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刃剑:论跨国公司在中国IT市场的影响效应（论文文献综述）
杜娟[1]（2021）在《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并购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也逐步由绿地投资向外资并购为主转变。在外资并购中,无论是对于我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驰名商标均体现出巨大的价值及多元的功能,存在加强乃是特别的保护需求。我国企业引进外资的目的与外资进入我国市场的目的往往是不同的。我国企业希望通过引进外资带来先进的技术或是经营管理经验;外国投资者则是希望并购能够进一步帮助其拓展中国市场和销售渠道,或利用中国市场的成本优势拓展产能、延展产品生产线。如何在双方的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至关重要。首先,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表现是动态的。在早期的外资并购中,由于国内企业对驰名商标潜在价值认识不足,涉及的驰名商标价值未得到公正评估、驰名商标被外方无偿使用、驰名商标受到外方排挤退出市场,以及驰名商标归属权丧失,成为了外资并购中我国企业驰名商标流失的主要情形。在经历了早期驰名商标流失的阵痛之后,我国企业已经意识到保护自身驰名商标的重要性,但是这种保护更主要集中于企业进行外资并购的准备阶段。在外资并购协议的签订阶段,如何科学设置我方驰名商标保护的有关条款至关重要。此外,在科学有效的并购协议签订之后,一旦外资企业不执行并购协议,合资企业经营运转不佳,最后致使我国驰名商标流失,是近年来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新生情形。其次,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背后,存在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宏观政策层面来说,我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政策对指导我国引进与利用外资、规范与管理外资的产业方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导致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外商投资在我国享有“超国民待遇”的情况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第二,无论是我国国内的反垄断法还是有关规制外商投资的立法,均有不足之处。就反垄断法而言,一方面,我国关于外资并购中涉及驰名商标反垄断审查的标准仍待完善;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商务部在否决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一案的理由之中,亦未提及避免我国驰名商标流失这一因素。就外资立法而言,《外商投资法》第二十二条明确了我国对于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第三十三条涉及在外资并购中的经营者集中问题,第三十五条正式引入了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但是均是概括性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的跟进规则,距离保证制度的有效运作和实施仍存在改进空间。第三,就我国目前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而言,存在着知识产权利益衡平关照不足的现象,尤其体现在对于侵害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利益的规制不足。第四,从企业层面来说,在商定并购协议条款的过程中,我国企业缺乏确立专门的驰名商标保护条款或是附件的意识。同时,我国企业存在未能通过尽职调查识别恶意收购,以及忽视对于己方驰名商标价值评估的情况。而跨国公司则往往通过低估中方商标价值,冷藏、淘汰或是淡化中方企业拥有的驰名商标,以及限制开发和独享的方式,削弱我国企业驰名商标的市场竞争力,致使这些驰名商标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被市场规则淘汰”。如果一份并购协议的条款可能致使我国企业驰名商标流失,那么至少从知识产权资源保护的视角来看,企业双方的利益未能达到平衡,即外国投资者与我国企业的利益处于失衡状态。再次,鉴于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表现与成因的复杂性,在解决该问题时需遵循以下导向。外资并购中的驰名商标保护自然有其重要性,在外资并购发展中驰名商标不断流失的情形下,更有着紧迫性。然而,这种保护也需有适度性。外资并购从本质上来说是企业之间进行交易的行为,企业自身的事务应当由企业自身决定。但是,涉及驰名商标的外资并购,不仅关乎我国企业自身利益,还会影响国家产业安全利益,甚至是消费者的利益。外资并购中的驰名商标流失,将会致使相关主体的利益受到影响,从而产生利益失衡的情形。因此,为了实现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相关主体的利益平衡,我国企业在进行外资并购时,应当充分调查外国投资者的并购动机,找寻相对公平正义内涵。一方面,利益与公平、正义价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外资并购过程中,对于驰名商标如果能够进行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估,将会有助于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保护的“相对公平”。另一方面,在涉及驰名商标的外资并购中,无论是我国的国内法,还是我国与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都应努力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利益平衡。最后,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建议。第一,尽管我国《反垄断法》中的企业合并控制规则已经有所改进,但在外资企业合并控制方面仍有改进空间。巴西经济保护和管理委员会在高露洁棕榄收购巴西科里诺斯一案中的审查决定,以及南非竞争法庭在雀巢收购辉瑞一案中的相关裁决,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第二,明确外资并购中涉及驰名商标反垄断审查的标准。例如,反垄断审查应当明确,外资企业完成外资并购,是否会在获得我国驰名商标的情况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带来负面效应。第三,建立一个从产业政策制定部门和宏观经济部门负责维护、再到多部法律和产业政策法规共同作用的法律法规体系,发挥法律的整体合力。第四,从外资立法层面而言,我国目前的外资立法仍有细化完善的空间。一方面,外资立法应当引导规范外商投资方向,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外资立法宜引导规范外资并购行为,明确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标准。第五,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合作战略上宜有所区别。完善我国已经签署或是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条约,加强对于侵害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利益行为的规制。第六,我国企业应当科学设置外资并购协议中的驰名商标保护条款,完善外资并购协议中关于驰名商标利用和保护的规定;通过尽职调查避开外国投资者恶意收购,正确分析外国投资者选择我国企业作为并购目标的真实目的,理性评价外国投资者;通过价值评估明确自身驰名商标价值,综合采用多种不同的评估方法,以求最终确定的评估价值能最大限度地接近被评估的驰名商标的真实投资价值。
张堂云[2]（2019）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WTO《政府采购协议》（简称GPA）是WTO管辖的一项诸边贸易协议,由各缔约方自愿签署,旨在促进政府采购自由化和国际化。加入GPA是为了履行中国对WTO的承诺,自2007年年底向WTO提交加入GPA申请书以来,中国已提交了6份出价清单。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更是向世界宣告要“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GPA进程”。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被作为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用于保护国内经济。加入GPA将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政府采购市场提供入场券的同时,也意味着会面临政府采购信息泄密、政府采购市场被瓜分和政府采购功能削弱等安全威胁。伴随着加入GPA进程的加快,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国内外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研究略显单一,缺乏系统性,围绕加入GPA对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亟待展开深入研究。为此,本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在深入阐释政府采购安全内涵以及政府采购安全维度、设计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测度指标体系、剖析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尝试基于系统视角构建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保障机制。遵循“理论阐释——实证检验——对策探索”的基本思路,利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运行”的自行调研数据、全国层面、省层面及产业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WTO官方网站数据、OECD国民账户数据、中企联和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数据、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站发布的资料等,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法律文本比较法、调研访谈法、案例分析法、多元回归分析和联立方程模型等方法,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界定了政府采购安全的内涵,阐释了政府采购安全构成及内在逻辑。在缕析安全和政府采购概念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把政府采购安全界定为“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条件下,政府采购主体在实施政府采购行为的过程中能够有效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抵抗外来冲击,以确保政府采购功能目标能够不受侵害,并得以最大程度实现的客观状态”。政府采购安全的本质是对政府采购相关主体利益的维护,相关利益的多维诉求属性决定了政府采购安全必须是一个涵盖多维目标的体系结构,在综合归纳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把政府采购安全细分为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并对这种细分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对中国政府采购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试图全面考察中国政府采购的客观状态。在制度层面,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全链条采购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在市场层面,采购总规模持续增长,货物、服务和工程三类项目的采购总量呈上升的趋势,采购结构日趋合理,已初步形成了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建立了以招投标为主,包含竞争性谈判、询价等多元化的采购方式;在实践中,构建了反腐倡廉、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并取得一定成效。第三,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程度进行了刻画,还分析了冲击形成的原因。