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挑战 GNP 神话

一、新世纪:挑战 GNP 神话（论文文献综述）

夏承伯^[1]（2020）在《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研究既有生态危机现实促逼与发展模式反思国际背景,又有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实践的国内发展需要,还有历史唯物主义迎接时代挑战,特别是生产力理论重新认识等学科内在发展需要。学界对此研究虽有所进展,但以往所做工作很大部分集中在传统生产力理论个别问题的提出与反思,这当然十分必要。然而,对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的自觉而系统的研究尚付阙如。由此,目前化整为零的碎片化研究和分散性探讨尚待改进,而化零为整的系统化研究和整体性推进亟待改善。传统“征服论”生产力论的实质是与工业文明相匹配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现实中的表现,其存在具有现实基础、认识论基础与思想根源。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失衡、现代社会经济系统失范、人类自身生存系统失调是其面临的三大困境,对此进行深度反思与批判是生产力生态内涵揭示的前提。从马克思生态哲学维度审视,马克思具有生产力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自觉认识与利用自然并与之进行物质变换、能量转换、信息交换的生产实践过程所具有的现实综合力量,特别是其自然生产力、物质变换以及整体思维等层面使其具有表征自然生态再生产与经济社会再生产能力的丰富生态内涵,马克思生产力实质是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力量总和。马克思生产力生态内涵的挖掘研究,促使生产力发展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并发挥作为劳动者的人的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度之自觉性,促使生产力发展行进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之路,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生产力基本要素有内在本质上的生态向度。劳动者既有社会属性,又有生物属性,是其两者的对立统一。由于后者的存在,就决定了劳动者应该而且必须遵守生态法则,以效仿生态系统最优组合原则进行分工协作是其在生产力中发挥最佳功效的重要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是其受剥削与异化的根本原因。劳动对象包括天然自然物与原料,只有在具备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前提下,劳动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若想资源能源持续利用,必须遵循不同种类的特性进行合理开发。劳动工具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能力与水平的重要标志,土地为劳动者提供了劳动场所与必要空间,机器异化加重了对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双重压榨与剥削。对科学技术的负效应进行生态化规范,大力发展生态科技,用环境思想教育提升人们的全球环境意识,培育堪当生态治理大任的时代新人。生产力结构经历“两种生产”到“三种生产”再到“全面生产”认识过程,包括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与人口生产力等结构类型。自然生产力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前提基础从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第一源泉;社会生产力本质是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变换,良性运行的社会生产力应该是内涵集约生产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人口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能动力量更应注重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匹配及防止其失调或失衡。自觉深度挖掘马克思生产力结构的生态蕴含,为深入理解并全面协调资源能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适度生产三者关系,并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建设以生态安全为基础的“两型”社会,健全生态良法与环境道德双重制度保障体系,具有重要学理价值与时代意义。生产力的生态功能在于实现自然界、人与自然、人类社会物质变换的有序高效。自然界之间新陈代谢承载自然生产力功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发挥劳动生产力功效,社会内部物质变换迸发社会生产力效能。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违背物质变换规律,导致物质变换断裂,资本主义制度破坏财富源泉,既污染城市环境,又造成乡村萧条,使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基础和环境条件异化。消除物质变换裂缝需要从人地双向互动与有机废物循环利用的思维变革、机器改良与科学进步的技术革新以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等三方面入手。发展循环低碳经济,建设资源节约社会;重视土地修复恢复,推进生态农业创新;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探索绿色城乡模式是马克思生产力生态功能的重大价值借鉴。传统生产力标准主要以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工具为衡量标尺,单向度指向经济技术领域,缺乏生态维度。为此,生产力标准除体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技术标准,在当代更应该深度体现经济技术运行是否符合人类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生态标准。生产力生态标准要求严格遵守生产力发展受控于生态承载力阈值,在维护生态平衡下进行资源合理开发与综合利用,以期实现自然力内涵扩大利用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双赢目标。深入理解与严格践行生产力生态标准对于人们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理念,具有重要评估与考量价值。反思传统生产力论时代局限,挖掘生产力生态内涵,展示生产力生态要素,优化生产力生态结构,发挥生产力生态功能,秉持生产力生态标准,坚持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品质,为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实践作出积极的理论贡献。

