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入WTO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及其防范（论文文献综述）
游启明[1]（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李其成[2]（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张堂云[3]（2019）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指出WTO《政府采购协议》（简称GPA）是WTO管辖的一项诸边贸易协议,由各缔约方自愿签署,旨在促进政府采购自由化和国际化。加入GPA是为了履行中国对WTO的承诺,自2007年年底向WTO提交加入GPA申请书以来,中国已提交了6份出价清单。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更是向世界宣告要“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GPA进程”。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被作为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用于保护国内经济。加入GPA将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政府采购市场提供入场券的同时,也意味着会面临政府采购信息泄密、政府采购市场被瓜分和政府采购功能削弱等安全威胁。伴随着加入GPA进程的加快,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国内外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研究略显单一,缺乏系统性,围绕加入GPA对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亟待展开深入研究。为此,本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在深入阐释政府采购安全内涵以及政府采购安全维度、设计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测度指标体系、剖析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尝试基于系统视角构建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保障机制。遵循“理论阐释——实证检验——对策探索”的基本思路,利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运行”的自行调研数据、全国层面、省层面及产业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WTO官方网站数据、OECD国民账户数据、中企联和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数据、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站发布的资料等,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法律文本比较法、调研访谈法、案例分析法、多元回归分析和联立方程模型等方法,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界定了政府采购安全的内涵,阐释了政府采购安全构成及内在逻辑。在缕析安全和政府采购概念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把政府采购安全界定为“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条件下,政府采购主体在实施政府采购行为的过程中能够有效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抵抗外来冲击,以确保政府采购功能目标能够不受侵害,并得以最大程度实现的客观状态”。政府采购安全的本质是对政府采购相关主体利益的维护,相关利益的多维诉求属性决定了政府采购安全必须是一个涵盖多维目标的体系结构,在综合归纳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把政府采购安全细分为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并对这种细分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对中国政府采购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试图全面考察中国政府采购的客观状态。在制度层面,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全链条采购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在市场层面,采购总规模持续增长,货物、服务和工程三类项目的采购总量呈上升的趋势,采购结构日趋合理,已初步形成了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建立了以招投标为主,包含竞争性谈判、询价等多元化的采购方式;在实践中,构建了反腐倡廉、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并取得一定成效。第三,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程度进行了刻画,还分析了冲击形成的原因。政府采购安全评价在加入GPA前和加入GPA后是不一样的,加入GPA前是对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预测性评价,而加入GPA后是对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在加入GPA前,政府采购制度安全主要通过国内政府采购制度与GPA规制在核心条款上的差异甚至是冲突进行刻画;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从名义开放程度、“本土偏好”程度和国际竞争力三个二级指标和10个三级指标进行衡量;政府采购功能安全主要是通过GPA规制的政策空间与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排除来刻画。据此对加入GPA前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进行预测性评价发现,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在价值目标、基本原则、适应范围、采购方式和救济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高、“本土偏好”程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与GPA缔约方相差甚远。造成上述安全冲击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存在差距、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受限、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以及中国的国货意识淡薄等。针对加入GPA后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本研究构建了一套指标体系,包括3个二级指标和“国外供应商投诉率”等在内的13个三级指标,并根据专家评定基于AHP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第四,探索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利用微观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梳理、归纳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影响因素,以及三种安全内在的逻辑关系,创新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囿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利用自行调研的微观数据,构建多元回归和联立方程模型,对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机制及政府采购安全各维度的交互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明晰的政府采购主体责任、健全的供应商约束机制和规范的政府采购流程,有利于提高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度。（2）企业国际竞争力、政府采购电子化水平、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掌握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情况的详细程度,对政府采购市场安全具有正向影响。（3）政府采购功能目标、实施细则、政策功能的责任部门设置及政策功能绩效评价体系,均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产生明显正向影响。（4）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与制度安全、制度安全与功能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均存在双向联动关系,除了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外,其他均为正向影响。（5）三种安全的交互影响关系在不同区域差异明显;东、中、西三个区域制度安全与政策功能安全存在双向正影响,但中部地区的影响要大于东西部地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市场安全对政策功能安全有正向影响,均不显着;西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正向影响,而东、中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5）针对是否列入GPA出价清单而言,列入GPA出价清单对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三者调节效应大于未列入GPA出价清单的地区。最后,构建集制度、市场和功能三位一体的政府采购安全保障体系。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针对加入GPA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结合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结论,在借鉴GPA缔约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实现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建议:在制度层面,需要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范政府采购管理流程,争取参与国际采购规制制定的话语权;在市场层面,需要调整出价策略,谨慎国有企业出价范围,积极参与国际政府采购市场竞争,积累国际采购经验,提升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在政策功能层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调整政策功能,完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恢复政府采购技术创新政策功能。除此之外,政府采购安全保障还离不开国际化的政府采购专业人才。
李国敏[4]（2019）在《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战略风险。对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应对,国内外有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海外战略风险,人们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固然战略风险与政治风险关系极其密切,但鉴于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影响后果的特殊严重性,有必要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我们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为主,同时运用历史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展开全文。首先弄清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史,重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情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其次,着重对企业海外战略风险进行解析。在梳理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探讨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往往由宏观国际环境格局或中观双边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动所造成,具有宏观全局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立体多维的关联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突变式涌现特征,其破坏性极大,并且可能持续发生不利影响。论文还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接着以中兴通讯和华为两个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在新时代、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造成的严重战略风险。本文还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案例,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于中企海外项目造成的战略风险。最后,论文就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提出了应对建议,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利益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曾令美[5]（2013）在《我国银行对外开放与金融安全研究》文中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拉美、俄罗斯和中东欧及亚洲陆续爆发金融危机以来,银行开放、金融危机和金融安全问题开始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2007年下半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席卷全球,这些问题再次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研究的热点。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打开了经济改革开放的大门,我国银行也于1979年随之开启了对外开放的进程。三十多年来,我国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客户限制和其它非审慎性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对境内所有客户提供人民币服务,境内外资银行获得了长足发展。外资银行进入是否增强了我国的银行稳定性?是否提升了我国银行的效率?是否会造成我国银行控制力被蚕食?进而是否危及我国金融安全?以往的研究存在许多局限性。本文在测度我国银行对外开放度的基础上,系统评价了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稳定性、银行效率和控制力是否和怎样产生影响,进而,运用金融安全综合评价理论模型和新金融安全观来综合分析这一系列变化是否会危及我国金融安全。本文的内容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要研究的问题并进行相关文献综述,由第一、二章构成。第一章主要提出要研究的问题、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的基本结构和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对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全面综述,并指出本文的研究视角,以形成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由第三章构成。在开放经济下,外资银行进入会对东道国的银行稳定、银行效率和控制力产生显着影响,进而对东道国的金融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本部分从理论上考察了银行开放对金融安全的影响及其实现途径,并在借鉴机制设计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来综合评价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它构成本文的基本分析框架。第三部分是案例和实证分析,由第四至七章构成,是全文的重点和核心。第四章从广度和深度两个层面测度了我国银行的对外开放程度,为其他三章提供背景基础。第五章运用案例分析法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拉美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及中东欧金融危机中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并运用Logit模型分析了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稳定性的影响。第六章先用财政部发布的金融业效率评估框架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2007年至2012年后银行开放期中经营绩效进行外部效率评价,然后用DEA技术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效率进行了系统评价,最后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开放经济下影响银行效率的关键因素。