政府采购安全评价在加入GPA前和加入GPA后是不一样的,加入GPA前是对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预测性评价,而加入GPA后是对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在加入GPA前,政府采购制度安全主要通过国内政府采购制度与GPA规制在核心条款上的差异甚至是冲突进行刻画;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从名义开放程度、“本土偏好”程度和国际竞争力三个二级指标和10个三级指标进行衡量;政府采购功能安全主要是通过GPA规制的政策空间与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排除来刻画。据此对加入GPA前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进行预测性评价发现,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在价值目标、基本原则、适应范围、采购方式和救济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高、“本土偏好”程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与GPA缔约方相差甚远。造成上述安全冲击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存在差距、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受限、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以及中国的国货意识淡薄等。针对加入GPA后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本研究构建了一套指标体系,包括3个二级指标和“国外供应商投诉率”等在内的13个三级指标,并根据专家评定基于AHP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第四,探索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利用微观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梳理、归纳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影响因素,以及三种安全内在的逻辑关系,创新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囿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利用自行调研的微观数据,构建多元回归和联立方程模型,对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机制及政府采购安全各维度的交互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明晰的政府采购主体责任、健全的供应商约束机制和规范的政府采购流程,有利于提高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度。（2）企业国际竞争力、政府采购电子化水平、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掌握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情况的详细程度,对政府采购市场安全具有正向影响。（3）政府采购功能目标、实施细则、政策功能的责任部门设置及政策功能绩效评价体系,均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产生明显正向影响。（4）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与制度安全、制度安全与功能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均存在双向联动关系,除了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外,其他均为正向影响。（5）三种安全的交互影响关系在不同区域差异明显;东、中、西三个区域制度安全与政策功能安全存在双向正影响,但中部地区的影响要大于东西部地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市场安全对政策功能安全有正向影响,均不显着;西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正向影响,而东、中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5）针对是否列入GPA出价清单而言,列入GPA出价清单对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三者调节效应大于未列入GPA出价清单的地区。最后,构建集制度、市场和功能三位一体的政府采购安全保障体系。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针对加入GPA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结合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结论,在借鉴GPA缔约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实现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建议:在制度层面,需要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范政府采购管理流程,争取参与国际采购规制制定的话语权;在市场层面,需要调整出价策略,谨慎国有企业出价范围,积极参与国际政府采购市场竞争,积累国际采购经验,提升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在政策功能层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调整政策功能,完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恢复政府采购技术创新政策功能。除此之外,政府采购安全保障还离不开国际化的政府采购专业人才。
那振芳[3]（2019）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而且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决定中美贸易战未来趋势的关键,在于其爆发的真实动因。本文将以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变动为主线,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现有文献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主要结论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遏制,打压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经济问题等。但鲜有文章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脉络,去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乃至激化。本文的分析,不仅可以通过厘清低生产率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向贸易摩擦发生的传导机制,进一步补充和丰富现有贸易摩擦动因理论体系,而且对于中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分析逻辑为,以中国加入WTO以来面临的中美贸易摩擦为研究对象,以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为切入点,从产业和行业的角度,探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提高与中美贸易战爆发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地分析。首先,从理论上厘清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根据Baldwin模型,从国家整体角度看,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带来资本的广化和深化,而根据罗默模型、“干中学”模型等经济学经典理论,资本要素的增加为技术进步提供了保障,导致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向高级化转变。Rybczynski定理和Bond、Trask&Wang模型则说明,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会向制造业内部结构和商品出口结构延伸。根据Gomory&Baumol模型,低生产效率国家,成为更多产业生产商的过程中,会影响到与高生产率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当两国经贸关系处于冲突区时,两国之间的利益处于此消彼长的“敌对”状态。那么,高生产率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依赖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有利地位,以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思想为依据,运用贸易政策进行强制干预,贸易摩擦就发生了。当高生产率国家受到的危害沿着产业、经济和国家层面不断递进时,贸易摩擦会随之不断激化,甚至转变为贸易战。需要说明的是,低生产率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是市场自发行为,高生产率国家运用经济或其他形式的手段进行干预才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发生。其次,对中美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进行回顾。通过对中美两国制造业发展和竞争力相对变动情况的分析发现,中国在传统产业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但优势在弱化,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在不断提高。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下降的,2009年以来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也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表现出了不同特征,焦点产业开始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换。综合看,中国制造业发展呈现的结构性变化,与中美贸易摩擦呈现的阶段特征,从时间维度上是匹配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以上内容为中美贸易摩擦分析的切入产业勾勒出了基本的分析轮廓。再次,从制造业竞争力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乃至激化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不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还是危机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都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存在密切联系,但是影响路径不同。2008年以前占比较高的传统产业贸易摩擦,美国是因为作为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国内产业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高昂调整成本的存在,导致美国政府接受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发动贸易摩擦。而2009年以来占比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摩擦,根源也在中国相应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但美国的出发点却不同,是为了扞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领导地位和垄断利润,所以更为激烈。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影响到了美国未来在经济领域的领导权和垄断收益,是美国发动本次贸易战的经济根源。而中美产业竞争力的相对变动,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中,结合新兴产业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特征,促使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因素与美国民族主义的碰撞,导致了本次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第四,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对竞争力来源的梳理,总结出新兴产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华为公司成长历程的分析发现,企业乃至行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硬实力的培育。