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论文文献综述）
韩科振[1]（2021）在《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类与生存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依存关系和反馈关系,具有很强的时空特性。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要素,解决好了环境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2019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历次会议明确强调“绿色技术创新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绿色发展就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战略举措,绿色经济是实现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保障。绿色经济发展离不开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进步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支撑,绿色技术创新是确保绿色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支持技术创新的共性的基本要素是人力资本和研发支出（R&D）,特别是研发资本的积累。面对绿色经济这个当今全球共同性的主题,中国在更加开放的过程中,除了要充分利用本国资本不断自主创新和强化内部的研发技术积累外外,还要更加有效的利用国际研发资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进口的产业集聚效应等引发的竞争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促进我国绿色技术进步,提高资源资源利用效率,减轻环境对人类生存带来的压力,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共享绿色生态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需要深思的课题。绿色技术进步是推动绿色发展的核心所在。如何推动绿色技术进步已成为学术界和实业界的重点研究领域,纵观现有研究,推动一国绿色技术进步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国内的自主创新和通过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保障在于研发投入,而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可借助或依靠对外直接投资（OFDI）、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及进口等渠道实现。不过,相关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自主创新和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两种不同途径展开的,尚鲜有将自主创新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统一在同一框架下的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伴随我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渠道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是否能够显着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技术进步,推动我国绿色技术进步?尤其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均处于全球前列;还有,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推动作用是否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如本国的自主创新和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协同,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不仅事关如何有效提高我国绿色技术进步,而且与我国绿色发展密切相关,进而关系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因而,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为核心,首先在理论上演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分析在政府要求绿色创新和企业自主绿色创新的双重约束下,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对企业、区域、国家三个层面的绿色技术进步提升的内在机理,并提出了对应假设。然后针对中国绿色技术进步的现实情况,从微观层面的企业到宏观层面的国家,以不同视角实证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中国绿色技术进步的考察主要从企业层面、制造业行业层面、区域层面以及国家层面进行测度。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主要通过国际研发投入、跨国技术转移、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进口贸易渠道,产生直接和间接的扩散或溢出,影响绿色技术进步。本文共设九个章节,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由第1章构成;第二部分是理论基础和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包括第2章的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及第3章的影响机制分析;第三部分是实证检验和分析,包括第4章、第5章、第6章、第7章和第8章;第四部分为总结与研究展望,由第9章构成。第1章描述本文研究主题的相关背景,据此提出研究问题,并阐述该选题的意义,梳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界定研究对象的概念,指出本文的创新点。第2章梳理本文的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本章主要梳理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和绿色技术进步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理论、绿色经济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了解和掌握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研究动态。第3章从理论分析国际研发资本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重点分析OFDI、FDI和进口渠道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尤其是分析了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第4章是基于微观视角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并从企业特质层面深入分析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受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影响的异同。第5章是从制造业的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实证分析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因为制造业是推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主导产业,在影响绿色技术进步中占有主导地位。第6章是国际研发资本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同时,探讨技术吸收能力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进步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门限效应,实证分析自主创新和OFDI逆向技术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综合影响。第7章是第6章的延伸,实证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探讨绿色技术进步在区域间的相互影响,还有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在区域间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第8章是从国家层面实证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一国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第9章是总结部分。本章整合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论,按照本文的逻辑脉络,归纳提炼研究结论,提出政府决策和企业应对两方面的相关建议,还有未来研究展望。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有显着影响,主要有以下结论。从微观层面看,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显着地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国际研发资本是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因之一。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企业绿色技术水平提升,企业通过引入外资和进口贸易也能显着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水平,不过,进口贸易所获得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相对有限。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显着的企业异质性特征。相较于渐进性绿色技术进步,对突破性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要强,FDI和进口渠道的技术溢出相对较弱。从制造业及行业层面看,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制造业行业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OFDI、FDI和进口贸易获得的国际研发资本都有助于提升制造业的绿色技术水平,但进口贸易的效应相对较弱。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制造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相较于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FDI以及进口贸易的影响要更为显着,而对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言,OFDI的绿色技术水平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对于渐进性绿色技术进步而言,制造业通过引入外资以及进口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溢出的推动作用较大,OFDI的促进效应相对较小,对于突破性绿色技术进步而言,OFDI的促进效果更为显着,FDI的影响相对较弱,进口贸易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着。从区域角度看,国际研发资本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有显着的提升效果。OFDI技术溢出是我国绿色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O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受到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自主创新能力越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区域,O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作用越强。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越强、研发投入越多、人力资本越丰富,对本地区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越有效果。我国绿色技术进步存在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相邻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对本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具有积极（positive）推动作用。回顾本文研究方法与结果,主要有以下四点创新。第一,有机结合国内自主创新和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构成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分析框架。对国际研发投入、跨国技术转移、FDI、OFDI和进口贸易多个溢出渠道,从微观到宏观,从行业到产业,在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这些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相关研究文献关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渠道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大多数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溢出渠道其中之一或其中的一部分,同时,鲜有将国内自主创新纳入一个整体分析范畴的研究。结论显示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水平的提升有显着地促进作用,特别是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敏感性受国内自主研发水平的影响,国内自主研发水平越高,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越强。第二,对绿色技术水平划分更加细化,拓展了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渠道并重新测度了各种渠道的技术溢出,多维度分析了企业不同异质性特征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影响,使得分析更加有针对性,结果精准可靠。将绿色技术创新区分为渐进性绿色技术创新和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还有,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绿色技术进步指数、绿色发展指数等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对企业异质性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水平的影响考虑了企业的所有制、企业所属产业或行业、生产率、融资约束、所在区域。第三,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既存在门限效应也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门限效应的存在与国内自主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有关联。本文系统分析了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对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渐进性绿色技术创新和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认为出存在门限效应,具有非对称的影响特征。区域间的绿色技术进步相互影响,一个区域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其它区域的绿色技术进步也有显着影响,存在空间的相互依赖性,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第四,采用多种方法测度绿色技术水平和多种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路径和程度。对绿色技术进步指数的测度采用“让数据说话”的非参数估计方法,运用SBM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进行测度,该测度方法得到的绿色技术进步指数更加精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限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等多种,实证分析了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且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得到并探究了一些具有新颖性和可比性的实证结论,为更加深化开放的精准施策提供了一些可行的决策依据。
