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廉政岂可“变通”（论文文献综述）
朱文宇[1]（2021）在《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官箴书即为官之箴言,是中国古代阐释为官道德与从政经验的特殊着作形式。近年来,官箴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进入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尚有深入空间: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成果相对侧重于文本内在信息的梳理,而疏于从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或政治生态等角度探讨文本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其次,在研究对象上,明宣宗御制《官箴》作为极罕见的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却少有学者进行专题研究。因此,兼顾官箴文化和政治文化两个维度对明宣宗御制《官箴》加以全面解读,是对学界现有成果的一次有益补充。本文以明宣宗御制《官箴》为核心研究对象,系统而动态地考察了该文献的出台背景、写作主体、阅读客体、基本内容、写作手法、流传方式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出其两个维度的文献地位和文献价值:一是,官箴文化维度。其一,较之主流官箴文献,明宣宗御制《官箴》具有以下内在特性:从写作主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由各级官吏所作,而此箴的作者是皇帝本人,这也导致它在语气态度、箴规力度、逻辑起点等方面,衍生出与主流官箴书的多重差异;从阅读客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为面向全体官吏或特定层级（类别）官吏所作,而此箴逐一针对三十五个（类）国家机构的主官加以训谕,既有全面性,又有针对性;从中心内容角度看,主流官箴书有“为官之道”与“从政经验”两大取向,而此箴既有道德性,又有针对各岗位官员的现实性;从写作手法角度看,主流官箴书以概论体和语录笔记体居多,行文风格相对自由,而此箴采用了较为罕见的“百官箴体”,且通篇四言,无一句例外。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促使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官箴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此箴无论是在强化“官箴”文体,还是深化官箴文化发展方面,都发挥了历史性的推进作用:从作品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作品数量骤增、篇幅扩大、体裁创新、内容多元化;从作者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创作的主体意识强化,不仅作者数量骤增,作者所处的政治、文化、社会圈层也迅速扩大。二是,政治文化维度。其一,明宣宗御制《官箴》是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其中关于诸司官员职责和道德的说法已经不是主流官箴书的温和劝勉之语,而是出自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和要求,其精神要旨也不再是主流官箴书基于官僚群体内部利益的功利性诉求,而是皇权对诸司官员服务帝制国家的相关期待。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皇帝对内外诸司的政治定位、对各机构主官政治角色的理解,实际上还具有类似行政法典与道德法典的文献属性,并代表了皇帝总结过去、治理当下、寄望未来的现实政治意图。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应对王朝统治策略上的“宽严”之辨,整顿官僚队伍,营造一个和谐、健康、有序的政治生态。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在内容和结构上的特殊性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典章制度史书的分析价值,这一点与宣宗的深层用意有关。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将各主要政府机构的职能、运作方式、地位和重要性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对帝国政治结构作出体制和机制上的统筹、布局和规划。其三,明宣宗御制《官箴》清晰地表达了明宣宗朱瞻基心目中的理想政治秩序及其治国理念。宏观来看,此箴的根本政治诉求是巩固明朝统治秩序,确保国家政治体系、政治局势的长期稳定发展,以及政治过程的有序运行。具体来看,要全面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两个层面着手:一是国家机关层面的总体设计,二是官僚队伍层面的道德规范。其四,明宣宗御制《官箴》既是明宣宗朱瞻基构建理想政治生态的重要手段,是宣德朝政治实践的缩影和成果,同时也是串联起明代政治生态演变的一条线索,并构成了明代乃至整个帝制时代政治文化的一种象征:一方面,此箴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契合性。从权力互动角度看,此箴是皇权对官僚权力的一次正面界定,它不仅表达了皇帝对于官僚士大夫政治角色的理解和要求,实际上它也是皇权对于宋代以来逐渐活跃的士大夫政治所作出的一次积极回应;从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角度看,此箴更高度契合了儒家士大夫“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在明代后来的历史中,此箴逐渐凝结为一种理想政治的典范和“祖制”依据,它不仅在官僚士大夫中间广为传颂,甚至直接构成了其对抗现实政治的有力武器。明代中后期舆论场高度活跃,以激扬道德、鼓励政治批评为基本精神,此箴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推演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此箴也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分歧性。从君主专制政体的精神内核角度看,此箴本质上是明初皇权政治发展演变的产物,遵循的是一套相对独立于士大夫政治的运行逻辑。它既是明初强势皇权的表达方式,同时又反映了皇权政治的内在局限;从思想渊源角度看,此箴也透露出与儒家士大夫政治理念的重要差别。根据此箴提及孔子的两次表述,其侧重点主要在于“周”所代表的帝王治统,而非儒家士大夫所尊崇的“孔孟”道统。而在帝制时代,治统与道统之间存在必然的冲突性,从根本上说,是秩序观与民本观、“私”与“公”的分歧。
