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泌尿外科杂志》第五届编辑委员会名单(论文文献综述)
梁光萍,莫愚[1](2021)在《《中华烧伤杂志》创刊20周年庆典在渝举办》文中认为忆往昔,辛勤耕耘二十载,硕果累累。憧未来,砥砺前行不停步,再创辉煌。5月19—21日,第十六届全国烧伤救治专题研讨会、2021年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烧伤医学分会年会暨2021年重庆国际烧伤高峰论坛在重庆成功召开,会议围绕"《中华烧伤杂志》创刊20周年庆典"主题开展,与会专家学者就烧伤医学的规范化与国际化展开探讨交流。
肖雄[2](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提出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冯静静[3](2021)在《1950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防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郑州常年因气候、洪涝灾害、群众生活环境差、医疗设备不足、封建迷信思想等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各种疫病频发。特别是麻疹、白喉、百日咳、猩红热、伤寒、疟疾、乙脑等急性乙类传染病的肆虐,造成大量的人口患疫和死亡,严重阻碍了郑州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新中国的建设。面对疫病丛生的局面,郑州市党和政府积极投身于公共卫生防疫事业中,明确防治疫病的政策法规,健全疫病防治卫生机构,利用各种途径开展防治疫病宣传,实行疫情调查制度和报告制度以及强化隔离治疗、预防接种、环境卫生整治等一系列防治疫病流行的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疫病的蔓延。在防治疫病的过程中郑州市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这一时期卫生防疫运动中来,促使了传染病防治良好社会环境的形成。郑州市在疫病防治过程中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不仅成功地遏制了传染病的肆虐,改善了郑州城市环境卫生面貌,而且提高了群众对新生政权的拥护,使人民群众认识到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是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国家的建设需要民众共同参与,为中国共产党新生政权在郑州的巩固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础。本文以1950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防治为视角,着重论述了政府和民众防治疫病流行所采取的措施,有效地降低了各种疫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积累了丰富的卫生防疫、改善环境、提高群众卫生防疫观念等宝贵经验,建立起一套卫生防疫体系。为当下党和政府理性而有组织地运用公共权力和社会力量进行防治新冠肺炎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李宁[4](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研究表明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周雨欣[5](2020)在《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行为疗法康复训练方案的构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背景:脑卒中后尿失禁(Post-stroke Urinary Incontinence,PSUI)作为脑卒中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是预测脑卒中后死亡风险和不良预后的重要指标,对脑卒中患者的生活质量、功能状态以及疾病转归至关重要。行为疗法可以帮助患者建立排尿行为习惯,改善尿失禁症状,消除药物和与手术治疗后相关并发症给疾病带来的额外费用和潜在风险。然而目前尚缺乏针对PSUI患者的结构化行为疗法康复训练方案,在临床上多采用留置导尿,忽视了膀胱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患者膀胱管理行为改变的重要性。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HBM)通过增强患者对疾病的感知,进而促进健康行为产生,为本研究构建行为疗法康复训练方案提供了概念框架。本研究运用循证护理、专家会议法及类实验性研究设计,构建基于HBM的行为疗法康复训练方案并在PSUI患者中进行实证应用,为促进PSUI患者形成健康信念、建立健康膀胱管理行为、加速膀胱功能康复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研究目的:1.以HBM为概念框架,通过文献回顾、循证护理及专家会议法,构建适用于我国PSUI患者的行为疗法康复训练方案。2.采用类实验性研究设计,对方案进行临床实证应用与效果评价,为PSUI患者的膀胱康复与管理提供一套结构化、规范化的行为疗法康复训练方案。研究方法:1.运用循证护理理论进行文献分析,整合国内外临床指南、系统评价、专家共识及原始文献中高证据等级干预策略确定方案的基本框架和具体内容,并基于HBM的概念框架,形成PSUI患者行为疗法康复训练方案初稿。随后,开展专家会议,邀请来自康复医学科、神经内科、泌尿外科、心理精神科的临床医疗及护理专家对方案的框架、结构及具体内容进行评价,并综合专家意见对方案进行修改和优化,最终形成PSUI患者行为疗法康复训练方案终稿。2.采用类实验性研究设计,于2019年04月至2019年10月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本部及江北院区康复医学科68例PSUI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35例和对照组33例,对前期构建的行为疗法康复训练方案进行实证应用。对照组研究对象实施康复医学科常规护理及饮水计划,干预组研究对象在对照组干预的基础上实施基于HBM的行为疗法康复训练方案。干预时长为4周,两组分别于干预前、干预完成时、干预后4周采用国际尿失禁咨询委员会尿失禁问卷简表、患者感知膀胱症状情况分级量表、尿失禁生活质量问卷、功能独立性量表、应对效能量表及行为疗法康复训练健康教育知识调查表评价方案对患者的尿失禁症状、疾病困扰、生活质量、功能状态、应对效能及健康教育知识掌握水平的应用效果。研究结果:1.经文献检索与筛选,最终共纳入21篇文献进行证据总结,其中临床指南8篇、系统评价3篇、随机对照实验5篇、类实验性研究5篇。共汇总34条行为疗法干预相关证据,其中推荐级别A级证据21条,B级证据13条,提炼出4个干预方案主题:健康教育、膀胱再训练、盆底肌训练及生活方式干预。