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鲜明主题,乃为文之要（论文文献综述）
安婵[1]（2021）在《曾巩散文在明清的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散文研究相较于其他七大家来说稍显黯淡,关于其散文的接受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曾巩散文儒学思想醇正浓厚,创作讲求文以载道,自宋代以来盛誉不绝。明清两代是曾巩散文发展的繁荣时期,其散文艺术特色鲜明,又因受到当时政治制度、文化思潮的影响,得到了社会文人的推崇和接受。作为宋代散文大家,曾巩继承了曾氏一族深厚的家学思想,又吸收了欧阳修倡导的古文创作理论,因而散文议论透辟,本原六经,是明清两代文学发展中的经典呈现,为明清两代文人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创作思路和创作理念。本文一共分为三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意义和曾巩近几年的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第一章是对曾巩的生平简介和思想探究,曾巩散文中呈现出的醇正的儒家思想,典雅平正的艺术风格,与曾巩深厚的家学渊源、人生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密不可分。曾氏家族自其曾祖父一辈就对儒家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矢志不移的将儒家经典作为学习的对象。曾巩从小就受到了家庭氛围的熏陶和影响,对儒家文化和思想有着独特的认知和感受。曾巩一生命运多舛,仕途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散文思想和风格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早期汪洋恣肆,发展到后期则呈现出典雅纡徐的特点,创作风格愈发成熟,稳重,思想性和道学性也愈加浓厚。当时北宋统治者对儒家经典青睐有加,大力提倡儒家文化,将儒学经典及儒家思想作为科举取士的考核内容,因而当时社会文人大都崇儒学儒。在家庭氛围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双重作用下,曾巩散文儒学思想醇正浓厚,语言典雅平正,风格纡徐委婉,议论深刻透辟,为后世文人的创作提供了模范和理论基础,意义深远。第二章是曾巩散文在明代的接受研究,这一章节首先简述了明代之前曾巩散文的接受情况,了解曾巩散文在两宋时期及元代的接受情况。明代是曾巩散文发展和接受上升时期,受社会复古思潮、科举制度以及出版业发展的影响,曾巩散文在这一时期开始得到广泛的流传和接受。一方面,明代政府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要求科举选官制度以儒家经典文化为基础,曾巩散文因符合当时科举衡文的标准,在明代受到了推崇。另一方面,明代社会文化复古思潮盛行,理学因此在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明代文人及文学流派或主张学习秦汉文、或主张学习唐宋文,为曾巩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中唐宋派作为明代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流派之一,师法唐宋,大力提倡、推崇唐宋文,在唐宋文中又尤重宋文。曾巩作为宋代大家之一,在此期间受到了他们的大力推崇,其散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第三章是曾巩散文在清代的接受研究。从清代科举制度的实行、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以及文人流派对曾文的评价来看,曾巩散文在清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甚于明代,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清代儒学思想依旧盛行,这为曾巩在清代的接受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在政治制度方面,清朝统治者实行八股取士和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使得文人士子轻易不敢妄论政事,在文学创作方面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曾巩散文因其醇厚典雅,不落锋芒的特点,受到了清代诸多统治者的推崇和赞美,成为了清代文人争相学习、创作的楷模,理学家的形象在清代深入人心。清一代,曾巩的古文创作理论和散文风格,受到了以桐城派为主的文人流派的大力推崇,文学作品更是成为了清代文人学习的范本。从清代文人对曾巩散文的评价以及清代古文选中曾巩散文的选录情况来看,曾巩散文在清代统治者及社会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曾巩散文在清代社会的接受程度明显要更甚于明代。结语部分在全文的基础上再次对曾巩散文在明清的接受过程进行总结,肯定了曾巩散文的文学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通过对曾巩散文在明清的接受分析,不仅对曾巩散文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接受情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而且对曾巩的文学思想、创作风格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把握,使人们对曾巩散文的价值和艺术特色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刘军[2]（2021）在《竹简精神》文中研究指明古人评文论字,常以老辣言之,所谓老辣,指的是火候、道行的精准、深厚。这里提及的"老辣"一词,实际上隐含着某种顺序关系,即老而后辣之,老可指年岁,也可指从业经历之久。约定俗成,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是也。由此可知,散文是一种老年文体之说并非空穴来风,毕竟,阅世的深度与视野的宽度,非闪电式的才华所能托举。王国维先生主张客观诗人要多阅世,阅世与阅读,乃为文之道的两个支点,缺了一点,文气就会衰减。
徐慧极[3]（2020）在《中国古代艺术体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体式”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家对艺术门类、类型、体裁、风格等涉及体制与样式问题的总体概括。本文以史为线索,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体式问题。中国古代艺术体式有其独特的形式构成与理论表达方式。本文针对艺术体式理论的论述是以四个结构层次为划分依据,从五个理论维度进行阐述。四个结构层次分别是艺术门类、艺术类型、艺术体裁以及从体基础上延伸出来的风格;五个阐释维度分别是物质媒介与艺术语言、形制规范、名家样式、地域风格、时代风格。艺术体式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范畴,它在门类、类型、体裁三个层级上经历了从混融综合之“艺”到独立之“体”,再到具体体式细化、整合的演化过程。先秦、秦汉是艺术体式的混融期,体式在礼乐制度的规约下发展,该时期着重讨论的是体式与礼乐制度、百工技艺的生成及规范关系。魏晋南北朝是体式的确立期,各艺术门类作为独立个体的艺术批评意识日渐强烈,门类属性及其相互之间的界限渐趋明朗,体式理论侧重于强调艺术家的主导作用及名家样式的典范地位,体式形构、样貌的形式认识逐渐深化,二者在体的生成、确立中互为因果。唐宋是体式的系统整合期,也是体式形制规范的重构期,艺术门类、艺术类型、艺术体裁的样式标准逐渐建立,书、画、乐门类艺术的样式类型论逐渐形成,奠定了后世艺术体式阐述的理论基础。元明清时期,艺术体式在整合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艺术体式理论通过拓展体式阐述的本体向度,整合前代艺术体式,再释体式活力。从种类形式层面延伸至风格,时代风格、名家样式风格、地域风格、流派风格成为体式阐述的主要方面。历史阐述维度进一步推进,既有体式的样式形态获得了系统的梳理,体式的形式构成因素获得了更深层次的凝练,部分原有艺术样式的体式价值得以彰显。把握中国古代艺术体式理论,是重审古代艺术样式形态、样式谱系、艺术风格、艺术流派等论题的一个窗口,也是认识古代艺术整体样式构成的一架梯子,对之进行系统整理,有助于推进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现代阐释。
