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合裂缝——张显良小说评析

一、缝合的裂痕——张贤亮小说评论（论文文献综述）

黄金^[1]（2020）在《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认为长久以来高度物质化的商业环境遏制了香港人文文化的发展,使香港一直无法摆脱“文化沙漠”的粗浅印象,大陆中心意识也导致香港文学在“九七”回归以前都不受重视,被形容为中国文学的“弃婴”、“边缘”。不过,这种边缘的处境同时也可以视作一种契机,香港作家由此努力探索文学的多元性与可能性,力图突破种种刻板的论述。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便是执掌旗帜行进其中的一支个性队伍。混杂着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与西等多种文化特质,产生中心与边缘、都市与个人、物质与精神、商业体制与文学场域、区域与整体等多重权力关系与复杂矛盾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化领域中进行着带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文学实践。而消费文化语境的限定,不仅仅是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作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将商业语境作为一种境遇现实,观察消费文化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传播和接受产生的深刻影响。基于此,论文将从香港边缘状态的呈现、异化主题的延伸与小说的跨界实验三个角度出发,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考察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精神思想及形态特征,并追寻其在香港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当中的意义与价值。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界定了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梳理广义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脉络、理论谱系、美学特色及相关主义之间的关联,简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的关键特质及个中联系,并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选题价值、框架思路进行总括性的阐述。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前两章通过香港文学生态环境的探讨和地域文化的比较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外部研究,后三章结合文本细读展开文学的内部研究。第一章试图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生存空间与状态作出整体描述。从香港商业化的文学运行机制可以看到,奉行坚守严肃文学品性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一直以来都在以商业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城市环境中艰难生存。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也在不断调适自我,试图在文学理想、市场趣味和公共规则中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香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接受过程与西方同期的文学发展历程存在一定时差,香港现代主义经过现代化、本土化、后现代化的影响,逐渐呈现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因此,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整体的内涵与性质便容许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理解。除此以外,中西文化交织的复杂文化环境赋予香港文学“混杂”的特质,在此情境中发展起来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学既有借鉴吸收,也有批判反思。第二章从香港的“边缘”状态及其独特价值出发,探讨了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学互动交流。依据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发生的时间线索,可以得到一条完整、连续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路线,而香港现代主义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中的一次高峰。香港不仅在传统断裂的特殊时期接过了文学薪火,承担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不同地区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转承枢纽作用。在此意义上,香港文学的意义不能仅以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作僵化论述,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存在相对性和变化性。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理版图中,上海、香港、台湾三地的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不尽相同,彼此之间既有继承和转化,也有文学内部的交融与碰撞,通过比较上海与香港、香港与台湾的异同,可以看到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文化环境与风俗人情等文化因素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学表现与个性。第三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进入到小说文本内部的分析,主要探索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思想精神。从文学整体的发展脉络来看,不同代际的作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与特性,崛起于50年代的刘以鬯、昆南、马朗等是香港现代主义的先驱,之后的“资深一代”、“中生代”与“新生代”作家,每一代作家的书写都不同程度地对前代进行拓展延伸,也有反省和创造。章节内分别选取刘以鬯、西西、董启章、潘国灵作为四代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反映了不同时期香港城市意识与历史精神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香港现代主义书写旨趣与方式的演变以及作家思想观念上的突围与超越。第四章围绕现代主义的“异化”主题,讨论都市人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异化的现代城市,承受着由物质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人对城市产生强烈疏离感,但另一方面,香港也因其开放多元的历史传统而具有文化包容性。作为亲历异化的都市人,作家借助作家形象的塑造进入城市言说,同时还扮演叙述者的角色。他们群体性地在都会情境中经历迷失,也从中探求自我拯救之路。异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生活景观,从病态的市井男女到纷繁庞杂的物质,都可以见到现代文明病影响下人类的历史命运,以及物化逻辑之下“人”与“物”既互相对立又彼此和解的矛盾关系。此外还探讨了殖民环境影响下港人历史观念的异化问题,香港现代主义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断裂的殖民记忆和疏离的历史意识。第五章主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以及对通俗文学的跨界影响。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很注重发掘个人的内在意识世界,表现人类颓废虚无、荒唐放纵等负面心理倾向,导致了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的质疑和批评,并由此引起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但从现代主义作家具体的创作主张与实践来看,他们不仅没有割裂写实与虚构的联系,还尝试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现实存在与现代、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融汇。