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儿子与情人》中的家庭与社会因素透视(论文文献综述)
王妍[1](2021)在《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国家政策和影视制作行业的影响,我国乡村题材的影视作品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在制作水平、内容创作和主题表达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在这类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出现了反映这种社会巨变的思想主题和一系列从传统到现代转化的人物形象,其中最能体现时代思想和艺术变革的是乡村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其具有多元的意识嬗变和形象创新。从二十世纪三十代开始,乡村女性形象在中国影视艺术中是一个常见的形象。与中国乡村社会传统观念和五四新文化启蒙主义思想相纠葛,乡村女性形象具有传统与现代双重意识。新时代与旧时代的文化冲突、思想冲突以及大环境的变迁,都是女性形象变迁的原因。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题材电影和电视剧创作,在新时期同类题材创作的基础上,再次肩负起了反映社会变革和变革中的乡村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的历史重任,呈现出当下中国乡村社会风貌和乡村女性群像。她们是传统文化的现实载体,更是思想解放的主体。我们在梳理和评价这些形象鲜明的乡村女性形象时,不能不思考几个问题:她们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她们与新时期姊妹们有些什么样的异同?她们的形象塑造具有哪些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作为观众和研究者我们要以什么样的视角去诠释这些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及其塑造方式?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努力在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影视作品中去寻找相关答案。从社会学和影视创作理论的角度分析并阐述新世纪以来乡村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类型和呈现方式,以表现对乡村女性群体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注。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大潮的惯性影响下,新世纪影视剧中乡村女性的形象也在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以此其形象的变迁来印证中国改革开放的艰苦历程,并从中看到了乡村女性在人生价值观、道德取向、情感诉求等方面的变化。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女性的社会处境也发生进一步变化乃至分化。在市场化、都市化和网络化等浪潮冲击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道德伦理、人生行为和家庭关系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其中乡村女性的身份、价值和命运的变化最为显着。以乡土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能够充分表征这种时代的新变化,另一方面也能够最适宜表达中国社会传统观念和人生价值观对于当下的深层影响。不同于以往或从电影或从电视的单一形式和单部作品的角度分析乡村女性形象的常见方式,本文以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创作为起点进行纵向梳理、以作品中女性形象类型及其特征横向比较的全方位视角,力求从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的发展演变和乡村女性形象谱系的延续中,去溯源乡村题材影视剧对乡土和乡村女性的重新审视和再塑造,同时从中探索新世纪中国乡土社会的变革及其引发的乡村女性社会地位、生活方式、职业身份、价值观念的变化过程。通过梳理乡村题材影视剧的女性形象谱系及其人生历程,发现当下乡村女性形象大致分为两大系列:一类是更加趋于开放和现代的乡村女性形象。她们接受了当代文明的洗礼,也留下了当代文明的伤疤。这类女性通过现实和网络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并给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大的影响,她们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勇于挑战传统宗法观念和女性道德,争取自己应有的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这类女性形象包括乡村女干部、女性创业者和某些大学生女村官等。同时,在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的负面影响下,乡村女性形象也发生了现代性的畸变。她们从社会底层冲杀出来寻找自己新的人生之路,这是一种正常的人性需求。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将人性良知、自然身体和个人尊严都变成了改变自己命运的资本,金钱至上、自我中心、纵欲享乐成为其追求的价值观。当代乡村题材影视剧生动地刻画了这些堕落或复杂女性的形象,其中包括乡村女贪官、风尘女和留守情妇等。另一类是受传统道德影响和宗法观念迫害的传统乡村女性形象。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普遍和最持久的保守者,往往也是最终的受害者。由于乡村社会与现代文明的自然间隔,传统文化对于乡村女性的影响源远流长。这种影响培养和保留了中国乡村女性的传统美德,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表征,具有很高的道德境界和审美价值。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大量出现的贤妻良母形象是其中的代表,她们是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和好邻居。在商品化大潮中,这类形象和这种思想性格成为现实生活的东方女性的楷模,也成为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审美价值中最诱人的艺术魅力。与此同时,贤妻良母式的传统乡村女性形象往往是建构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坚忍性格之上的,她们往往是传统道德的崇高者,又是封建道德的殉葬者。因此,除去正常的贤妻良母之外,在传统乡村女性中还有传统道德的牺牲品。新世纪以来,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吸引了大量的农民进城,成为一支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他们抛家舍业辛勤劳作,为城市建设和城里人的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支队伍在新时期是人数寥寥的,而进入新世纪之后,迅速壮大,同时也就在乡村社会产生出另外一支数量众多的队伍—留守妇女。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塑造了许多留守妇女这一新的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她们的人生处境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过去寡妇和弱女的命运。作品在描写这些人物形象时,充满了深厚的情感,但同时也表现出将其与贤妻良母形象融合的模糊认识。当然,不能简单地将是否走出家庭或乡村作为新旧女性和觉醒蒙昧女性形象的划分依据,因为从新世纪现代社会的发展来看,家务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分工,家庭主妇或者全职太太也可能是一种新女性的形象。但是,在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这类的形象和观念还十分鲜见,可能就是因为乡村社会的现实状况和农民意识制约所致。论文在比较全面的对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类型进行了归类、界定的基础上,对于“留守妇女”“风尘女”等形象及其评价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解。这些问题与困惑不仅仅在影视作品创作中会遇到,而且还是“女性形象”在社会变革中必然面临的困惑。因此,以女性形象为理论出发点,将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影视作品创作为背景,探讨未来女性形象塑造的发展新途径,试图为影视剧中的女乡村性形象的创作及批评提出一点有价值的参考。在这两大类乡村女性形象系列之间,还有两种跨界性的女性形象,那就是靠近现代文明的大学生女村官和靠近乡村民间文化的农村“泼妇”形象。大学生女村官严格来说不属于乡村社会中人,但是其中扎根农村就业的女村官从身份和生活来说,具有了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新女性形象特质;而“泼妇”形象既有传统乡村民间文化的源流,又有现代文化的自我意识张扬。应该说,乡村现代女性中的这两类形象大多并不是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才新出现的人物,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新时期文艺中已经登场,但是,在新世纪同类题材影视剧中这些人物形象更加突出和鲜明,而且这其中有的是新出现的女性形象。不同于二十世纪的乡村题材影视作品,新世纪同类题材的创作者具有了新的人学思想和美学理念,对于乡村女性形象的塑造手法更加多样,特别是受当代影视艺术观念和技巧的影响,在思想内涵上更加注重人物性格的多元性,显示出新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而在艺术手法上更加注意融会新的视听语言表现方式,特别是将传统的现实主义写实手法与现代主义表现技巧相结合,运用色彩、声音、构图和音乐等多种方式的不同变化来刻画各种女性形象,创造了比以往同类题材作品中更加丰富的乡村女性形象。本文力图从个案研究和文本细读中梳理总结出乡村女性形象并全面地分析其影像作品背后深刻的文化意蕴,结合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方法,将所研究的影视作品放置在新世纪市场化、城市化的叙事语境下,对其进行全景式的解读和阐释,并努力综合社会学、传播学、电影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方法,以尽量扩展当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文中专门从视听语言的角度,对于乡村女性形象塑造的不同艺术手法进行细致的分区,努力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女性形象建构进行艺术本体分析。新世纪以来的乡村题材的影视作品较之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用艺术形式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新乡村的新风貌,也引起了全社会对乡村女性群体命运的关注。当然,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女性意识还存在着许多不足,特别是在表达女性内在精神世界和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方面还需要做更深入的探讨,进而塑造出具有文艺史价值的典型形象。