所以只要中国新兴产业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努力完善自身,那么就可以将本次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变为发展动力。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进行简要分析,然后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刘伟[4]（2019）在《欧盟国家援助法研究》文中提出欧盟国家援助法（state aid law）是一项立意高远、主旨宏大的法律制度,旨在实现欧盟对各成员国国家援助措施的合理控制,目的在于防止政府通过援助措施扭曲市场竞争,同时也维护整个欧盟一体化的进程。欧盟国家援助法以《欧盟运行条约》第107、108、109条为基础,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一个理论扎实、规范严密、体系完整的法律体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软法之治”的特征。欧盟国家援助法肇始于欧盟（欧洲联合）的初创理想:和平、繁荣与超国家主义,并由此奠定了它的底色与基调。从学理上来探讨欧盟国家援助法,可以发现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的学说分歧构成了国家援助法的理论基础,援助的双刃剑效应构成了国家援助法存在的根本原因,对国家援助的竞争法控制构成了国家援助法的本质属性,而对国家援助的合理监管则是国家援助法的主要内容。欧盟国家援助法与欧盟竞争政策有着内在联系:国家援助法的本质在于防止国家援助对市场竞争的破坏,审查国家援助有赖于竞争法的基本分析范式,因而欧盟将其视为与反垄断政策相并列的竞争政策。欧盟国家援助法仅适用于企业,对非企业的援助不属于欧盟国家援助法的规制范围。所以,对企业的认定,是理解和适用国家援助法的前提。而欧盟语境中的企业主要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每一个实体,而不论其法律地位和资金来源如何。目前,欧盟一般认为国家援助包含四项构成要件:转移国家资源、给予优势、措施具有选择性以及对成员国间的竞争和贸易存在影响。在转移国家资源的认定中,欧盟倾向于“累积说”,即将“给予国家资源”与“可归因于国家”这两个条件累积起来判断是否构成转移国家资源。国家援助中的优势主要是指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因国家干预而非基于正常市场条件获得改善。目前,欧盟委员会一般通过市场经济经营者测试来判断国家支持措施是否给予被支持对象以优势,即如果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是在正常经营条件下无法获得的,则被认为获得了国家援助上的优势。就选择性的认定而言,欧盟委员会通过对其进行地域选择性和对象选择性的区分,有效地降低了选择性要件的认定困难。国家援助认定的最后一步是对扭曲竞争和限制贸易的认定。在这一步中,欧盟一般采取较低标准来认定对竞争的扭曲和对贸易的影响,可以说,扭曲竞争和影响贸易基本上是赋予市场主体以优势后的必然结果。并非所有国家援助都会受到欧盟委员会的禁止,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形下,相关援助可以得到欧盟委员会的豁免。欧盟委员会目前采取“共同评估原则”,只有满足共同评估原则下的所有条件,援助措施才能被视为与《欧盟运行条约》相兼容。这些评估条件主要包括:援助必须为明确的共同利益目标作出贡献、能够解决市场无法自我实现的问题、是实现共同利益目标的适当政策工具、具有激励效应、援助限制在最低限度、援助的总体影响是积极的以及符合透明度要求。欧盟国家援助法的行政执法由具有超国家地位的欧盟委员会负责担纲。欧盟委员会不仅有权对成员国援助的兼容性进行评估,还有权对不符合《欧盟运行条约》的违法援助措施予以回收。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负责国家援助的日常监管。在此之中,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之间有着明确的权责划分。欧洲法院（含成员国国家法院）也在职责范围内负责国家援助的实施,即有权对成员国的国家援助进行司法审查。《欧盟运行条约》第108条第3款构成了国家援助私人实施的法律基础,同时有越来越多的成员国基于其国内法的规定,加强了对受国家援助影响的当事人的司法保护。按照欧盟内部的通行分类标准,国家援助的具体类型可以分为水平援助和部门援助。水平援助主要是针对非特定行业的国家援助,其一般被认为不会像部门援助那样扭曲竞争,因而受到委员会的重视,被用来实现委员会的市场矫正或再分配政策目标。而部门援助则主要是针对具体部门、行业的援助。欧盟对国家援助的控制并非是对国家援助的完全否定,而是希望以最少的财政支出获得最大的援助效果,欧盟国家援助法的不断革新也始终是围绕这一主题进行。对比欧盟国家援助法,我们能够发现我国财政补贴政策所存在的问题,例如忽视对财政补贴的实效分析,尤其是忽视其对市场竞争的负面影响;忽视财政补贴激励作用的发挥;补贴未能公开透明;缺乏对受补贴影响的市场主体进行救济的途径,等。因此,加强对我国财政补贴的竞争法控制,意义重大。主要措施包括:（一）重构理念:牢固树立维护市场竞争、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确保竞争中立的理念;（二）完善制度:确定财政补贴控制的主体,加强对补贴的必要性、适当性、实效性和积极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完善财政补贴的豁免机制。（三）配套措施:强化监督机制、承诺机制、信息披露机制、责任机制以及司法审查的协同治理。
白雪[5]（2015）在《跨国IT企业的中国市场发展瓶颈分析与建议——以雅虎中国（Yahoo CHN）为例》文中认为2015年3月,雅虎发表声明——即将关闭雅虎北京全球研发中心,创立于2009年中国大陆唯一的办公室,这是继2013年关闭新闻和邮箱业务后,雅虎全面撤出中国的标志,也意味着雅虎正逐步走向衰落。这是在谷歌关闭中国大陆市场之后,IT行业在中国的又一冲击。本文以此背景为蓝本,以企业战略管理课程所学知识为基础,分析雅虎外部和内部的战略环境,并论述雅虎中国走向衰落的原因,对跨国IT企业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发展提出几点合理化建议。
刘重霄[6]（2015）在《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研究 ——关系资本建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必然面临文化差异带来的冲击,给跨国公司在华经营造成了巨大障碍和阻力。消除或降低这种文化差异的负面影响,跨国公司需要在中国文化环境下进行跨文化整合。跨文化整合首先需要辨别和认识差异,明晰异文化的特殊性和不可模仿性,进而利用差异中的有利因素,更好地进行异文化适应,为跨国公司创造价值。自Nahavandi&Malekzadeh将Berry的“移民文化适应理论”中融合、同化、隔离和消亡四种整合模式引入到管理学领域以来,中外学者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不同的跨文化整合的模式,研究这些模式选择和应用的具体环境和条件。但针对中国的文化环境,哪种模式更具有适宜性,目前的研究还没有形成权威或有价值的结论。本研究以Berry的“移民文化适应理论”为基础,结合跨国公司的自身特征和中国的特殊文化环境,提出了融合、同化、隔离和移植四种跨文化整合模式,作为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的基本范畴。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文化环境,“关系”和以此形成的“关系资本”是中外学者公认的中国特有文化元素,这一特有元素不但牵制着在华跨国公司进行跨文化整合模式的选择,还决定着在华跨国公司的经营和发展状况。“关系”的价值在于能够形成“关系资本”,为企业创造或增加价值。通过对中外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异质性关系资本的价值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目前,异质性关系资本的建构要素散见于中外研究成果中,包括诸如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消费者（顾客）、合作者（竞争者）、企业员工、企业与员工、母、子公司等,在华跨国公司在上述维度建构的关系资本利于其在华的经营和发展。在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中,除了跨国公司自身的战略目标、文化势力、文化匹配及文化认同度外,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与消费者（顾客）的关系、与合作企业（竞争企业）的关系、企业内部员工间的关系、企业与员工间的关系、与跨国公司母公司的关系也是影响企业跨文化整合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同时又是形成在华跨国公司异质性关系资本的重要维度。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与关系资本建构的异质性维度在这几个因素上形成了交集,是否有利于上述维度关系资本的建构,便成了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的标准和依据。跨文化整合模式的核心内容源于“移民文化适应”理论,跨文化整合的目的之一便是关系资本的建构,因此,本研究以“移民文化适应”理论和“关系资本”理论两个理论为基础,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针对四种整合模式（融合、同化、隔离和移植）在三大层次（外部、内部和系统）的六个关键影响因素（东道国（中国）政府、消费者（顾客）、合作者（竞争者）、企业内部员工、企业与员工、母、子公司）中的关系资本建构状况,提出了24个研究命题假设,并通过美国四家在相关领域具有巨大影响力、但在中国又采用了不同整合模式的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中国惠普有限公司（IT基础设施和计算机硬件）、谷歌中国（互联网）、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手机和无线通讯设备）、微软（中国）公司（计算机软件）作为案例分析的样本,检验不同的跨文化整合模式在三个层次的六个维度的关系资本状况。为了确保案例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本研究又对五家在华跨国公司进行了补充性访谈研究,以便对命题假设、特别是在案例研究中没有得到检验或检验不成立的命题假设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基于文献研究、案例研究和访谈研究的成果,本研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整合存在四种模式,融合、同化、隔离和移植;（2）跨国公司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受到包括政府、消费者（顾客）、合作者（竞争者）、企业内部员工、跨国公司母公司等因素影响;（3）“关系”是中国文化的特殊元素,“关系资本”能够帮助在华跨国公司创造价值。“关系资本”的价值在于异质性,在华跨国公司异质性关系资本的维度体现为中国政府、消费者（顾客）、合作者（竞争者）、企业员工、企业与员工、母、子公司等方面。是否能在以上六个维度建构关系资本便成为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的标准和依据;（4）融合模式、同化模式有利于在华跨国公司与中国政府、消费者（顾客）、合作者（竞争者）、企业内部员工、企业与员工、母、子公司之间建立关系资本,隔离模式不利于在华跨国公司与中国政府、消费者（顾客）、合作者（竞争者）、企业内部员工、企业与员工、跨国公司母、子公司之间建立关系资本,移植模式有利于在华跨国公司与中国政府、消费者（顾客）、合作者（竞争者）、企业内部员工之间建立关系资本,但在企业与员工、母、子公司之间两个方面的关系资本建构状况没有得到有效验证;（5）在华跨国公司在跨文化整合中,可以选择多种模式进行不同维度的关系资本建构;（6）跨国公司应该在“关系资本”的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形成结构上寻求平衡,以保证通过“关系资本”所形成的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发展。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两点管理启示:（1）在华跨国公司以建构延续性关系资本为目标,进行动态的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2）在华跨国公司以构建基于信任的异质性关系资本为内容,进行差异化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此外,本研究认为在跨文化整合模式及关系建构研究主体的地域因素和主体扩展两个方面还存在细化和深入研究的空间。本研究的创新体现在以下四方面:在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中嵌入了关系资本因素,形成了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研究的全新视角;借鉴了“移民文化适应”理论和“关系资本”理论两个理论,以此为基础搭建了本研究的整体理论框架;创立了四种整合模式、24个命题假设的理论研究模型;通过案例研究和深度访谈研究,得到了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和管理启示。
