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行业基建投资合计18058亿元

一、各行业基本建设投资累计18058亿元（论文文献综述）

邓小莉^[1]（2021）在《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现状及效率研究 ——基于2009-2018年数据》文中研究说明中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能够提高国民素质,培养社会亟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广东省作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规模最大的省份,其教育经费投入对中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充足性、公平性以及效率性问题却鲜有系统研究。因此,本文对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及其效率进行研究,既能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又能对广东省职业教育发展起推动作用。本文以人力资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教育公平与效率理论等为理论基础,采用相关数据,从投入规模与结构两个维度对2009-2018年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此外,利用比较研究方法,将经费投入水平与国外OECD组织、我国东部地区部分省份进行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进一步发现经费投入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采用DEA分析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CCR模型、BCC模型以及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对经费投入总体使用效率进行测算与结果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低”:生均教育经费水平低、中职占总教育经费比例低、中职的生均经费投入水平低于普通高中与高职。生均经费投入结构不均衡,主要为中职生均经费来源结构单一,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低;生均经费投入区域失衡,珠三角地区的生均经费投入水平明显整体高于粤东西北地区;支出结构中,基本建设费远低于事业费,表现为校舍建设支出和设备购置支出占比低。事业费支出中,人员支出占比过高,主要为教师工资占比过高,而学生资助占比低。中职经费投入效率波动明显,规模报酬递减,且效率水平低于江苏省、浙江省等;经费投入冗余与产出不足并存。最后,本文针对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存在的问题,提出政府落实主体责任,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加大对中职教育经费投入力度;均衡各学阶、各区域教育经费支出;调整经费支出结构;完善生均经费投入标准与监督机制,加快中职教育内涵式发展,提高经费投入使用效率等对策建议。

华清君^[2]（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安蕾^[3]（2020）在《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及应用》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选择,是各级政府和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经济增长有三个基本的动力: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大规模投资、大量新增劳动力及效率的提高都对过去3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2005年前后,这些支撑高速经济增长的因素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贯穿宏观调控全过程的主线。国际上定量研究经济结构问题的主流方法是矩阵代数衍生出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主要包括静态投入产出模型及动态投入产出模型两种。但目前研制出的动态投入产出模型主要是用于研究不同时期“生产性固定资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关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极少。本文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理论出发,提出了“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编制的框架结构,并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19872017年投入产出基本表及延长表,研制出涵盖31个年份、30个部门的“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2002年=100）”,在表的编制方法上有所创新,并基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对我国宏观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完善了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基本理论,丰富了利用投入产出表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工具,并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数据支持。本文所做的工作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点:第一,推算出19872017年期间我国未编表年份的18张投入产出补充表。采用标准RAS法,借助R语言软件自动化编表过程,得到19872017年期间我国未编表年份缺失的18张投入产出“补充表”,与13张统一表式结构的“收集表”,共同构成覆盖国民经济30个产品部门的31张连续年份“同部门当年价投入产出序列表”,完善研究的基础数据。第二,研制连续年份“中国19872017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2002年=100）”。采用目前常用的方法编制可比价投入产出表,部分年度、部分部门的增加值指标易出现负值。为此,本文在现有可比表编制方法的基础上做出改进:首先,基于国家现有统计数据,整理出“第I、II象限所用价格指数”及“第III象限所用价格指数”,构建“19872017年投入产出可比价格指数体系（2002年=100）”,并按照常用方法编制得到“初始可比表”;然后,借鉴RAS法的思想,提出采用“迭代法”调整“初始可比表”的具体步骤;最终,研制出较为符合经济实际且误差较小的连续年份、30部门的“中国19872017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2002年=100）”。为后续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奠定基础,并为本文应用部分及相关研究提供大量数据支撑。第三,完善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编制的理论框架,并研制出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2002年=100）”。