此外,香港现代主义很注重叙述形式、技巧和结构的实验性与先锋性,作家通过形式的创新和文体的越界探索了文学表达的多种可能。现代主义不仅在吸引着纯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作家也产生影响,从古龙小说可以看到存在主义与武侠文学的融合,这种尝试使通俗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结语部分重申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并探讨了现代性的书写方向。从一般的现代性意义来说,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思想精神上,都在实现向传统反叛、与传统决裂的目标,从具体的实践成果来看,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香港历史与城市文化的优势与缺失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构建起多元的审美思维和艺术风格,其现代性书写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接下来面对现代性书写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无论是倡导回到“以人为本”的“多元现代性”理论,还是面向未来的“重写现代性”,都颇具启发作用,香港的现代性书写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王朱杰^[2]（2020）在《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文中提出本论文选取劳动伦理作为进入乡土文学论述的关口,是因为在中国近代以来的语境之中,劳动这一语词有其独特的历史意味。它既在革命历史叙述中成为执行阶级分层、推进革命在“暴力斗争”中前行的强劲的叙事动力,也在革命现代性实践全面铺开时升华为一个过于负重的哲学语词。而当时间进入1980年代,这样一种劳动伦理在充满乐观精神的解放叙事中仍然担纲了似曾相识的历史角色,使文学迁延为中规中矩的意识形态的演绎。即使在“共名”基本模糊的90年代,对于在乡土中浸润良久的作家来说,革命年代的劳动经历仍是组成其心理记忆的重要内容,厚积的劳动经验转化为他们最可宝贵的创作资源,为当时成为潮流的历史重述提供了坚实的现实支撑和饱满的情感蕴涵,甚至构成了他们观察、把握、认知时代现实的潜在思维角度。论文主要分五个部分:绪论部分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介绍了论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并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评析。第一章主要围绕延安文学,从劳动伦理的乡土性与政治性、政治性劳动伦理对传统的借用和民间德性对政治德性的负向反馈、劳动伦理与农民主体生成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在延安文学所描述的劳动伦理中,针对土地的劳动不仅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更被视为一种天经地义的农民“本分”,衍生出安土重迁、自食其力、克勤克俭等乡土性道德意义。所以,即便在一种政治外壳的包裹下,仍能看到乡土性劳动伦理的意义结构所发挥的某种限制、支撑作用。但在总体上,这一时期的文学所欲建构的劳动伦理,仍是一种政治性伦理。在建构过程中,叙述者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引入,抬升劳动的地位,使其由一个传统的具体的伦理范畴蜕变为现代性的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概念,由一种农耕时代的乡土德性转化为政治德性,为建国后整体性、统制性政治经济结构下乌托邦劳动伦理的提出做了一种思想或者说逻辑上的准备。政治性劳动伦理在进入民间文化的意义场域时,往往通过对传统的借用,获得自身传播的合法性,同时,其本身质的规定性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损耗,在落地之时得到一种似是而非的转换,在理解的同时被消解,最终造成南橘北枳的结果。在劳动主体上,此时延安文学建构的是一种乡土性伦理主体,即符合传统道德要求的本分的“庄稼人”,在这个“庄稼人”身上,我们看不到像后来“十七年文学”塑造的劳动新人身上那种物质与意识、肉体与精神的现代二元对立,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克服,而是二者混融后所呈现出的一种灰色状态。第二章重点论述“十七年文学”对劳动乌托邦的建构。在这一时段,劳动伦理中政治德性的一面,即公共性的、诉诸彼岸的、精神性的劳动价值观不断克服利己性的、世俗的、物质化的乡土德性,直至定于一尊。劳动乌托邦伦理在建构和传播过程中,为了增强自身的说服力和合法性,借助了科学、性别解放、国家计划等现代性知识话语。“劳动光荣”是结构劳动乌托邦伦理的重要意义维度。“劳动”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农人本色,而是由传统伦理视域下的“劳动本分”转换为国家政治所推崇的“劳动光荣”——一种政治品性,具有了传统道德价值之外的政治以及相应的美学价值。劳动改造是结构劳动乌托邦伦理的另一维度,它的目的在于改造、纯化、提升此岸人民的人性质素,重塑一种崭新的历史主体和阶级主体,以获得通往未来世界的通行证。遵循劳动乌托邦的伦理逻辑,“十七年文学”建构出一种无私的、完全“生产性”的阶级主体——劳动新人。对劳动新人的塑造和想象实际上是后发国家在现代性焦虑支配下的“赶超心态”的反映,也出于应对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现实考量。第三章着眼于1980年代这一时段,以崩解和延续为关键词,剖析出解冻时期劳动伦理的拐点心态,一方面对革命年代的劳动乌托邦表现出修复、乃至重构的意图,但另一方面,劳动光荣又在一定程度上逸出了这一意义系统,而显现出传统乡土固有伦理的精神底色。“劳动改造”这样一种以人本身为对象的革命现代性实践话语,在新时期文学中非但没有得到扬弃,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它在“归来者”的叙述中,得到一种改头换面的重新理解,由一种较为纯粹的意识形态话语,扩展为一个极具哲学意味的象征性语词。与“十七年文学”的乌托邦劳动不同,指向日常的、此岸的、以满足世俗欲求为旨归的“劳动致富”成为劳动伦理新的合法性依据。相应地,与“十七年文学”对土地动的推崇相反,在改革文学中,劳动的等级次序被反转,受到推崇的是脱离土地的商业劳动。与传统的小农生产相比,这种劳动形式能快速累积财富,显着提高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水平,契合人们关于改革开放年代的种种物质想象。另外,在一个刚刚解冻的年代,对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被首先等同于市场化,市场语境中的商业劳动,一方面,会迅速累积起巨大的物质财富,达致国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目的。另一方面,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被认为会生成一种全新的现代性人格,达到民强——个人现代化的目标。但这种有关劳动和精神关联的话语,随着市场机制的形成和消费逻辑的推进,二者的破裂再次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改造世界、劳动光荣、解放生产力、共同富裕、现代化等等劳动的精神性后缀渐次弱化、凋落,而经济的面向日益凸显,蠕动在底层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现代化尺度的农民作为一个阶层,始终没有跃进社会的中心,其身上也并没有生发一种与现代化劳动方式相伴随的、与传统人格从根本上相区别的现代性主体人格。相反,在一种实利主义时代氛围的裹挟下,被重新召回的人性原欲日益凸显其陈旧的、本我的底色,并渐渐显现出狰狞的一面,乃至搅动了历史文化传统中沉滓的泛起,这甚至可以被描述为现代化乐观想象的最初的幻灭。80年代中期以后,寻根文学出场,先民们的生存样式或者劳动方式成为寻根文学文化分析的重要表征,其所内涵的伦理精神成为文化之根的重要隐喻。第四章横跨1990年代直至新世纪之初,重点围绕现实主义基质的现代乡土叙事,从历史祛蔽、自为的劳动主体、揉入现实质地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说。在这类有着现实主义基质的现代乡土叙事文本中,曾由“十七年文学”所形塑的劳动乌托邦得以全面重述甚至是被颠覆。书写者从自我的体己经验和在场的乡土故事出发,将被意识形态固化的历史叙述重新历史化,从劳动乌托邦的反现代性和乡土时间的空间化两个角度着手,将大写的、符号的、单向度的历史还原为小写的、具象的、纷芜的人性心相,将劳动乌托邦下的政治狂欢还原为一场场掺杂着或卑劣或崇高人性的生存折腾,呈现其迷狂、怪诞而又不乏激越的复杂面貌。与历史的重述相比,现实主义基质乡土叙事捕捉到了劳动伦理在现实乡土中所发生的变异:8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之际改革叙事中得以张扬的劳动致富、致强的现代性想象被置换为商业化浪潮里的物欲竞逐,权力寻租和市场逻辑互为渗透又互为犄角,劳动在实现祛魅的同时,几乎褪尽了所有的政治抑或文化神性,对物质欲望永无止境、花样翻新的餍足成为其唯一的动力和效能尺度。在现实主义基质乡土叙事中,劳动的肉体消耗本质得以刷新,劳动成为身体的劳动,身体也成为劳动的身体,劳动与身体互为抵抗又互为确证,在一种互文的意义上,历史风云中的乡土疼痛得以清晰传递,乡村因此由此前受难的客体跃居为受难主体。

