略的、从公司层面进行媒体报道情感分析的方法,对从语句层面衡量语境影响的方法进行了较大改进,同时增加了研究所忽略的、从篇章层面对语境影响的考虑。
刘娟[3]（2017）在《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的研究 ——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文中指出股权激励制度诞生于美国,并在西方国家得到快速发展,由于其成功发挥激励作用而被赞誉有加,但随着安然、世通等公司财务丑闻的相继爆发,股权激励制度也饱受争议。我国证监会在2005年底颁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从此,我国股权激励的实施正式有了制度的保障。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经常发生,股权激励作为一项长期激励机制,也被希冀能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的运用越来越广。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股权激励在制造业上市公司中的运用也最为广泛,因此研究制造业中股权激励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正式实施的时间并不长,其有效性还需进一步检验,因此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投资效率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股权激励的效应。本文以管理层股权激励相关理论为基础,以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首先依据Richardson（2006）[1]模型求出样本公司的非效率投资数据。在本文的回归模型中,非效率投资作为因变量,是否实施股权激励作为自变量,并加入相应控制变量。本文首先检验制造业中是否实施股权激励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其次比较这种影响在制造业中的高新技术产业与非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区别。最后,检验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这两种运用最为广泛的激励方式对投资效率有何不同影响。本文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并不能提高投资效率,较之于非股权激励公司,股权激励公司的投资效率反而更低。股权激励的这种负面效应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显着,在高新技术企业中不显着。另外,股票期权对投资效率的负面作用不显着,而限制性股票对投资效率的负面作用显着。本文的研究有以下几点意义:一是为理性认识股权激励的效应提供新的证据,二是以高新技术和非高新技术、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这两个较新的视角对股权激励效应的作用路径做进一步探究。本文最后提供了几点建议,希望能为发挥股权激励的积极效应,从而完善公司薪酬结构和治理机制提供参考,同时本文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希望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思路。
雷霆[4]（2016）在《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对管理层施行股权激励将会对企业价值产生怎样的影响?学者们对此的研究结论长期以来存在着分歧。Jensen和Meckling （1976）提出的“利益一致性假说”（Convergence of Interests Hypothesis）认为股权激励是一种降低管理者道德风险的有效治理机制,它将管理者收益和股东价值联系起来形成共同的行为导向和利益取向。而 Fama 和 Jensen （ 1983）提出的“管理层防御假说”（Managerial Entrenchment Hypothesis）则认为,拥有较高比例股权的经理人未必会以公司（股东）价值最大化为担当,他们也容易受到权力寻租的诱惑而想方设法地满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已有的相关研究大多数拘泥于股权激励对企业业绩表现的影响,而忽视了权益资本成本对企业价值的贡献,因此并不能有力地解释股权激励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随着Enron、WorldCom等国际知名企业财务丑闻的不断爆发,股东和投资者利益受损,企业名誉扫地,但是公司高管却因股权激励计划而中饱私囊。由此引发人们对股权激励是否会加剧委托代理冲突（风险）,进而导致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上升,损害企业价值的担忧。在我国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从制度层面上意味着上市公司股份的“全流通”时代来临,也为股权激励的顺利推行打通了“任督二脉”。2005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颁布后不久,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便在资本市场上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然而,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法律法规和监管体制的不完善,以及由于体制原因而存在“先天”的公司治理缺陷,在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过程中,难免存在着过低的行权价、过于宽松的行权业绩指标、过短的等待期和行权期,甚至还存在人为恣意操纵信息披露等种种弊端。正因为如此,本文试图在我国运用股权激励计划的初期,探究这一“新鲜”的激励手段究竟是否能对我国上市公司价值起到积极的作用。本文运用2007年至2013年的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的实施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从信息不对称角度看,企业的管理者往往有偏离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而满足自己利益最大化倾向,这种客观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正是代理冲突产生的罪魁祸首。实证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计划并非是企业创造业绩和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或先决条件,它与所处的资本市场环境和发达程度息息相关,与严格的监管体系密不可分。在我国现有的治理环境、制度环境和监管条件下,整体而言,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并未有效缓解上市公司的代理冲突,降低代理风险;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其权益资本成本随着管理层股权激励程度的增加而上升;对于不同所有权属性的企业而言,其股权激励计划所带来的激励效果有所不同,国有控股企业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更多地表现为高管权力的增加,容易产生管理层“堑壕效应”,造成被激励对象在时机选择上的机会主义和自利行为,由此加剧企业财务风险及长期经营风险,导致企业未来盈利水平的不确定性增大,迫使投资者提高其必要投资报酬率。然而,相较国有控股企业而言,非国有控股企业股权激励效果较好,更多地体现出股权激励的“利益协同效应”。第二,我国股权激励计划的制度环境和监管条件并不成熟,较低的行权条件和行权价格、较短的激励期限容易造成被激励对象在时机选择上的机会主义和自利行为,实施股权激励导致了上市公司较低的盈余质量水平,并且这种情况在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中都普遍存在;股权激励与盈余质量的交互作用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原因在于较低的会计盈余信息质量会加剧企业财务风险及长期经营风险,从而使投资者面对企业未来盈利水平的不确定性增大,提高其所要求的资本报酬率,最终引起权益资本成本的升高,不利于企业实现其自身价值最大化。