袁大鑫[2]（2021）在《张九成《四书》学研究》文中指出
孟荣[3]（2020）在《《三鱼堂文集》校注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三鱼堂文集》包括陆陇其的《三鱼堂文集》与《三鱼堂外集》,整体分为研究与校注两部分,研究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为陆陇其生平与人物形象研究。陆陇其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少时以坐馆家教为生,四十六岁开始做官,几经沉浮,历官嘉定知县、灵寿知县、四川道监查御史,尤以在灵寿待的时间最长,也充分展现了他为官理政的才华,五十四到六十一岁为官灵寿期间,也是他理学思想的成熟期,写作了大量的优秀文章。陆陇其少时学习王阳明,“三十以来,始沉潜反覆乎朱子之书”,后专宗朱熹,排斥陆王。陆陇其是一位着名的循吏和理学家,他一生清廉、敢于为民请命、施行德政、重视教育及地方文化建设,在学术上,独尊程朱理学,有理学家的务实精神;同时品德高尚,他善良真实、一心为他人、知恩图报,为了感念三条鱼对曾祖的救命之恩,遂名其居为“三鱼堂”;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并非完人,他没有同理心,不能体会他人的感受,一直在以己度人,偏执地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尊程朱,还可怜佛祖“生西土”,“未听尼山讲五伦”。第二章为《三鱼堂文集》版本研究。《三鱼堂文集》版本众多,《清人别集总目》着录有15个,《中国古籍总目》着录有7个,版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关于《三鱼堂文集》的版本情况,学界少有研究。今对其进行考辨,认为琴川书屋刻本、嘉会堂本与老扫叶山房刻本为同一版本;仅存在光绪版陆子全书刻本;《三鱼堂文集》（包括其选本《陆稼书集》）共有12个版本,包括刻本、稿本、抄本、石印本和排印本:琴川书屋刻本、四库全书本、同治七年杨昌濬武林刻本、柏经正堂刻本、光绪陆子全书刻本、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康熙正谊堂刻本、同治正谊堂刻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乾隆间平河赵氏清稿本、重庆抄本和日本抄本;《三鱼堂文集》包括文集12卷,外集6卷,附录1卷。第三章为《三鱼堂文集》诗歌研究。陆陇其《三鱼堂外集》6卷,包括诗歌1卷,32首。诗歌从题材上看,主要是实用性的赠答诗,从体裁上来看,大都是古体诗。诗歌的风格为浅白务实。孙奇逢与陆陇其都是明末清初的理学大家,他们都有诗歌传世,其中赠答诗所占的比例都很大。赠答的对象主要有亲人、朋友和方外人士三类,主题涉及赞赏、自述、安慰、告诫、明志等多个方面。他们都很注重赠答诗的交际功能而轻视其审美功能,都有说理的赠答诗,都有一定的慕陶情结,但由于所处环境及自身性格的差异,他们的赠答诗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同。第四章为《三鱼堂文集》散文研究。《三鱼堂文集》十二卷全都是散文,《三鱼堂外集》六卷中有五卷是散文,可见所占分量之重。其中《三鱼堂文集》有杂着68篇,书信125篇,序43篇,记11篇,墓志铭、祭文27篇。《外集》有奏疏、议、条陈8篇,表、策32篇,申请、公移31篇。共有散文345篇。诗歌的功能偏重于个人抒情,故陆陇其很少作诗,散文偏重于实用的社会功能,故所作较多。作为政治家,他要用散文来议政;作为理学家,他要用散文来论学;作为普通文人,他要用散文来交际。陆陇其的散文大都为论说文,少有记叙文和抒情文。陆陇其虽写作了类型不同的散文,但都以实用为主,语言朴实无华,理胜于情,因陆陇其不屑学习文艺,也造成了他不擅长表达与书写情感。总体看来,陆陇其的散文有两个特点:一是周密严谨,很有逻辑;二是质胜于文,表情不足。此次校注以琴川书屋初印本（即嘉会堂本,下同）为底本,通校以光绪陆子全书本,并参校其他众本及相关文献。校注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题解,包括写作时地、历史背景和题中涉及的人物,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二是注释,包括地名、诗文中涉及的人物、典故、僻词、持论措语之所自出等;三是校记。
杨芹[4]（2020）在《从都察院到平政院（1901-1916） ——清末民初的官员监督与惩戒》文中认为都察院是清代专门的监察机关,上以启沃君心,中以纠劾官邪,下以舒表民志,在朝廷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都察院之职由各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科道言官行使,他们“匡君德,儆官邪,达民情”,地位清要,享有威权。迨至清末新政时期,科道不仅继续弹劾贪墨权贵,揭参违法官吏,而且就新政改制发表卓见,还通过处理吏民申冤,监督地方,为中央集权助力。然而,因内外交困启动的新政,很快走上仿行西法、改革官制的快车道,传统的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官制受到巨大冲击。就都察院而言,倡议裁撤者有之,反对裁改者有之,主张都察院代下议院者颇有其人,提议改都察院为行政或惩戒裁判所者亦不乏。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中,左都御史陆宝忠、御史汪凤池、王步瀛、赵炳麟、江春霖等人颇多建言和运作,引人瞩目。这不仅反映出中外思想观念的杂糅和碰撞,也意味着监察体制的新旧转型即将来临。