林丽端[7]（2014）在《基于跨国公司加剧在华并购的我国产业竞争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出现了一个很显着的经济现象,即跨国并购迅猛发展。跨国并购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跨国并购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产业资源配置,提高了当地的就业水平,对当地经济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却对一国的产业发展造成冲击。当前,我国处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浪潮中,改革不断深入,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跨国并购更是成为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我们在看到其有利的一面的同时,更应该看清楚其严重削弱了我国产业竞争水平,一定程度上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自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后,其政策的重要构成部分就是吸引外商投资,希望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但是,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以新建投资为主,外资并购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近年来,我国的并购法日益完善,法律的健全推动了跨国并购的发展。跨国并购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且表现出对公司控制权的强烈要求,甚至出现行业性收购的局面,这给国内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阻碍和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应对跨国公司加剧在华并购,采取适宜的产业对策,这是我国政府部门和理论界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指导,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下系统、全面地探讨了基于跨国公司加剧在华并购的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和发展趋势,重点分析了在当前跨国公司加剧在华并购的趋势下,其削弱了我国产业竞争水平和一定程度上威胁了我国经济安全的严峻形势。并在借鉴国际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规制跨国并购和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从政府、行业、企业三个层面深入、系统地提出提高我国产业竞争水平,优化产业竞争结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对策。
张翔[8]（2013）在《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国有企业跨国并购交易成败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企业并购作为一种快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手段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走出去”战略带来了近年我国企业国际化前所未有的活跃,但是最终完成的交易数量却很少。随着“十八大”进一步强调我国要培育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而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主体,找出国有企业跨国并购交易成功率低的原因是十分必要的。我国是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型来的,从而导致国有企业在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上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制度环境因素在跨国并购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近年来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企业通过不断在失败中进行摸索,在并购的形式、涉及领域呈现出多样化,并购的手段和方法也越来越成熟和规范。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在制度环境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探索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国有企业跨国并购交易成败的影响,对提高我国企业的并购成功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综合运用跨国并购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国际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建立了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国有企业跨国并购交易成败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并对中石化、中国五矿集团、中海油服和海尔集团四家国有企业的多案例以及2002-2012年6月间的246起并购事件的实证进行了全方位、系统化研究,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东道国的政治制度和产业保护程度越高,并购交易成功率越低；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度越高,并购交易成功率越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越大,并购交易成功率越低；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度和产业保护属于强制性制度约束,不受我国国有企业特定优势和目标企业现状的影响；我国企业特定优势可以弱化东道国政治制度在交易中的负向影响；当目标企业状况发生巨大变化时,跨国并购会引起东道国民众和媒体的重视从而加大并购交易的难度,即文化差异对跨国并购成功率负向影响。本研究具有一定的探索性,研究的主要改进和创新主要体现在：第一,对于跨国并购的研究维度,以往的研究一般局限于企业内部能力和资源的整合,而在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中外部环境的重要性很少被研究。本研究基于制度基础观、世界经济学、战略环境分析等理论,将企业内部能力与外部环境两者结合起来建立了包括“东道国制度环境、我国企业特定能力、目标企业特征”的跨国并购交易成败影响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在系统性和深度上有一定贡献,可以有效描述我国国有企业在跨国并购中受到的制度环境影响,为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制定和部署提供一定的参考和指导。第二,以往的跨国并购研究都是以发达国家理论为基础,本文对我国与美国、日本的跨国并购发展历程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指出我国跨国并购发展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发展轨迹、驱动力以及所处的环境等多个方面,因此在研究中应当将东道国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和我国国有企业的特定优势纳入研究体系,有效拓展了跨国并购研究视角。第三,基于全面性的衡量视角,完善了各个指标体系对制度因素类别评估的局限性,将东道国的正式制度约束细分为政治制度因素、经济自由度和产业保护程度,并将文化差异做为非正式制度约束纳入研究体系,弥补了以往传统单一运用正式制度因素进行评估的不足,使得研究更加客观和完整。第四,以往对于跨国并购的动机研究主要是根据行业特征区分为多元化并购和相关并购,但对于具体的并购差异没有加以区分。本文通过对我国不同行业中的四家国有企业了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并购交易的成败与是否为多元化并购没有直接关系。一般来说,具有良好战略规划的并购更容易成功,也容易通过东道国的审批。反之,没有良好战略规划的并购交易,即便是多元化并购也很难获得交易成功。第五,本研究的结论创新性和启发性如下：除了东道国的政治制度约束以外,东道国的非正式制度约束、我国国有企业特定优势、标的企业的特征等因素也会对跨国并购的交易成败产生影响。其中,东道国的经济制度约束和产业保护约束可以看做企业的系统性风险,在收购交易中后很难通过企业能力提升予以化解；而非正式制度约束和政治制度约束,可以通过并购过程中的调整有效规避。标的企业陷入困境是一把双刃剑,既为我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创造了良好机遇,同时也更容易增大东道国非正式制度约束的阻碍作用。我国企业必须通过不断地进行并购,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来提高自身能力,从而提高跨国并购的成功率。
周宏刚[9]（2013）在《印度英文主流报纸的中国形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形象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印度是全球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中印两国的相互认知对于亚洲的繁荣与稳定以及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三家印度英文主流报纸《印度时报》、《印度教徒报》、《印度快报》为研究对象，抽取2003至2011年间与中国相关的4687篇报道。由于印度的官员、受教育阶层以及对外交政策有影响力的人士都讲英语，印度英文媒体对政府的外交决策具有重要的舆论影响力。一般认为，《印度时报》是印度右翼势力的代言人；《印度教徒报》代表左翼政党的利益；《印度快报》对中国保持警惕，但态度较为温和，总体上“中间偏右”。三家报纸的基本上能够代表印度英文媒体对中国的看法。2003年以来，中印关系回暖，经贸交往带动了中印关系的全面发展。虽然中印关系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是两国政府发展友好关系的决心从未动摇，两国全面合作的进程从未中断。反映在舆论界，就是中印关系成为三家报纸持续报道的焦点。9年间三家报纸对中国的报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3年的恢复期。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是中印友好关系的新起点。《印度时报》关于中国的报道从2002年的76篇迅速增长到2003年的120篇。三家报纸讨论的是要不要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如何评价瓦杰帕伊对中国的访问。第二阶段，2004年到2006年的稳定发展期。由于中印两国的交往已停滞多年，三家报纸对中国有一些好奇，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快速发展，印度应该在哪些方面学习中国，如何开拓中国市场。与此相应的是，三家报纸对中国的报道数量稳步增长，反映出中印关系欣欣向荣的景象。第三阶段，2007年到2011年的怀疑挫折期。中印贸易不平衡的加剧、边界问题的悬而未决以及地缘竞争的愈演愈烈，这些都成为中印关系的障碍。三家报纸对中国的报道数量持续走高，但是报道倾向开始发生变化，从友好转向猜忌，中国的国家形象开始下滑。本文采用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方法，以议题为经，以时间为纬，分析了三家报纸在政治、经济、军事等七大议题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印度时报》采用二元对立的框架，把中国看成竞争者和敌对者，处处担心中国，反映出其自卑的心态。《印度教徒报》采用中印一体的框架，把中国看成友好的邻居，折射出其乐观自信的心态。《印度快报》采用对比的框架，既强调在经济上与中国合作，又在政治军事上高度警惕中国。中国形象受到三家报纸报道框架的制约，通过议题的设置、报道数量的多少、报道角度的选择以及报道手法的运用体现出来。《印度时报》最关注的是经济和社会议题，议题设置是“封闭式”的，焦点效应突出，加上故事化手法的运用，能够增强报道的系统性和说服力，但是容易以偏概全，误导读者。《印度教徒报》对政治和文化议题关注较多，议题设置是“开放式”的，议题分散，报道手法比较客观，但是这些都削弱了报道的力度。《印度快报》注重军事和环境议题的报道，关注宏观议题，对事件的历史和国际背景的介绍较多，报道手法客观、冷静，常常采用对比的视角。《印度快报》对中国的立场表面上比较温和，而实际上关注的都是事关全局利益的战略性议题。本文最后从新闻生产的角度分析了影响报道框架的各种因素，包括国家利益、市场压力、政党政治、职业理念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在国际传播中，媒体中的国家形象受国家利益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市场和政党政治的压力。三家报纸中不同的中国形象体现了中印关系的复杂性，也反映出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因此，中国形象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自身状况的改善。