第三,从薪酬结构的角度看,股权激励计划的推出使得现行的高管薪酬体制中浮动比例部分逐步增加,“同职不同酬”的现象减少,而这种多样化薪酬体系亦引起了上市公司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在股权激励计划和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共同作用下,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显着升高;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中股权激励和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交互作用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间敏感性更高。这为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进一步研究企业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扩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经验证据。最后,从行为金融学角度看,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者权力理论都忽略了股权激励产生委托代理风险的另一重要原因,即管理者认知偏差。倘若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使管理者对投融资项目的成本与收益产生认知偏差,即过高估计项目收益或低估投资风险,那么很可能出现管理者在投融资行为中的非理性决策,增加企业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从而提高投资者风险溢价水平,即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上升。研究结论显示,正式的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增加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生的概率,而股权激励与高管过度自信的交互作用对投资者预期回报率（权益资本成本）会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说明在股权激励作用下,管理者行权时得到的正向激励会强化管理者认知水平,容易表现出过度自信等行为偏差,加剧企业风险承担,从而导致更高的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本文也从上述研究结论中归纳出以下几点创新:第一,不同于以往大多数研究囿于讨论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本文从股东和投资者利益的研究视角出发,从影响公司价值的核心——风险溢价的折现率角度入手,考察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会通过影响股东与管理层间的代理冲突左右公司权益资本成本,进而影响公司（股东）价值。在我国现有的治理环境、制度环境和监管条件下,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实证发现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并未有效缓解上市公司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这有悖于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效果的设想,即减少委托代理双方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经理人道德风险。第二,鉴于薪酬差距是衡量公司治理效率的重要工具（Bebchuk,Fried和Walker,2011）,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已成为体现管理层道德风险的指标。本文将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作为一种新的影响代理风险的因素,考察股权激励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相互作用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本文研究不但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是高管薪酬内部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为我国高管薪酬差距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还着眼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产生的影响,亦为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价值间关系的探索做出了有益补充。第三,本文从行为金融研究的热门话题——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角度考察股权激励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造成的影响,从管理者个人心理认知偏差的角度更好地扩充股权激励的企业价值效应研究。因为大多数文献主要强调股权激励与代理问题的关系（减少代理风险还是增加代理冲突）,并考察其后果对企业当期业绩的影响,但是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亦不易认清股权激励的经济后果。本文还在前人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饶育蕾和贾文静,2011）,通过实证方法检验股权激励是否会提高管理者过度自信水平,为研究高管过度自信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本文研究结合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现状和制度背景,探讨股权激励这一新兴的激励方式是否能有效地发挥积极的公司治理作用,并为上市公司股东和投资者带来价值贡献,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鉴于已有文献鲜有探讨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本文研究试图对这一方面进行有益探索,这不但能帮助投资者更好地洞悉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行为以及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后果,也可为政策制定者和监管部门对约束和监督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任朝阳[5]（2016）在《中国上市公司会计舞弊识别与治理研究》文中指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真实性是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会计舞弊是对上市公司公开披露信息的篡改和扭曲。舞弊案件的持续不断爆发,沉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动摇了资本市场的信用基础,阻碍了资本市场健康平稳发展。因而,开展会计舞弊识别和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长期以来,学者们进行了丰富而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探索。从早期通过理论分析和问卷调研不断加深对舞弊发生原因的认识和理解,到以单个舞弊识别因子为对象的考察,进而到多维指标舞弊识别模型的构建,舞弊识别和治理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随着研究的积累和对会计舞弊行为本质特征认识的不断加深以及舞弊行为的日益复杂化,已有关于舞弊识别研究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具体表现在:（1）高维舞弊识别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2）舞弊行为的非线性拟合问题,以及（3）非舞弊公司的不确定性问题。本文则尝试予以解决。