尽管直至辛亥革命爆发都察院仍然存留,但其编制和人员大为缩减,影响力也颇见式微。1912年民国成立,除旧布新,都察院被大总统袁世凯下令裁撤。但是,官员的监督和惩戒仍是亟待考虑的问题。1914年平政院设立,附设肃政厅,专司纠弹官吏。一方面,平政院评事和肃政史颇多前清科道出身,肃政厅与都察院设置相仿,职能相近,可见新旧监察制度的延续性。另一方面,肃政厅设在平政院,除弹劾以肃政史的名义,其他公文往来冠以平政院,并非完全独立的机构。肃政史依据纠弹法案行使职权,对弹劾案件进行调查取证,由平政院审理,再依违法还是犯罪,分别由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惩处或法庭裁判,最后上呈大总统定夺。这不同于前清由堂官、督抚查核,吏部议处的程序。因此,民初的机构分工更加凸显分权制衡,更加追求弹劾与惩戒程序的司法化,在行政案件的审理上初步实现了近代转型。进言之,平政院并非具有裁决权的审判机关,其对官员赃私案构成犯罪的审理后,交大理院裁决执行;对官员渎职违法应予惩戒的交惩戒委员会处分。平政院仅为接收行政案件的机构,对一些行政决定做出维持或者撤销、变更的决定,对官员违法情事不具有裁决权。因此,平政院设立之初职务较为清简,与惩戒委员会、肃政厅之间也存在权限之争。不论在职权还是公署的争取上,平政院都频频落败。后来平政院长周树模改任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以后,要求各省呈劾属员的案件交付惩戒委员会惩戒,不必再交平政院审理;加以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计官惩戒委员会相继成立,官员惩戒的专门化逐渐实现。伴随着袁世凯政权的起落,肃政厅从1914年设立到1916年裁撤。此期延续传统监察制度与仿行西式建制并行,是旧制度与新举措交汇之时。从都察院到平政院肃政厅,从御史到肃政史,从台规到纠弹法,名称的变化不仅蕴含着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也反映着由帝制到共和的政治体制变革。但改革背后一直不变的主题,就是对官员的监督与惩戒。中国历来重治吏,通过各种方式掌握大小官吏的动向,监督一切官吏,监督官吏的一切。这是中国古代治吏的传统情形,是巩固皇权的重要手段。这种治吏的方式发展到清代,历经清末民初的改革,不仅机构形式有所不同,而且职能也多有改变。本文从清末都察院的改革切入,从都察院上奏纠弹、审判覆核、申冤呈请到肃政厅专职弹劾,再到平政院受理诉讼、惩戒委员会职司惩处,挖掘制度变化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内在的张力。在各个事件中探寻真相,揭示机构的制度设计与运行状况,以期展现1901-1916年间官员监督与惩戒制度的延续、改革和探索。
阮慧玲[5]（2020）在《蓝鼎元古文研究》文中提出蓝鼎元学问,纯正不杂,崇正是其一大特点。其追溯儒学源流,辨析理学学统,明确反对佛老陆王学说。崇实特质更是其事功行践一生的最好注解。做学问要秉承“道不用则虚而无寄”的道用思想,有识之士应内淑“身家性命非空谈”的修养精神,而在自己有可为、能建树的履任上更应推行“经世理物”的应用实践,这三位一体的实学思想透彻表现出其作为清初理学大家内圣外王的追求与风范。蓝鼎元的教育思想体系,以濂洛关闽之学为主体,教育学子不应以弋获科名作为求学目的,做雕章绘句之缛文与空疏无用之浮文,而应将习得学问放到广阔的社会历史领域中进行实践,以求匡世济民之实效。其教育实践包含书院及义学的倡建、创办、授课,培育学子的品行及学问,又于莅民敷政期间淳化风俗之教,以此做为解决部分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其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古代教育史上值得记录的一页,既致力于学术经遒,又有功于推贤育才,是当之无愧的理学教育大家。在蓝氏的文学思想中,理学之内核是其显着特征,其教育其门生,需将理学之覃思贯注到文章之中,写文章来阐发理学要义,“理学,文章之根本;功名道德之绪余”。其于文中惯用三代典故,喻指其事,无忘道统,彬彬乎存先王礼乐之意,足可见其执着卫道的精神。其自谓“经济者,文章之大本领也”,强调文章与经济、学术与致用必须达到统一,“经济文章皆为有用实学”,实用实学为本,寓目所及所作皆是经济。“文所以载道也,必有益于天下国家,身心性命”,这便是蓝氏的文道观。道需取之于外,“沉浸于四子六经,以正其本,讲究性理先儒诸书,以清其源”;又需取之于内,在及物中求道,“非穷高极远,幽渺难行之谓,即在尔室屋漏,人伦日用之间”。其谓“文以气为主”,特指弥散在天地间、在作家胸襟磊怀吐纳的浩然正气,强调“善养浩然之气则发为文章,正大雄厚,无靡曼邪僻之习”。其于史传散文的记迹传意方面有实践心得,强调“据实直书,而善否自见”,考察现实是个前提。在修史制度观、史书体例方面皆有创见,行文常蕴春秋笔法,是一位具备史之三长并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史学学者。其部分古文,受明清小品文的影响,能从幽微处发议,叙事中含衔真理,理趣风致,咸惬流盎,是点睛与拔高之笔。其对场屋之章能够持辩证的态度,认为制义一科,在训诂上补苴罅漏,义理上融会众说;主张以古文为时文,切中时弊,立主脑合体式,其中“必有中正和平昌明驯雅之气象,匪高、匪深、匪新、匪奇,炼不造作,刻不伤气,镕经铸史,不见饾饤”,且应准以绳墨,规范并不影响创作才能的发挥;至于帖括,则为文辞之末,不可取。其平日鲜少作诗然对品鉴诗歌有独到的认识,“诗以道性情,必真挚而后工焉”,但“真”与“情”还需要有约束和统摄的力量,其于此强调的是儒家义理,“诗必有义理,惟深于道者能知之”,“道心”以义理为内容,“道心”统摄“人心”,亦统摄情与性。诗文虽词章之学,可以觇人品,验德性,人品与诗（文）品相统一的思想根源是中国美学高度强调“美”“善”相统一的特征。蓝氏着述中的记（纪）文,包括山水游记、涉台山水考察纪、斋室记、杂记、亭台楼阁修造记、书画记。记体可以自由地写物、抒情、叙事、说理,这些文体功能和审美特征在蓝文中皆有体现,有记述天地间奇景,笔墨悠长,情兴无极;有记述险恶世情,清冷荡漾,似一泓秋水;有记述生活平凡事,微处着笔,擘肌分理;有记述想象中的世界,含蓄旨远,笔力矫拔……其还别出心裁地变换叙事视角描述人物、铺设环境使人物活动和性格发展有特殊空间,借言他之笔展现自己的宏才大略……这些不得不说是蓝氏于古文书写方面的思考和创见。蓝氏着述中的论说文,博赡前史,议论宏发,虽时移世易,但其中所透析的理与义亦可深刻鉴今;其于地方建置沿革颇为用心,对黔粤闽多地的区划和地志深思细量,所议析其物土,概其人文,统筹兼顾;其诱掖后进,署以字说,内含儒家修齐治平学说,饱藏儒家立人的价值期望。