黄鹤[2](2021)在《疏离与渴求 ——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母性主题小说研究》文中提出母爱是自文学诞生以来亘古不变的主题,其中包含了复杂的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母性对女性而言究竟是外在的社会制度规约还是内在的生命本能这一命题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广泛传播引起国内众多女性作家的思考。她们通过母亲身份重新发现、母亲形象的塑造、母女关系的梳理、母系谱系的拟建来凸显母亲生存真相,完成母亲角色从伦理价值本位到个体生命价值本位的转变,形成女性写作独有的精神内涵。本文希望通过对新时期以来母性主题小说研究来探寻女性主体性建构之途,让母亲从天上回归现实大地重建人的乐园。本文七个部分,正文共五章,具体内容如下。绪论部分首先回顾了历史变迁中的母亲书写。在漫长的父权社会中被供奉于孝亲圣坛的母亲书写是传统社会伦理的文化符码。五四时期以张扬人性为旨归的母亲书写,革命战争年代融入民族国家叙事成为大众精神皈依的母亲书写,建国后处于“同一性”暴力中的母亲书写都将母爱内化为集体无意识,是地母原型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的具象化。同时本部分界定了“新时期文学”、“女性文学”、“母性”概念,并说明选题意义、创新处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第一章探讨中西传统文化比较视野下母亲身份发现。母亲身份赋予了女性生存体验的丰富性及复杂性。对具有母亲身份的女性而言,女儿性、妻性与母性应该是三性一体的,三者缺一不可,对母亲的全面认识应该涵盖在“三性”的层面上去获得。本章在比较中西性别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儒道互补的性别文化格局中重新发现母亲身份,探讨女儿性、妻性、母性在女性生命长河之中的轮次替更、生命意识的消长。并阐述母职与母权在封建宗法社会人伦秩序网中具体实践形态。第二章阐释母性主题小说的多重意义。从原型理论的视角对母性崇拜进行象征意义诠释,从母亲的生理特征对母性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做辩证的思考,结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恋母情结对中国传统母性文化审美特质进行意义探寻。第三章通过新时期以来母亲形象的塑造来直抵生命本质。母亲形象是透视女性生存境遇的一面多棱镜,本章通过女性作家塑造的欲望化母亲、“不合适”母亲、性别僭越母亲三种反传统母性的母亲形象来展现女性生存百态图。女性作家通过对母亲真实生命形态的还原和母性负面特质的审视来拆解母亲神话和重建母性主体性。第四章通过新时期以来母女关系的书写来重返母亲“后花园”。女性对自我的定义是非个体的而是社团的,女性作家通过审视自己和母亲、祖母、姐妹之间的关系来确立自我的社会性别。本章探讨母女纽带断裂的历史原因和从心理学角度解读“私人化写作”中母女关系“孤城之困”。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家族小说的繁荣表征着女性踏上了寻母之途,开始建构女性谱系。九十年代以来女作家创作的家族小说主题具有同一性:女儿的爱情之路被遥远的母系图腾诅咒,最终回归“母亲后花园”。第五章分析母性主题小说的叙事策略和话语重建。女性作家笔下的缺父叙事是女性作家八十年代“寻找男子汉”的文学梦想失落后的性别自觉,塑造出一大批强有力的地母型母亲。缺父叙事策略使母亲处于文本中心,肉身之父虽然缺席,精神之父仍居于家庭主导地位,母亲依然陷于男权话语的包围中。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有意从宏大历史时间叙事疏离出来,将母亲的故事写入参差的空间,建构了子宫、地窖、房间、浴缸等空间意象。这些空间意象都具有特定的文化隐喻,传递着女性隐秘幽晦的心理体验。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通过自传体形式、重建象喻系统、和为母亲重命名等叙事策略来表达女性重建话语权力的欲求。结语部分对新世纪以来母性主题小说发展趋势进行展望。底层写作与母性写作碰撞使得母亲不可见的艰难浮出现实地表,拐卖妇女、代孕母亲、产后抑郁、全职妈妈这些社会热点问题都是健全的母性人格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具有性别自觉与文化自觉的女性作家必将以睿智的思考、细腻的感受和高度的人文情怀将新世纪母亲的故事写入历史的天空,开拓母性书写更广阔的天空。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母性主题小说创作成绩斐然,以优美细腻的笔触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个母亲的故事。母亲们都曾经真实地活过爱过恨过,都有着不同于任何一个别的女人的不可复制的“生存真相”。女性作家在书写母亲故事的过程中以主体性眼光来审视母性反思母性,这应该是新时期以来母性主题小说最大的价值。同时女性作家母性谱系拟建、空间意象构建、缺父叙事策略都给女性小说带来新的审美空间。
高祎博[3](2021)在《“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试图对“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从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的发生入手,对小城叙事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指出其历史价值和文学意义,也关注其小城镇叙事表现出来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即“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对中国当代社会“城镇化”的文学呈现、记录以及这一过程中折射出的复杂多样的人文体验、美学特征。第一章,着重考察“70后”作家成长背景。小城镇是相当一部分“70后”作家少年时期的成长之地与当下的生活空间。小城镇和“70后”作家之间有着天然的关联,这是“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的先天性优势。“70后”作家对小城镇书写多是从日常生活切入,以商街和工厂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在城市化不断拓进的当代社会,小城镇正在成为都市的模仿者,但有限的生活区域增强了对于外部世界无限的想象。第二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即小城镇青年群体。徐则臣、石一枫、阿乙等作家塑造出一批漂泊的“城市异乡人”形象;田耳、张楚等作家塑造了那些不曾离开故乡的“在地者”形象。小城镇青年群体中有命运跟随国家改革政策而起落的青年工人,也有坚持文学梦想不曾放弃的写作者,他们以火车、地图、星空、望远镜为象征符号展开想象,他们的身与心在故乡与世界之间徘徊不定。第三章,主要探讨“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中对于社会伦理、家庭伦理关系的思考。在“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感受到社会转型时期,都市性的消费主义对小城镇人际关系的冲击。对父子、夫妻关系的影响、塑造,对边缘群体的叙事隐含着“70后”作家的矛盾心态:既渴望摆脱传统伦理关系带来的精神束缚,又呼唤传统伦理秩序回归。第四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叙事与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关系。“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是面向当代的社会发展现实的文学书写。“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以社会事件作为切入点,站在底层视角,以平视的目光审视人生痛点与精神疑难,用细密的笔法描绘出时代变迁中小城镇变化:从物质生活到价值观念乃至思维观念的骚动、渐变。以房伟和马笑泉的作品为例,透过个体命运,折射出国企改革、城镇化建设等大的社会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呈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精神以及理想化的人文情怀。第五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叙事与现代主义即先锋文学的关系。70后作家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忠实读者与文学精神的继承者,在城镇叙事中,他们用充满象征与隐喻的叙事策略,营造出小城镇作为闭合环境的荒诞氛围。本章以金仁顺、黄孝阳、瓦当等作家为例,分析“70后”作家设置的超越常理的人物关系,在那些离奇乃至诡谲的情节背后,叙事的主旨仍在于揭示和描绘世界与人生的无常,现实的变幻莫测。