由于舞弊行为的复杂性和多目标性,为了提高模型的舞弊识别效果,指标体系的维度越来越高,变量多重共线性随之不断加剧,必将导致模型参数估计的不可靠,因而考虑消除变量间多重共线性对于改进模型性能非常必要。其次,由于会计舞弊识别工作的经验依赖性强,非线性特征明显,有必要考虑构建非线性识别模型以更好地拟合问题本质。再者,前人研究多基于对上市公司舞弊与非舞弊的二分类构建舞弊识别模型,然而在非舞弊公司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二分舞弊识别模型不再适用,有必要考虑新的舞弊识别研究思路。围绕上述问题的解决,本文做了如下工作:首先,基于对国内外上市公司会计舞弊识别和治理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回顾,明晰了研究发展的脉络,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相关理论及国外有关会计舞弊的冰山理论、三角形理论、四因素理论、舞弊风险因子论和舞弊菱形理论对会计舞弊发生原因进行理论分析。其次,以舞弊菱形理论为指导,从压力、机会、合理化和能力四方面选取和构建了会计舞弊识别的指标体系,分别基于统计和人工智能的Logistic回归和案例推理方法构建了会计舞弊识别模型。再者,基于对非舞弊公司不确定性和传统舞弊识别模型构建前提假设及适用局限性的讨论,提出并构建综合性会计舞弊风险指数。最后,考察了会计舞弊风险指数的统计特征,从上市板块、所属行业和行政区域等角度对高舞弊风险公司进行了预警,并利用会计舞弊风险指数,结合会计舞弊治理相关文献和我国资本市场特殊制度背景,选取了包括公司特征、股权特征、高层梯队特征、治理结构特征、高管激励情况和外部审计特征等方面的舞弊治理变量,检验了各变量与舞弊风险指数的相关性和不同舞弊风险水平下各变量均值差异显着性,并据此提出舞弊治理对策。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1）通过构建基于Logistic回归和案例推理的会计舞弊识别模型发现,考虑了舞弊行为非线性特征和解释变量多重共线性的非线性-主成分Logistic回归模型的识别正确率高于线性Logistic回归模型和主成分Logistic回归模型。而基于案例推理方法,使用不同距离公式和不同K值构建的会计舞弊识别模型的测试集识别正确率在整体上优于Logistic回归模型,佐证了案例推理技术应用于会计舞弊识别的有效性,为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提供了良好的会计舞弊识别工具。（2）通过构建综合性会计舞弊风险指数,细致刻画了上市公司的会计舞弊风险。首先,不同于以往研究,会计舞弊风险指数以一个综合量化的指数概括全部指标信息,集成性强。舞弊风险的指数化是在舞弊识别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进阶性研究,体现了由发散到整合的科研脉络。其次,指数评价体系的构建基础不同,以往的研究是先搜集舞弊和非舞弊二分类样本,然后依据特征指标构建模式识别分类器,再对新样本判别其是否舞弊。由于舞弊的隐蔽性,往往几年后才被发现甚至不被发现,这就使得“非舞弊公司”样本的选取缺乏客观性。区别于将公司简单分为舞弊和非舞弊两类的思维惯性,指数评价法事先并不需要搜集已知类别的训练样本,而是假定全部上市公司皆存在会计舞弊风险,只是舞弊程度不同。据此以更加细化的评价指数代替分类识别。第三,指数的设计思路摒弃了原有会计舞弊识别模型（如Logistic回归）在评价舞弊风险时对舞弊识别指标进行线性加总的“与”的思路,而是采用根据舞弊风险程度打分的“或”的思路,即只要有一个指标超过阈值则进行舞弊预警,模型更灵敏,也更符合实际,应用价值更高。着眼于事前预警而不是事后补救,更有利于降低投资者损失,保护投资者信心。（3）分析了会计舞弊风险指数的统计特征,从上市板块、所属行业和行政区域等角度对高舞弊风险上市公司进行预警,选取并检验了舞弊治理变量的治理效果,并据此提出治理对策。首先,从对会计舞弊风险指数统计分析的结果看,创业板上市公司比其他板块上市公司的会计舞弊风险水平更高;海南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域内上市公司会计舞弊风险水平较高;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比中、东部地区上市公司会计舞弊风险水平更高。其次,从上市板块、所属行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等角度对高舞弊风险上市公司进行了预警,有助于提醒投资者和债权人规避投资风险,便于监管者集中有限资源对高舞弊风险公司进行重点监管。最后,通过对会计舞弊风险指数和不同维度舞弊治理变量的治理效果的实证分析与考察发现,非交叉上市、资产规模较小、非国有控股、董监高人员平均年龄较小、受教育程度较低、董事长或总经理等重要人事变更、频繁召开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上市公司会计舞弊风险较高;而股权集中度较低、监事会持股比例较低、公司股票流通比例低、高层团队中男性成员比例低、平均任期短、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治理机构规模适度性较低、未实施高管权益性激励、聘请的事务所规模大、审计费用高的上市公司会计舞弊风险较低。监管者和上市公司可以据此拟定舞弊治理对策。为有效治理会计舞弊,从监管者的角度看,应加大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治理力度,加强对海南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区上市公司的监管。个体层面上,监管者应重点加强对中小公司、非交叉上市、非国有控股、董监高平均年龄小、受教育程度低、董事长或总经理存在人事变更以及频繁召开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从上市公司的角度看,可以通过提高股权集中度、提高监事会持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保持董监高团队中男性成员比例、适当延长董监高人员任期、保持适度规模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提高对高管人员的权益性激励尤其是限制性股票的激励、聘请大所审计、提高审计投入等措施有效治理会计舞弊。
佘世宽[6]（2014）在《论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制度的困境与对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股权激励作为一种有效的长期激励机制,是降低代理成本,提高高管积极性的重要手段。本文从股权激励试水特征出发,基于股权激励在国有企业实施中的被动性特点,以三维的视角来阐述构建国有企业内部约束机制与外部约束机制的关联关系及立法制度配置的重要性。
李安安[7]（2013）在《金融创新视域下的公司治理 ——以规制利益冲突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20世纪的80年代,当全球正在兴起公司治理的研究热潮时,金融创新与公司治理几乎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然而,伴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机构投资者的迅猛崛起和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公司法与金融法不再泾渭分明而是水乳交融,二者之间的融合初露端倪,融合的典型映射就是金融创新与公司治理的交错和互动。金融创新带来的不仅仅是公司法与金融法相融合的美好图景,还有愈演愈烈的公司治理利益冲突。尤其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作为金融创新产物的股权脱钩与债权脱钩重创了实体经济,增加了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对于危机的扩散和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金融危机过后,国际资本市场经历了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法制的重大变革,但对于规制股权脱钩与债权脱钩而言仍显制度供给的不足,推动进一步的规制变革势在必行。本文对金融创新视域下的公司治理法律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金融创新与公司治理的交互性置于经济全球化的语境和资本市场的场域下,金融创新与公司治理存在紧密关联。宏观而言,一方面,金融创新带来的投资者革命、股东积极主义浪潮与公司治理的趋同化变革深深影响了公司法,使得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另一方面,公司治理可以从资本结构、金融契约以及法律金融学等金融法的理论框架中得到圆满解释,公司治理已经成为金融法的核心概念范畴之一。