其论说文一意摄之,雄快警辟,文势流走,高低错落,无牵枝蔓叶的冗沓感,在质辞关系上面把握得当,擅长剪裁材料,于架堂立柱外,亦得益于其对时空跨度极大的历史经验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把握。蓝氏着述中的六条奏疏,有古懋自勉、言从肺腑的履历条奏;有卓识远见、裨益地方的经理台湾条奏;有擘析舟楫利涉,飞挽漕粮流通百货的畅兴海运条奏;有移风易俗,力田务农,变流徙民为恒产民的富教条奏;有益吏治民生,改变行政区划的封疆条奏。这些奏疏,都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于政事诸端陈利弊切方案,心系社稷黎庶,思安置运筹划,讲究疏谏策略,诚如旷敏本评价“一腔忠爱之忱,与笔俱飞,与墨俱流,于此见真”,亦足可见蓝氏素日砺乃锋刃,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识。蓝氏着述中的序跋文,序体繁复多样,包含诗文序（诗序、文序、时文序）、颂序、赠序（饯别序、宴集序）、寿序等等。其擅从“人物品藻”的古典美学出发,揭示创作主体与他们各自的品德才性、身世际遇的必然联系。其借为闽学前贤、师长作序之契,崇正学斥异学,溯真儒薮道,倡经济文章,行文笔法,气势如虹。其颂序于润色洪业之余,巧妙融入“以我观瞻”的视角,且不忘借盛世之景论道,阐释皇极经纬之精义。其赠序既表达与友人惜别绸缪之意,并致敬爱陈忠告,甚至协以解决具体问题,指陈弊实,剀切淋漓。其寿序自觉规避夸毗谀词,树风帜淳美俗。其为他人作序,亦言己之心声,从这些序跋文中真切可见其学问、人品、志向和笔力。蓝氏着述中的书牍,绝大多数议政言事,其经略海疆,包括标本兼治、消弭海盗之策,鉥心刿目、呼吁开禁之声,深惟重虑、台湾尤殊之筹,海运要道、辟则利宜之议四个部分,可视为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家海洋防卫体系,其中不乏近代化启蒙的思想意识,其独特的海洋思维与经世实功的韬晦,代表了有清一代知识分子敢于推陈纳新,着意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风范。其言多切台事,内容涵盖台湾军事部署、海疆经济的开发、移民社会的治安、文化教育的发展、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睦邻共处等问题在内的筹台建言,皆是以台地重要的战略地位及独特的社会形态为治策出发点,因地制宜,可视为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安治体系,其兹谏当局数事足见其揆时度势与谋略之长。从书牍中亦可见其奉亲至孝的情怀和对冤狱事件的审思。我们将蓝文放到清代文坛中,尝试着予以定位,并推究其影响力。清代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收束期（1644—1911）,有部分名家、名作;有少数个性突出的流派;散文理论细致、深入、具体化。我们观蓝鼎元的散文书写,经世之思想、理学之述辩与古文显着结合,经世之文、理学之文构成蓝氏古文的主体。论道、论经济文章或者说学者之文是其特色,明清之际散文流派之争,很大一部分也导源于学术而非散文本身,言事切政与考证察补的文章是其讲求经世实学精神的必然,亦是其匡济天下的儒家学者的担当。蓝鼎元的古文创作是在时代和地域双重因素影响下展开的。蓝鼎元的着述,文体纷繁多样,内容错综复杂,与清初局部战事频仍、文人崇尚经济事功、闽粤台边疆海洋环境等外在因素相关,也与其自小接受的儒家教育、深沈多智的个性气质、经世济民的胸襟和抱负等内部因素相关。其古文形成自己独有的风貌,在闽地文坛乃至整个清代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刘文星[6]（2020）在《明代文官补缺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官缺是明代长期存在的一大问题。明前期,天下初定、百废待兴,人才大量流失,文官队伍数量匮乏,内外各级、各类官署空缺普遍严重。统治者通过建章立制,多种渠道招揽人才,为王朝输送了大量的官员,至明中期,官缺状况得到了较好的改善。但英宗至武宗时期,宦官权力逐渐膨胀,对官员群体造成了一定的迫害,导致一些官职频繁出现空缺。明后期,皇帝普遍呈现出消极怠政的状态,常常不问朝纲、不补官缺,致使官署多空。在皇帝懒理政事的情况下,不同群体为争夺官员人事权而展开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官员辞职、不赴召的情况频频发生,官缺问题逐渐恶化。为了应对官缺问题,明代统治者探索出了文官补缺的多种路径。内阁、九卿及地方督、抚出缺,采用“会推”的方式补缺;京堂官及在外方面官出缺,由吏部负责进行官员推升,即为部推;各衙门低级办事官员出缺,则统一由吏部通过大选、急选等常规办法补缺;地方文职要员诸如布政、按察二司官员、知府、知州、知县以及监察御史出缺,宣德至成化年间采用保举的方法进行补缺,但由于保举法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明后期不再沿用。此外,一些重要的官职诸如内阁、吏部尚书及总督、巡抚出缺,还常常采用特简的办法,由皇帝亲自进行选补;科道官职能特殊,受到统治者格外重视,英宗以后,逐渐采用吏部会同都察院考选官员的方法对科道官进行补缺。如此,上下分明、方法明晰的明代文官补缺体系得以形成。文官补缺是一项横贯于明代的政治制度,在明代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情势。明前期官缺普遍,为了维持刚刚于天下动乱中建立起的王朝,统治者非常重视文官的补缺,不拘资格招揽人才、任用贤才。但这一时期补缺权力较为集中,多由皇帝亲自进行补缺。明中期,王朝政局基本平稳,统治者开始注重探索和调整补缺方法,文官补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但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文官补缺又呈现出新的情势,补缺权力受到宦官的侵犯、选补官员时开始渐循资格。嘉靖时期,长达十数年的“大礼议”之争拉开了阁部权势消长的序幕。明后期充斥着各种政治斗争,皇帝或是厌倦朝廷争斗,深居大内;或是不喜政事,贪图享乐,文官补缺制度遭到严重破坏。补缺方法不能有效施行,直接导致官员壅滞,官僚队伍积重难返。文官补缺制度的目的是应对明王朝的官缺问题,具备多重政治功能。