黄利娜[4](2021)在《自杀现象的解读 ——以《时报》自杀新闻为例(1927-1937)》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现代性因素的不断渗透,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其中,自杀问题最为典型,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讨论。从这一时期的自杀现象可以看出,自杀行为并非仅与个人的性格、心态和经历有关,也与社会环境因素密切相关。本文以1927到1937年《时报》自杀新闻为研究对象,拟对上海的自杀现象作简要介绍,并且分析自杀者所处时代、社会、家庭、文化等客观因素对其行为的影响,揭示自杀行为的性别特征和差异。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先开埠的城市之一,其自杀问题的严重性日益凸显,时常见诸于当时的新闻报道。这与其所处的大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社会急剧转型和价值观念变革的过程中,人们难以摆脱失业和贫困的状态,加之婚姻家庭中的矛盾冲突逐渐增多,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自杀问题更加突出。1927年到1937年《时报》刊载的有关上海地区的自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上海自杀问题的严重性,如自杀人数不断增加、自杀者年龄以中青年群体为主。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时报》自杀新闻进行研究;首先,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男女两性的自杀行为进行总体考察。其次,从新旧婚恋观念的冲突、家庭制度和观念的变革、失业和生活困难三个方面,分析自杀行为发生的原因。最后,分析自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阐述生存资本的缺乏、性别角色差异和两性地位不平等对这一时期自杀现象的影响。此外,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自杀现象,对于清除当今社会中男女不平等和性别歧视,更好的预防自杀行为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王行[5](2020)在《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文中提出孙惠芬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经验性特征,大部分作品出于作家的生活经历、情感经验和生命体验。孙惠芬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来自于自己的日记,这篇改变孙惠芬命运的作品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也规约了她的创作路线,于是孙惠芬沿着这条经验性的创作道路坚持走了下去,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纵观孙惠芬的整体创作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创作路线,她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没有走出辽南,坚持辽南故事的文学书写。孙惠芬所有的辽南故事几乎都围绕着故乡展开,十里洼、歇马山庄和上塘村都源自孙惠芬故乡山咀子的文学想象,它们共同构成了孙惠芬完整的文学故乡。孙惠芬的文学创作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文学划分依据于作家创作特征与个体经验之间的关系。在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孙惠芬利用的文学创作资源主要来自于童年故乡记忆和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也是作家心灵史的文学源头。童年经验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早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部分中国当代作家也都承认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童年之间存在的紧密关联。孙惠芬也曾坦言自己小说创作的念头就源于童年的经历,而创作于世纪之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歇马山庄》正是源于对童年故乡的想象。孙惠芬的童年记忆充满了“60后”作家普遍性的苦难记忆,这种苦难感对于乡村出身的孙惠芬而言,主要表现为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贫乏,而这种苦难体验最终内化成孙惠芬的性格,进而又外化为细腻、琐碎而又悲伤的文学风格。孙惠芬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来自于她的青年生活经历。青年时代的孙惠芬充满了对于“外面”世界的渴望,心怀青少年叛逆情绪的“怨乡”情结,“逃离”乡村走进城市成为青年孙惠芬的人生理想。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了文学“自叙传”的特征,借助小说抒发个人情感、情绪,很多作品也都取材于青年时期的真实生活经历。《小窗絮雨》《变调》《孤独者之歌》《小镇文化人》《来来去去》等小说,既是她青年时代的作品,也是她青年时代情感和经历的文学表现。进入新世纪后的孙惠芬来到了人生的中年阶段,同时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学习和写作,开始进入文学创作的“中年写作”阶段,这也是她文学创作的第三个阶段。此时的孙惠芬离开了小城庄河进入大连市文联工作,成为了真正的城里人,但是却失去了身份的自我认同,走上了“精神返乡”的文学之路。孙惠芬的“中年写作”虽然失去了“青春写作”的活力,但是却拥有了历史的厚重和思想的深度。在情感上开始由己及人,扩展了情感关注的对象,将对自我情感和心理的关注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群体。在立场上表现出鲜明的底层立场,坚定地为乡村和农民发声,尤其关注那些进城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孙惠芬文学创作进入第四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是《寻找张展》,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现改变了孙惠芬的文学格局,她终于开始创作关于城市和城里人的小说,开始关注城市青年的精神困境。可以说《寻找张展》是孙惠芬文学创作的里程碑式作品,通过这部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完成从农民到市民身份转变的作家,这部作品也可以视之为孙惠芬文学进城的开篇之作。这部小说的出现也意味着孙惠芬终于从身体进城进入了精神进城,在精神上真正融入了城市,实现了身份的自我认同。孙惠芬这次文学进城的实验性写作,是否意味着城市文学将成为她创作的常态?还有待于我们拭目以待。孙惠芬的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叙事和文体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出身于传统乡村的孙惠芬从小就接受到来自母亲和奶奶的言传身教,从而养成了传统女性的道德品质,传统乡村的伦理道德观念已经内化为她人格特征的基本底色。因此我们可以从孙惠芬的小说中看到她的传统特征,经常以传统乡村伦理道德观念作为审美标准,表现出对乡村传统女性的欣赏和认同,正如《静坐喜床》中那位“坐床”的新嫁娘。这种价值观念最终外化为“圣母”情结,而男性的“圣母”情结最终内化为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她们在历史的洪流中不自觉地认同了来自男性的带有压抑、强制和霸权色彩的女性角色定位,并将“圣母”形象变成女性的一种人生追求。这种“圣母”形象在《蟹子的滋味》《给我漱口盂儿》《秉德女人》等作品中大量出现,以文学的方式将家庭生活中的那些“母亲”打造成为“圣母”。但是随着孙惠芬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她开始关注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期那些身处裂变中的现代农民,那些游走于城乡间的农民工,既失去了乡村的文化之“根”,又承受着来自城市的排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惑。而在那些进城农民工群体中,女性农民工更是身处于社会底层的底层,她们遭受来自城市更为深刻的创伤。而农民工的大量进城造成了乡村的“空巢”,“空巢”乡村里那些留守女性既要承担丈夫离去后的劳动压力,又要承受丈夫缺席后的性压抑和性苦闷。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乡村开始出现了新的现代女性形象,她们在裂变中的乡村寻找新的生存之路。孙惠芬本是一位并不注重小说技巧的作家,但是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也养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孙惠芬的小说叙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叙事立场和叙事视角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女性作家孙惠芬小说叙事经常表现出女性叙事视角,但是却并未表现出偏执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形成了叙事立场和叙事视角的二元悖论关系。孙惠芬在乡土小说创作中坚持的底层立场,使她一直坚定地站在乡村和农民的立场上发声,在作品中则表现出一种乡村叙事视角。进城后的孙惠芬不仅拥有了城市身份,也拥有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以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文学立场观照中国乡村、关心现代农民,以城市叙事视角观察中国乡村的现代性之变。在小说文体上孙惠芬也相继做出过实验性的写作尝试,从最初的散文化乡土小说到后期的方志体小说和“非虚构写作”,孙惠芬表现出自觉的小说文体创新意识。孙惠芬的文学创作深受沈从文和萧红影响,尤其是他们文学创作中的散文化倾向,散文化小说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和文体上,还表现在艺术精神上。孙惠芬以散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经常模糊掉个体生活的真实性与文学虚构性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小说中真假难辨。孙惠芬在长篇小说《上塘书》中采用了方志体的文体结构,方志体小说不是孙惠芬的首创,它来源于方志小说,表现出对于真实性的文学追求。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采用的是“非虚构写作”方式,以非虚构的叙事方式营造出一种真实感,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揭示出底层农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绝望,直击“非正常死亡”及其背后隐藏的“自杀遗族”问题。以期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这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文学的边界,具有文学意义和价值。
