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开局，国民经济发展开局良好

一、“十五”初年国民经济发展开局良好（论文文献综述）

张国坤^[1]（2021）在《明清铜钱体系的式微与重整》文中研究说明货币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货币的衍生、职能的作用、货币转化资本等内容,马克思都有很精辟地分析。货币的存在与否不仅关乎商品二重性的矛盾如何解决,更关系到资本的顺利循环。然而,马克思并未对货币体制的建立以及政府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做很全面的深入探讨。通过观察明清时期的货币体系变动、政府在其货币层面的作用,能够更好地理解马克思货币理论。在全球历史中,一国政府在货币方面的表现,不仅关系到本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更事关能否形成近代金融革命,进而走向工业革命。在当前的大分流研究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各国的金融表现,并形成了一系列震撼且富有争议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的背后,无一不指向政府在经济金融领域中的促动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政府在货币发行、管理等制度上的构建是否合理完善。伴随着学界研究的推进,对我国明清至近代的货币制度及流通实态的研究需要有更进一步的推进。在一些新近研究中,对于清代中下叶及晚期的市场发展、信用化程度、货币交易实态有了十分深入地进展,但对于奠定我国近代货币格局的银钱并行体系却少有更深入的分析。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文在现有研究及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明清银钱并行体系的异同,并指出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明中后叶形成的银钱并行格局一直延续至清代,但相同的货币格局下,两朝政府对钱法的管理能力却显现出很大的区别:明朝自成化弘治时期开始强力疏通钱法、屡开铸局挽救铜钱流通体制,然效果甚微,明晚期私钱泛滥、铜钱价值紊乱、银进钱退、铜钱流通范围大幅缩小,政府几乎丧失对货币市场的干预能力;反观清朝,铜钱制度有序开展,铜钱价值围绕官价上下波动、较为稳定,铜钱流通突破“行钱之地”的限制,出现广泛的“钱进银退”现象,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能力相对较强。明清铜钱流通体制从式微到重整的转变原因在于明清农商经济的稳步发展,以及清代远胜于明代的金融组织和配套的信用技术。其次,由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引致了清代更庞大的小额通货需求。最后,清政府稳健合理的货币发行和流通制度为铜钱的兴起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清政府始终坚持铸行制钱,并大肆购买、开采铜料,使得制钱的使用一度逆转了白银时代的主基调。纵观历史经验来看,在王朝兴盛时期,货币价值通常趋于稳定,这是由于政府为公众提供了良好的信用支撑。而在王朝末期,由于公众对于政府本身的失望,导致政府不能再为货币提供信用背书,同时,王朝末期由于财政紧张,往往货币本身也会出现大幅度的用料缩水,其实际价值与票面价值分离严重。但在清朝前中期,显然政府有力的货币政策为银钱并行格局中的铜钱稳定提供了支持,并基于这种货币政策和理念形成了相较于明代而言更加稳定的银钱并行格局,从而奠定了我国近代的货币运行体系。在附录部分,为了验证清政府在整顿铜钱体系中的作用,本文利用现有资料,年平均铸币数量、政府改铸、铜料价格、白银货币流通两等数据,构建VAR模型。结果表明:代表政府货币干预能力的铸币数量和改铸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干预银钱比价,可见清政府的货币政策在建立铜钱体系时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在方差分解的结果中,我们发现银钱比价波动本身的影响非常大,这表明民间对于银钱比价的预期会严重影响下一期银钱的比价的波动情况。

王美^[2]（2021）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承袭清末的基础上,破旧立新、中西融合,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充实、完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保障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发展,实现了功能与价值的合一。本研究基于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程的回顾,呈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其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样态,并累积了特殊时期高等教育政策革新与完善的历史经验。本研究以一种找寻与回溯的历史视角,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结合全面与局部高等教育发展概况,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展现了高等教育政策内容要素变化和政策运行过程,让色彩斑斓的民国高等教育政策图景生动地铺展开来,从动态中去把握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轨迹与特征,阐释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着眼于挖掘民国历史的大格局之异,与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关联,侧重分析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社会背景,从政治局势的杌陧、经济形势的起伏、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教育轨迹的转换四个方面展开。其次,按照回溯性的政策分析方式,根据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组成要素分类,对办学政策、经费政策、学科与课程政策、招生与考试政策、教员与学生政策的演进轨迹进行深度把握。在纵向深描政策变迁的同时,又以横向的视角,来透视不同阶段各类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内容、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并将高等教育政策的要素变化、地方应对、大学实践、校长活动穿插起来,构成一个动态、丰富的叙述结构,使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得以真实的复原呈现。再次,聚焦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进程的关键之处,分析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外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包括社会诉求的不断牵引、知识分子及教育团体的持续呼吁、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变化等;从内部因素来看,涉及权威集团理念的转变、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目标群体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等。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回应性与适应性的变迁。