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治与德治结合: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方略（论文文献综述）
艾野[1]（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依法治国是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焦点内容和重要命题,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新方向,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和社会的长治久安。随着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光辉成果,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及人们的对法治的意识和认知,推动了世界领域的法治文化交流,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战略部署。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思想的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整体把握、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我国未来的法治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标志着依法治国被赋予了时代的内涵,对我国法治发展有重大意义。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强调要继续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申和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是一场治国理政的深刻革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和人民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探索出一条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制度体系,并将《决定》定为我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永恒追求,也是总结前人经验后作出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治国就是将其动态的治理理念和方式融入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之中,将其时代内涵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我国建设的每一个阶段中。依法治国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建设中的地位和治国理政的作用。本文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发展与实践研究为目标,深入地研究了依法治国的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习近平提出的“十一个坚持”对我国法治发展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法治文明发展规律。这是对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理论研究的重要推动,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和法治中国建设指明方向。本文多学科交叉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和理论和实际相统一法,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视角高度概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发展与实践,对依法治国的理论渊源进行系统整理,并对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主要内容、成就、特征、经验、优势、挑战和完善路径进行了全面研究,努力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研究提供理论素材。本文主要分为七个部分组成,具体来讲:第一部分,绪论。重点分析论文的研究基础及研究效用,通过剖析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成果,形成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整体认识,并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为研究提供理论参考。理清研究的思路,阐述研究方法,从而搭建本研究的基本架构,总结研究成果,分析研究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依法治国的基本理论概述。本章节首先从法治相关的概念进行概述,分别对法治、法制、人治、德治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进行系统分析。其次从依法治国的内涵入手,对依法治国进行了整体概述,对其理论、核心和本质特征分别进行了论述。从整体的机构上为后续的研究做了理论铺垫。第三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渊源。这一部分首先,深入了解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为依法治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时代价值。有利于我们准确的认识法治思想来源。其次,研究列宁斯大林对法制的探索和教训,研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的形成与失败的教训,这部分能有效地为我国法治实践提供依据。之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法治思想进行研究,对我国法治从无到有进行整体分析。最后从我国的传统法治入手,分别对古代法制思想、近代社会法制思想展开论述。阐述了我国古代、近代法治的弊端与发展,从而对新时代依法治国产生启示作用。第四部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入新时代。本章是该论文的核心部分。首先深入地对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地进行了概述,从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形成、主要内容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次,对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成就进行论述,这部分以法治过程中的实质转变为主要成就的依据,通过向更好的方式转变、更具体的实践操作、更先进的治理模式和更高的目标作为成就的主要表现。最后,从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特征展开论述,明确依法治国在新时代的主要特征、深化时代赋予的内涵。第五部分,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历史地位与实践价值。本章首先阐述了新时代依法治国的历史地位,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发扬,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补充和丰富。其次阐述了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实践价值,分别从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人类的法治文化的角度对新时代依法治国进行了有效的定位和评价,从而体现出其在我国社会发展全过程中的价值。第六部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经验和优势。在基本经验上,以法为主要研究目标,分别对其与党、权、民主、依规治党的关系进行研究。在现实生活中,党的领导、权力、民主自由、法规制度都与法无法分割,其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监督、促进和相统一的。国外法治实践的经验对中国而言是宝贵的,但对经验的学习依然要建立在我国的发展实际上,没有国情为基础的借鉴学习所得到的结果可能与所想背道而驰。在优势上,依法治国发挥出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党的领导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最大体现,人民主体、以德治国、人人平等和中国实际出发都是依法治国的在新时代的优势,依法治国确保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公平正义,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最优结合,保持中国实际为基本准则才能把握依住依法治国的优势和未来法治发展的前景。第七部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理性思考。理性的分析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所要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正视存在的问题,是促进依法治国再进步的最佳途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给依法治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机遇也是挑战,更是对依法治国潜力深层挖掘的契机。通过理性思考,从八个方面完善新时代依法治国的路径,集中地将“十一个坚持”主要内涵融入新时代依法治国的实践当中,从而将问题和挑战转化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强大动力。总之,通过系统地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论文主要提出以下创新观点:一是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时代内涵,从社会发展中蕴含的古今的哲学智慧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二是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面临的问题和对策,从社会主要矛盾、法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新时代依法治国完善路径,深入研究我国依法治国理论的发展与实践。三是从新时代依法治国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实践逻辑的阐释,为国家的发展建设提出科学的指南和正确的价值引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于瑶[2]（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认为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隋从容[3]（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公安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工作。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续安全稳定的“两大奇迹”,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取得这样的成就,既凝聚着全国公安战线和广大公安民警的艰苦努力,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和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公安工作摆在事关国家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位置,在汲取国内外公安工作理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在逐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事业的进程中,对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职责任务、公安工作的着力点以及公安工作主体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与回答,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科学,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无论是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还是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公安工作提供理论参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需要在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观照和双向互动中剖析和探讨。为此,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研究与归纳总结提炼相融合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发力的必然结果。发生学告诉我们,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都有其必然的发生基础,也必然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等国际国内因素对公安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其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公安工作的艰辛探索是其形成与发展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是其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来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历史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2年期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继承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民主法制思想为统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形成了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开创了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新局面。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2年期间,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立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历史时期,以依法治国思想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法治化建设,形成了以“讲政治、讲法制、讲服务”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度。第三阶段,2002年至2012年期间,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的正规化建设,形成了以“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全面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蓬勃发展。第四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判断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平安中国思想为统领,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更高需求为目标,着重从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层面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形成了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其基本内容是:围绕着“什么是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使命任务;围绕着“为什么要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围绕着“怎样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方针策略和举措;围绕着“谁来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关于公安工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使命任务,回答了公安工作“是什么”的问题。关于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维护社会治安要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建设平安中国,回答了公安工作“为什么”的问题。