宋佳蓉[6](2020)在《上海沦陷区女作家的畸恋小说研究》文中认为1937年至1945年的全面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区女性文学开始逐渐地涌现出来,代表性的女作家主要包括张爱玲、苏青、潘柳黛等人。与男性文学的刚烈不同,在这个时期女性文学中,更多的表现出情感的细腻,在对感情关系的刻画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畸恋书写。值得注意的是,“畸”一词在本文中并非带有歧视色彩,笔者仅用它来区分认知观念中的常态情爱。《当代汉语词典》将“畸恋”的含义解释为“不合常理的恋情”,在当时社会,畸恋是指违背社会关系、伦理道德的感情逾越,是一种越轨的性爱与情爱内容。包括婚外情、同性恋、姘居、忘年恋等情形。畸恋不仅是战争分化的私人产物,也反映出无数女性在挣脱束缚、自我解放过程中所陷入的道德困境。在文章中女作者通过细腻的情感和身体刻画将女性的欲望诉求刻画的淋漓尽致,引人思考。本文以沦陷区以“畸恋”为主题的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表现、成因以及影响这三个角度进行研究,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对沦陷区女性畸恋的书写有更加系统的认知,从而客观地审视封建礼教下的两性关系与女性挣脱。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分析上海沦陷区女作家“畸恋”小说的表现模式。从类型上来看,畸恋的书写主要包括婚外情、同性恋以及姘居。从两性关系的演变来看,在对传统贞洁观念的冲击对比下,畸恋书写下的女性更愿意主动的去表达自己的情欲,追求自身的感情生理自由。文本同时对畸恋小说将女性作为欲望主题的现象进行了阐述。畸恋小说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传统两性书写中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独白,以女性的叙事视角为主,男性的身体沦为观察与评价的对象,女性作为欲望的诉求者占据着主导地位。第二章主要对畸恋书写的成因进行研究。基于文本,从上海沦陷区的特殊环境,从心理、生理和社会环境三个方面来挖掘非常态恋情出现的诱因和社会背景,主要是两方面因素,包括沦陷区社会环境的浸染,具体表现在战争的隔离作用、战时信息的封锁以及女性主义的崛起。包括战时生命体验、作者的创伤体验以及悲剧爱情观。第三章主要对女作家畸恋书写的现实意义进行研究,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上海沦陷区女作家的畸恋中开放的写作手法对女性私人化写作影响巨大。而对于当时社会的意义来说,女作家的畸恋书写是一种女性自我情感的自由释放、社会情绪的引导升华以及民族危机下女性的自强意识,是男权社会下的积极反思与抗争。
刘红梅[7](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文中指出家庭是历史的产物,家庭文化是人们在实践中自觉的审视家庭生活后的理性反思结果。家庭是社会机体的有机细胞,家庭文化是确保家庭细胞形态健康的重要因素。家庭和谐、家庭文化健康,个体人才能得到培养,社会才能稳定有序,家庭才能真正发挥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作用。现代性发育和市场经济的主导,在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更深层意义上改变了人们的家庭生活理念。传统的家庭及其文化已经在新的社会实践和交往关系中遭到解体。个体面临从传统的家庭生活中不断的出走,又一次次陷入对现代家庭寻找的徘徊困境中,家庭本身也面临价值观困境、伦理道德困境、家庭教育困境以及传承与断裂困境。进入新时代人们迫切需要探索新的文化去解决个体和家庭困境,去保障社会的良序发展。本文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点,以文化哲学作为观察视角,通过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对比研究,发掘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和西方家庭文化中的合理资源,试图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探索方向。唯物史观是人们研究人类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的钥匙。家庭及其文化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的一种,必然符合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纵观中西方古代社会历史可以发现,家庭是人类早期共同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人类从动物式本性群居到自觉选择家庭作为生活方式,从无序的血缘婚家庭到现代文明社会“一夫一妻”制家庭,家庭产生的每一步都和人们实践的重心“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分不开。对“两种生产”的需要直接产生了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需要。通过家庭实现了生存资料和生命的再生产,通过家庭交往实现人对自我的确认。与之相适应,家庭作为经济生产单位具有满足人们生活资料需要的生产功能,作为生育单位家庭具有延续自身和种族生命的生产功能,同时家庭作为育人之器具有抚养和培育后代的功能。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两种生产”,也就决定了产生其上的家庭的性质。家庭文化则是人的本质在家庭生活中的显现,是人在具体的家庭生活实践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的结果,是人的社会关系的集中反映,也是人们从必然的非自由状态走向人的自由解放的过程。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家庭文化在维护人的生存和生命中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在统治者意志中变成束缚人自由的工具,实现人的解放必然要从批判以买卖婚姻为实质的非自由的家庭文化开始,将人的解放作为家庭文化的价值诉求,积极构建以实现人的解放为内容的家庭文化。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家庭文化的变迁是与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分不开的。在人类早期家庭就是整个社会,婚姻制度就是社会制度。在社会生产能力低,生活范围局限在血缘家庭之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体对家庭、对血缘、对伦理关系越是依赖,社会在结构上越是以血缘家庭为基础。一旦新的社会制度从私有财产中产生出来,私有财产可以通过财富支配他人进行劳动,阶级对立从中产生,随之发生阶级关系力量变革,血缘伦理组织社会将被国家阶级代替,家庭文化也要从传统血缘伦理家庭文化向个体本位的家庭文化转变。中西方家庭文化的演变,是以自然经济向工业为主的市场经济转换为动力的。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家庭文化的内容围绕所有制关系展开。先秦时期自给自足的农业性质,使得传统家庭文化属于典型的血缘伦理文化。家庭文化围绕血缘关系展开,具有伦理性、群体性、家庭本位性、父子关系主导性等主要特点。在《周易》和儒家文化中肯定男女两性关系,属于统治阶级意志下的家庭文化,带有明显的尊卑等级色彩;法家以刑法秩序规定家庭文化;道家打破儒家和法家的礼治和法治文化,以自然无为实现世俗解脱。近代工业萌芽和新文化思想的涌进,群体本位家庭开始向个性自由为主的个体家庭转变,这一思想在婚姻制度中得到巩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家庭文化得到高扬,但由于转型期的“悖论”存在境遇,人们在享有个体家庭文化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家庭文化的依托。个体家庭文化陷入异化、功利化、自由化的个体家庭文化境遇。西方家庭文化呈现从古希腊的城邦利益至上和中世纪的宗教家庭文化中解放出来,向资本主义个体家庭文化演进的面貌。柏拉图以城邦利益为目的消解自然家庭,亚里士多德从伦理正义的角度肯定城邦与家庭共同体的至善性,快乐主义从个体本性的快乐原则出发,肯定个体从家庭中获得快乐的正当性。中世纪宗教家庭文化以早期基督教的禁欲独身开始,经历阿奎那肯定以生育为目的的“圣事”婚姻,最终以“骑士之爱”为萌芽的个性之爱从宗教中觉醒结束。但真正的西方式的个体本位的家庭文化,是在私有制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才真正开始。培根和卢梭则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立场,从自然人权的角度探索家庭文化属于个体本性自由范畴。康德从私有财产的所有权问题出发,将婚姻家庭纳入法权契约关系中,契约婚姻属于“有物权性质的对人权”的范围,是双方彼此占有的权利,对等的义务和权利是婚姻的本质。黑格尔将婚姻家庭文化视为伦理精神的直接实体性存在,家庭文化具有伦理性的爱的性质,彼此互爱是家庭文化的最高目的,反对康德的物性契约理论。中西方家庭文化演进过程,反映出家庭文化从自然血缘家庭文化向个体本位家庭文化方向转变,个体家庭文化以实现个体的自由和幸福为直接目的。对比发展过程可知,中西方家庭文化存在相通性。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血缘家庭作为最早的生活方式,家庭文化是命运、是权力、是利益共同体文化。从秩序的角度看,家庭文化是一种秩序文化。家庭的产生本身就是人从无序状态到有序的过程,自然的男女分工和家庭角色分工本身就是人自我构建秩序的体现。从家庭文化的功能看,家庭文化是一种育人文化。在承担生育教养后代的同时还要赡养父母。这是中西方家庭呈现的历史共性。有共性也就存在差异性,差异性是必然的存在。从家庭价值导向来说,中国家庭文化属于家庭本位导向群体利益,西方则是以个人为本位倾向个体幸福。在家庭文化理念上,中国家庭文化更多的强调对宗族、家庭的责任,西方则更注重义务与权利的对等。从家庭文化模式看,中国宗法思想笼罩下家庭模式是以父子本位文化,以男性为尊注重男权思想。西方个体文化属于夫妻本位文化,家庭文化围绕夫妻关系展开,更注重男女之间的平等。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西方家庭文化差异是在各自的主导经济形式、社会政治结构、自然因素和文化精神理念下造就的,各有其独特的产生背景。当前家庭文化自身的困境,市场经济的发育,都在指向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问题。面对新时代不可回避的家庭问题,汲取中西家庭文化思想的合理性精华,即为论文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在辨析家庭文化史与中西方文化的思想资源的前提下,得出中西方家庭及其文化上既具有共通性又存在差异点。本文认为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要解决好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既要承续人类以往的思想精华,又要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各种需要作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要求作为价值取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家庭文化探索中的理论指导,做到目的、价值和思想相融合。立足新时代和市场经济发展,做到整合中西方家庭文化,以培养塑造现代社会需要的独立个体人格为基点,达到家庭的良性存在与发展,从而稳定社会保障现代化发展。
