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文学主体性的回归——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张力

一、论新时期文学主体性的回归——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论文文献综述）

杜玉洁^[1]（2021）在《“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千禧一代”是指1982年至2000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出生于20世纪时未成年,在跨入21世纪以后达到成年年龄,与文学代际中的“80后”、“90后”几乎重合。“千禧一代”作家群是中国新世纪以来出现的重要创作群体,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千禧一代”以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和极具先锋性的文学审美范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恰逢新千年中国社会进入经济发展的高速期,社会文化的巨变、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交融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革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了突破与尝试,在短短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取得了颇为丰厚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涵盖了青春文学、纯文学、网络文学等多种创作类型,小说创作主题也涉及校园恋情、都市婚恋、城乡对立、家族变迁、言情穿越、科幻未来等。“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写作已经从单一的成长视角转向多元丰富的创作视野,无论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新媒介网络写作的创新还是对女性文学的发展,都逐渐趋于成熟。本论文以“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该群体的创作特质和创作类型,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展开主题研究,挖掘“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立场和人文关怀,探寻作品中的美学意识和文学性,纵观“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媒介性别视域下的女性主义立场,发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展望“千禧一代”女作家未来的创作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文学景观的生成与其所处时代密切关联,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文学与资本联姻,写作市场的红利催熟了一代青年作家,“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开放的社会语境和多元的文化视域中有了更多自我言说的机会。她们在享受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似的时代症候,和平年代的历史感的缺失和不可言说的生存困境成为这一代人的精神之殇。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千禧一代”女作家走过了被质疑被批判到被认可被接受的发展历程,由青春文学过渡到纯文学、畅销文学和网络文学,“千禧一代”的创作一直努力从边缘走向中心。“千禧一代”女作家最开始受到关注是从“青春文学”开始,在这一时期,“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尚处在萌芽阶段,创作内容主要是青春期个性的表达,青年亚文化、“玉女”写作以及校园写作是这一时期的创作关键词。随着“千禧一代”女作家的成长成熟,她们的创作由个体转向社会,从城乡世界、婚恋生活、家族变迁窥探时代脉搏下的中国社会现状,“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纯文学写作也逐渐得到权威学界的认可。在网络文学和类型写作风靡的21世纪,“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女性向”网络文学写作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网络文学的IP热潮也为网络言情小说提供了新的写作思路和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审美范式。其作品中的语言修辞,包括流行语言的运用、网络语言表达策略和语言形式的建构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质。“千禧一代”女作家对跨媒体叙事中的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叙事手法的运用也适应了大众娱乐的审美追求。“千禧一代”女作家所运用的新的文学创作方式和在新媒体时代形成的独特文学经验使文学写作更注重读者与作者的交互性,这种新的文学表现模式催生了新的文学创作方向,在尊重传统文学创作的同时,文学作品也成为作者与读者共同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场域建构也反映出时代与历史的镜像,从这一代作家自身的成长来看,“千禧一代”女性作为新时代独立女性与青年知识分子,并非缺乏历史感,而是在时代喧嚣中成为了旁观者和多余人。她们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现象,包括代际冲突、生态环境、家庭伦理、职场生存等成为现代人普遍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作为最年轻的女性创作群体,“千禧一代”女作家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千禧一代”女作家通过身体写作、两性叙事以及女性命运探析,在创作中不自觉表露出的女性立场,现代社会让女性拥有了更多身份,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中被遮蔽、被命名,她们的生存境遇被青年女作家所关注。“千禧一代”女作家试图通过网络书写打破女性作为客体和他者的窘境,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女性的欲望表达、主体意识、生命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不同的表达。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当下,女性的生存空间已不再单纯来自男性的挤压,而是受到社会发展、技术变革、环境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现代人类生存的诸多挑战面前,“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具有超性别的勇气和格局,能够关注到性别之外的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