徐艳兰[4]（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张然[5]（2020）在《“珞珈龙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心雕龙》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显学,自黄侃先生拉开了《文心雕龙》研究的现代序幕,一代代学者砥砺前行。现如今,《文心雕龙》研究被称为“龙学”,这项研究已经成果斐然、蔚为大观。武汉大学位于中国的中部,其前身是晚清名臣张之洞在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武大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早的百年老校之一。《文心雕龙》与武汉大学的缘分,也已有百年历程。1914至1919年,黄侃先生于北京大学传授《文心雕龙》。1919年离开北大后,他将有关《文心雕龙》的课程带至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中华大学等高校,珞珈龙学由此开启。时至今日,已逾百年。黄侃、朱东润、刘永济、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李建中等多位先生的薪火相传,力保珞咖龙学历经风雨,仍龙脉不断。梳理珞珈龙学的百年历程,可分成三个阶段:阶段一,珞珈龙学初创期（20世纪初至5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黄侃、朱东润、刘永济三位先生。黄先生是导夫先路之人,在学术研究和三尺讲坛上,均点燃了珞珈龙学的星星之火。朱先生接棒,以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贡献了精彩的“刘勰”一章,进一步强化了对义理阐释的重视。刘先生则是筑其重镇式的学者,《文心雕龙校释》一书成为“龙学”经典,由此奠定了珞珈龙学重义理阐释、重宏观研究的学派特质。这三位先生皆注重理论阐释,尤其关注刘勰的创作论思想,此研究倾向对路珈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后的俊贤们基本都沿着这一方向,不断深化、拓展。同时,对理论阐释重视的背后,也有着学者们借古鉴今的良苦用心,注重现实的研究品格开始逐渐显现。简言之,初创期的珞珈龙学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开始重视对义理的阐释,并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对《文心雕龙》做研究。阶段二,珞珈龙学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五位先生。刘绶松先生的学术蓬勃期遇上了政治运动的蓬勃期,他的“龙学”研究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时时处处都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刘勰文学思想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相关理论。虽然这种研究视角在无形中削弱了对《文心雕龙》审美思想的探讨,但却成为珞珈龙学现实品格的一种独特的表现。珞珈龙脉传至刘纲纪先生,刘先生凭借极高的理论水平,使珞珈龙学又上了一个高度。他以极强的逻辑性建构了刘勰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并将刘勰及《文心雕龙》定位为哲学家与哲学典籍,这一观点仍时常被后学征引。同时,其专着《刘勰》是较早在台出版的来自大陆的学术专着,是珞珈龙学扩大对外影响的一个范例。吴林伯先生则是珞珈龙学中不容忽视的一位大家,虽着作等身,但所获声名并不相称,这与其专着《<文心雕龙)义疏》《<文心雕龙>字义疏证》出版时间较晚有关,但吴先生真正做到了校注释义全面发展,又因国学基本功扎实,其“龙学”着述功力深厚,是“龙学”界亟待挖掘的一座宝藏。吴先生还指导过一篇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此文的作者是易中天先生,他同刘纲纪先生一样也研究了《文心雕龙》的美学问题。这篇讨论《文心雕龙》美学问题的论文,历经多次修改后,出版了同名专着《<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是首部研究《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专着。发展期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是罗立乾先生,他同吴先生一样,在校注释义方面均有建树。他对刘永济先生及《文心雕龙校释》素有研究,其《新译文心雕龙》明显有《校释》的影子。罗先生还注重探讨《文心雕龙》的当下之用,在珞珈龙学现实品格方面,极具代表性。发展期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沿着初创期先贤们奠定的重义理、重宏观的研究方向,继承并光大了珞珈龙学的这种学统。无论是刘绶松先生被誉为“《文心雕龙》理论研究的奠基石”①的《<文心雕龙)初探》,还是刘纲纪、易中天两位先生在建构刘勰美学思想理论体系方面的努力,抑或是吴林伯先生对刘勰文学思想与其它典籍理论之间关系的厘清,以及罗立乾先生对《文心雕龙》理论精义当下之用的多番探讨,这些都彰显了珞珈学人对初创期先贤们理论品格的自觉追求,以及对刘勰文学思想古为今用的现实性考虑。概言之,发展期的珞珈龙学承接了初创期的研究方向与学术品格,在政治运动纷杂的历史时期没有放弃对刘勰及《文心雕龙》的研究,并想方设法从各种角度为刘勰及《文心雕龙》赋予“新生”,这也使得现实的品格一直流淌在珞珈龙学的血脉中,并成为其一大亮点。改革开放后,珞珈龙学的发展日益蓬勃。研究领域及方向日渐多元,理论着述都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对外交流不断扩大。这些都使珞珈龙学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现今珞珈龙学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不容忽视的“龙学”学派。阶段三,珞珈龙学拓新期（2001至2019年）,这一时期的珞珈龙学成果不断,学人辈出,李建中先生是此期代表。他在《文心雕龙》文本的译注,理论的阐释与解读,刘勰的人格精神,“龙学”的学术史等多个研究领域,皆有涉猎。依靠以中西比较和古今对话的学术思路,他为新世纪的珞珈龙学不仅贡献了《文心雕龙讲演录》《文心雕龙导读》《龙学档案》等重要成果,还凭借“青春版《文心雕龙》”成功地完成了《文心雕龙》课程的教改。拓新期的其他珞珈学人同样在注重理论研究,强调现实针对性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对《文心雕龙》各种重要理论、观点、命题的探讨仍旧是主要的研究选题。尤其是珞珈讲坛上的老师善于把《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与学科的学术动向相结合,对学生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珞珈龙学整体发展情况良好、有序。尤其是2011年成功承办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年会后,珞珈龙学更是维持每年都有相关“龙学”着述发表的势头,而这也体现了珞珈龙学积极的人才培养工作和合理的人员梯队建设。总体而言,新时期珞珈龙学的着述质量及学界认可度均较高,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及多视角的特点,并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前辈学人及整个学派的研究成果。不过,发展至百年的该学派仍然没有出现可以比肩《文心雕龙校释》的经典之作,缺乏可以扛鼎的“龙学”专着。这是种遗憾,但更是对珞珈龙学的鞭策与期待。总之,珞珈龙学以20世纪初黄侃先生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坛上传授《文心雕龙》为发端,以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并将讲义集结成书,作为其学统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代表学人及作品有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刘纲纪先生的《刘勰》、吴林伯先生的《<文心雕龙>义疏》、易中天先生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罗立乾先生的《新译文心雕龙》以及李建中先生的《文心雕龙讲演录》等。该学派的主要特点在于注重对《文心雕龙》做整体性的研究,善于从义理阐释的角度去剖析刘勰的文学思想,突出学术研究的现实品格并着力与教学相结合。