目前鲜有关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表的编制方法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本文从年度表“前一年度的产品生产不能消耗后来年度生产产品”的基本性质出发,引入投资分配系数,内生化外生变量,并通过模型的运行,采取一定的方法将不同年度的静态投入产出模型“链接”起来,使过去的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的现在和将来联系在一起,考察一个时间序列上资本投入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为后续动态的分析和研究国民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理论是本文研究的核心:（1）明确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链接变量,给出各象限具体分配基数的确定方法:首先,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等理论,选取静态投入产出表中的“资本形成总额”指标作为链接年度间联系的经济变量;其次,研究链接变量与以后年份的具体联系,需根据其构成项目作为资本积累属性上的差异,确定链接变量在年度表中各象限的具体分配基数。本文剥离出“存货增加”中的生产性部分,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标之和作为“生产性投资”（第I象限分配基数）,不再用于年度表第II象限最终使用,只在第I象限中间使用之后年份中长期内的年度间、部门层面逐步进行分解,而存货增加指标余下的部分则作为“非生产性投资”（第II象限分配基数）,在年度表最终使用后面年度短期内进行分解,分配未完额作为各期结余,放入年度表第II象限最终使用中设置的“生产性投资余额”、“存货增加余额”栏。（2）提出“新流量分解三步法”解决年度表第I象限上三角形分块矩阵的流量分解问题:第一步,采用“累计比较法”估计各年度分行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投资时滞,并结合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及实际生产情况,综合确定分部门生产性投资在年度表中的分配年限;第二步,从资本的效能变化角度提出“二项分布折旧理论”,计算各部门生产性投资在各年度的投资分配系数、年分摊额,具有可操作性;第三步,采用结构法从实际使用角度将各年度生产性投资额在年度表的部门层面进行分解。（3）研制出“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2002年=100）”。时间跨度较长,部门分类较多,目前尚无该方面的编制实例,编制方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为后续应用研究奠定数据基础。第四,利用前文研制的连续时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数据,由浅入深开展应用研究。一方面,对过去30余年,我国国民经济从生产到最终使用这一完整的实物和价值运动过程中总量与结构演变情况、部门间关联特征及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假定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滞后性、对产出的影响是相对长期的,试图把传统对经济增长的认识转变到本文的思路下,将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与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相结合,构建面板生产函数模型,对各部门前期“累计投入”如何影响当期产出、变化趋势如何等问题进行研究,对基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开展的应用做了有益的尝试。相关成果为我国结构改革问题提供了理论及数据支持,研究发现:（1）近几年我国总量指标表现不佳,但随着产业转型升级、部门结构不断优化,未来可期。总体上,19872017年期间,总量指标呈现先增后减态势,19871990年、19962000年及近期三个时间段,各总量指标低于全期平均水平;产业上,研究期间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主要依赖第二产业的生产活动,各项指标与总体呈现基本一致的变化趋势,但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第三产业异军突起,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战场;产品部门上,近几年各产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依赖的粗放型产品部门向信息化带动的集约型产品部门演变。（2）基于投入产出表纵向反映生产的投入来源、需求消耗情况,行向反映产出的分配去向、供给使用情况的特点,对部门间关联特征及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需求角度,随着我国行业分工的逐步细化,国民经济生产活动总的资本有机构成及服务化程度逐年上升,但各产品部门的中间消耗情况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研究期间30个部门中有14个产品部门的中间投入占比上升,而大多数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部门则出现单位产品的物耗下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部门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大多数部门对自身的消耗呈现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且增加了对第三产业部门的直接消耗,但对第一产业产品的直接消耗在不断减少;下游终端类行业所需中间投入比重大、品种多,需求波及范围较广,相关部门如果符合国家产业升级方向,刺激其生产能力可以加速经济增长,可给予重点扶持。供给角度,一方面,研究期间我国总产出内中间使用合计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各部门生产的产品只有少部分直接作为最终产品分配使用,绝大多数又进入其下游行业产品的生产过程,参与更高水平的生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内、外需“双轮驱动”的特征日益明显。最终消费总量与结构优化升级的速度都在不断加快,从传统实物消费为主,发展为实物与服务消费并重。且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口由传统产品向附加价值较高、技术含量较高的高科技产品转型。另外,中上游能源、原材料部门及生产性服务业等部门单位最初投入对国民经济整体的供给推动能力普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但这类部门通常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短板,极易出现供给短缺和价格上涨的情况,提高此类部门的生产供应能力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点;而对社会的供给推动作用不断减弱的几个部门,社会对其投入需求实际是在减少的,需要预防产能过剩等问题。（3）利用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面板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在“资本投入”指标的刻画方面与以往有所不同。区分资本存量的“财富属性”与“生产属性”,考虑各部门投资时滞,从年度表中整理各年使用的之前年份资本积累及当期提供的“生产性投资”数据,得到“生产性资本累计”作为“资本投入”的代理指标,构建我国19872017年产品部门生产函数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资本投入在各部门中的配置也在不断优化,投资的重心由农业、低端产业向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转变。另外,我国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各部门的效率系数既受产品部门层面个体影响,又随年份变化存在显着差异,而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及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则受产品部门结构变化的影响显着。