楠丁^[2]（2021）在《中国新时期以来文论语境下的文学主体性理论研究》文中提出文学主体性理论是我国新时期文论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它的提出及其引发的争论乃至它的创新和发展都与我国新时期的文论语境息息相关。在一元化文论语境中,人的重新发现成为主流思潮,文论界急需一个不同于机械反映论的新思路。刘再复首倡的文学主体性理论通过对主体的个体性、精神性和能动性的强调对机械反映论进行了冲击。然而,还未独立分化的语境现状导致文学主体性理论对西方文论和传统文论的某些概念和范畴进行了不当运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使得文学主体性理论在拨正机械反映论对客体的过度强调时,又将主体作用进行了夸大。因此,文论界展开了对文学主体性理论的论争,论争的实质是其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的关系。在多元化文论语境中,文论形成了多元分立的态势,学者们对文学主体性理论的研究也产生了变化:研究视角从其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关系的研究转向对其内部结构的研究;研究态度也从八十年代激烈热忱的论争性态度变为冷静审慎的学术性态度。此外,理论家还对西方文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进而拨正了文学主体性理论对一些西方文论概念和范畴的不当运用。在对话性文论语境中,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理论家们开始关注各个文论的互动和对话,特别是中西文论的互动对话。他们试图将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结合起来,从而建构符合新语境的文论结构。其中,学界对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超越了文学主体性理论的主客对立思维模式,从主体间的关系去建构的文学主体间性理论;二是超越了文学主体性理论对主体精神感性价值的过度强调,以融合了感性和理性的人文精神为核心的新理性精神。

汪大贺^[3]（2020）在《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文中研究说明1977——1993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转型时期,也是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繁盛期。“文革”结束后,政治话语赋予了知识分子“人民”身份,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知识分子力图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成为启蒙话语和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从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开始,知识分子试图寻求独立的介入立场和思想话语。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发生,体现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政治依附性,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艰难探索。但历史并没有给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发展以充分的空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理想人性的探寻被商品社会的现实所击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也逐渐跌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中心——边缘”的位移,知识分子话语表现为从重建主体的普遍共识到多元分化的过程。以人性、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追寻逐渐让位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崇高和理想淹没于日常,生命深处的价值探寻被过度释放的欲望叙事所遮蔽,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泯然于众。本文以1977——1993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具体文本多重视角出发,探讨现代化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文化/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剖析知识分子精神变迁的制度性、结构性力量,并从理论探索和文本表现两个层面,呈现出知识分子主体重建与失落的历史脉络。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身份和话语论,主要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体身份的形成和主体理论话语建构的历史进行剖析。“文革”结束后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是知识分子主体地位形成的根本因素,也是知识分子题材热形成的直接原因。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观念、表现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与政治话语的设定高度呼应。但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图解政治,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论争体现了知识分子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努力。知识分子首先突破了“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力图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人性、共同人性和共同美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为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开辟了道路。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道主义的讨论被迫中止,但知识分子追求主体性的脚步并没有停止。随后发生的文学主体性讨论,是把人道主义问题美学化的一次话语实践。知识分子试图以“美的自由王国”来规避主体话语探索的风险,并以文学主体性来承载人的主体性,以继续实践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化日益凸显。王蒙“躲避崇高”论的抛出,点燃了知识分子积攒已久的情绪,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化极为明显:人文精神提倡者,也是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坚守者,依然倡导终极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力,并试图以反物化的启蒙来维系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主体地位;而反对者则以历史经验主义的乐观和后现代的反宏大叙事立论,批评人文精神提倡者主体梦想的虚妄和“知识——权力”的潜在意识。躲避崇高、消解神圣、逃避理想既是他们反对主体性的话语武器,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理想主义和主体想象分化、破灭的典型体现。这次讨论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最后一次为主体性展开的讨论,以此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文学的中心地位成为时代的背影,淹没在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下编为观念和形象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叙事经历了主体重建和跌落的“三部曲”。在第一个转型期,即“文革”结束至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以神圣受难者形象回归文学现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苦难历史的审美化、神圣化叙述,确证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启蒙身份的合法性,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完成了主体重建的第一步;随后,知识分子叙事以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为主旨,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爱情伦理、性的书写和生命意识得以复苏和高扬,文学中的人性话语日渐丰富和深入,形成了主体性实践探索的高潮;而在第二个社会转型期,即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和思想产生了分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文化冲击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想象,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中,理想主义和昂扬斗志消退,过度释放的欲望展现了人性之恶,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冲突中呈现出精神上无所寄托的漂浮状态。同时,知识分子此前热切渴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现实,但经济发展与精神跌落的巨大反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化的焦虑。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观念和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体性泯然于众,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理性精神日渐跌落。