与此同时,归纳凝练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并探究其中的利益逻辑。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演进呈现出“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等重要的历史特点。其背后的利益逻辑则主要是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以及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的成本考量。最后,审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所呈现的先进性与局限性。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新潮与旧浪的冲击下流变绵延,一直在努力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不断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同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是铺陈理想与务实选择的产物,其生命力既来源于预先的理论准备,更扎根于实践中的丰富与拓展。但回溯历史,对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审慎的考量后,发现其也有局限性。如高等教育政策数量与质量的不匹配、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阻隔、“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沟通与协调的非一贯性等。探赜索隐、以史鉴今。本研究将目光投射到那段逝去的历史中,通过多层面、多角度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现实启示,即在当下高等教育政策建设过程中,要秉承一种辩证视角和开放心态,既坚持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又要积极建构中国化坐标,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兼顾高等教育政策的“质”与“量”的双重效益,靶向高等教育需求精准施策,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并合理定位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使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能够真正助力“双一流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曲成举^[3]（2020）在《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工业化的产物,铁路在中国经历了相当曲折的成长历程,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铁路自出现以来即被赋予了广泛的功能性价值,其所具有的连通疆域、活跃经济、利于军事等功能也使铁路成为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载体。自晚清至新中国成立之间,铁路往往在社会剧烈动荡时期被各方政治势力所窥伺,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矛盾的交汇点,突出表现了铁路虽是一交通载运工具,但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发展紧密相关。解放战争中,随着战事的不断胜利和城市接管工作的广泛展开,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到铁路基本功能及重要性的前提之下,进行了大范围的铁路接管工作。但如何能够快速、准确、完整的接管铁路、接管后中共如何管理和改造整个铁路系统,是消灭官僚资本企业影响、持续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乃至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条件。总体而言,中共铁路接管工作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与其它官僚资本企业接管不同,铁路接管因其行业特色、涉及层面广泛决定了中共在接管中除了要保证铁路运输畅通之外,更要确保铁路工厂、铁路附属单位等的完整,进而使广大铁路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正常运营,为解放战争、国家建设和社会秩序稳定所服务。因此,中共在铁路接管工作中遵循着接收、管理、改造的基本方式,对整个铁路体系进行了完整、全面、系统的工作。其中,接收遵循的是“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具体策略,通过自上而下的领导动员和自下而上的职工群众参与,对整个铁路行业内部的人事、组织机构、物资器材进行清点接收,奠定铁路尽快恢复秩序的人员、组织和物质基础。与接收工作同时进行的是中共铁路管理工作,从整个接管过程来看,管理工作既是改造前的过渡,又是接收后的必然且贯穿始终。由于需要在短时间内恢复铁路运输,因此中共在管理阶段实行了部分的制度延续政策,以保证秩序迅速走上正轨。管理工作的开展涉及了铁路行业内部的线路修复、人事组织变革以及运营管理等,为广泛的铁路营运恢复提供了前提条件。改造工作是共产党整个铁路接管的核心过程之一,改造进行的好与坏是铁路能否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基本标志,这一过程主要包括组织改造、人事改造和制度改造,特别是在当时学习苏联先进铁路管理经验的政策下,经过改造后的铁路性质发生了转变,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在交通领域的重要依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作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政权建设新中国铁路的开端,中共铁路接收、管理、改造的基本历史过程对整个铁路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初步建立了符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共产党领导的铁路发展路径,从根本上改变了铁路的基本属性,促进了新中国铁路行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具有鲜明的行业特点,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解放战争中其他行业接管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虽然接管工作中由于能力和经验的不足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倾向,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共铁路接管工作是成功、圆满的,且具有重大的战略地位,对当下乃至未来中国铁路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指导意义。