统治者通过补缺的手段,使官员与机构有机结合,提高机构的行政效率,从而维护国家平稳运行;补缺系统明晰,各类官员有序进行补缺,从而使官僚队伍处于动态平衡;补缺过程中皇帝与内阁、九卿等高级官员群体共同参与,使得权力有效分配与制衡。文官补缺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官员的政治参与性,进一步巩固了皇权,但同时也诱发了一些贪腐之风。整体来看,文官补缺制度在明代行之有效,其中的一些方法也被清代沿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慧琴[7]（2020）在《《农民家书》家教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文中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对每个人的成长成才起着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并将其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强调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助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文明新气象。作为一位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陕西关中农村的农民,《农民家书》的着者侯永禄,一生曲折丰富,经历了少年艰难求学、成年投身建设、老年义务邮递三个主要的人生阶段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在祖辈言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老一辈革命家思想论断的影响下,侯永禄一生对党忠诚,热爱人民,奉献于农村建设事业,还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家教思想。他所着的《农民家书》被喻为“农民版的《傅雷家书》”,在这部跨越50年的着作中,他将对儿孙们的殷殷教导融入一封封沾满泥土味的书信之中,体现了农民淳朴的人生信条和哲学理念。《农民家书》其内容主要包括人贵自知、旷达乐助的为人之道,孜孜不倦、为国争光的学习之道,忠党爱民、廉洁奉公的工作之道和勤俭和睦、孝老爱亲的持家之道。在对其内容进行爬疏后发现,相较于《曾国藩家书》、《梁启超家书》、《傅雷家书》等着名家书而言,其张力虽不及,但其朴实却不逊,文理水平稍欠,而结合实际尤佳。它是其作者侯永禄从农村视角、农民视野和农味情怀角度出发教导儿孙的,不仅散发着独特的乡土气息,还有效地扬弃了传统家教思想,并直接地融入了新时期的思想内容,具有极大地进步性和借鉴意义。基于此,结合当前新时代乡村振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等要求,可得出如下启示:要倡导“科技兴农、典型引领”,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要倡导“文明友善、民主和谐”,践行核心价值理念;要倡导“在党为党、廉洁自律”,加强农村党建工作。总之,相信通过文献研究、内容分析、历史分析和个别访谈等方法的运用,深入研究《农民家书》之家教思想,对新时代新农村家风乡风民风党风建设和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将具有相当的价值和启示。
王宏庆[8]（2019）在《明代考察“八法”考论》文中研究表明明代考察“八法”,从制度层面看,不重虚文而简明务实;从运行层面看,易于操作且注重实效。因而,“八法”在惩治官邪、树立符合传统居官伦理的官德官风和吐故纳新、建构符合官僚政治原则的行政体系两方面,其功能都不可或缺。所谓“八法”,从制度层面界定其内涵,即“年老、有疾者,致仕;罢软无为、素行不谨者,冠带闲住;贪、酷并在逃者,为民;浮躁、才力不及者,斟酌对品改调”。“八法”以区区40余字的制度性内容在明代职官管理机制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其中之缘由若要探究清楚,必须对“八法”进行全面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加以解读,还要从运行层面加以分析;不仅要以《明会典》《明史》等典籍记载的制度性内容为基础,更要以《明实录》、明清笔记等文献所载之考事、考语、奏疏、诏敕为文本进行考据;不仅要领会“八法”本身的“法中意”,还应悟得“八法”体现的“法外意”。“八法”所依托的明代考察这一考课形式中,除京察为明代所独创之外,朝觐考察是对秦汉“上计”之承袭,巡按考察是借鉴了汉代刺史巡行与御史覆勘制度,而各衙门掌印官对属官的日常考察也是对之前历代官府长官对本府属官掾吏定期考课制度的延续。“八法”之内容的源头,可溯及《周礼》之“六事”,之后,秦有“五善”“五失”,汉有“六条问事”,魏晋形成“清”“慎”“勤”的励官之道,唐宋之“四善”更是“八法”标准的直接渊源。明代中期,朝觐考察、京察与外官不时考察三种方式基本发展完善,“八法”作为所有考察方式统一的制度性规范,具有普遍适用性。根据明代考察的相关考事、考语、奏疏、诏敕等行政运行资料,可以考据研究“八法”的制度性内容所不能完全展现的运行实际及相关延展性问题:“年老”的界定并不完全以年龄为标准,其履职状态是否因年老而“昏怠”才是更为重要的考注依据。其实际处分方式包括无待遇致仕、附待遇致仕、罢归和留用。“有疾”包括官员“因年老而有疾”和“年未老而有疾”,英宗朝之后,才对致仕察例进行有效遵循,对于“年未老而有疾”者的处分则为冠带闲住。其制度之外的处分方式还包括留任、病愈起复、皇帝给予遣医调治、免朝参或继续给予俸禄等优待。官员有被考“年老”而通过种种手段求得起复的情况,亦有出于某些政治考量,假托“有疾”以求休致的情形。“贪”“酷”例在考注依据、处分方式及考察程序三方面具有刑事性特征,律例所规定的罪名和刑罚,是其最主要的考注依据;察例“为民”,不仅是单纯的行政处分,在一定情况下兼具刑事性;考注之后,缉拿问罪、追赃具奏等刑事性程序即被引入行政性的考察程序之中。“贪”例之实际处分方式包括为民、赃物入官、充军、追夺诰敕和纳赎,皇帝有时也根据政治形势或主观意愿对贪贿官员灵活处分。风宪官若考定为“贪”,其处分更重;官员在任期间无贪墨之举,则当因其他过犯而获罪时,会被酌情宽宥。“酷”例之实际处分方式包括为民、死刑、降调、充军和论赎,皇帝常会根据其酷虐程度而灵活处置。