第七章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了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控制力的影响。第四部分是综合评价,由第八章构成。本部分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估算了我国金融安全指数,研究了金融安全指数的影响因素,运用金融安全综合评价理论模型和新金融安全观来综合评价了后银行开放期中银行稳定性、银行效率、银行控制力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并以平安银行为例作了案例分析。最后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通过研究,本文得到如下一些基本结论：第一,总体而言,自银行全面开放以来,我国银行对外开放广度、深度以及综合对外开放度均趋于上升趋势,银行对外开放深度大于对外开放广度,具有不对称性。第二,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稳定性产生了正负两种不同的效应,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与中东欧金融危机案例分析的结论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稳定性的影响总体利大于弊；就我国而言,外资银行进入将有利于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稳定。第三,本文采用财政部发布的金融业绩效评估框架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2007年至2012年后银行开放期中经营绩效进行效率评价,评价结果表明整体上处于“良好”水平,接近“优秀”水平。本文还利用DEA技术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效率进行了系统评估,结果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较高,且处于稳定的状态,规模效率基本保持平稳,配置效率和成本效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改善余地较大。此外,Tobit模型分析发现,影响银行效率的关键因素是银行的获利能力、主营业务的活力、增长潜力、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性等,银行的规模和市场份额、国有资本增值能力和拨备覆盖水平等对其没有显着影响。第四,我国银行的控制力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其中,本国银行发展状况指标对银行控制力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本国政府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力度,最后是外资银行发展状况指标。本国银行发展对我国控制力的贡献度在不断加大,表明我国银行的竞争力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不断提高。第五,金融安全综合评价理论模型分析表明,在后开放期中,银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提升了我国银行的稳定性,增强了银行的控制力,改善了银行的效率,从我国银行稳定性、银行效率及银行控制力的正效应可获得金融安全的综合正效应,即银行对外开放促进了我国金融安全度的提升。从估算结果看,我国金融安全指数在2001年至2011年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对金融安全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的结论显示,我国银行稳定性、银行效率和银行控制力对金融安全具有正向作用。平安银行案例分析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从“新金融安全观”来看,后开放期中已有证据均不足以支持国外资本通过控制我国银行市场来威胁我国金融安全的判断。
王仁荣[6]（2012）在《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研究的主题是跨困公司跨境并购及其法律问题。跨国公司虽不是传统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实体,但跨国公司以集团公司的组织结构呈现并从事民商事活动已经得到广泛承认。跨国公司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发挥着巨大影响力。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近年来,跨国公司的跨境并购五彩缤纷,涌现诸多新现象,带来很多法律问题,亟需从法律层面予以分析,进而实行有效监管。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企业海外并购发展迅速。我国需要培育走向世界的跨国公司,完善境外投资法律,建立风险风范体系,为扮演好国际投资大国的新角色做好准备。本文除导言和结语外共分四个部分。本文第一部分集中论述跨国公司及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主要法律问题。跨国公司通常不为公司法研究所关注,多数学者认为跨国公司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实体。但是跨国公司作为拥有特殊组织结构的集团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从事民商事活动,并且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而非各自独立的分支机构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跨国公司作为国际法主体也部分地得到了承认。因此对跨国公司进行法律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跨国公司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工业化的产物,是市场扩张和国际分工的产物,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跨国公司已经从多国公司发展到全球公司,甚至无国籍公司。跨国公司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跨国公司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进步。从19世纪中期单一工厂为主体,到19世界末期大量企业联合体涌现,关于公司的理念实现了从崇尚竞争到追求合作,从排斥垄断、拒绝联合,到允许公司合并、允许股票发行、允许控股公司设立的巨大转变,这些转变都离不开法律的调整与适应。正因为此1889年美国新泽西州公司法变革成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变革之一。然而,跨国公司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造成了全球性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贫富悬殊、腐败、技术壁垒等一系列新问题。跨国公司因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法律挑战,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监管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跨国公司的发展也给公司与股东相区别的法律人格（legal personality）和股东有限责任（limited liability）等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带来了巨大挑战,以跨国公司不是公司法上的法律实体为定论而忽视跨国公司法律研究已不合时宜。因此,本文研究了各国有关跨国公司的立法,构成跨国公司整体性的特殊法律结构,跨国公司与各利益攸关方的法律关系,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利益冲突,以及跨国公司如何承担其法律责任等重要的法律问题,并建议与时俱进,在公司法修订时考虑增加集团公司和跨国公司的相关条文。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跨境并购。一般而言,公司的经济扩张主要通过内部有机增长（organic growth）和外延扩张增长（external growth）来实现。兼并和收购是外延增长的主要途径。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使得跨境并购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FDI）的重要手段。由于税务原因和各国公司法的不统一,跨境收购成为跨境并购的绝对主体,而跨境兼并则少有发生。跨国公司往往根据投资东道国的政治环境、经济水平和外资政策等因素,采取多元化的方式和手段,有针对性地进行对外投资,这些方式和手段包括绿地投资（Green-field）、跨境并购、非实体制造（NEM）、内部贸易、战略投资和战略联盟等,不同的方式和手段会带来不同的法律问题和监管难度。跨境并购之所以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是因为科技进步、信息化、金融创新、投资自由化、监管宽松化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一旦跨国公司的投资策略与东道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不相契合,跨国公司的投资就可能给东道国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对跨国公司的跨境并购及其他投资手段加强法律监管是非常必要的。跨国公司的跨境并购经历了六次发展浪潮,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也带来了新的法律挑战。研究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适用、管辖权冲突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法律问题,可以帮助跨国公司有效实施跨境并购,同时减少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负面影响。本文第二部分着重研究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最新动向,并针对其产生的法律问题展开深入分析。跨国公司已经成为跨境并购的主动力、跨境并购规则的制定者和跨境并购新理念的践行者。跨国公司在跨境并购实践中,在投行、并购律师的出谋划策下,不断尝试新的模式、方法、工具和手段,游走在法律制度和政府监管的边缘,既推动了投资贸易的全球化,又带来了极大的监管难题。这些新的发展动向包括特殊目的公司（SPV）的使用、国有跨国公司（SOE）大举进军跨境并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的参与、反海外腐败法（FCPA）对跨境并购的制约和企业社会责任（CSR）在跨境并购中的作用等。特殊目的公司（SPV）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密不可分。跨国公司设立SPV是为了分散投资风险、方便后续资产重组、避税、规避监管、规避市场准入限制等。因此,SPV对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灵活机动地开展并购活动并规避风险至关重要,但是,SPV也会带来逃避监管、逃避跨国公司法律责任、损害其他利益相关方利益等极大风险。考虑到SPV的离岸性质,有必要建立起国际社会、跨国公司母国、跨国公司投资东道国、跨国公司上市地国和离岸公司管辖地国等协同作用的监管网络,从公司法、证券法、金融法等多角度实施监管。SPV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得益于境内资本绕道海外红筹上市即境外上市,以及国际资本通过可变利益实体（VIE）进入中国互联网、金融服务等行业，这些行业往往监管严格,对外资进入设置准入限制。红筹上市涉及外汇、税收、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而VIE则是法律的灰色地带。VIE能够给国内的新兴产业和创业企业带来亟需的资金和管理技能,但也可能带来市场准入、产业安全、监管不力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因此,必须加大对SPV和VIE的法律研究力度,及时制定和完善相关的监管法规,在确保利用好跨国公司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的同时,减少其逃避监管的风险。国有跨国公司（SOE）的跨境并购是近几年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国有跨国公司的崛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有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并购受到西方国家,甚至是一些发展中东道国的质疑和抵触。国有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带来的法律和监管问题,包括公司治理、公平竞争、国家安全等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国有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面临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也不容小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在跨境并购中的地位举足轻重。PE不仅参与很多全球性大规模并购,PE自身也独立进行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大的跨境并购。PE在全球跨境并购市场中发挥着参与并购以及为并购融资的双重作用。PE作为战略投资者和金融投资者而非产业投资者,决定了PE发起并购和参与并购的真正目的是投资套利。这种短期套利行为可能会对被并购企业和东道国经济造成严重伤害,因此需要分析其利弊,制定相关法律制度,加强对PE的监管。中国PE的发展突飞猛进,但是相关法律制度仍在不断建立和完善中反海外腐败法（FCPA）对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影响是并购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FCPA将反腐败和会计准则的要求延伸到目标公司并购前的运作,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并购公司的法律风险。因此,跨国公司不仅要在尽职调查中进行专门的FCPA调查,还要在并购完成的同时,将合规制度和系统植入并购目标公司,并经常性地进行审计和评估。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也应该将合规和反腐败作为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建立良好的合规系统,防止自身以及公司的关联方陷入腐败泥潭,遭致不必要的处罚。近年来,跨国公司越来越关注企业社会责任（CSR）。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出现在跨国公司的经营理念和使命中,也贯穿于跨国公司的管理、运作、品牌推广以及供应链的所有环节。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非强制性的“软法”在国际投资领域的作用日益显着,跨国公司跨境并购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企业社会责任的约束。国际及各国投资政策越来越多地体现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融合,企业社会责任与国际和各国的投资贸易法律、国际惯例等“硬法”的相互作用,共同规范着跨国投资和跨境并购行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进行跨境并购已经无法回避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扶贫脱困、减少人道主义灾难、减少腐败、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等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严格要求。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也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中国企业必须树立责任投资的意识,改变自身只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的负面形象,不仅为国家的发展寻求资源、技术和市场,也要为东道国创造价值,赢得东道国的民心。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出现的诸多问题需要进行法律规制。本文第三部分系统研究了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规制体系以及政府实施跨境并购监管的主要法律制度。由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跨国性,其法律规制需要在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领域同时进行。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规制已经初步形成从东道国到国际社会的规制体系,但这离真正的全球规制体系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一初步体系主要由全球性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多边机构）、双边组织、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等国际法主体所组成,即所谓多边机制、双边机制和单边机制。多边机制包括国际组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经合组织等）、区域性国家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TPP等）建立的监管法律制度。