张方[6]（2020）在《《淮南子》“根心说”音乐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淮南子》“根心”音乐思想旨在改变先秦礼乐愈发僵化的发展趋势,推动音乐创作向为人们内心情感宣泄与表达服务方向迈进。“根心”音乐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氏族部落先民创编图腾乐舞心理意识和情感诉求,图腾乐舞用于祭祀仪式功能在夏、商、周三代被统治者不断强化,最终形成一套完备详实的礼乐体系。随着西周没落和时代发展,乐的内容和形式显得相对固化,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表现出从统治阶级内部开始要求改变礼对乐的束缚等种种要求。由此,关注人内心情感世界的世俗音乐开始崛起。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音乐与情感的关系问题展开了初步讨论,汉初以后对该问题更加重视。《淮南子》总结了先秦时期音乐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与拓展。“根心说”音乐思想的提出,显示了《淮南子》对音乐问题认识的先进性和前瞻性。正是在此背景下,《淮南子·诠言训》中提出“根心说”音乐思想。其他篇章中也多次提及或讨论音乐与情感的关系,阐明了人的内心之中真情实感对于音乐实践的重要意义。结合中国古代哲学对于“心”的关注程度来看,“根心”音乐思想绝非孤立的存在。此后不少乐论中都出现了与“根心”类似的观点。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由此,形成后世中国音乐尤其是乐器演奏“重情轻技”的典型传统。近代以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研究“根心”音乐思想,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与归纳古代“根心说”音乐思想及相关传统,为现代中国音乐复兴与现代中国音乐表达的思想范式重建提供参考依据。
高赟[7]（2020）在《北周文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北周文学为研究对象,旨在整体、系统论述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文学,还原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北周文学,呈现一个清晰的北周文坛,显示北周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学价值,改变人们对北周文学的认识。北周文学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学快速、密切大融合的成果,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起着枢纽作用。北周文学因时代、地域、民族、文学演进规律呈现独特的阶段性文学特点。全文除绪论、结论、附录外,分上下编,共八章。上编五章整体、系统论述北周文学的繁荣、文学成果、文学特点,展现它的枢纽作用。下编三章重点研究北周文学独特的、最重要的作家。上编第一章宏观整体鸟瞰北周文学,从北周文学家、北周文学作品、北周文学活动三个方面论证北周文学的繁荣。第二章重点研究对当时和后世影响较大的周文帝宇文泰发起的西魏文体文风改革,论述西魏时期文学作品和西魏对北周文学的贡献。第三章从北周时期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和北周文学的关系论述北周时期的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与北周文学的繁荣密切相关,起着促进作用。北周文、明、武三帝收集和整理中原典籍对华夏文化的绵延不断作出重大贡献。第四章通过北周时期两个文坛和民间文学的文学作品全面系统论述北周文学的繁荣、南北文学融合的文学成果、文学特色。第五章从出土西魏北周墓志视角考察这段时期墓志的演进和文学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北周文学的文学水平。下编第一章整体论述北周宇文氏文学作品,充分展现北周宇文氏对中国文学的贡献。第二章综合研究王褒及其文学作品。本文考证王褒生年是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卒年是周武帝建德五年（576）。梁宫体诗是一种新体诗,诗人运用这种诗体可以创作任何题材的诗歌。王褒是梁宫体诗的代表诗人。王褒北朝大部分五言诗歌反映他因羁旅异国的现实而引发内心深处的亡国之悲、羁旅之痛、思乡之切、生命之短的各种复杂的沉重心情,呈现“悲”“沉郁”的特色和风格。王褒以边塞乐府诗为代表的诗歌带有“建安风骨”的气息,但与“建安风骨”不同。王褒在创作乐府诗时很大程度上受到他创作宫体诗艺术技巧的影响。王褒五言八句、四句诗创作对唐律诗、绝句的形成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王褒入北文章是中国南北朝后期南北文学相融合的成果。第三章综合研究庾信及其文学作品。本文考证庾信在北周任司水下大夫、弘农郡守、司宪中大夫、洛州刺史、司宗中大夫的任期和北周部分交游。庾信入北前十年心态复杂,最终由排斥到感恩、接受,再到主动亲和北周朝廷。庾信在入北前十年,或者说在入北的二十八年中,对故国的悲伤、对故国故土的思归和思念从没有停止过,贯穿始终。这种乡关之思以公元557年十月陈代梁为界显示出细微区别。之前是他对梁朝故国的思归与思念,之后是他对南方故土的思归与思念。《哀江南赋》作于公元557年十二月,主旨是哀梁朝。《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枯树赋》《小园赋》《伤心赋》《竹杖赋》《邛竹杖赋》展现庾信入北初期的生活经历和心态,极具文学价值。五言组诗《拟咏怀二十七首》《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展现庾信诗歌的文学魅力。庾信在北周创作的宫体艳情诗是他在梁朝创作的宫体艳情诗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显出新特点。《燕歌行》在王褒、庾信、高适手中继承并改变,最终使乐府旧题《燕歌行》的传统内容真正变成以边塞为内容的边塞乐府诗。《杨柳歌》是乐府诗,作于庾信入北初期,主旨是自悲身世。庾信创作的宫廷雅乐歌辞反映北周对中原儒家文化的崇拜。《道士步虚词十首》是庾信对道教步虚词的改造,文人步虚词成为表达个人情感的乐府诗体裁。庾信五言八句、四句诗歌创作对唐律诗和绝句的形成作出很大贡献,他创作出一首五言绝句。庾信入北前期部分诗赋文创作呈现“建安风骨”的风貌。《拟连珠》最大可能作于公元557年十月至十二月间,主旨是念王室、悲身世,它的创新表现在三个方面。庾信墓碑传文、墓志铭传文、墓碑志铭辞都各具文学特色。庾信丧母是在西魏,丧母守孝时间是公元555至557年。庾信在北朝真正的隐居时期是公元554至563年。《移虏留使文》非庾信作品。
王嘉颖[8]（2020）在《士人心态与魏晋言志赋》文中认为作为中国古代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言志赋以表现作家的理想抱负、人生追求为归旨,是士人内心情感的书面表达。与此同时,魏晋时期受到动荡时局和哲学思潮的影响,士人心态急剧变化,士人心态的嬗变影响着士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同样也影响着士人的言志赋创作。因此,本文以魏晋士人心态为切入点,重点研究魏晋不同时期的士人心态对言志赋创作的影响。本文分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是引言,引言旨在揭示论文的研究意义及研究现状。学界对言志赋的研究多集中在两汉时期,对魏晋时期言志赋的研究少之又少,魏晋士人心态的嬗变为我们更好地了解魏晋言志赋的思想内涵提供了重要支点。第一部分为魏晋言志赋概述。首先我们对言志赋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明确言志赋是指在赋中抒发作者对理想抱负、个人怀抱、人生追求的思考的作品。接着我们对魏晋时期的言志赋进行了时间上的段限和篇目上的汇总,并对一些篇目上的取舍进行了简要的论述,最后把魏晋言志赋的篇目、作者、出处、存佚情况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以明确研究范围。第二部分为建功立业的呼声与建安言志赋。建安时期的士人对社会秩序的重建具有一种内在的使命感,他们渴望建功立业,具有强烈的功业意识。受这种心态的影响,建安时期的言志赋中往往洋溢着对事功的强烈追求,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此时的言志赋中也不乏士人因壮志难酬而产生的愤懑之感。第三部分为归隐避祸的思考与正始言志赋。正始时期政治局势残酷险恶,士人出于自我保全的心理,往往选择远离政治漩涡,归隐避祸。受这种心态的影响,正始时期的言志赋多表达了一种士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第四部分为出世入世的矛盾与西晋言志赋。西晋士人受动荡政治局势和复杂社会思潮的影响,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在以求名自适为能事的同时,又能够调和儒道,不为一家所困。受这种心态的影响,西晋时期的言志赋也呈现出多样的风貌,在主旨上大体可分为入世的告白、出世的心声、进退的矛盾与自我的坚守这四种。第五部分为退守自适的无奈与东晋言志赋。东晋士人普遍具有一种偏安心理,但他们并非毫无济世之心,只是仕进无门,加之受动荡时局及哲学思潮的影响,他们不得不选择退守自适的处世态度以获得心灵上的慰藉。受这种心态的影响,东晋时期的言志赋在表达士人退守自适心志的同时往往流露出一种痛苦、无奈的悲伤情绪。