朝廷为体现“刑不上大夫”的精神,在多次京察中暂时取消以“贪”“酷”例注考。厂卫参与考察,在“贪”“酷”“不谨”例的运行中体现尤为明显,概因这三项均具有刑事性特征之故。“罢软”侧重于评价官员履职态度,一般根据职官职掌来具体判断其履职态度与能力,因其界定灵活,注考时常有误断。冠带闲住在宪宗朝成为其处分定例,此前的实际处分方式有黜降、戍边、致仕、为民等。孝宗朝曾因人才难得与历官久任,对履职未满任期而被考“罢软”者加以留用。“罢软”例在世宗朝曾被用来作为刑罚的减轻处分。“不谨”例之考察内容包括在任官员“职事不谨”或“修身不谨”,以及官员因病居乡、丁忧居乡情形下违背礼法的行为。其处分方式除察例冠带闲住之外,还包括降调、留用及致仕。“不谨”具有刑事性评价的特征,是朝廷对职官有犯行为的一种评价,惩处方式多是宽宥或非刑罚性处分,即使处以刑罚,也较为轻缓。神宗朝时,对此类职官有犯行为,直接依“不谨”例冠带闲住。明代中后期,“不谨”例曾被用作“贪”例之减轻适用。宪宗朝时,出于缓和严法以爱惜人才之意,设“不及”为“罢软”之次等,设“浮躁”为“不谨”之次等,并定察例为“降一级,调外任”。注考官员需根据职官职掌来分析其才能是否“不及”。“浮躁”与“不谨”都是对官员言行的品评,其区分主要在于过错大小、程度轻重。吏部一般视官员“浮躁”情节轻重来拟定其处分,并不局限于降一级,实际有降二级、降三级乃至降四级的情况。“不及”例在设立之初的处分为对品调简僻衙门,在孝宗朝改为降一级、调简僻衙门,后发展为量材酌情调用。“八法”的运行实效直接影响考满制度,也影响到选任等其他行政制度。受明代中后期政局的影响,“八法”在运行中常被朋党之争所利用,这有悖于其立法之初衷。从纵向发展来看,“八法”因其立法简明易行及良好的运行实效,为清代考课制度所延续。清代考课形式分京察和大计,考课内容定“四格”“八法”。清代“八法”对明代“八法”的延续性十分明显,后因“贪”“酷”例之过犯最为严重且具有刑事性特征而将其排除,“八法”演变为“六法”。从横向延展来看,“八法”在内容上延展出“不协人望”这一考察标准。因官员职事不同则履职责任也有差别,一般根据官员个人能力和履职情况而注考。明代史料记载有11件相关考事,其处分方式包括降调、对品调用、留用和罢归,综合分析,其处分察例应为降调。“八法”以传统居官为政伦理为宗旨。分析“八法”结构,标准的设置体现出“廉洁奉公”“仁义恤民”“神清体健”“克己辞让”“敬慎端肃”“正己修身”“勤政不怠”“才堪职任”之居官理念,同时,也反映了政治运行对行政资质的要求。处分察例之等第反映出明代居官以德为重,尤其注重廉洁与仁义。“八法”功能可归纳为:劝惩教化,以整肃官德官风;裁汰不职,以提高行政效率;量材调用,以使能与职相宜;有效行政,以实现为政目标。可见,明代治国为政依然以“天下为公”为理想境界,遵循“民为邦本”,践行“重民爱民”“富民利民”“教民用民”之理念;遵循“为政以德”,践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廉敬奉公,勤信爱民”“德刑并用,礼法结合”之理念;遵循“尚贤使能”,以培养贤能为基础,以职官选任为关键,以“贤”与“能”为考课标准,并以考课来保障“尚贤使能”理念的实现。现代中国对于传统居官为政伦理进行了创造性发展,是扬弃地传承。现代“民为邦本”的内涵为:“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政以德”的内涵为:党和国家机关公务人员要讲“政德”,即“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倡导良好的社会公德;“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尚贤使能”的内涵包括:人才选拔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用要注重“人事相宜”,建立日常考核、分类考核为主的考核机制,依法实施监察,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全面监督。对传统居官伦理、为政原则和法律文化的扬弃传承,目的是为现代人事行政法律制度的发展提供借鉴。新修订的《公务员法》在原则、内容上对传统居官伦理与为政原则加以扬弃传承;同时,在行政管理的方式、方法上对古代职官立法中的合理性因素也加以借鉴。此乃研究“八法”而悟得的法外之意。
汤浩[9]（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认为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楼劲[10]（2014）在《关於隋唐廉政体制的几个问题(下)》文中研究指明三、隋唐相关制度对於廉政的配套和支持廉政并不简单是一个惩罚或打击问题,而是要让清除腐败的速度超过腐败滋长的速度,廉政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多种因素参与其间的复杂过程。即便仅就惩罚或打击来説,刑法固然重要,要取得满意的效果,也还是离不开相关制度的配套和支持。很明显,只有标本兼治,各种法律和制度综合配套,抓住那些切实影响着廉政建设的要素,才能真正遏制贪渎的蔓延,不断压缩腐败的范围,达到吏治清明的局面。
二、廉政岂可“变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廉政岂可“变通”（论文提纲范文）
（1）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与回顾 |
| 三、研究思路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官箴文化的发展与宣宗御制《官箴》的出台 |
| 第一节 明初以前官箴文化的发展历程 |
| 一、发轫期 |
| 二、成长期 |
| 三、成熟期 |
| 第二节 仁宣时期的官制与官员 |
| 一、近侍机构 |
| 二、中央行政系统 |
| 三、地方行政系统 |
| 四、军事管理系统 |
| 第三节 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历史背景 |
| 一、由严入宽: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政治环境 |
| 二、官风颓弛: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直接原因 |
| 第二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容 |
| 一、宣宗圣谕 |