双边机制是由两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DTT）所建立的规制体系。单边机制主要是由各国基于其国家主权,按照其竞争法规、国家安全法规、市场准入法规以及贸易或金融等政策法规对跨国公司跨境并购进行的法律规制。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也是跨境并购规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争端解决机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总体仍不尽人意。近年来,国际及各国的外国投资政策出现了很多新发展,总体呈现投资自由化以及投资保护和限制此消彼长的现象,即发展中国家总体更为开放和自由,局部出现限制和保护,而发达国家则出现保守和限制的趋势。这一变化的主要背景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经济疲软,对外投资趋缓,反之,发达国家的企业越来越多地成为发展中国家公司的并购目标,导致发达国家投资保护主义势力抬头。鉴于中国既是吸引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大国,也是对外直接投资（ODI）的大国,中国的外商投资政策和境外投资政策备受关注。中国应该在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方面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中国也应该加强投资监管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依照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对外资并购和海外投资进行有效监管。市场准入限制和审查是跨国公司跨境并购面临的第一道门槛,也是主权国家经济主权的彰显。全球市场准入政策法规的走向,体现为东道国在总体宽松的大背景下,对关键产业诸如资源、能源、农业、金融、运输等行业以及东道国冠军产业保护加强的趋势。市场准入限制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和隐蔽,例如控股权要求、外销比例要求、技术转让要求、额外税负、税赋减免等。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前的市场准入风险是投资保护和投资壁垒,而在并购完成后则是国有化的风险。国有化对跨境并购的影响不容小觑,而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实施的“国有化”则是临时性干预措施,具有其特殊性。中国的市场准入政策主要体现在每过若干年修订一次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新版《投资目录》开放了更多的投资领域,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国需要在改进市场准入制度方面注重投资便利化,提高透明度,尽可能多地体现国民待遇原则。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反垄断审查,即经营者集中审查,是各国竞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主权国家维护市场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法律武器。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由于其交易的跨国性,可能同时面临多个国家的反垄断审查。虽然反垄断执法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及全球范围统一反垄断法的努力仍在继续,一个标准化的、统一的国际反垄断法仍遥不可及。各国反垄断法的差异,给跨国公司的跨境并购交易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更是给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带来巨大挑战。而反垄断审查正在论为一些主权国家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保护本国企业免受外国企业竞争的保护工具,这就给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染上了政治色彩。中国实施反垄断审查的历史很短暂,但中国已经成为跨境并购反垄断审查的主角,一些着名案例如可乐—汇源收购案、英博—百威收购案等举世瞩目。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反垄断审查的细则,统一执法标准,并积极开展反垄断审查的国际合作。对外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国家越来越多,就连对外国投资一向非常宽松的美国,也时常祭起国家安全审查的大旗,力图维持美国经济、科技和军事的霸主地位。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由于规模大、影响深远,更容易触发东道国国家安全审查。由于缺乏透明度和客观标准,国家安全审查很可能演变为投资保护主义的工具。鉴于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时常进入东道国敏感性行业,如资源、电信、基础设施、金融等,在进行投资决策前,我国企业更应对东道国政府的安全审查风险进行充分评估和防范。我国对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但由于实施细则、审查程序等的不清晰,外资对我国国家安全审查普遍存有疑虑。本文第四部分主要研究如何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防范海外并购的风险,建立健全中国海外并购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再上新台阶。研究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法律问题的目的,在于总结跨国公司这一典型跨境并购主体的并购实践,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同时,研究各国跨境并购法律规制的目的,在于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因此本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剖析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建立和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扶持我国跨国公司包括国有跨国公司和民营跨国公司的海外并购,建立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防范机制,以及建立和完善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制度提出建议。“十二五”《规划刚要》提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实现对外开放由“吸收外资为主”向“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战略转移。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发展迅速,我国企业参与海外并购的数量、规模、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海外并购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诸多风险也随之而来。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一些突出问题,诸如并购主体多为国有企业；并购产业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产和基础设施领域；并购执行不符合国际标准；并购整合成功率不高等。加之投资保护主义在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死灰复燃,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虽然前景光明,但道路曲折。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强境外投资的制度建设,鼓励我国跨国公司,包括国有和民营公司拓展海外市场,保障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利益。我国的跨国公司与全球跨国公司相比差距还很大,当务之急是培育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引入国际通行的财务规则,保持透明度,遵守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肩负国际义务和责任。我国跨国公司要研究跨境并购的系统性风险,建立完善的风险防范体系。我国跨国公司要努力成为创新型、品牌化、合规性的国际化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舞台上扮演负责任的投资者角色：帮助东道国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帮助我国攀登全球价值链（GVC）的高峰。
王国红[7]（2012）在《银行并购反垄断管制与中国的管制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银行并购反垄断管制是银行反垄断管制的重要方面，2007年全面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银行反垄断管制的思考，同样也引起了人们对银行并购反垄断管制的关注。对中国而言，对银行并购反垄断的管制还十分薄弱，机构缺失，法律缺失，程序和方法缺失，既不能有效地管制国内银行实施的滥用市场力的并购，也不能有效地管制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实施的有损中国金融安全的并购，更不利于国内银行通过海外并购占领国际市场。因此，这一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后危机”为背景，以银行并购为研究对象，以反垄断管制为研究视角，论证“后危机”时代加强银行并购反垄断管制的必要性、机理、方法与程序，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设计出中国银行业并购的反垄断管制政策。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银行的掠夺性借贷行为，而掠夺性借贷的产生则要归因于反垄断管制的不作为。因此，加强银行业的反垄断管制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作为银行反垄断管制重要组成部分的银行并购反垄断，在当前背景下，尤其必要。银行并购反垄断的机理主要有两个，一是哈佛学派的SCP范式，另一是威廉姆森的效率权衡理论。SCP范式认为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企业行为影响企业绩效。按照这一理论，对市场结构的管制是最重要的，由于并购提高了市场集中度，导致了市场结构的变化，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需要对并购进行反垄断管制。并购→集中度提高→银行市场力提高→社会福利损失，这一逻辑的并购效应我们称为并购的负效应。威廉姆森的效率权衡理论认为，即使并购带来了负效应，导致了社会福利受损，但如果并购同时带来了效率的提高，且效率的提高足以抵消并购产生的负效应，那么这起并购不应被禁止；只有那些并购带来的效率不足以抵消社会福利受损的并购才应被禁止。并购导致的效率提高的效应我们称为并购的正效应。银行并购的竞争性评估即是对这两方面进行权衡。本文对威廉姆森的静态效率进行了修正，重点说明了对效率的定量评价方法，包括对效率的传递率和“补偿的边际成本降低”的定量分析。银行并购反垄断的机制可分为五种机制：相关市场界定机制、市场力测定机制、并购效应评估机制、垄断缓释因素分析机制、分拆机制。其中，对相关市场界定机制，重点介绍了市场界定的方法，如SSNIP检验、Harris&Simons（1989）的临界损失检验、Katz&Shapiro（2003）的“总的转换率”检验；对市场力测定，重点介绍了离散选择模型在银行业中的运用；对并购效应评估机制，重点介绍了转换率方法和向上价格压力法；对垄断缓释因素，分析了如下缓释因素：竞争者；市场进入；顾客的转换成本；失败银行救济；公共利益；人口迁移等；对分拆机制，文章提示了银行并购分拆的原理、目标和机制设计，这为后面我们设计中国的银行并购分拆制度准备了理论基础。中国缺乏对银行并购实施反垄断管制的经验，需要借鉴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来为我所用。文章选取有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欧盟、澳大利亚、日本、中东欧国家），从价值取向、机构设置、相关市场的界定、并购反垄断临界值的确定、竞争效应分析等方面比较他们在银行并购反垄断政策上的异同，并辅以案例，为中国银行业“走出去”，实施海外并购战略提供经验指导和决策参考。银行并购的反垄断管制最基本的一步是界定相关市场。美国费城银行案中，将银行并购反垄断的相关地区市场界定为“本地市场”，将相关产品市场界定为“银行服务群”。这一界定是否适用于中国银行业的并购反垄断管制，文章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设计消费者和中小企业融资调查问卷，在本地抽样调查1500个消费者、200家中小企业，文章验证了传统的“本地市场”假设和“群服务”假设在中国的合理性，根据中国银行业市场的竞争态势和发展趋势，提出了中国对银行并购实施反垄断的相关市场界定的方法。从各国对银行并购实施反垄断管制的实践看，经济性分析越来越普遍，其地位日益突出。银行并购反垄断管制的经济分析包括单边效应和协调效应分析。对单边效应的分析，文章重点介绍并购模拟技术的运用，并对并购模拟这一技术进行了评价；对协调效应的研究，通过改进传统的“核对表”方法，将之与“一致同意-甄别欺骗-可信的惩罚”范式结合，提出银行业并购规制的协调效应新的分析框架。这一新的框架是：从Friedman的“平衡诱惑均衡”概念入手，不是研究银行卡特尔的形成条件，而是从卡特尔稳定性指标（δ）来判断银行并购的协调效应。随着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进程的深化，外资银行加强了对中国银行业市场的渗透。并购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手段，对外资银行的并购，我们需要做辩证分析，一方面，外资银行并购有利于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局面的形成；另一方面，外资银行并购也有可能损害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甚至有损中国金融安全，因此，需要对外资银行并购进行反垄断管制。本文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分析了外资银行在华并购的动机，并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竞争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设计了外资银行并购的反垄断管制政策。设计中国银行业并购的反垄断政策是本文的重点和落脚点。银行业并购反垄断的政策设计包括银行并购反垄断的机构设置、反垄断的原则、标准与目标、银行并购申报制度、竞争评估制度、并购救济制度等；除此以外，文章还从需求边和供给边两方面论述了构建中国银行业竞争政策的主要内容，它是对前一个内容的深化与发展。本文的主要观点是：（1）在“后危机”时代，中国既要加强对银行审慎性的监管，更要强化对银行的竞争性管制，二者不可或缺。（2）在机构设置上，由商务部的反垄断局负责银行并购的反垄断管制，同时赋予银监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3）银行并购的反垄断管制应以“合理原则”为核心原则，考虑到外资银行并购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对外资银行并购还需进行国家金融安全审查。（4）构建合理的银行并购申报制度，实行两步审查法，申报标准应相对宽松。（5）重视经济性分析方法在银行并购反垄断管制中的运用，包括相关市场界定的方法、单边效应和协调效应评估的方法以及效率评估方法等。（6）在银行并购的反垄断管制中，合理运用适用除外和域外适用制度。（7）加强国际反垄断的协调。一是商务部与国外竞争权威的双边和多边协调机制的建设；另一是银监会与外国银行监管机构的国际协调机制的建设。