胡菁^[3]（2019）在《彼岸的困境与救赎 ——陈谦小说论》文中提出陈谦是海外新移民文学队伍中特色鲜明的小说家,也是中国当代文坛颇具实力的作家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充分关注。陈谦小说执意于打探人类的内心困境,并通过诸种错位情景的设置,呈现人在自救过程以及救赎失败后的百态人生,进而凸显出被历史和现实遮蔽的人性景观。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在书写的篇幅抑或是镌刻的深度上,陈谦小说对于新移民彼岸“新”生活的描绘远非其他新移民作家所能轻易企及。由此,不仅陈谦小说的主旨常常建立于彼岸的“新”生活之上,而且其小说多笼罩于异域视野的浪漫色调之下,散发出独特的叙事魅力。基于此,本论文认为“彼岸的困境与救赎”不仅是陈谦小说火力密集、寻幽入微的深刻主题,也是推动陈谦小说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骇人气势从浩如烟海的小说市场中崭露锋芒,进而突飞猛进的强劲“马达”。本论文主要从三个部分来阐发陈谦小说的审美内蕴与文学史价值。第一部分从“自我实现”的主题出发,挖掘陈谦小说对于人类精神困境、救赎意识以及人性命运的多重思考。第二部分将错位叙事作为切入陈谦小说的关键口子,分析归纳其小说中牵涉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历史等方面的错位情景,摸索出陈谦小说在叙事技巧上的深厚功力及由此引发的叙事效果。第三部分从异域视野的角度切入对陈谦小说之思想内涵、艺术特色以及价值意义等方面的考察。同时,将陈谦小说嵌入一定的纵横坐标中,通过与其他移民文学抑或是国内本土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试图更为客观、细致地呈现出陈谦小说的独特魅力与文学史价值。陈谦小说在主题意蕴、叙事特色以及文化视角等方面所体现出的丰富内涵无不蕴藉着小说多重解读的可能,吸引着众多目光如炬的读者和学者为之动容。由此,深入而全面地研究陈谦小说或可为海外移民文学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配备某种可供参考的视角与路径。