| 二、箴言三十五篇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特点 |
| 一、以皇帝本人为制箴主体 |
| 二、以内外诸司为阅读客体 |
| 三、以道德训诫为中心内容 |
| 四、以四言韵文为体式风格 |
| 第三章 宣宗御制《官箴》与宣德时代政治生态的构建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期许 |
| 一、宣宗御制《官箴》的政治构想 |
| 二、宣宗御制《官箴》的官德要求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宣德朝行政治理 |
| 一、肃纲纪 |
| 二、汰冗官 |
| 三、简贤才 |
| 第三节 蒸然之象:宣德朝政治生态的转变 |
| 一、大醇小疵的官场风气 |
| 二、宣宗的帝风与宣德时代的君臣关系 |
| 第四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流传及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流传 |
| 一、文本形态《官箴》的流传 |
| 二、特殊形态《官箴》的流传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对明代中后期官箴书的影响 |
| 一、官箴作品的繁荣发展 |
| 二、官箴作者的广泛参与 |
| 第三节 宣宗御制《官箴》对明代中后期官场与官风的影响 |
| 一、正己:官德的培养 |
| 二、谏君:圣德的培养 |
| 第五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在精神脉络与明初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明初君主专制 |
| 一、御制与官箴:强势皇权的表达方式 |
| 二、共生与合作:皇权政治的内在局限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明初士大夫政治 |
| 一、得君与行道:官僚士大夫的政治理想 |
| 二、周孔与孔孟: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必然冲突 |
| 结论 |
| 一、明宣宗御制《官箴》的官箴文化定位 |
| 二、明宣宗御制《官箴》的政治文化定位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 后记 |
（3）《三鱼堂文集》校注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关于陆陇其 |
| (二)关于《三鱼堂文集》的版本 |
| (三)关于理学家的文学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陆陇其的生平、思想与品行 |
| 第一节 陆陇其的生平 |
| 第二节 陆陇其的思想与品行 |
| 第二章 《三鱼堂文集》版本考述 |
| 第一节 《三鱼堂文集》的版本着录与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部分版本辨析 |
| 第三节 四库本、柏经正堂本、稿本、抄本 |
| 第三章 《三鱼堂文集》诗歌内容及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总体内容及风格 |
| 第二节 孙奇逢与陆陇其赠答诗之比较 |
| 第四章 《三鱼堂文集》散文内容及艺术风格 |
| 第一节 散文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周密质实的散文风格 |
| 结语 |
| 《三鱼堂文集》校注 |
| 参考文献 |
| 附録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4）从都察院到平政院（1901-1916） ——清末民初的官员监督与惩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价值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第一章 清末都察院的编制及职权 |
| 第一节 清末都察院的编制 |
| 一、1906年官制改革前的编制 |
| 二、1906年官制改革后的编制 |
| 第二节 清末都察院的规章 |
| 一、《钦定台规》的内容 |
| 二、台规与会典、例律的关联 |
| 三、台规的效力与意义 |
| 第三节 清末都察院的职权及其保障 |
| 一、都察院的职权 |
| 二、科道行使职权的方式 |
| 三、科道行使职权的保障 |
| 第二章 科道的纠弹与冤抑受理 |
| 第一节 官吏纠参与申冤的律例规定 |
| 一、被参官吏的处分之例 |
| 二、构成犯罪的处罚之律 |
| 三、被参官吏的宽免与申诉 |
| 第二节 科道对京官的纠弹 |
| 一、弹劾王公亲贵案 |
| 二、弹劾官员舞弊:以邮传部李德顺案和吏部受贿案为例 |
| 三、都察院堂官弹劾科道案 |
| 第三节 科道对外官的纠弹 |
| 第四节 清末都察院受理革员申冤 |
| 一、赴都察院呈控的案件总体情况 |
| 二、呈控人与当事人 |
| 三、都察院受理革员京控的程序 |
| 四、革员呈控的事由 |
| 五、京控的拟断与呈控的差异 |
| 六、革员呈控案的总体处理结果评析 |
| 七、都察院在革员京控案中的功用评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都察院的裁改争议 |
| 第一节 裁改的动因与起始 |
| 一、内忧外困的时势迫使变法改制 |
| 二、迎合预备立宪的需要 |
| 第二节 丙午官制改革前后都察院的裁改 |
| 一、丙午官制改革前左都御史陆宝忠整顿都察院的努力 |
| 二、丙午官制改革中都察院的改制方案 |
| 三、反对都察院裁改的理据 |
| 四、都察院官制初步厘订 |
| 五、都察院奏定整顿章程 |
| 第三节 都察院代下议院的争议 |
| 一、都察院代下议院的倡议 |
| 二、反对设下议院更改都察院 |
| 第四节 再次厘订台规 |
| 第五节 都察院裁改期间的民间舆论 |
| 一、报刊舆论 |
| 二、宋教仁的议论 |
| 小结 |
| 附录 清末科道对待新政的态度 |
| 第四章 都察院的裁撤与平政院的建立 |
| 第一节 都察院的末路与科道的去留 |
| 一、都察院的末路 |
| 二、科道的去留 |
| 第二节 平政院的设立及争议 |
| 一、平政院筹设的过程 |
| 二、平政院的设立与职权 |