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回答了公安工作“怎么做”的问题。政治建警,全面加强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从严治警,依法加强公安队伍纪律规矩意识和正规化建设;素质强警,切实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回答了公安工作“谁来做”的问题。上述内容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其总体特征是:从生成方式和过程来看,具有时代性、继承性、实践性特征;从内容构成上来看,具有科学性、政治性、法治性特征;从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上来看,具有人民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思想指南;其实践意义主要在于: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坚强保障,在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思想无论是对公安工作的定性定位问题,还是公安工作应该坚持的原则、路线、方针、策略,抑或是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等方面,都对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有所发展,同时,也有效地统筹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要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就该思想发展的基本经验,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指导思想,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坚持服从和服务党的中心工作这一根本立足点,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这一根本价值指向,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这一方法论等;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通过强化公安民警的理论信仰,改进公安民警教育方式、强化理论武装,将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转化为公安工作的政策、制度、运行体系,转化为公安干警的需要等手段,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在回答时代之间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正确认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既不能认为它具有历史条件的局限就认为它已过时,弃之不用,也不能认为是终极的理论,而教条僵化,生搬硬套,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尤其是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周颜玲[4]（2019）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意识形态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政界的敏感话题,也是新时代的哲学主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实践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融合,使其成为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向来强调“以文载道”“以文化成”的意识形态要素,承载着信仰塑造的基本功能,而且包含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能够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滋养和丰富支撑。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为研究视域,科学把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效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今时代需要着重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当前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研究方法,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视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全文共分导论、结束语和五章,着重分析和论证了以下观点:为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化发展和大众化表达,实现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需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概念进行新视角定义,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新角度阐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界定,借鉴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综合了学者们的范围式、分层次定义,从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社会发展要素推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细化和微观化诠释,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定义层面党性与人民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并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界定为理论层面的完善和创新、实践层面的现实建构和作用发挥两个方面。综合学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归纳,从宏观叙事与具体阐释两个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界定,并在具体阐释层面将其基本精神归纳为治国理政之道、社会运行之道、为人处世之道三个方面。基于以上定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新视角的说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层面,从生成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民族文化土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濡化而来,二者互动共生;从内容角度看,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是立足唯物史观提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而成的文化成果。在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大同小康”思想、“以德治国”传统、“民为邦本”思想、“天人合一”思维、“修齐治平”理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治国理念和价值精髓,都已被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并弘扬,成为推动我国“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支撑。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蕴含着推进现代人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宝贵智慧,为个体理想信念的树立、现代人格的自我提升和行为养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新中国成立以来,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不同的发展与建设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且一直源源不断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丰富滋养和有益支撑。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成型以后,一直决定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基本方向和传承模式。按照意识形态建设的不同时期,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语义场分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三个阶段,厘清了不同历史阶段中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和传承模式,并从指导思想、社会措施、个体引导三个层面梳理出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三条基本经验,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借鉴。经济全球化使得信息、资金、技术的流动更加便捷,也使得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变得日益频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些挑战和机遇也会反映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之中。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正当其时;另一方面,面临西方虚假普世理念对理想信仰的遮蔽、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家国文化的侵蚀、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的挤压等生存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逐渐暴露出脱离时代发展的现实短板,其现实境遇令人堪忧。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准确识别这些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统领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巩固我党的执政基础。当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仍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等问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方面,由于未能严丝合缝对接当代文化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价值的阐发仍存在“言必称”“择其一二”等片面之说;在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方面,主要是未能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对其的活化性利用仍然处于浅层,存在功利化应用现象,其实践应用效果也有待提高;在现代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由于中华传统人格思想对于人的现代化理想人格建设还不具备全面的激励因素,因而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理想型人格建设仍不成体系,迫切需要对其进行现代转化。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主要几点,可归纳为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等三个方面。基于以上问题,要结合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模式,使其在新的时代返本开新,更具有时代性和感召力。在当前中西文化与意识形态都处于相互冲突与交融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资源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及各种社会文化领域有所助益。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以继续弘扬和传承,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意识形态视域来反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境遇,力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具有返本开新之效,有效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指导思想而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就基本思路而言,要厘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功能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有效力量,完善传承传播体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具体举措而言,要通过思想引领提高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加强教育引导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并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对于个体社会化的有益观念,在提升公民基本素养、推进现代人格生成、规范个体行为中推动社会的良性化发展。
卢子铭[5]（2019）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模式创新研究 ——以广西Y社区“三治”实践为例》文中提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发端于基层、发展于基层,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抓手。当前少数民族城市化比例越来越高,城市民族工作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如何让少数民族更好地融入城市社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三治合一”的模式创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基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学科理论与视角,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在田野调查和案例分析基础上,以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以及广西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的历史经验为思想基础,就“三治合一”基层治理思想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进而尝试提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新视域,即“三治合一”模式,并对南宁市典型的多民族社区——Y社区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行检视,挖掘当前Y社区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在“自治、法治、德治”三个维度的实践,总结出当前Y社区在多民族社区自我服务能力的提升、社区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多民族共同美德的塑造等方面取得的成效,找出当前Y社区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在三治合一中的缺陷与不足。最后,从“三治合一”的视角为城市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找出新的提升路径。包括以自治为核心,激发民族团结创建新活力;以法治为保障,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法治化;以德治为滋养,强化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共同使命感等。多维度共同推进城市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模式的创新,更好地推进城市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现代化,促进城市社区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张青磊[6]（2018）在《我国公民安全研究》文中指出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类发展的首要条件。