杨婷婷^[2]（2020）在《教育投入与我国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实现经济发展,既包括促进经济增长,也要求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这是宏观经济学长期探寻的目标,也是我国经济向高质量阶段转型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已有的经济学文献研究表明,在越过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后,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来自它的人力资本,而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主要路径之一,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立足现实紧迫需要,基于已有研究的启示,本文以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为研究对象,兼顾效率和公平视角,重点探讨教育投入通过怎样的路径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对收入分配格局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研究路径上,首先致力于构建教育投入-人力资本增加-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教育投入与收入分配格局演变的理论逻辑进行分析。同时,坚持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对教育投入对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对不同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对发达国家及“赶超”国家教育投入经验及成效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和建议。在理论分析中,本文首先分析了教育投入的决定因素。尽管教育的投入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在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教育投资重视的程度不同,本文分析认为,教育投入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需要、教育投入的能力以及教育投入制度安排等密切相关。其次,依据大量的理论和实践证据,本文认为,教育投入-人力资本增加-强化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理论逻辑。但同时,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也可能反而扩大收入分配差距,这是通过教育投入来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高度关注的。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首先以我国“十二五”时期的教育投入为例,分析了我国教育投入规模和结构,总结了我国教育投入的特征化事实。为弥补已有文献对家庭教育投入估计的不足,本文利用清华大学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投入统计抽样调查,就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进行了估算。其次,针对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关键期的特点,借助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模型研究发现,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加大,在各种要素投入中的重要性提高。但作为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我国教育投入并没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是扩大了初次分配收入差距。最后,较系统地介绍了国外教育投入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既概括了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也阐述了日本和韩国等赶超国家的经验,力争为我国教育投入的宏观决策提供更全面的有益借鉴。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兼顾效率与公平视角,提出了教育投入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实证分析对理论逻辑进行了检验。二是运用官方统计数据和微观抽样调查数据相结合的方法,较全面地估算了我国教育投入总规模及其占GDP的比重,初步推算,如果加上居民家庭教育投入,我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5%以上。三是紧密结合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实际进行实证分析,分阶段对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后期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别进行考察,并分东中西部地区,就教育投入对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进而提出进一步优化教育投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李向格^[3]（2019）在《“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衍变与日本国民记忆构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和战舰是日本帝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秘密建造的巨型战舰,1941年建成服役,1945年日本战败前被美军战机击沉。战后,“大和战舰”被历史文本、文学文本以及各种艺术媒介多方讲述,在战后七十余年里,形成了关于“大和战舰”的话语系列。本论文重点考察了日本战后“大和战舰”话语修辞的衍变历程。首先还原历史叙述中的大和战舰,其次,呈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和战舰”话语方式,对以大和战舰为主题的跨越小说、漫画、动画片、电影等多种媒介的文本进行梳理和解读。通过细查这些貌似盘根错节的互文性文本修辞,发现其间的话语范式,分析这些话语范式对日本人的情感倾向与国民记忆的影响,进而揭示在这一反复讲述的过程中潜藏于话语构建背后的日本人的战争历史认知。本论文由五章组成。第一章,还原作为历史事件的“大和战舰”。由“日本近代海军建设”、“大和战舰参战始末”两部分构成。该部分通过对日本近代海军史的回顾,追寻大和战舰相关的历史真相。第二章,战后“大和战舰”话语修辞之“初现”（1945-1973）。由“占领期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战记’热潮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以及“儿童世界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三部分构成。将小说、电影等媒介中的“大和战舰”话语讲述出现时间限定在1945-1973年,在这一时期的不同话语范畴中呈现的是“大和战舰”的“本来面目”,即历史中的大和战舰。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大和战舰的幸存者以及参与大和战舰的设计者对“大和战舰”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二次构建,形成了两种表述形态:悲情英雄主义的“大和”和代表先进技术的“大和”。“大和战舰”的书写由文本走向荧幕,其影响力也随之扩大。“大和战舰”的悲剧性结尾随着电影的热映被更多人了解的同时,荧幕上的“威武”的大和战舰也成为“国民热血沸腾的材料”。第三章,“大和战舰”话语修辞的“衍生”（1974-2000）。由“科幻动画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假想战记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以及“围绕《大和战舰的末日》的争论”三部分构成。将“大和战舰”话语讲述出现时间限定在1974-2000年,划分标准是自《宇宙战舰大和号》系列出现伊始,“大和战舰”脱离现实,走向科幻化的道路。这一时期的“大和战舰”逐渐脱离历史文脉,或化身“宇宙战舰”遨游太空,或“穿越”历史重述战争,在早期的“大和战舰”话语基础上不断“衍生”。第一部以大和战舰为题材的小说《大和战舰的末日》历经数次改稿,但其最初版本直到1980年代初才重见于世,围绕改稿问题的争论及其历史动因也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要点。第四章,新世纪“大和战舰”话语修辞的“扭曲”（2001-2019）。由“博物馆叙事中的‘大和战舰’”、“电影《男人们的大和/YAMATO》”、“动画电影《在这世界的角落》”以及“‘亚文化’中的‘大和战舰’”四个部分构成。