杨化冰^[4]（2020）在《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茶业的形成,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在超长历史时期内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安化黑茶即是探索安化黑茶从普通植物物种向茶业发展转化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与调适的过程。本文以安化黑茶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借助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对安化黑茶的发展脉络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历史梳理。在层次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安化黑茶在商品化的历史进程中,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二是安化黑茶产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安化黑茶作为一项重要产业,影响和推动其形成的因素不是纯自然环境,不是纯经济因素,也不是纯政治、文化因素或者某一民族独创的产物。他是当事民族为了本民族全体成员的生存与繁衍,凭借民族文化对当地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结果。可以说,安化黑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茶叶文化生态史。因此,对这一关系的厘清,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安化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如土壤、气候、地理位置等自然生态条件均是最适宜茶树生长的地带之一,这成为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远古时代到北宋王朝,伴随着梅山文化的形成,大量汉族民众开始定居此地,融入当地文化,并参与到当地民族的茶叶经营。多民族文化的交织、互动以及调适使得安化黑茶的种植、加工制作技艺开始走向成熟,并与市场接轨,开始了商品化进程。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五章。这里主要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茶政变迁对安化黑茶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唐德宗年间始征茶税,茶叶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税赋管理体制。宋代西北边防吃紧,朝廷启动“茶马互市”政策,在西北边疆“以茶易马”,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安化黑茶以其优良的品质和优惠的价格,从以非正规渠道逐步转向正规渠道进入“茶马互市”,并从中获利。明代以降,安化地区被确定为“盐茶开中”政策的主要执行区。清道光以后,为平息太平天国事件,湘军和淮军等地方武装为筹集军饷,转而插手控制茶叶的销售渠道,同时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清廷被迫放弃“茶引制”,改行“以票代引”。这一举措不仅化解了经费开支浩繁的难题,财政收入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安化黑茶由此而跻身世界名茶之列。可以说,安化的黑茶产业是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盐茶专卖制度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安化黑茶从民间普通商品交易,发展成为国家专卖物资,是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干预的结果。安化黑茶的身份、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为成为一项世界级的繁荣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六章。这部分主要探讨安化黑茶的边疆贸易和对外出口贸易。中国西北内陆以及北亚、俄罗斯等地,由于其特殊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当地民众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计方式。茶叶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所缺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还可以作为一种蔬菜的替代品,进而饮茶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当地民众获取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安化黑茶这一物美价廉的茶品在进入西北民众视野后,很快就被接纳,并广泛传播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应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等社会交往过程中,黑茶被西北、蒙古乃至俄罗斯的民众赋予了多重文化意义。黑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商品,而是经过异域文化调适过的“文化”产物,具有了一种社会“生命”物质的属性,并且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可获缺。第四部分是论文的第七章。这一章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阐释了安化黑茶产制技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社会环境和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安化黑茶的育种、种植、采摘、制作等技术系统都明显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这同样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调适的产物。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第八章。这一章通过对当地遗留下来的碑文深入剖析,证明安化黑茶产业在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几乎整个社会都是围绕黑茶这一文化事项而展开,充分展示出在茶叶市场建构过程中,由于国家强制力的干预,而促成了各种制度及市场机制的形成,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互动,以及各种权利诉求、利益分配、社会文化资源的交互作用和影响,进而使得规范和约束茶叶种植和买卖的相应茶规也应运而生。以茶规为依托,围绕着茶叶的种植和运销活动,安化这一地方社会也逐渐发展出一整套适应市场需要的运行机制和新秩序。本文的第九章分析和总结了安化茶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纵观安化黑茶产业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历程,从远古时期到清朝,安化黑茶从普通的植物物种一跃成为一项世界级的产业,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一直相伴而生。但是,伴随着国内、国际格局的巨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性质的改变,国家政策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黑茶产业一直以来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逐渐弱化,甚至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导致黑茶产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慢慢衰落,原来的富裕地区出现了贫困现象。暂时的衰败,绝对不能否定茶叶产业上千年的繁荣和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在新时代背景下,茶叶产业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仍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安化黑茶的复兴,应该换一种思路,将其从旧社会制度的桎梏中脱离出来,置入新的社会制度之中,并赋予其新的文化生态价值和生命力,对其革新而不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才能提出推动安化黑茶产业复兴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推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为类似地区的可持续脱贫提供有效借鉴和路径选择。