吴丹^[4]（2018）在《新媒介视域下的文学存在 ——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新媒介的影响下,社会的转型已经成为不争的文化事实。新媒介的全方位渗透,不但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更多地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对世界的感知。在强势的新媒介语境下,文学作为人类最重要的艺术审美表现形式之一,也必然会发生变化。由此,以新媒介为出发点,研究当下文学自身如何存在以及其存在状况就具有特别的意义。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把文学置于新媒介的视域下进行考察。笔者结合新媒介及其语境延伸所形成的“媒介文化”进行考察,以见出文学得到新媒介助力得以膨胀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商业性市场等因素;第二,对文学转向所产生的文学后果进行研究,考察新媒介所产生的影响力以及文学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第三,对文学主体的转变进行研究。在文学中,无论是作家、作品或是读者,都处于世界之中,都离不开主体。因此,文学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都来自于主体之于世界的关系之中。基于以上思路,全文的具体安排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绪论中,主要阐述了本文对于“文学”、“文学研究”内涵的理解,并对研究对象的范畴进行界定,在对以往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空间及其价值所在。第二,在第一章中通过“走进中心的新媒介”、“新媒介下的文化语境”、“文化生产机构的转变”等方面,指出随着新媒介的技术发展,新媒介权力的日益扩展使得大众化的文化语境得以生成,新的文化格局得以形成。第三,通过艺术家←作品→世界这一场域,分析新媒介产生的影响力以及文学自身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认为在新媒介的作用下,文学也呈现出“大众化”的倾向,主要表现为以“日常生活”为表征。借鉴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本文把当下文学的“日常生活”存在形式分为“文学的自在存在”和“文学的自为存在”两个方面。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类型的小说文本及其变化进行具体的分析,认为在新媒介时代中中国当代文学在“日常生活”的表征下,其实质是激发人的物质“欲望”需求和精神的“欲望”诉求。相应地也反映出新媒介下文学的自由性和不自由性。第四,通过欣赏者←作品→世界这一场域,阐述了文学受众对新媒介的接受方式及产生的心理机制转变,探讨了文学受众脱离了传统阅读的范式而产生新的特征。在这里,阅读的“主体”作为更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此在”,成为“大众受众”中的一员。经过以上具体的探寻、分析,本文认为:第一,从文学自身来看,在新媒介“权力中心”的语境下,“日常生活叙事”已经逐步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一种新的“宏大叙事”,“现实”成为了作家热心注目的问题,“写实”也成为了相对应的叙事策略。同时对这一文学变化,本文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从“去历史化”到“务实”的转变,这一去魅的本身客观上是否也落入了另一种“魅”的圈套?第二,从文学和新媒介的关系来看,新媒介使文学自身有了全新的维度,促进了文学的形式多样化和个性丰富性。同时也指出,无论新媒介给予文学以多大程度的“自由”,但在大众媒介的笼罩下,文学“写什么”、“怎么写”都不可避免地有着大众媒介的积极参与和呼应。第三,对新媒介下的文学如何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认为文学存在的本质乃是人对自身所在的世界中的反思,新媒介下的文学存在之核心在于生命如何在“自在”之中保留“自为”,在于如何在“自在”和“自为”之中走向人类的“为我们存在”。

陈守湖^[5]（2017）在《“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文中研究指明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来说,文学新变几乎是一种常态。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依然还属于政治规约中的“形势”之“新”,那么,“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则可以看作审美自律意识推动下的“形式”之“新”。从“85新潮”算起,先锋文学热潮持续了 5年左右,并在90年代整体转向,大多数先锋作家开始拥抱现实,形式实验的激情不复存在。尽管先锋文学已经成为往事,但先锋文学至今依然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昔日的先锋代表作家依然是目前中国文坛最有份量的作家。对于先锋文学的评价,一直伴随着分歧。比如有人认为,它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被高估了,先锋文学是依靠批评家反复阐释加以经典化而进入文学史的,依托先锋文学确立起来的“纯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是负面的遗产等等。三十年这样一个时间长度,正好为重审先锋文学遗产提供了契机。因此,本论文选择了 80年代这个“历史空间”来聚焦先锋文学,将先锋文学加以“历史化”“陌生化”,通过文学史料、文学事件和文学作品的对参研析,试图还原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体验“形式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先锋激情和梦想,在“历史的同情”和现实的审视中重评80年代先锋文学形式实验之于中国文学（文化）的独特价值。除去绪论和结语部分,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绪论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一、结合“重返八十年代”的人文动向简要介绍论文选题的缘由;二、从先锋文学话语政治、知识谱系、精神意象、历史阐释、叙事伦理、语言风格六个方面的塑形入手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三、从历史研究、思潮研究、文本研究三个维度对先锋文学研究现状进行评析;四、介绍研究的意义、思路、方法、创新点和难点;五、对论文涉及的两个核心概念“80年代先锋文学”和“形式意识形态”进行学理阐释。第一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人文语境。从逃离革命政治的总体化元叙事、重新续接“五四”启蒙传统、80年代美学热的文化政治本质、改革时代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中的先锋激情五个角度,展现了 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和人文生态。第二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谱系。先锋文学并不是在80年代中后期一下子冒出来的,本章以反叛、独立、创新这样的先锋精神为参照,循着地下文学、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样一条脉络,考察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话语、先锋精神、先锋形式的文学沿革和历史源流。第三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风格。主要聚焦于这样四个特征:一、对于所指的疏离,使文本成为能指浮动的世界;二、对于间离陌生的偏爱,赋予了语词意义奇幻的效果;三、对于听觉（声音）、视觉（色彩）的借重,生成了异端的修辞;四、对于官能体验的依赖,带来了文本的陌生化。第四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叙事伦理。先锋文学挑战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成规,通过形式自律自我“立法”,它只服从于它自己设定的虚构世界的存在逻辑和价值判断。本章从文学真实的解构、叙事时空的重置、叙事威权的拆解、隐秘历史的阐释、文本互文的制造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五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精神意象。先锋文学除了在文本形式上标新立异,在精神意象上同样别具一格。倾注了形式实验激情的先锋文本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中的“意味”就来自于精神意象的独特性。本章对先锋作家经常触及的荒诞、疾病、死亡、欲望、暴力五个精神意象进行了探析。第六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文化遗产。本章提出了如下观点: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先锋并未终结,而是转型;伴随日常生活审美化,先锋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将更为频繁,先锋的面目也将更为模糊,同时先锋文化也将在大众文化中弥散;在消费主义时代,先锋文化在商品化、趣味化、传媒化三个维度上发生了变异;80年代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而启蒙价值、叙事价值、美学价值弥足珍贵。在结语中,研究者结合自己对先锋文学文本的感性阅读体验和理性研究分析,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何谓“先锋”、“先锋”何为。同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尽管可以在80年代先锋文学作品中挑出无数的硬伤,甚至某些作品还有着邯郸学步般的拙劣,但先锋文学形式实验的激情和梦想,先锋作家对于文学规则的勇敢颠覆,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致敬。先锋就是独立,先锋就是自由,先锋就是革命,中国文学的先锋,应当永远在路上。