公民安全与公民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而且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另一方面公民面临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多,国家和公民已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安全已成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幸福的首要价值性标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民对安全的要求日益增长,维护和保障公民安全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使保障公民安全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民主法治不断完善,军事科技实力逐步增强,互利共赢的和平外交顺利推进,我国公民安全总体上得到较好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是,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影响,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织,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渗透,境内不稳定因素与境外不稳定因素相互作用,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极端贫困问题、食品不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生产安全事故、盗窃诈骗类侵财性刑事犯罪、城镇化进程中的强征强拆、生态环境破坏、公权力腐败等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如何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是新时代推进公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新时代,我们必须从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的立场出发,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念,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微观角度探寻克服公民安全困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同时,我们还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公民可持续安全理念,从宏观角度思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总体路径。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七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的问题和内容及研究问题的说明,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正文第一章是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有关人的生存、人的财产、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和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及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等进行梳理分析,挖掘“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的理念、思想和观点,为科学界定公民安全做好理论铺垫。第二章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根据第一章对“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理念、思想和观点的梳理分析,结合学界对安全的不同界说,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明确公民安全的概念,核心内容和演绎路径,并分析探讨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和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的关系,为后文对我国公民安全进行系统分析奠定基础。该部分指出,公民安全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在实际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免受来自内部或外界的非法侵害,以及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的状态。公民生命安全、公民财产安全、公民自由安全是公民安全的核心内容,也是公民安全的价值所在。将自由安全纳入公民安全核心内容突破了传统上认为公民安全就是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界限。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亦可称为公民安全的萌生条件。安全问题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伴生,但公民安全作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安全的一个研究领域则是20世纪90年代“人的安全”理念提出以后的事情,这说明公民安全提出、形成和发展是需要条件的。该部分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等五个方面发生的变化来分析探讨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第四章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从我国公民安全安全核心内容的三个层面对我国公民安全概况进行现实考量,即主要从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层面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困境产生的原因,是本论文的重点。第五章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分析探讨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该部分从中国公民安全实际出发,按照“分——总”的思路提出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第一节主要是针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第二节主要是根据我国公民安全的总体概况,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对如何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进行了总体思考。通过“分——总”思路分别提出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并使之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共同保障和推进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最后一部分是结语,虽然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复杂多元,而且有些难以预测,但在中国共产党党、中国政府、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共同努力下,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会逐步得到解决或减少,公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也会越来越完善。
邹谨[7]（2017）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中共党建创新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对之进行了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进行了初步酝酿;建国以后,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展开;改革开放以后,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进入全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进入自觉状态。党建创新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进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党建创新在建国以后具有同步性,二者存在鲜明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党建创新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党建创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实践经验和精神动力;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中国共产党党建创新,主要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中国共产党党建制度的完善,促进管党治党能力和执政能力的提高,促进党建方式、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创新。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来看,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推进党建制度、党内民主、依规治党创新和其他创新,从而不断加强和改进了党的建设。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党建制度创新,建立了学习制度、请示报告制度、主席制度、分部分级管理干部制度、干部鉴定制度、干部交流制度、干部休假制度、作风建设制度等制度,并提出了设立党的名誉主席、对基层干部任期加以限制、干部能上能下等设想。推进党内民主创新,对党内民主进行了理论阐述,丰富了民主集中制理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倡民主作风,保障党员权利,开展党内监督;建立了党代会制度、党委制、党内选举制度等党内民主制度。推进依规治党创新,对党章进行修改,初步制定了一些党内法规。此外,通过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并对改善党的领导进行了初步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党建创新,既取得了积极成果,又留下了深刻教训。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党建制度创新,建立了退休制度、顾问委员会制度、干部考核制度、省部级后备干部制度、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省（市、区）纪委向中纪委报告制度、纪委与国家检察机关联系制度等制度,废除主席制度、实行总书记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了民主集中制理论;反对领导干部特殊化,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保障党员权利,坚持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的结合;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推进依规治党创新,对党章进行积极修改,制定一系列党内法规,党章和党内法规执行力得到较大提高。此外,提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提出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坚持从严治党。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党建制度创新,建立省部级在职领导干部学习制度、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制度、参照公务员管理制度、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制度、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度、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制度、巡视制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创新,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并发挥其对人民民主的带动功能:推进党内决策民主化,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推进依据治党创新,修改党章,制定新的党内法规。此外,还进行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提出反腐倡廉建设要靠体制创新;提出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坚持依法执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党建制度创新,建立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中国特色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以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进党内民主创新,提出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增进党内和谐,尊重和保障党员主体地位;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实行党务公开,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实行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实行全委会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干部票决制,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扩大差额选举,完善了党内民主制度。推进依规治党创新,修改党章,制定和修订党内法规。此外,还进行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建总布局创新,进行执政能力、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建设“三型”政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建制度创新,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布局,并在党的建设各领域进行了制度设计。推进党内民主创新,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新阐述;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党的制度建设和党内法规建设中发扬党内民主,强化党内监督,保障党员权利;提出制定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实施办法,研究制定地方党委决策程序规定,规范差额提名范围和比例,进一步了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推进依规治党创新,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制定和修订党内法规,并对党内法规进行集中清理。此外,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构建优良政治生态,开展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推进领导班子建设创新,并提出党的领导要做到“三统一”、“四善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中国共产党推进党建创新的经验主要是:坚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建创新的对接,积极应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党建创新的问题倒逼,借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理念推进党建创新,坚持改革创新,对党建创新进行接力探索,不断总结中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顺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党建创新,应提高建设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水平,推进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法治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加强党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创新。