将“大和战舰”话语讲述出现时间限定在2005年以后,划分标准是进入新世纪后多种媒介特别是博物馆媒介等的介入令“大和战舰”话语修辞愈发多元、表达的价值观愈发扭曲。这一时期随着报纸、期刊杂志、广播、影视、网络、游戏等媒体的强势介入,“大和战舰”反复被重写成小说、电影、电视、动漫、漫画和游戏,在这一“热潮”中,“大和战舰”话语衍变愈发多元与复杂。第五章,“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与历史认知构建。由“‘大和战舰’话语作为‘集体文本’”、“‘大和战舰’话语的叙事策略”以及“‘大和战舰’的记忆功能与历史认知构建”三部分构成。将围绕“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视为“集体文本”,分析其叙事选择与叙事原则,从集体记忆的存储与重构功能出发,解读在其反复讲述中呈现的日本国民战争认知的生成与变迁。大和战舰在文化层面上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被文化符码化后转化为潜在的文学想象,与文学创作互为影响,同时多媒介的强势介入推动了其形象的衍变。通过对“大和战舰”话语修辞衍变的解读,寻觅日本战争文学、战争记忆的历史轨迹。七十余年来在作家与读者、评论者的积极参与下,“大和战舰”物语不断被再生产和转化,被赋予“神风大和”、“昭和时代的平家物语”、“技术大和”、“战后败北的文学”、“具有世界普遍性价值观的大和”等多元意义属性,进而成为日本民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为民众“自然”接受。“记忆”立足“现在”再造“过去”,并以此为基础面向未来,“遗忘”与“回忆”均源自当今行动主体面向未来的志向,因此,“国民记忆”的存在方式对于一个国家未来的政治选择有着重要的意义。“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衍变过程为我们展示了“大和战舰”内化为日本国民记忆的漫长过程,然而,潜伏于其中的帝国民族主义的无意识能量无疑是巨大和恐怖的,时常为战后扭曲的战争观念与错误的历史认知推波助澜。

孙岩帝^[4]（2018）在《日本新保守主义研究 ——以中曾根康弘、小泽一郎、安倍晋三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新保守主义”是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股政治思潮。撒切尔（1979年）、里根（1981年）和中曾根康弘（1982年）三位保守派政治强人几乎同时上台执政,以及英国保守党、美国共和党和日本自民党宣布成立“国际民主联盟”（IDU）,标志着新保守主义在三国正式产生,也开启了世界范围的政治右倾化进程。就日本而言,如果说中曾根康弘是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奠基人”、小泽一郎是日本新保守主义的“理论旗手”,那么安倍晋三就是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强有力“践行者”;而由中曾根启动、小泽和安倍加速推进的日本政治右倾化进程,不但深刻影响了日本政局走向和中日关系走势,而且对亚太和平与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对日本新保守主义及日本政治右倾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由六章构成:第一章（绪论）,主要就选题背景与缘起、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价值与意义、创新之处与不足等进行了必要的阐释,为正文五章系统全面研究作了铺垫。第二章,集中就中曾根康弘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与实践及其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影响进行了梳理和探讨。本章通过研究得出三个基本结论:（1）与欧美国家的新保守主义更多反映在经济领域不同,日本的新保守主义突出体现在政治和外交领域,是极具日本特质的民族主义。（2）中曾根能够成为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奠基人,既与执政期间日本右翼势力逐渐抬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重新确立、日本军事实力迅速增强等国内因素息息相关,也与当时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日美同盟强化、中国快速崛起等国际背景密不可分。（3）中曾根康弘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以“战后政治总决算”为口号,以谋求“政治大国”为目标,以修改“和平宪法”为核心,夯实了日本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而其新保守主义政治实践,则主要通过“公职”参拜靖国神社、防卫费突破GNP1%限制、强化日美同盟等来展开。无论理念层面还是实践方面,中曾根都吹响了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号角,启动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进程,也从而确立了自己日本新保守主义“奠基人”的地位。第三章,集中就小泽一郎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与实践及其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影响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本章通过探讨得出三个基本结论:（1）“政治右倾化”是战后以来日本政治演变的一个总趋势,尤其从1993年以来,其政治右倾化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甚至渗透到了国家机构和国民意识层面。对此,我们有必要全面了解和认识。（2）小泽一郎在日本新保守主义演变过程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和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保守两党制”、“普通国家论”两大政治理念,承中曾根康弘之“上”、之“前”,启安倍晋三之“下”、之“后”。小泽虽然未曾登上首相宝座,但对其思想的影响力不宜低估。（3）小泽一郎通过提出“保守两党制”和“普通国家论”两大政治理念,确立了自己新保守主义理论旗手的地位;而其将这两大政治理念尤其“保守两党制”付诸实践并取得重要进展,又让自己在日本政治右倾化中扮演了“精神领袖”的角色。尽管小泽一郎已进入个人政治生涯的暮年阶段,但其两大政治理念早已成为日本保守势力共同的政治追求和奋斗目标,并将持久而深刻地影响日本未来的政治走向和中日关系走势。对此,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第四章,集中就安倍晋三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与实践及其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影响进行了梳理和探讨。本章通过研究得出三个基本结论:（1）与中曾根、小泽以理论见长不同,安倍是以实践见长。加之尚在首相任上并有望成为战后在位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安倍作为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强有力践行者,将成为日本政治右倾化进程中的“标志性”政治人物。（2）作为新生代政治家,安倍能够成为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关键人物,一方面缘于“政治DNA”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安倍内阁所处时代密不可分。即外祖父岸信介的影响、中日经济总量的逆转、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等,为安倍顽固践行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提供了政治空间。（3）鉴于安倍首相有望执政到2021年,尚有充足的时间供其推行新保守主义政策尤其“强军修宪”政策,故有必要密切关注安倍及其内阁的政治动向。因为“和平宪法”一旦被安倍彻底抛弃,日本将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迅速“向战前回归”。