寇改红[10]（2011）在《试析跨国公司在华R&D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文中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经济、信息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跨国公司的R&D活动正在向着分散化、全球化的趋势发展。中国是发展中大国,经济充满活力、发展迅速,市场潜力巨大,拥有丰富的R&D资源和良好的R&D基础设施,目前已成为跨国公司R&D投资的热土。由于跨国公司的技术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也认识到吸引跨国公司的R&D投资,参与其R&D网络和R&D合作,对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的R&D全球化战略是一把双刃剑,有其利必有其弊。有利的一面是它通过技术转移、技术扩散与溢出、技术创造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不利的一面是发展中国家在被纳入其R&D体系的同时更加深了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双方的技术差距进一步拉大,在技术发展的道路上有可能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局面。所以我们国家面对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潮流,一方面既要积极参与R&D全球化,防止被排斥在R&D全球化的潮流之外,另一方面又要走自主发展独立技术创新的道路,摆脱跨国公司的技术控制。本文在比较全面的文献整理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第一部分分别从国外和国内的角度对文献进行了详细的综述,并从理论的角度对东道国技术进步与技术成长影响因素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R&D对东道国的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为文章的研究奠定了理论依据;第二部分对跨国公司在华R&D特点进行了详细归纳,并且从中国自身的利益和跨国公司的利益两个角度分析了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第三部分阐述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现状,并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归纳出影响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在前三部分分析的基础上,第四部分得出跨国公司在华R&D活动一方面给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等方面带来若干有利影响,如产生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带动与追赶效应、竞争和示范效应和促进我国产业升级等;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华R&D也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形成一定压力,使我们在争夺市场和争夺人才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等负效应。但是,总体而言,跨国公司在R&D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最后,本文就如何应对跨国公司在华大举R&D投资的背景下促进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次提出了应对策略:一方面政府应制定、规范适当的政策,引导跨国公司在华的R&D投资,弥补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不足,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同时完善研发环境;另一方面,企业应该着力加强研究与开发体系的建立和研发能力的培育,企业应加大R&D投入,重点进行应用研究与开发,国家则应集中精力于基础性研究,明确各自的分工,建立科学的研发体系和机制,同时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学习国外同行的先进经验,努力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本文主要采用了以下研究方法:一是文献研究方法,作者阅读了大量的有关跨国研发和技术创新的文献,收集了大量的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状况的数据和资料以及跨国公司在华进行R&D活动的相关资料,并进行了综合、归纳与分析;二是案例分析的方法,作者论述跨国公司在华R&D活动对我国企业所产生的正面和负面效应时,引用了大量案例进行论证,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
二、双刃剑:论跨国公司在中国IT市场的影响效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双刃剑:论跨国公司在中国IT市场的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1）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 |
| 三、研究方法、预期创新与难点 |
| (一)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 |
| (二)本文的创新点、难点 |
| 四、论文框架等内容 |
| 第一章 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提出 |
| 一、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价值巨大且功能多元 |
| (一)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经济价值 |
| (二)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特殊功能 |
| 二、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表现 |
| (一)早期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流失 |
| (二)近期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流失 |
| 第二章 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一、宏观经济政策导向的影响 |
| 二、国内执法不力及法律规制不足 |
| (一)反垄断执法不力 |
| (二)外商投资法律中相关规制不足 |
| 三、投资条约中知识产权利益衡平关照不足 |
| 四、企业层面原因 |
| (一)并购协议中驰名商标保护条款的设置不足 |
| (二)外资并购中外国投资者与我国企业利益失衡 |
| (三)外国投资者实施商标策略削弱驰名商标市场竞争力 |
| (四)我国企业对驰名商标保护意识不足及保护手段不力 |
| 第三章 解决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导向 |
| 一、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保护的适度性 |
| 二、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相关主体利益平衡的实现 |
| 三、外资并购中商标权保护的基本逻辑 |
| (一)并购准备阶段 |
| (二)并购执行阶段 |
| (三)并购整合阶段 |
| 第四章 解决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路径 |
| 一、域外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 (一)美国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 (二)欧盟国家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 (三)其他国家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 二、反垄断法和外资立法层面 |
| (一)反垄断立法的完善与执法的加强 |
| (二)外商投资立法的完善 |
| 三、投资条约中知识产权利益的再平衡 |
| 四、企业层面 |
| (一)外资并购协议驰名商标保护条款的科学设置 |
| (二)我国企业通过尽职调查避开外国投资者恶意收购 |
| (三)我国企业通过价值评估明确自身驰名商标价值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安全 |
| 二、GPA框架 |
| 三、政府采购 |
| 四、政府采购安全 |
| 第二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依据 |
| 一、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理论 |
| 二、国际贸易中国家利益理论 |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 四、政府干预经济理论 |
| 五、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构成及评价指标体系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构成的理论阐释 |
| 二、政府采购安全的实现路径 |
| 三、政府采购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作用机理与假说 |
| 一、政府采购制度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三、政府采购功能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四、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内在机理及假说 |
| 第二章 中国政府采购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建立与发展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演变历程 |
| 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运行流程 |
| 三、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 |
| 四、全链条的政府采购监管体制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发展现状 |
| 一、政府采购市场规模 |
| 二、政府采购市场结构 |
| 三、政府采购的主要模式 |
| 四、政府采购的常用方式 |
| 五、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采购功能现状及实践效果 |
| 一、政府采购资源配置功能效应 |
| 二、购买社会公平的政策功能效果 |
| 三、维护国家安全政策功能实践 |
| 第三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制度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目标价值的冲击 |
| 二、政府采购基本原则的冲击 |
| 三、政府采购适应范围的冲击 |
| 四、政府采购方式的冲击 |
| 五、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冲击 |
| 第二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市场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 |
| 二、政府采购的“本土偏好”程度 |
| 三、中国与GPA缔约方国际竞争力比较 |
| 第三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政策功能安全冲击 |