何建琴[9]（2020）在《宋代悼亡诗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两宋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悼亡诗歌发展的关键时刻。由于宋代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原因,悼亡诗的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蔚为大观。这主要包括作者及诗歌数量的上涨,质量的优质两个方面。分而观之,一方面宋代悼亡诗歌呈现出创作规模扩大,诗歌及诗人数量大增,悼亡诗题多样,内容及表现形式丰富的特点。另一方面宋代悼亡诗作者又呈现出不可忽视的群体效应,并且在出身背景、婚姻状况、家庭情况、仕途经历上有着共性及个性,由诗人创作悼亡诗歌时间也可略窥宋代文人仕途与悼亡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外,悼亡题材发展到宋代,宋词与宋文两种体裁的繁盛发展,语言体制的灵活多样更显示出宋代悼亡文学的成就。首先,宋代悼亡诗歌的主要书写方式包括时空书写、临境书写、梦境书写,可以说前两者具有诗歌书写的普遍性,这也是悼亡诗歌中最常见且最为普遍的方式,体现出悼亡诗歌在创作手法上的共性。其中时空书写主要以王十朋、梅尧臣一些特殊时节所作悼亡诗和梅尧臣、陆游的舟中悼亡、沈园记忆为主要代表,通常以回忆旧时、旧地,共时对照他人、历时对比自身抒发悼亡之悲,又常与今昔对比、稚子烘托、自我悲悼等模式相结合抒发情感。而临境书写主要以陆佃为代表,依托对自然之景和日常生活之物的描绘,以景物为衬托对象,以真情为基筑,搭建起宋代悼亡诗的高峰。梦境书写则主要以梅尧臣等人为代表,抒发涕忆亡妇欲望的满足和人生如梦的感慨。后两者则更能体现出悼亡类诗歌的书写方式的独特性,以上三种方式展现了宋代悼亡诗歌书写呈现的共性和个性特点。其次,在意象与典故方面,一方面,宋代悼亡诗歌的惯用意象不出自然、社会、和主观虚幻意象三类,悼亡诗歌的意象流变到宋代,自然界的景象比例减少,虽多继承悼亡原型“意象”的表达模式,但宋代更注重色彩的描绘,并且更加注重对日常具体社会性物象的描绘,动植物等类别扩大,感情更为丰富细腻,充满了知性理性的思省,能更准确的觉发人生的真实。此外,吊古述今的事象等内容开始占据宋代悼亡诗歌的绝大部分比重,多以整个事件为载体,这种叙事因素使诗歌更加生活化、平民化。另一方面,如果说以上意象更多是悼亡诗创作的共性,那么典故的运用,则是悼亡诗发展到宋代的一大新变。宋代悼亡诗中用典广博,经史子集皆有取之。与唐代悼亡诗相比较,在用典的数量上远超于唐代,在类型上,其多样化更是远胜。而宋代悼亡诗歌在诗歌典故的选择上,与前代诗人既具有高度的共通性,如对表达夫妻情深的典故运用也较多,但宋代悼亡诗歌对新典故的开辟,更具有多元性,不同的诗人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再者,宋代悼亡典故具有高度的主体阐释性,使得具有创作者个别之视角,或强化某具体方面的意义,或扩大、缩小、忽视某些意涵。自身带有的“隐喻”功能,更使诗歌内涵丰富,这与宋前所用典故的单一性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从宋代悼亡诗歌的表现特色来看,其一,在思想上以佛道思想为感情抒发出口,并且呈现出重道甚于佛教的特点,在内容上,也呈现出困顿与超越并存的特色。其二,从诗体特点来看,宋代悼亡诗歌型制,以五言古体、七言绝句、多首联章的组诗体制最为普见。传统上继承五古,创新上发扬七绝,明显的表现出长于五古七绝的特色,五古由于长于表现强烈的思想感情而在悼亡诗歌的创作中具有漫长的创造传统。而七绝有富于起伏,节奏轻快,流畅性强,易产生余音的特点,因此作者怀有无限情思感到言不达意时,五古和七绝就成为抒发悼亡之思最合适的表现形式。此外,宋代悼亡诗作者在继承悼亡组诗传统的基础上又创新出一题多章+七言绝句的新形式,而从他们所赋悼亡诗歌内容,又可略窥集句悼亡和骚体悼亡的新型悼亡模式,这也体现了宋代悼亡诗人对于悼亡诗歌创作创新的自觉追求及尝试。其三,就宋代悼亡诗歌的抒情特色而言,其抒情模式上秉承历代以来的悼哀颂德模式,“颂”与“赞”成为宋代悼亡诗歌的重要内容之一,“敬”与“恩”成为宋代悼亡诗中展现的突出夫妻关系,且诗人多以平易质朴的语言及含蓄深沉笔力抒写生离的悔恨,死别的追怀,人生的哀愁与苦闷,有着浓厚的注重当下的世俗性特征。
曹志坚[10]（2018）在《文学批评视阈下的《左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左传》作为《春秋》三传之一,乃古文经学之代表,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其经义、史体而文用的特点,它对中国古代经学、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除经史之外,从文学的视阈来审视《左传》,不仅可以促进《左传》自身研究的丰富和发展;同时,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然而,综览当前《左传》文学研究的实际,有关《左传》文学性与文学价值的研究成果斐然,但从文学批评的视野梳理《左传》历代批评的研究却还十分欠缺。有鉴于此,本论文以文学批评的视角切入,对历代《左传》文学批评的命题予以梳理和研究,探讨其原初的内涵和意义,分析其在《左传》中的具体表现与思想源出,以及相关概念、命题在后世文学中的铺衍、转用及其影响,以期有助于《左传》文学批评研究的深入开展。实质上,由于《左传》经史文一体的特点,有关《左传》的文学批评常常是和经史研究混合在一起的,只是到了宋代古文运动勃兴以后,有关《左传》的文学研究才以文话与文章评点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对《左传》批评的研究,需要从经史学者的论述入手。经史学者,很多对《左传》的文学特性与文学成就其实是有深刻认识的,只是这些认识并没有被细致全面的阐释出来,而散见于相关经史着作的序跋之中。同时,另有一些文家宿儒,由于其自身文学涵养的笃厚,他们对《左传》的文学特色亦有准确体悟,而发论于自己的诗文着作之中。这些论述,就构成了《左传》文学批评的主体。而从批评史的视野来看,这些围绕《左传》而展开的批评,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批评系统,一些概念、范畴、命题而有了广泛的文学批评史意义。故立足于《左传》,以《左传》文学批评作为对象,择其精要之论,对其命题、概念、范畴作系统的研究,细致梳理其所产生的学术背景与原初意义、后世学者对此一命题的申发与推衍以及批评命题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思理与逻辑,从而最终总结出有关《左传》文学批评的总体特征。这一研究梳理,不仅有助于《左传》自身的文学研究,而且,由《左传》批评而产生的批评概念、命题、范畴对于史传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成,对古代文章学批评范畴的确立,都有着积极意义的。因此论文择要选取了以下七个论题展开论述:第一章“文缓旨远”,结合孔颖达的疏解,本章讨论了杜预所言《左传》“其文缓,其旨远”中“文缓”和“旨远”的内涵。文缓之旨,在于与所切论题的疏远不密,内容上之宽缓丰溢,叙述上之从容不迫,语气上之和缓平舒,以及表达方式的迂回婉转与结构布局上的松紧得宜。《左传》之文缓,由于其需切合经文的需要,表现为内容上的不直接解经,言辞表达上的辞不迫切而意有独至上、叙事井然的气盛言宜,以及叙事结构上的闲雅疏致。而“旨远”之内涵,则在于通过圣贤评史、书法讲解与人事取舍来说明和寄托儒家在思想、政治、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理论主张。《左传》文缓旨远的这一特征,乃是左氏以事解经时道义在胸,情理居中,气盛言宜的自然呈现,体现了其道胜而文不难自至的至高境界。第二章“微显阐幽”,通过《左传》“微而显”之书法与《周易》之义理的考察,本章详细分析了“微显阐幽”在为经与作传上的差异与不同,《春秋》之微显阐幽,着意于微其言而幽其旨;《左传》之微显阐幽,着意于显其微而阐其幽。《左传》阐显经文之法,在于活显其人物、详具其细节、直解其书法、阐明其义例、引贤圣以置评、据礼以断事。此“微显阐幽”即成为《左传》传解《春秋》之方式与叙述策略。其对后世史传文学之影响,则主要集中在一字褒贬,隐讳与晦婉,知人论世,善言佳辞,感异与预言,史评与史论等诸多方面。《左传》的微显阐幽,其实乃是儒家“格物致知”思想在史着叙事中的反映,体现了认知历史事理的正确途径。