在此基础上,基于HBM概念框架形成PSUI患者行为疗法康复训练方案初稿。2.遴选11位来自康复医学科、神经内科、泌尿外科、心理精神科的临床医疗及护理专家进行专家会议,对方案框架、结构及具体内容的可行性和科学性进行讨论、修正,专家对方案的判断依据系数为0.863、熟悉程度系数为0.818、权威系数为0.841,专家的权威程度较高,对干预方案的内容也较熟悉。最终形成基于HBM的PSUI患者行为疗法康复训练方案,共包含5个训练模块:(1)标准化健康教育;(2)定时排尿与提示排尿;(3)盆底肌训练;(4)延时排尿与急迫抑制策略;(5)生活方式干预。每个训练模块的训练内容、可能出现的困难/障碍、应对策略及训练目标均进行细化。3.共68例研究对象完成资料收集,其中干预组35例,对照组33例。基线资料显示:研究对象ICI-Q-SF均分为(14.13±3.80);PPBC得分的中位数和四分位数范围为4.00(3.00,5.00);I-QOL均分为(48.50±9.72),逃避和限制性行为维度均分为(24.03±3.76),心理社会影响维度均分为(26.37±4.08),社交尴尬维度均分为(14.28±2.91);FIM均分为(61.85±17.16),运动功能维度均分为(41.54±14.45),认知功能维度均分为(20.24±7.09);应对效能均分为(11.03±3.71)。干预结果显示:(1)干预组PSUI患者干预完成时、干预后4周的I-QOL总分及各分维度得分、应对效能得分显着高于同期对照组(P<0.05或P<0.01),ICI-Q-SF得分、PPBC得分显着低于同期对照组(P<0.01);干预完成时的健康教育知识掌握水平显着高于同期对照组(P<0.01);干预后4周的FIM总分及认知功能分维度得分显着高于同期对照组(P<0.01),运动功能分维度得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干预组PSUI患者干预完成时、干预后4周的I-QOL总分及各分维度得分显着高于干预前(P<0.01),ICI-Q-SF得分、PPBC得分显着低于干预前(P<0.01);干预后4周的FIM总分及各分维度得分、应对效能得分显着高于干预前(P<0.01)。研究结论:本研究运用文献回顾、循证护理及专家会议法,基于HBM概念框架,从促进健康行为形成的角度出发,构建了PSUI患者行为疗法康复训练方案,并经类实验性研究初步临床应用,验证了该方案在改善PSUI患者的尿失禁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功能独立性、应对效能及健康教育知识掌握水平,减轻患者疾病困扰方面的有效性,为PSUI患者的早期临床膀胱训练及居家尿失禁自我管理提供了借鉴与参考,既可以作为护理流程加入PSUI患者的临床康复训练中,也可以为PSUI患者膀胱功能管理的干预性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徐锦庚[6](2017)在《大器晚成》文中指出引子百花园里摘蟠桃2013年盛夏,京西宾馆绿树掩映,花团锦簇。6月15日下午,三楼第一会议室。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里召开。会议室右侧,垂着一面银幕;左侧,吊着一只花篮;正中,悬挂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2007.7-2012.6)颁奖典礼。氛围既俭朴又庄重。这个5年一度的奖项,是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最高奖。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传记文
郭柳生[7](2015)在《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量化研究 ——以贝德士《中国基督徒名录》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美国传教士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所遗留的《贝德士文献》(Bates ’ Paper)是中国基督教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重要史料。《中国基督徒名录》(Bates’List)作为文献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为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人物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在修订和补充基督徒信息的基础上,利用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对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人物进行量化分析,有助于全面、客观地了解和重新认知这个特殊群体,这对推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大有裨益。通过对中国基督徒精英的性别、家庭、地域、活动年代、所属教派、教育经历与职业选择等基本信息的量化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并总结出这个群体的一些基本特征:(1)男女比例悬殊,精英信徒以男性为主;(2)主要出身城乡普通家庭,尤其是第一代基督徒几乎全部出身贫苦或耕读之家;(3)集中分布在沿海、沿江等通商口岸地区,在地域上呈现从沿海--内陆--边疆依次递减的分布特点;(4)主要活跃于清末民初及二十世纪前半期,1949年后受制于政治环境而归于沉寂;(5)在教派归属上,主要分布在圣公会、卫理会、长老会、公理会等英美差会,同时在本色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华基督教会日益显示重要地位;(6)大多数基督徒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又以教会大学毕业生居多,留学欧美、日本的高等学府的亦不在少数,知识素养普遍很高,是近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7)在职业选择上具有多样性和现代性,活跃于军政、文化教育、宗教、新闻出版、工商、医疗卫生、财政金融、司法、工程建筑等各界,并成为这些新兴职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取得了在当时条件下令人赞叹的成就,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下推动了社会发展,对民国时期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总而言之,对中国基督徒的认知不能再停留在片面的"吃教者"形象,而应站在本土视角和现代化视域下重新审视他们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修正或补充他们在近代社会上的群体面相,从而形成更全面、更客观的新认知。