陈林^[6]（2017）在《思想文化视域下的知识分子叙事研究（1978-199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80年代提前登场”;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90年代的真正性格”才呈现出来,90年代“滞后展开”。在此意义上,1978年至1993年这一历史时段,我称其为“长80年代”。80年代是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发生深刻转型的时期,这种转型对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以及知识分子的文化意识和身份意识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了一系列相应的变化,包括文学叙事的变化。80年代文学正是在转型期的社会文化结构中产生,因此,80年代知识分子叙事是80年代文学史的组成部分,也是80年代文化与80年代问题的组成部分。这决定了80年代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中的特殊位置。如何理解和评价80年代文学,显然关涉到如何理解之前的50—70年代文学,以及之后的90年代文学与新世纪文学。80年代问题其来有自,其中的一部分延续至今。对80年代文学的理解和评价,迄今仍是一个能够激发思想活力的问题。80年代是一个“未完成的年代”,可以说,80年代文学的研究,同样是一项未完成的工作。在思想文化视野下考察80年代的知识分子叙事,恰恰不是将80年代文学及思想文化孤立开来,而是在80年代的前后关联中,以整个20世纪为背景的探讨。这对断裂论的当代文学史论述,以及80年代的纯文学概念及与之相关的线性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矫正和补充。因此,本文选择以思想文化为视角,以知识社会学、知识考古学等方法为主,多种理论方法综合运用,致力于分析转型期社会文化结构、总体的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文化意识和文学叙事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揭示80年代文学史与8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史变迁中的制度性结构性的力量,以此展开一种知识性的批判。该论文主体由五部分组成。首先是对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做知识学的、历史的考察和梳理。知识分子是一个现代概念,这一概念没有一个不言自明的本质主义的定义。因此,只有通过对不同知识分子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使真正的知识分子问题呈现出来。此外,就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而言,还必须要将其置于士大夫传统与现代社会历史之中做历史性的考察和分析。在对知识分子有了总的论述之后,本文依次对知识分子与政治;知识分子与革命;知识分子与启蒙;知识分子与现代化等四个主题分别展开论述。对其中每一个主题的理论探讨,都是将其置于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语境之中,结合重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论争,重点考察和分析这些主题在80年代文学中的演变。随着80年代政治环境、政治目标的变化,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与之相应,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同样发生新的调整和变化,包括文艺制度、文艺政策,以及文艺与政治的互动方式等诸多方面。这些关系的调整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妥协的历史过程。对知识分子及知识分子叙事背后的这些制度性、结构性力量的揭示,是深入理解80年代知识分子与80年代文学的关键。80年代是一个后革命时代,对革命的重新认识,使知识分子的革命叙事呈现出新的面貌。本文不但考察、梳理80年代革命叙事的转移、嬗变过程,引入现代革命理念与中国传统的革命政治话语,革命理念与革命实践之关系等问题,而且深入剖析知识分子与革命家这两类人构成要素的内在一致性。关于知识分子与启蒙的问题,本文从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知识分子与启蒙对象的关系;一位特殊的女性知识分子娜拉的形象变迁三个方面分而论之,对知识界80年代重建启蒙到“启蒙的自我瓦解”过程做了历史性的考察与分析。对知识分子与现代化这一主题,本文在改革开放的政治话语与知识分子的现代文化意识、“现代社会想象”的关系中讨论文学叙事,并重点对历史主义与道德主义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