武晓媛^[5]（2019）在《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技术与社会转型语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传统工艺的传承和保护随一国工业演进发生、发展,是国家工业化的一种必然结果。手工艺作为一门古老的“营生”,是传统社会中人类生产生活的一项基本活动,并依赖“师徒相授、口耳相传”的知识模式世代传承。可以说,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核心生产力的手工艺,它不仅满足了人类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物质需求,而且满足人类文化审美情趣的精神需要。它既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基础,又是丰富人类精神生活的“良方”,满足着社会大众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不同诉求,任何时候都需要保有适度的存续和发展空间。尽管如此,受传统文化观念控制的古代中国一直没有给予手工艺及手工艺人应有的尊重和认同。近代以降,伴随西方的殖民侵略,近代机器技术与设备随即而来,这对传统工艺的存续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先进的机器技术刺激并促进手工技艺的改良革新,但同时又与手工艺争夺资源、抢占市场,展开激烈地竞争。就近代中国传统工艺整体发展情形言,后者成为主要趋势,机器的冲击甚至造成手工艺的全面崩溃。时至今日,中国已由传统农业国跻身现代工业国前列,并可同世界工业强国开展技术角逐,但仍无法扭转和改变手工艺的生存困境,在现代激烈地商业市场竞争中许多手工艺正急剧衰退甚至消亡。如何使传统工艺与工业化和谐共生,如何使传统工艺理性传承以更好地适应工业现代化要求,成为一个从历史延续至今的重要议题。可见,“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应如何对待传统工艺”,或者说“传统工艺应如何应对工业现代化”是一个值得反复思考和深入探究的问题。不过,这里需要说明一点,传统工艺在不同时代表现出来的功能不尽相同。在传统社会里手工艺是作为国计民生的支柱而存在的,但在现代社会中它更多地承担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所以对它的保护和利用因时代功能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本文重点关注关系民生日用的工艺品在近代中国技术社会转型时期的命运。基于此,本文既是一项关于传统工艺的历史研究,也是对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工艺出路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文章围绕“传统工艺如何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心议题,即如何克服和改进传统工艺的弊端,又如何保持和宏扬传统工艺的价值,立足晚清民国的时代背景,以“中国工业化早期的传统工艺发展策略”这一鲜有关注却极具时代意义的内容作为第一研究主题,以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为支撑,探讨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之际,手工艺的工业现代化问题。通过对中国传统工艺的源头发展策略进行考察,发现在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国人就手工艺的出路问题曾提出过一系列的思想和行动方案,使“日用而不知”的传统工艺呈现在社会大众的视野下。在此基础上,厘清晚清民国工艺策略在整个手工艺工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为当前传统工艺发展提供有效的历史借鉴。本文主体内容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释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难点及创新之处,提出晚清民国中国技术社会转型期应该如何思考和对待传统工艺的问题,并从源头策略上为手工艺寻找出路,以期获得一些新认识和新主张。第一章主要对工艺观念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起步时期的演变情况进行研究。指出“工艺”是一个现代意义下的传统词汇,是经过近代多层内涵沉淀后的一种结果。立足于“工艺”的语言学考察,重点对“工艺”一词在近代包含的工业、工艺美术、手工艺等多重意义进行解读,揭示出技术转型期工艺概念演变的内在思想逻辑。同时界定了全文讨论的“传统工艺”范畴,列举了文中涉及的主要工艺门类,并以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作为全文的理论支撑。第二章阐释了晚清民国时期传统工艺问题的产生。自晚明起,资本主义萌芽在以手工为技术基础的工商业中萌生,致使封建统治者与工商业之间产生了巨大矛盾。封建政府开始全面抑制工商业发展,扩大对手工业的破坏。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却采取了与钳制手工艺完全不同的态度,提倡并鼓励西方机器工艺发展,手工艺在封建政府的打压和近代机器技术冲击的双重阻滞下艰难生存。但它却并未被机器技术取代而失去社会技术主体的地位。所以,传统工艺作为中国传统技术资源究竟应该如何发展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对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早期的工艺思想和行动策略进行研究,发现它们的工艺发展策略大致沿着相同路径进行。首先由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商政界代表、经济学者以及工艺美术家等从思想层面探讨传统工艺的近代多元价值及其出路问题,对手工艺的认识和理解超出了传统社会的固有意义。而后在学者论证的前提下,再由中央政府主导制定且部分推行某些工艺策略,并且不同时期的工艺策略还体现出了自身的独特性。晚清时期在毫无经验可循的前提下,一切始于初探。社会中一批极具前瞻性认识的有识之士从经济、技术、知识、社会角色以及文化的不同视角阐释了手工艺的新价值,开启了国人从思想层面探索传统工艺如何进入现代社会。清政府积极配合,一改过去“薄手艺、贱百工”的态度和对手工艺的严格管控,从推行工艺教育、创办工艺局和征集手工艺品出洋参展三方面进行了初步尝试,把零散、衰颓的传统工艺用新的理念和方式进行重组,适应并推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北洋政府时期工艺思想和行动策略的最大特点则是继承延续。在“循序渐进”、“以工代赈”和“全面改良”工艺思想的指导下,北洋政府沿着清末“工艺新政”的路线,对晚清工艺策略进行局部调整和修正。