杨子明[8](2011)在《新中国外科暨《中华外科杂志》发展史料(1951年至1978年)》文中研究说明《中华外科杂志》迄今60年的办刊历史记录了新中国外科事业的发展历程,反映了新中国外科事业的发展进步。继承传统,光大荣誉,努力开创我国外科事业更加美好的未来,是当代外科工作者肩负的历史责任。为了便于广大外科同道了解历史,铭记历史,从而更好地传承与发扬,我们以《中华外科杂志》及其前身《外科学报》的报道内容为依据,以杂志记载的历史事件、重要学术成果以及外科学会的重大活动为主线,采用编年的形式概要整理了这份史料。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一,"史料"只是历史的片段,并不能完整地、全面地反映和记录历史;同时,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这一史料也难免会有疏漏。第二,1978年之后,随着外科各专科分会的纷纷成立,外科各学科的专业期刊亦纷纷创刊。此后,由于文献资料的相对分散,《中华外科杂志》对我国外科领域重要事件以及外科各学科发展情况的记载已难以做到全面、完整和具体,因此我们对这一史料的整理截至1978年。我们认为,这既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从保障史料的价值和客观性这一角度来讲也是必要的、合适的。
冯鲰心,张玲媛[9](2001)在《郭应禄总编辑在《中华泌尿外科杂志》第六届编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文中指出
顾方六[10](1996)在《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会历史》文中研究指明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会历史顾方六专业发展史中国泌尿外科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奠基时期(20~40年代)这个时期是从无到有的阶段,对我国泌尿外科疾病的特点开始有所了解,如肾结核、阴茎癌、前列腺增生、膀胱结石等。在30年的时间里,泌尿外科设在...
二、《中华泌尿外科杂志》第五届编辑委员会名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华泌尿外科杂志》第五届编辑委员会名单(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缘起 |
(一) 选题依据 |
(二) 选题意义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三) 运动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三) 研究方法 |
四、研究材料 |
(一) 材料来源 |
(二) 材料的甄选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四) 简要评议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结语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致谢 |
附件 |
(3)1950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防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1.国内研究状况 |
2.国外研究状况 |
(三)研究史料与方法 |
1.研究史料 |
2.研究方法 |
(四)研究特色与创新 |
1.研究特色 |
2.创新之处 |
(五)核心概念界定 |
1.时间界定 |
2.区域界定 |
3.急性乙类传染病概念界定 |
一、1950 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流行概况 |
(一)疫病的流行 |
(二)疫情流行月份与季节特征 |
(三)疫病流行造成的社会危害 |
1.人口疫死 |
2.社会秩序受到影响 |
3.各行各业受到冲击 |
4.社会经济发展受阻 |
二、1950 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流行的原因 |
(一)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流行的自然因素 |
1.气候因素的影响 |
2.洪涝灾害的影响 |
(二)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流行的社会因素 |
1.环境卫生条件差 |
2.医疗设备不足 |
3.封建迷信思想 |
三、1950 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的防治措施 |
(一)政府的防疫措施 |
1.完善疫病防治的政策法规 |
2.建立卫生防疫组织 |
3.开展卫生防疫宣传 |
4.预防接种 |
5.建立疫情报告制度 |
6.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
(二)政府的治疫措施 |
1.调查疫源地 |
2.全面普查,澄清疫情 |
3.交通检疫与隔离 |
4.中西医结合治疗 |
(三)群众防治疫病的措施 |
1.群众积极参与 |
2.驱邪避疫与土法防治 |
四、1950 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防治的成效与经验 |
(一)疫病防治的成效 |
1.培训了大批医务人员,增加了卫生医疗机构 |
2.改善了市区卫生面貌,提高了群众卫生防疫观念 |
3.降低了疫病的病发率和死亡率 |
4.巩固了新生政权 |
(二)防治疫病获得的经验 |
1.坚持党和政府的重视和领导 |
2.坚持以人为本,走群众路线 |
3.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
(三)防治疫病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
1.少数人对防治疫病缺乏足够的重视 |
2.少数部门之间缺乏协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4)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概念界定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小结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小结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一、招生改革 |
二、教学改革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小结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小结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小结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行为疗法康复训练方案的构建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符号、变量、缩略词等本论文专用术语注释表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意义 |