微观而言,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与公司治理的交错点日趋增多,公司治理中渗透着金融创新的因子,金融创新中呈现出公司治理的色调,二者呈现出水乳交融的关系。金融创新与公司治理的交错使得公司法与金融法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公司金融法呼之欲出,为资本市场法制的结构性变革描绘了全新的图景。二、金融创新对公司治理理论的挑战传统公司治理理论是建立在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两权分离、股东同质化、责权利的均衡化、投票权与经济利益的对应性等理性基础之上的,但在金融创新冲击下,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从分离走向了融合,股东同质化被股东异质化所替代,实体经济背景下的责权利均衡化走向了虚拟经济背景下的责权利非均衡化,投票权与经济利益从对应关系走向背离关系,这些理性基础的改变导致公司治理理论面临范式危机。与此同时,代理成本理论、信义义务理论等公司法的传统理论在金融创新面前难以自圆其说,股东至上、一股一权等公司法的传统原则在金融创新面前也面临适用困境。这需要对公司治理理论作出调适和变革,包括在认识论上用“投资者至上“取代“股东至上”、用多边主义规制理念取代单边主义规制理念、用资本与劳动相互雇佣的理念取代“资本雇佣劳动”和“劳动雇佣资本”的理念,在解释论上将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解释为“异质化的投资者”而不是“同质化的投资者”、将信义义务受信人的范围解释为“公司、股东和债权人”而不局限于公司和股东、将上市公司解释为“缩小了的社会”而不是“扩大了的个人”等。三、金融创新诱致的公司治理利益冲突金融创新诱致的公司治理利益冲突可以类型化为股权脱钩与债权脱钩。股权脱钩是指股票的投票权与股票的经济利益之间不再是当然的对应关系,而是出现了普遍性的背离,即股票的收益权能（经济所有权）与投票权能的背离的现象。债权脱钩是指公司债权人与公司之间的紧密利益关联被割裂,债权人不再关心公司的生死,甚至希望和放任公司破产的现象,其本质是债权收益与债权风险的分离。股权脱钩与债权脱钩的出现,打破了投票权与经济利益相对应的和谐画面,扭曲了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结构,对股东至上、股份平等、一股一权等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带来了严重挑战,恶化了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使得公司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利益冲突。四、股权脱钩与债权脱钩的法律规制金融危机过后,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法制出现了重大变革,但变革后的资本市场法制对于股权脱钩与债权脱钩的法律规制而言缺乏自足性,表现在未走出纯股权治理模式的制度窠臼、难以规制机构投资者的败德行为、缺乏针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特别规则、忽视公权介入公司治理的制度设计。股权脱钩与债权脱钩的法律规制,一方面需要选择正确的规制路径,如合约与公权的合作规制进路以及进化主义的规制进路,防止因路径选择的错误而付出额外的制度成本；另一方面需要设计合理的制度规则,如确立信息披露的“实质主义”规则、限制市场驱动型机构投资者的投票权、剥夺“空心债权人”在公司破产中的不当受益权等,有效遏制机构投资者的败德行为,实现金融创新与公司治理的良性互动,助推公司法与金融法走向融合。股权脱钩与债权脱钩的法律规制还应关注中国在金融创新、公司治理、资本市场方面的本土性问题,设计出有针对性的特异规则,更好地实现上市公司中的利益平衡。
邓黎黎[8]（2012）在《我国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机制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股票期权激励机制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诞生于美国，七十年代传入欧洲，从九十年代开始在亚洲国家得以发展，是一种有效的长期激励机制。随着股票期权在上市公司中的广泛应用，各国都制定了比较健全的、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对股票期权的具体运行予以规范，并在实践中不断做出调整，以期促进本国公司制度完善和经济稳步发展。各国证券市场种类齐全的法律法规是企业实施股票期权的法律保障，同时，根据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相关的立法也在不断完善，不断出台新的补充条款。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和其完善的关于股票期权的立法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国外的理论研究，还是关于股票期权的实践经验，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力的证明：股票期权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最有效的长期工具。在最近数十年来，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一些国家都得到广泛的发展并取得良好的成效。我国企业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自发的探索，但是由于当时我国缺乏相应的市场条件和法律环境，各种探索都未见成效。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为市场定价机制的完善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使公司的股票与业绩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为我国上市公司实行股票期权激励机制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性和实际中的可操作性。2006年，新《公司法》、《证券法》的颁布，同时中国证监会也颁布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相关法规的公布弥补了法律上的空白，使得股票期权有法可依，从而使得上市公司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更为规范，而不是花样繁多，效果各异。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逐步认识到股票期权的激励作用，并开始采用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在实际中也取得良好的效果。然而，股票期权在操作中遇到诸多问题，根本性的问题是法律法规的障碍和缺失，这使得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处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尴尬之地。本文将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实行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实践经验，借鉴国外有关的理论研究和先进做法，认真的探讨通过对股票期权理论的内涵、法律关系及价值和风险分析，针对我国实行股票期权激励机制遇到的一系列法律障碍，在借鉴国外相关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股票期权制度的一些建议。希望能够抛砖引玉，用自己有限的智慧来发掘股票期权的发展前景，引起更多学者的探讨，也使的实务界对于股票期权激励机制有更大的信心。