第三章“史笔五法”,《春秋》书法,有何以书与如何书的区别,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即《春秋》如何书之书法,此书法实由《左传》发明,故于《左传》之中亦多体现。本章立足于《左传》,对五法的内涵及其实现途径作了逐条的分析说明,“微而显”,乃是通过细小、幽微的措词变化,来传递某种特定的言外之意。“志而晦”则是以幽微隐晦之笔写出史实之不得名言处,经细心品味可得其真意。“婉而成章”,乃是用委婉曲折的笔法,以礼义为尺度进行避讳,进而构写篇章。“尽而不污”则是详尽完备的叙记事实,不做任何褒损歪曲。“惩恶而劝善”,指如实的载录人物之言行,使其善恶之迹不泯灭,从而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故“五法”之称,实际涉及到文章的遣词造句,拟章谋篇的方法原则与文章取材的价值导向问题,本质上体现了儒家“真善美”相统一的文学思想。故“史笔五法”对于后世史书撰着、诗话评点、古文之作及古文义法说之提出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贯通文史二科的普遍法则。第四章“左氏富艳”,以范宁三传短长论述为切入,通过对三传短长的比较分析,着重讨论了《左氏》富艳之实质内涵及其与品藻、属辞比事之关系。《左传》文辞乃经义史事之载体,富艳作为文辞之特色,其具体所指涵盖经、史、文三个方面,即包括义旨之精微丰厚,善叙事理,内容丰富、详实、生动,文章体裁多样且文笔风格富于变化,文辞意味丰富无穷,人物描绘的惟妙出众,表现手法的灵动多变,以及文字的盛多与语言丰富等多个方面。自范宁提出后,“富艳”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进而对诗文、人物品评,书画鉴赏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五章“简要详博”,本章以《史通》所论为本,总结分析了《左传》简要详博之内理与意涵。简要之旨,在于用简约的文辞来曲尽史实,而使读者读之无不尽之感。故需通过叙事四体之不须,省字、省句、理当、技法纯熟等省笔之用来实现。而详博之旨则在于叙事的周密细致与宽泛众多,能够完整细腻地表现“三科五志”之内容。而对这种言简意足,辞约事丰表达效果的追求,则是儒家博约思想在文辞表达上的具体体现。第六章“左氏浮夸”,本章从古今学者对“左氏浮夸”的不同认知入手,分析了“浮夸”的语义内涵。“浮夸”一方面指不切于事实之“虚浮夸诞”,另一方面指矜夸自能的“浩博奢丽”。古今“左氏浮夸”认知的差异,乃是着眼视角的不同,着眼于《左传》的史实内容,则浮夸所指乃是妖梦怪异、不实失信之虚浮夸诞,是其弊;而着眼于丘明之才情及其艺术审美,则浮夸乃指踵事增华、浩博奢丽之文学表达,是其优长。古今所言之别,即史学求真实与文学求奢丽之别。明此之理,则“左氏浮夸”在认知上的差异就会得到消解。第七章“文史一体”,本章通过孔子、孟子、刘知几、王世贞、章学诚、钱钟书等人文史一体思想内涵的分析,论述了文史一体在《左传》中的具体表现,并着重就《左传》中的虚设事项进行了分析说明。同时,通过对《左传》《史记》有关伍子胥叙述的差异比较,《汉书》对《史记》有关韩信事迹的删改,来说明史籍撰述在追求历史真实的过程中,为了突出传主的风神,可以融入一些艺术化的手法来增强传写效果,使之耸动视听,炫人耳目。也可以通过对史料的不同取舍与编排,来传递出作者对历史的感发与兴寄,使得历史事件所蕴含的某一义理得以更加的突显。故而,就历史真实而言,文学因素的适当运用,可以提高史着的可读性与历史感染力,可以增强史书资治镜鉴的功用效果。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文学因素的运用中要有度的限制,要尽力避免单纯追求文胜之美的弊病。而另一方面,史学精神的品质和内涵,又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价值内核。文与史的有机融合、相得益彰,乃是传统文史着作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通过以上七章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左传》经史文一体的文本特征,造就了其堪称伟大的经典作品。义理、史实和文采的有机融合而相得益彰,是《左传》文本能够跨越千年依然灿烂夺目的关键所在。围绕《左传》而展开的文学批评,不仅深入掘发了《左传》自身的文学特色与卓越成就,而且,对文章学、史传文学乃至叙事文学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左传》文学批评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有机构成,其体量和内容是非常丰厚的,有着巨大的研究潜力,值得我们不断的发掘与开拓。
二、鲜明主题,乃为文之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鲜明主题,乃为文之要（论文提纲范文）
（1）曾巩散文在明清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曾巩生平经历及作品研究 |
| (二)与曾巩散文相关研究 |
| (三)曾巩散文接受史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曾巩生平简介与思想研究 |
| 第一节 曾巩生平简介 |
| 第二节 曾巩思想研究 |
| 一、曾巩散文创作的儒学渊源 |
| 二、曾巩的儒学思想与散文创作 |
| 第二章 明代曾巩散文接受研究 |
| 第一节 明代之前曾巩散文接受 |
| 第二节 明代政治文化发展与曾巩散文的接受关系 |
| 一、明代复古思潮与曾巩散文的接受 |
| 二、明代科举文化与曾巩散文的接受 |
| 三、明代出版业的发展与曾巩散文接受 |
| 第三节 唐宋派对曾巩散文的接受 |
| 一、曾巩文被唐宋派接受原因 |
| 二、王慎中论曾文——文辞、义理并胜 |
| 三、唐顺之、归有光论曾文——平实严谨,布局巧妙 |
| 四、茅坤论曾文——宋之欧曾,即唐之韩愈 |
| 第四节 曾巩散文在明代选本的选录情况研究 |
| 第三章 清代曾巩散文接受研究 |
| 第一节 清代政治文化发展与曾巩散文的接受 |
| 一、清代社会文化思潮与曾巩散文的接受 |
| 二、清代科举制度与曾巩散文的接受 |
| 第二节 清代桐城派对曾巩的接受 |
| 一、桐城派对曾巩文道观的继承和发扬 |
| 二、桐城派对曾巩文的接受与评价 |
| 三、清代其他文人对曾巩散文的接受与评价 |
| 第三节 曾巩散文在清代文人选录情况研究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中国古代艺术体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价值 |
| 二、体式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现状 |
| (一)艺术形态分类相关成果 |
| (二)古代文体研究相关成果 |
| (三)古代艺术史研究兼及成果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学方法 |
| (二)比较法 |
| (三)历史阐述学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礼乐制度和百工技艺规范下的先秦、秦汉艺术体式 |
| 第一节 礼乐制度与艺术体式 |
| 一、礼乐为主导的音乐体式 |
| 二、典仪仪制下礼乐体式的分化 |
| 三、礼制规约与音乐体式的样态 |
| 四、发展至性情、模仿的音乐起源论 |
| 第二节 诗乐舞由一而分 |
| 一、上古到先秦:诗乐舞一体,乐舞为主导 |
| 二、秦汉:歌舞音乐形成,歌、舞为主导 |
| 第三节 隶变与书体书势的衍生 |
| 一、经典书学势体文 |
| 二、势体文文献剖析 |
| 三、《四体书势》的体式意义 |
| 四、势体文与书法体势 |
| 五、势体文综合艺术语言、形制规范、样式风格阐述维度为一体 |
| 六、势体文对唐代书体论的影响 |
| 第四节 百工技艺、礼乐观念下的工艺和绘画体式 |
| 一、工艺技艺与百工艺术体式的分化 |
| 二、宇宙观念与百工艺术体式的统合 |
| 三、礼乐观念与绘画体式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主体和样式典范主导的“体”:魏晋南北朝艺术体式 |
| 第一节 形构、样貌与魏晋南北朝艺术体式 |
| 一、《文心雕龙》之“体势” |
| 二、形构、样貌与书法体式 |
| 第二节 阮籍、嵇康以琴体言乐体 |
| 一、阮籍音乐体式论 |
| 二、嵇康琴体论 |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音乐体式分化 |
| 第四节 二王典范与书家体式 |
| 一、魏晋南朝二王体式典范 |
| 二、钟张二王与古今二体 |
| 三、书家、书体的体式建构 |
| 第五节 人物画、山水画体式 |
| 一、传神论与人物画体式 |
| 二、山水画体式论形成 |
| 三、六法与画体 |
| 第三章 形制规范的建立:承前启后的唐宋艺术体式 |
| 第一节 唐宋乐舞、戏剧体式整合 |
| 一、诗、词的音乐体式衍变 |
| 二、宋音乐体裁文献转折期 |
| 三、从唐歌舞燕乐至宋杂剧 |
| 四、乐部制与乐部样式标志 |
| 第二节 体法与唐宋书法体式 |
| 一、书体为纲与书体体式 |