荣婧[2]（2021）在《中国工业绿色效率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绿色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推动绿色发展是提升我国工业竞争力的必然途径。工业绿色效率的有效提高是实现工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式,是工业绿色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绿色效率。但是,现阶段我国工业经济增长仍以消耗大量能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存在高能耗、高排放特征,工业绿色效率整体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劳动、资本、能源等生产要素经济产出和污染减排能力在削弱,尚未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工业绿色效率提高面临较大困境。基于此,以工业绿色效率为研究对象,依据扩展的索洛模型厘清工业绿色效率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并系统梳理工业绿色效率影响因素及层级结构,分析影响路径及驱动机理;运用EBM模型评估工业绿色效率,分析我国工业绿色效率的区域和行业分布特征;运用核密度方法解析工业绿色效率收敛特征,并运用马尔科夫链研究动态演进规律;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工业绿色效率区域异质性影响因素和行业异质性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动力学进行仿真模拟,研究工业绿色效率提升路径。研究结论显示:（1）2005-2016年间,工业绿色效率值由0.322上升至0.659,整体上呈不断增加的发展趋势。区域分布来看,大体上以黑河和腾冲为线,工业绿色效率水平由东向西呈逐级递减的趋势,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和空间集聚性;行业分布来看,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较高,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较低,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2）工业绿色效率动态演进分析结果显示,区域来看,各地区工业绿色效率的分布在2005年呈明显“双峰”状,2016年各地区的双峰特征慢慢消失,各省工业绿色效率水平在不断提高,地区间工业绿色效率低水平和高水平差距逐渐扩大;我国工业绿色效率水平转移体现出来一定的空间依赖性,工业绿色效率较高水平邻域对周围省市的工业绿色效率具有一定带动作用,水平较低的邻域则有一定消极作用;处于低水平的省市更容易陷入低水平马太效应;高水平省市间相邻更容易呈趋同效应。行业来看,2005-2016年间,我国整体各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水平存在一定程度地提高,部分行业提升速度领先于其他行业;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具有更强的自我锁定效应,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的自我锁定效应相对较低,而且资源密集型行业提升效应不足。（3）工业绿色效率的区域差异影响因素中,工业企业规模扩大、人力资本、环境规制因素可以显着驱动区域工业绿色效率水平提高,行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显着抑制区域工业绿色效率水平发展。区域整体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对邻省工业绿色效率产生正向溢出效应的有工业企业规模和研发投入因素;对邻省工业绿色效率产生负向溢出效应的有行业结构、人力资本、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因素;对邻省工业绿色效率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的有能源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因素,能源结构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4）工业绿色效率行业差异影响因素中,工业企业规模可以显着推动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水平。所有制结构抑制了技术密集型工业绿色效率水平提升,但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工业绿色效率水平。人力资本即期显着推动了资本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水平,但是滞后一期显着抑制了其发展,对资源密集型行业的滞后一期影响也显着为负,其他影响不显着。环境规制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起到显着的推动作用,而且存在非线性影响,但显着抑制了资源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对其他行业影响均不显着。外商直接投资显着抑制了资源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发展。研发投入当期显着抑制了资本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水平,滞后一期后起到了促进作用。（5）基于系统动力学工业绿色效率路径分析结论表明,从工业绿色增加值角度和工业增加值来看,创新-结构-环保驱动路径是最优路径,该模式兼顾了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既保证了工业经济高速增长,又可以有效从源头和末端对工业三废污染进行控制,降低工业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有助于帮助工业增长方式由规模、速度、粗放型增长,向绿色效率、环保、集约型增长转变。从保护资源环境的角度看,创新-环保驱动路径的工业污染经济损失模拟值最小,是最佳路径,说明与创新-结构-环保协同路径相比,资本深化一定程度上会提高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综上,本文从系统论出发,将EBM模型、核密度方法、马尔科夫链、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动力学进行方法集成,在解析工业绿色效率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有机整合工业绿色效率的环境规制、技术、结构等各项影响因素,并将线性规划维度扩展为涵盖人口、社会、工业经济、资源与环境多维度的工业绿色效率系统,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八种情景模式下工业绿色效率进行仿真模拟与预测,定量解析工业绿色效率提升路径,识别最优路径。研究成果可为我国工业绿色效率提升提供技术支撑。
聂世坤[3]（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4]（2020）在《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老挝实行经济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这得益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不断完善。当前,老挝政府在为继续积极吸引外资作出努力,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老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技术进步、推动相关制度变革等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作用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挤入效应非常明显,在间接促进了老挝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老挝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就业率的提升。当然,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产生了挤出效应,包括对老挝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削弱以及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本文结合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理论,基于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与老挝经济发展现实,探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历程,剖析制度理论框架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与动因,进而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展开研究,分析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与效应,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产生的效应机理与路径依赖及其经济效应。根据制度变迁理论与制度效应理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市场经济下的制度安排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具有促进作用。在戴维·菲尼的理论框架下,影响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因素代表了建立制度变化实证模型的一个重要方法。因此,我们在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时,需要把有关影响制度供给与需求的重要因素考虑在内。在老挝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逐渐转变的过程当中,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投资制度内容的“介入”,不断作用于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和效应。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产生了一个基本命题,即:制度是内生的,它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制度的作用最终体现在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作为一个庞大的制度分支体系,其影响过程必然不是由一种FDI数据值来反映的,而是由多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倾向的数据指标集展现的（即FDI制度因子）,鉴于这种多对一评价值模型具有较高系数的分散性,本文以准入制度、审批制度、管理制度和鼓励制度为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中的4个一级维度指标,并分别从4个不同制度视角选取维度变量,借助MATLAB软件,对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因子分析,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计量经济模型,利用协整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和老挝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老挝短期的政策鼓励并不能完全刺激外商直接投资比例的增加。从长期发展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影响,且这种正相关以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FDI综合制度值,老挝GDP将会增加0.7259%。且外商直接投资短期内对老挝的经济增长（GDP）的影响相对较小,即FDI波动1个百分点,那么经济增长将同向变化0.391628个百分点,且GDP的调整系数为-2.093457。整体来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正相关的互作关系,其中管理制度、准入制度及鼓励制度是促进老挝经济增长和FDI投入的主要影响因子,由此得证老挝的FDI制度体系及其变迁总值可以刺激和促进老挝的经济增长,且拥有明显的经济效应。基于此,本文在最后通过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的分析,给出了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以及规避挤出效应的制度完善对策与建议,认为在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时应注重老挝与外国投资企业的战略目标的协调,应结合老挝社会与经济发展实际建立动态管理模式。注重对制度环境特别是法治环境与公平竞争环境的维护并充分发挥政府中介引导作用。
李振兴[5]（2020）在《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外资进入规模也不断扩大。外商投资既可以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可以形成跨国生产协作网络,扩大产品市场需求规模。这些作用均可以扩大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规模,进而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但劳动者的技能水平等禀赋特征是差异化的,不同劳动者对外资进入所形成的工作岗位、技能要求的适应能力差异较大,不同所有制企业和职业类别的劳动者受外资进入的影响也有较大差异,外商投资在过去十余年中在我国地域和行业的分布也发生了较大改变。因此,外资进入对我国不同禀赋特征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影响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外资进入由此也成为形塑和影响我国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有必要对此展开深入研究。这既有助于深入理解外资进入对我国生产力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程度和机制,也可以为我国阶段性地总结和梳理对外开放“政策红利”及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提供政策启示。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为题,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探究外资进入对我国技能工资差距、性别工资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和可能的机制。全文主要从问题提出、理论基础、现状描述、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和结论建议6个方面展开论证,具体如下。第一部分为问题提出,涵盖第1章的内容。本部分主要论述外资进入和收入差距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外资进入和收入差距的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阐述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总结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涵盖第2章内容。本文的理论基础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明瑟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有利于贸易国家整体收入的提升,促进居民收入的增长。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有利于阐明技能工资差距相关问题,而明瑟人力资本理论在经验上模拟了收入、学校教育和经验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分析有关收入分配的相关问题。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包括内生歧视和外生歧视理论,他们表明歧视可能来自于劳动力市场内部和外部,而外资进入将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歧视状况而且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歧视来影响收入差距。第三部分为现状描述,涵盖第3章的内容。本部分主要是对我国外资进入和收入差距进行描述性分析,同时也与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做了简要对比。研究发现,制造业一直是外资进入最多的行业,东部沿海地区则是外资进入最多的地区。