从鹰派大佬中曾根称赞他是“具有坚定信念的年轻政治家”、右翼教授中西辉正称其是“肩负着日本历史使命”的人来看,对安倍及其内阁的后续动作的确不能掉以轻心。第五章,重点就中曾根康弘、小泽一郎、安倍晋三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和实践的异同点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本章通过探讨得出三个基本结论:（1）中曾根、小泽、安倍三位政治强人,不仅在日本新保守主义延长线上分别扮演了“奠基人”、“理论旗手”、“践行者”的角色,而且在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不同阶段发挥了各自的关键作用。如果说中曾根和小泽侧重于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建构,那么安倍则侧重于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化和实践化。（2）三人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和实践的相同点在于:均以建立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为目标;都主张通过“修宪”走向“普通国家”;都主张通过扩充军力建设“强大日本”;都主张强化日美同盟等。（3）三人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和实践的不同点在于:中曾根和小泽认为象征天皇制最适合于日本,而安倍主张恢复天皇的战前国家元首地位;在日美同盟的目标指向上,中曾根强调“（前）苏联威胁”,而小泽和安倍强调“中国威胁”;中曾根和安倍均持错误的历史观,而小泽主张“日本应该正视历史,该道歉时就道歉”;中曾根上台前和上台后“修宪”主张有所不同,而小泽和安倍始终“表里如一”、力推“修宪”。第六章,重点就日本新保守主义及政治右倾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评估。本章通过研究得出三个基本结论:（1）日本新保守势力秉持的错误历史观,源于日本右翼知识分子炮制的“自卫战争史观”、“解放战争史观”、“英美同罪史观”等错误观点。对日本右翼知识精英兜售的战争翻案谬论,必须及时予以回应。（2）日本新保守势力支持“台独”的背后,隐藏着重新染指台湾、阻挠两岸统一、遏制中国崛起等阴险的战略图谋。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3）日本新保守势力制造和升级钓鱼岛争端,旨在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掠夺东海巨量能源。对此,也要有清醒的认识。本文撰着的宗旨有二:一是,通过对中曾根康弘、小泽一郎、安倍晋三三位政治强人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的系统研究,弥补既有相关研究在研究视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二是,通过对日本新保守主义开启的日本政治右倾化进程进行全面探讨,准确把脉日本当前的政治动向和正确预测日本未来的政治走向,为党和政府对日外交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为中日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尽绵薄之力。

姜芸^[5]（2018）在《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援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澳大利亚自二战以来,十分重视周边外交,多年来已经成为太平洋岛屿地区规模最大的援助国。澳大利亚之所以对太平洋岛国采取援助外交政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地缘战略考量是根本原因;第二,太平洋岛国在民族独立之后的发展困局不利于大洋洲的整体稳定;第三,塑造国家形象、带动本国经贸和稳定周边环境等利益需求是澳大利亚重视周边外交的动因;第四,太平洋岛国对援助的严重依赖,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域外大国对太平洋岛国持续的援助投入,客观上促使澳大利亚进一步使用援助外交来维持本国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领导力。在援助太平洋岛国的过程中,澳大利亚逐渐形成了成熟的援助体系。第一,基于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帮助贫困国家的宗旨,澳大利亚分别树立了政治、安全和人道主义等战略目标,以及稳定、减贫和经济增长等援助太平洋岛国的战略目标。第二,建设了一整套机制来有效贯彻上述目标,主要有:通过发布《莫尔兹比港宣言》和《凯恩斯协定》来确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原则;利用官方规定、标准和法律法规等,来约束援助决策过程和参与各方;通过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外交贸易部、发展效率办公室、澳大利亚—太平洋技术学院和发展创新中心等援助执行和协调机构来保障援助能够顺利、有效、更好地实施。第三,整合援助战略目标,制定相应的援助政策,并使用合适的援助方式。其中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和环境保护等成为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重要内容,项目援助、技术援助和促贸援助是主要援助方式。第四,定期出具太平洋地区评估报告,及时评估援助成效。通过从援助国、受援国和第三方角度来分别评估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可以发现,澳大利亚虽然实现了大部分战略目标,但在援助理念、援助方法等方面仍存在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首先,从援助国角度看,虽然澳大利亚通过对“有效治理”和“基础设施、贸易和私营部门发展”等领域的持续投入,以及在太平洋岛屿地区实现了主导性援助优势,取得重要政治和外交收益。不过,澳大利亚在国家形象收益方面未能取得有效进展。其次,从受援国角度看,通过多项教育和健康项目的推行,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国减贫方面的援助工作获得了各岛国领导人的认同。然而,虽然所罗门群岛“区域援所团任务”成功完成,使该岛国恢复了稳定,但该行动却引发了有关干涉岛国内政的争议。另外,“太平洋更紧密关系协定”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不过能否真正促进岛国经济增长还不得而知。最后,从以经合组织和援助现实网络为代表的第三方来看,经合组织援助发展委员会总体上肯定了澳大利亚的援助工作,认为完善的援助管理体系是澳大利亚的优点,同时建议其加大使用合作伙伴行政系统的份额。援助现实网络通过持续关注澳大利亚援助政策的演变,以及执政党对其援助理念的影响,指出自由党领导下的澳大利亚在对外援助中正在更多地考虑本国利益,并呼吁澳大利亚应该更加重视太平洋岛国的减贫。总结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可以发现,从援助特点来看,近年来,在十四个太平洋岛国中,位于美拉尼西亚岛群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和斐济是澳大利亚的重点援助对象。有效治理、教育和健康/卫生等是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重点领域。从经验教训来看,自成体系的援助管理系统是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有效经验,但澳大利亚在该地区“回旋镖式”的援助却遭到太平洋岛国的普遍诟病。反思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澳大利亚需要在真正帮助太平洋岛国减贫和谋取国家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同时,还需尽量避免政府更迭对援助政策连续性的影响。