丁园园[9]（2012）在《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环境与财务重述问题研究 ——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数据》文中认为高效可靠的会计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财务报告作为上市公司对外信息披露的重要载体,是各方利益相关者获取公司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财务重述现象频发,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分别从财务重述的动因,财务重述公司的特征以及公司发布财务重述可能导致的经济后果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成果。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国内证券市场已初具规模且发展迅速,与此同时,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现象也愈演愈烈,对我国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环境构成了严峻挑战。基于我国特有的经济环境和制度背景,我国的上市公司年报补充更正行为是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的财务重述,其特殊性需要国内学者在深入研究我国经济体制及制度背景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本文首次以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环境作为切入点,较为系统的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对财务重述的影响,以期为我国优化公司外部治理环境、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和完善资本市场起到积极的作用。本文首先通过对2008—2010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整理和分析,对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然后采用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方式,以2010年发布重述公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来源,通过一定的删选标准删选出153家重述公司和1895家非重述公司,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以是否发生财务重述为被解释变量,以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进程、法制化水平、产品市场竞争、事务所独立性、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水平及公司受政府控制的程度为解释变量,进行了公司外部治理环境与财务重述的关系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进程与公司财务重述呈负相关,即上市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越小;上市公司所在地区法制化水平与公司财务重述负相关,即良好的地区法制水平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法制水平越高,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越小;上市公司受政府控制的程度与其财务重述正相关,即最终控制人类型为国有控股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要远远高于非国有控股公司;中介机构尤其是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有较大影响,是否“四大”审计与公司发生财务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负相关,即审计机构的独立性越强,审计质量越高,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越小;上市公司所在地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水平与财务重述负相关;同时研究也发现,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与公司财务重述的相关性并不显着。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系统的将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环境量化,分别从法律环境、市场制度环境、中介机构环境、政府控制环境、行业竞争环境5大方面7个具体变量对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剖析探讨。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上市公司外部环境的各组成因素对公司发生财务重述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强弱,以期为我国优化公司外部治理环境、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和完善资本市场起到积极的作用。
万红波,陈婷[10]（2011）在《中美财务重述制度比较——兼评两国财务重述动因及经济后果研究的相似性》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通过对财务重述问题的中美异同分析,发现中美在财务重述的定义、制度的演进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在财务重述的经济后果与动因方面存在相似性,以期对我国的财务重述问题的研究提出针对性意见。
二、股票期权:公司治理的革命抑或财会欺诈的始作俑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股票期权:公司治理的革命抑或财会欺诈的始作俑者?（论文提纲范文）
（1）两权分离度与股权激励对财务重述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论文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论文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点与特色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 |
| 2.1 制度背景 |
| 2.1.1 财务重述的制度背景 |
| 2.1.2 股权激励的制度背景 |
| 2.2 相关概念 |
| 2.2.1 财务重述及其类型 |
| 2.2.2 终极股东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度——两权分离度 |
| 2.2.3 股权激励及其类型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两权分离度与财务重述相关研究 |
| 2.3.2 股权激励与财务重述相关研究 |
| 2.3.3 两权分离度对股权激励调节效应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3.1 基础理论 |
| 3.1.1 委托代理理论 |
| 3.1.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1.3 激励理论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两权分离度对财务重述影响的假设 |
| 3.2.2 股权激励对财务重述影响的假设 |
| 3.2.3 两权分离度对股权激励与财务重述关系的调节效应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研究变量 |
| 4.1.1 被解释变量 |
| 4.1.2 解释变量 |
| 4.1.3 控制变量 |
| 4.2 研究模型 |
| 第五章 实证分析 |
| 5.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样本选取 |
| 5.1.3 数据处理方法 |
| 5.2 描述性统计 |
| 5.3 相关性分析 |
| 5.4 Logistic回归分析 |
| 5.4.1 两权分离度与财务重述之间的回归分析 |
| 5.4.2 股权激励与财务重述之间的回归分析 |
| 5.4.3 两权分离度对股权激励的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 |
| 5.4.4 两权分离度与不同内容的财务重述之间的回归分析 |
| 5.4.5 股权激励与不同内容的财务重述之间的回归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完善外部法律监管制度 |