| 二、书体体式与书家体式 |
| 三、书法体式的融合与分化 |
| 第三节 类型与唐宋绘画体式 |
| 一、体式风格类型 |
| 二、门类与绘画体式 |
| 三、门类间体式融合 |
| 第四章 本体向度的拓展:元明清整合再释的艺术体式 |
| 第一节 风格阐释维度的延伸 |
| 一、时代风格与名家样式 |
| 二、地域风格与流派风格 |
| 第二节 形构阐释维度的延续 |
| 一、戏剧体式与戏曲体制 |
| 二、书体体式的系统整合 |
| 第三节 历史阐述维度的推进 |
| 一、时代、艺术家体式的历史概括 |
| 二、钩沉体式传衍的流脉意识显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4）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吕祖谦思想总体研究 |
| 1.2.2 吕祖谦义理之学的研究 |
| 1.2.3 吕祖谦辞章之学的研究 |
| 1.2.4 吕祖谦考据之学的研究 |
| 1.2.5 吕祖谦经济之学的研究 |
| 1.3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原文献之传”与吕祖谦儒学学统建构 |
| 2.1 “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考辨 |
| 2.1.1 南宋时人之认同:“中原文献之传”乃儒学之正统 |
| 2.1.2 宋元朱熹后学之新诠:“中原文献之传”为伊洛渊源之道学 |
| 2.1.3 明清学者之复归:“中原文献之传”即图书资料之学 |
| 2.1.4 现当代学者的多维视域:“中原文献之传”古今内涵之融合 |
| 2.2 儒学学统及其四个面向的学理依据 |
| 2.3 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 |
| 2.3.1 “升—降—升”:吕祖谦学术地位之演变 |
| 2.3.2 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探析 |
| 2.4 中原文献之传的传承脉络考 |
| 2.4.1 高平、庐陵、鄞江、西湖五传 |
| 2.4.2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横渠、百源、清敏四传 |
| 2.4.3 涑水、二程、荥阳、了翁、廌山、和靖三传 |
| 2.4.4 二传元城、龟山、谯氏、武夷、横浦之学 |
| 2.4.5 一传白水、玉山、三山、芮氏之学 |
| 2.4.6 兼传三苏、王苹、胡宏之学 |
| 2.5 从“中原文献之传”到中原文献之学 |
| 2.5.1 义理之学的传承 |
| 2.5.2 辞章之学的承传 |
| 2.5.3 考据之学的的承袭 |
| 2.5.4 经济之学的承继 |
| 2.6 中道:吕祖谦构建儒学学统的方法论 |
| 2.6.1 中庸之道的常道特征 |
| 2.6.2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中庸之道的方法论意义 |
| 第3章 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 |
| 3.1 义理之学的来源 |
| 3.2 义理之学的总体架构 |
| 3.2.1 无极而太极:道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2.2 相倚又相成:整全之道的展开方式 |
| 3.2.3 分立而不分离:道之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
| 3.3 理气论:理气合一 |
| 3.4 心性论:心与天一、心与理一、心性合一 |
| 3.5 工夫论:工夫须从心上做 |
| 3.6 道器不离:理——心——气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6.1 理事一致 |
| 3.6.2 理礼合一 |
| 3.6.3 心史合一 |
| 第4章 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 |
| 4.1 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吕祖谦文道合一的思想 |
| 4.1.1 重道轻文的时代背景 |
| 4.1.2 以学统统合文道 |
| 4.2 “巧”在文道并进的文章工夫——吕祖谦斯文重建的旨趣 |
| 4.2.1 “东莱之弊尽在于巧” |
| 4.2.2 巧之所指:文章工夫 |
| 4.2.3 “巧”之旨归:重建斯文 |
| 第5章 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 |
| 5.1 语言文字学 |
| 5.1.1 承汉儒之旧的音韵学 |
| 5.1.2 守旧与创新并举的训诂学 |
| 5.2 古籍编纂与史学考订 |
| 5.2.1 吕祖谦对《古周易》的复原及其意义 |
| 5.2.2 吕祖谦对《程氏易传》的整理与刊刻 |
| 5.2.3 史学考订 |
| 第6章 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 |
| 6.1 吕祖谦之政治思想与实践 |
| 6.1.1 政治伦理思想 |
| 6.1.2 政治生态思想 |
| 6.1.3 德法并行:政治制度思想 |
| 6.1.4 政治实践 |
| 6.2 经济思想与实践 |
| 6.2.1 寓兵于农,提高土地生产力 |
| 6.2.2 取民有制,宽省民力 |
| 6.2.3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
| 6.2.4 农商并重、工商各有其分 |
| 6.2.5 经济实践 |
| 6.3 教育理念与实践 |
| 6.3.1 学以成圣的人格教育目标 |
| 6.3.2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
| 6.3.3 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方针 |
| 6.3.4 教育实践 |
| 6.4 推势阐理之经世史学 |
| 6.4.1 吕祖谦的史学渊源 |
| 6.4.2 经史一体的史学观 |
| 6.4.3 读史之法 |
| 6.4.4 推势阐理,以史经世 |
| 6.4.5 以“礼”为核心的史学特色 |
| 第7章 中原文献之学的旨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 7.1 重建内圣外王之道: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 |
| 7.1.1 通世务、实践履的经学主旨 |
| 7.1.2 文贵有用、文以宣言文学功用观 |
| 7.1.3 通古今之变,用于当世的治史目的 |
| 7.2 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对后世的影响 |
| 7.2.1 对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 |
| 7.2.2 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
| 7.2.3 对清代朴学的影响 |
| 7.2.4 对浙东史学的影响 |
| 7.3 博杂抑或博洽?——吕祖谦学术的再评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珞珈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论文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初创期的“珞珈龙学” |
| 第一节 珞珈龙学的奠基 |
| 一、珞珈龙学之诞生 |
| 二、黄侃与珞珈龙学 |
| 三、朱东润的“龙学”成果 |
| 第二节 刘永济:珞珈龙学之功臣 |
| 一、“龙学”专着之特点 |
| 二、《文心雕龙校释》义理研究 |
| 三、“龙学”对词学的影响 |
| 四、“龙学”的中西比较思维 |
| 第二章 发展期的“珞珈龙学”(上) |
| 第一节 珞珈龙学的发展 |
| 一、珞珈龙学之长成 |
| 二、胡国瑞的“龙学”成果 |
| 第二节 刘绶松对“龙学”的贡献 |
| 一、高度强调政治性的学术研究思路 |
| 二、论《文心雕龙》中的现实主义 |
| 三、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阶级性” |
| 四、刘绶松“龙学”之特点 |
| 第三节 刘纲纪的“龙学”成就 |
| 一、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定位 |
| 二、《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
| 三、刘勰的人格精神、佛学思想与思维模式 |
| 四、对刘勰生平事迹之考证 |
| 五、与刘纲纪先生的商榷 |
| 第四节 吴林伯:珞珈“龙学”的巨匠 |
| 一、极富特点的“龙学”着作 |
| 二、论《文心雕龙》诸命题 |
| 三、论《文心雕龙》与其它典籍的关系 |
| 四、吴林伯“龙学”治学方法 |