于洪洋^[6]（2017）在《冷战时期日本安全政策的历史演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5年日本战败,1989年冷战结束,日本经历了18届内阁,其安全政策呈现出“四大蜕变”:从完全解除武装到重新“再军备”、从制定“和平宪法”到不断突破宪法、从日美同盟“小伙伴”到西方集团的一员、从“战败国”到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这些蜕变,经过了四个发展时期,即,安全政策方向的“再确定”、安全政策的“再形成”、安全政策的“再发展”与安全政策“大国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和平主义路线与维护战前体制的“保守逆流”一直相伴而行,国家的安全政策表现出很强的继承性、复古性与保守性,在经济大国的光环下,时时闪现的旧军国主义影子,就像幽灵一样,穿梭于整个冷战时期。

李朝辉^[7]（2015）在《美国的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文中研究表明边疆是国家基于客观条件而主观构建的产物,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在前主权时代,边疆指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及至主权时代,边疆则指国家领土的边缘性部分;而到全球化时代,边疆则不仅指国家领土的边缘性部分,还包含超越主权管辖范围的超主权性边疆,如利益边疆、信息边疆。边疆架构是一个描述和分析国家关于边疆的认识、现状及实践的整体性概念,主要包括边疆观念、边疆理论、边疆现实、边疆治理、边疆战略等要素。边疆架构形成以后,会随着国家实力的变化及人类活动的范围而发生变化,并影响国家发展。而国家发展反过来又构成边疆架构调整与创新的基础和动力,推动边疆架构的调整,由此,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在一国历史中互动开来,相互影响,构成一幅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互动的历史长卷。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的互动贯穿了其整个历史进程,具有“双螺旋上升”式的互动特点。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北美13个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打响。1783年《巴黎和约》的签订,标志着美国建立起来。美国自建立起就具备世界眼光,并确立了美国外交的“孤立主义”原则。任何国家都面临着国家发展问题,美国也不例外。解决当时面临的内部矛盾及危机,谋求经济发展及良好的地缘政治条件的需要,共同推动着美国的陆地边疆拓展及卓有成效的边疆治理。当特纳的“边疆假说”形成时,美国的陆地边疆架构也构建成功,并对美国的国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倍扩大了美国的规模,促进了美国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助北方取得内战的胜利,美国迅速发展为北美陆权强国。陆地边疆架构构建中美国最大的污点就是驱赶、屠杀印第安人,此外还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1898年美西战争开始,吹响了美国构建海洋边疆架构的号角。海洋边疆架构的构建是基于美国所取得的国家发展成就之上,经历了内战的美国实现了统一,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这些都为美国的海洋边疆架构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以及地缘基础。不仅如此,美国谋求进一步的国家发展的需要,构成了海洋边疆架构构建的强劲动力。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以及原材料问题迫切需要美国开拓海外殖民地,构建海洋边疆架构。在“新天定命运说”及马汉的“海权论”影响下,美国积极增强海上力量,发动美西战争,并取得战争的胜利,开拓了海洋边疆,将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古巴、夏威夷、巴拿马运河、海地、多米尼加等纳入美国的边疆架构中。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海洋边疆架构不断发展,美国以各种方式获取海军基地,积极开展海军扩建,增强了美国的海权力量。美国海洋边疆架构的构建及其发展,促进了美国的国家发展:扩大了美国的疆域规模,优化了美国的疆域结构;陆、海一体的疆域结构有利于美国保障其国土安全;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推动美国的国家转型,使美国从北美陆地强国转型为海陆复合型强国;提升美国的国际地位,使美国从海权大国发展为海权强国,进而成为海权霸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不仅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政治强国,还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经济强国,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也荣登全世界第一。全面而超强的国家实力使得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这种前所未有且傲视群雄的国家发展成就给美国构建立体化边疆架构提供最坚实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以及人才技术基础。而美国已不满足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地位,称霸全球是其进一步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冷战中战胜苏联。美国的这一国家发展的诉求构成了立体化边疆架构构建的动力。在杜黑的“制空权论”以及米切尔的“空权”思想影响下,美国大力发展其空军来管控空中边疆,并开始建设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战略空军海外军事基地的部署,提高空军的国防预算。而高边疆的构建经历了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以及里根政府时期,终于构建成功,使得美国的立体化边疆架构成功构建起来。美国立体化边疆架构的构建及其发展,促进了美国的国家发展:影响了美国的疆域,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了立体化的安全保障,助推美国赢得美苏争霸,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及科技的发展。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终于登上了全球霸主的宝座,其军事实力、科技实力都居世界第一,虽然由于和苏联争霸而使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美国造成了压力,但美国经济实力还是居全球首位。独霸全球的国家发展成就给美国构建超主权化边疆架构提供最坚实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科技基础。而此时美国的国家发展的目标是维持全球霸主地位,变单极时刻为单极时代,在全球化快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美国的这一国家发展诉求构成了超主权化边疆架构构建的动力。美国超主权化边疆包括利益边疆和信息边疆。利益边疆构建的逻辑起点是如何有效地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在此基础上,构建认知层面的利益边疆,即认定利益边疆的范围,再制定相应的战略,并采取合适的方式和手段加以实施,从而构建起现实层面的利益边疆,以实现美国的存在于全球范围的国家利益。就利益边疆的构建及其发展而言,经历了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以及奥巴马政府时期。在各个时期,对利益边疆的构建都将全球分成三大块:欧亚大陆、美洲、非洲。由于三人的执政理念及所面临的内外情势不同,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和界定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利益边疆的构建和调整存在显着的区别。总而言之,利益边疆的构建和调整有成功之处,亦有失败的地方。信息边疆的构建由政治精英、技术精英和企业精英合力完成。