郝敏^[4]（2019）在《我国工业固定资本存量净额的核算及其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关于资本存量的核算一直都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加强工业行业固定资本存量净额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针对我国工业行业固定资本存量净额展开核算研究,并将核算结果应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在梳理国内外关于资本存量核算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运用资本存量净额的核算理论,采用双曲效率递减模式模拟得到建筑、设备和其他费用三类资本品的平均役龄-价格曲线。其次,以1990年为不变价,利用平均役龄-价格曲线估计得到我国1978-2017年38个工业行业的资本存量净额。最后利用工业固定资本存量净额的估计结果,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进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研究发现,三类资本品的平均役龄-价格曲线是一条凸向原点的光滑“L”字型曲线,在达到各自平均服务寿命时呈现出拖尾状态并逐步逼近于0。工业行业资本存量净额的测算结果显示,行业间资本存量净额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来看我国工业资本存量净额在2000-2010年间增长速度最为显着,自2011年后开始趋缓,部分行业在近几年出现了负增长,本文资本存量估计结果与相关文献对比要偏小。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拖累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变化特征,自2010年以来,虽然存在技术效率无效,但技术效率增幅开始逐年提升,进而带动全要素生产效率一定幅度的提高。

山西省统计局^[5]（2019）在《用建造托起腾飞的梦想——新中国成立70年山西建筑业成就斐然》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40年,山西省建筑业不断发展壮大取得辉煌成就。早在"一五"时期山西建筑业就承担了国家156项重点工程在山西的11个工程项目的施工,在全国享有较高的声誉。70年来,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为山西建筑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从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山西建筑业不断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郭攀可^[6]（2019）在《货币扩张、不当投资与价格指数背离》文中研究说明作为衡量一个国家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的波动对政府判断经济运行状况并出台相应的调控措施提供重要参考。一般而言,CPI与PPI的涨跌虽然存在滞后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当两者出现负增长时,表明经济发展疲软,政府应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当两者出现正增长时,表明经济运行过热,政府应采取从紧的财政政策搭配紧缩性货币政策对经济“降温”。然而,2012年3月至2016年8月我国CPI与PPI发生了长达54个月“正负背离”的现象,引发广泛讨论。两者异常波动给政府提出了难题: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如何以及怎样搭配使用调控手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国内现有研究或立足于总需求结构的视角展开讨论,或从构成CPI与PPI分类价格指数着手分析,或划分不同经济部门构建DSGE模型对“正负背离”的原因予以解释。而本文认为不仅应关注“正负背离”这一时期,而且应注意背离发生之前,CPI与PPI均保持了较长时间的上涨趋势,且后者涨幅高于前者。因此,在借鉴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本文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展开研究,发现央行为应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冲击而实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使市场利率被人为压低并长期低于自然利率,进一步引发了生产结构的变动:处于早期阶段的资本密集型行业由于资金使用成本降低而扩大投资,处于晚期阶段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可获资源的不充足导致生产的产品供不应求。资源涌入早期阶段行业催生了与当期消费不相匹配的大量不当投资并使PPI中占比较大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明显;晚期阶段行业的产品由于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增长同样导致CPI上涨明显。而两者正负背离则是对刺激政策作用期产生的大量不当投资进行清算的外在表现,这势必会导致PPI出现长期负增长的情况。此外,本文通过构造时间序列分析相关模型和二值选择Logit模型分别检验了各类价格指数之间是否存在传导机制,货币扩张能否导致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并最终影响价格指数发生背离。结果表明:首先,处于生产结构不同阶段的价格指数之间具有正向传导机制并且存在CPI对PPI的反向倒逼机制;其次,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的货币供给增加促使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最后,市场利率越偏离自然利率,价格指数发生“正负背离”的概率越大。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如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继续执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以及加快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胡万庆^[7]（2018）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的核心指导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之下,新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快速提升,新诞生的人民政权得以巩固,同时,这一思想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及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理论铺垫。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它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理论起点,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头。