崔菁颖[8]（2016）在《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思想与实践》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思想与实践逐步发展、深化。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积极进行拨乱反正,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寻找正确方向,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法治建设得到了恢复、重组和发展,逐步得到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治国思想逐步完成了从“人治”到“法治”的重要转变。党的十五大首次把依法治国定义为国家建设的发展战略,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党的十六大又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基本原则;党的十七大对全面部署依法治国制定了发展战略;十八大把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确定为国家进行政治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根本。依法治国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对于坚持人民民主,继承和发扬具有我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最终实现我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全面研究和阐释改革开放,坚持依法治国理念,注重实践,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有利于实现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远大理想。本文以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视角,分析了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体系及其内涵,概括了历代领导人关于依法治国思想的发展创新与实践路径,文章最后通过归纳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经验,得出了贯彻和落实依法治国思想的现实启示,体现了依法治国思想保障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以人为本价值观、促进了良好法治秩序的形成、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的重要价值。
梁亚敏[9]（2015）在《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两次重大理论飞跃》文中研究说明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我国法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促成了依法治国的两次重大理论飞跃。从毛泽东对"宪政"作最初思考到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全新出炉;从邓小平提出"十六字方针"到82宪法及时颁布;从十五大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到依法治国入宪。第一次理论飞跃历经半个世纪的酝酿与突破。从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崭新命题到科学兼顾依法治国的稳定性与改革过程的变动性;从首次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到科学推出依法治国的"高清蓝图",第二次理论飞跃历经十七年的集聚和爆发。两次理论飞跃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系统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冯俊海[10]（2014）在《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报告中,呼吁要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增强全社会公民的法治观念,并正式确立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奋斗目标。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将法治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党对于法治建设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对法治建设重视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依法治国思想。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之初的两三年,在苏东剧变等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作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励精图治带领中国克服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坚定的走依法治国之路。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国际背景和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关键期的国内背景下,深入研究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梳理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方针,不仅对中国法治及时对法律全球化作出准确回应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而且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最终实现包含中国“法治梦”在内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对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渊源、形成与发展、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及其意义等进行系统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形成系统、辩证而客观的认识,以总结和提升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并提炼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国家富强有益的理论参考。本文除引言与结语外,分五部分对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进行研究。第一部分,分析法治的基本理论。本部分首先从语义学角度对国外法治和国内法治进行比较分析并总结归纳出语义学角度国内外法治概念的一致性;然后从法治主体和客体的角度,提出法治的主体是人,而法治的客体就是法律对除了人以外的统治对象,包括国家、社会、政党等一系列社会的客观存在;进而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法治的萌芽、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进行系统梳理的同时,对法律的原则进行了分析论述;通过对法治基本理论的梳理,有利于更清晰地认清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而不是一种理论或一条主线能够解释的。第二部分,研究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渊源。从历史上来看,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来源丰富,主要包括马恩经典作家的法治思想中的关于法治哲学基础和法律联系实际的论述,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宪法和宪政的思想,邓小平关于法治建设的基本观点、法制建设与改革实践的关系、法制建设与我国国情的关系,我国传统法治思想中德主刑辅的儒家思想、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等法治理论。法治作为人类文明共同的发展成果,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在分析批判其形成语境及局限所在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了资本主义法治理论中有益成分。第三部分,探讨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法治思想的冲击下,我国发起大规模的法律改革并实现了对西方法律思想的超越;政治生活中的词语“法制”嬗变到“法治”,法治的现代化观念进入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此前的政治环境和苏联解释马克思主义法律理念的不利影响逐渐消退,法治思想逐渐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贯彻邓小平理论的同时,十分重视和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而提出了依法治国思想,发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并论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第四部分,阐述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采用的是人治的方法。人治的方法存在诸多的局限性,早已落后于时代。法治是近代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因此,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不仅具有时代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同时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加强立法、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司法改革和法德并举是依法治国的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首先,必须从法律的根源即立法上来加强依法治国,而立法的关键是制定出可以获得大多数人认可和遵守的良法。其次,法律的执行问题,在法治建设中占据领导地位的执政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和最大的法律执行主体政府的依法行政能力就尤为重要。再次,人的局限性与存在受到权力诱惑的可能性,决定了必须加强监督,而最好的监督来自于独立的司法。同时,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不仅摈弃了人治的局限性、强调了法治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实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并重,实现了两者的互补和融合。第五部分,探讨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评价及其影响。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应用的成果,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作为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一种认识,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与实践论的结合,做到了认识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是尝试共产主义目标、自由市场经济和我国的传统价值观念的结合;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主要“承”于邓小平的法治观,“传”予胡锦涛的依法治国理论,确保了法治思想在党内的发展和继承。更重要的是,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奠定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成为习近平法治中国思想的理论依据,被习近平法治中国思想所丰富和升华,并将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发挥巨大的影响作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依法治国方面实现了一系列认识上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继承和发展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将取得成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治中国梦”也一定能够实现。
二、法治与德治结合: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方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法治与德治结合: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方略（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难点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难点 |
| 第2章 依法治国的相关概念 |
| 2.1 系列概念 |
| 2.1.1 法治 |
| 2.1.2 法治与人治 |
| 2.1.3 法治与德治 |
| 2.1.4 法治与法制 |
| 2.2 依法治国的内涵 |
| 2.2.1 依法治国的概述 |
| 2.2.2 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 |
| 2.2.3 依法治国理论的本质特征 |
| 2.3 依法治国的核心 |
| 2.3.1 依宪治国 |
| 2.3.2 依法执政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渊源 |
| 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治思想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 |
| 3.1.2 列宁斯大林对法制的探索和教训 |
| 3.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法治国理论 |
| 3.2.1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端 |
| 3.2.2 从法制到法治建设 |
| 3.2.3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 |
| 3.2.4 依法治国理论体系的建立 |
| 3.3 中国传统法制思想 |
| 3.3.1 中国古代法制思想 |
| 3.3.2 中国近代法制思想 |
| 第4章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入新时代 |
| 4.1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概述 |
| 4.1.1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形成 |
| 4.1.2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主要内容 |
| 4.2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成就 |
| 4.2.1 从治国基本方略转变为全面推进 |
| 4.2.2 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 |
| 4.2.3 从依法管理向治理现代化 |
| 4.2.4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建设 |
| 4.3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特点 |
| 4.3.1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全面性 |
| 4.3.2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创新性 |
| 4.3.3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性 |
| 4.3.4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性 |
| 第5章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历史地位与实践价值 |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历史地位 |
| 5.1.1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
| 5.1.2 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
| 5.1.3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理论地位 |
| 5.1.4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现实意义 |