严毓棋^[4]（2020）在《弃权者的权利 ——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试图弥合格非研究中先锋批评与知识分子写作批评之间的割裂,还原格非迄今三十年的完整写作历程,分析格非的写作之于当代生活的意义。格非的写作中包含着对自我与历史关系的思考与表达,是为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包含着格非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认知及构成这一状态来由的追溯,更包含着对这一状态的超越意图。由此格非的写作作为个人主体的行动构成了对历史进程的介入力量。基于此种判断,本研究依据自然时间对格非的写作历程分段,通过对各时期格非作品的细读与思想状态的一般把握,勾连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呈现格非小说历史意识的发展过程。格非80年代小说以先锋形式实验闻名,其短篇小说写作表征了一代人呼之欲出的自我意识与对既定历史叙述的挑战精神。而90年代的长篇小说写作构成了对前一时期的反题,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与外部局势的变化拓展了格非历史意识的结构,他将自我置于更大的历史格局中思考后,感知到的是一个无力的个人。对这种失败体验的接受构成了新世纪以来格非历史意识与写作的起点,格非将自己置于一种弃权者的状态下重新思考和写作历史。格非不再将自我定义为先验的或必须完成的终极,而是以对话的姿态面向历史,始终保持自我与历史的紧张思考。这样的思考尽管有行动力不足的隐患,但足以为人们反思当下生活提供启迪。

邱丹^[5]（2020）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景观,它是新时期语境下西方文化刺激与文学审美现代性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先锋小说通过对宏大话语与叙事成规的颠覆,创造了全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手法及语言体验,为小说本体的回归创造了可能。这场带有审美哗变色彩的叙事美学变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非凡。而传统文学资源作为先锋小说变革的重要参照体系,其脉流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先锋叙事中,并参与着先锋话语的建构。可以说,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不仅仅有反叛,同样包蕴着继承与转化。本论文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先锋小说特质,阐明传统与传统文学相关理论,深入探究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反叛与继承的艺术呈现,挖掘先锋与传统、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探寻中国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价值与不足。这也是新世纪对先锋小说的再思考,对先锋小说处理中西方文学资源关系的再思考,以期发掘共通性的学理性特征,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参考。首先,论文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语境,阐释西方先锋派与中国先锋派的差异,并明确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特质。中国先锋派文学发生在文学断裂之后,经由了从舶来到消融本土的整合,作为带有现实焦虑的形式变革,它不像西方先锋派文学那样激进、深刻,更倾向于“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变革。在中国先锋小说发展的浪潮中,“先锋”的释义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对先锋作家与先锋小说进行整体剥离与指认,对于先锋小说相关问题的阐述与论证,至关重要。其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超越是通过对传统文学观念、主题话语、叙事策略等方面的多重变革实现的。由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变奏异调,就需要对“传统”“传统文学”“文学传统”等概念进行有力地阐释与辨析,并把握传统文学的主题、故事、形象及时间等叙述内容与叙事层面所呈现的美学特征,探寻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现实、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社会功能等方面所体现的传统文学观念,为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做好铺垫。再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转化,呈现了从不自觉借鉴到自觉汲取的发展线索。将先锋小说整体性作为考量时,不能忽略传统文学资源从“潜在”资源转向“显在”资源的原因,这是由传统文学本身、先锋文学本身、语境变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也体现先锋作家在中西方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对资源突围与认知方面所进行的调整与变化。正是由于传统文学中叙事传统在题材类型与叙事技艺上的精妙之处,抒情传统在情感抒发与诗词意象运用上的独到特色,才使得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从叙述内容到叙事方略的继承与转化成为可能。另外,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叙述内容与叙事方略等方面的择取与拓新,呈现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融合的审美特点。先锋小说在反叛传统文学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学中一些经典的题材类型、文学母题、精湛的叙事手法还是有所保留、有所继承、有所转化。先锋小说呈现了对侠义公案、才子佳人、武侠江湖、历史家族等题材类型的吸纳与超越;对“命运”“神秘”“地域”等传统母题的延揽与新构;还呈现了对“故事套故事”“旧瓶新酒”“借笔墨拈出”“以虚构补充”“故事新编”等故事处理方式的延续与新变;对传奇人物、传奇情节及异端境界等传奇叙事手法的吸纳与转化。同时,由于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文化母语的潜在记忆与惯性作用、传统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等因素,先锋小说在自然景物类词汇、意象类词汇词义、诗词歌赋、诗性语言等方面也呈现了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汲取与新变。最后,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反叛与继承的总体向度上,对先锋小说资源转化中遇到的问题与突围的策略进行了问题求解性的探索,阐明传统与先锋之间带有悖论性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辩诘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先锋小说的创作路径,也引发了文学创作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学资源”,如何处理多种创作资源、多种创作手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先锋小说在创作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多种美学力量碰撞所产生的审美张力,它在对传统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体认与反思,其所生成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缺憾无疑对当下乃至未来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传统文学资源庞大、多元、驳杂,有很多“生机”可待挖掘。虽然先锋小说深受西方文学影响,但传统作为血液中不可抗拒的因子,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先锋小说的创作。反过来,丰饶的传统也在先锋小说的创造性转化中得以赓续、绵延。未来文学的方向,不仅要放眼世界,也要彰显民族文学的文化气韵,在超越中确立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唯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在接收新知与转化传统中不断延续、不断生长。