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这一思想对于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渡时期社会形态理论的发展,丰富和完善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研究有重要意义。同时,深入挖掘这一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批判和澄清我国现阶段经济形态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展望未来经济形态的发展前景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立足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五种经济成分的概括,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产生的历史前提,总体上阐释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对于这五种经济成分在性质和发展方式上的认识,进而系统地揭示了五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变化趋势,并根据这五种经济成分的变化规律,揭示了中共领导人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构想,总体上评价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本论文主要由六部分组成:第一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提出的历史条件和认识前提。本章主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阐释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提出的历史条件和认识前提,首先,从实践的维度阐释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之前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其次,在实践的基础上,从理论的维度阐释了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的建构的过程,即其产生、发展及在全国确立的历史脉络。第二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关于国营经济的思想。本章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建立、恢复、发展和巩固国营经济的思想。重点阐释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指引下,国营经济如何掌握了大的企业,掌控了社会经济的命脉,进而在国民经济的五种主要经济成分中居于领导地位。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国营经济和新的经济秩序的指导思想。第三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关于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思想。本章论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领导人通过土地改革,把封建经济改造成为个体经济的思想,分析了中共领导人如何发展个体经济的思想,阐述了中共领导人如何适当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各种形式的供销合作社进而通过合作社经济引领个体经济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第四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本章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分析了中共领导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两面性的深刻认识。重点阐述了中共领导人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揭示了中共领导人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即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引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最有效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第五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本章阐述了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为实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共领导人提出的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构想,分析了中共领导人在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不同认识,指出中共领导人这些认识的分歧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属于合作过程中认识的差异,最终统一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第六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启示。本章重点挖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发展,同时,阐述了这一思想对于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克服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展望未来经济形态的发展前景的启示作用。

张勇^[8]（2017）在《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在历史上,开封曾经是七朝古都,且自元、明、清、中华民国以至新中国建立初期都是河南的政治中心。但自清始,其省会地位曾发生过动摇。清初,迫于明末黄河决口造成的破坏,开封各级衙署被迫迁出。晚清时期,由于黄河水患,道光皇帝曾提出迁移河南省会之议。抗战时期,迫于日寇的威胁,河南省会被迫迁出开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全国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历史背景下,由于郑州市具有位于河南省适中位置、处于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矿产资源丰富等发展经济的优势,而开封则面临诸多发展瓶颈,比如资源匮乏、处于黄泛区中心位置、面临黄河水患威胁等。两市的发展前景反差巨大,为了发展河南地方经济、实现工业化,方便对全省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城市工作的领导,河南省地方领导向中央提出省会由开封迁郑州请求,并获得批准。河南省政府在1950年就开始将郑州市作为未来省会进行规划,但由于当时计划经济还未开始,国家没有大的建设任务,河南省以及郑州市只能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小规模建设。