它主张的手工艺政策在整个近代中国工艺发展策略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早期,经过工商政学界和工艺美术界热烈讨论,官员和学者对手工艺的价值及其工业现代化的认识已非常深刻,进行了针对手工艺与工业化关系、手工艺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等具体问题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尝试构建了复兴传统工艺的政策体系,探索行之有效的工艺发展新模式,并次第开展复兴手工艺的行动计划,对中国手工艺事业作出统一规划和安排。经过三个时期演进,中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渐趋成熟。第六章重点研究了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倡导的工艺策略。这一时期手工艺的工业现代化问题由政府主导转向由社会团体承担。“国济”作为政府支持下的社会服务团体,开始独立领导起全国的手工艺事业,提出了“建设性救济”的独特工艺思路。从思想认识上看,“国济”对手工艺的认识已接近了传统工艺问题的本质,强调了传统工艺的改进是一个牵涉多方面的问题,不只依赖于技术改良和革新,还需要组织、资金、人才、市场等不同社会要素的配合;从具体行动上看,“国济”建立了分工兼合作的工艺组织体系,创办了《手工艺》杂志,提供给国人工艺思想交流的平台。在它的组织下手工艺事业发展成为了一场社会运动,增强了传统工艺的社会认同感。第七章结论主要是在总结晚清民国工艺发展策略的演变路径和手工艺实际变化情形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分析了造成这一时期手工艺策略没有取得实效的原因。结合当前国家传统产业和乡村建设发展主题,思考工艺振兴对传统产业改造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意义,以期对当前传统工艺传承与保护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陈亮^[6]（2019）在《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甘青民族走廊地跨甘肃、青海两省,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部,也是我国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共存的区域,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明清以来,在甘青民族走廊内生活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民族,本区域更成为汉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交汇之处。鉴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及民族多元格局,受到明清历任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明清政府通过对本区域实施有效控制与管理,使其从“边疆”渐成“腹地”,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持续不断的经济开发推动了甘青民族走廊内的人口、农牧业、工商业的发展,并对域内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产生极大影响。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明初,国家从战略地位的高度对甘青民族走廊进行开发与建设,卫所体系的建立不仅为明朝奠定坚实的军事保障,也意味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大批迁入的戍边将士既促进了人口增长,也有力推动了域内的经济开发。明末清初,甘青民族走廊内战事频仍,人口损耗极大,至康熙中后期,随着政局稳定及社会发展,人口迅猛增长,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殖使甘青民族走廊内各地的经济开发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治之后,本区域爆发多次反抗清朝统治的战争,不仅造成大量人口伤亡,也严重阻滞了经济发展。农业开发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入明以来,出于军事战略的考量,明廷实施以屯田为基础的屯卫制度,向西不断拓展的农业开发不仅巩固了西部疆域,也开启了区域农业一体化的进程。有清一代,各族百姓在明代农业开发的基础上,展开更大规模的垦地运动。此时段内,土地开垦不再集中于平地与川地,山地、坡地皆试种杂植,土地开发程度再创历史新高。在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各少数民族逐渐弃牧业农,这不仅确立了农业经济在本区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也改变了域内的民族格局。随着屯田的开发,小麦的分布区域日益扩大,最终在甘青民族走廊内形成小麦种植区与青稞种植带,而这条农业种植带往往也是汉族与藏族的分界线。清中后期,高产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设施的兴修,均促进农业不断发展,并为工商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本区域工商业也取得一定发展。首先,在丰富原材料的基础上,明清时期本区域传统手工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晚清之际,近代机器制造业的萌芽开始出现,域内呈现出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大机器生产并存的场景,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出现对地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其次,明清时期本区域的商业逐渐从明代的链条式经贸模式由向清代的区域贸易圈转变。明朝政府主导的“茶马贸易”与“朝贡贸易”构成与内地交往的经济链,其在推动各民族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强化了彼此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入清以来,随着农业化的纵深发展和商业通道的繁荣,甘青民族走廊逐渐成为全国性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在民族贸易的推动下,不仅出现专业化的商品市场,也兴起多个颇具影响的民族贸易市镇,最终在清中期形成以甘青民族走廊为依托的区域贸易圈。持续性的经济开发使地域社会在多个层面产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力量不断渗透,推动了本区域行政建置的发育进程,原本归属土司或寺院管理的土地及人口逐渐处于国家管辖之下。宗族作为基层社会重要的民间组织形态,其形成与地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并成为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此外,随着民族贸易的兴起,部分农业人口开始转移至工商领域,商人与手工业者阶层不断壮大。明代的屯田开发为甘青民族走廊植入新的社区,屯堡、铺舍、营等错落分布于民族交汇区域,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多民族共处的分布格局。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衣食内容更为多元,城乡生活日益丰富,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奢侈之风逐步在各地蔓延。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也使明清时期的文化教育较前代多有建树,中央政府不仅设置大量官学、书院、社学,还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开办义学等,凸显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性及多元性。