| 一、GPA规制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界定 |
| 二、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安排 |
| 三、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维度与程度 |
| 四、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的典型案例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原因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不完善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 |
| 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有限 |
| 四、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 |
| 五、政府采购国货意识谈薄 |
| 第四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问卷调查 |
| 一、调查问卷设计 |
| 二、开展问卷调查 |
| 第二节 调查问卷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特征分析 |
| 二、问卷的统计性描述 |
| 第三节 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 一、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 |
| 二、调查问卷的效度分析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一、基准模型设定 |
|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三、是否列入GPA清单的调节效应 |
| 四、联立方程实证检验 |
| 五、实证研究结论 |
| 第五章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制度体系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二、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建设 |
| 三、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制度 |
| 第二节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举措 |
| 一、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出价策略 |
| 二、以“国家安全”为由歧视其他国家产品 |
| 三、设置国际贸易隐形壁垒 |
| 四、GPA缔约方国政府采购市场实际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践 |
| 一、GPA缔约方中央采购实体的作用分析 |
| 二、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构成及分布特征 |
| 三、GPA缔约方实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具体措施 |
| 第四节 GPA缔约方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与制度体系 |
| 二、增强政府采购市场国际风险防范能力 |
| 三、注重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与GPA规制的契合 |
| 第六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目标定位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 |
| 二、政府采购安全具体目标 |
| 第二节 构建开放式现代化的政府采购制度 |
| 一、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三、规范政府采购管理制度 |
| 四、主动参与国际政府采购规制的制定 |
| 第三节 增强政府采购市场风险防范能力 |
| 一、合理调整GPA出价清单策略 |
| 二、积极开拓国际政府采购市场 |
| 三、提升本土企业跨国经营能力 |
| 四、培育政府采购国际化的专业人才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现策略 |
| 一、以问题为导向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进行顶层设计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施细则 |
| 三、设置“国货标准”等隐形贸易壁垒 |
| 四、恢复实施技术创新政策功能 |
| 结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1 |
| 致谢 |
（3）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中国产业竞争力相关研究 |
| 1.2.2 中美贸易摩擦动因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分析逻辑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理论逻辑 |
| 2.1 概念界定及本研究指向 |
| 2.1.1 制造业竞争力 |
| 2.1.2 贸易摩擦 |
| 2.2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形成 |
| 2.2.1 制造业竞争力、国家利益与贸易摩擦 |
| 2.2.2 国家利益、国家干预与贸易摩擦 |
| 2.2.3 制造业竞争力引发贸易摩擦的机制和逻辑 |
| 2.3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升级 |
| 2.3.1 制造业竞争力相对变化与比较优势演化 |
| 2.3.2 比较优势演化、产业结构调整与摩擦升级 |
| 2.3.3 制造业竞争力导致贸易摩擦激化的动态过程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回顾 |
| 3.1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反映 |
| 3.1.1 产出结构动态变化与竞争力变迁 |
| 3.1.2 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反映的制造业竞争力变化 |
| 3.1.3 竞争力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2 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与制造业相对竞争力演化 |
| 3.2.1 美国制造业规模、结构及支柱产业 |
| 3.2.2 美国对外贸易发展及其结构意义 |
| 3.2.3 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变动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3 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历程的时间与行业特征 |
| 3.3.1 2001 年-2008 年:以纺织、机电、化工等产品为主的贸易摩擦 |
| 3.3.2 2009 年-2016 年:贸易摩擦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蔓延升级 |
| 3.3.3 2017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规模、层级和烈度发生新变化 |
| 3.3.4 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具有时间相关性 |
| 3.4 小结 |
| 第4章 制造业竞争力变化引致中美贸易摩擦的逻辑和条件 |
| 4.1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乃至激化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1.1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贸易摩擦 |
| 4.1.2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摩擦 |
| 4.1.3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引发中美行业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2 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经济根源与美方逻辑 |
| 4.2.1 “中国制造2025”在美国引发对抗性贸易政策反应 |
| 4.2.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是贸易战爆发的经济根源 |
| 4.2.3 中国快速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 |
| 4.3 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 |
| 5.1 新兴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产业竞争力来源与影响因素识别 |
| 5.1.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驱动因素分析 |
| 5.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所受影响分析 |
| 5.2.1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
| 5.2.2 华为公司成长历程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
| 5.3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1.1 主要结论 |
| 6.1.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2 中国应对建议 |
| 6.2.1 中美贸易战前景简析 |
| 6.2.2 中国应对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4）欧盟国家援助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 |
| 1.2 选题的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与思路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资料的新颖性 |
| 1.5.2 研究内容的新颖性 |
| 第2章 国家援助法概述 |
| 2.1 欧盟法上的国家援助概念 |
| 2.2 国家援助的作用机理与存在条件 |
| 2.2.1 国家援助的作用机理 |
| 2.2.2 国家援助的存在条件 |
| 2.3 国家援助法的学理分析 |
| 2.3.1 对国家作用的审慎认识是国家援助法的理论基础 |
| 2.3.2 援助的双刃剑效应是国家援助法存在的根本原因 |
| 2.3.3 对国家援助的竞争法控制是国家援助法的本质属性 |
| 2.3.4 对国家援助的合理监管是国家援助法的主要内容 |
| 2.4 国家援助法与竞争法的关系 |
| 2.4.1 国家援助法的本质在于防止援助对市场竞争的破坏 |
| 2.4.2 审查国家援助有赖于竞争法的基本分析范式 |
| 2.5 国家援助法的历史成因与发展轨迹 |
| 2.5.1 历史成因 |
| 2.5.2 发展轨迹 |
| 2.6 国家援助法的法律框架 |
| 2.7 国家援助法的软法特征 |
| 第3章 国家援助的认定 |
| 3.1 理解欧盟法中的“企业” |
| 3.2 措施转移国家资源 |
| 3.2.1 选择性还是累积性? |
| 3.2.2 国家资源的认定 |
| 3.2.3 可归因性 |
| 3.2.4 转移国家资源的认定 |
| 3.3 措施使受援助者获得优势 |
| 3.3.1 优势的一般概念 |
| 3.3.2 市场经济经营者测试 |
| 3.3.3 间接优势 |
| 3.3.4 竞争性选择与优势 |
| 3.3.5 基础设施公共资金与优势 |
| 3.3.6 普遍经济利益服务补偿与优势 |
| 3.4 措施具有选择性 |
| 3.4.1 选择性要件的构造及原理 |
| 3.4.2 地域选择性 |
| 3.4.3 对象选择性 |
| 3.4.4 对选择性要件的豁免 |
| 3.4.5 国家援助与税收 |
| 3.5 措施影响竞争和贸易 |
| 3.5.1 扭曲竞争和影响贸易的类型 |
| 3.5.2 扭曲竞争和影响贸易的分析思路 |
| 3.5.3 扭曲竞争的执法(司法)共识 |
| 3.5.4 影响贸易的执法(司法)共识 |
| 第4章 国家援助的豁免 |
| 4.1 绝对豁免 |
| 4.2 相对豁免 |
| 4.2.1 援助有着明确的共同利益目标 |
| 4.2.2 援助可以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 |
| 4.2.3 援助是实现共同利益目标的适当工具 |