1952年9月19日郑州市被中央批准为河南省会,自1953年开始,省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对郑州市进行了更科学合理的规划,在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下,郑州市开始了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全面建设,为省会迁移做准备。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州。省会的迁移给开封市的经济以及群众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开封市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才克服了困难。郑州市为迎接省会迁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市政建设、整顿交通秩序、加强物资供应等,保证了河南省直机关顺利迁郑州。河南省委为省直机关的迁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对因省会迁移而产生的人事与组织关系变更,省委组织部也进行了适当地调整。省会迁走后,为了解决开封市的城市定位问题以及尽量减轻省会迁离对开封市经济的影响,河南省委决定将郑州地委专署由荥阳迁往开封市;在开封市的帮助下,郑州地委专署顺利入驻开封市,并改名为开封专区。河南省会迁移后留下的房产以及场地由开封市负责接收,开封市接收后作了相应处置,并在接收过程中积极维护本市利益。省会迁移郑州促进了该市的快速发展。其经济蒸蒸日上、技术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教育事业发展迅猛,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医疗卫生事业日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增强,从而使该市迅速成长为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新省会郑州市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一五计划时期中央与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以及随省会迁来的大批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力量的充实。开封市失去了省会地位,其经济发展缓慢,教育事业萎缩,文化事业衰落,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口数量增长迟缓、结构也趋向不合理。导致其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大批省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随省会迁离开封,极大地削弱了开封市城市发展的能力。一五期间,开封市属于非重点建设城市,其建设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同时开封市还必须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的发展。河南省会变迁对河南省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省会变迁改变了河南省的城市布局,形成了以郑州市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历史基础;同时省会变迁也导致了开封市经济发展滞缓。在文化方面,省会变迁使河南传统的文化中心发生转移,从而产生双面性作用,对河南省的文化传播产生影响。在教育方面,省会变迁也是导致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名校缺失的原因之一。总之,省会作为一个区域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它的变迁必将对该区域城市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我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型国家,故全国政治中心享有支配资源的绝对优势,然后依次是省级区域政治中心、地区级区域政治中心、县级区域政治中心等。每级行政中心在本辖区内享有支配资源的相对优势。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意味着城市发展资源集聚中心的转移。因此,成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往往各方面发展较快,而失去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则发展缓慢,或者从此衰落。同时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会对该区域整体城市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童健^[9]（2017）在《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呈现固化和系统性特征,对经济长期发展的危害作用增大。同时,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经济建设支出占比过高。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建设支出为主的财政支出结构,可以适应经济基础较差的阶段性特征,提高私人部门投资回报率,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保障。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建设支出的投资效率锐减,财政支出的“公平性”需求逐步显现。二是公共消费支出占比不足。经济建设支出的过度投资会扭曲生产要素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价格形成机制,造成政府间“错位”、“缺位”和“越位”现象,引发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发展失衡、收入不平等扩大等问题。公共消费支出占比的增加有助于缓解经济建设支出过高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三是绿色财政支出体系缺乏。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引发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而当前中国环境规制政策标准低、范围窄、执行力弱,无法起到环境治理的效果。政府需采用市场化手段,完善绿色财税体系,缓解环境税的扭曲效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速环境污染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变,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发展。针对当前财政支出结构中存在的经济建设支出占比过高、部分补贴行业产能过剩、公共消费支出占比不足、绿色财政支出体系缺乏等问题,本文分别从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创新激励目标下的政策性补贴结构优化、收入不平等演化进程中的公共消费支出结构变迁、污染累积路径上的绿色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等角度展开研究。本文主要章节的研究结论如下:一、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优化本章从基础设施投资的不同政策目标导向出发,构建了经济发展进程与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在经济增长水平较低时,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比重的上升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对自主创新演变影响较弱;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比重的上升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更强,且加速了自主创新演变。