政治精英立法、出台政策、组建机构,技术精英提供技术支撑和制定技术标准,企业精英则将信息边疆及行业标准推向全球,并从中获取巨额的财富。美国超主权化边疆架构的构建及其发展,促进了美国的国家发展:影响了美国疆域的规模和结构,使得美国疆域软硬结合;影响了美国经济实力,克林顿政府对利益边疆和信息边疆的构建极大程度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而小布什政府对利益边疆的构建则极大程度地阻碍了美国的经济发展,甚至将美国的经济拖入衰退境地;影响了美国的科技实力,信息边疆的构建推动了美国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影响了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得到加强,而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得到削弱。综上所述,美国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互动紧密,环环相扣,形成了“双螺旋上升”式的互动模式。虽然存在二者的消极互动,但积极互动占主导。它推动了美国边疆架构和美国的国家发展,使美国从当初英国的殖民地一跃变成了当今世界全球霸主。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中国必须要重视边疆,重视前瞻性地调整边疆架构,以发挥其对国家发展的助推作用。在全球化快速推进的今天,中国必须构建并维护好自己的利益边疆和信息边疆,并将其与传统边疆有机结合起来。

张广勋^[8]（2015）在《理想城市的建构与解构 ——英美乌托邦小说研究的城市视角》文中提出本论文以英美乌托邦小说为考察对象,探讨具有代表性的乌托邦文本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对乌托邦城市的想象和书写,力图描绘出乌托邦城市在这一文学文类中形成、兴盛、消解和嬗变的发展历程和乌托邦文学中的城市想象及其与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现实城市间的影响与互动关系。这其中乌托邦城市是指一种理想的城市形态,即理想城市,其内容包括乌托邦小说中所想象的城市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物质生活、文化风尚、思想观念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本文的总体思路是对英美乌托邦文学传统做一纵向、历时性的简略概述,同时采用纵中有横的结构方式,重点是对不同社会发展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乌托邦作品中的城市想象进行不同角度的透视分析,而在研究中尽可能以同一时期的西方城市理论为参照。在方法论上,本论文在对小说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文史互证和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在一起,由文本分析出发,逐步扩展到对文本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多方阐释,构成一个由文本聚焦到文化意义辐射的综合性整体研究。本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正文五章。绪论部分主要是梳理与乌托邦相关的定义和概念,简述英美乌托邦小说演进过程,同时对西方城市乌托邦中的理想城市演进及其特征作出理论背景上的描述。绪论也简要论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现状和意义。在正文历时性的论述中,第一章讨论的是乌托邦文学在其萌芽时期对理想城市的想象。柏拉图在面对雅典城邦的危机以及对远古失落的美好城邦的追思中,通过《理想国》构想了正义的理想城邦,但也显露出这一“理想城邦”的不正义。在《圣经》中,耶路撒冷的城市形象经历了罪恶之城、毁灭之城、救赎之城和圣城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背后既有对现实城市中种种罪恶的抨击,也富含着对理想城市的想象。托马斯·莫尔是乌托邦文学的开创者,《乌托邦》中的理想城市既有英国伦敦的影子,又是对当时英国社会的批判和超越。第二章主要以爱德华·贝拉米和威廉·莫里斯的乌托邦作品为文本,探讨了现代乌托邦小说中的理想城市景观和城市精神文化。贝拉米以回顾的方式对新旧波士顿加以对比,揭示出19世纪末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美国城市问题和城市危机,展现了未来新波士顿城市图景的辉煌壮丽,由此也造就了美国乌托邦文学的第一次繁荣。而作为“世界近代史上最出色的一部乌托邦小说”,《乌有乡消息》所想象的伦敦则是一个城乡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花园般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城。第三章讨论现代英美反乌托邦小说中理想城市的失落。伦敦一直是莫尔、莫里斯等乌托邦作家对美好城市想象的寄托,但是在阿道斯·赫胥黎和乔治·奥威尔笔下,这座理想之城呈现为幻灭之城和监禁之城。科技的进步有可能带来物质的丰裕,却也有可能导致对人性压抑与戕害。尤其是当科技与极权意识形态联姻,人将成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在一个安定、富裕和为虚幻幸福所包围的“美丽新世界”中,人类失去自由的选择和独立的思想,丧失了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可能,沦落为权力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此外,美国小说家雷?布拉德伯里也对未来消费社会所可能带来的城市异化发出警示。在他所想象的未来的焚书之城中,大众娱乐文化所造就的超现实符号错乱摇曳,带给人们的只是无深度的城市消费文化和精神错乱的狂欢景象,这一恶托邦大都市成为未来美国社会的缩影。第四章论述重点是理想城市形象在当代英美生态乌托邦小说中的嬗变。首先是对生态乌托邦文学这一新出现的乌托邦文学亚文类的概述,然后对相关文本中所想象的生态乌托邦城市和生态恶托邦城市进行解读。欧内斯特?卡伦巴赫所设想的未来旧金山是这一文类中少见的对未来持有乐观基调的生态理想城市,而保罗·奥斯特和奥克塔维娅?巴特勒等作家的生态乌托邦小说则描绘了未来污染、人口激增、气候异常等生态灾难所导致的迁移、饥荒、疾病等众多危机,城市在种种灾难的冲击下日趋衰败,处于崩溃的边缘。他们通过对未来都市恶托邦恐怖图景的想象对当今世界的都市危机发出警示。第五章关注当代伊托邦小说对未来城市和赛博空间的城市特质的想象。电子信息时代的来临和赛博空间的生成使得伊托邦成为当代乌托邦小说发展轨迹的新现象,对赛博空间的“城市化”想象构成了伊托邦小说的重要主题。这其中,菲利普?迪克想象了未来洛杉矶因核战争和星球移民变为收缩城市,市郊已成空城,只有共鸣箱所创造的虚拟城市空间维持着现实城市的社会互动和意义运作。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和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则为我们描绘了一副后现代的都市认知地图。未来国家政权的衰退和跨国资本的扩张使得未来都市被无情地分裂为两半。二元城市兴起,门禁森严的社区升级为堡垒单元郊郡,“法外之地”则表现了今日城市衰败、隔离、污染、和贫穷在未来可能造就的最可怕的后果。未来有可能成为理想城市的赛博空间,也可能沦为现实二元城市的镜像。