王炎[8](2020)在《西方艺术家传记片绘画性影像表意功能研究》文中认为西方艺术家传记片是以西方艺术史上重要艺术家的生平事迹为基础创作的故事片。本文中的西方艺术家传记片专指以西方画家为传主的传记片。该类传记片在遵循“历史的真实”基础上,根据电影人的想象和艺术加工塑造出一个个兼具时代特征与风貌的典型艺术家形象。其中,为了深入挖掘传主艺术特质、呈现其艺术作品和风格,导演大量使用了一种独特的表意符号——“绘画性影像”。“绘画性影像”是艺术家传记片艺术性地呈现其所指时使用的一种具有“挪用”性质的言说方式,它是附丽着作为意识个体的传主某种特定的意欲类型的语言符号,包含着特殊的艺术价值和美学意蕴。本论文在赫施的意欲类型、皮尔斯的符号类型学、电影修辞等相关理论关照下对西方艺术家传记片中的绘画性影像这一独特的表意符号进行综合考察和系统分析,以期对电影语言、电影美学的研究起到补充和丰富作用。本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对西方艺术家传记片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阐明了当下西方艺术家传记片研究的主要方向和空缺,讨论了选题的研究意义。第一部分从高度相似的演员造型、高度写实的镜头语言、高度还原的布景道具三方面还原阐释了特定时代语境下的典型艺术家形象与艺术风格。第二部分,绘画性影像以搬演、拼贴等形式参与影片叙事,实现了对本事的还原、对影片叙事性的强化或弱化的表意功能。电影人普遍使用绘画性影像诉说艺术作品的内涵蕴意,进一步剖析作品背后艺术家面临的病痛折磨、情感打击、创作危机等不同生存状态,从而再现传主瑰丽传奇的艺术人生。第三部分,绘画性影像基于其与艺术作品异质同构的特性,在影片中实现了互文的电影修辞效果。本节将绘画性影像中的色彩、光线、构图等镜头语言和符号元素与艺术作品中的绘画语言、元素进行比较分析,体现了互文修辞对影片风格形成的重要作用。第四部分,西方艺术家传记片中绘画性影像的艺术价值。本节归纳了绘画性影像在西方艺术家传记片表意系统中,对于艺术家形象的重塑以及影片艺术风格的影响的关键意义和价值,并总结出其在一般电影中深化主题意蕴等表意功能。结语,绘画性影像再现并建构了艺术家形象、艺术人生、艺术作品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既承载了艺术家创作的原义,也反映出电影人对于艺术家和作品的读解和体悟,是影片建构意指内涵和传达意义的关键所在。同时,绘画性影像作为一种与艺术家和作品密切相关的视觉形象符号,有效地参与到广义的文化表意实践中,成为意义生产和传播过程的一环。
张津津[9](2020)在《格雷厄姆·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与小说创作》文中研究说明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最受读者欢迎的文学家之一,创作了体裁众多、数量丰富的文学作品,尤其以长篇小说闻名于世。格林是诸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在小说中以编年史家的姿态书写,留下了关于人类罪恶与苦难的深刻印记,启示了在荒诞的世界中获得救赎的可能,他富于严肃哲理性和通俗趣味性、带有生动想象力和深厚历史感的小说对英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荒诞是20世纪西方文学总的特征之一,但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法、德存在主义理论及其衍生的文学作品,对于英国文学中的荒诞谈论不多。荒诞作为格林小说的重要主题在他的小说中反复重现,是解读格林小说的重要路径,通过对格林小说的研究也可以深化对荒诞的认知和理解。本论文即试图从“荒诞”这一角度透视格林及其作品,对格林的生平和作品的意义作出恰当的阐释。全文共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绪论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国内外格林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对其中的代表性成果进行分类综述,继而阐述研究的意义和应用的方法。研究意义在于既可以丰富国内格林研究的维度,又能加深对西方现代文学,特别是荒诞文学的认识。研究方法以文本细读法为主,以荒诞的哲学理论、文学理论以及发生学、阐释学等方法为辅。在第一章中,厘清了荒诞的概念,从历史文化背景和荒诞性生命体验两方面阐述格林小说荒诞意识的基础。首先,通过追溯起源和用法,梳理内涵流变,分析荒诞所包含的深刻意蕴,界定本文所要论述的是生存意义层面上的荒诞。其次,说明格林所处时代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两次世界大战,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混乱,让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荒诞境遇,作家们如何对这个荒诞世界作出回应。再次,格林早年经历导致自我心灵分裂,造成成年后不忠的信仰和辩证的思想,在多维的身份间逃避,格林无法跳脱时代共性,成为书写荒诞的作家,这些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笔下的人物。第二章围绕格林小说创作的荒诞性主题阐述其形成原因和具体呈现。首先,分析主题的成因。一是植根于文学传统,通过改写和重述与经典形成互文关系。二是受到国际政局影响,紧密结合政治事件,用宗教视角反观人类行为。三是源于私人阅读兴趣,继承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遗产,双方参与了主题的塑造。其次,论述主题的呈现。一是潜意识层面,描绘人物的童年和梦境,以折射西方文明的致病情境,从中寻找荒诞的根源和解决之道。二是信仰层面,有罪的圣徒试图用信仰克服荒诞,使存在变得有意义,但又不可能得出确定的意义。三是文明层面,借助非西方的“他者”来审视西方的“自我”,发现“自我”是失落的,“他者”是凋敝的。第三章以荒诞为中心,从人物、环境、主题三个方面阐述格林小说的艺术特色。一是人物方面,格林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处于悖谬状态的边缘人,表现为孤独无助的失父者,由于对某种信念的信仰,在极限境遇中会转变为主动承担责任的反英雄。二是环境方面,“格林之原”是一个堕落而绝望的空间,具体表现为艾略特式的“荒原城市”和康拉德式的“边缘世界”,身处其中的人孤独而矛盾。三是主题方面,格林式荒诞的主要形式表现为悖谬,寓于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小说中,呈现出矛盾对立统一的样态,同时思想上宗教与荒诞之间相互消解,形式上严肃与通俗之间完美平衡,也有助于这一主题的呈现。第四章从严肃与通俗、政治与审美、现实与梦境三个维度阐述格林小说创作中荒诞的独特性,并从文学史叙事的角度指出格林小说创作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格林的小说创作兼顾严肃主题和通俗结构,坚持政治书写,也不放弃对审美意蕴的追求,通过展现现实和梦境、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交汇融通,深层次挖掘人物心理,并预示了人物的悲剧命运。格林从荒诞文学的脉络中,积极汲取不同风格和流派的长处,既有参考和借鉴,也有突破和创新,这种融入了自己生命体验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因而决定了格林小说在具有文学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同时,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格林的荒诞文学书写的特殊性在于,格林本人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的小说是他生平经历的映射,由多种复杂元素形成的有机融合。格林提出的超克荒诞的办法带有空想色彩,但是他的小说在文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宁乐[10](2019)在《斯蒂芬·金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文中认为美国当代作家斯蒂芬·金以数目众多的作品闻名于世,在世界文坛形成了广泛的影响。金是通俗小说家,国外学术界对其作品的文学价值曾有过多年的争议,但目前普遍持认可的态度。现阶段,国内外对于金的作品的研究多倾向于做内部研究,即从人物形象、故事主题、文化影响等方面展开探讨。鉴于文学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统一性,对金的作品进行外部研究也十分必要。如以身体叙事为载体,将内、外部研究相融合,从文本结构与叙述机制同故事主旨与故事内涵之间的有机联系层面对金的小说创作进行探讨,从而发现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则有助于提供一种审视金的创作之美学价值的全新途径。身体学的兴起和发展给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身体叙事学不仅发掘了身体在现代叙述中的多种功能,而且阐释了身体元素对文学作品从形式到内容两个层面的重要作用。依托身体叙事理论对金的作品进行再思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途径。作为一种叙事元素,身体在金的小说中扮演了诸多角色。在结构上,身体是故事的基本矛盾,也是金的小说叙事的基本线索;在内容上,身体有着隐喻性质,可以起到构建故事主题和深化故事现实意义的作用。从身体学出发去考察金的作品的文学价值是另一条有效途径。