韩笑^[7]（2016）在《1980年代中篇小说的青春叙事》文中认为“青春”,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关键词之一,从某种角度说,百年中国文学史也可以看成是百年青春发展史,本论文将这一时间段进行窄化处理,将焦点定为1980年代,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结构发生大裂变的时间段,文学也同样经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经历了思想解放、经济繁荣和消费文化等各个阶段与层面曲折复杂的历史演进,其千变万化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也成为文学史最为热闹的领域。从文体角度来看,中篇小说相对来说最能代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成就,它的创作数量多,质量也相对稳定,它的形式有长篇的深度广度,也有短篇的迅速快捷,它的容量以及传达的社会与文学信息,使它具有极大的可读性,更容易获得来自读者、批评家的反响和共鸣。当社会转型、大众文化兴起之后,大型文学期刊顽强的文学坚持,使得中篇小说在生产与传播方面受到的冲击降低为最小限度。文体自身的优势以及作者、读者群体的相对稳定,都决定了中篇小说在这样的消费时代获得了绝处逢生的机缘。基于对文学基本价值的理解和对文学信念的坚持,无论中篇小说的内容写了什么,都不能改变它文学性的基本性质,也因为此,中篇小说成为各种文学文体的中坚力量并塑造了自己纯粹的文学品质。而青春文化的书写,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通过这一特定的文体样式自然表现出更加鲜明的特点。正是因为中篇小说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本论文把“青春题材”的中篇小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三章、结语与参考文献四个部分,主要研究内容为通过对1980年代这个特定历史转型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中的“青春叙事”细读,来探究小说中的“青春叙事”与具体历史语境和文学场域之间的迎合、疏离与悖论,当代文学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相互纠结,当代作家主体认同和思想状态的生成、发展和流变,以及当代小说中的“青春叙事”所面临的危机和未来的走向。论文各章节的基本内容为:第一章是对1980年代小说中的“青春叙事”进行研究,主要涉及到的是“知青文学”中的一些主要的小说文本;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对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先锋小说中关涉到的“青春叙事”进行研究;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以王安忆等作家为代表的“四五一代”的“青春叙事”在此阶段的叙述转向,包括以60年代出生的作家（也涉及到余华、苏童等作家）为代表的“新生代”对青春岁月的个体记忆,以及由此产生的审美方式的转变和作家主体文化心态的嬗变。论文的重点有:展现1980年代小说的“青春叙事”的常量和变量的历史变迁,把握其动态组构、递进融合的内在矛盾运动及规律;探讨小说中的“青春叙事”与新时期以来复杂历史语境、文学场域、意识形态、思想资源的关联及经验教训;通过对小说中的“青春叙事”的分析,探寻文本背后当代作家主体的精神姿态以及叙述中隐藏的主体思想的流变,探讨当代不同代际作家的思想命运与文化立场之间的内在关联。论文通过对当代不同代际作家对“青春题材”小说的差异性叙述,也即对同一个故事的不同讲述方式进行对比性研究,从面孔各异的表象中梳理出当代中国作家精神形态不断变化的规律与原因,以寻找不同精神形态之间对话的可能。这些差异一方面体现着当代作家的某种选择,另一方面又不仅仅是当代的问题,它们联系着20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它们往往显现为作家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特征。论文试图从作家的精神结构、自我意识和创作心理来揭示这些问题,并以此来勘察中国当代作家主体的生成、发展和流变,以及当代作家身份意识的嬗变和文化心态的更迭,中国当代转型期社会思想的变迁和分化,从而形成一种从心理表达到文化批评的研究思路。在此问题的论述中以现代知识分子启蒙思想在1980年代的演变和当代作家对启蒙思想的迎合、质疑、疏离与解构,来勘察中国当代作家身份认同的嬗变和文化心态的更迭,并寻找此问题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通过对1980年代“青春题材”的小说进行梳理,我们发现,当代作家对于“青春”的持续追问是遵循着政治意识形态——人性本能的缺失——文化之根的挖掘——“人”的存在的可能性这一道路方向演进的,由表及里地逐步走近内在的精神世界,并在这种不停的探寻中,在身份意识上形成了启蒙者——叛逆者——探险者——疏离者的身份认同,在文化心态上形成激情——反叛——寻找——成长的流变。本论文通过对高晓声、张承志、王安忆、王小波、余华、苏童、铁凝等作家的个案分析来验证,并试图勾勒出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发展的一个总体的格局和一个大致的轮廓。

章涛^[8]（2016）在《制度·主体·文本 ——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知识分子改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建制运动,知识分子改造对当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有其特殊的研究意义。第一,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毛泽东现实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构想中关键的一环,与当代中国前三十年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建构紧密相关,也与八十年代中国二度现代性转型有直接联系。因此,改造虽然以政治运动的面目出现,但其承担的历史和思想内涵要远远大于革命的暴力规训,涉及的关于知识、意识形态的曲折想象,也远非"反智主义"可以概括;第二,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来看,改造可以被视作某种"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一一它上承了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启蒙、自我忏悔的内在要求,下启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精英的群体性失语。换句话说,改造运动的发生是知识分子主体与意识形态客体双重作用的结果,而它对当代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后的主体重建具有延续性的影响。最后,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来说,极端化的改造运动毫无疑问是应该被否定的,但如何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对"知识分子改造"进行知识性的梳理,而不是无视了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制度建设的基本需要与无可避免的矛盾,将对制度、革命和政治权力的反思简而化之地推向对整个社会体制乃至于意识形态的否定,则不但关系到我们今天是否能还原历史语境,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内部逻辑给出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结论的问题,也关系到我们能否准确把握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心灵史。基于此,本论文将从制度的建构,主体身份的认同,文本阐释三个角度,考察知识分子改造这一政治事件在"历史现场"与"文学想象"两个话语场中呈现的各异面貌。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从马恩原典和党关于知识分子管理、培养和批判的史料的互读中,对当代知识分子改造的理论资源及其历史误读做了耙梳。同时,也对这种误读所造成的种种悖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的阐释。最后,结合新时期的文艺政策,探讨了知识分子改造在"文革"后的"承继"与"变体"。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宏观角度,以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和当代"前三十年"为界,梳理知识分子在时代语境变迁下的不同文化人格状态与生存处境。同时,对运动的发生、发展和主要釆取的方法、模式作出必要的交代。第二章从制度的建构入手,探讨组织化的单位结构和意识形态化的批判体制对知识分子改造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前者以提供物质生活保障和社会地位等方式,为改造的顺利进行提供外部条件,而后者则通过与政治权力结合的方式,推行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范式与文化逻辑。但制度又是以人为根本的,或者说思想改造的悖谬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怀揣着不同目的进入"制度"的知识分子。因此,本章还以专节讨论了掌握话语权的"中心作家"在运动中的不同表现,以呈现历史本身的复杂面。第三章承接第二章的体制研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出发讨论作家主体的身份认同与叙事立场的迁移。在"前三十年",知识分子大多全盘接受了意识形态的改造要求,自觉成为革命宣传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但是,这种身份认同的原因又是极其多样的,当个人的因素参杂进来时,就需要我们分别分析。八十年代以后,集权政治指挥下的破坏性改造被指认为"历史错误"而得到逐步纠正,归来者们随之通过叙述悲惨的改造经验,来重新建构启蒙者的言说身份,但在这一过程中,创作主体和主流话语又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同构关系。直到后现代主义兴起,知识分子越来越走向个体立场,他们所表现出了身份认同才真正趋于多元化。第四章和第五章转入对文本的具体考察,分别从知识分子形象建构与审美范型流变两个角度,讨论当代文学中改造题材的叙事流变。在这部分中,笔者没有从狭义的"形象分析"和"审美范式"角度阐释作品,而是力图在形象学、叙事学与思想史、文化史的中间建立起一套动态平衡的阐释机制,不只告诉读者有哪些形象和叙事手法,更要从这些表征性的符码背后找到不同时代话语留下的文化印记。结语一定程度上跳脱出"前三十年"意义上的"改造"概念,思考后现代语境中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和重归精神高地的可能性,并从专业化和道德化两方面提出了新的"自我提升"和"自我改造"要求。