| 5.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实践价值 |
| 5.2.1 新时代依法治国为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力保障 |
| 5.2.2 新时代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最集中体现 |
| 5.2.3 新时代依法治国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 |
| 5.2.4 新时代依法治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
| 5.2.5 新时代依法治国为人类法治文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经验和优势 |
| 6.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经验 |
| 6.1.1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与法的关系 |
| 6.1.2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法与权的关系 |
| 6.1.3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 6.1.4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
| 6.1.5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立足国情与借鉴中外法治经验的关系 |
| 6.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优势 |
| 6.2.1 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最大特色和优势 |
| 6.2.2 以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为力量源泉和重要保障 |
| 6.2.3 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客观要求 |
| 6.2.4 以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为实现路径 |
| 6.2.5 以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为重要原则 |
| 第7章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理性思考 |
| 7.1 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7.1.1 法治发展不平衡制约了整体法治水平的提升 |
| 7.1.2 法治发展不充分难以发挥法治的功能 |
| 7.1.3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对依法治国的影响 |
| 7.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完善路径 |
| 7.2.1 科学立法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键 |
| 7.2.2 严格执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 |
| 7.2.3 公正司法是现代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防线 |
| 7.2.4 全民守法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 |
| 7.2.5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
| 7.2.6 依法治国、依法治党、依法治军全盘考虑 |
| 7.2.7 全面贯彻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 |
| 7.2.8 国家、地方、个人协调一致共同发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2）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 |
| 一、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相关概念 |
| (一) 党员领导干部 |
| (二) 政德与政德观 |
| (三) 政德观培育 |
| 二、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要素 |
| (一) 培育主体 |
| (二) 培育内容 |
| (三) 培育方式 |
| (四) 培育保障 |
| (五) 培育环境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特征 |
| (一) 意识形态性 |
| (二) 人民性 |
| (三) 时代性 |
| (四) 系统性 |
| 四、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 |
| (一) 锻造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 |
| (二) 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 |
| (三) 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 |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灵魂 |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
| (二) 列宁的相关思想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 |
| (一) 中国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 |
| (二)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方法 |
| (三)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保障 |
| 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 |
| (一) 毛泽东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二) 邓小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三) 江泽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四) 胡锦涛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五) 习近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第三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1949-2012) |
| 一、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 |
|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 |
| (三) “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迂回波折 |
|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时期的恢复发展 |
| (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时期的积极推进 |
| (三) 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时期的继续发展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历史经验 |
| (一) 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 |
| (三) 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 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
| (五) 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 |
| (一) 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 |
| (二) 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 |
| (三) 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 |
| (五) 培育环境在调适中改善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挑战 |
| (一) 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 |
| (二) 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 |
| (三) 培育方式存在低效性弊端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 |
| (五) 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 |
| 一、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 |
| (一) 理论逻辑: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
| (二) 现实逻辑: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 |
| (三) 实践逻辑: 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 |
| 二、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目标 |
| (一) 国家层面的目标——明大德 |
| (二) 社会层面的目标——守公德 |
| (三) 个体层面的目标——严私德 |
| 三、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原则 |
| (一) 主体维度: 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
| (二) 内容维度: 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 |
| (三) 方式维度: 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 |
| (四) 保障维度: 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 |
| (五) 环境维度: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 |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 |
| 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 |
| (一)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重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作用 |
| (三) 建立政德观培育的联动协作机制 |
| 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 |
| (一) 培育政治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 |
| (二) 培育权力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守公德” |
| (三) 培育修身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严私德” |
| 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 |
| (一) 丰富理论教育形式,充分透彻说理 |
| (二) 强化政德实践锻炼,力促知行合一 |
| (三)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发展线上教育 |
| (四) 发挥榜样示范效应,消解情感困惑 |
| 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 |
| (一) 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 |
| (二) 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 |
| (三) 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 |
| 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 |
| (一)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二) 建设健康积极的社会文化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当前S省领导干部政德状况问卷调查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对象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点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生成逻辑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时代背景 |
| (一) 国际背景:全球化和国际警务改革对公安工作带来新影响 |
| (二) 国内现实:社会转型对公安工作提出新要求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实践基础 |
|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安工作的历史实践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公安工作的现实实践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理论来源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公安工作的相关理论 |
| (二) 毛泽东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 |
| 一、改革开放起步与全面展开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78年-1992年) |
| (一) 在拨乱反正中初步形成 |
| (二)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走向成熟 |
| (三) 在党的十三大以后至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92年-2002年) |
| (一) 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五大这一时期初步形成 |
| (二) 党的十五大以后至党的十六大召开这一时期走向成熟 |
|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02年2012年) |
| (一) 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七大这一时期为形成期 |
| (二) 党的十七大至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一时期为进一步发展期 |
|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12年至今)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内容 |
| 一、关于公安工作的性质任务 |
| (一) 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依然需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 |
| (二) 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和工作大局中公安工作处在很重要的位置 |
| (三) 公安机关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使命任务 |
| 二、关于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 |
| (一) 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不能动摇 |
| (二) 全面加强和改善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 |
| 三、关于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 |
| (一) 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 |
| (二) 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 |
| (三)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
| 四、关于公安工作的实现路径 |
| (一)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做好公安工作的首要问题 |
| (二) 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