在金的作品中,有关身体的象征和隐喻、对社会现实的书写、对人性的挖掘、对人与社会间关系的刻画都具备着文学的教诲作用。从审美角度看,金的作品在文艺美学和政治美学上的完美结合是其文学价值所在。金的小说的文学价值首先体现在对当代家庭的关注上。在《凯丽》中,凯丽的“身体问题”是贯穿故事的主要矛盾,凯丽的悲剧是她身体的内部力量与单亲家庭、校园暴力、宗教信仰危机等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凯丽》的教诲作用则在于用凯丽的“身体悲剧”揭露了美国社会在教育、宗教和家庭等方面存在的弊端;《惊鸟》中的女性身体是故事的核心叙事要素,引领着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和终结。多萝丝与维拉的“身体遭遇”是20世纪中期美国女性生存状况的文学书写,她们在身心上承受的伤痛也代表着女性反抗男权制度下的不幸婚姻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惊鸟》的政治美学价值则在于揭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身心上的戕害;《一号书迷》以身体叙事为手段塑造了安妮“女魔鬼”的形象,安妮和保罗对“身体控制权”的矛盾也是不断推进叙事的动力。金通过保罗和安妮你死我活的斗争表达了对当代西方社会男女性别气质失衡后果的思考;《噩兆》中家庭成员的“欲望身体”是引发悲剧的主要因素,他们在情感、婚姻和财务上出现的种种危机均来自美国社会固有的问题,《噩兆》的文艺美学价值与政治美学价值统一于由身体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之中;《宠物公墓》中美国中产家庭成员的“身体危机”是故事的核心矛盾,金通过普通人的离奇遭遇透视了美国社会面临的伦理道德困境。金的小说的文学价值还在于反映了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生态和民众心理状态。《神秘火焰》中的身体叙事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段,故事的政治美学价值体现在金揭露了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极端身体政治策略,批判了美国式民主的虚伪性;《死亡区域》中约翰尼的身体与自我身份之间从妥协到抗争的关系构成了故事的叙事线索,约翰尼不断追求自我价值过程中的遭遇也反映了冷战后期美国民众对选举制度的质疑、对冷战、越战、水门事件构成的政治环境所持的悲观情绪;《迷雾》中的身体叙事具有烘托主题的作用,其故事的政治美学价值在于反映冷战时期由军事试验和环境污染给美国人带来的生存危机和信仰危机。金的小说的文学价值也体现在对未来人类社会形态的担忧上。《漫漫长路》中的身体元素在建构人物和推进叙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故事的内涵在于借助人性弱点探索人的异化问题,同时抨击了“美国梦”的虚伪性;《奔跑的人》中以理查为首的民众抵抗自己身体被“物化”的过程是故事的主线,金借反乌托邦社会中身体成为“消费品”的事实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揭示出现代人空虚的精神世界;《手机》中被手机控制的人类身体是对现代人被科技异化的隐喻,其中人类对工业空间的反抗则象征着现代人在后工业时代面对的生存困境。金的小说在大众文化语境中得以广泛传播有着多种因素。金不仅继承了哥特式小说与惊悚小说使用恐怖、悬疑、离奇的情节吸引读者的创作形式,而且秉承了后现代思潮下的文学创作理念,其作品以身体叙事等后现代的叙事策略突破了传统的哥特小说和惊悚小说的藩篱,产生了后现代意义上的文艺美学价值;金的作品对社会现实的隐喻、对两性平等的追求、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人类未来的关注足以支撑起作为“严肃文学”的内涵;金的作品由教诲功能体现出的伦理价值也对人类思考如何应对自身的未来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金的文学创作也存在着极高的政治美学价值。总体上,金的小说在叙事形式上拥有很高的文艺美学价值,在故事内涵和教诲作用上也存在很高的政治美学价值,二者统一于以身体叙事为主要手段的后现代书写之中,形成了文学的文艺美学价值对其政治美学价值的“增值”,因而在大众文化语境中能够备受读者与批评家的青睐。
二、《儿子与情人》中的家庭与社会因素透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儿子与情人》中的家庭与社会因素透视(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背景和依据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四、研究意义与创新 |
第一章 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历史谱系 |
第一节 “定量”与“变量”:乡村题材影视剧的理论辨析 |
一、“乡村题材影视剧”和“乡村女性形象”的概念界定 |
二、影视剧对“乡村”的发现、叙述和再造 |
三、“乡村题材影视剧”中的文化之“根” |
第二节 “一体”与“多面”:“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嬗变 |
一、1949-1978 年:在传统女性藩篱内外 |
二、1978-1992 年:革命女性的现代借用 |
三、1993-2000 年:世俗女性的“无名”和“分散” |
第二章 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身份类型 |
第一节 德性与重负:传统乡村女性形象 |
一、传统的贤妻良母 |
二、被“遗弃”的女性 |
三、留守女童 |
第二节 乡土与城市:由乡入城的乡村女性形象 |
一、“打工妹” |
二、“风尘女” |
三、“泼妇” |
第三节 坚守与新生:乡村新女性形象 |
一、女村官 |
二、创业“女强人” |
第三章 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主体意识 |
第一节 转型与裂变:乡村女性主体意识的重构与乡村伦理的转向 |
一、乡村传统伦理中的女性意识 |
二、“女性主义”、乡村传统伦理与女性主体 |
第二节 觉醒与新生:乡村女性意识的强化与乡村伦理的弱化 |
一、现代法理精神和女性主体意识的自审 |
二、现代生活和女性主体意识的唤询 |
三、身体爱欲和女性主体意识的激发 |
四、女性传统身份的转变和女性主体意识的超越 |
第四章 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塑造的艺术呈现 |
第一节 女性形象塑造与视听语言艺术手段 |
一、视觉与认知:画面元素交错间乡村女性形象的确立 |
二、听觉与情感:声音元素构架与乡村女性形象的烘托 |
第二节 乡村女性形象的审美意蕴 |
一、时代与环境中呈现的形象之美 |
二、传统与现代交融中的人伦之美 |
三、不同时空交错下的意象之美 |
第五章 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塑造的价值和愿景 |
第一节 困境突围与精神再造:乡村女性形象的两个价值维度 |
一、影视剧的商业困境与乡村题材的突围 |
二、乡村女性形象的精神意义与社会价值体系的完善 |
第二节 愿景与可能性:乡村女性形象塑造的几个维度 |
一、乡村女性道德和价值观念的理性化 |
二、乡村女性故事的现实化 |
三、乡村女性形象的多元化 |
四、乡村女性意识的内面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主要作品辑录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疏离与渴求 ——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母性主题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历史变迁中的母亲形象 |
二、相关概念界定及母性内涵 |
三、选题意义、创新处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第一章 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下母亲身份发现 |
一、女儿性——性灵之佳人 |
二、妻性——禁欲之伦理 |
三、母性——职权之分离 |
第二章 母性主题小说的意义阐释 |
一、母性崇拜 |
二、生育之痛 |
三、恋母情结 |
第三章 新时期以来母亲形象的塑造:直抵生命本质 |
一、欲望化的母亲 |
二、“不合适”的母亲 |
三、性别僭越的母亲 |
第四章 新时期以来母女关系的书写:重返后花园 |
一、母女关系书写的历史钩沉与凸显 |
二、母女关系之心理学解读 |
(一)、从失落处出发:母女纽带断裂的原因 |
(二)孤城之困:母女关系新变的背景 |
(三)镜像之魅:新物化之下女性“另类生存” |
三、母性谱系的建立和“母女同体” |
(一)母女同体:寻母之途的痛与乐 |
(二)主体间性:重续母女纽带之前提 |
(三)家族想象:母系谱系的拟建 |
第五章 母性主题小说的叙事策略 |
一、“缺父”叙事策略 |
(一)地母原型:逼视人生的本真 |
(二)“权力”监控:男权话语的包围 |
(三)缺父书写:失落处重新出发 |
二、空间意象建构 |
(一)子宫——生命之源 |
(二)家宅——精神囚笼 |
(三)房间——亲情之殇 |
三、女性话语重建 |
(一)女性话语权力的生成和运作机制 |
(二)女性话语权力的本土化阐释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 |
(3)“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历史与研究现状 |
(一)小城镇的话题缘起 |
(二)小城镇叙事的研究现状 |
二、“70 后”作家与小城镇叙事 |
第一章 “70 后”作家与小城镇的文学构建 |
第一节 “70 后”作家生命体验与小城镇书写 |
第二节 日常生活的力量与小城镇之变 |
一、岁月迟缓——小城镇前现代社会的时间体验 |
二、框定的生活空间 |
三、商品经济时代成为“城市模仿者”的小城镇 |
第二章 城镇青年及其精神内涵 |
第一节 小城镇的出走者 |
一、徐则臣——到世界去 |
二、石一枫——漂泊于城市中的“失败青年” |
三、阿乙——土狗的焦虑 |
第二节 在地者的外部想象 |
第三节 寂落的青工 |
一、路内——穿越迷雾的追寻 |
二、时代变迁下的青工群体 |
第四节 异类的写作者 |
第三章 小城镇视域中的伦理叙事 |
第一节 孱弱的父亲 |
第二节 失衡婚姻中的夫妻伦理 |
第三节 消费时代中小城镇伦理秩序的溃退 |
第四节 边缘的脱序者 |
第四章 现实主义与小城镇叙事 |
第一节 现实主义回归下的小城镇叙事 |
第二节 底层叙述中的意外社会事件与人文关怀 |
一、底层视角里的人文关怀 |
二、突入小城生活的意外社会事件 |
第三节 “英雄”的落寞——《血色莫扎特》 |
一、落寞的英雄 |
二、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 |
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指向性 |
第四节 县城中的官场生态学——《迷城》 |