本文选择甘青民族走廊这一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人文地理区域为研究范围,以明清以来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分析自然、人文及历史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作用,同时分析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存在的内在联系。这对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潘海莉^[7]（2019）在《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研究 ——以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为例》文中认为本研究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的沙毕纳尔为主要考察对象,以该乡的呼吉尔特村、库热村、巴合勒克村（多勒肯村）为田野调查点。从民族学的视角出发,以文化变迁、社会记忆和族群认同等相关理论为依据,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将他们的历史迁徙轨迹进行详细的梳理,力图清晰的还原其历史过程。重点考察这一群体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变迁过程,尝试分析其发生变迁的轨迹、原因等,最终完成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民族志的写作。希望本研究能为其他与之类似的群体,在研究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提供参考。地处伊犁腹地的特克斯县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境内,保存了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生活、艺术、生计方式、藏传佛教、民间信仰等内容的文化形态。本研究首先厘清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历史源流及发展过程,力图呈现其详细的发展轨迹。在其历史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文献资料最大程度的还原其各历史节点的文化镜像。最终,本研究通过对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过程进行分析和思考。文化变迁作为一种绝对存在的文化状态,是文化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动态过程。独特的文化无疑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依据,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与周围的民族或其他外来文化接触,出现文化涵化现象。在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四苏木沙毕纳尔的传统文化发生一定的变化,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变革,人们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对文化进行传承或改变。本研究的价值在于:一、在笔者之前学术界尚无人对此群体进行综合性研究,因此本研究有助于学者了解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这一群体;二、纵观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民族都面临着如何在现代化浪潮中生存,并与其他民族在文化互动过程中保存自我,达到共同繁荣的问题。本研究中展现出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在现代化转换中面临的挑战,传统民族文化如何应对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可以启发我们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民族文化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一条生存之路。

马晓琳^[8]（2019）在《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中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演进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阶段,创新驱动发展被提升为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依靠创新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木材产业作为森林工业的主体,在支撑林业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木材产业必须主动转变传统的粗放式、数量型发展模式,以创新为核心动力,向集约化、质量型的高端化方向转型升级,以适应经济新常态下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作为木材产业创新体系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其协同发展有利于打破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壁垒、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瓶颈,带动木材产业走出技术“低端锁定”的困境,支撑和保障木材产业的高端化发展。为此,探索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中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及二者的协同演进规律,明确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各阶段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产业发展理论、创新理论、协同理论和复杂系统理论为研究基础,综合运用演化博弈模型、文本量化法、熵值法、随机前沿分析法和复杂系统协同度模型等就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中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演进问题展开研究。首先,在界定木材产业概念的基础上分析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木材产业制度创新、木材产业技术创新的内涵和特点,指明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中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的必要性,并运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中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动态协同模式。研究发现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初始阶段制度创新引领技术创新,高端化发展成长阶段技术创新倒逼制度创新,高端化发展成熟阶段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并进发展,高端化发展调整阶段制度创新再次引领技术创新。