王晓妍[8]（2012）在《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问题研究》文中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贸易自由化则是经济全球化在贸易领域的表现。它以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为前提,以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为背景,以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广泛实施为主要内容,以各国政府行政干预的弱化及国际间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为标志,它是一个不断推进和演变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贸易自由化不仅影响到国际贸易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而且影响到世界资源的有效配置。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与拓展,要求各种商品和要素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求得更加合理、有效的配置。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各国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都逐步消除贸易壁垒和歧视性待遇,建立更自由的贸易环境,以促进本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但是,贸易自由化对发达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不相同,所获得的利益更是相差甚远。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尽管贸易自由化为其提供了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发挥比较优势、加快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条件,但由于长期经济发展水平低,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加之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中出现的大量名目繁杂的贸易壁垒,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潜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其民族产业往往受制于国外激烈的竞争,被剥夺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产业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随着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战略地位的提高,产业安全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产业安全是经济安全和发展的基础,是国家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最根本的出发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一问题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对于产业安全的界定,本文认为,产业安全在本质上是指一国国民使其现有的或潜在的产业权益免受危害的状态和能力,产业安全的标志是一国对其产业是否拥有创始权、控制权、调整权和发展权,且以发展权的拥有作为主要判断标准。在影响国家产业安全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自由化与投资自由化成为威胁产业安全的主要诱因,同时也可以说是引发产业安全研究热潮的起源。目前,对于投资自由化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较为普遍和系统,而对于贸易自由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很少,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论述的。从根本上讲,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影响产业安全的关键因素,产业安全取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明显比较弱,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面临的风险也就更大。尽管WTO多边贸易体制允许采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来维护产业安全,但这些措施对产业安全提供的保护是暂时的,从长远看,如果产业国际竞争力弱的状况不能从根本上得以改善,那么产业安全所受到的威胁就不可能消除。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国家产业安全的最根本保障。发展中国家为维护本国产业安全,既要考虑要素禀赋所导致的国内各类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在国际贸易中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又要考虑如何加快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并从确保国家产业安全的角度出发,对各类产业的发展进行必要的规划和协调,制定针对不同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国家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和目标,是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趋利避害的关键所在。而从国家产业安全角度考虑产业发展和产业竞争力的增强,更是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的重要原则之一。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与产业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产业安全的最佳路径。本文对当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关系,并着重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WTO相关规则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维护带来的双重影响,并详细阐述服务贸易自由化和发达国家贸易政策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维护,提出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防范风险、趋利避害,确保产业安全的重要性和有效途径。对韩国、印度、墨西哥等国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实施的政策措施的经验进行总结,旨在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产业安全维护的借鉴和启示。最后从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产业安全问题入手,分别针对中国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安全状况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有效维护中国各产业安全的对策。指出产业国际竞争力与产业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有效维护产业安全的最佳路径,并具体从宏观层面提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政策建议。
赖娟[9]（2011）在《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及其防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并且,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系统性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并将世界经济拖入衰退的泥坑,迄今为止,世界经济未见真正复苏的迹象。面对破坏力越来越强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潜在状态—金融系统性风险正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及学界关注的焦点。作为一个改革与开放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金融面临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加。关注我国当前的金融系统性风险状况,了解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特征,建立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预警、监控与防范体系,对于防范我国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及其防范为研究对象,深入地分析了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现状和传染性特征；创新地运用金融系统性风险同步性指标构建了中国金融压力指数,该指数能连续而有效地测度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程度；本文还在总结历史的金融系统性危机防范与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的总体思路和防范措施,并以中国金融压力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国内外宏观经济、金融变量为解释变量,构建了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本文内容主要分为五大部分,共八章：第一部分是概述,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本书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系统地梳理了金融系统性风险相关历史文献；简要地阐述了本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第二章主要界定了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概念；阐述了金融系统性风险生成与传染的机制；分析了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的理念。第二部分是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现状,包括第三章。主要描述了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现状和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现状。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快速提高,尤其是2006年后中国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这使我国受国际冲击传染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而且,由于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大量入境,银行与金融市场之间的通道增加,我国分业经营体制的防火墙效果将减弱。但同时,我国经济结构正在不断优化,及区域经济阶梯化发展趋势,使得我国经济对外部冲击的弹性增强；此外,在金融业市场化改革与开放过程中,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机制在不断改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逐渐形成,我国金融监管的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监管制度也在不断完善,这些都将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弹性。即,我国经济金融部门对冲击的化解能力提高,一般性冲击在实体经济、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之间的传染可能性降低。第三部分是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制研究,包括第四章。首先根据我国金融体系的制度特点,建立了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传染性特征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运用VAR和VEC计量分析方法,运用我国金融相关数据,实证地检验了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传染性特征。第四部分是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测度,包括第五章。在总结、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具有代表意义的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同步指标,构建了中国金融压力指数,并运用我国2002—2009年的月度数据,对样本期内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程度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的结果表明：中国在2008年4-12月处在金融系统性风险较大时期,且2008年10月是2002年以来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达到最大的时期。该结果能较好的拟合2002-2009年中国金融的现实状况。第五部分是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防范研究,包括第六、七、八章。第六章分别介绍了近三十年来各转型经济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和防范未来金融危机方面的经验教训,并系统地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给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带来的启示。第七章系统地提出了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思路与具体措施。第八章运用国内外宏观经济金融变量,构建了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1）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分业经营体制下金融系统性风险传染机制的分析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下,可以发现,分业经营的法律体系下,国际金融机构是金融系统性风险在国内各部门和国际间传染的主要媒介,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应该严格这些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精心选择了一组既能及时获得有效数据又能较为准确测度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指标,构建了中国金融压力指数,用以实时监测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3）以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同步变量构成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滞后的宏观经济变量、货币信贷变量、资产价格变量和相关经济大国的宏观经济变量为解释变量,运用逐步回归法建立了金融系统性风险最佳预测方程,从而构建起了金融系统性风险预警的合理、实用的指标体系。
肖健明[10]（2010）在《开放条件下我国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构建 ——以国际法与比较法为视角》文中认为如何在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上构建起既能够促进本国银行业发展、增强本国银行业的竞争力,又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流向本国银行业并有效防范银行业开放风险的法律体系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我国从1979年以来实施了一系列的银行业开放政策,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促进了我国银行业的发展。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银行业全面开放对我国而言可谓利弊参半。多元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更有效率的资本流动对促进中资银行国际业务的增加,推动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发展有着非常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全面开放的条件下,外资银行的大举进入会给我国银行业带来怎样的冲击?我国银行业如何防范国际资本大量涌入所带来的风险?我国的银行业的金融安全将受到怎样的冲击?我国应从哪些方面完善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以保障我国银行业的金融安全?这些问题都亟需解决。而本文将从银行业开放对银行业金融安全的影响着手,通过对国际组织及代表性国家与地区有关银行业金融安全的法律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法律角度全面剖析北欧银行危机与美国银行危机,并在全面论述对推进银行业开放、促进国际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协调起着重要作用的跨国银行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应如何构建完善的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导论,包括开放条件与银行业金融安全的基础理论,开放条件对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影响等。第二章是有关银行业金融安全的国际法律制度,对比分析了WTO、巴塞尔资本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有关银行业金融安全的国际法律制度,并以国际法为视角对此进行了全面分析。第三章是代表性国家和地区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通过对美、英、日三个发达国家和欧盟的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进行分析,总结分析经验,得出启示。第四章是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实例分析,该章对北欧和美国的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对银行危机爆发的原因从法律角度进行了全面分析。第五章是开放条件下完善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关键——跨国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研究,从跨国银行的基础理论、东道国的跨国银行市场准入法律制度、母国并表监管法律制度等方面对有关跨国银行的监管法律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第六章是我国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构建,从分析我国现行的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缺陷着手,对如何构建预防性、保障性、事后补救性的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二、加入WTO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及其防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WTO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及其防范（论文提纲范文）