中国东部与其他地区的收入水平相差较大,东部地区收入高,而西部地区基尼系数则相对较高;城乡收入差距也是较大,农村地区普遍收入较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总体收入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中国的基尼系数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很高的水平,而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则是处于中等水平。第四部分为理论分析,涵盖第4章的内容。本部分从宏观理论模型角度讨论外资进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是构建理论模型框架,并讨论三种情形下外资进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认为:在低人力资本人群不能变成高人力资本人群也不能与高人力资本人群进行产品交换的情形下,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在低人力资本人群可以与高人力资本人群进行产品交换的情形以及低人力资本人群可以变成高人力资本人群的情形下,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之间的正负相关关系取决于低人力资本人群的初始人力资本相对水平,如果低人力资本人群的初始人力资本相对水平较高,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之间就会呈现正相关,如果低人力资本人群的初始人力资本相对水平较低,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之间就会呈现负相关,当低人力资本人群的人力资本达到一定水平后,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之间又会呈现正相关。此外,省级面板计量实证结果也显示外资进入越多,会对当地基尼系数产生正向影响,即收入差距会越大。第五部分为实证检验,涵盖第5-7章的内容。本部分主要采用微观调查数据和地级市层面的数据,依次实证检验外资进入对技能工资差距、性别工资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这三个收入差距主要方面的影响,以期对外资进入影响收入差距的机理形成更深入的理解。研究发现:（1）外资进入扩大了技能工资差距,但这种扩大作用逐渐式微。外资进入可显着地提高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采用工具变量所获得的估计系数值更大,但这种促进作用呈现出先扩大（2002-2007）后缩小（2007-2013）的趋势。外资进入扩大了高、低技能劳动者的技能工资差距,但这种扩大作用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在私营企业工作,以及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和非技术工人的高技能劳动者从外资进入中的获益更大,可能是外资进入扩大技能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2）外资进入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但对不同技能和工作特征的劳动者影响不一致。外资进入对男性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大于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我国的性别工资差距。但在2002-2013年期间,外资进入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分技能来看,外资进入对同一技能的男性与女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已经逐渐减小,高技能女性的受益程度甚至可能超过高技能男性。分工作特征来看,在党政机关或私营单位工作中的男性,以及是单位负责人和非技术工人的男性,相比女性的收入能在更大程度上受益于外资进入。（3）外资进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对不同区域的影响有差异。从全国来看,外资进入会显着扩大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具体来看,外资进入对东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着,但会显着扩大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空间相关性,考虑这一因素之后,外资进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将进一步提升。周边地区的外资进入有助于缩小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第六部分为结论建议,涵盖第8章的内容。本部分总结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并且对未来的进一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如下:第一,本文借鉴了Basu and Guariglia（2007）和Lim and Mcneis（2014）的理论模型,将其理论模型扩展为更一般的形式,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一是考虑了人们受教育水平与实际获得人力资本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并没有将受教育水平与人力资本完全等同看待,而是将它们看作是高度相关的两个变量;二是将工业产品的个人效用函数从线性函数形式推广为更常用的非线性效用函数,从而考察不同情形下外资进入通过影响人力资本不平等进而影响收入差距。第二,稳健地估计了外资进入对技能工资差距影响的动态过程及其原因。现有研究大多数只采用一年的数据分析外资进入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而这一影响过程很可能是随着国内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动态变化的,也未实证检验具体的影响机制。本文采用2002-2013年的数据,发现外资进入扩大了高、低技能劳动者的技能工资差距,但这种扩大作用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在私营企业工作的高技能劳动者从外资进入中的获益更大,单位负责人和办事人员的受益程度也更大,从而揭示出了外资进入影响技能工资差距的阶段性特征,并从劳动者工作特征的角度考察了其影响机制,丰富了现有研究。第三,揭示了外资进入影响性别工资差距的动态过程及其机制。现有文献较少分析外资进入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影响机制。而本文尝试对此进行细致的分析,发现外资进入会扩大性别工资差距,但在2012-2013年期间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另外,从技能水平、单位性质和职业类别来看,外资进入主要是扩大了低技能劳动者、党政机关和私营单位,以及单位负责人和非技术工人的性别工资差距。这丰富了外资进入对性别工资差距影响动态过程和群体特征的认识,补充完善了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第四,分析了外资进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地区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现有研究在分析外资进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时大多数采用的是省级面板数据,可能会存在较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难以体现出各个地区的特征差异,也没有考虑各个地区外资进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相关性,降低了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地级市面板数据,可以较好地控制外资进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地区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外资进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可以更准确、完整的揭示出外资进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特征。
谷媛媛[6]（2020）在《留学视角下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机理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大量的国际移民和频繁的人才跨国流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之一。根据UNDESA的相关统计数据,国际移民的数量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8446万人增加至2017年的2.57亿人。然而,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国均为高收入国家,2017年发达经济体的移民数量占国际移民总数的63.8%,绝对数量达1.64亿人。其中,技术移民是国际移民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也是东道国最看重的移民群体;这类移民通常是根据申请者的学历程度、专业背景以及语言能力等多方面综合实力来申请移民。以澳大利亚为例,2017-2018财年,澳洲政府共发放16.24万个永久居民名额,其中11.09万个为技术移民,技术移民占总名额将近70%。由此可见,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最重要要素之一,更是各国竞相争夺的宝贵资源。技术进步与创新是一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加快实现由低成本优势向技术创新优势的转换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国内外的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既有涉及物质资本等传统要素投入的讨论,又有对高技术人才、研发等高素质要素的关注。由于技术的进步与创新更加依赖于人的能动性,因此人才才是最关键的要素之一。Solow指出技术进步是指生产函数任意一种形式的变动,技术进步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两个方面,经济组织的变化、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以及促使生产函数变化的各项因素均可纳入“技术变化”,而创新则更加偏向于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发明。一方面,对于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是促进本国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之一;另一方面,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动力,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本国的创新水平。已有研究表明,国际知识溢出的渠道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流动、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专利的引用等;与此同时,关于移民与创新方面的研究发现,在东道国经济中产生更大的文化多样性是移民促进创新的一条重要机制。本研究首先从理论层面剖析和阐释国际人才流入促进中国技术进步的四条重要机制,即国际人才流入与人力资本累积、国际人才流入与外商直接投资、国际人才流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国际人才流入与多元文化创新;接着,本研究在基于留学视角对我国国际人才流入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依次检验了国际人才流入对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最后,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深入探讨了国际人才流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和城市层面创新能力的影响。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关于机制检验部分的研究发现,（1）国际人才流入规模的增加可以显着的促进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即在东部地区,该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在中部地区,除政府奖学金留学生以外,国际人才流入对人力资本积累均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国际人才流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学历留学生上;（2）国际人才流入能够显着促进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同时还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经营环境缺失和地理集聚水平低下的负面影响间接促进FDI水平水平的提升;此外,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区域存在一定的差异,即对长三角地区并无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对环渤海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影响则较为显着;（3）国际人才流入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但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国际人才流入的规模大小以及东道国地理距离的远近发生变化;当来人才流入规模较大时,通过网络效应产生的投资风险规避效应会更加显着,因此对OFDI的促进作用更有效;当地理距离较近时,人才交流产生的文化壁垒降低效应会更加显着,因此对OFDI的促进作用更有效;而当人才流入规模较小或地理距离较大时,国际人才流入对OFDI的促进机制可能会失灵。关于国际人才流入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和城市层面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发现,（1）国际人才流入规模能够显着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上,对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则没有显着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国际人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多的来自非学历留学生和自筹经费留学生人才。此外,通过选择外商投资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单一门槛特征,市场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呈现出双门槛特征;（2）国际人才流入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存在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差异,即对超大城市的创新能力存在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对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创新能力没有显着的影响;同时,国际人才流入对处于不同城市群的城市创新能力影响也存在差异,即对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以及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创新能力存在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对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关中平原城市群地区的影响并不显着;进一步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发现,城市间创新能力存在内生交互效应,即一个城市的创新指数受到其邻近城市创新指数的影响,且国际人才流入规模能够显着促进本城市的创新能力,但对邻近城市却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最后,选择高等教育水平、城市地理面积、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城市蔓延指数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分析发现,国际人才流入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的确存在显着的门槛效应,并且在门槛效应模型下的拟合度比线性估计的更优。最后,本研究基于我国目前国际人才流入的现状,同时借鉴主要发达国家吸引国际人才和推动技术进步的宝贵经验,将“他山之石”与我国国际人才流入现状相结合,分别从国家层面、地方层面以及高校层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建议。