| 4.2.4 援助存在激励效应 |
| 4.2.5 援助限制在最低限度 |
| 4.2.6 援助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 |
| 4.2.7 援助具有透明度 |
| 4.3 微量援助豁免 |
| 第5章 国家援助的行政执法 |
| 5.1 国家援助的调查 |
| 5.1.1 对现有援助的调查 |
| 5.1.2 对新援助的调查 |
| 5.1.3 对违法援助的调查 |
| 5.1.4 对滥用援助的调查 |
| 5.2 国家援助的回收 |
| 5.2.1 目的和原则 |
| 5.2.2 机构和职责 |
| 5.3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
| 5.3.1 利益相关方的界定 |
| 5.3.2 利益相关方的权利 |
| 5.3.3 利益相关方的投诉程序 |
| 5.4 国家援助的监管 |
| 5.4.1 年度报告 |
| 5.4.2 现场调查 |
| 5.4.3 与国家援助咨询委员会的合作 |
| 5.4.4 记分牌和公报 |
| 5.4.5 定期评估 |
| 5.4.6 对公共企业与公共当局财务关系的监管 |
| 5.5 关于欧盟国家援助行政执法的评述 |
| 5.5.1 缺乏威慑成员国等遵守国家援助法的规则 |
| 5.5.2 对第三人权利保护不力 |
| 5.5.3 程序拖延 |
| 第6章 国家援助的司法审查 |
| 6.1 国家法院在国家援助法中的作用 |
| 6.1.1 确定国家援助 |
| 6.1.2 干预停顿义务 |
| 6.2 国家援助的私人实施 |
| 6.2.1 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 |
| 6.2.2 损害赔偿的诉讼种类 |
| 6.3 国家援助中的刑事责任 |
| 第7章 国家援助的具体类型 |
| 7.1 水平援助 |
| 7.1.1 中小企业援助 |
| 7.1.2 培训援助 |
| 7.1.3 就业援助 |
| 7.1.4 研究、开发和创新援助 |
| 7.1.5 农业、林业及农村援助 |
| 7.1.6 环保与能源援助 |
| 7.1.7 风险融资援助 |
| 7.1.8 区域援助 |
| 7.1.9 救助与重组援助 |
| 7.1.10 危机援助 |
| 7.2 部门援助 |
| 7.2.1 邮政业 |
| 7.2.2 汽车业 |
| 7.2.3 宽带网络业 |
| 7.2.4 电视影视业 |
| 7.2.5 航空业 |
| 7.2.6 公共客运服务业 |
| 第8章 欧盟国家援助法的挑战、革新及展望 |
| 8.1 欧盟国家援助法面临的挑战 |
| 8.2 欧盟国家援助法的革新 |
| 8.2.1 国家援助行动计划 |
| 8.2.2 国家援助现代化改革 |
| 8.3 欧盟国家援助法的展望 |
| 8.3.1 更加强调援助措施的激励效应 |
| 8.3.2 由强调事前控制到重视事后评估 |
| 8.3.3 由纯粹的法律考量转向重视政治、社会等考量因素 |
| 8.3.4 英国脱欧对国家援助法的影响 |
| 第9章 欧盟国家援助法对我国财政补贴政策的启示 |
| 9.1 我国语境中的财政补贴 |
| 9.2 我国财政补贴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
| 9.3 我国财政补贴制度的完善 |
| 9.3.1 重构财政补贴的理念 |
| 9.3.2 财政补贴控制的中国道路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跨国IT企业的中国市场发展瓶颈分析与建议——以雅虎中国（Yahoo CHN）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对雅虎中国的企业外部环境分析 (波特五力模型) |
| 1. 现有行业内的竞争者 |
| 2. 新进入者的威胁 |
| 3. 替代品的威胁 |
| 4. 购买者议价能力 |
| 5. 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
| 二、对雅虎中国的企业内部环境分析 (平衡计分卡) |
| 1. 财务 (Financial) |
| 2. 顾客 (Customer) |
| 3. 运营 (Internal Business Processes) |
| 4. 学习与成长 (Learning and Growth) |
| 三、雅虎中国走向衰落的原因 |
| 四、跨国IT企业未来在中国战略发展的合理化建议 |
（6）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研究 ——关系资本建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提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跨国公司 |
| 1.3.2 跨文化整合模式 |
| 1.3.3 关系资本 |
| 1.4 研究范围 |
| 1.5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篇章结构 |
| 1.7 研究创新 |
| 2 文献综述 |
| 2.1 跨文化冲突和管理研究 |
| 2.1.1 跨文化维度研究 |
| 2.1.2 跨文化商业管理模式对比研究 |
| 2.1.3 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 |
| 2.1.4 跨文化冲突与管理研究小结 |
| 2.2 跨文化整合模式研究 |
| 2.2.1 跨文化整合的内涵 |
| 2.2.2 跨文化整合理论与模式 |
| 2.2.3 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研究 |
| 2.2.4 跨文化整合模式研究小结 |
| 2.3 “移民文化适应”理论 |
| 2.3.1 移民文化适应的概念界定 |
| 2.3.2 移民文化适应研究的阶段 |
| 2.3.3 移民文化适应理论与模型 |
| 2.3.4 Berry的移民文化适应理论 |
| 2.3.5 移民文化适应的归因与影响因素 |
| 2.3.6 移民文化适应理论研究小结 |
| 2.4 “关系资本”理论 |
| 2.4.1 关系研究 |
| 2.4.2 社会资本 |
| 2.4.3 社会资本与关系及关系资本的关联 |
| 2.4.4 关系资本研究 |
| 2.4.5“关系资本”理论研究小结 |
| 2.5 本章总结 |
| 3 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机理 |
| 3.1 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冲突 |
| 3.1.1 跨国公司跨文化管理特征 |
| 3.1.2 跨国公司文化冲突表现 |
| 3.2 基于关系资本建构的跨文化整合模式影响因素分析 |
| 3.2.1 外部性因素：政府关系、消费者（顾客）关系、合作者（竞争者）关系 |
| 3.2.2 内部性因素：内部员工关系、企业与员工关系 |
| 3.2.3 系统性因素：母、子公司关系 |
| 3.3 跨文化整合模式对关系资本建构的影响分析 |
| 3.3.1 融合模式 |
| 3.3.2 隔离模式 |
| 3.3.3 同化模式 |
| 3.3.4 移植模式 |
| 3.4 本章总结 |
| 4 研究过程分析 |
| 4.1 理论抽样 |
| 4.1.1 抽样原则 |
| 4.1.2 抽样企业 |
| 4.2 数据收集 |
| 4.2.1 案例问题与访谈提纲设计 |
| 4.2.2 数据收集程序 |
| 4.2.3 研究的信度与效度 |
| 4.3 本章总结 |
| 5 案例研究：命题假设检验 |
| 5.1 中美文化差异分析 |
| 5.2 IT行业分析 |
| 5.3 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整合模式及关系资本状况案例研究 |
| 5.3.1 融合模式——中国惠普有限公司案例分析 |
| 5.3.2 隔离模式——谷歌中国案例分析 |
| 5.3.3 同化模式——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案例分析 |
| 5.3.4 移植模式——微软（中国）公司案例分析 |
| 5.4 案例检验及分析 |
| 5.5 本章总结 |
| 6 访谈研究：命题假设的进一步检验 |
| 6.1 访谈检验与分析 |
| 6.1.1 访谈的基本状况 |
| 6.1.2 得到检验支持的命题假设 |
| 6.1.3 没有得到检验支持的命题假设 |
| 6.2 访谈对研究结果的修正与分析 |
| 6.2.1 研究结果的修正 |
| 6.2.2 修正原因分析 |
| 6.3 命题假设不成立原因分析 |
| 6.4 本章总结 |
| 7 研究结论、管理启示和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管理启示 |
| 7.2.1 在华跨国公司以建构延续性关系资本为目标,进行动态的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 |
| 7.2.2 在华跨国公司以建构基于信任的异质性关系资本为内容,进行差异化的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 |
| 7.3 研究展望 |
| 7.3.1 跨文化整合的地域因素 |
| 7.3.2 研究主体的扩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基于跨国公司加剧在华并购的我国产业竞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Contents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跨国并购的内涵界定 |
| 二、产业竞争内涵界定 |
| 第三节 国内外文献回顾 |
| 一、跨国并购文献回顾 |
| 二、产业竞争文献回顾 |
| 第四节 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五节 研究主题及研究方法 |
| 一、研究主题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本文的创新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
| 一、本文的创新 |
| 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
| 第二章 相关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一、资本集中理论 |
| 二、资本输出理论 |
| 三、马克思主义竞争理论 |
| 第二节 跨国公司并购理论 |
| 一、规模经济理论 |
| 二、速度经济理论 |
| 三、企业成长理论 |
| 第三节 现代产业竞争理论 |
| 一、企业核心能力理论 |
| 二、竞争战略理论 |
| 三、竞争优势理论 |
| 四、创新理论 |
| 五、知识管理理论 |
| 第三章 跨国公司加剧在华并购的基本状况及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全球企业并购浪潮回顾 |
| 一、全球五次并购浪潮的时间 |
| 二、全球五次并购浪潮的特征 |
| 第二节 跨国公司加剧全球并购的历史背景 |
| 一、经济全球化是跨国并购加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
| 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为跨国并购提供了技术支撑 |
| 三、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为跨国并购提供便利 |
| 第三节 进入21世纪以来跨国公司加剧在华并购的主要表现和发展趋势 |
| 一、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发展历程 |
| 二、跨国公司加剧在华并购的主要表现 |
| 三、跨国公司加剧在华并购的发展趋势 |
| 第四节 跨国公司加剧在华并购的动因分析 |
| 一、增加市场份额是加剧在华并购的直接动力 |
| 二、降低市场进入风险是加剧在华并购的重要策略 |
| 三、发展核心竞争力加快了在华并购的步伐 |
| 四、获取财务协同收益是加剧在华并购的重要因素 |
| 五、我国加快投资自由化进程为跨国并购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
| 第四章 跨国公司加剧在华并购对我国产业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跨国并购正面效应分析 |
| 一、跨国并购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产业资源配置 |
| 二、跨国并购提高当地的就业水平 |
| 三、跨国并购对当地经济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
| 第二节 跨国公司加剧在华并购严重消弱了我国产业发展的竞争能力 |
| 一、加强技术控制,削弱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
| 二、加大品牌并购,使民族品牌流失严重 |
| 三、破坏市场结构,使市场垄断性增强 |
| 四、偏重回报率高行业,加剧我国产业结构失衡 |
| 第三节 跨国公司加剧在华并购一定程度上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 |
| 一、经济安全内涵界定 |
| 二、跨国公司加剧在华并购对我国的经济安全的威胁 |
| 第五章 世界一些国家防范跨国公司并购危害和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做法及经验 |
| 第一节 世界一些国家防范跨国公司并购危害的做法及经验 |
| 一、世界一些国家防范跨国公司并购危害的做法 |
| 二、世界一些国家防范跨国公司并购危害的经验 |
| 第二节 世界一些国家面对跨国并购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经验 |