田瑞峰^[6]（2020）在《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及其时代接受研究》文中提出梁实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个性的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位具有较大争议的批评家。在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梁实秋总是以反时代主潮的面貌出现,成为特殊年代的另类,因而总遭到时代主流批评家的批判。在五四自由,启蒙的时代浪潮中,梁实秋高举带有古典主义倾向的人性不变论对五四文学中充满个性气息的文学展开批判,强调理智节制情感,主张自我节制;在革命文学风起云涌的年代里,梁实秋主张人性是文学的本体,强调文学的功用以表现人性为主,反对革命文学狭隘的文学宣传论;在三十年代阶级矛盾日益紧张的年代里,梁实秋主张超阶级的文学,人性超阶级性,因而遭到革命阶级文学论的批判;面对大众化文学潮流倾向,梁实秋主张精英文学论,因此,梁实秋成为了革命文学的敌人。他的“与抗战无关论”更是遭到了抗战文学作家的坚决反对,成为时代潮流的逆行者。新时期以来,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获得了相对客观的评价,人们重新发现了梁实秋文学观念的价值,针对这一变化,笔者试图分析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在中国现代文学以来,其曲折命运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对象的价值及方法。第一章主要叙述了时代背景中梁实秋对古典人性论的选择,共分为三节。第一节分析了梁实秋人性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包括人的发现的思想潮流、西学东渐的学习倾向以及现代时期矛盾重生的社会现实。第二节主要分析了梁实秋对西方古典主义思想的吸收,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及其理性观、阿诺德的基本情感论以及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第三节从主观因素分析了人性论文学观形成的关键,包括保守稳重的性格因素以及传统儒家观念的思想基础。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内涵,其核心思想为文学的本体是永恒的人性,包括三小节。第一节为文学是人性的产物。因为人性具有普遍性,所以文学是对理想人性的模仿。理性是人性的中心因而文学需具有理性的制裁,且人性具有不变性,因此梁实秋认为文学具有永久性。第二节阐述了文学的人生立场,因为情感具有深刻性,文学具有严肃性;人性具有道德性,因而文学具有伦理的功用;且人性的表现形式不同,文学创作具有自主性。第三节主要阐述了梁实秋对文学纯粹性的追求,文学不应过多地涉及政治,同时文学具有精英性且文学不以表现现实为目的的特点。第三章分析了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斗争背景下遭到批判的现实情况。第一节分析了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的接受时代背景,其总的特点是斗争。第二节分析了时代主潮对其的批判,包括对其超阶级人性论、天才人性论以及文学以表现人性为目的功用论的批判。第三节分析了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笔者将其归结为误读——文学论争中革命文学作家对其人性论内涵的误读。第四章分析了新时期以来在文学视角下对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的合理审视。第一节为时代接受背景的分析主要包括文学从属于政治观念的废除、人性人道主义观念的复苏以及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影响。第二节阐述了其人性论文学观接受的曲折历程。第三节分析了这一转变的原因,包括新时期“文学是人学”这一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批评家主体性的重新回归,同时也是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中本身人文价值意义的再现。第五章笔者从文学接受场域的角度分析梁实秋及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在现代时期遭到相似命运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梁实秋人性论理论本身所存在的悖论,其人性论具有浓重的抽象人性的特点,以及中西文化融合中的不可调和的理论矛盾。另一方面,从接受场域来说,中国三十年代的社会现实文学总体上是趋向大众化、集体化的趋势,自由主义文学的个人性,自我性与时代潮流相悖;最后,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场域存在着革命文学具有绝对话语权的现实,由此而生的革命文学对其他自由主义文学观念的误解也是自由主义文学遭到批判的原因所在。