刘潇湘^[9]（2014）在《从侵略扩张到和平拓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发展模式的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世界范围的全面侵略战争,同时也是世界人民奋起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战争,战争的结果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推动与促进了世界发展模式由战前以对外扩张、征服及掠夺与对内压榨为内容与表征的侵略发展模式向战后以国家体制的自我完善与国际关系的平等依存为内容与表征的和平发展模式的转型。其中,日本作为战前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在明治维新后以侵略扩张、征服与掠夺作为国家发展的政策工具,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直至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折不扣的“远东战争策源地”。战后,日本在经过反法西斯战争和民主改革的洗礼,消除了国家发展模式中的战争性质,走上了“科技立国”、“教育立国”、“贸易立国”等通过发展机制的自我完善与世界各国平等依存,共存共赢的“和平国家”发展道路。日本走上以侵略求发展的战争之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封建武士的战争传统是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历史缘起。其中,16世纪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朝鲜的战争为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及构建在该项政策基础上的侵略发展模式提供了先验式的思想素材与实践范式。德川幕府时期的思想家有关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建构则成为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形成的思想导源。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形成也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发动的侵略扩张与殖民掠夺的深刻影响。美国以武力打开日本国门使日本沦为殖民地的同时也使其从直观上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发展模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幕府末期的思想家因此提出了效仿西方列强进行殖民扩张与掠夺的时代发展命题。明治维新确立起军国主义国家体制为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举行了政治奠基。明治思想家对侵略扩张的理论建构则为侵略发展模式进行了思想观念上的奠基。明治三大外征、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爆发以及大陆政策的出笼标志着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形成。经济领域充斥着浓厚的前资本主义因素、国家宪政体制上的封建反动以及军国主义主导社会意识形态规定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内容与特征。走上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之路是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运作的逻辑结果。由于近代侵略发展模式在制度环境上所形成路径依赖导致进步力量改造国家发展模式的努力最终趋于失败。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失败与政党内阁的垮台说明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体制内对近代侵略发展模式进行改造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斗争也遭到了国家政权的彻底镇压。世界经济大危机沉重打击了日本半封建的资本主义经济,严重恶化了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以此同时,国际法西斯势力的猖獗为日本法西斯的上台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军部法西斯势力通过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手段攫取了国家政权推动日本走向全面的侵略战争之路并先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在战争期间,法西斯在国内构建总体战体制,强化政治统制与经济剥削,动员全国资源投入战争；同时构建东亚新秩序,在占领区进行血腥屠杀与残酷剥削,给世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略激起了世界人民的奋起抵抗,导致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最终走向崩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严重削弱了日本法西斯的战争能力,打破了国际法西斯的战略计划,有力地配合与支持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从而动摇了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根基。太平洋战争消灭了日本海军,重创了日本陆军,从而摧毁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台柱—法西斯的战争机器,使盟国在战后改造日本发展模式成为可能。在战争期间,盟国及日本进步力量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日本发展模式的构想与方针政策,并根据这些构想和方针政策在战后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用强制的手段打破了日本发展模式对于军国主义制度的路径依赖,推动近代侵略发展模式向和平发展模式的转型。经过反法西斯战争与民主化改革的洗礼,日本在战后走上了和平拓展的发展道路。和平宪法的制度规范、政府主导型的计划经济、科教立国与贸易立国的政策措施、“轻军备、重经济”的外交路线构成了战后日本和平发展模式的内容,通过体制的改革与技术创新相结合实现发展模式的自我完善从而挖掘资本主义的潜力成为了战后和平发展模式的特征。和平发展模式的形成与运作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且健康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实现了战前用侵略扩张所希望达到而未能达到的国家发展目标。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剧变,日本经济发展因其与时代发展脱节而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日本右翼势力乘机提出修改和平宪法,赋予日本以战争能力等政治诉求,推动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当前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加剧对战后和平发展模式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当前日本自由主义力量基于和平宪法根本精神就国家在新世纪所应采取的发展战略提出的设想与建议,强调在当今全球一体化趋势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日本只有坚持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平等依存的自我发展模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与发展。