其次,利用因子分析法从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的基础、要素和支撑环境三个方面评价木材产业的高端化发展程度,并利用龚伯兹生长曲线拟合法识别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处于高端化发展的成长阶段,家具制造业处于高端化发展的成熟阶段,造纸及纸制品业从高端化发展的初始阶段直接跃升至高端化发展的调整阶段。第三,构建木材产业制度创新“四位一体”评价模型,从制度创新的范域、层次、程度和频次四个维度评价木材产业的制度创新水平,同时利用熵值法和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法分别测算木材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效率,并从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效率两个维度评价木材产业的技术创新水平。第四,构建木材产业复杂系统协同度模型,依据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指数、制度创新综合指数和技术创新综合指数,测算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中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度。研究结果显示,木材产业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度在2011-2013年间处于较高水平,后呈下降趋势,家具制造业的协同度一直领先,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的协同度保持居中,造纸及纸制品业的协同度相对落后,并分别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层面分析影响协同度的原因。最后,提出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中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目标和协同过程,并结合木材产业三个亚产业所处的高端化发展阶段,分别指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目标是加速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提高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成功率,家具制造业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目标是致力于开展工艺创新,通过工艺创新降低生产成本和实现产品差异化,造纸及纸制品业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目标是加强自主创新,努力掌握关键核心共性技术,并分别从国家层级机构、公共管理部门、归口管理部门、金融机构、行业协会、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角度提出木材产业三个亚产业的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推进策略。

林云鹤^[9]（2018）在《唐代山南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运用图表、归纳等方法对唐代山南道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共分八章,主要观点如下:本文前三章,对唐代山南地区的行政区划演变、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地域形势、人口分布、经济特征、地域风俗等进行了系统梳析,从而归纳出唐代山南地区的基本特点。笔者认为,自秦汉以来,山南地区行政区划沿革较为清晰,至隋代,实行郡县两级制,炀帝大业五年（609）,山南地区调整为二十余郡。李唐在统一过程中,大量权置州县,太宗时期又大量省并,大体回到了隋的规模,此后,有唐一代再无剧烈变动。玄宗时期,采访使处置使的设立,结束了唐前期以他官巡察各道的局面,标志着开元十五道的正式形成,山南东、西两道也在真正意义上进行了析分。山南地区位于长江支流嘉陵江、汉江流域,自然坏境十分复杂。中国古代沟通南北交通的线路有三条。西线由关中越秦岭,经汉中入蜀,通往大西南。中线由关中、河洛,入荆襄,抵中国南部。东线由中原渡淮,抵长江下游。在三线中西线、中线经过山南地区,交通地位重要。在唐代沟通关中、汉中线路有四条:陈仓古道、褒斜道、骆谷道和子午道,唐人多走骆谷道。关中至荆襄,大体取商山道。山南地区汉中、荆襄两地的战略地位最为重要,起着影响全局的作用。唐前期,山南道各州郡的户口数逐年上升,天宝年间达到最高峰。安史之乱期间,山南地区人口流失严重。至宪宗元和年间,恢复至天宝初年的户数。唐末,王、黄巢起义导致山南地区人口再次大量流失。唐代山南地区的农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工商业分布广泛,但整体水平偏低。荆州地区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和重要的商业中心。山南的区域风俗有三个显着的特点:其一,民族众多,风俗复杂。其二,民风质朴,不尚浮华。其三,好商贾,好迷信。本文后五章就山南地区政局演变对唐王朝全局产生的影响,展开了较为深入全面地探讨。笔者认为,唐初山南地区的形势与唐朝的统一密切相关。隋末,朱粲转战至山南地区,建立昌达政权,萧铣也在江陵建立凤鸣政权,山南政局开始动荡。唐王朝平定山南地区后,注重对山南地区的开拓和经营,并利用山南、剑南的人力、物力进行统一战争,壮大了自身的力量,从而加速了统一全国的进程。唐初山南地区户口数急剧减少,且西道多于东道。至玄宗天宝年间,山南西道户口数已恢复至隋大业水平,东道也反超西道,但仍不及隋大业时的水平。唐前期,荆、襄一带的发展尤为瞩目,人口规模已大幅领先其他地区,成为山南地区最富庶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唐前期政府着力发展基本经济区,对山南地区有所忽略,导致这一地区发展缓慢,且呈现出区域不均衡的状况。至唐玄宗天宝年间,缘边节度使体制确立,山南地区丧失了控扼四方的能力。唐前期将官员、皇子、宗室贬黜至山南地区,示意轻贬,均州、房州数次作为皇子的贬黜安置地,有其特殊的原因,其所在的地理位置,距离两京皆在千里左右,非常方便皇帝及时了解其动向。安史乱后,叛军攻占河南,山南成为前线,玄宗对山南地区进行了数次调整,构筑防线阻止叛军南下,并伺机反攻河南。潼关失守后,玄宗入蜀,在途中以永王李璘出镇江陵。与此同时,太子北上灵武自立为帝,唐王朝由此形成太上皇玄宗依然掌握实权,皇帝肃宗权力受到限制的二元政治格局,在这一政治格局下,冲突不可避免,永王李璘事件的悲剧即是冲突最强烈的表现。唐肃宗乾元、上元年间,荆、襄地区的军乱,造成唐王朝对山南、荆南的失控,一度中断了江淮租庸的转运,使原本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不仅引起了政局动荡,还对整体平叛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梁崇义割据山南东道,代宗务以姑息,以其为节度使,是这一时期唐王朝诸多矛盾在山南地区冲突爆发后的产物。在现存多数史料中,梁崇义与河朔藩镇以近乎一样的形象传世,但代宗时的梁崇义实际礼貌甚恭,并在维护江汉转运,以及与邻近诸道关系中都可圈可点。其后,梁崇义以武力攫取节钺,又不朝觐,控制江汉转运要道,这对唐王朝是极大的隐患。德宗平定梁崇义,山南东道重回唐廷管辖,梁崇义只能以叛臣身份传世了。唐代宗朝延承了安史之乱的遗恶,同时陇右尽失,来自西北吐蕃的军事压力剧增,长安朝不保夕。在这种形势下,代宗实行慎重、稳妥的藩镇政策,以图恢复实力。德宗即位后,骤改代宗以来的藩镇政策,大力削藩。在这场削藩战争中,南方平定梁崇义实际决定了胜负。德宗朝以后,唐王朝完成了对山南三大镇以文臣代替武臣为节度使的改造,又在山南地区持续销兵,使山南地区成为一个常备军额很少的地区,这十分有利于朝廷稳控山南地区和促进地区发展。