冯晓^[9]（2014）在《商业意识形态笼罩下的90年代文学批评》文中认为如果说40至80年代的批评家主要面对的是政治意识形态给文学批评带来的难题,那么,进入90年代,批评家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新型考验,即商业意识形态对文学批评施加的巨大压力。90年代文学的俗化发展,对90年代的文学批评家构成了双重挑战,一方面纯文学的审美主义批评话语体系面临“失语”的危机,另一方面其自身的精英主义知识分子文化中心地位面临崩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90年代的文学批评迅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批评家坚持文化批判的立场对文学的俗化倾向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一部分批评家顺应时代文化的俗化潮流直接做起了商业的帮闲,还有一部分批评家选择回归学院“躲进小楼成一统”。文学批评话语的分化导致90年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也空前地混乱,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来多是缘于对文学（批评）观念的不同理解,事实上,其背后却又往往蕴含着争夺文化权力的意味。如何客观地分析这些纷乱无序的文学批评现象并厘析出其潜在的文化涵义,这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本文属于对“90年代文学批评”的批评,在对1990至1999年发表的批评论文及着作进行梳理和概括的基础上,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批评文本和话题,通过细致的批评文本分析和追根溯源式的现象考察,以期以点带面式地描绘出90年代文学批评的总体精神风貌。本文共分四章。绪论部分首先对“9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的一些关键词作了概念阐释,然后从整体上对90年代的文学批评生态作了介绍。第一章围绕“严肃文学’危机’论”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批评”两个问题展开。通俗畅销书给90年代的文学批评家带来了深重的职业焦虑,本章主要考察批评家对之不同的应对策略和批评姿态,其中重点分析精英立场的审美主义批评和商业帮闲式的印象主义批评。第二章围绕“金庸小说经典化”问题展开,主要分析90年代文学批评家精英群体内部发生的立场转移以及价值论争。金庸小说经典化事件暴露出90年代文学批评的市侩气质,同时也表明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后现代文化观念已入侵90年代的文学批评场域。第三章围绕“《废都》批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雅俗共赏’观批判”、“’新市民文学’批判”、“’闲适文学’批判”、“’中产阶级文学’批判”等相关话题展开。如何看待严肃文学与商业的关系?如何应对严肃文学的俗化挑战?通过梳理90年代批评家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我们看到批评家们凭藉文化批判话语在积极寻求着对商业意识形态压力的突围。第四章围绕“’学院派’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两个问题展开,主要对新型文学批评范式做了发生学的研究。本文认为建立新型批评范式,是90年代文学批评家在对自身的边缘位置确认后的一种学术自觉,这背后涌动着批评家扩张学术话语权力的强烈动机。