封帅^[10]（2012）在《冷战后英国的俄罗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英国学界对俄罗斯研究的历史超过400年,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着名学者和优秀成果如恒河沙数。冷战结束之后,英国学者围绕着俄罗斯转型问题,依然刻苦钻研,笔耕不辍。在诸多前沿学术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卓越的见解,为国际斯拉夫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高水平的研究在协助英国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对于当代国际格局的演变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本课题主要研究的是冷战后英国学术界对于俄罗斯与苏联问题的研究状况,是一项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特定领域基本研究状况的分析、综合与评价。本课题的研究主旨是在了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发展历史和当代概况的基础上,通过考察英国学术界在冷战结束后20多年来在俄罗斯与苏联的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历史和外交等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分析英国俄罗斯研究界的基本思想倾向、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和分析路径。通过多种研究方法,对相关的学术成果进行解读和概括,并最终形成对冷战后英国俄罗斯研究状况的整体认知与综合评价。本文共分为七章,首先对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发展历史进行系统梳理,随后对冷战后英国俄罗斯研究的主要成果分门别类进行深度分析,最后对冷战后英国俄罗斯研究的主要特点和思想谱系进行概括。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叙述了本课题的源起,以及本课题在学术史、理论研究和外交实践等多个层面的重要意义。对于本课题的国际、国内研究现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同时对本课题研究中资料搜集的主要方法,基本的分析路径和全文的研究框架进行了介绍。第二章为英国俄罗斯研究概况,包括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历史沿革和冷战后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基本状况两个部分。回顾了从16世纪至今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发展历程,介绍了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着作。然后对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状况进行了重点分析,分别对当代英国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机构,主流学者,主要学术刊物进行了详细介绍,并且通过定量研究的方式对于冷战后英国学术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议题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剖析。第三章为冷战后英国的俄罗斯政治转型研究。在概括了冷战后英国学者对俄罗斯政治转型问题的整体研究状况的基础上,以主要的研究议题为线索,对于当代英国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对苏联解体,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体制和普京时代等问题进行了重点介绍,对于相关问题中所出现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解释。第四章为冷战后英国的俄罗斯经济转型研究。根据英国学者思想理念的差异,以对比的方式分析了英国学术界对于俄罗斯经济转型的两种竞争与对立的观点。主流的英国学者以新自由主义的视角出发,以市场化、自由化为俄罗斯经济转型的主要目标,并以此为据对于俄罗斯经济转型进程进行评价。而左翼学者则坚持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角,将平等、社会利益和经济自主等要素作为评价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基本标准。第五章为冷战后英国的俄罗斯历史研究。历史研究是英国学术界的重要传统,历史学方法也是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英国历史学家们积极参与到转型研究中,利用历史学的研究视角对于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转型进行解读,并且得出了非常具有预见性的重要理论观点。本章以“帝国”理论为核心,对历史研究的内容进行了介绍。第六章为冷战后英国的俄罗斯外交研究。在英国俄罗斯研究领域,对于俄罗斯外交问题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多与智库机构有关,他们凭借着熟悉外交事务,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等优势,在俄罗斯外交研究领域取得了非常丰富且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本章根据不同议题所涉及的内容,对冷战后英国学者对俄罗斯外交的研究进行了概述。第七章为结论部分。在对政治、经济、历史和外交等领域的全面分析之后,这一部分对整个冷战后英国的俄罗斯研究领域的思想谱系和时代特征进行了概括,并且对整个英国的俄罗斯研究给予评价,对于英国俄罗斯研究的主要优点和存在的缺陷进行总结,最终提出适当的研究结论。

二、新世纪:挑战 GNP 神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世纪:挑战 GNP 神话（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教育投入与我国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衍变与日本国民记忆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4）日本新保守主义研究 ——以中曾根康弘、小泽一郎、安倍晋三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援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冷战时期日本安全政策的历史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7）美国的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8）理想城市的建构与解构 ——英美乌托邦小说研究的城市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从侵略扩张到和平拓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发展模式的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10）冷战后英国的俄罗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新世纪:挑战 GNP 神话（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夏承伯.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2]教育投入与我国经济发展研究[D]. 杨婷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3]“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衍变与日本国民记忆构建[D]. 李向格.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日本新保守主义研究 ——以中曾根康弘、小泽一郎、安倍晋三为中心[D]. 孙岩帝. 吉林大学, 2018(12)
• [5]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援助研究[D]. 姜芸.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9)
• [6]冷战时期日本安全政策的历史演变[D]. 于洪洋. 吉林大学, 2017(09)
• [7]美国的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D]. 李朝辉. 云南大学, 2015(04)
• [8]理想城市的建构与解构 ——英美乌托邦小说研究的城市视角[D]. 张广勋. 上海师范大学, 2015(08)
• [9]从侵略扩张到和平拓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发展模式的转型[D]. 刘潇湘. 武汉大学, 2014(08)
• [10]冷战后英国的俄罗斯研究[D]. 封帅.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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