唐后期直到灭亡,政治日渐腐败,社会矛盾愈发激烈,山南地区也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农民起义,由于此前唐王朝对山南地区的稳控较为成功,才没有酿成更大的动乱。唐僖宗乾符三年（876）,王、黄起义波及山南,打破了山南东道、荆南的稳定。起义军在山南东道、荆南转战数年,山南东道因节度使李福处置较为得力,破坏不严重,而荆南则惨遭两次兵祸,“死者什三四”,损失重大。王、黄起义后,唐王朝逐渐失去了对山南地区的控制,山南地区形成了藩镇割据、互相攻伐的局面。至唐王朝灭亡前,山南西道最终落入王建的管辖范围,山南东道则纳入了朱温的势力范围。总之,唐代山南道所在的区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地区政局的演变对唐王朝整体发展和全局形势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邱晓丹^[10]（2018）在《中国当代文学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后,1950-70年代的文学为了服务中国社会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的规训和自己的主动谋合下,产生了将文学人物形象,特别是主人公形象,塑造为符合该时期一定道德、精神、才能、阶级等标准的“英雄”的书写倾向。本文将具有这种书写倾向的文学文本称之为“英雄书写”。英雄书写作为一种既描写了英雄人物、又描写了非英雄人物的立体的文学表达,一方面通过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展现了该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又在非英雄人物形象在塑造中隐藏下诸多与之相去甚远的异质成分。这使得英雄书写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该时期社会各阶层的思想状况,是分析当时社会整体思想形态的理想文本。关于1950-70年代的社会思想状况,由于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在该时期社会运行中振聋发聩的一统性地位,学界长期忽略了潜藏在其笼罩之下的其他思想学说的影响。建国后,中国社会进一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也从另一层面反映了它依然受着儒家传统多方面的影响。1950-70年代英雄书写所竭力塑造的、作为该时期国家话语重要内容的“人民英雄”形象,以集体主义为其核心价值取向,其重要社会功能是提供一种道德规训。道德规训是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的重要联结点。“人民英雄”概念中包含着诸多复杂矛盾的内涵特质,这其中隐藏着对儒家思想的变异性继承。英雄书写所展现的社会生活,对儒家传统社会中的小农社会、宗法制度和社会理想等方面都有所衔接和继承。这表明1950-70年代社会在其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规训之下,仍隐藏着一幅儒家传统社会图景。儒家传统在1950-70年代社会的命运,虽然主要表现为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破坏和压制,但也有因其社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回归而得以加强的一面。儒家学说是一种具有整体观框架的学说,它得以形成,并与社会兼容的基础是中国传统社会具有的一种天然独立的整体性社会形态。1950-70年代社会人为的封闭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该时期社会整体性形态的回归。改革开放以后,全球化的融合使中国社会的这种整体性形态再次打破,再次成为全球化世界中的一个部分型社会。这与具有整体观性质的儒家思想体系是不兼容的。进入新时期以后,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具有道德规训特质的英雄书写式微,文学书写朝着彰显个体欲望、去道德化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文学承担的道德规训功能式微,在很大程度上,回归到文学本身。而社会在全面经济转向的冲击下,呈现出人文精神危机和道德困局。1990年代的儒学“复兴”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其中大陆新儒家的一支表达了如同传统社会时期的用儒家思想干预社会运行的“政治儒学”的构想。中国当代社会这一思想脉络的流变,在文学的英雄书写中得到了完美的映照和见证。此后的文学,还将继续承担这一作用和功能。

二、“十五”初年国民经济发展开局良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十五”初年国民经济发展开局良好（论文提纲范文）

（1）明清铜钱体系的式微与重整（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技术与社会转型语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6）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研究 ——以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中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唐代山南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当代文学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论文提纲范文）

四、“十五”初年国民经济发展开局良好（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铜钱体系的式微与重整[D]. 张国坤.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1)
• [2]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D]. 王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研究[D]. 曲成举.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4]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杨化冰. 吉首大学, 2020(02)
• [5]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技术与社会转型语境的考察[D]. 武晓媛. 山西大学, 2019(02)
• [6]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D]. 陈亮. 兰州大学, 2019(08)
• [7]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研究 ——以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为例[D]. 潘海莉. 兰州大学, 2019(08)
• [8]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中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演进研究[D]. 马晓琳. 东北林业大学, 2019(01)
• [9]唐代山南道研究[D]. 林云鹤.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2)
• [10]中国当代文学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D]. 邱晓丹.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标签：安化论文;  经济论文;  过程管理论文;  制度创新论文;  手工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