| (三)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 (四) 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增强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
| 五、关于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 |
| (一) 政治建警:全面加强革命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政治过硬 |
| (二) 从严治警:全面强化纪律规矩意识确保公安队伍纪律作风过硬 |
| (三) 依法治警:全面推进正规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责任过硬 |
| (四) 素质强警:积极推进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本领过硬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总体特征 |
| 一、生成过程的时代性实践性和继承性 |
| 二、内容构成的科学性政治性和法治性 |
| (一) 严密的科学性特征 |
| (二) 鲜明的政治性特征 |
| (三) 强烈的法治性特征 |
| 三、本质属性和价值依归的人民性 |
| (一) 价值指向的人民性 |
| (二) 力量源泉的人民性 |
| (三) 评判标准的人民性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价值意义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
| (二) 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实践意义 |
| (一) 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 |
| (二) 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 |
| (三) 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 |
| (四) 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思想保障 |
| 第六章 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 |
| 一、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
| (二) 以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为根本原则 |
| (三) 以坚持服从和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立足点 |
| (四) 以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为根本价值指向 |
| (五) 以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为方法论 |
| 二、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 |
| (二) 在解决现实问题和时代之间中不断深化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 |
| 三、在正确认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 |
| (二) 坚持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点与努力方向 |
| 第一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问题 |
| 一、相关概念 |
| (一) 意识形态及其建设 |
|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传承弘扬 |
| (三)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关系 |
| (一) 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层面: 理想信念、中国精神的提炼交融 |
| (二) 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 综合国力、五位一体的因素驱动 |
| (三) 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 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 |
| (一)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 |
|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经验 |
| (一) 指导思想层面: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 |
| (二) 社会措施层面: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 |
| (三) 个体引导层面: 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 |
| 第三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机遇和挑战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建设的崭新机遇 |
| (一) 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传承要求 |
| (二) 现代化建设成就奠定了坚实的传承基础 |
| (三) 国家地位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建设的现实挑战 |
| (一) 西方价值观对中华传统价值观念的遮蔽 |
| (二) 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文化生存空间的挤压 |
| (三) 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思想的冲击 |
| 第四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和成因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弘扬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一) 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 |
| (二) 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 |
| (三) 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弘扬存在问题的现实原因 |
| (一) 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 |
| (二) 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
| (三) 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 |
| 第五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路和举措 |
| 一、指导思想层面: 顶层设计和发展方向的精准谋划 |
| (一) 根本原则: 坚持导向加强引领推进发展 |
| (二) 价值塑造: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 |
| (三) 传播推广: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 |
| 二、基本思路层面: 攻坚目标与重点措施的谋求落实 |
| (一）基本目标：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二）功能指向：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 |
| (三) 主体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群众力量 |
| (四) 载体建设：完善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体系 |
| 三、具体举措层面: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教育引导 |
| (一) 思想引领:“表”“里”兼顾提高认知认同 |
| (二) 教育引导:“显”“隐”共进助力传播传承 |
| (三) 素质提升:“质”“格”并行促进自觉自省 |
| (四) 行为养成:“情”“行”并重推动身体力行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模式创新研究 ——以广西Y社区“三治”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对民族团结进步思想的研究 |
| (二)关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研究 |
| (三)关于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研究 |
| (四)关于“三治合一”在基层治理中作用的研究 |
| 三、研究概念及界定 |
| (一)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
| (二)治理 |
| (三)社区治理 |
| (四)三治合一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田野调查法 |
| (三)对比分析法 |
| (四)案例分析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广西经验 |
| 第一节 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民族团结进步的思想 |
| 一、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 |
| 二、习近平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 |
| 第二节 广西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的历史经验 |
| 一、心系中华民族命运,扞卫国家利益 |
| 二、不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 |
| 三、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
| 四、努力打造成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
| 第二章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新视域:“三治合一”模式 |
| 第一节 三治合一的缘起与内涵 |
| 一、三治合一的缘起 |
| 二、三治合一的内涵 |
| 第二节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的三治合一模式 |
| 一、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不断发展的内在需要 |
| 二、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健全三治合一基层治理体系 |
| 第三节 三治合一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的现实意义 |
| 一、推动各民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的重要支撑 |
| 二、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现实保障 |
| 三、筑牢各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 |
| 第三章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在“三治”中的实践与分析——以Y社区为例 |
| 第一节 Y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概述 |
| 一、Y社区概况 |
| 二、Y社区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目标 |
| 第二节 自治:多民族社区自我服务能力的提升 |
| 一、“13456”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体系,协力有序嵌入 |
| 二、“民族之家”,让少数民族群众心有所依 |
| 三、引导各族群众参与社区共治,共建共享民族和谐社区 |
| 第三节 法治:社区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 |
| 一、法治方式保障少数民族群众权益 |
| 二、推进移风易俗,打造居民公约 |
| 三、民族宗教政策法规意识得到提升 |
| 第四节 德治:多民族社区共同美德的塑造 |
| 一、典型立德,引导社区道德风尚 |
| 二、文化养德,守望民族优秀文化 |
| 三、家风促德,打牢社会文明基础 |
| 第五节 Y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启示与在“三治合一”中的困难 |
| 一、Y社区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的经验启示 |
| 二、Y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在“三治合一”治理中的困难 |
| 第四章 三治合一的城市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提升路径 |
| 第一节 自治为核心:激发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新活力 |
| 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多民族社区治理格局 |
| 二、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
| 三、完善基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绩效考核 |
| 第二节 法治为保障:培养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法治意识 |
| 一、培养基层干部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意识 |
| 二、完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在群众中的条约共识 |
| 三、依靠和发动群众,就地处理民族因素矛盾 |
| 第三节 德治为滋养:强化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共同使命感 |
| 一、塑造现代价值观与传统民族道德相结合的文化氛围 |
| 二、树立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的道德楷模 |
| 三、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设立道德评议组织 |
| 结论 |
| 一、“三治合一”是当前基层民族工作的必须助力 |
| 二、“三治合一”与“基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在互动中相互完善 |
|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应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的共同创建者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我国公民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国外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2 国内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3 小结:公民安全研究的不足与启示 |
| 3 研究的问题与内容 |
| 3.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3.2 研究问题的说明 |
| 3.3 研究的内容 |
| 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4.1 研究方法 |
| 4.2 技术路线 |
| 第1章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 |
| 1.1 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 |
| 1.1.1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生存的基本思想 |
| 1.1.2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财产的基本思想 |
| 1.1.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 |
| 1.1.4 小结: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蕴含人的安全理念 |
| 1.2 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 |
| 1.2.1 西方人的安全研究的历史溯源 |
| 1.2.2 批判安全研究 |
| 1.2.3 “人的安全”理论 |
| 1.2.4 小结:批判安全与“人的安全”研究为界定公民安全提供思想滋养 |
| 1.3 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 |
| 1.3.1 中国民本思想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2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3 小结: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为公民安全研究提供重要指引 |