同时,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的时机选择直接决定经济增长和创新演变的潜力发挥。实证结果显示,19982005年间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刺激效应强于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但20062013年间该效应发生逆转。而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创新激励效应始终强于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因此,政府在制定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政策时需同时兼顾自主创新目标和经济增长目标,根据两类基础设施投资边际效应的相对大小恰当地实施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以最大限度地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二、创新激励目标下的政策性补贴结构优化本章构建了政策性补贴与经济增长间动态关系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政策性补贴与稳态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关系,但不同类型政策性补贴效果存在明显差异性;稳态上最优政策性补贴组合的效果优于单一补贴政策,但稳态上最优政策性补贴组合并非经济增长路径上最优的补贴结构;加速渐进式的优化政策性补贴结构有助于释放经济增长潜力,而转变时机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长短期目标权衡。实证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因此,政府在制定补贴政策时,需要结合经济发展阶段和补贴对象的差异性,权衡经济增长的长短期目标,及时变迁政策性补贴结构,以最大化释放创新激励和经济增长的潜力。三、收入不平等演化进程中的公共消费支出结构优化本章从静态不平等与动态不平等间的动态演绎关系出发,构建公共消费支出结构与收入不平等演化进程的OLG模型。研究发现,在不存在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受动态不平等的影响,静态不平等呈现严格单调递增的状态,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而扭转静态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的根源在于改善动态不平等程度,但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的效果差异较大。实证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因此,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结构变迁时,需在效率与公平间进行权衡。在经济增长初期,静态不平等程度在不断恶化,财政支出应偏向社会保障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较低的静态不平等;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财政政策应尽快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占比,通过改善社会流动性来降低动态不平等,实现维持经济高增长的同时,降低静态不平等。四、污染累积路径上的绿色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本章从工业行业的异质性角度出发,考虑要素投入结构差异对异质性工业行业间环境规制政策效果的影响,构建环境财税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影响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以绿色研发补贴为导向、以生产者绿色价格补贴为导向、以消费者绿色价格补贴为导向的环境税收政策依次存在“增长陷阱”、“污染陷阱”和“增长陷阱”,而以单一政策补贴为导向的环境税收政策的制定面临着环境税率高低的掣肘。在低环境税率情形下,当绿色财政支出结构处于0.20.4之间时,环境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强。实证结论验证了环境规制政策实施过程中“增长陷阱”和“污染陷阱”的存在性。因此,绿色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配置对当前中国环境治理和环境规制政策的设计至关重要。

骆李静^[10]（2017）在《PPP模式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合同管理和评价方法研究》文中认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在我国大力推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是政府与市场的优势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权制度获得发展,调动了社会资本的积极性,社会资本广泛积累,但是原来依托于土地财政的资本扩张模式,增加了地方债务风险,不利于社会稳定。政府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和实体经济,有利于促进经济健康增长。未来我国在国际上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在国内继续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都将产生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单靠公共财政难以实现供给。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用PPP模式,各种社会资本方以不同方式参与进来,可以用有限的公共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的更大投入,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和供给效率。我国尚处于PPP应用的初级阶段,目前在政府的主导与推动下,各行业积极应用PPP模式进行投资,鼓励社会资本进入。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PPP应用理论的研究也在相应地开展,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是项目管理链条的延伸,从项目前期投融资管理到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二是行业的深度应用。这两个研究方向同步开展,相互支撑。我国现行管理体制中存在社会资本进入“门槛”,以致于我国PPP推行至今存在着项目落地难、签约率低、社会资本观望等问题。这些“门槛”主要包括政府缺乏履约习惯与信用、违约成本太低、项目信息披露不完全等。多数研究认为地方政府违约的原因在于主观因素,主张健全PPP法律,倡导契约精神。本论文假设地方政府具有契约精神,愿意执行符合经济合理性的合约协议,认为地方政府违约行为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即由于PPP项目投资合同谈判的行事方法与传统政府投资项目的行政管理模式不同,缺乏谈判经验,或对项目经营的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在项目前期的合约谈判中处于劣势,合约执行后违背其经济合理性,由于减损需要而选择代价更低的违约行为。