| 6.2.2 健全公司内部管理机制 |
| 6.2.3 优化股权结构 |
| 6.2.4 完善股权激励制度 |
| 6.2.5 完善财务重述规范制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媒体监督、第二大股东制衡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及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企业价值 |
| 1.3.2 控股股东 |
| 1.3.3 控股股东私利行为 |
| 1.3.4 第二大股东制衡 |
| 1.3.5 媒体监督 |
| 1.3.6 情感分析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现实意义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产权与交易费用理论 |
| 2.1.2 媒体治理理论 |
| 2.2 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文献回顾 |
| 2.2.1 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本质和动机 |
| 2.2.2 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识别和衡量方法 |
| 2.2.3 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影响因素 |
| 2.2.4 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经济后果 |
| 2.3 第二大股东制衡的文献回顾 |
| 2.3.1 其他股东整体的治理作用 |
| 2.3.2 第二大股东制衡的治理作用 |
| 2.4 媒体治理的文献回顾 |
| 2.4.1 媒体对公司治理问题的监督作用 |
| 2.4.2 媒体对公司治理状况的改善作用 |
| 2.4.3 媒体发挥治理作用的机制 |
| 2.5 媒体治理研究方法——新闻报道情感观点分析方法的研究 |
| 2.5.1 情感分析方法的研究 |
| 2.5.2 情感分析法在财务和会计领域的应用 |
| 2.6 文献评述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制度背景与概念模型 |
| 3.1 制度背景 |
| 3.1.1 股权分置改革 |
| 3.1.2 监管政策变革 |
| 3.1.3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
| 3.1.4 媒体行业的历史与现状 |
| 3.2 概念模型 |
| 3.2.1 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治理机制 |
| 3.2.2 私利行为的治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
| 3.2.3 总概念模型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媒体治理研究方法的改进——基于语境的财经新闻情感分析方法研究 |
| 4.1 引言 |
| 4.2 情感词典的拓展 |
| 4.2.1 基于LM词典的财经新闻领域中文情感词典拓展 |
| 4.2.2 情感词强度确定 |
| 4.2.3 小结 |
| 4.3 评价对象的识别 |
| 4.3.1 段落的评价对象提取 |
| 4.3.2 语句的评价对象提取 |
| 4.3.3 小结 |
| 4.4 语句层面基于语境语义规则的建立 |
| 4.4.1 语句的主客观性判断 |
| 4.4.2 主观语句的语境影响分析和情感强度计算 |
| 4.4.3 质疑语句的判断和处理 |
| 4.4.4 小结 |
| 4.5 篇章整体层面基于语境语义规则的建立 |
| 4.5.1 相关度判断 |
| 4.5.2 转折关系考虑 |
| 4.5.3 题材的影响 |
| 4.5.4 小结 |
| 4.6 方法的实现与测评结果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第二大股东制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中介作用 |
| 5.1 引言 |
| 5.2 研究假设 |
| 5.2.1 关联交易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
| 5.2.2 第二大股东制衡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影响 |
| 5.2.3 第二大股东制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作用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定义与度量 |
| 5.3.3 计量模型设定 |
| 5.4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相关性分析 |
| 5.4.3 关联交易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4.4 第二大股东制衡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4.5 第二大股东制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作用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媒体监督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及企业价值的影响 |
| 6.1 引言 |
| 6.2 研究假设 |
| 6.2.1 媒体监督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
| 6.2.2 媒体监督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影响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定义与度量 |
| 6.3.3 计量模型设定 |
| 6.4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相关性分析 |
| 6.4.3 媒体监督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4.4 媒体监督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4.5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媒体监督对第二大股东制衡与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关系的影响 |
| 7.1 引言 |
| 7.2 研究假设 |
| 7.2.1 媒体监督对第二大股东制衡治理控股股东私利行为作用的影响 |
| 7.2.2 媒体监督间接治理作用的影响因素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样本选取、数据来源、变量定义与度量 |
| 7.3.2 计量模型设定 |
| 7.4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7.4.1 媒体监督对第二大股东制衡治理控股股东私利行为作用的影响 |
| 7.4.2 媒体监督间接治理作用的影响因素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主要研究结论 |
| 主要创新点 |
| 研究启示 |
| 局限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本媒体报道情感分析方法的词典 |
| 附录2 本媒体报道情感分析方法的程序算法和代码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的研究 ——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外研究现状 |
| 一、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
| 二、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关系研究 |
| 三、股权激励契约要素与投资效率关系研究 |
| 第二节 国内研究现状 |
| 一、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
| 二、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关系研究 |