姜晓梅^[7]（2020）在《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着力探讨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的关系。通常意义上我们习惯把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先锋写作当作80年代特殊时代语境与文学前提应运下的产物。它面对的是80年代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走向世界的共同理想,承继的是自意识流小说、寻根派、现代派等的艺术探索。它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经验的借鉴和学习使它不自觉地打上了西方、外来的烙印。而当先锋作家们慢慢退去形式实验的热情,尤其是后期向传统回归之后,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江南作家身份以及他们精神深处所潜藏的江南文化基因从早期形式实验、学习西方的热忱的压抑中浮现出来。在江南文化独特的文化精神——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催化、引导下,通过感觉这一中间桥梁,驱动着苏童、叶兆言、格非由早期不断向着临界感觉逼近的形式实验向着具有中国古典美学韵味的传统的回归。不仅如此,苏童、叶兆言、格非还在江南文化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推动下,自身的南方意识更加自觉,文学写作中的南方元素的运用也愈发自觉且富有创造性。这些江南文化元素混合着中国古典诗学经验的创造性生发,充满江南文化韵味的既不同于以往诗意江南,又不同于现代破败江南的新江南形象在意欲重建江南新的地方志的苏童、叶兆言、格非笔下展露无遗。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透过对感觉的极端重视,不仅使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能够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情境下迅速感应、学习西方,而且也无形中影响着他们的文学情感、写作策略、美学追求等,使他们能够在持续不断的创作生涯中不断创新求异,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经验技巧的同时又能对江南文化、中国文学传统进行审美的能动性创造,由此实现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的双向建构。本文试图把握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双向建构的过程,在文学新传统的再造以及建构的新江南形象中细致展现他们之间的双向建构关系,以此进一步丰富、完善先锋文学研究的新面向。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论文首先介绍了江南的形成及自然、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主要特征。着重展示江南在自然地理、行政区划以及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形成演变过程。力图从大江南到小江南,从饭稻羹鱼到商品经济,从好勇尚武到崇文重教等的变化过程中把握一个动态发展的江南。第一章江南文化的孕育形成及其精神特质。这一章主要从江南文化的形成过程把握江南文化形成发展的脉络以及由此孕育而出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即从吴越文化到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从本土诗性文化特色的形成到城市、商业文化的繁荣发展,江南文化如何逐渐形成区别于注重道德伦理的北方中原文化所不同的诗性与审美特质。第二节主要介绍文学审美的自觉与唯美化的追求。着重介绍在诗性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由动荡的生存环境所孕育出处理主客体关系的诗性智慧如何催生了文学审美自觉使得文学朝着日趋唯美化风格迈进。第三节主要介绍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烛照下的文学。着重介绍江南文化中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形成以及这种精神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图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观念、繁荣富庶的商品经济、士人及文化世家的推崇等方面把握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对注重感官享受的内容、精致的形式、唯美化的风格等方面的影响。第二章眷恋与逃离:审美享乐精神对苏童、格非、叶兆言的影响。这一章主要探讨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精神对苏童、格非、叶兆言情感心理、文学主题、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试图从反叛精神与先锋意识、逃离与回归下的不断寻找、守望人性等角度把握江南文化深层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这些作家文学创作中的情感取向、文学趣味、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第三章有韵味的文学探索:古典诗意与荒诞怪异的交融。这一章主要是从文学探索的角度,考察苏童、格非、叶兆言在江南文化深层次的影响下,快速感应西方文化思潮,怀着一种对江南文化颇为复杂的依恋与反叛之情所做出的具有异质性、先锋性的文学探索。着重介绍审美享乐主义精神注重感官享受的特质对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形式实验的影响。第一节向着感觉进发的形式实验。这一节主要介绍他们是如何通过打破叙述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叙事变革为感觉在文本中的畅通无阻提供保障,同时又通过对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变革使打通的感觉世界能够无限逼近临界感觉。第二节变异的感觉:轻化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这一节主要是介绍扭曲变形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从感觉世界的裂隙中迸发出来,成为他们显示对生存世界的独特体验、宣泄过剩的话语表达欲望时的情感偏爱。第三节传统的诱惑:抒情性与古典性的复归。这一节主要介绍在激越的形式实验与怪异的情感宣泄之后,文学传统,尤其是江南深厚的文学传统在感官享受、生存体验等方面散发出的无穷魅力如何使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创作由早期浓烈的西方影响印记,回归到充满江南诗意的抒情性和古典性。第四章文学新传统的再造:苏童、格非、叶兆言重建新江南的努力。这一章主要从苏童、格非、叶兆言的写作策略入手,详细分析他们在建构江南地方志的欲念的感召下,以自身的成长经验为背景,以早期的文学探索为基础,重建文学新传统的努力。苏童以先锋手法集大成的《河岸》展示了重新进入历史与现实的方式;格非则继续沉潜哲学沉思,以他的神秘主义诗学建构着他的精神世界;而叶兆言则在对传统的叛逆中展现着他对未来的希冀。第五章别样的江南:苏童、格非、叶兆言的新江南想象。这一章主要是从苏童、格非、叶兆言建构的新江南想象入手,展现他们在江南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经过对文学新传统的探求,在传统的诗意唯美之外建构起的充满腐败堕落又暗含无限可能的新江南形象。尽管苏童、叶兆言、格非基于他们自身的文学经验所进行的探求还存在着诸多局限,然而,他们通过自身的写作却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内涵,这也构成了他们先锋写作的重要意义。