与传统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不同,PPP项目各投资方的权责利在项目前期的合约谈判时就需清晰界定,并在投资合同协议中具体呈现。本论文认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进行微调,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PPP投资合作,重视PPP项目投资合同协议的管理,并基于合同管理建立PPP投资评价体系与相应评价方法,从而降低社会资本的进入“门槛”。合作的成功之道是选择一个好的合作对象共同实施一个好的项目,同时必须辅之于共同约定与持续协商。以政府与社会资本协作,加快项目“落地”签约,提高项目成功率,确保项目投资资金安全性为目标导向,构建的PPP项目评价方法体系应包括“选择一个好的合作对象”的财政可承受能力论证与信用评价,以及“实施一个好的项目”的物有所值评价、财务评价等。本论文认为PPP项目政府投资评价体系应由物有所值评价、财政可承受能力论证、信用评价、财务评价组成。财务评价模型的构建依托于国内投资项目财务评价的一般模型,针对PPP项目特点进行修正与调整,重点关注项目基准收益率、社会资本方投资收益率、投资回收期、股权结构、投资人出资比例、政府补贴等评价指标。物有所值评价是对项目主体的评价,衡量项目采用PPP模式是否比传统采购模式更有效率,是国际上通行的项目决策工具,分为物有所值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财政可承受能力论证是衡量项目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责任的影响,是对政府客观履约能力的调查与评估,有利于防范债务风险。目前财政部主导发布了PPP项目物有所值评价指引（试行）和财政可承受能力论证指引,对评价活动进行了规范,但是国外的方法引入国内存在“水土不服”的情况,特别是我国PPP项目基础数据不完善、风险量化困难等,实践中其准确性受到许多质疑,仍然存在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信用等级评价是对地方政府的主观履约意愿进行调查与评估,借鉴了尽职调查或谨慎性调查的信用评价方法,运用于PPP项目评价领域,建立地方财政信用等级评价体系。本论文采用文献研究、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案例研究等研究方法,借鉴PPP模式项目评价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国际应用经验,一方面研究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应用PPP模式的方法,另一方面从经济学角度讨论了PPP投资项目的合同管理和项目评价问题。本论文运用最新年鉴数据,通过计量分析,认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着影响。论文在总结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发展历史经验和投资现状的基础上,认为“十三五”期间,我国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战略,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实施一批重大农业工程,将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供给形成压力,有必要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缓解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论文研究PPP模式在我国农业基础设施领域的运用,细化基础设施分类,界定投资范围等,并对现行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本论文将规制经济学的激励合约理论运用于PPP合同管理领域,讨论和分析了适合我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合作的最优激励合约,构建了政府补助定价的修正模型。本论文对现行投资项目财务评价模型,针对PPP项目特点进行修正和调整,构建了PPP项目政府财务评价模型;总结了目前正在讨论过程中的物有所值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财政可承受能力论证两种评价方法的应用;提出应探索进行信用等级评价,试图通过财务评价、物有所值评价、财政可承受能力论证、信用等级评价来构建PPP项目的评价体系。

二、各行业基本建设投资累计18058亿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各行业基本建设投资累计18058亿元（论文提纲范文）

（1）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现状及效率研究 ——基于2009-2018年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2）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工业固定资本存量净额的核算及其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用建造托起腾飞的梦想——新中国成立70年山西建筑业成就斐然（论文提纲范文）

（6）货币扩张、不当投资与价格指数背离（论文提纲范文）

（7）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PPP模式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合同管理和评价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各行业基本建设投资累计18058亿元（论文参考文献）

• [1]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现状及效率研究 ——基于2009-2018年数据[D]. 邓小莉.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2021(12)
• [2]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3]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及应用[D]. 安蕾.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4]我国工业固定资本存量净额的核算及其应用研究[D]. 郝敏. 浙江工商大学, 2019(05)
• [5]用建造托起腾飞的梦想——新中国成立70年山西建筑业成就斐然[J]. 山西省统计局. 建筑, 2019(21)
• [6]货币扩张、不当投资与价格指数背离[D]. 郭攀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7]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研究[D]. 胡万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2)
• [8]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D]. 张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8)
• [9]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经济效应研究[D]. 童健. 清华大学, 2017(06)
• [10]PPP模式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合同管理和评价方法研究[D]. 骆李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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