| 一、美国面对跨国并购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经验 |
| 二、日本面对跨国并购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经验 |
| 三、印度面对跨国并购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经验 |
| 第六章 当前我国应对跨国公司加剧在华并购的产业竞争对策 |
| 第一节 政府层面分析 |
| 一、我国跨国并购政策的演进 |
| 二、我国现行跨国并购政策的缺陷分析 |
| 三、当前提高产业竞争水平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政策措施 |
| 第二节 行业层面分析 |
| 一、组成行业战略联盟,加强企业协同创新 |
| 二、促进中介服务机构与国际接轨,保护我国企业利益 |
| 三、强化行业技术培训,提高行业整体知识水平 |
| 四、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
| 第三节 企业层面分析 |
| 一、端正对外资并购的认识 |
| 二、综合运用多种跨国反并购策略 |
| 三、完善品牌价值评估体系 |
| 四、保持企业独立性并力争企业控股权 |
| 五、培育我国企业国际竞争优势 |
| 六、加强技术创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国有企业跨国并购交易成败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现有文献的视角 |
| 1.2.2 现有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2 跨国并购理论基础 |
| 2.1 跨国并购的基本概念 |
| 2.1.1 跨国并购概念 |
| 2.1.2 跨国并购类型 |
| 2.1.3 跨国并购特点 |
| 2.2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1 经典FDI理论评述 |
| 2.2.2 综合FDI理论评述 |
| 2.3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3.1 制度的定义 |
| 2.3.2 制度的分类 |
| 2.3.3 正式制度的研究评述 |
| 2.3.4 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评述 |
| 2.4 战略环境理论 |
| 2.4.1 环境分析的概念 |
| 2.4.2 战略环境的分析方法 |
| 2.5 本章小结 |
| 3 跨国并购发展历史回顾 |
| 3.1 跨国并购的发展历史 |
| 3.1.1 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发展 |
| 3.1.2 美国跨国并购的发展历史 |
| 3.1.3 日本跨国并购的发展历史 |
| 3.1.4 我国的跨国并购发展 |
| 3.1.5 发展轨迹的比较分析 |
| 3.2 跨国并购的相关政策与法规 |
| 3.2.1 我国特有的经济体制 |
| 3.2.2 跨国并购政策发展回顾 |
| 3.2.3 我国主要审批机构及管理事项 |
| 3.2.4 发达国家对跨国并购的监管 |
| 3.3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案例研究 |
| 4.1 案例研究设计 |
| 4.1.1 案例研究的对象选择 |
| 4.1.2 资料收集和研究方法 |
| 4.2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的海外并购 |
| 4.2.1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简介 |
| 4.2.2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海外并购历程 |
| 4.2.3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海外并购事件分析 |
| 4.2.4 并购事件中的作用因素分析 |
| 4.3 中国五矿集团的海外并购 |
| 4.3.1 中国五矿集团简介 |
| 4.3.2 中国五矿集团的海外并购历程 |
| 4.3.3 中国五矿集团的海外并购事件分析 |
| 4.3.4 并购事件中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 中海油服的海外并购 |
| 4.4.1 中海油服简介 |
| 4.4.2 中海油服的海外并购历程 |
| 4.4.3 中海油服的海外并购事件分析 |
| 4.4.4 并购事件中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5 海尔集团的海外并购 |
| 4.5.1 海尔集团简介 |
| 4.5.2 海尔集团的海外并购历程 |
| 4.5.3 海尔集团的海外并购事件分析 |
| 4.5.4 并购事件中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6 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中的制度环境影响机制 |
| 4.6.1 跨国并购中我国企业的主要特征 |
| 4.6.2 东道国制度环境因素的主要影响 |
| 4.7 本章小结 |
| 5 我国国有企业跨国并购实证研究 |
| 5.1 模型与假设 |
| 5.1.1 概念模型 |
| 5.1.2 基本假设 |
| 5.2 数据与研究方法 |
| 5.2.1 样本选取 |
| 5.2.2 变量设定 |
| 5.2.3 估计方法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2 回归模型分析 |
| 5.3.3 交互作用分析 |
| 5.4 结果与讨论 |
| 5.4.1 实证结果 |
| 5.4.2 结果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启示与建议 |
| 6.2.1 并购前-合理的并购动机 |
| 6.2.2 并购前-有效的估值分析和资金准备 |
| 6.2.3 并购前-熟悉东道国的制度环境 |
| 6.2.4 并购中-获取第三方的协助 |
| 6.2.5 并购中-保持有效的沟通 |
| 6.3 局限性及未来发展方向 |
| 6.3.1 研究局限性 |
| 6.3.2 未来研究方向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印度英文主流报纸的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2 基本统计 |
| 2.1 样本分布 |
| 2.2 报道篇幅 |
| 2.3 稿件来源 |
| 2.4 发稿地点 |
| 2.5 消息来源 |
| 3 议题分析 |
| 3.1 政治议题 |
| 3.2 经济议题 |
| 3.3 军事议题 |
| 3.4 文化议题 |
| 3.5 社会议题 |
| 3.6 环境议题 |
| 3.7 科技议题 |
| 小结 |
| 4 报道框架与国家形象 |
| 4.1 报道框架与国家形象 |
| 4.2 报道框架的体现 |
| 5 新闻生产过程的制约因素分析 |
| 5.1 国家利益 |
| 5.2 市场压力 |
| 5.3 政党政治 |
| 5.4 西方文化 |
| 5.5 职业理念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样本摘要 |
| 附录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参加会议及课题目录 |
（10）试析跨国公司在华R&D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R&D 对东道国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分析 |
| （一） 文献综述 |
| 1. 国外的研究 |
| 2. 国内的研究 |
| （二） 理论分析 |
| 1. 东道国技术进步与技术成长影响因素 |
| 2.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 R&D 对东道国的技术创新的影响 |
| 二、跨国公司在华R&D 的特点及其原因 |
| （一） 跨国公司在华 R&D 的特点 |
| 1. 跨国公司在华 R&D 投资的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张 |
| 2. 跨国公司在华 R&D 投资的区位在扩大，产业领域日趋广泛 |
| 3. 在华设立地区总部 |
| 4. 技术开发重心由专用型逐渐向基础技术研究和核心技术过渡 |
| 5. 在华 R&D 机构的控股方式呈现独资化趋势 |
| 6. 跨国公司的研发成果出现内部化循环趋势 |
| （二） 跨国公司在华 R&D 的原因 |
| 1. 中国市场的优势 |
| 2. 跨国公司自身利益的考虑 |
| 三、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现状和影响因素 |
| （一） 技术创新的内涵及相关概念的关系 |
| 1. 企业技术创新的内涵及基本特征 |
| 2. 企业的技术创新与研究开发之间的关系 |
| （二） 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 |
| 1. 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所取得的成绩 |
| 2. 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与国际比较所存在的差距 |
| （三） 影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 |
| 1. 跨国公司在华的 R&D 遏制了我国企业的 R&D |
| 2. 中国的 R&D 存在弊端 |
| 3. 我国在 R&D 方面的创新系统存在的问题 |
| 四、跨国公司在华R&D 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 |
| （一） 跨国公司在华 R&D 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正效应 |
| 1. 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 |
| 2. 高科技资源的积聚 |
| 3. 带动与追赶效应 |
| 4. 竞争和示范效应 |
| 5. 促进我国产业升级 |
| （二） 跨国公司在华 R&D 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负效应 |
| 1. 技术外溢效应还较微弱 |
| 2. 对我国本土企业造成“挤出效应” |
| 3. 技术存在逆向扩散的风险 |
| （三） 本章小结 |
| 五、 利用跨国公司在华 R&D，推进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对策 |
| （一） 政府层面的应对措施 |
| 1. 完善相应的技术创新政策和法规 |
| 2. 坚持市场化的方向推动我国创新体系的建立 |
| 3. 建立内外资企业竞争的同一平台 |
| 4. 改善基础设施和 R&D 投资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来华 R&D 投资 |
| 5. 加大教育、科研投入，培养和引进 R&D 人才 |
| （二） 国内企业采取的对策 |
| 1. 加大 R&D 投入 |
| 2. 构建企业技术创新的人才高地 |
| 3. 积极与国内大学、研发机构加强合作 |
| 4. 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四、双刃剑:论跨国公司在中国IT市场的影响效应（论文参考文献）
- [1]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D]. 杜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2]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D]. 张堂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3]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D]. 那振芳. 辽宁大学, 2019(05)
- [4]欧盟国家援助法研究[D]. 刘伟. 湖南大学, 2019(01)
- [5]跨国IT企业的中国市场发展瓶颈分析与建议——以雅虎中国（Yahoo CHN）为例[J]. 白雪. 企业改革与管理, 2015(20)
- [6]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研究 ——关系资本建构视角[D]. 刘重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5(12)
- [7]基于跨国公司加剧在华并购的我国产业竞争研究[D]. 林丽端.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3)
- [8]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国有企业跨国并购交易成败的影响研究[D]. 张翔. 武汉大学, 2013(12)
- [9]印度英文主流报纸的中国形象研究[D]. 周宏刚. 华中科技大学, 2013(10)
- [10]试析跨国公司在华R&D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D]. 寇改红. 河北师范大学, 2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