黄红静^[8]（2020）在《论新时期教育题材小说》文中研究指明新时期的教育题材小说数量繁多,议题新颖。本文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开端,以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为结尾,探索教育题材小说在“断续”的历史时期所呈现的独有的面貌。与前一历史时期强调阶级斗争、“红”与“专”失衡的教育题材小说不同,《班主任》聚焦于“问题学生”与其产生缘由,将“学生”放置于被教育位置,以“先声夺人”的态势与现代的知识形态打开时代焦虑窗口,拉开了新时期教育题材小说的序幕。它的出现很快上升为“公共事件”,内在契合了当时“拨乱反正”的主流意识形态。因为《班主任》试图以革命隐喻塑造班主任张俊石的政治启蒙者形象,以现代知识形态、审美等回到“十七年”文学的叙事。然而,作者刘心武的无意识与小说本身的张力,让学生石红以新的审美形态发挥了真正的启蒙功能,在回不去“十七年”的同时,也未能塑造一个新时期的“新人形象”发挥社会改革期普遍教化的作用。但是,启蒙与教育的关系成为了一组辩证关系:一方面教育与被教育是启蒙与被启蒙的表征,另一方面宏大的启蒙叙事使启蒙成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教育,而教师便是这一关系的联结者。教师作为启蒙者在新时期转为一种主流叙事和传统,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打破了这一主流和传统。时代症候下的《你别无选择》拒绝启蒙,这一拒绝也暗示了新时期教育题材小说贯彻始终的努力,即以教育“规训”文明社会。而文明社会的可能性使得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人性”得到合法书写,并着重书写教师面临的现实与理想层面的双重困境,而这种双重困境主要来自于小说在市场经济来临前所具有的经济意识,这种意识在历史脉络中具有某种起源性的特征。与此同时,学生则在向往“知识改变命运”的过程中,对阶层的“流动性”提出了挑战,引发的是教育对家庭、教养、趣味、审美等问题的改造,但这种改造的完成也许会引发新的不平等问题。