王文汇[7]（2020）在《长江经济带双向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当前,全球经济大环境由复苏转变为经济减速,国家、地区之间发生的经济贸易纠纷与摩擦也接连不断,国内经济发展速度较之前平缓,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大力推行“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双向直接投资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点经济发展战略之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以及国家经济建设扶持和政策支撑,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所以文章从“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FDI的层面考虑,分析其对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以便使其在长江经济带未来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首先界定了经济增长的概念,将其分为经济规模和经济质量两方面。然后收集了长江经济带地区相关数据,详细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双向FDI的规模水平、投资主体、投资区域、行业分布和投资方式等方面的特点,并比较地区差异。之后分析了双向FDI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影响机理,并选择GDP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建立了面板数据模型。接着分别实证分析双向FDI对经济规模和质量的影响,以及IFDI与OFDI的交互效应,并对影响的地区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整体上,双向FDI可以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的规模和质量增长,并且IFDI与OFDI之间具有相互促进作用。同时这种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上中下游地区双向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最后,结合长江经济带现状和实证分析的结果,针对如何更加有效的利用双向FDI来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王鑫[8]（2020）在《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和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工具中减税是主要手段之一,减税能够减轻供给主体负担、释放供给主体活力而最终实现供给能力提升。企业供给能力提升集中体现为投资水平上升,在减税降费改革的大背景下,需要回答减税对投资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对投资将会产生什么效应?投资主体不同是否存在异质性等问题?本文拟从减税角度研究对投资的影响,希望通过实证提出优化减税政策的建议。征税会提升资本的使用成本,压抑企业对资本的需求,减税之后资本使用成本减小,企业投资成本降低,企业投资增加。本文首先测算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使用成本,并以此为解释变量建立实证模型验证减税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因投资主体所有制不同存在的异质性,以及因投资主体面临风险程度不同存在的异质性。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1。新常态下在更深层次上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需要从效率上挖掘（李艳和杨如岱,2018）,从创新上挖掘（叶建亮等,2019）,从区位上挖掘（佟家栋,2017）,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投资创新潜力和投资区位存在怎样的影响是税收政策影响企业投资三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第一,供给侧改革目标的实现需要优化投资效率,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是实现企业生产价值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的必然要求。减税可降低由税收给资源配置带来的扭曲进而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实证方法深入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与机制。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离不开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研发投入是保障创新驱动战略顺利实现的重要资源,税收激励可有效刺激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增加创新,本文进一步基于研发投资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第三,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后”产能过剩与产业升级压力同时摆在面前,经济调整既要着眼于内部也要到外部找寻机会,需借助国际力量尤其是国际投资推动解决。国内目前关于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影响的研究不多,减税如何发挥作用推动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以及减税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互作用如何更是少有研究涉及,本文最后讨论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五点:一,减税能显着激励企业增加投资。二,因投资主体不同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减税对国有企业投资影响比民营企业更为显着;减税对高风险创业企业投资影响不显着。三,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显着,既能抑制企业投资过度也能改善企业投资不足。四,减税对企业研发投资作用明显,不管企业的法定税率降低还是实际税率降低,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均显着增长。五,减税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存在正向影响。减税通过增强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竞争投资标的的实力,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增加,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促进企业投资于沿线国家,减税与“一带一路”倡议互补效应明显。本论文共有八章,各章节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减税、资本使用成本与投资概念的界定,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创新与不足等等。第二章梳理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相关理论。本章首先介绍减税与企业投资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简单总结各学派的主要观点,回顾了供给经济学由“萨伊定律”到“凯恩斯主义”再到“供给学派”理论的“否定之否定”发展路径（贾康,2015）。其次运用新古典投资模型对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进行推导与演绎,新古典投资模型将企业自身视为资本的供给者,以此为起点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理论分析。最后总结与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效应的理论。第三章分析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机制,并用中国的上市企业数据进行检验。首先介绍研究的制度背景,通过回顾与梳理1993-2016年的主要减税政策,直观呈现中国减税政策的具体措施与规定。该部分内容详述了中国减税历程,明晰了企业缴纳的具体税收种类和税率级次,为后面的测算与实证分析奠定基础。其次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税收提升企业资本使用成本进而抑制企业投资。减税能有效降低企业资本使用成本,刺激企业投资增加,本章使用2000-2016年的上市企业数据测算中国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并对企业投资规模进行实证检验。第四章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因投资主体不同存在的异质性,包括两个维度的分析:一是企业所有制不同,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二是企业面临的风险程度不同,减税对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首先,减税对国有、民营企业投资是否均有改善,本章对此进行分析,具体分别测算我国国有和民营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并将此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对国有和民营企业投资规模进行实证分析。其次创业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但面临高风险需政府扶持,减税能否引导资本向创业企业倾斜是亟需回答的问题,本章通过实证方法进行分析。本文接下来分别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投资创新潜力和投资区位的影响。第五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依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进入新常态后投资过度和效率低下问题日益突出,“去产能”成为改革重要目标,另一方面投资不足问题也同时存在。减税是否有助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引导资本在不同企业间的均衡配置,本章从总体和局部两个视角进行分析:首先使用固定面板模型整体上研究税负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并探讨减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其次利用“营改增”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直接分析“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第六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针对研发投资进行分析。技术创新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企业研发投入成为影响技术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减税能否引导企业将资本配置于未来带来更多创新的研发资本上是需关注的重要问题。本章使用两个衡量减税的指标:一是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二是企业实际税率即应交税费占营业收入的比率,以实证方法研究减税是否能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另外分别检验减税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以识别哪一种减税方式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作用更为有效。第七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首先研究全球税收竞争背景下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一国减税是否敏感,本章利用全球157个国家数据证明一国减税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其次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增长迅速,母国减税通过影响企业投资的成本与回报而对其国际竞争力产生作用,税收竞争力可转化为企业竞争力从而增强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和动力。本章使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实证检验我国减税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并通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如果企业对外投资是出于获取资源动机或者分享“一带一路”政策红利动机,减税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第八章为总结和政策建议,对所有的测算和实证结果进行回顾,并针对中国目前减税政策对企业投资活动影响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政策建议。
宋文月[9]（2020）在《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区域产业结构变迁不仅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还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重要因素。对市场机制尚未完善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而言,政府行为对发挥地区初始比较优势,培育动态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发展与结构变迁有着决定性影响。政府行为模式差异是造成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分化的关键因素。因此,探究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机理,比较结构变迁路径的区域差异,对化解新时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有着启示意义。本论文围绕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理论机制与经验检验展开研究。首先,通过构建反映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特征、原因及影响的综合评价体系,比较了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时序特征。其次,利用理论模型分析政府行为模式差异的形成机理,以及不同模式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作用机制。再次,采用历史归纳与经验分析法,检验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并分别从要素重置、技术创新以及产业集聚的视角,考察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多重影响机制。最后,针对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目标要求,提出优化政府行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区域的要素禀赋条件与制度环境不断优化完善,区域产业结构变迁速度有所放缓,各区域结构变迁质量均不断提升,对增长的贡献也逐渐显现。且改革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结构变迁质量以及增长贡献越高。第二,理论模型表明发展阶段、比较优势等的差异会造成不同的政府行为模式。政府行为模式的选择对收入效应与相对价格效应有着重要影响,是造成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差异的重要原因。第三,发展水平越低的区域政府行为的影响越强,各区域政府行为对结构变迁速度影响机制均有显着阶段转变。东部地区的政府行为更关注产业结构转型质量,而中西部地区则注重基于加速产业结构变迁下规模扩张引起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第四,发展阶段与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政府行为对区域制造业结构转型的不利影响越大,并且该影响会随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降低更加显着。同时,各区域政府直接干预对服务业结构转型有促进作用,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对其有不利影响,且政府行为通过干预要素市场对服务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机制也有显着区域差异。第五,尽管政府科技支持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升,但忽略地区企业创新活力以及以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方式却对其有不利影响。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开放程度越高,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活力的促进作用越强,地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升级水平也越好。第六,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对技术含量越高产业的吸引力越小,其优化对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越强。企业税收强度与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是限制区域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逐渐增强。第七,我国区域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各部门发展的空间相关性的阶段转换是引起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波动的重要因素。同时政府干预较强的中西部地区,不充分的过早工业化现象较为严重,而东部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较充分,更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其一,本文将制造业与服务业行业结构内嵌至传统三大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分析中,比较了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差异。其二,不同于产业结构变迁的国际比较研究,本文关注产业生产与市场需求联系更加密切的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特征、原因及影响问题。其三,针对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产业结构变迁与制度变革的特征,基于地区发展目标与条件约束的阶段性差异,系统分析了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机理。