（1）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分类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战略 |
| (二)战略竞争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 (一)对冲战略 |
| (二)竞争战略 |
| (三)鸵鸟战略 |
| (四)顺应战略 |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安全 |
| 二、GPA框架 |
| 三、政府采购 |
| 四、政府采购安全 |
| 第二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依据 |
| 一、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理论 |
| 二、国际贸易中国家利益理论 |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 四、政府干预经济理论 |
| 五、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构成及评价指标体系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构成的理论阐释 |
| 二、政府采购安全的实现路径 |
| 三、政府采购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作用机理与假说 |
| 一、政府采购制度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三、政府采购功能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四、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内在机理及假说 |
| 第二章 中国政府采购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建立与发展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演变历程 |
| 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运行流程 |
| 三、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 |
| 四、全链条的政府采购监管体制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发展现状 |
| 一、政府采购市场规模 |
| 二、政府采购市场结构 |
| 三、政府采购的主要模式 |
| 四、政府采购的常用方式 |
| 五、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采购功能现状及实践效果 |
| 一、政府采购资源配置功能效应 |
| 二、购买社会公平的政策功能效果 |
| 三、维护国家安全政策功能实践 |
| 第三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制度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目标价值的冲击 |
| 二、政府采购基本原则的冲击 |
| 三、政府采购适应范围的冲击 |
| 四、政府采购方式的冲击 |
| 五、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冲击 |
| 第二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市场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 |
| 二、政府采购的“本土偏好”程度 |
| 三、中国与GPA缔约方国际竞争力比较 |
| 第三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政策功能安全冲击 |
| 一、GPA规制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界定 |
| 二、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安排 |
| 三、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维度与程度 |
| 四、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的典型案例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原因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不完善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 |
| 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有限 |
| 四、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 |
| 五、政府采购国货意识谈薄 |
| 第四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问卷调查 |
| 一、调查问卷设计 |
| 二、开展问卷调查 |
| 第二节 调查问卷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特征分析 |
| 二、问卷的统计性描述 |
| 第三节 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 一、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 |
| 二、调查问卷的效度分析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一、基准模型设定 |
|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三、是否列入GPA清单的调节效应 |
| 四、联立方程实证检验 |
| 五、实证研究结论 |
| 第五章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制度体系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二、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建设 |
| 三、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制度 |
| 第二节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举措 |
| 一、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出价策略 |
| 二、以“国家安全”为由歧视其他国家产品 |
| 三、设置国际贸易隐形壁垒 |
| 四、GPA缔约方国政府采购市场实际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践 |
| 一、GPA缔约方中央采购实体的作用分析 |
| 二、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构成及分布特征 |
| 三、GPA缔约方实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具体措施 |
| 第四节 GPA缔约方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与制度体系 |
| 二、增强政府采购市场国际风险防范能力 |
| 三、注重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与GPA规制的契合 |
| 第六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目标定位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 |
| 二、政府采购安全具体目标 |
| 第二节 构建开放式现代化的政府采购制度 |
| 一、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三、规范政府采购管理制度 |
| 四、主动参与国际政府采购规制的制定 |
| 第三节 增强政府采购市场风险防范能力 |
| 一、合理调整GPA出价清单策略 |
| 二、积极开拓国际政府采购市场 |
| 三、提升本土企业跨国经营能力 |
| 四、培育政府采购国际化的专业人才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现策略 |
| 一、以问题为导向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进行顶层设计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施细则 |
| 三、设置“国货标准”等隐形贸易壁垒 |
| 四、恢复实施技术创新政策功能 |
| 结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1 |
| 致谢 |
（4）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核心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论 |
| 三、思维方法、创新与不足 |
| 四、论文的结构 |
| 第一章 企业国际化与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与跨国公司 |
| 一、企业国际化的特点 |
| 二、经济全球化是企业国际化的主要外部条件 |
| 三、跨国公司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及其初期实践 |
| 一、中国企业的早期海外拓展 |
| 二、“走出去”战略的提出 |
| 三、“走出去”战略的初期实践(2000——2010) |
| 第三节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进入新时代(2010-) |
| 一、后危机时代 |
| 二、“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打开新空间 |
| 第二章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风险 |
| 一、非政治风险 |
| 二、政治风险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二节 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与类型 |
| 一、“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全局性” |
| 二、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强烈政治性 |
| 三、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系统复杂性 |
| 四、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生成类型与严重危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战略风险 |
| 一、国际格局大变革带来企业战略风险 |
| 二、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若干形态 |
| 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海外战略风险比较 |
| 第三章 美国对华全面遏制与中国企业战略风险—以中兴通讯和华为公司为例 |
| 第一节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演变 |
| 一、美国对华战略敌视(1949—1971) |
| 二、美国对华战略接触与遏制(1972-2016) |
| 三、“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战略遏制(2017-) |
| 第二节 美国对中兴通讯的两次制裁 |
| 一、中兴通讯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一次制裁 |
| 三、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二次制裁 |
| 四、美国制裁中兴通讯的原因、影响和启示 |
| 第三节 美国对华为的全力“围剿” |
| 一、华为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孟晚舟事件”及其影响 |
| 三、美国遏制华为手机和5G业务全球拓展 |
| 四、华为反制美国打压与自强自卫的应对策略 |
| 第四节 美国对华遏制造成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新时代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原因 |
| 二、中兴通讯与华为公司应对美国打压政策比较 |
| 第四章 中国企业海外项目遭受的战略风险—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例 |
| 第一节 缅甸密松电站项目及其搁置 |
| 一、密松电站的设想与立项 |
| 二、密松电站项目的突然中止与长期搁置 |
| 第二节 密松电站项目战略风险的系统分析 |
| 一、缅甸国内复杂的政治社会因素 |
| 二、美西方因素与密松电站项目搁置 |
| 三、中方认识和处置密松电站战略风险之反思 |
| 四、“一带一路”倡议与密松电站项目 |
| 第三节 利比亚中企项目经受的战略风险 |
| 一、中国企业走进利比亚 |
| 二、“阿拉伯之春”与利比亚战乱 |
| 三、中企利比亚项目蒙受重大损失 |
| 第四节 中资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比较 |
| 一、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相似之处 |
| 二、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不同之处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对策 |
| 第一节 加强合规管理认清海外环境 |
| 一、中国企业要加强合规管理,提高国际化水平 |
| 二、认清东道国的政治状况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
| 三、认清中国对外投资国际背景的变化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应对海外战略风险的策略机制 |
| 一、战略风险预防性策略机制 |
| 二、战略风险分散性策略机制 |
| 三、战略风险补救缓解性策略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如何帮助企业管控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政府帮助“走出去”企业加强与东道国的互动 |
| 二、综合利用国内、国际双层法律手段防范战略风险 |
| 三、同东道国主要利益集团和民众建立友好和谐关系 |
| 结论 |
| 一、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是复杂的系统风险 |
| 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需要危机意识与复杂系统思维 |
| 三、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前景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我国银行对外开放与金融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 研究方案 |
| (一) 研究目标与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二)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 创新与不足 |
| (一) 本文的创新 |
| (二) 本文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 经济开放、金融开放与银行开放 |
| (一) 关于经济开放的研究 |
| (二) 关于金融开放的研究 |
| (三) 关于银行开放的研究 |
| 二、 对外开放条件下的银行稳定性 |
| (一) 关于银行稳定性内涵的研究 |
| (二) 关于银行稳定性衡量的研究 |
| (三) 关于维护银行稳定性措施的研究 |
| 三、 对外开放条件下的银行效率 |
| (一) 关于银行效率评估技术的研究 |
| (二) 关于银行效率高低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 四、 对外开放条件下的银行控制力 |
| (一) 关于银行控制力正面效应的研究 |
| (二) 关于银行控制力负面效应的研究 |
| 五、 对外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 |
| (一) 关于外资进入对金融安全的正面效应的研究 |
| (二) 关于外资进入对金融安全的负面效应的研究 |
| 六、 评论与本文的视角 |
| (一) 已有研究的不足 |
| (二) 本文的视角 |
| 第三章 银行对外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 |
| 一、 引言 |
| 二、 银行开放对金融安全影响的理论考察 |
| (一) 银行开放与金融安全关系的理论认识 |
| (二) 对已有理论认识的评价 |
| 三、 银行开放对金融安全影响的作用途径考察 |
| (一) 银行开放对金融安全的正向作用途径 |
| (二) 银行开放对金融安全的负向作用途径 |
| (三) 本文对银行开放影响金融安全的再认识 |
| 四、 银行开放影响金融安全的综合评价模型 |
| (一) 构建模型的基本思路 |
| (二) 理论模型 |
| 五、 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银行的对外开放及其测度 |
| 一、 引言 |
| 二、 经济、金融和银行对外开放 |
| (一) 开放经济与经济开放度 |
| (二) 金融开放与金融开放度 |