蒋雨晴^[9]（2020）在《《今天》（1978-1980）的对抗美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70年代末,由北岛、芒克等人创办的《今天》以民间刊物的身份亮相,展现出与主流文学不同的特征,它的“异质性”给新时期文学带去新的创作指向,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在“文革”后出现的《今天》,由于受到时代的巨大影响,对抗从创刊开始就与之相伴而生。他们力求从语言革命完成政治对抗,对审美平庸和体制话语进行有力的反拨,站在与主流相对立的民间边缘立场,形成具备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群体。《今天》的“异质”根植于由特殊背景和创立宗旨所限定的对抗,因此分析其意义和价值就不得不从“对抗”切入。之所以用“对抗美学”的概念,是因为《今天》在书写对抗、表达对抗精神和立场之外,更是将“对抗”作为审美标准建立起一整套系统,并最终达成贯穿始终的对于自身、文学艺术和现实世界的处理哲学。早期的《今天》在新时期初期文学的复杂语境中只存在了短暂的两年,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几乎被正统文学史叙述所遗忘和遮蔽,但是其“对抗美学”对于新时期文学甚至整个文学史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和探索价值。本文将从“对抗”观照《今天》,试图通过文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探寻《今天》对抗美学的思想内核及精神资源,考察它对当时甚至是当下的作用,从而重新确认《今天》在文学和文学史中的地位。全文的结构如下:绪论部分对“对抗美学”进行概念释义,点明其内涵和特殊性,指出选题的价值和意义。简要考察梳理当前学界对《今天》研究的大致路径、成果及其局限性,并阐发论文的研究方向。第一章从《今天》产生的多重背景讨论对抗美学的生成。由秘密写作到公共空间的开辟,“地下诗歌”的秘密流传方式为《今天》聚集丰富的文学资本。从主观冲动到历史机遇,北岛等知识分子投身历史潮流的革命冲动并未消失,参与《今天》创立的成员志同道合,都具有强大的意志支撑。“九·一三”事件引起的精神震荡以及姗姗的死带来的打击,成为对抗产生的主观因素。历史客观方面,1978年初民主化运动中产生“西单墙”,政治上出现松动,《今天》应时而创,在思想解放浪潮的夹缝里得以生存。第二章以《今天》的创作文本为基础进行内部研究,将其视为综合刊物,从诗歌、小说和其他文学或非文学的文本形式来探究《今天》对抗美学的具体呈现。诗歌上怀疑主义的世界观和陌生化的审美经验成为对抗的表现核心,与意识形态和语言平庸对抗。小说相较于身处同代的“伤痕文学”,思想内涵和艺术技法上都更加成熟和深刻。文学评论、散文随笔等文学体裁直陈观点或由译介间接透露意图,也为对抗贡献不可忽视的价值,还采用超文学形式加以配合,体现出《今天》作为独立文学运动的多种对抗。第三章从《今天》的社会活动和论争进行外部研究,通过对《今天》的史料梳理,分析它在面对大众和面对官方刊物时采取的发声方式和话语策略,探究其在具体活动、论争中实现对抗美学的方式和所持立场与姿态。明确《今天》实现对抗美学的手段包括公共空间的开辟和社会活动的举办,这两者都为其发声提供平台;探讨《今天》的立场与姿态,从发刊词到与“伤痕文学”抵牾,到编辑部内部分裂,以及与官方刊物、“朦胧诗”的暧昧关系等复杂的历史现场来讨论《今天》的超然与介入。第四章从影响研究的角度分析《今天》“对抗”的精神传统和理论资源,包括本土传统、俄苏资源、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及理论。《今天》对人性的复归接续了“五四”精神,艺术上的“朦胧”受到“九叶诗派”含蓄内敛的审美风格以及反叛政治压迫的语言危机为宗旨的双重影响。同时,探讨《今天》如何将域外资源化为自己理论建构依据。俄苏文学的内部交流性和知识分子敢于在权力意志面前说真话的品质成为《今天》的精神支撑。《今天》还从西方现代主义中获得现代思想启蒙,又借鉴其艺术手法来表达这种异端思想。第五章对《今天》的对抗美学进行价值评估,分析它在新时期文学和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今天》提倡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以边缘化的姿态对抗文学“规范”,自觉建立新的美学形态和艺术形式,应当视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今天》也给中国文学带去启迪和经验,在文学本质上对真善美的追求,知识分子面对历史的理性态度和面对权力的勇敢发声在当下依旧具有意义。围绕《今天》的个人性叙述也为文学史写作提出另一种可能,但也要探究《今天》的对抗美学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结语部分总结早期《今天》（1978-1980）对抗美学的精神传统和文学经验,对《今天》后来的停刊到时代变迁中的复刊作简要叙述。