郭汀泊[10]（2020）在《环境规制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位居全球前列。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引进,不仅有力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充分发挥了技术溢出效应,尤其对我国的经济社会转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已然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然而,我国环境形势日益严峻、中央政府一再加强环境规制力度,再加上当今世界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国际外商直接投资总体波动较大,实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长久稳步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因此,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会受到环境规制的消极影响、环境规制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推动作用,对我国调整经济社会政策、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实现经济与环境长久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为深入探究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首先,借助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变动趋势、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熵以及环境规制力度等指标,量化分析我国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环境规制的发展现状;其次,基于异质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角度,理论阐述污染型外商直接投资、清洁型外商直接投资在人力资本的作用下分别如何对环境规制做出反应,从而一国总体的外商直接投资如何对环境规制做出反应的机理;最后,在结合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模型,以制度质量、财政分权、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等变量做为控制变量,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在基准模型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借助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筛选样本容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并筛选样本容量等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在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下,我国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V型特征。当人力资本尚未跨越门槛时,我国污染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成本增加、部分污染型外商直接投资流出我国,清洁型外商直接投资由于得不到匹配的人力资本,受负向筛选效应不能进入我国。这最终导致东道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随环境规制力度的提高而降低;当人力资本跨越门槛之后,污染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转化为清洁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继续留在我国,本身受环境规制影响较小的清洁型外商直接投资在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通过正向筛选效应进入我国。同时,又会进一步引发集聚经济吸引大量的清洁型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最终使得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随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强而增加。为促进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逐步加大环境规制落实力度的背景下继续稳步发展,我国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政策:提高环境规制力度,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筛选效应;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环境规制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释放制度红利,降低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我国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1 国际研发资本 |
| 1.3.2 自主创新 |
| 1.3.3 绿色技术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主要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技术溢出效应基础理论 |
| 2.1.2 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理论 |
| 2.1.3 FDI技术溢出效应理论 |
| 2.1.4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述评 |
| 2.2.2 FDI与技术创新的研究述评 |
| 2.2.3 OFDI与技术创新的研究述评 |
| 2.2.4 进口贸易与技术创新的研究述评 |
| 2.3 文献述评 |
| 3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 |
| 3.1 国际研发资本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理论框架 |
| 3.1.1 基准模型 |
| 3.1.2 路径设计模型 |
| 3.1.3 路径收敛模型 |
| 3.2 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
| 3.2.1 竞争效应 |
| 3.2.2 模仿-示范效应 |
| 3.2.3 人员流动效应 |
| 3.2.4 关联效应 |
| 3.2.5 研发国际化效应 |
| 3.3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
| 3.3.1 研发成果逆向转移机制 |
| 3.3.2 要素吸纳机制 |
| 3.3.3 研发人员培养机制 |
| 3.3.4 技术扩散机制 |
| 3.4 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
| 3.4.1 技术溢出效应 |
| 3.4.2 中间品进口效应 |
| 3.4.3 竞争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4 基于企业层面的国际研发资本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4.1.1 模型设定 |
| 4.1.2 变量选择 |
| 4.1.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4.2 全样本基准模型估计与分析 |
| 4.2.1 基准模型估计 |
| 4.2.2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4.3 企业异质性特征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 |
| 4.3.1 所有制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2 融资约束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3 生产率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4 区域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5 产业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4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渐进性和突破性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 |
| 4.4.1 对渐进性技术进步影响的估计与分析 |
| 4.4.2 对突破性技术进步影响的估计与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5 基于行业异质性的国际研发资本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选择 |
| 5.1.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5.2 全样本的基准模型估计与分析 |
| 5.3 制造业行业异质性的实证分析 |
| 5.3.1 要素禀赋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5.3.2 技术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 6.1 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指标构建 |
| 6.1.1 区域绿色技术创新 |
| 6.1.2 区域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 |
| 6.1.3 其他变量与数据解析 |
| 6.2 总体与分区域的实证分析 |
| 6.2.1 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
| 6.2.2 总体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2.3 分区域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绿色技术进步的自主创新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协同效应分析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基准估计结果 |
| 6.3.3 分区域估计结果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门限效应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门限效应存在性分析 |
| 6.4.3 门限效应估计 |
| 6.5 本章小结 |
| 7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
| 7.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7.1.1 设定空间计量模型的基本类型 |
| 7.1.2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
| 7.2 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3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与区域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7.3.1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 |
| 7.3.2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 宏观视角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 |
| 8.1 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
| 8.1.1 研究假设 |
| 8.1.2 模型设定 |
| 8.1.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2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
| 8.2.1 基准回归结果 |
| 8.2.2 分样本回归结果 |
| 8.3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
| 8.4 稳健性检验 |
| 8.5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企业层面的政策建议 |
| 9.2.2 区域和产业层面的政策建议 |
| 9.2.3 政府层面的政策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中国工业绿色效率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工业绿色发展与工业绿色效率研究 |
| 1.3.2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
| 1.3.3 工业绿色发展路径研究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内容 |
| 1.6 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绿色效率及相关概念的解释 |
| 2.1.1 效率与经济效率 |
| 2.1.2 绿色效率与工业绿色效率 |
| 2.1.3 绿色效率与绿色发展的关系 |
| 2.2 经济增长理论 |
| 2.3 生态经济理论 |
| 2.4 系统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路径与驱动机理分析 |
| 3.1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因素及影响路径分析 |
| 3.1.1 工业绿色效率推动工业绿色发展 |
| 3.1.2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因素层级结构分析 |
| 3.1.3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路径分析 |
| 3.2 工业绿色效率驱动机理分析 |
| 3.2.1 工业技术追赶效应 |
| 3.2.2 绿色结构调整效应 |
| 3.2.3 环境规制激励效应 |
| 3.2.4 绿色创新外溢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工业绿色效率评价 |
| 4.1 模型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1.1 方法选择 |
| 4.1.2 EBM模型构建 |