| 1.4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研究述评 |
| 第2章 公民安全的界定 |
| 2.1 安全及其相关概念 |
| 2.1.1 安全的不同界说 |
| 2.1.2 安全相关的主要概念 |
| 2.2 公民安全的内涵 |
| 2.2.1 公民安全的概念 |
| 2.2.2 公民安全的内容 |
| 2.2.3 公民安全的演绎路径 |
| 2.3 公民安全的基本特征 |
| 2.4 公民安全的实现条件 |
| 2.4.1 国家善治 |
| 2.4.2 社会和谐 |
| 2.4.3 公民安全意识内化于心 |
| 2.4.4 经济持续科学发展 |
| 2.5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之关系 |
| 2.5.1 国家安全与公民安全“对立统一” |
| 2.5.2 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相互交织 |
| 2.5.3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公民安全“和而不同” |
| 第3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 |
| 3.1 政治环境 |
| 3.1.1 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 |
| 3.1.2 四大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
| 3.1.3 “依法治国”的提出和完善 |
| 3.2 经济环境 |
| 3.2.1 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改革 |
| 3.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 3.3 社会环境 |
| 3.3.1 社会异质性增加 |
| 3.3.2 社会转型发展 |
| 3.4 文化环境 |
| 3.4.1 儒家文化的历史传承 |
| 3.4.2 “以人为本”文化生态的建立 |
| 3.5 国际环境 |
| 3.5.1 全球化浪潮的推动 |
| 3.5.2 国际公约的规制 |
| 3.5.3 世界人权斗争的影响 |
| 3.5.4 联合国“人的安全”的提出 |
| 3.6 小结 |
| 第4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实考量 |
| 4.1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 |
| 4.1.1 公民生命安全总体得到保障 |
| 4.1.1.1 威胁生命安全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
| 4.1.1.2 威胁生命安全的战乱因素总体得到控制 |
| 4.1.2 公民财产安全基本实现 |
| 4.1.2.1 公民财产稳步增长 |
| 4.1.2.2 国家重视保护公民合法财产安全 |
| 4.1.2.3 保障公民合法财产安全的法律比较完善 |
| 4.1.3 公民自由安全逐步完善并落实 |
| 4.1.3.1 公民真实自由逐步实现 |
| 4.1.3.2 公民政治权利逐渐完善和落实 |
| 4.1.3.3 公民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共同发展 |
| 4.2 我国公民安全的主要困境 |
| 4.2.1 公民生命安全面临的威胁 |
| 4.2.1.1 贫困威胁依然存在 |
| 4.2.1.2 食品不安全威胁突出 |
| 4.2.1.3 重大疾病威胁加大 |
| 4.2.1.4 生产安全事故威胁频现 |
| 4.2.1.5 恐怖主义威胁增多 |
| 4.2.2 公民财产安全遭遇的挑战 |
| 4.2.2.1 强征强拆侵犯公民财产安全 |
| 4.2.2.2 侵财犯罪损害公民财产安全 |
| 4.2.3 公民自由安全存在的问题 |
| 4.2.3.1 公民真实自由存在诸多短板 |
| 4.2.3.2 侵犯公民自由安全的现象还存在 |
| 4.3 我国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原因 |
| 4.3.1 经济发展不科学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根本原因 |
| 4.3.2 民主法治不完善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关键原因 |
| 4.3.3 公民安全理念缺位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重要原因 |
| 4.3.4 社会安全问题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直接原因 |
| 第5章 新时代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路径 |
| 5.1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 |
| 5.1.1 新时代我国公民生命安全威胁的应对 |
| 5.1.1.1 以“精准扶贫”为指引,打赢扶贫攻坚战 |
| 5.1.1.2 以“社会共治”为主线,保障公民食品安全 |
| 5.1.1.3 以“预防”为中心,防控重大疾病威胁 |
| 5.1.1.4 “规范”为导向,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
| 5.1.1.5 以“去极端化”为基础,打好反恐“组合拳” |
| 5.1.2 新时代我国公民财产安全挑战的化解 |
| 5.1.2.1 以“法律”为准绳,杜绝强征强拆行为 |
| 5.1.2.2 以“打防控”为举措,制止各类侵财犯罪 |
| 5.1.3 新时代我国公民自由安全问题的处置 |
| 5.1.3.1 以“发展”为根本,筑牢公民自由安全的基础 |
| 5.1.3.2 以“制度”为核心,约束公权力对公民自由的侵害 |
| 5.2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路径的总体思考 |
| 5.2.1 正确架构政党、国家、社会与公民安全的关系 |
| 5.2.1.1 突出中国共产党维护公民安全的主导作用 |
| 5.2.1.2 强化政府保障公民安全的主体作用 |
| 5.2.1.3 发挥社会力量保护公民安全的重要作用 |
| 5.2.2 全面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 |
| 5.2.2.1 法治是保障公民安全的必由之路 |
| 5.2.2.2 加快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建设 |
| 5.2.3 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筑牢保障公民安全基础 |
| 5.2.3.1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 |
| 5.2.3.2 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环境问题 |
| 5.2.4 科学发展军事实力和外交关系厚植保障公民安全优势 |
| 5.2.4.1 强军兴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
| 5.2.4.2 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外交关系 |
| 5.2.5 提升公民安全意识,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5.2.5.1 努力提升公民安全意识 |
| 5.2.5.2 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中共党建创新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论文的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论文的研究内容、基本框架、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中共党建创新的互动关系 |
|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党建创新概念解析 |
| (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和必然性 |
| (二) 中共党建创新的基本内涵和必然性 |
| (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中共党建创新的同步性 |
|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中共党建创新的互动关系 |
| (一) 中共党建创新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二)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中共党建创新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探索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述 |
| 一、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一) 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制度进行初步探索 |
| (二) 对人民民主进行初步探索 |
| (三) 对法制建设进行了探索 |
| (四)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失误 |
| 二、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一)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 |
| (二) 积极发展人民民主 |
| (三) 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
| 三、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一) 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 |
| (二) 发展人民民主 |
| (三) 实行依法治国 |
| 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一) 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
| (二) 发展人民民主 |
| (三) 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
| 五、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一)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 |
| (二) 发展人民民主 |
| (三)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
| (四) 实现了国家治理的理论突破 |
| 第三章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党建创新 |
| 一、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推进党建制度创新 |
| (一) 建立学习制度 |
| (二) 建立请示报告制度 |
| (三) 建立主席制度 |
| (四) 建立分部分级管理干部制度 |
| (五) 建立干部鉴定制度 |
| (六) 建立干部交流制度 |
| (七) 建立干部休假制度 |
| (八) 建立作风建设制度 |
| (九) 提出了党建制度创新的某些设想 |
| 二、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推进党内民主创新 |
| (一) 进行党内民主理论创新 |
| (二) 进行党内民主实践创新 |
| (三) 进行党内民主制度创新 |
| 三、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推进依规治党创新 |
| (一) 遵义会议之前党对依规治党创新的初步探索 |
| (二)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章的修改 |
| (三)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和实行其他党内法规 |
| 四、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推进其他党建创新 |
| (一) 进行反腐倡廉建设创新 |
| (二) 提出改进党的领导方式 |
| 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创新的曲折 |
| 第四章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党建创新 |
| 一、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推进党建制度创新 |
| (一) 建立退休制度 |
| (二) 建立顾问委员会制度 |
| (三) 实行总书记制度 |
| (四) 建立干部考核制度 |
| (五) 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制度 |
| (六) 建立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制度 |
| (七) 建立民主评议党员制度 |
| (八) 建立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向中纪委报告制度 |
| (九) 建立纪委与国家检察机关联系制度 |
| 二、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推进党内民主创新 |
| (一) 推进党内民主理论创新 |
| (二) 推进党内民主实践创新 |
| (三) 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创新 |
| 三、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推进依规治党创新 |
| (一) 修改党章 |
| (二) 制定和实行其他党内法规 |
| 四、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推进其他党建创新 |
| (一)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创新 |
| (二) 推进党的领导方式创新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党建创新 |
| 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党建制度创新 |
| (一) 对学习制度进行创新 |
| (二) 建立参照公务员管理制度 |
| (三) 建立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 |
| (四) 建立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制度 |
| (五) 建立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 |
| (六) 建立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制度 |
| (七) 建立巡视制度 |
| (八) 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
| 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党内民主创新 |
| (一) 推进党内民主理论创新 |
| (二) 推进党内民主实践创新 |
| (三) 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创新 |
|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依规治党创新 |
| (一) 修改党章 |
| (二) 制定和实行其他党内法规 |
| 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其他党建创新 |
| (一) 进行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 |
| (二) 进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三) 进行党的作风建设创新 |
| (四)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创新 |
| (五)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
| 第六章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党建创新 |
| 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推进党建制度创新 |
| (一) 建立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 |
| (二) 建立中国特色干部教育培训体系 |
| (三) 建立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 |
| (四) 建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 |
| (五) 建立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 |
| (六) 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
| (七) 建立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 |
| (八) 建立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 |
| 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推进党内民主创新 |
| (一) 推进党内民主理论创新 |
| (二) 推进党内民主实践创新 |
| (三) 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创新 |