| 第三章 发展期的“珞珈龙学”(下) |
| 第一节 易中天的“龙学”着作 |
| 一、《文心雕龙》之文学本体论 |
| 二、《文心雕龙》之创作规律论 |
| 三、《文心雕龙》之审美理想论 |
| 四、易中天对珞珈龙学的贡献 |
| 第二节 罗立乾的“龙学”着述 |
| 一、《新译文心雕龙》的“承”与“新” |
| 二、两大类“龙学”论文 |
| 三、罗立乾对“龙学”的态度 |
| 第四章 拓新期的“珞珈龙学” |
| 第一节 新世纪的珞珈龙学 |
| 一、论文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
| 二、珞珈龙学之壮大 |
| 第二节 李建中:传承“珞珈龙学”的薪火 |
| 一、发现《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 |
| 二、重释《文心雕龙》的关键词 |
| 三、创生《文心雕龙》青春版 |
| 结语 |
| 一、珞珈龙学的现实品格 |
| 二、珞珈龙学的辐射效应 |
| 附录 “珞珈龙学”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淮南子》“根心说”音乐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一)《淮南子》 |
| (二)根心说 |
| (三)写神愈舞 |
| (四)心在雁门之间 |
| 三、研究现状 |
| (一)《淮南子》 |
| (二)“根心”研究 |
| (三)《淮南子》音乐思想研究 |
| (四)《淮南子》文艺思想研究 |
| 四、辨析成书时间与作者 |
| 第一章 《淮南子》“根心说”音乐思想源流考察 |
| 第一节 图腾观念下的原始乐舞 |
| 第二节 先秦音乐实践经验总结 |
| 第三节 儒道音乐思想的冲突与融合 |
| 第二章 《淮南子》“根心说”音乐思想内涵解析 |
| 第一节 “根心”在音乐实践中的意义和作用 |
| 一、“根心”——音乐创作的基石 |
| 二、“根心”——打动人心的关键 |
| 第二节 实现“根心”音乐思想的基本路径 |
| 一、熟练地掌握音乐技能 |
| 二、领会和体验情感内涵 |
| 第三节 “根心”音乐思想在古代的继承与发展 |
| 一、萌芽:先秦时期 |
| 二、承接:汉魏时期 |
| 三、发展:唐宋时期 |
| 四、成熟:明清时期 |
| 第三章 《淮南子》“根心说”音乐思想外延探赜 |
| 第一节 “重情轻技”的思想传统 |
| 一、受到儒家“情本论”的深刻影响 |
| 二、以“自娱”为主导的内在修行 |
| 第二节 “根心说”音乐思想的超感官特殊性 |
| 一、写神愈舞 |
| 二、心在雁门之间 |
| 三、不传之道 |
| 第三节 “根心说”与“音心对映论”的交互 |
| 一、“音心对映论”之缘起 |
| 二、“根心说”与“音心对映论”的异同 |
| 第四章 《淮南子》“根心说”音乐思想研究的学术意义 |
| 第一节 “回到古人的世界去理解古人” |
| 一、“根心”音乐思想提出于特殊的时间节点 |
| 二、“根心”音乐思想对礼乐机制的超越 |
| 第二节 “根心说”音乐思想研究的现实意义 |
| 结语 |
| 附录 “根心”相关古典文献辑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北周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北周文学时段界定 |
| 二 北周文学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三 论文框架、内容、方法和解决的问题 |
| 上编 |
| 第一章 北周文学概况 |
| 第一节 北周文学家 |
| 一、北周文学家的构成 |
| 二、北周文学家的特点 |
| 第二节 北周文学作品 |
| 一、北周文学家文集的存佚 |
| 二、北周单篇文学作品的存佚 |
| 第三节 北周文学活动 |
| 一、北周文学活动的方式 |
| 二、北周文学活动的成果 |
| 第二章 北周文学的艰难发展——西魏时期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西魏时期社会状况 |
| 一、周文帝宇文泰西魏改革 |
| 二、西魏时期社会思潮 |
| 第二节 西魏时期文学政策——西魏文体文风改革 |
| 一、文体文风革新的倡导者 |
| 二、时代背景和改革起因 |
| 三、改革内容和终止原因 |
| 四、改革影响与评价 |
| 五、西魏文体文风改革与北周文学 |
| 第三节 西魏时期文学作品研究 |
| 一、实用的文章创作 |
| 二、托物言志的抒情小赋 |
| 第四节 西魏对北周文学的贡献 |
| 一、西魏为北周文学奠定稳定的政治环境 |
| 二、西魏实际掌权者周文帝宇文泰培养爱好文学的北周接班人 |
| 三、西魏时期文学特色影响北周文学 |
| 第三章 北周文学的发展空间——政治、文化、社会环境 |
| 第一节 北周时期文学的政治环境 |
| 一、北周前期政治特点:主相斗争 |
| 二、北周政治环境 |
| 三、北周政治环境与北周文学 |
| 第二节 北周时期文学的文化环境 |
| 一、古籍整理 |
| 二、露门学 |
| 三、通道观 |
| 第三节 北周时期文学的社会环境 |
| 一、北周统治思想儒教与北周文学 |
| 二、北周佛教的坎坷经历与北周文学 |
| 三、北周道教的兴盛与北周文学 |
| 第四章 繁荣的北周文坛——长安、江陵文坛 |
| 第一节 北周文学中心:长安文坛 |
| 一、北周本土文人文学作品研究 |
| 二、北周南朝文人文学作品研究 |
| 三、北周邺下文人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二节 北周江陵后梁文坛 |
| 一、北周时期后梁萧氏政权 |
| 二、北周江陵后梁萧氏文学集团 |
| 第三节 北周民间文学研究 |
| 一、谣谚及其特点、价值 |
| 二、北周谣谚 |
| 第五章 西魏北周出土文献——墓志“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出土西魏北周墓志概况 |
| 第二节 出土西魏墓志及其文学研究 |
| 第三节 出土北周墓志及其文学研究 |
| 下编 |
| 第一章 北周宇文氏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北周帝王文学作品研究 |
| 一、孝闵帝宇文觉 |
| 二、明帝宇文毓 |
| 三、武帝宇文邕 |
| 四、宣帝宇文赟 |
| 第二节 北周宇文皇族文学作品研究 |
| 一、周诸王 |
| 二、宇文护 |
| 第二章 王褒及其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王褒生平和仕历 |
| 一、王褒生卒年考 |
| 二、王褒生平和仕历 |
| 第二节 王褒诗歌研究 |
| 一、王褒五言诗 |
| 二、王褒乐府诗 |
| 三、王褒对唐律诗和绝句的贡献 |
| 第三节 王褒文研究 |
| 一、书 |
| 二、碑 |
| 三、其他文章 |
| 第三章 庾信及其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庾信平生最萧瑟——庾信生平和仕历研究 |
| 一、庾信梁朝重要仕历和事件 |
| 二、庾信北朝仕历 |
| 三、庾信北周交游考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庾信北朝前期心态研究——入北前十年 |
| 一、第一阶段:公元 554 年 —— 平和、担忧、悲伤、思归、隐逸、旷达 |
| 二、第二阶段:公元 555 年至 557 年八月 —— 悲伤、自责、排斥、思归、隐逸、期待 |
| 三、第三阶段:公元 557 年九月至 560 年 —— 感恩、悲伤、反思、思归、隐逸 |
| 四、第四阶段:公元 561 年至 563 年 —— 接受、主动、悲伤、思归 |
| 五、小结 |
| 第三节 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北朝诗赋研究 |
| 一、庾信北朝赋 |
| 二、庾信北朝诗歌 |
| 三、庾信入北前期诗赋“建安风骨”的再现 |
| 第四节 庾信北朝文研究 |
| 一、连珠 |
| 二、碑志 |
| 第五节 庾信及其文学作品相关问题考辨 |
| 一、庾信丧母守孝考 |
| 二、庾信北朝隐逸考 |
| 三、庾信部分诗文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西魏北周史事、北周文学编年 |
| 附录二 北周文学作品编年简表 |
| 附录三 北周文学体裁与作品简表 |
| 附录四 出土西魏北周墓志文献简表 |
| 附录五 庾信部分五言诗平仄韵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8）士人心态与魏晋言志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魏晋言志赋概述 |
| (一)言志赋界说 |
| (二)魏晋言志赋创作概况 |
| 二、建功立业的呼声与建安言志赋 |
| (一)建安士人群体心态 |
| (二)建功立业呼声下的建安言志赋 |
| 1.强烈事功的追求 |
| 2.壮志难酬的悲叹 |
| 三、归隐避祸的思考与正始言志赋 |
| (一)正始士人群体心态 |
| (二)归隐避祸思考下的正始言志赋 |
| 四、出世入世的矛盾与西晋言志赋 |
| (一)西晋士人群体心态 |