| 4.1.3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2 工业绿色效率评价分析 |
| 4.2.1 区域异质性分析 |
| 4.2.2 行业异质性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工业绿色效率动态演进分析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核密度方法 |
| 5.1.2 马尔科夫链 |
| 5.2 工业绿色效率收敛分析 |
| 5.2.1 各省市工业绿色效率收敛分析 |
| 5.2.2 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收敛分析 |
| 5.3 工业绿色效率动态演进分析 |
| 5.3.1 各省市工业绿色效率分布演进 |
| 5.3.2 行业工业绿色效率分布演进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工业绿色效率区域异质性影响因素分析 |
| 6.1 模型方法与数据来源 |
| 6.1.1 动态面板空间计量模型 |
| 6.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 空间自相关检验与模型诊断 |
| 6.2.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2.2 模型检验与选择 |
| 6.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1 影响因素分析 |
| 6.3.2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基于动态面板的全样本检验 |
| 6.4.2 分区域样本的异质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工业绿色效率行业异质性影响因素分析 |
| 7.1 动态面板模型与数据来源 |
| 7.1.1 模型设定 |
| 7.1.2 估计方法选择 |
| 7.1.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7.2 模型诊断 |
| 7.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工业绿色效率的提升路径 |
| 8.1 系统动力学方法介绍 |
| 8.1.1 系统动力学 |
| 8.1.2 系统动力学建模步骤 |
| 8.2 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
| 8.2.1 系统边界构建模型选择 |
| 8.2.2 系统边界确定及基本假设 |
| 8.2.3 因果回路图 |
| 8.2.4 系统动力学流图 |
| 8.2.5 模型方程及参数确定 |
| 8.3 系统动力学模型检验 |
| 8.3.1 直观检验 |
| 8.3.2 运行检验 |
| 8.3.3 历史性检验 |
| 8.4 中国工业绿色效率提升路径仿真模拟 |
| 8.4.1 调节参数与情景设置 |
| 8.4.2 不同路径仿真模拟与比较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9.1 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展望 |
| 附录 系统动力学模型主要方程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成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综述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FDI) |
| 2.1.2 FDI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2 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 |
| 2.2.1 制度 |
| 2.2.2 制度变迁理论 |
| 2.2.3 制度变迁中的产权理论 |
| 2.3 制度效率理论 |
| 2.3.1 检验制度效率的交易费用理论 |
| 2.3.2 以制度效率为核心的契约理论 |
| 2.4 制度经济效应理论 |
| 2.4.1 制度经济效应 |
| 2.4.2 制度意义上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 |
| 2.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发生机理 |
| 2.4.4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路径依赖 |
| 第3章 老挝经济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3.1 老挝经济发展现状 |
| 3.1.1 老挝GDP发展水平 |
| 3.1.2 老挝经济产业结构 |
| 3.1.3 老挝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
| 3.1.4 老挝劳动力就业率 |
| 3.1.5 老挝经济发展优势与劣势 |
| 3.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3.2.1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规模 |
| 3.2.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源 |
| 3.2.3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
| 3.2.4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模式 |
| 3.3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 |
| 3.3.1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政策 |
| 3.3.2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聚集效应 |
| 3.3.3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
| 第4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历史变迁 |
| 4.1 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三阶段模型 |
| 4.1.1 三阶段模型 |
| 4.1.2 老挝引进外商投资的不同阶段 |
| 4.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历程 |
| 4.2.1 开国时期 |
| 4.2.2 开放时期 |
| 4.2.3 21世纪以后 |
| 4.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 |
| 4.3.1 呈“渐进式”特征 |
| 4.3.2 呈独资化趋势 |
| 4.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动因解析 |
| 4.4.1 政治制度因素 |
| 4.4.2 社会经济因素 |
| 第5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内容、功能与效应分析 |
| 5.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 |
| 5.1.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准入制度 |
| 5.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审批制度 |
| 5.1.3 老挝外商投资经营管理制度 |
| 5.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 |
| 5.2.1 强制与调节性功能 |
| 5.2.2 引导与开放性功能 |
| 5.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效应分析 |
| 5.3.1 FDI对流入国的挤入效应 |
| 5.3.2 FDI对流入国的挤出效应 |
| 5.3.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入效应 |
| 5.3.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出效应 |
| 5.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问题与缺陷 |
| 5.4.1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执行力度差 |
| 5.4.2 外商投资法律体系不健全 |
| 5.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不明显 |
| 5.4.4 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实施机制不完善 |
| 第6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 理论假设 |
| 6.2 变量选取 |
| 6.2.1 准入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2 审批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3 管理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4 鼓励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3 数据来源 |
| 6.4 老挝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6.4.1 数据质量分析及预处理 |
| 6.4.2 变量筛选 |
| 6.4.3 综合评价值的计算 |
| 6.4.4 综合值计算步骤 |
| 6.5 老挝FDI制度的经济效应分析 |
| 6.5.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6.5.2 协整性检验 |
| 6.5.3 老挝FDI制度体系经济效应的回归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 |
| 7.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 |
| 7.1.1 外商直接投资在老挝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3 老挝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战略利益冲突 |
| 7.1.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战略定位 |
| 7.2 促进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完善的对策建议 |
| 7.2.1 健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法律制度体系 |
| 7.2.2 构建“互利、互益、长期绿色”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环境 |
| 7.2.3 加强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韧性化”管理 |
| 7.2.4 转变政府职能、构筑宏观引资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外资进入与技能工资差距 |
| 1.2.2 外资进入与性别工资差距 |
| 1.2.3 外资进入与城乡收入差距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框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 |
| 2.1 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 |
| 2.1.1 绝对优势理论 |
| 2.1.2 比较优势理论 |
| 2.2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 |
| 2.2.1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
| 2.2.2 赫克歇尔-俄林定理 |
| 2.3 明瑟人力资本理论 |
| 2.3.1 明瑟工资方程 |
| 2.3.2 明瑟工资方程的经济含义 |
| 2.4 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 |
| 2.4.1 外生歧视理论 |
| 2.4.2 内生歧视理论 |
| 2.5 本章小结 |
| 3 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的描述性分析 |
| 3.1 外资进入的描述性分析及国际比较 |
| 3.1.1 我国外资进入的总量描述 |
| 3.1.2 我国外资进入的分行业描述 |
| 3.1.3 我国外资进入的分地区描述 |
| 3.1.4 外资进入的横向国际比较 |
| 3.2 收入差距的描述性分析及国际比较 |
| 3.2.1 我国收入水平的总量描述 |
| 3.2.2 我国收入的相对差距描述 |
| 3.2.3 收入差距的横向国际比较 |
| 3.3 本章小结 |
| 4 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 |
| 4.1 引言 |
| 4.2 理论模型框架 |
| 4.2.1 生产部门 |
| 4.2.2 人力资本投资 |
| 4.2.3 外资进入 |
| 4.2.4 资源约束条件 |
| 4.3 理论模型分析 |
| 4.3.1 第一种情形 |
| 4.3.2 第二种情形 |
| 4.3.3 第三种情形 |
| 4.4 来自中国省级面板的检验 |
| 4.4.1 变量和数据来源 |
| 4.4.2 计量模型设定 |
| 4.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外资进入与技能工资差距的实证分析 |
| 5.1 引言 |
| 5.2 外资进入与技能工资差距的典型事实 |
| 5.2.1 外资进入的进程特征 |
| 5.2.2 技能工资差距的估算 |
| 5.2.3 外资进入与技能工资差距关系的初步分析 |
| 5.3 计量模型的建立和数据说明 |
| 5.3.1 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
| 5.3.2 计量模型和内生变量处理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结果 |
| 5.4.2 外资进入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的影响 |
| 5.4.3 外资进入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基于工作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
| 5.4.4 稳健性检验:采用省级外资进入程度数据的回归结果 |
| 5.4.5 延伸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6 外资进入与性别工资差距的实证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 |
| 6.2.1 计量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内生性及其处理 |
| 6.2.3 主要变量描述 |
| 6.2.4 数据来源说明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基准回归结果 |
| 6.3.2 分技能回归的回归结果 |
| 6.3.3 分工作特征的回归结果 |
| 6.3.4 稳健性检验:采用省级外资进入程度数据的回归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7.外资进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 |
| 7.2.1 计量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7.2.3 变量的空间可视化分析 |
| 7.3 实证结果 |
| 7.3.1 模型设定检验 |
| 7.3.2 基准回归结果 |
| 7.3.3 空间计量模型结果 |
| 7.3.4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留学视角下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机理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全文结构 |
| 1.5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 2.1.1 国际人才 |
| 2.1.2 国际留学生 |
| 2.1.3 技术溢出 |
| 2.2 国际人才流动文献综述 |
| 2.2.1 国际人才流动相关研究 |
| 2.2.2 留学教育相关研究 |
| 2.3 技术进步文献综述 |
| 2.3.1 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研究 |
| 2.3.2 技术溢出相关研究 |
| 2.4 国际人才流入与技术创新文献综述 |
| 2.4.1 国际移民与技术创新相关研究 |
| 2.4.2 国际移民与城市创新相关研究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机制分析 |
| 3.1 国际人才流入与人力资本积累 |
| 3.1.1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机制分析 |
| 3.1.2 人力资本的技术知识溢出效应 |
| 3.2 国际人才流入与外商直接投资 |
| 3.2.1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框架 |
| 3.2.2 外商直接投资的国际知识溢出效应 |
| 3.3 国际人才流入与对外直接投资 |