| 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推进依规治党创新 |
| (一) 修改党章 |
| (二) 制定和修订其他党内法规 |
| 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推进其他党建创新 |
| (一) 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 |
| (二) 推进党建总布局创新 |
| (三)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 |
| (四) 建设“三型”政党 |
| 第七章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党建创新 |
| 一、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推进党建制度创新 |
| (一) 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
| (二) 积极推进党建制度创新 |
| 二、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推进党内民主创新 |
| (一) 推进党内民主理论创新 |
| (二) 推进党内民主实践创新 |
| (三) 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创新 |
| 三、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推进依规治党创新 |
| (一) 学习和实行十八大党章 |
| (二) 为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而努力 |
| (三) 制定、修订和清理党内法规 |
| 四、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推进其他党建创新 |
| (一)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
| (二) 构建优良政治生态 |
| (三) 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 |
| (四) 推进领导班子建设创新 |
| (五) 推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创新 |
| 第八章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中共党建创新的经验 |
| 一、坚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建创新的对接 |
| (一) 坚持国家制度与党建制度协调发展 |
| (二) 坚持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协调发展 |
| (三) 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协调发展 |
| 二、积极应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党建创新的问题倒逼 |
| (一) 积极应对国家制度建设的倒逼 |
| (二) 积极应对人民民主的倒逼 |
| (三) 积极应对依法治国的倒逼 |
| 三、借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理念 |
| 四、坚持改革创新 |
| (一) 将改革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建创新的重要动力 |
| (二) 将创新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建设的关键环节 |
| 五、坚持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 |
| (一) 对党建制度创新、党内民主创新、依规治党创新进行了接力探索 |
| (二) 对其他党建创新进行了接力探索 |
| 六、不断总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中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 |
| (一) 不断总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中共党建的经验教训 |
| (二) 善于总结其他国家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 |
| 结束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中共党建创新的展望 |
| 一、提高建设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水平 |
| 二、推进中共党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建设法治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
| 四、加强党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
| 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创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学术成果及获奖情况 |
| 后记 |
（8）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思想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本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本论文的创新点 |
| 1.4 本选题的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思想的主要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观 |
| 2.1.1 自由和理性是法治的根本基础 |
| 2.1.2 民主和公正是法治的基本功能 |
| 2.1.3 为民是法治的最终目的 |
| 2.2 列宁的法治思想 |
| 2.2.1 反对权力滥用 |
| 2.2.2 加强法律监督 |
| 2.2.3 公平是法治的基本价值目标 |
| 2.2.4 人民利益至上 |
| 2.3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与“德治”思想 |
| 2.3.1 “重刑”的法家思想 |
| 2.3.2 从“法治”到“德治”的转变 |
| 2.3.3 传统法治思想的现代意义 |
| 2.4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依法治国理论的形成和基本观点 |
| 2.4.1 建国初期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 |
| 2.4.2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理论贡献 |
| 第3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依法治国的思想创新及其实践路径 |
| 3.1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依法治国的思想与实践 |
| 3.1.1 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2 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依法治国的实践路径 |
| 3.2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依法治国的思想与实践 |
| 3.2.1 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2.2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依法治国的实践路径 |
| 3.3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依法治国的思想与实践 |
| 3.3.1 胡锦涛依法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3.2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依法治国的实践路径 |
| 3.4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依法治国的思想与实践 |
| 3.4.1 习近平依法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4.2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依法治国的实践路径 |
| 第4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经验与启示 |
| 4.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经验 |
| 4.1.1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
| 4.1.2 坚持人本执政理念 |
| 4.1.3 坚持法律建设与实施的并重 |
| 4.1.4 坚持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相结合 |
| 4.1.5 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
| 4.1.6 坚持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
| 4.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现实启示 |
| 4.2.1 坚持科学立法，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
| 4.2.2 坚持严格执法，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 |
| 4.2.3 坚持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
| 4.2.4 坚持全民守法，为社会和谐稳定提供重要保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获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两次重大理论飞跃（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两次理论飞跃的前置问题 |
| (一)法制与法治的区别 |
| (二)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
| 二、依法治国方略的第一次理论飞跃 |
| (一)第一次理论飞跃的重要先声 |
| (二)第一次理论飞跃的重要奠基 |
| (三)第一次理论飞跃的成功实现 |
| 三、依法治国方略的第二次理论飞跃 |
| (一)第二次理论飞跃的重要准备 |
| (二)第二次理论飞跃的全新突破 |
| 四、两次理论飞跃一脉相承、与时俱进 |
（10）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论文的创新点摘要 |
| 引言 |
| （一）论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论文的研究背景 |
| 2.论文的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 2.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 （三）论文的主要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论文的主要框架 |
| 2.论文的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和不足 |
| 1.论文的创新之处 |
| 2.论文存在的不足 |
| 一、法治理论概述 |
| （一）法治的语义学分析 |
| 1.国外法治的语义学分析 |
| 2.国内法治的语义学分析 |
| 3.国内外法治语义学比较 |
| （二）法治的主体与客体 |
| 1.法治的主体 |
| 2.法治的客体 |
| （三）法治的历史发展 |
| 1.法治的萌芽 |
| 2.法治的发展和完善 |
| （四） 法治的原则 |
| 1.法治的一般原则 |
| 2.法治的基本原则 |
| 二、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的法治思想 |
| 1.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主要法治思想 |
| 2.毛泽东的主要法制思想 |
| 3.邓小平的主要法制思想 |
| （二）中国的传统法治思想 |
| 1.德主刑辅的儒家思想 |
| 2.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 |
| （三）资本主义法治理论 |
| 1.资本主义法治理论的内涵 |
| 2.资本主义法治理论的形成 |
| 3.资本主义法治理论的批判 |
| 4.资本主义法治理论的借鉴 |
| 三、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
| （一）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 |
| 1.西方法治思想的冲击 |
| 2.对西方法治思想的超越 |
| 3. 法治的意义 |
| 4. 法治的形式价值 |
| 5. 法治的实质价值 |
| （二）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
| （三）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 |
| 1.关于法制与法治的争论 |
| 2.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 |
| 3.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 |
| （四）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发展与完善 |
| 1.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 |
| 2.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
| 四、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依法治国的基本原理 |
| 1.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
| 2.依法治国的内涵 |
| 3.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
| （二）依法治国的主要途径 |
| 1.加强立法 |
| 2.依法执政 |
| 3.依法行政 |
| 4.司法改革 |
| 5.法治必须与德治相结合 |
| 五、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历史地位及意义 |
| （一）依法治国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产物 |
| （二）依法治国思想是对毛泽东法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 （三）依法治国思想是对邓小平法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四）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奠定了当前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 |
| 1.习近平的法治中国思想是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的丰富与升华 |
| 2.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对法治中国建设影响深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法治与德治结合: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方略（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D]. 艾野.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D]. 隋从容. 山东大学, 2020(09)
- [4]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D]. 周颜玲. 山东大学, 2019(02)
- [5]“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模式创新研究 ——以广西Y社区“三治”实践为例[D]. 卢子铭. 广西民族大学, 2019(01)
- [6]我国公民安全研究[D]. 张青磊.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7)
- [7]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中共党建创新历程与经验研究[D]. 邹谨.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1)
- [8]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思想与实践[D]. 崔菁颖. 沈阳理工大学, 2016(05)
- [9]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两次重大理论飞跃[J]. 梁亚敏. 前沿, 2015(08)
- [10]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研究[D]. 冯俊海.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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