谭诗民^[10]（2019）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社会政治、审美和文化研究三种主导型的理论范式,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思想根基和知识讲述的基本模式。三种范式的独立存在、相互连接或理论转型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整体的理论景观,折射出中国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总体的时代风貌。无论是从理论的完备程度,逻辑的严密程度,还是影响的范围广度,以及研究者对理论的热衷态度,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都占有显着的位置,具有突出的优势。因而也是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回溯和反思的热点话题和关键论域。新时期以来,一大批学者就文学审美问题或文学审美论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业绩,但从范式研究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作本体研究和系统阐释的成果还相对略显单薄和滞后。本文选取“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此一文学理论范式的基本内涵、历史形成、理论类型和实践范例。文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主要是指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成熟于80年代中后期,于90年代在消费社会建立和大众文化崛起中被文化研究所替代的一种文学理论研究模式和话语模型。它主张从文学审美特性角度切入阐释文学活动,构建文学理论知识系统,突出文学活动与美或审美的深刻关联与内在贯通,将文学理论的知识讲述限定在文学审美特性的具体阐释和理论说明上。审美范式肯定文学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审美性是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人类精神产品的重要特征和关键因素。文学的审美特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自身的情感特性、语言特性、形式构造和符号创造等方面。其中,文学的情感性是审美范式的关键性特征。文学的是表现情感的,以情感人是文学艺术的根本属性,对文学艺术的审美评价就是情感评价,即中国当代文学审美范式是一种主情的文学理论范式。基于文献的梳理和理论的思考,文章具体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第一章主要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基本内涵。主要对“范式”“文学理论范式”与“文学理论审美范式”概念的梳理和阐释。“范式”是“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是特定集体成员所共同的理论信仰、公认的价值规范和固定的技术路线的总和。它是某一时期内人们普遍认同的某种自明性的“精神景观”类型,是人们进行某种思想和理论活动不自觉的深层预设。它规定了人们活动的深度、宽度和范围,也是特定的话语系统产生的理论模型。“范式”次一级的意义是指“范例”,即科学共同体在研究中所处理的具体谜题及其解答所形成的具体实例。“审美范式”是一定时期内作为艺术整体所呈现出来的共同遵循的普遍审美价值取向的原则。在某种审美范式之下,共同体成员会一再反复地遵循相同的美学价值取向和一再重复使用相同的美学概念,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表达是在某种自明性的预设和前提的控制下完成的。第二章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历史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兴起是建立在反思文学理论社会政治范式的基础上的。“为文艺正名”重新审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确定了文学的独立性地位,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前提;人道主义讨论使人的主体性得到伸张,文学的情感性得以突出,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哲学基础;而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在方法上都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思想支持和学科参照。第三章概括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类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存在三种主要的理论类型,即意识形态的文学审美观、语言形式论的文学审美观和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意识形态论的文学审美观包括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前提下,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正反两方面经验,根据文学艺术发展实际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主导理论形态。语言形式论的文学观念受西方“语言论”转向大潮下形成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研究以及结构主义影响,主要关注文学的语言结构、形式特征和符号创造等问题,可分为语言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形式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和符号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生命哲学研究成果而提出的一种文学审美观。它主要关注文学在超越现实生活、构建理想王国、实现个人自由和体现终极关怀方面的价值和作用。超越论文学审美观更加注重文学在人的精神层面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是对文学审美观念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客观上也造成了文学审美与现实生活的分离,文学审美逐渐走向极端,成为新兴的文化研究对文学审美论反驳和攻击的主要突破口。第四章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实践范例。本章认为,童庆炳先生为代表的文学“审美派”所开创的“文学审美特征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典型范例。它以其理论的完备性、解释的有效性、操作的实用性和传播的广泛性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审美建构和文学作品的审美阐释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方法和操作案例。“文学审美特征论”将文学审美放在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进程中定位,认为审美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独有方式,文学审美贯穿人类活动始终。审美本质上是文学各个部分相互综合联系整体生成的一种“格式塔质”。在此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文学审美特征论”系统地分析了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和文学接受的审美过程。将文学观念构成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语言形式论和内在超越论统一于“文学活动审美特征论”。结语主要反思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局限,进而希望在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多元建构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关系探索中,找到一条以审美阐释为核心构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模式的思路。即在坚持审美阐释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既坚持文学理论的思辨性,又发展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既坚持文学理论的知识讲授性,又发展文学审美的价值创造性。

二、论新时期文学主体性的回归——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新时期文学主体性的回归——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论文提纲范文）

（1）“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新时期以来文论语境下的文学主体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论文提纲范文）

（4）弃权者的权利 ——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6）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及其时代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8）论新时期教育题材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9）《今天》（1978-1980）的对抗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新时期文学主体性的回归——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论文参考文献）

• [1]“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D]. 杜玉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中国新时期以来文论语境下的文学主体性理论研究[D]. 楠丁.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3]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D]. 汪大贺. 吉林大学, 2020(04)
• [4]弃权者的权利 ——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研究[D]. 严毓棋.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5]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D]. 邱丹. 辽宁大学, 2020(01)
• [6]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及其时代接受研究[D]. 田瑞峰. 辽宁大学, 2020(01)
• [7]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D]. 姜晓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8]论新时期教育题材小说[D]. 黄红静. 上海大学, 2020(03)
• [9]《今天》（1978-1980）的对抗美学研究[D]. 蒋雨晴.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7)
• [10]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D]. 谭诗民.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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