| 3.3.1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分析 |
| 3.3.2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
| 3.4 国际人才流入与文化多样性 |
| 3.4.1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文化多样性创新的理论框架 |
| 3.4.2 文化多样性的创新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国际人才流入的总体状况分析 |
| 4.1 国际人才流动的总体概况 |
| 4.1.1 国际人才流动的总规模 |
| 4.1.2 国际人才流动的主要目的国分布 |
| 4.1.3 国际人才流动的主要输出国 |
| 4.2 中国国际人才流入的现状分析 |
| 4.2.1 国际人才流入的总规模 |
| 4.2.2 国际人才的来源地分布情况 |
| 4.2.3 国际人才的结构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机制检验 |
| 5.1 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5.1.1 计量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3 描述性统计 |
| 5.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1 模型选择与检验 |
| 5.2.2 国际人才流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总体影响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基于不同类型人才的异质性分析 |
| 5.3.2 基于不同区域的异质性分析 |
| 5.4 内生性处理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机制检验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数据、变量定义与计量模型构建 |
| 6.2.1 指标选取 |
| 6.2.2 实证模型与数据来源 |
| 6.2.3 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模型选择与检验 |
| 6.3.2 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选择的总体影响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国际人才流入对不同经济区域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
| 6.4.2 国际人才流入对不同经济区域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
| 6.4.3 考虑国际人才流入间接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检验 |
| 7.1 数据、变量定义与计量模型构建 |
| 7.1.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7.1.2 变量说明 |
| 7.1.3 计量模型的设定 |
| 7.2 实证结果分析 |
| 7.2.1 模型选择与检验 |
| 7.2.2 总样本分析 |
| 7.2.3 分样本讨论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3.1 利用对外投资存量数据替换流量数据分析 |
| 7.3.2 利用DKSE方法进行检验 |
| 7.3.3 加入OECD国家的样本进行检验 |
| 7.4 进一步讨论 |
| 7.4.1 对回归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
| 7.4.2 中国政府奖学金政策的有效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 |
| 8.1 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8.1.1 计量模型构建 |
| 8.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8.1.3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
| 8.2 实证结果分析 |
| 8.2.1 基准回归分析 |
| 8.2.2 稳健型检验 |
| 8.3 内生性处理 |
| 8.4 门槛效应分析 |
| 8.4.1 门槛模型构建 |
| 8.4.2 门槛效应检验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城市层面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 |
| 9.1 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9.1.1 计量模型构建 |
| 9.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9.1.3 描述性统计 |
| 9.2 实证结果分析 |
| 9.2.1 国际人才流入对城市技术创新的总体影响 |
| 9.2.2 国际人才流入对规模异质性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
| 9.2.3 国际人才流入对处于不同城市群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
| 9.2.4 不同类型国际人才流入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
| 9.3 稳健性检验 |
| 9.3.1 利用专利申请数据替换创新能力指数进行分析 |
| 9.3.2 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
| 9.4 内生性处理 |
| 9.5 门槛效应检验 |
| 9.6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10.2.1 国家层面:制定国际人才战略,降低人才流动壁垒 |
| 10.2.2 地方层面:配套人才优惠政策,注重城市品牌建设 |
| 10.2.3 高校层面:提升大学国际声誉,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
| 10.3 未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7）长江经济带双向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相关概念界定 |
| 1.2.2 I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 1.2.3 OFDI对投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
| 1.2.4 双向FDI的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2 长江经济带现状分析 |
| 2.1 长江经济带双向FDI现状 |
| 2.1.1 长江经济带IFDI现状 |
| 2.1.2 长江经济带OFDI现状 |
| 2.2 长江经济带经济规模现状 |
| 2.3 长江经济带经济质量现状 |
| 3 长江经济带双向FDI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及模型构建 |
| 3.1 IFDI的经济增长效应 |
| 3.1.1 IFDI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形成渠道 |
| 3.1.2 IFDI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外溢渠道 |
| 3.2 OFDI的经济增长效应 |
| 3.2.1 OFDI影响经济增长的贸易渠道 |
| 3.2.2 OFDI影响经济增长的逆向技术外溢渠道 |
| 3.3 IFDI与 OFDI的互动机制 |
| 3.3.1 产业升级机制 |
| 3.3.2 对外贸易机制 |
| 3.4 双向FDI对经济增长影响模型构建 |
| 3.4.1 双向FDI对经济规模影响模型构建 |
| 3.4.2 双向FDI对经济质量影响模型构建 |
| 4 长江经济带双向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分析 |
| 4.1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1.1 变量选取 |
| 4.1.2 描述性统计 |
| 4.2 实证分析 |
| 4.3.1 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 |
| 4.3.2 双向FDI对经济增长规模的影响实证分析 |
| 4.3.3 双向FDI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实证分析 |
| 4.3 实证结果及解释 |
| 4.3.1 双向FDI对 GDP的影响 |
| 4.3.2 双向FDI对 TFP的影响 |
| 5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
| 5.1 主要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5.2.1 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提高外资吸引力 |
| 5.2.2 建立健全“走出去”政策,借助“一带一路”加快发展 |
| 5.2.3 因地制宜地推行差异化的地区政策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8）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减税 |
| 1.2.2 资本使用成本 |
| 1.2.3 企业投资 |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减税对投资的影响机理--基于供给学派理论 |
| 1.3.2 减税对投资的影响路径 |
| 1.3.3 减税对投资规模、效率和区位等的影响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主体结构与框架 |
| 1.5 研究使用的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使用的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图 |
| 1.6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 |
| 1.6.2 局限与不足 |
| 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分析 |
| 2.1 减税与投资关系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
| 2.1.1 古典和新古典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2 凯恩斯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3 后凯恩斯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4 供给学派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 |
| 2.2.1 减税与企业资本使用成本理论 |
| 2.2.2 减税与企业投资调整成本理论 |
| 2.2.3 减税与企业投资边际有效税率理论 |
| 2.3 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效应 |
| 2.3.1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静态效应分析 |
| 2.3.2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动态效应分析 |
| 3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及实证证据 |
| 3.1 减税政策的回顾与梳理 |
| 3.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 |
| 3.3 减税对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3.3.1 资本使用成本的测算 |
| 3.3.2 研究设计 |
| 3.3.3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3.3.4 稳健性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4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4.1 减税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影响的分析 |
| 4.1.1 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1.2 减税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3 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
| 4.2 减税对高风险企业投资影响的分析 |
| 4.2.1 中国高风险企业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2.2 减税对高风险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2.3 不同风险企业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分析 |
| 5.1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 |
| 5.2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总体分析 |
| 5.2.1 研究设计 |
| 5.2.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5.2.3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总体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2.4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 |
| 5.3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分析 |
| 5.3.1 研究设计 |
| 5.3.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5.3.3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针对研发投资的分析 |
| 6.1 减税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 |
| 6.2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事实特征 |
| 6.3 减税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研究设计 |
| 6.3.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减税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分析 |
| 6.4.1 国有企业实证结果和分析 |
| 6.4.2 民营企业实证结果和分析 |
| 6.4.3 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比较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影响的分析 |
| 7.1 减税对投资区位影响的经验证据 |
| 7.1.1 理论机制 |
| 7.1.2 研究设计 |
| 7.1.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1.4 小结 |
| 7.2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
| 7.2.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
| 7.2.2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2.3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总结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定向设计减税政策,进一步优化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制 |
| 8.2.2 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压力,进一步减税降低民企成本 |
| 8.2.3 降低税收优惠门槛,鼓励创业企业成长与发展 |
| 8.2.4 拓宽研发投资税收优惠,落实研发加计扣除 |
| 8.2.5 降低对外投资货劳税收负担,进一步完善税收抵免制度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9）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 2.1 产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变迁 |
| 2.1.1 产业结构的内涵与外延 |
| 2.1.2 产业结构变迁维度的划分——转型、升级与集聚 |
| 2.2 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演进 |
| 2.2.1 产业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总结 |
| 2.2.2 产业结构变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观点 |