陈进武^[10]（2014）在《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审丑”嬗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审丑,从曾经的不为人所接受到如今的炙手可热。这样一种鲜明而又强烈的反差现象,无疑是促人深思的。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审丑成型于19世纪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并在20世纪中后期发展成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学思潮。相较于西方文学审丑的起步早、发展快与成果多,中国文学的审丑则是晚近的事情。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给当代文坛从形式到内容带来了新的生机。随着西方理论的引入与创作界对“丑”的态度转变,一些文学作品开始大量描写丑,并由此掀起了审丑文学创作的高潮。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多元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坛呈现出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尤其是各式各样的文学现象相继或同时登台亮相。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家们的小说创作出现了从单纯的审丑到逐步转变为向审丑纵深处探寻的发展趋势。令人遗憾的是,审丑在当下文学发展的复杂语境之中的嬗变状况却未能引起研究者们的充分关注。鉴于此,我们尝试突破审丑研究的既有格局,确立中国当代文学审丑的整体研究视角,开拓一种新的审丑研究的学术范式。本论文既侧重从理论层面来加以深入阐述,又试图从文学本体角度研究小说审丑嬗变,尤其是从小说叙事等内部因素把握审丑的流变,以期为当代文学创作及发展提供一定的镜鉴。本论文分为导论、正文（第一章至第五章）、结语等三个主要部分。其中,第二章至第五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我们着重考察、发掘与辨析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具体情况。前四章依次对小说审丑嬗变的文化层面（即“泛审美”）、小说审丑嬗变的人性层面（即“审恶”）以及小说审丑嬗变的价值层面（即“嗜丑”）等进行了重点探讨。第五章则对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的不同层面之关系、小说叙事伦理的新变等进行了整体的考察。导论部分对于审丑在中西方社会文化之中的特征做了一定的描述与判断,并明确作为本文研究课题的“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研究”的具体构成。这一部分就问题的缘起、选题意义与学术史价值、目前研究现状的梳理与反思、研究设想与学术目标等四个层面做了整体且充分地说明与阐述。第一章对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审丑的整体状况进行了梳理,以呈现出文学审丑“流动”的脉络。这一章是对新时期以来文学审丑嬗变演进的历时性寻踪,这又将按通常意义上划分的新时期文学、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三个阶段进行描绘与考察。但由于这30余年时间不算太长,加之这一时期文学现象与思潮状况尤为丰富与复杂,因此,我们划分的三个阶段的界限不可能径渭分明,而所梳理的线索只是特定阶段的突出与侧重。在这一章中,我们也力图理清“审丑”从新时期至今的衍化脉络,并确证了“审丑”嬗变的必然性。第二章是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的文化层面的探讨。这一章重点阐述了“审丑”嬗变在文化层面主要表现的“泛审美”的具体状况。这又主要辨析了从“审丑”到“泛审美”发生的原因与背景、表现形态与演变的逻辑层面。特别是重点分析了这一时期小说的审美主体的既“在场”又“缺席”、审美形态的“审美”与“欲望”的互渗,以及审美精神出现影像仿真的模糊化等表现。这样一种从“审丑”到“泛审美”的嬗变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一种新的美学的发生,但也恰是其本质的平庸性又使其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含混”美学。第三章是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的人性层面的探讨。在小说审丑嬗变的人性层面,如同打开的“潘多拉之魔盒”,各种“恶”的因素聚焦式出现在90年代以来的小说之中。这一章侧重考察了从“审丑”到“审恶”的嬗变情况。作为人性层面核心体现的“审恶”的表现形态与逻辑层面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观照,即具象的社会表象之“恶”、潜隐的文化本质之“恶”,以及这两者终极指向是更为抽象的人性之“恶”。可以肯定的是,“审恶”事实上是在“解构”审丑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新审丑之“重构”,这样的审丑“重构”更是对于当下审美的一种重构。不过,“审恶”本身就存在着深刻性与损害性并存的两面性。第四章是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的价值层面的探讨。在审丑嬗变的价值层面,“嗜丑”无疑是对于审丑的颠覆与解构。这一章主要分析了从“审丑”到“嗜丑”的嬗变情况,同样考察了这一嬗变的生成背景、表现形态及其逻辑推演过程等。在这一章中,我们分析了“嗜丑”是否颠覆与解构审美的问题,并重点阐述了“低劣之丑”、“颓败之丑”与“荒谬之丑”这三种表现特征。这些特征指向的是价值形态与精神倾向等意义之上的。正因为对于审丑的颠覆力最为强劲,“嗜丑”所具有的审丑因素最不稳定,它是始终处在一种价值泛化的混乱与无序状态,甚至是出现无价值或反价值的倾向。论文第五章着眼于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的三个层面的共生联动及互反互现的情况,以厘清小说审丑嬗变中的特殊的、动态的交融状况。在这里,我们还辩证地探讨了由小说“审丑”嬗变延伸出的这样三个问题,即考察视角是文学性或民间性,反抗审丑的创作是审丑的或证美的,精神诉求是启蒙的或审美的等。从这些特殊的角度来探讨,既可审视与求证小说审丑嬗变的不同层面关联性,也能从具体创作中辩证看待审丑的嬗变。此外,我们还对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与小说叙事伦理的新变问题进行了讨论,侧重从自由叙事伦理中的写实伦理与个体叙事伦理中的人性表达等两个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本论文的结语部分,我们对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形态及其审美特征做出简要的归纳总结。同时,本文透过小说审丑嬗变的现象,以展现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动向,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当下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二、缝合的裂痕——张贤亮小说评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缝合的裂痕——张贤亮小说评论（论文提纲范文）

（1）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论文提纲范文）

（3）彼岸的困境与救赎 ——陈谦小说论（论文提纲范文）

（4）新媒介视域下的文学存在 ——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6）思想文化视域下的知识分子叙事研究（1978-1993）（论文提纲范文）

（7）1980年代中篇小说的青春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8）制度·主体·文本 ——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知识分子改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商业意识形态笼罩下的90年代文学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10）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审丑”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缝合的裂痕——张贤亮小说评论（论文参考文献）

• [1]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黄金. 浙江大学, 2020(07)
• [2]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D]. 王朱杰. 山东大学, 2020(12)
• [3]彼岸的困境与救赎 ——陈谦小说论[D]. 胡菁. 杭州师范大学, 2019(01)
• [4]新媒介视域下的文学存在 ——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为例[D]. 吴丹. 河南大学, 2018(12)
• [5]“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D]. 陈守湖. 武汉大学, 2017(06)
• [6]思想文化视域下的知识分子叙事研究（1978-1993）[D]. 陈林. 苏州大学, 2017(04)
• [7]1980年代中篇小说的青春叙事[D]. 韩笑. 吉林大学, 2016(08)
• [8]制度·主体·文本 ——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知识分子改造”研究[D]. 章涛. 浙江大学, 2016(07)
• [9]商业意识形态笼罩下的90年代文学批评[D]. 冯晓. 南京大学, 2014(05)
• [10]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审丑”嬗变研究[D]. 陈进武. 南京大学, 2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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