一、权力体系中的生存之道——从“愤怒”到“沉默” |
二、官场叙事的继承与拓展 |
三、文化根性与政治选择 |
第五章 现代主义与小城镇叙事 |
第一节 先锋文学的“遗腹子” |
一、先锋文学的“遗腹子” |
二、闭合环境下的荒诞感 |
第二节 金仁顺——文字之外的余韵悠长 |
一、越界的母女 |
二、于意外处戛然而止 |
第三节 黄孝阳——人世间的梨桥县 |
一、大地之上的“梨桥县” |
二、县城里的恶棍哲学 |
第四节 在寂灭中光芒万丈——瓦当的“临河城” |
一、错乱表象下的爱与灵 |
二、在现实与虚构中的小城人生 |
三、从“临河镇”开始,归来依旧是少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所获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4)自杀现象的解读 ——以《时报》自杀新闻为例(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时报》研究 |
1.2.2 自杀问题研究 |
1.3 研究方法 |
1.4 概念界定 |
1.4.1 “自杀”的定义 |
1.4.2 时间范围 |
1.5 研究创新点 |
1.5.1 创新点 |
第二章 社会新闻的发展与黄伯惠时期《时报》的革新 |
2.1 社会新闻的发展 |
2.1.1 背景:20 世纪20-30 上海新闻业的兴盛 |
2.1.2 契机:新闻检查制度的实行 |
2.1.3 关键:市民阶层的需求 |
2.1.4 推动:专职记者的登场 |
2.2 黄伯惠时期《时报》的转型 |
2.2.1 《时报》转型概述 |
2.2.2 《时报》社会新闻的革新与发展 |
第三章 《时报》自杀现象的基本情况 |
3.1 自杀者的人数统计 |
3.2 自杀者的年龄分布 |
3.3 自杀者的职业类型 |
3.4 自杀者的籍贯 |
3.5 自杀的方式 |
3.6 自杀的模式 |
第四章 日常生活中的自杀行为 |
4.1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婚恋问题 |
4.1.1 婚恋观念的变革 |
4.1.2 婚恋观念变革过程中的冲突与自杀行为 |
4.2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家庭问题 |
4.2.1 家庭制度的变革 |
4.2.2 家庭制度变革过程中的矛盾与自杀行为 |
4.3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经济问题 |
4.3.1 经济生活的恶化 |
4.3.2 经济生活的压迫、危机与自杀行为 |
第五章 自杀行为背后的原因 |
5.1 性别角色的差异 |
5.1.1 性别分工制度 |
5.1.2 性别角色定位 |
5.2 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
5.2.1 道德上的不平等 |
5.2.2 法律上的不平等 |
5.3 生存资本的缺乏 |
5.3.1 经济资本的不足 |
5.3.2 文化资本的不足 |
5.3.3 社会资本的不足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1927-1937 年《时报》自杀新闻中原因统计 |
致谢 |
(5)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的缘起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一)关于孙惠芬小说主题的研究 |
(二)关于孙惠芬小说人物形象的研究 |
(三)关于孙惠芬小说叙事策略的研究 |
(四)跨领域(学科)研究以及同其它他作家比较研究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论文创新点 |
第一章 作家的“心灵史”与文学创作的互构 |
第一节 童年、故乡与土地:作家文学创作的源泉 |
一、童年记忆的文学转换 |
二、文学故乡的建构和超越 |
三、农民作家的土地情怀 |
第二节 文学的“自叙传”:逃离故乡与初进文坛的精神困境 |
一、“走出去”的执着与“走向哪里”的精神困境 |
二、城市身份与乡村立场的二元关系 |
三、从心灵写作到心理描写的文学转型 |
第三节 “中年写作”的危机与精神还乡的痛楚 |
一、作为“现象”存在的“中年写作” |
二、“中年写作”:在焦虑和沉思中走向岁月的积淀 |
三、“重返故土”的精神升华与文学超越 |
第二章 孙惠芬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
第一节 过日子:中国传统女性的“圣母”形象 |
一、过日子:中国传统乡村道德伦理的养成 |
二、中国传统乡村的“圣母”情结与文学的“圣母”形象 |
三、走下神坛的“圣母”:中国传统女性最后的挽歌 |
第二节 社会转型期的现代乡村女性形象 |
一、留守女性的生命痛感 |
二、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期的新女性形象 |
三、进城女性的生命之殇 |
第三节 孙惠芬小说中的农民工形象 |
一、成为历史景观、进入文学视野内的农民工 |
二、土地的逃离和故乡的叛逆 |
三、农民工的“伤痛城市” |
四、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精神徘徊 |
第三章 孙惠芬小说的叙事特征 |
第一节 多元化的叙事立场与位移的叙事视角 |
一、小说的叙事立场与叙事视角 |
二、非女权主义叙事立场下的女性叙事视角 |
三、底层立场与乡村叙事视角 |
四、知识分子的叙事立场与城市叙事视角 |
第二节 “自语式”的文学叙事策略 |
一、女性絮语式的文学自叙传 |
二、传统家族意识下的“家族叙事” |
三、家庭观念与“家庭叙事” |
第三节 辽南地域文化下的“辽南叙事” |
一、辽南民风民俗与“辽南叙事” |
二、基于辽南乡村的日常生活叙事 |
三、辽南鬼神文化下的“鬼神叙事” |
四、作为文学故乡的上塘与上塘叙事的延伸 |
第四章 孙惠芬小说的文体特征 |
第一节 散文化乡土小说:从文体的自发到自觉 |
一、散文化乡土小说的文学传统和文体传承 |
二、语言的散文化和地方性 |
第二节 方志体小说:从文体的自发到自觉 |
一、从方志小说到方志体小说 |
二、方志体小说的结构特征 |
三、方志体小说的空间叙事特征 |
第三节 “非虚构写作”的文体实验 |
一、虚构文学的“非虚构写作” |
二、中国乡村自杀遗族的“非虚构”写作 |
三、对于“底层之痛”的非虚构式呈现 |
四、文学性的探讨:非虚构写作的文学局限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上海沦陷区女作家的畸恋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及选题意义 |
二、本文的研究构想 |
三、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上海沦陷区女作家畸恋书写的表现形态 |
一、反伦理的情感形态—畸恋类型划分 |
二、女主男次的角色安排—畸恋中的人物关系 |
三、成长之痛—畸恋人物的创伤经历 |
第二章 上海沦陷区女作家畸恋书写的成因 |
一、战争的隔离作用 |
二、上海文化氛围的推动 |
三、“五四”落潮后的婚姻观 |
第三章 上海沦陷区女作家畸恋书写的意义 |
一、创作主体的情感释放 |
二、畸恋书写对新时期私人化写作的影响 |
三、畸恋悲剧下的人性反思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当前家庭面临的四重困境 |
一、价值观困境 |
二、道德伦理困境 |
三、家庭教育困境 |
四、传承与断裂困境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第三节 论文研究的意义 |
一、现实意义 |
二、理论意义 |
第四节 论文研究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论文研究基本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唯物史观中的家庭及其文化理论 |
第一节 家庭与“两种生产” |
一、家庭的产生是“两种生产”的结果 |
二、家庭功能是“两种生产”的展开 |
三、家庭本性是“两种生产”属性的显现 |
第二节 家庭文化与人的本质 |
一、家庭文化是自由自觉活动的结果 |
二、家庭文化是社会关系的反映 |
三、家庭文化是本质力量对象化结果 |
第三节 家庭文化与人的解放 |
一、扬弃异化的资本主义家庭文化 |
二、人的解放是家庭文化的价值诉求 |
三、人的解放是家庭文化的主要内容 |
第二章 中国家庭文化演变及其价值取向 |
第一节 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家庭文化 |
一、《周易》中的家庭文化观念 |
二、儒家以礼建设家庭文化 |
三、道家以自然之道建设家庭文化 |
四、法家以刑法建设家庭文化 |
第二节 工业探索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一、思想解放层面中的家庭文化 |
二、制度保障中的家庭文化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转型期的家庭文化 |
一、社会转型时期的悖论存在境遇 |
二、个体自觉与当代家庭文化 |
三、家庭文化的新样态新特点 |
第三章 西方家庭文化演变及其价值取向 |
第一节 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古希腊家庭文化 |
一、城邦利益上的家庭文化 |
二、城邦与家庭融合层面的家庭文化 |
三、快乐主义的家庭文化 |
第二节 自然与商品经济共存基础上的中世纪家庭文化 |
一、早期基督教家庭文化 |
二、信仰与理性结合下的家庭文化 |
三、个体觉醒下的家庭文化 |
第三节 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近代家庭文化 |
一、自然人性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二、契约法权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三、伦理精神实体存在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第四章 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性 |
第一节 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共性 |
一、共同体文化上的共性 |
二、秩序文化上的共性 |
三、育人文化上的共性 |
第二节 中西家庭文化的差异性 |
一、价值导向差异: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 |
二、文化理念差异:家庭责任与个体权利 |
三、文化模式差异:父子文化与夫妻文化 |
第五章 中西方家庭文化差异的探源 |
第一节 中西方主导经济形式的根源 |
一、农业经济 |
二、商业经济 |
第二节 中西方社会政治结构的根源 |
一、宗法制度上的家国一体 |
二、民主制度上的家国分离 |
第三节 中西方理性精神的根源 |
一、理性精神的基点不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