| (三) 银行对外开放与银行对外开放度 |
| 三、 我国经济开放度的测度 |
| (一) 我国经济开放度测算指标 |
| (二) 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的测算 |
| 四、 我国银行对外开放度的测度 |
| (一) 我国银行对外开放的发展阶段 |
| (二) 我国银行对外开放的现状 |
| (三) 测度指标的选取及权重确定 |
| (四) 测度模型构建与测度过程 |
| 五、 小结 |
| 第五章 对外开放条件下的银行稳定性 |
| 一、 引言 |
| 二、 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稳定性影响的争议 |
| (一) 外资银行进入是银行运行的“稳定器” |
| (二) 外资银行进入是银行危机的“加速器” |
| 三、 外资银行影响发展中国家银行稳定性的案例分析 |
| (一) 拉美金融危机中外资银行的影响 |
| (二) 亚洲金融危机中外资银行的影响 |
| (三) 俄罗斯及中东欧金融危机中外资银行的影响 |
| 四、 对东道国银行稳定性的综合效应 |
| (一) 对银行稳定性产生正负两种不同效应 |
| (二) 评价综合效应所用的方法——二元Logit模型 |
| (三) 影响东道国银行稳定性的背景因素 |
| (四) 外资银行进入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基于Logit模型的测度 |
| 五、 小结 |
| 第六章 对外开放条件下的银行效率 |
| 一、 引言 |
| 二、 银行效率评价体系分析 |
| (一) 银行外部效率评价体系 |
| (二) 银行内部效率评价体系 |
| (三) 银行效率评价体系述评 |
| 三、 对外开放条件下我国银行效率的测度 |
| (一) 基于财政部评价框架的外部效率测度 |
| (二) 基于DEA技术的内部效率测度 |
| 四、 我国银行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五、 小结 |
| 第七章 对外开放条件下的银行控制力 |
| 一、 引言 |
| 二、 我国银行控制力的初步评价 |
| (一) 我国政府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力度 |
| (二) 本国银行市场状况 |
| (三) 外资银行市场状况 |
| 三、 银行控制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 构建指标体系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 |
| (二) 银行控制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三) 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说明 |
| 四、 我国银行控制力评价：基于主成分分析法 |
| (一) 样本数据及处理 |
| (二) 评价过程与结果 |
| (三) 对一级指标的进一步分析 |
| 五、 小结 |
| 第八章 银行对外开放下我国金融安全综合评价 |
| 一、 引言 |
| 二、 开放经济下的“新金融安全观” |
| (一) 提出“新金融安全观”的必要性 |
| (二) “新金融安全观”的内涵 |
| 三、 银行后开放期中我国金融安全综合评价 |
| (一) 基于理论模型的金融安全评价 |
| (二) 基于“新金融安全观”的金融安全评价 |
| (三) 基于金融安全指数的综合评价 |
| 四、 中资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与我国金融安全——基于平安银行的案例分析 |
| (一) 平安银行引资概述 |
| (二) 平安银行引资前后经营绩效的对比 |
| (三) 与四家外资控制权不同的引资银行的对比 |
| (四) 引进战略投资者对金融安全的影响评估 |
| 五、 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建议 |
| 一、 主要结论 |
| 二、 对策建议 |
| 附录：第六章样本数据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
| 二、境内、外研究动态分析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部分 跨国公司及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第一章 跨国公司及其法律问题 |
| 第一节 跨国公司的发展与影响 |
| 一、跨国公司的界定 |
| 二、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 |
| 三、跨国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 |
| 第二节 跨国公司理论 |
| 一、跨国公司主要理论流派 |
| 二、跨国公司理论的法律因素 |
| 第三节 跨国公司立法 |
| 一、跨国公司(集团公司)对传统法律的挑战 |
| 二、境外跨国公司立法 |
| 三、中国关于集团公司和跨国公司的相关立法 |
| 第四节 跨国公司的主要法律问题 |
| 一、跨国公司的法律地位 |
| 二、跨国公司的法律结构和法律关系 |
| 三、跨国公司的公司治理 |
| 四、跨国公司的法律管辖冲突 |
| 五、跨国公司的法律责任 |
| 六、跨国公司的其他法律问题 |
| 第二章 跨境并购与跨国公司投资战略 |
| 第一节 并购与并购整合 |
| 一、并购的界定 |
| 二、并购的基本类型 |
| 三、并购整合 |
| 第二节 并购理论 |
| 一、西方主要并购理论 |
| 二、关于三种并购类型的理论 |
| 三、并购是否创造价值 |
| 第三节 跨境并购特点与驱动力 |
| 一、跨境并购的界定 |
| 二、跨境并购的特点 |
| 三、跨境并购的驱动力 |
| 第四节 跨境并购与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 |
| 一、跨境并购与国际直接投资 |
| 二、跨境并购与绿地投资 |
| 三、跨境并购与跨国公司非实体制造(NEMs) |
| 四、跨境并购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 |
| 第三章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第一节 跨境并购的历史回顾 |
| 一、并购的六次浪潮 |
| 二、跨境并购的发展轨迹 |
| 第二节 跨境并购的现状、特点和趋势 |
| 一、跨境并购的现状 |
| 二、当代跨境并购的主要特点 |
| 三、跨境并购的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跨国公司是跨境并购的主体 |
| 一、跨国公司是跨境并购的产物 |
| 二、跨国公司是跨境并购的主角 |
| 三、跨国公司是跨境并购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
| 第四节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管辖冲突及争端解决 |
| 一、关于兼并与收购法 |
| 二、跨境并购的准据法之选定 |
| 三、跨境并购的管辖权冲突 |
| 四、跨境并购的争端解决机制 |
| 第二部分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新动向及其法律分析 |
| 第四章 特殊目的公司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第一节 特殊目的公司(SPV)界定与地位 |
| 一、SPV的界定 |
| 二、SPV的法律地位 |
| 第二节 特殊目的公司(SPV)跨境并购的意义 |
| 一、SPV的经济意义 |
| 二、SPV的法律意义 |
| 第三节 可变利益实体(VIE模式)和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一、VIE模式的由来 |
| 二、VIE模式进入中国 |
| 三、VIE模式的结构 |
| 四、VIE模式的法律问题及风险防范 |
| 第四节 离岸公司的监管 |
| 一、离岸公司跨境并购的国际监管 |
| 二、欧盟和美国对离岸公司的监管 |
| 三、离岸公司注册地的监管 |
| 四、中国对离岸公司的监管 |
| 第五章 国有跨国公司的跨境并购 |
| 第一节 国有跨国公司解析 |
| 一、国有跨国公司界定 |
| 二、早期国有跨国公司与当代国有跨国公司的比较 |
| 三、公司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体 |
| 第二节 国有跨国公司重上历史舞台 |
| 一、国有跨国公司势头强劲 |
| 二、发展中国家国有跨国公司异军突起 |
| 三、国有跨国公司业务多元化 |
| 四、国有跨国公司成为争议焦点 |
| 第三节 国有跨国公司的法律问题 |
| 一、公司治理问题 |
| 二、市场准入和国家安全问题 |
| 三、公平竞争和反垄断问题 |
| 四、反海外腐败法适用问题 |
| 第六章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与并购融资 |
| 一、PE的界定 |
| 二、PE的特点 |
| 三、PE与VC的区别 |
| 四、PE的退出模式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的发展和影响 |
| 一、PE的由来和发展 |
| 二、PE在中国的高速发展 |
| 三、PE在并购融资中的积极作用 |
| 四、PE的消极影响 |
| 第三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助推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一、PE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联系 |
| 二、发展中经济体PE在跨境并购中的表现 |
| 三、PE参与的跨境并购的规模和分布 |
| 四、PE在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中扮演重要角色 |
| 第四节 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的法律规制 |
| 一、PE的组织结构 |
| 二、PE的常用法律条款 |
| 三、对PE的监管 |
| 四、进一步发展PE的建议 |
| 第七章 反海外腐败法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第一节 反海外腐败法(FCPA)解析 |
| 一、FCPA引人关注的背景 |
| 二、FCPA的主要禁止性规定 |
| 三、FCPA的约束对象 |
| 四、腐败的动机和有价物的定义 |
| 五、违反FCPA的后果 |
| 六、FCPA执法的趋势和积极的抗辩 |
| 第二节 反海外腐败法(FCPA)对并购交易的影响 |
| 一、FCPA带来的并购风险 |
| 二、FCPA凸显尽职调查的重要性 |
| 三、交割后合规整合的重要性 |
| 第三节 反海外腐败法(FCPA)尽职调查 |
| 一、FCPA尽职调查的重点领域 |
| 二、FCPA尽职调查的过程 |
| 三、FCPA尽职调查的程度 |
| 四、发现问题后的对策 |
| 第四节 反海外腐败法(FCPA)与基金并购和资产分拆 |
| 一、私募基金问题 |
| 二、资产分拆问题 |
| 第五节 反海外腐败法(FCPA)风险防范 |
| 一、跨国公司的反腐败责任 |
| 二、跨国公司跨境并购中的反腐败风险防范 |
| 三、反腐败与中国外资并购和海外并购 |
| 第八章 企业社会责任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 |
| 第一节 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全球化 |
| 一、CSR备受关注的背景 |
| 二、CSR的解读 |
| 三、中国企业的CSR |
| 四、CSR的全球认同 |
| 第二节 跨境并购中的企业社会责任(CSR) |
| 一、履行CSR促进跨境并购 |
| 二、漠视CSR对跨境并购的影响 |
| 三、跨国“责任投资”方兴未艾 |
| 第三节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分析 |
| 一、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范围和监督 |
| 二、CSR标准与国际投资政策 |
| 三、推进CSR标准发展的政策取向 |
| 第四节 企业社会责任(CSR)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
| 一、制定社会责任法规强化责任意识 |
| 二、引进国际标准倡导责任投资 |
| 三、借助专业公关公司改善中国企业海外形象 |
| 第三部分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规制 |
| 第九章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规制体系 |
| 第一节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规制的必要性 |
| 一、跨国公司跨境并购规制必要性和可行性 |
| 二、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监管的特点 |
| 第二节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国际监管体系 |
| 一、国际组织对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规制 |
| 二、区域性国家组织对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规制 |
| 三、双边合作对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规制 |
| 第三节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规制体系的新发展 |
| 一、国外关于外国投资的立法和监管的发展概况 |
| 二、国际投资保护协议领域的新发展 |
| 三、国际投资政策法规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
| 第四节 中国外资并购和海外并购监管体系 |
| 一、中国外资并购和海外并购的法制建设 |
| 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 |
| 第十章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与市场准入审查 |
| 第一节 产业政策和国际投资政策的互动 |
| 一、产业政策影响跨境并购 |
| 二、国家产业政策和外资政策的互动 |
| 三、国际投资协议中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的互动 |
| 四、产业和投资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市场准入限制的主要形式 |
| 一、市场准入限制是普遍现象 |
| 二、市场准入限制的不同方式 |
| 第三节 市场准入限制对跨境并购的影响 |
| 一、跨境并购前后市场准入的影响 |
| 二、跨国公司跨境并购与国有化 |
| 三、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的“国有化” |
| 第四节 完善中国的外资市场准入制度 |
| 一、中国外资并购市场准入制度概述 |
| 二、2011版产业指导目录的进步和不足 |
| 三、我国外资市场准入制度改进路径 |
| 第十一章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与反垄断审查 |
| 第一节 反垄断审查立法 |
| 一、反垄断审查的渊源 |
| 二、国外反垄断审查立法 |
| 三、中国反垄断法之经营者集中审查 |
| 第二节 跨境并购反垄断审查的实施 |
| 一、反垄断审查执法机关和执法模式 |
| 二、反垄断审查标准 |
| 三、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反垄断审查 |
| 第三节 反垄断审查域外效力和国际合作 |
| 一、反垄断审查的域外效力 |
| 二、反垄断审查的国际合作 |
| 三、反垄断审查作为投资保护主义的工具 |
| 第十二章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和国家安全审查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审查辨析 |
| 一、国家安全审查的由来 |
| 二、国家安全审查对象、范围和标准 |
| 三、国家安全审查的机关 |
| 四、国家安全审查的程序 |
| 五、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发展 |
| 第二节 国家安全审查对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影响 |
| 一、国家安全审查的必要性和影响 |
| 二、国家安全审查与市场准入 |
| 三、国家安全审查与反垄断审查 |
| 第三节 完善中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 |
| 一、增加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可预见性 |
| 二、确保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统一性 |
| 三、协调安全审查和产业发展战略 |
| 四、减少海外并购安全审查的风险 |
| 第四部分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防范和制度建设 |
| 第十三章 中国跨国公司海外并购战略 |
| 第一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 |
|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历史沿革 |
|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 |
| 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政策法律环境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和挑战 |
|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和特征 |
|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的挑战 |
| 三、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战略思考 |
| 第三节 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并购 |
| 一、培育精于海外并购的中国跨国公司 |
| 二、中国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其他方式 |
| 第四节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防范 |
|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的类型 |