| 三、股权激励契约要素与投资效率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第三章 股权激励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解析 |
| 一、股权激励 |
| 二、投资效率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委托代理理论 |
| 二、不完全契约理论 |
| 三、人力资本理论 |
| 四、管理层权力理论 |
| 第四章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的发展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我国股权激励制度实施情况(2009年至2015年) |
| 第三节 我国股权激励实施中的制约因素 |
| 第五章 研究假设与模型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一、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投资效率 |
| 二、高新技术公司与非高新技术公司中管理层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 |
| 三、股权激励方式偏好与企业投资效率 |
| 第二节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变量选择及模型构建 |
| 一、被解释变量 |
| 二、解释变量 |
| 三、控制变量 |
| 四、回归模型的构建 |
| 第六章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总体的描述性统计 |
| 二、单变量差异分析结果 |
| 第二节 相关性分析 |
| 第三节 回归结果分析 |
| 一、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的回归分析 |
| 二、高新技术行业和非高新技术行业中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的回归分析 |
| 三、股权激励方式偏好对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的回归分析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的稳健性检验 |
| 二、高新技术行业和非高新技术行业中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的稳健性检验 |
| 三、股权激励方式偏好对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的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相关对策和建议 |
| 一、宏观层面 |
| 二、微观层面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重要概念的界定 |
| 1.2.1 股权激励 |
| 1.2.2 高级管理人员 |
| 1.2.3 权益资本成本 |
| 1.3 研究思路与本文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与结构框架 |
| 1.4 研究意义、主要创新与学术贡献 |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最优契约理论 |
| 2.1.2 管理层权力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股权激励对代理冲突(风险)的影响研究 |
| 2.2.2 代理冲突(风险)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 |
| 2.2.3 本章小结与文献述评 |
| 第3章 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与权益资本成本 |
| 3.1 引言 |
| 3.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模型设定 |
| 3.3.2 变量设计 |
| 3.3.3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3.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4.2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
| 3.4.3 稳健性检验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股权激励、盈余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 |
| 4.1 引言 |
| 4.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变量设计 |
| 4.3.3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2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股权激励、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权益资本成本 |
| 5.1 引言 |
| 5.2 相关研究回顾 |
| 5.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4 研究设计 |
| 5.4.1 模型设定 |
| 5.4.2 变量设计 |
| 5.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5.2 多元回归分析 |
| 5.5.3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股权激励、高管过度自信与权益资本成本 |
| 6.1 引言 |
| 6.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变量设计 |
| 6.3.3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 |
| 6.4.2 多元回归分析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启示与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情况 |
（5）中国上市公司会计舞弊识别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 本文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回顾 |
| 2.1 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 2.2 会计舞弊识别模型相关文献 |
| 2.3 会计舞弊治理相关文献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会计舞弊产生原因的理论分析 |
| 3.1 会计舞弊产生原因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
| 3.2 会计舞弊产生原因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
| 3.3 会计舞弊产生原因的冰山理论以及三角形等理论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变量选取与构建 |
| 4.2 识别模型及其适用条件 |
| 4.3 模型构建 |
| 4.4 样本选择与描述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Logistic回归和案例推理的会计舞弊识别 |
| 5.1 会计舞弊识别模型的适用前提 |
| 5.2 基于Logistic回归的会计舞弊识别 |
| 5.3 基于案例推理的会计舞弊识别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会计舞弊风险指数构建 |
| 6.1 会计舞弊风险指数的提出 |
| 6.2 会计舞弊风险指标体系构建 |
| 6.3 会计舞弊风险指标阈值确定方法 |
| 6.4 会计舞弊风险指数建立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会计舞弊风险指数实证分析及治理对策 |
| 7.1 会计舞弊风险指数描述性统计 |
| 7.2 会计舞弊风险预警 |