1.5 研究假设 |
1.6 操作性定义 |
1.7 概念框架 |
1.7.1 健康信念模型的概念 |
1.7.2 健康信念模型的应用 |
1.7.3 本研究的概念框架 |
1.8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脑卒中后尿失禁疾病概述 |
2.1.1 脑卒中后尿失禁的流行病学特征及经济负担 |
2.1.2 脑卒中后尿失禁的危害 |
2.2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膀胱功能康复现状 |
2.2.1 脑卒中后尿失禁的膀胱管理现状 |
2.2.2 脑卒中后尿失禁的膀胱功能康复手段 |
2.2.3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膀胱管理的影响因素 |
2.3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行为疗法的概述 |
2.3.1 行为疗法的方案 |
2.3.2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行为疗法的应用现状 |
2.3.3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行为疗法的影响因素 |
第三章 脑卒中尿失禁患者行为疗法康复训练方案的构建 |
3.1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行为疗法康复训练方案的初步构建 |
3.1.1 研究目的 |
3.1.2 对象和方法 |
3.1.3 研究结果 |
3.2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行为疗法康复训练方案的专家论证 |
3.2.1 研究目的 |
3.2.2 对象与方法 |
3.2.3 研究结果 |
3.2.4 研究讨论 |
第四章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行为疗法康复训练方案的实证应用 |
4.1 研究目的 |
4.2 研究对象 |
4.3 研究方法 |
4.4 研究结果 |
4.5 研究讨论 |
4.6 小结 |
第五章 总结与展望 |
5.1 研究成果与创新点 |
5.2 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附录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7)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量化研究 ——以贝德士《中国基督徒名录》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前史 |
1、贝德士及其《中国基督徒名录》的研究 |
2、包克强关于民国基督徒精英的研究 |
3、中国基督教史的量化研究 |
4、海内外关于中国基督徒的研究 |
三、研究问题与方法 |
1、研究问题 |
2、研究方法 |
四、创新点与研究困难 |
1、创新点 |
2、研究困难 |
第一章 贝德士与《中国基督徒名录》 |
一、贝德士生平 |
二、《中国基督徒名录》介绍 |
(一) 《名录》的内容、来源 |
(二) 《名录》的局限性与研究价值 |
三、《名录》的人数界定与数据采集 |
(一) 《名录》的实际辑录人数 |
(二) 研究数据的采集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基督徒精英基本背景分析 |
一、性别比例 |
二、家庭出身 |
三、地域分布 |
四、活动年代 |
五、所属教派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基督徒精英受教育情况分析 |
一、受教育程度 |
二、国内教育 |
(一) 高等教育 |
(二) 传统教育与近代初、中等教育 |
三、留学教育 |
(一) 留学国家 |
(二) 留学教育:以美国为例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基督徒精英的职业选择 |
一、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职业分布 |
二、基督徒教育工作者 |
三、军政界基督徒精英 |
(一) 早期基督徒革命者 |
(二) 民初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基督徒官员 |
四、神职人员与教会机构工作者 |
五、其他基督徒精英:新闻出版、工商、医疗卫生等 |
(一) 新闻出版界基督徒精英 |
(二) 基督徒商人 |
(三) 医疗卫生界基督徒精英 |
本章小结 |
结语:重新认识中国基督徒 |
一、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群体特征 |
二、基督徒精英与中国现代化 |
三、基督徒精英与中国基督教本色化 |
四、历史的遗产:1949年以后的中国基督徒精英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中国基督徒名录》(中文修订版) |
附录二:贝德士大事年记 |
后记 |
四、《中华泌尿外科杂志》第五届编辑委员会名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华烧伤杂志》创刊20周年庆典在渝举办[J]. 梁光萍,莫愚. 中华医学信息导报, 2021(11)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3]1950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防治研究[D]. 冯静静. 渤海大学, 2021(02)
- [4]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5]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行为疗法康复训练方案的构建与实证研究[D]. 周雨欣. 东南大学, 2020
- [6]大器晚成[J]. 徐锦庚. 时代文学, 2017(02)
- [7]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量化研究 ——以贝德士《中国基督徒名录》为中心[D]. 郭柳生.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
- [8]新中国外科暨《中华外科杂志》发展史料(1951年至1978年)[J]. 杨子明. 中华外科杂志, 2011(01)
- [9]郭应禄总编辑在《中华泌尿外科杂志》第六届编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J]. 冯鲰心,张玲媛. 中华泌尿外科杂志, 2001(08)
- [10]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会历史[J]. 顾方六. 中华泌尿外科杂志, 1996(09)
标签:中华泌尿外科杂志论文; 针灸培训论文; 医学院论文; 齐鲁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