|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防范机制 |
| 三、减少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的几点建议 |
| 第五节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规范 |
|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法律制度构建的指导原则 |
|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制度建设 |
| 三、加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战略调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银行并购反垄断管制与中国的管制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表目次 |
| 图目次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趋势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银行并购反垄断研究的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任务 |
| 二、 研究目标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主要创新之处 |
| 二、 论文尚存的不足 |
| 第二章 美国金融危机与银行并购反垄断 |
| 第一节 掠夺性借贷与美国金融危机 |
| 一、 “次贷”与掠夺性借贷 |
| 二、 掠夺性借贷与“次贷”危机 |
| 三、 掠夺性借贷与反垄断 |
| 第二节 金融业的二重性与美国金融危机 |
| 一、 金融业特性与金融管制 |
| 二、 金融管制与金融危机 |
| 三、 金融管制与管制俘获 |
| 四、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三节 银行并购与反垄断 |
| 一、 银行并购是否需要反垄断管制 |
| 二、 银行并购反垄断的经济学基础 |
| 三、 中国需要对银行业加强竞争性管制 |
| 四、 中国需要对银行并购进行反垄断管制 |
| 第三章 银行并购反垄断的机理与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银行并购反垄断的机理 |
| 一、 银行并购的负效应 |
| 二、 银行并购的正效应 |
| 第二节 银行并购反垄断的机制 |
| 一、 银行并购反垄断的相关市场界定机制 |
| 二、 银行并购市场力测定机制 |
| 三、 并购效应评估机制 |
| 四、 垄断缓释因素分析机制 |
| 五、 分拆机制 |
| 第四章 银行并购反垄断的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经济发达国家的银行并购管制 |
| 一、 美国对银行并购的管制 |
| 二、 澳大利亚对银行并购的管制 |
| 三、 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对银行并购的管制 |
| 四、 加拿大对银行并购的管制 |
| 五、 日本对银行并购的管制 |
| 第二节 新兴工业化国家对银行并购的管制 |
| 一、 韩国对银行并购的管制 |
| 二、 墨西哥对银行并购的管制 |
| 第三节 中东欧转轨经济国家对银行并购的管制 |
| 一、 波兰对银行并购的管制 |
| 二、 匈牙利对银行并购的管制 |
| 三、 捷克对银行并购的管制 |
| 第四节 银行并购管制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
| 一、 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银行并购管制上的比较 |
| 二、 经济发达国家之间对银行并购管制的比较 |
| 三、 经济发达国家银行并购的反垄断管制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五章 中国银行业并购反垄断的相关市场界定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 对相关产品市场的研究 |
| 二、 对相关地区市场的研究 |
| 第二节 对中国银行业相关市场界定的实证分析 |
| 一、 分析方法 |
| 二、 问卷调研 |
| 三、 对“群”产品市场的检验 |
| 四、 对企业相关市场的检验 |
| 第六章 银行并购的竞争效应 |
| 第一节 银行并购的单边效应：并购模拟方法 |
| 一、 并购模拟方法的起缘 |
| 二、 MSM 的假设 |
| 三、 MSM 的分析步骤 |
| 四、 MSM 分析中的需求函数 |
| 五、 MSM 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银行并购的协调效应研究：定量方法 |
| 一、 并购协调效应的研究综述 |
| 二、 协调效应的模拟：定量分析 |
| 第七章 外资银行在华并购的竞争效应及应采取的并购管制政策 |
| 第一节 外资银行在华并购的动机：发展中国家视角 |
| 一、 全球外资银行的发展概况 |
| 二、 外资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并购动机 |
| 三、 外资银行在华并购的动机 |
| 第二节 外资银行并购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
| 一、 外资银行并购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
| 二、 外资银行并购对中国的影响 |
| 第三节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竞争效应：实证分析 |
| 一、 银行竞争的相关文献综述 |
| 二、 模型与数据 |
| 三、 中国银行业的长期均衡性竞争检验 |
| 四、 外资银行进入的竞争效应分析 |
| 第四节 对外资银行并购的管制政策 |
| 一、 外资银行在华并购现状与中国反垄断管制缺陷 |
| 二、 美国对外资银行并购的反垄断管制及对中国的启示 |
| 三、 对外资银行并购实施反垄断管制的难点与对策选择 |
| 第八章 中国银行业并购反垄断的政策设计 |
| 第一节 中国银行业并购反垄断的政策设计 |
| 一、 银行并购反垄断机构的设置 |
| 二、 银行并购反垄断的原则、标准与目标 |
| 三、 银行并购申报制度 |
| 四、 银行并购的竞争评估制度 |
| 五、 银行并购救济制度 |
| 六、 银行并购的适用除外和域外适用制度 |
| 第二节 中国银行业的竞争政策设计 |
| 一、 健全中国银行业竞争政策的必要性 |
| 二、 银行业的竞争政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 美国金融危机中对倒闭商业银行的处理 |
| 附录 2 2008 年金融危机中全球金融机构的损失 |
| 附录 3 对银行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研究的讨论 |
| 附录 4 对美国银行收购波士顿舰队金融公司引起的社会成本的讨论 |
| 附录 5 银行业互动参数与市场力 |
| 附录 6 自身传递率的说明 |
| 附录 7 Daljord 等对总转换率方法的修正 |
| 附录 8 对美国银行并购管制权威竞争评估的比较 |
| 附录 9 欧盟各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指标 |
| 附录 10 不同需求函数下的单边效应预测 |
| 附录 11 外资银行在各国银行中的占比 |
| 附录 12 运用 PR 模型分析银行业市场结构的主要文献 |
| 附录 13 国内外学者计算 H 统计值使用的因变量 |
| 附录 14 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和监管合作协议一览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 附件 |
| 武汉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信息 |
（8）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学者的研究 |
| 1.2.2 国内学者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4 创新与不足 |
| 2 相关理论综述 |
| 2.1 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相关理论 |
| 2.2 有关贸易自由化与产业安全问题的理论 |
| 3 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 |
| 3.1 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 |
| 3.1.1 国际贸易增长趋势 |
| 3.1.2 国际贸易格局变化趋势 |
| 3.1.3 国际贸易主体变化趋势 |
| 3.1.4 国际贸易结构变化趋势 |
| 3.1.5 国际贸易政策变化趋势 |
| 3.2 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取向 |
| 3.2.1 贸易自由化的基本特征 |
| 3.2.2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进程 |
| 3.2.3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取向 |
| 3.3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影响与推动 |
| 3.3.1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贸易规模的影响 |
| 3.3.2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差额的影响 |
| 3.3.3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安全的影响 |
| 4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 |
| 4.1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4.1.1 贸易自由化促进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的路径 |
| 4.1.2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影响 |
| 4.1.3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
| 4.1.4 产业国际竞争力、产业安全与贸易自由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
| 4.2 贸易自由化影响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路径 |
| 4.2.1 经济制度环境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 |
| 4.2.2 市场竞争环境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 |
| 4.2.3 贸易环境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 |
| 4.2.4 金融环境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 |
| 4.3 WTO相关机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 |
| 4.3.1 WTO与产业安全相关机制 |
| 4.3.2 WTO相关机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维护 |
| 4.3.3 发达国家滥用WTO相关机制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 |
| 4.4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 |
| 4.4.1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点 |
| 4.4.2 《服务贸易总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
| 4.4.3 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表现 |
| 4.4.4 服务贸易自由化影响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路径 |
| 4.4.5 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以金融业和电信业为例 |
| 5 发达国家贸易政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 |
| 5.1 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 |
| 5.1.1 管理贸易成为对外贸易政策的主导内容 |
| 5.1.2 新形式的贸易壁垒成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 |
| 5.1.3 采取多种方式积极鼓励出口 |
| 5.1.4 倡导“公平贸易”和“对等贸易” |
| 5.1.5 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
| 5.2 技术性贸易壁垒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 |
| 5.2.1 技术性贸易壁垒阻碍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 |
| 5.2.2 技术性贸易壁垒使发展中国家出口成本增加 |
| 5.2.3 技术性贸易壁垒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相关产业构成控制 |
| 5.2.4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波及和连锁效应使发展中国家损失扩大 |
| 5.2.5 技术性贸易壁垒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 |
| 5.3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 |
| 5.3.1 给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产品出口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
| 5.3.2 可能阻碍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 |
| 5.3.3 可能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 |
| 5.4 劳工标准贸易壁垒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 |
| 5.4.1 劳工标准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规模 |
| 5.4.2 劳工标准贸易壁垒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成本 |
| 5.4.3 劳工标准贸易壁垒阻碍外商直接投资 |
| 5.5 发达国家不公平竞争行为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 |
| 5.5.1 发达国家农产品补贴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 |
| 5.5.2 发达国家倾销行为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 |
| 6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维护产业安全的举措 |
| 6.1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韩国维护产业安全的举措 |
| 6.1.1 韩国的政策调整及其对产业发展的促进 |
| 6.1.2 韩国对重要产业的保护和扶持 |
| 6.2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印度维护产业安全的举措 |
| 6.2.1 印度的政策调整及其对产业发展的促进 |
| 6.2.2 印度对重要产业的保护和扶持 |
| 6.3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墨西哥维护产业安全的举措 |
| 6.3.1 墨西哥的政策调整及其对产业发展的促进 |
| 6.3.2 墨西哥对重要产业的保护和扶持 |
| 6.4 韩国、印度、墨西哥维护产业安全的经验 |
| 6.4.1 实行渐进有序的贸易自由化 |
| 6.4.2 保护和扶持需与产业结构升级相结合 |
| 6.4.3 完善国内相关法律体系 |
| 6.4.4 形成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有效互动机制 |
| 6.4.5 灵活运用多边贸易规则 |
| 6.5 韩国、印度、墨西哥维护产业安全的教训 |
| 6.5.1 贸易自由化进程过快不利于产业发展 |
| 6.5.2 国家过度干预带来负面影响 |
| 6.5.3 过分依赖国外市场构成产业安全隐患 |
| 7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的产业安全 |
| 7.1 中国的产业结构与产业安全 |
| 7.1.1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与问题 |
| 7.1.2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产业结构问题对产业安全的负面影响 |
| 7.2 中国的农业产业安全问题 |
| 7.2.1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农业产业安全状况 |
| 7.2.2 “入世”给农业产业安全带来的挑战 |
| 7.2.3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问题 |
| 7.2.4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对策 |
| 7.3 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安全问题 |
| 7.3.1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制造业产业安全状况 |
| 7.3.2 “入世”给制造业产业安全带来的挑战 |
| 7.3.3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制造业产业安全的问题 |