| 2.2.3 产业结构变迁的发展经济学观点 |
| 2.3 产业结构变迁的市场影响因素 |
| 2.3.1 需求侧因素 |
| 2.3.2 供给侧因素I:要素重置 |
| 2.3.3 供给侧因素II:技术创新与进步 |
| 2.3.4 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影响因素 |
| 2.4 产业结构变迁的政府影响因素 |
| 2.4.1 后发经济体的政府行为特征 |
| 2.4.2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积极影响 |
| 2.4.3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消极影响 |
| 2.5 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2.6 国内外研究的评价及其对本文研究视角的启示 |
| 第三章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典型事实与差异比较 |
| 3.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评价的理论依据 |
| 3.1.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内涵与外延 |
| 3.1.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主要特征 |
| 3.1.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 |
| 3.1.4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 |
| 3.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评价 |
| 3.2.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评价指标选择 |
| 3.2.2 区域划分与行业结构说明 |
| 3.2.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评价过程 |
| 3.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时序特征的比较分析 |
| 3.3.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各维度时序特征的比较分析 |
| 3.3.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指标的时序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差异的理论模型 |
| 4.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 4.1.1 高速增长阶段政府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 4.1.2 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 4.2 政府对产业结构变迁的行为模式选择——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
| 4.2.1 基准模型 |
| 4.2.2 拓展模型I: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比较 |
| 4.2.3 拓展模型II:不同比较优势的差异比较 |
| 4.2.4 拓展模型III:不同发展目标的差异比较 |
| 4.3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影响的多部门增长模型分析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历史回顾与实证检验 |
| 5.1 我国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历史回顾 |
| 5.1.1 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5)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政府行为 |
| 5.1.2 改革开放初期(1976-1990)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的政府行为 |
| 5.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1991-2000)以促进支柱产业发展、扩大产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 5.1.4 21世纪初期(2000-2012)以化解产能过剩、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 5.1.5 进入新时代以来(2012年至今)以全面深化改革,转变实施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 5.2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理与理论假说 |
| 5.2.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理论基础 |
| 5.2.2 高速增长阶段的政府行为的影响机理 |
| 5.2.3 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行为的影响机理 |
| 5.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5.3.1 模型构建 |
| 5.3.2 指标选择和变量说明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阶段性特征与区域差异比较 |
| 5.4.2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及区域差异——要素重置视角的分析 |
| 6.1 中国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典型事实 |
| 6.1.1 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内涵与特征 |
| 6.1.2 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时序特征 |
| 6.2 政府行为、要素重置与产业结构转型的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 6.2.1 政府行为对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 |
| 6.2.2 政府行为、要素重置与产业结构变迁 |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产业结构转型中介效应 |
| 6.4.2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 |
| 6.4.3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服务业产业结构转型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区域差异——技术创新视角的分析 |
| 7.1 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典型事实 |
| 7.1.1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与特征 |
| 7.1.2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时序特征 |
| 7.2 政府行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 7.2.1 政府行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2.2 政府行为、企业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政府行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3.1 模型构建 |
| 7.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 7.4.2 稳健性检验:政府行为、地区非农产业协同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影响及区域差异——产业集聚视角的分析 |
| 8.1 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典型事实 |
| 8.1.1 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内涵与特征 |
| 8.1.2 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时序特征 |
| 8.2 政府行为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 8.2.1 政府基础设施供给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2.2 地区企业税收强度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2.3 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2.4 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8.3.1 模型构建 |
| 8.3.2 指标选取与变量说明 |
| 8.4 实证结果分析 |
| 8.4.1 产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8.4.2 政府行为对产业集聚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
| 8.4.3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政府行为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分化 |
| 9.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特征比较 |
| 9.1.1 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 |
| 9.1.2 各省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测度 |
| 9.2 政府行为、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 |
| 9.2.1 政府直接干预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 |
| 9.2.2 政府间接干预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 |
| 9.2.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分化的增长效应 |
| 9.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9.3.1 模型构建 |
| 9.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 9.4 实证结果分析 |
| 9.4.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特征 |
| 9.4.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增长效应的空间面板模型检验 |
| 9.5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优化政府行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 |
| 10.1 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产业变迁的目标 |
| 10.1.1 深化工业化进程,避免过早去工业化 |
| 10.1.2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释放新一轮结构红利 |
| 10.1.3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增强区域产业联系 |
| 10.2 以政府行为的优化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
| 10.2.1 提升治理措施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规避政府失灵的风险 |
| 10.2.2 确立以竞争政策为基础的政策体系,提高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协调性 |
| 10.2.3 完善要素市场,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
| 10.2.4 优化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 |
| 10.2.5 延伸工业化,充分发挥制造业的扶梯作用 |
| 10.2.6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
| 第十一章 结论与进一步展望 |
| 11.1 主要结论 |
| 11.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环境规制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及环境规制现状分析 |
| 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
| (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发展趋势 |
| (二)我国区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绩效 |
| 二、我国区域环境规制的统计测度 |
| (一)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统计测度 |
| (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统计测度 |
| (三)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统计测度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理 |
| 一、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理 |
| 二、人力资本积累充足时,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理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
| 一、模型构建 |
| 二、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一)核心变量 |
| (二)控制变量 |
| (三)变量统计性描述 |
| 三、计量分析结果 |
| (一)基准模型回归及分析 |
| (二)稳健性检验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一、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一)提高环境规制力度,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正向筛选效应 |
| (二)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切实发挥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 |
| (三)释放制度红利,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本篇文章成就 |
四、我国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D]. 韩科振. 四川大学, 2021(12)
- [2]中国工业绿色效率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D]. 荣婧.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4]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 吉林大学, 2020(03)
- [5]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研究[D]. 李振兴. 四川大学, 2020(12)
- [6]留学视角下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机理与实证研究[D]. 谷媛媛. 东南大学, 2020(02)
- [7]长江经济带双向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王文汇.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8]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D]. 王鑫.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9]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D]. 宋文月. 西北大学, 2020(07)
- [10]环境规制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D]. 郭汀泊. 河南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