二、理性精神的目标不同:他人与个体 |
第四节 中西方自然环境的根源 |
第六章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 |
第一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指导原则 |
一、以实现美好生活为目标原则 |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取向原则 |
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原则 |
第二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三重维度 |
一、家庭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维度 |
二、家庭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维度 |
三、家庭文化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维度 |
第三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基点 |
一、家庭文化的整合 |
二、独立人格的培养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西方艺术家传记片绘画性影像表意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研究意义 |
研究综述 |
研究思路和方法 |
创新性 |
第一章 作为艺术家意欲符号的绘画性影像 |
第一节 高度相似的演员造型 |
一、与艺术家肖像画肖似的传主形象 |
二、展现独特性格的艺术家标志性形象 |
第二节 高度写实的镜头语言 |
一、还原艺术家行动姿态的肢体语言 |
二、流露艺术家特定情感的面部特写 |
第三节 场景还原式的布景道具 |
一、展现艺术家特色的绘画器材 |
二、激发艺术家创作激情的场所 |
第二章 绘画性影像的叙事功能 |
第一节 绘画性影像对本事的还原 |
一、拼贴—缝合式的绘画性影像:《弗里达》 |
二、作为叙事镜像链条的绘画性影像:《至爱梵高:星空之谜》 |
第二节 绘画性影像对故事性的强化 |
一、病痛与创作:《爱德华·蒙克》 |
二、情感与创作:《埃贡·席勒:死神和少女》《弗里达》 |
三、艺术革新与创作:《保拉》 |
第三节 绘画性影像对故事性的弱化 |
一、寻觅与转折:内心世界的外化展示 |
二、镜像语言中的诗意流露 |
第三章 绘画性影像的修辞功能 |
第一节 多重修辞构成的形式游戏——以《毕加索的奇异旅行》为个案 |
一、立体主义的隐喻 |
二、和平鸽的象征意味 |
三、毕加索艺术生涯的解构与重建 |
第二节 孵化影像的双重意指——以《情迷画色》为个案 |
一、去具象化影像: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双向流动 |
二、绘画人物与镜中影像:自我认同和自恋倾向 |
三、三联画像与影像:情感的重复体验 |
第三节 声色光影与画作的互文 |
一、色彩构图:《夏加尔与马列维奇》梦幻色彩与浪漫想象 |
二、光影视像:《夜巡》格林纳威的镜头语言与“伦勃朗光” |
三、声画张力:《波尔多的欲望天堂》西班牙风情与画风转变 |
第四章 绘画性影像的艺术价值 |
第一节 重塑艺术家形象 |
一、丰富表意手段的形象塑造 |
二、糅合导演艺术观的形象塑造 |
第二节 彰显不同影片的风格特色 |
一、还原阐释:延续现实主义艺术传统 |
二、整合化一:突显艺术家艺术风貌 |
第三节 一般电影中绘画性影像运用的启示 |
一、营造影片氛围,强化观者感知体验 |
二、暗示情感思想,寄寓深层意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A 本文所涉西方艺术家传记片影片片单 |
附录B 本文所涉西方艺术家个人简介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9)格雷厄姆·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与小说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 |
第一节 “荒诞”概念的界定及其意义 |
第二节 格林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 |
一、人类“荒诞”的境遇 |
二、文学的呈现与回应 |
第三节 格林生命体验的独特之处 |
一、失落的童年 |
二、不忠的信仰 |
三、身份的多维 |
第二章 格林小说创作的荒诞主题 |
第一节 格林小说荒诞性主题的形成原因 |
一、传统资源的借鉴 |
二、生命内外的探求 |
三、阅读接受的独特 |
第二节 荒诞主题的具体呈现 |
一、梦境:在逃离努力中的“荒诞”境遇 |
二、信仰:寻找自我拯救中的“荒诞”再次构成 |
三、旅行:关照“荒诞”命运过程中的“荒诞”强化 |
第三章 格林小说创作的荒诞艺术 |
第一节 格林笔下不同人物的荒诞性 |
一、格林创作中的人物群像 |
二、格林人物书写的典型类别 |
第二节 格林之原:格林小说荒诞的环境 |
一、何为“格林之原” |
二、“荒原城市”:荒诞性的城市书写 |
三、“边缘世界”:荒诞性的他者想象 |
第三节 荒诞——格林小说创作的底色 |
一、悖谬:格林式荒诞的主要形式 |
二、通俗与严肃交融——格林式荒诞的栖息之所 |
第四章 格林小说创作的荒诞意义 |
第一节 格林小说创作荒诞的独特性 |
一、行走在严肃与通俗之间 |
二、挣扎在政治和审美之间 |
三、徘徊在现实与梦境之间 |
第二节 格林小说荒诞的文学史意义 |
一、荒诞流变中的继承 |
二、生命与创作融为一体的创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斯蒂芬·金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一、斯蒂芬·金的创作背景与历程 |
二、斯蒂芬·金小说的文学和文化影响力 |
第二节 国外斯蒂芬·金研究述评 |
一、早期研究 |
二、中期研究 |
三、近期研究 |
第三节 国内斯蒂芬·金研究述评 |
一、人物形象研究的嬗变 |
二、对哥特风格的继承与创新研究 |
三、作品主题研究的现状 |
第四节 相关批评理论研究概述 |
一、身体学的兴起 |
二、身体学的发展 |
三、身体叙事学的滥觞 |
第五节 选题研究的学术价值、核心问题、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一、选题的学术价值 |
二、选题研究的核心问题 |
三、创新点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身体压抑的现实书写 |
第一节 《凯丽》对身体压抑与反抗的文学反思 |
一、现代社会中压抑的身体 |
二、畸形家庭中压抑的身体 |
三、多重压抑下反抗的身体 |
第二节 《惊鸟》对女性身体压抑缘由的思考 |
一、不幸婚姻中压抑的身体 |
二、逃离婚姻解脱的身体 |
三、反制男权的女性叙事者 |
第二章 关于身体反叛的社会批判 |
第一节 《神秘火焰》中对身体政治规训的反叛 |
一、强权政治对身体的规训 |
二、身体对极端规训的反叛 |
第二节 《一号书迷》中身体“去势”与反叛的隐喻 |
一、去势的身体与男性恐惧之源 |
二、女性身体对权威的反叛 |
第三节 《死亡区域》中身体状态对身份的影响 |
一、身体对身份的反叛 |
二、身份向身体的妥协 |
第三章 可然世界中绝望的身体形态 |
第一节 《迷雾》:末日世界与被禁锢的身体 |
一、身体被幽禁的末日景观 |
二、末日世界中身体的抗争 |
第二节 《漫漫长路》:独裁统治与被规训的身体 |
一、独裁政府的身体政治 |
二、畸形社会中冷漠的身体 |
第三节 《奔跑的人》:反乌托邦中被消费的身体 |
一、作为消费品的身体 |
二、反抗暴政的身体叙事 |
第四章 社会危机中身体的尴尬境地 |
第一节 《噩兆》:家庭危机中的身体境遇 |
一、伦理危机中的身体现状 |
二、家庭财务危机中的身体遭遇 |
第二节 《宠物公墓》:身体危机下的家庭困境 |
一、身体危机下失控的家庭秩序 |
二、社会道德困境中的身体危机 |
第三节 《手机》:后工业危机中身体的未来 |
一、身体被科技异化的现实形态 |
二、身体与工业空间的斗争 |
第五章 斯蒂芬·金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贡献 |
第一节 斯蒂芬·金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创新 |
一、后现代语境下金的作品之形式美学 |
二、斯蒂芬·金小说的政治美学价值 |
第二节 大众文化语境中金通俗小说的伦理教化意义 |
一、大众文化语境中斯蒂芬·金小说的伦理诉求 |
二、大众文化语境中斯蒂芬·金小说的伦理价值 |
第三节 通俗小说对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意义 |
一、斯蒂芬·金小说中的“后人类”与人类身体 |
二、斯蒂芬·金的通俗小说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读博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成果 |
后记 |
四、《儿子与情人》中的家庭与社会因素透视(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研究[D]. 王妍. 吉林大学, 2021(01)
- [2]疏离与渴求 ——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母性主题小说研究[D]. 黄鹤.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3]“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D]. 高祎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4]自杀现象的解读 ——以《时报》自杀新闻为例(1927-1937)[D]. 黄利娜. 河北大学, 2021(02)
- [5]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D]. 王行.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上海沦陷区女作家的畸恋小说研究[D]. 宋佳蓉.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D]. 刘红梅.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8]西方艺术家传记片绘画性影像表意功能研究[D]. 王炎. 河南大学, 2020(02)
- [9]格雷厄姆·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与小说创作[D]. 张津津.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10]斯蒂芬·金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D]. 宁乐. 吉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