| 7.3.4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制造业产业安全的对策 |
| 7.4 中国的服务业产业安全问题 |
| 7.4.1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服务业产业安全状况 |
| 7.4.2 “入世”给服务业产业安全带来的挑战 |
| 7.4.3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服务业产业安全的问题 |
| 7.4.4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对策 |
| 8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政策建议 |
| 8.2.1 充分利用WTO多边贸易规则 |
| 8.2.2 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 |
| 8.2.3 构建和完善维护产业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
| 8.2.4 建立符合国情的产业安全管理体制 |
| 8.2.5 建立完善的产业安全预警机制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及其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定义 |
| 1.2.2 关于金融系统性危机生成机制 |
| 1.2.3 关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测度 |
| 1.2.4 关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跨国传染 |
| 1.2.5 关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防范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2. 金融系统性风险与防范概述 |
| 2.1 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概念 |
| 2.1.1 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界定 |
| 2.1.2 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特征 |
| 2.1.3 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分类 |
| 2.2 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生成与传染 |
| 2.2.1 金融系统性风险产生的原因 |
| 2.2.2 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生成机制 |
| 2.2.3 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制 |
| 2.3 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防范 |
| 2.3.1 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事前防范 |
| 2.3.2 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管理 |
| 2.4 本章小结 |
| 3. 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现状 |
| 3.1 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现状 |
| 3.1.1 我国经济发展现状 |
| 3.1.2 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现状 |
| 3.2 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现状 |
| 3.2.1 冲击因素分析 |
| 3.2.2 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潜在传染性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性机制研究 |
| 4.1 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传染性特征的理论分析 |
| 4.1.1 金融系统性风险传染机制的分析框架 |
| 4.1.2 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传染的潜在路径 |
| 4.1.3 弹性与风险传染强度 |
| 4.2 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传染机制的实证分析 |
| 4.2.1 实证研究设计 |
| 4.2.2 变量的计量检验与分析 |
| 4.2.3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4.2.4 VEC模型参数估计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 4.2.5 结论 |
| 5. 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测度 |
| 5.1 金融压力指数相关文献回顾 |
| 5.2 我国金融压力指数的构建 |
| 5.2.1 我国金融压力指数的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5.2.2 我国金融压力指数的构建及金融压力时期的识别 |
| 5.3 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实证分析 |
| 5.3.1 我国金融压力指数的实证结果 |
| 5.3.2 我国金融压力时期识别的实证结果 |
| 5.3.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与控制的国际经验 |
| 6.1 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总结与比较 |
| 6.1.1 拉美债务危机 |
| 6.1.2 墨西哥金融危机 |
| 6.1.3 东南亚金融危机 |
| 6.1.4 俄罗斯金融危机 |
| 6.1.5 美国次贷危机 |
| 6.1.6 各类危机的原因总结与比较 |
| 6.2 化解金融系统性危机的国际经验 |
| 6.3 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国际经验 |
| 6.3.1 银行系统性风险防范的金融安全网 |
| 6.3.2 限制财务风险暴露程度、提高透明度与严格市场纪律 |
| 6.3.3 建立系统性风险预警体系和金融综合监管体系 |
| 6.3.4 建立国际标准和准则 |
| 6.3.5 确保市场流动性,防止金融恐慌 |
| 6.3.6 建立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 |
| 7. 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一):思路与措施 |
| 7.1 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监管与控制的总体思路:建立全程、全面、有重点的风险监控体系 |
| 7.1.1 预防为主,控制与化解为辅,建立金融系统性风险全程监控体系 |
| 7.1.2 银行与市场并重、建立综合金融监管体系 |
| 7.1.3 加强国际合作,防范危机跨国传染风险 |
| 7.1.4 关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 |
| 7.2 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监管与控制的具体措施 |
| 7.2.1 建立全程监控体系的具体措施 |
| 7.2.2 建立综合金融监管体系的具体措施 |
| 7.2.3 建立国际合作机制的具体措施 |
| 7.2.4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措施 |
| 7.3 小结 |
| 8. 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二):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 |
| 8.1 相关文献回顾 |
| 8.2 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 |
| 8.2.1 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 |
| 8.2.2 模型构建与实证结果分析 |
| 8.2.3 结论 |
| 8.3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开放条件下我国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构建 ——以国际法与比较法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论题的提出 |
| 二、论题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开放条件与银行业金融安全综述 |
| 一、开放条件与金融安全 |
| 二、银行业开放与银行业金融安全相关问题综述 |
| 三、我国银行业金融开放的历程与特征 |
| 第二节 开放条件对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影响 |
| 一、开放条件对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的影响 |
| 二、金融开放对我国银行业风险防范法律制度的影响 |
| 第二章 有关银行业金融安全的国际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WTO框架下的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 |
| 一、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调整范围 |
| 二、WTO中GATS确立的金融服务的法律原则 |
| 第二节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
| 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 |
| 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有关银行业金融安全的法律分析 |
| 第三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 |
| 一、监督机制的演进 |
| 二、监督方式 |
| 三、政策透明度和资本流动的监督机制 |
| 四、金融部门稳定性监督 |
| 第四节 银行业金融安全国际法律制度之分析 |
| 一、现行银行业金融安全国际法律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
| 二、银行业金融安全国际法律制度的完善 |
| 第三章 代表性国家和地区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研究 |
| 第一节 代表性国家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 |
| 一、美国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分析 |
| 二、英国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分析 |
| 三、日本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分析 |
| 第二节 代表性区域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分析 |
| 一、欧盟基本的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 |
| 二、欧盟银行业金融安全的法律原则 |
| 第三节 对完善我国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启示 |
| 一、加强不同监管部门的协调与沟通,为统一监管建立架构 |
| 二、及时完善金融安全监管手段,注重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规制 |
| 三、加强对外资并购中资银行的引导和监管 |
| 四、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
| 五、建立危机银行退出机制 |
| 第四章 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实例分析 |
| 第一节 北欧银行危机 |
| 一、20世纪80年代初的北欧银行业 |
| 二、1980-1990年北欧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变化 |
| 三、北欧对银行危机解决措施的法律分析 |
| 第二节 2008年-2009年的美国银行危机 |
| 一、2008年前美国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与北欧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对比 |
| 二、美国为解决银行危机对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调整 |
| 第三节 对北欧银行危机与美国银行危机的法律分析 |
| 一、银行危机爆发的原因 |
| 二、对完善我国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启示 |
| 第五章 开放条件下完善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关键——跨国银行监管 |
| 第一节 跨国银行监管的理论基础 |
| 一、跨国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 |
| 二、东道国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国际法依据 |
| 三、母国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国际法依据 |
| 第二节 东道国对跨国银行的市场准入监管 |
| 一、跨国银行准入的形式 |
| 二、跨国银行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的比较分析 |
| 三、我国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有关跨国银行准入监管的法律分析 |
| 第三节 母国对跨国银行的并表监管 |
| 一、母国对跨国银行并表监管 |
| 二、母国并表监管有效实施的法律要素 |
| 三、母国并表监管实施的法律问题 |
| 四、我国跨国银行母国并表监管法律制度分析 |
| 第六章 我国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构建 |
| 第一节 我国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现状与缺陷 |
| 一、中国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现状 |
| 二、中国现行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缺陷 |
| 第二节 构建完善的银行业预防性金融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
| 一、银行业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 |
| 二、我国中资银行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三、我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
| 第三节 构建完善的银行业保障性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
| 一、完善我国银行业信息披露法律制度 |
| 二、构建完善的银行业金融安全信用保障法律制度 |
| 第四节 构建完善的银行业事后补救性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
| 一、构建完善的银行金融危机预警机制 |
| 二、构建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 |
| 三、构建完善的最后贷款人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加入WTO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及其防范（论文参考文献）
- [1]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2]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3]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D]. 张堂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4]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D]. 李国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5]我国银行对外开放与金融安全研究[D]. 曾令美.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
- [6]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法律问题研究[D]. 王仁荣. 复旦大学, 2012(02)
- [7]银行并购反垄断管制与中国的管制政策研究[D]. 王国红. 武汉大学, 2012(07)
- [8]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问题研究[D]. 王晓妍. 东北财经大学, 2012(06)
- [9]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及其防范研究[D]. 赖娟. 江西财经大学, 2011(06)
- [10]开放条件下我国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构建 ——以国际法与比较法为视角[D]. 肖健明. 武汉大学, 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