| 7.3 会计舞弊治理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6）论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制度的困境与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运行中问题 |
| (一) “国有股所有权缺位”的弊端 |
| (二) 国资委作为“股东”与国有企业管理层之间未建立起委托——代理关系明晰的管理层结构 |
| (三) 国有企业高管的更替应纳入职业经理人市场 |
| 三、对策与建议 |
| (一) 以改进立法制度体系为基础 |
| (二) 以完善内部与外部控制系统为条件 |
| (三) 以优化股权激励契约要素设计为中心 |
（7）金融创新视域下的公司治理 ——以规制利益冲突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第一章 金融创新与公司治理的交互解释 |
| 第一节 金融创新的公司法回应 |
| 一、金融创新与投资者革命的发轫 |
| 二、金融创新与股东积极主义的勃兴 |
| 三、金融创新与公司治理的趋同化 |
| 第二节 公司治理的金融法透视 |
| 一、资本结构视角下的公司治理 |
| 二、金融契约视角下的公司治理 |
| 三、法律金融学视角下的公司治理 |
| 第三节 金融创新与公司治理的交错和互动 |
| 一、交错的现实图景与未来走向 |
| 二、互动的语境、场域与限度 |
| 第二章 金融创新对公司治理理论的挑战 |
| 第一节 公司治理理论的理性基础与范式危机 |
| 一、公司治理理论的理性基础检视 |
| 二、金融创新对公司治理理性基础的冲击 |
| 第二节 公司治理理论的适用迷局与价值困境 |
| 一、公司治理理论的适用迷局之检视 |
| 二、公司治理理论的价值困境之佐证 |
| 第三节 公司治理理论的进化路径与治道变革 |
| 一、金融创新与公司治理理论的进化：一个观念史的考察 |
| 二、金融创新视域下公司治理理论的调适与变革 |
| 第三章 金融创新诱致的公司治理利益冲突 I ：股权脱钩 |
| 第一节 股权脱钩的总体解说 |
| 一、股权脱钩的内涵界定 |
| 二、股权脱钩的病理学分析 |
| 第二节 股权脱钩的类型化展开 |
| 一、空洞投票引起的股权脱钩 |
| 二、隐性/变异所有权引起的股权脱钩 |
| 第三节 股权脱钩的法律构造 |
| 一、股权脱钩的主体构造 |
| 二、股权脱钩的行为构造 |
| 三、股权脱钩的责任构造 |
| 第四章 金融创新诱致的公司治理利益冲突Ⅱ：债权脱钩 |
| 第一节 债权脱钩的总体解说 |
| 一、债权脱钩的内涵界定 |
| 二、债权脱钩的病理学分析 |
| 第二节 债权脱钩的制度发生学解释 |
| 一、信用衍生品引起的债权脱钩 |
| 二、证券化引起的债权脱钩 |
| 第三节 债权脱钩的法律构造 |
| 一、债权脱钩的主体构造 |
| 二、债权脱钩的行为构造 |
| 三、债权脱钩的责任构造 |
| 第五章 新型公司治理利益冲突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法律规制的制度供给与实践反思 |
| 一、法律规制的制度供给之检视 |
| 二、法律规制的实践效果之反思 |
| 第二节 法律规制的路径选择与制度设计 |
| 一、法律规制的路径选择之研判 |
| 二、法律规制的制度设计之展开 |
| 第三节 法律规制中的中国本土性问题及其化解 |
| 一、本土性问题的三重维度 |
| 二、本土性问题的克服之道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8）我国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机制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基本理论分析 |
| （一） 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涵义 |
| （二） 股票期权法律关系分析 |
| （三） 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价值及风险分析 |
| 二、 我国上市公司有关股票期权制度的实践及法律障碍 |
| （一） 我国上市公司股票期权制度的实践历程 |
| （二） 我国上市公司实行股票期权的法律障碍 |
| 三、 我国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完善建议 |
| （一） 完善我国关于股票期权来源的法律规定 |
| （二） 完善有关股票期权授予方面的法律规定 |
| （三） 完善股票期权行权方面的法律规定 |
| （四） 完善股票期权的信息披露制度 |
| （五） 有关股票期权的税收制度完善 |
| （六） 完善股票期权的会计规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环境与财务重述问题研究 ——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及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2章 基于公司外部治理环境的财务重述理论分析 |
| 2.1 研究对象相关概念辨析 |
| 2.2 财务重述的理论基础 |
| 2.3 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影响财务重述的机理 |
| 第3 章我国上市公司外部治理与财务重述的现状分析 |
| 3.1 我国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环境的现状 |
| 3.2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现状 |
| 第4章 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环境与财务重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4.1 提出假设 |
| 4.2 研究变量与研究模型 |
| 4.3 结果分析 |
| 4.4 实证结论 |
| 第5章 结束语 |
| 5.1 本文研究结论 |
| 5.2 相关建议 |
| 5.3 研究局限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股票期权:公司治理的革命抑或财会欺诈的始作俑者?（论文参考文献）
- [1]两权分离度与股权激励对财务重述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D]. 梁曦月.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5)
- [2]媒体监督、第二大股东制衡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及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D]. 王华宾.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3]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的研究 ——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D]. 刘娟. 厦门大学, 2017(10)
- [4]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D]. 雷霆. 西南交通大学, 2016(02)
- [5]中国上市公司会计舞弊识别与治理研究[D]. 任朝阳. 吉林大学, 2016(08)
- [6]论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制度的困境与对策[J]. 佘世宽. 南方论刊, 2014(02)
- [7]金融创新视域下的公司治理 ——以规制利益冲突为中心[D]. 李安安. 武汉大学, 2013(07)
- [8]我国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机制法律问题研究[D]. 邓黎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2(02)
- [9]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环境与财务重述问题研究 ——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数据[D]. 丁园园. 浙江财经学院, 2012(07)
- [10]中美财务重述制度比较——兼评两国财务重述动因及经济后果研究的相似性[J]. 万红波,陈婷. 财会月刊, 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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