| (二)出世入世矛盾下的西晋言志赋 |
| 1.入世的告白 |
| 2.出世的心声 |
| 3.进退的矛盾 |
| 4.自我的坚守 |
| 五、退守自适的无奈与东晋言志赋 |
| (一)东晋士人群体心态 |
| (二)退守自适无奈下的东晋言志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宋代悼亡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定义与辨析 |
| 二、借鉴与反思 |
| 三、思路与方法 |
| 四、对象与范围 |
| 第一章 悼亡诗歌的发展与宋代悼亡诗概貌 |
| 第一节 悼亡诗歌的渊源及宋前发展概述 |
| 一、悼亡诗歌的渊源 |
| 二、宋前悼亡诗歌的发展与流变 |
| 第二节 宋代悼亡诗歌概貌 |
| 一、创作数量增多 |
| 二、内容和表现方法丰富 |
| 第三节 宋代悼亡诗作者概述 |
| 一、宋代悼亡诗作者群体效应 |
| 二、宋代悼亡诗作者创作共性 |
| 第四节 宋代悼亡词、文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二章 宋代悼亡诗歌的内容及书写方式 |
| 第一节 悼亡诗歌的内容概述 |
| 第二节 时空书写:四时多倏变、故地再重游—以王十朋为代表 |
| 一、感时嗟悲 |
| 二、临地叹亡 |
| 第三节 临境书写:景语皆情语、物亦染悲情—以陆佃为代表 |
| 一、自然之景 |
| 二、日常之物 |
| 第四节 梦境书写:恍惚思如梦、无言自难忘—以梅尧臣为代表 |
| 一、欲望的满足:涕忆亡妇 |
| 二、感慨的抒发:人生如梦 |
| 小结 |
| 第三章 宋代悼亡诗歌的意象用典分析 |
| 第一节 宋代悼亡诗歌的惯用意象分析 |
| 一、自然类物象 |
| 二、社会类事象 |
| 三、主观类喻象 |
| 四、其它意象 |
| 第二节 宋代悼亡诗歌典故分析 |
| 一、宋代悼亡诗歌典故概况 |
| 二、宋代悼亡诗歌中典故的断代分析 |
| 三、宋代悼亡诗歌中典故出处分析 |
| 第三节 宋代悼亡诗歌意象典故之流变分析 |
| 一、宋代悼亡诗歌意象之流变 |
| 二、宋代悼亡诗歌典故之流变 |
| 小结 |
| 第四章 宋代悼亡诗歌的表现特色 |
| 第一节 宋代悼亡诗歌思想内容特点 |
| 一、思想上:道为主,佛为辅 |
| 二、内容上:困顿与超越并存 |
| 第二节 宋代悼亡诗歌诗体特点 |
| 一、长于五古七绝 |
| 二、组诗体制传统 |
| 三、宋代悼亡诗体新变 |
| 第三节 宋代悼亡诗歌抒情特色 |
| 一、悼亡诗歌的抒情模式:悼哀颂德 |
| 二、平易质朴、含蓄深沉的语言风格 |
| 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文学批评视阈下的《左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研究价值 |
| 二、《左传》文学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五、研究方法 |
| 六、论文的基本框架 |
| 七、论文对《左传》相关问题所持观点说明 |
| 第一章 文缓旨远：文章风蕴之批评 |
| 第一节 “文缓”之概念内涵及其表现 |
| 一、孔疏之解与“缓”之内涵 |
| 二、《左传》文缓之具体表现 |
| 第二节 “旨远”之内涵与得旨之法 |
| 一、“旨远”之源出及其所指 |
| 二、《左传》解经中的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 |
| 第三节 寄“旨”之途与“旨”之所重 |
| 一、评史之言与其主旨 |
| 二、书法笔削及其义旨 |
| 三、人事取舍及其寄寓 |
| 第二章 微显阐幽：文章之叙事策略 |
| 第一节 “微显阐幽”之源出及其在《春秋》《左传》中的差异…… |
| 一、微显阐幽与微而显 |
| 二、两种不同的微显阐幽 |
| 第二节 “微显阐幽”差异理解及其与《易》理之呼应 |
| 一、微显阐幽的不同易理内涵 |
| 二、易理理解上的内外差异 |
| 第三节 “微显阐幽”于《左传》之体现 |
| 一、微显阐幽之内涵于《左传》中的确立 |
| 二、显微之方 |
| 三、阐幽之法 |
| 第四节 “微显阐幽”于后世之影响 |
| 一、褒贬善恶 |
| 二、隐讳与晦婉 |
| 三、知人识事 |
| 四、善言佳辞 |
| 五、感异与预言 |
| 六、史评与史论 |
| 第三章 史笔五法：史传文学之范式及内涵 |
| 第一节 何以书与如何书 |
| 第二节 史笔五法之内涵表现与范式意义 |
| 一、微而显 |
| 二、志而晦 |
| 三、婉而成章 |
| 四、尽而不污 |
| 五、惩恶而劝善 |
| 六、史笔五法的范式提炼——真善美的内在统一 |
| 第三节 后世对《左传》五法的承继与开拓 |
| 一、史论对五法之继承 |
| 二、诗论对五法之借鉴 |
| 三、文法对五法的开拓 |
| 四、义法对五法的概括 |
| 第四章 左氏富艳：文章辞藻之审美批评 |
| 第一节 富艳说的提出及其内涵确定 |
| 一、范宁三传短长之论 |
| 二、属词比事、品藻非富艳 |
| 三、富艳内涵之考察 |
| 第二节 《左传》文辞为经义史事之载体 |
| 第三节 “富艳”于《左传》之具体体现 |
| 一、义旨精微丰厚 |
| 二、内容的丰富详实 |
| 三、文章体裁的多样与文笔风格的富于变化 |
| 四、文辞意味之丰富无穷 |
| 五、人物描绘的惟妙出众 |
| 六、战争叙事的出色动人 |
| 七、问答辞令的义深而隽永 |
| 八、表现手法的灵动多变 |
| 九、文字的盛多与语言的丰富 |
| 第四节 富艳说在后世的接受和转用 |
| 一、《左氏》富艳说的接受与发展 |
| 二、富艳说与人物诗文品评 |
| 三、富艳说与书画品评 |
| 第五章 简要详博：史传文学之叙事特色 |
| 第一节 史着之用与为史之道 |
| 一、经者治之理史者治之迹 |
| 二、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 |
| 第二节 《左传》简言之具体表现 |
| 一、《史通》简言之方 |
| 二、《左传》四体之不须与省笔之用 |
| 第三节 《左传》详博之具体表现 |
| 一、周密细致 |
| 二、众多宽泛 |
| 第四节 《左传》简要详博的内在统一 |
| 一、一二言未尝不足 |
| 二、千百言未尝有余 |
| 第五节 简要详博与博约思想 |
| 一、孔子博约思想之内涵 |
| 二、博约思想于作文之表现 |
| 第六章 《左氏》浮夸：叙事文学艺术风格之博奢与夸诞…… |
| 第一节 《左氏》浮夸的认知差异与浮夸之内涵 |
| 一、两种不同的“浮夸”认知 |
| 二、浮夸之内涵考察 |
| 第二节 《左传》浮夸之虚浮夸诞 |
| 一、妖梦怪异之记 |
| 二、不实失信之载 |
| 三、虚浮夸诞于它书之证 |
| 第三节 价值认同与差异认知的消解 |
| 一、浮夸差异认知的根本是价值认同的差别 |
| 二、差异的消解与认知的新变 |
| 第四节 《左氏》浮夸之浩博奢丽 |
| 一、浩博之表现 |
| 二、奢丽之体现 |
| 第七章 文史一体：泛文学观之底蕴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文史一体”思想之流变及其不同内涵 |
| 一、文胜质则史与《诗》亡然后《春秋》作 |
| 二、文之将史其流一焉 |
| 三、天地之间无非史耳 |
| 四、史德与文德 |
| 五、记言与代言 |
| 第二节 《左传》文史一体之表现 |
| 第三节 《左传》文史一体与史着的文学底蕴 |
| 一、《左》《史》叙伍子胥之风貌差异与兴寄之别 |
| 二、《汉书》删改《淮阴侯列传》与《史》《汉》感发之异…… |
| 三、史着的文学底蕴与溺文之诫 |
| 第四节 《左传》文史一体与文学的史学精神 |
| 一、史学精神之内涵与《左传》史学精神之体现 |
| 二、《左传》史学精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鲜明主题,乃为文之要（论文参考文献）
- [1]曾巩散文在明清的接受研究[D]. 安婵.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2]竹简精神[J]. 刘军. 文学港, 2021(06)
- [3]中国古代艺术体式研究[D]. 徐慧极. 东南大学, 2020(02)
- [4]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02)
- [5]“珞珈龙学”研究[D]. 张然. 山东大学, 2020(11)
- [6]《淮南子》“根心说”音乐思想研究[D]. 张方.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2)
- [7]北周文学研究[D]. 高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1)
- [8]士人心态与魏晋言志赋[D]. 王嘉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9]宋代悼亡诗歌研究[D]. 何建琴.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10]文学批评视阈下的《左传》研究[D]. 曹志坚. 兰州大学, 20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