| 三、平政院与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的争议 |
| 四、平政院与肃政厅的权限争议 |
| 第三节 肃政厅的设立、规章与职权 |
| 一、肃政史的产生 |
| 二、肃政厅的法规 |
| 三、肃政厅的职权与行使方式 |
| 第四节 肃政史的上奏建言与监察纠仪 |
| 一、上奏建言 |
| 二、监察政务 |
| 三、纠仪 |
| 小结 |
| 第五章 肃政史的弹劾与惩戒委员会的惩戒 |
| 第一节 民初官员弹劾与惩戒的法律规定 |
| 一、肃政史弹劾的范围 |
| 二、肃政史弹劾的程序 |
| 三、官员的惩戒机构、处分与开复 |
| 第二节 肃政史的弹劾案 |
| 一、肃政史弹劾之预闻 |
| 二、肃政史纠劾大员 |
| 三、肃政史弹劾赌博、种烟 |
| 四、肃政史弹劾中央部院案 |
| 五、肃政史弹劾巡按使 |
| 六、肃政史弹劾法官 |
| 七、肃政史弹劾知事案 |
| 八、肃政史平反冤案 |
| 第三节 文官高等惩戒委员的惩戒 |
| 一、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的惩戒程序 |
| 二、惩戒滥押、疏脱监犯的案件 |
| 三、惩戒由巡按使弹劾的其他案件 |
| 第四节 其他惩戒委员会的惩戒 |
| 一、司法官惩戒委员会 |
| 二、审计官惩戒委员会 |
| 小结 |
| 第六章 肃政厅的裁撤及后续 |
| 第一节 肃政厅的最后光景 |
| 一、肃政史奏劾复辟 |
| 二、肃政史弹劾筹安会及反对帝制 |
| 第二节 肃政厅裁撤始末 |
| 一、主要人物请辞 |
| 二、改制与合署办公 |
| 三、裁撤书记官及人员安置 |
| 四、废止法令 |
| 五、肃政史的流向 |
| 第三节 外界对于肃政厅肃政史的评价 |
| 一、对于肃政厅肃政史之质疑 |
| 二、对于平政院与肃政厅关系之论评 |
| 三、肃政厅裁撤之后的评议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5）蓝鼎元古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蓝鼎元生平及理学、教育、文学思想 |
| 第一节 蓝鼎元生平 |
| 一、书香世家 |
| 二、青少年求学时期(1690-1708) |
| 三、杜门耕读时期(1709-1720) |
| 四、参赞戎伍时期(1721-1723) |
| 五、拔贡入京时期(1723-1728) |
| 六、知邑普潮时期(1729-1733) |
| 第二节 蓝鼎元理学、教育思想 |
| 一、崇“正”之学 |
| 二、崇“实”之学 |
| 三、书院、义学教育活动 |
| 四、民众教育与风俗教化 |
| 第三节 蓝鼎元文学思想 |
| 一、理学,文章之根本 |
| 二、经济者,文章之大本领 |
| 三、文所以载道,必有益于天下国家 |
| 四、善养浩然之气则发为文章 |
| 五、平实典要的语言风格 |
| 六、记迹传意的史传散文观 |
| 七、从幽微处发议的理趣文 |
| 八、对场屋之章的看法 |
| 九、情理气的诗论 |
| 第二章 奇峻幽邃之记、纪 |
| 第一节 山水游记 |
| 一、山水游记之“游” |
| 二、心境、心志下的景语 |
| 第二节 涉台山水考察纪 |
| 一、事实察补,考据真伪 |
| 二、本用实学,心系民生 |
| 三、理趣风致,咸惬流盎 |
| 四、雄劲可追,简净可率 |
| 五、结庐山水,家焉之想 |
| 第三节 斋室记 |
| 一、遥忆涧峦,可室可斋 |
| 二、坎凛咏怀,穷途一恸 |
| 三、出尘之想,济世之怀 |
| 第四节 杂记 |
| 一、及物求道——《除庭草记》 |
| 二、奇骇之记——《饿乡记》 |
| 三、多个视角下的叙事——《怪尹记》 |
| 四、借题发挥——《盘陀宜城记》 |
| 第五节 修造记与书画器物记 |
| 一、亭台楼阁修造记 |
| 二、书画记 |
| 小结 |
| 第三章 警策多慨之论、说 |
| 第一节 不述而作,辞不胜理 |
| 第二节 论说之“势” |
| 第三节 一意摄之,雄快警辟 |
| 一、一意摄之 |
| 二、雄快警辟 |
| 第四节 道南学养 |
| 第五节 诱掖后进之字说 |
| 小结 |
| 第四章 雅驯典实之奏疏 |
| 第一节 经国之枢机 |
| 一、谋谟与略猷 |
| 二、思人臣效职 |
| 第二节 雅正 |
| 一、形式上的“雅正” |
| 二、内容上的“雅正” |
| 第三节 主文谲谏 |
| 一、美盛德之形容 |
| 二、依违谲谏之策略 |
| 小结 |
| 第五章 深醇古茂之序、跋 |
| 第一节 铨文与叙引共纪 |
| 一、叙引与铨文两种功能 |
| 二、“传者转师”的意义 |
| 第二节 诗文序 |
| 一、诗序 |
| 二、文序 |
| 三、时文序 |
| 第三节 颂序 |
| 一、记事记象 |
| 二、颂帝王、颂盛世 |
| 三、与作者的联系 |
| 四、皇极经纬,理学之论 |
| 第四节 赠序 |
| 一、致绸缪之意 |
| 二、致敬爱,陈忠告 |
| 第五节 寿序 |
| 一、树风帜淳美俗 |
| 二、规避夸毗谀词 |
| 第六节 跋 |
| 一、窥评学问与人品 |
| 二、借他人事言心声 |
| 小结 |
| 第六章 议政言事之书牍 |
| 第一节 宦海沉浮 |
| 一、竭力奉亲以尽孝行 |
| 二、冤狱事件之起伏思量 |
| 第二节 修史志观 |
| 一、增修明史纲目 |
| 二、蓝氏之三史之长 |
| 三、显微阐幽,维持风教 |
| 第三节 经略海疆 |
| 一、蹈厉之志,海疆蓝图 |
| 二、标本兼治,消弭海盗 |
| 三、足国裕民,呼吁开禁 |
| 第四节 筹台宗匠 |
| 一、雷者震也,震东方也 |
| 二、海外明珠,扼略海疆 |
| 三、台地筑城,缓急自固 |
| 四、兵单地广,半线作县 |
| 五、开放渡台,积极垦辟 |
| 六、情法相辅,治民安民 |
| 七、怀柔铁血,徕顺和番 |
| 八、保甲团练,守望相助 |
| 九、振励文教,观感奋兴 |
| 十、风动时雍,教成美俗 |
| 十一、整饬吏治,提高效能 |
| 十二、洞悉战事,运筹帷幄 |
| 第五节 析县辖地 |
| 小结 |
| 第七章 蓝鼎元古文的价值和影响 |
| 第一节 经世之文 |
| 一、叙事条理,录次简净 |
| 二、议论警策,逻辑清晰 |
| 三、阳刚雄浑,多有奇气 |
| 第二节 理学之文 |
| 一、理学家的古文 |
| 二、古文家的理学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蓝鼎元年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明代文官补缺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辨析 |
| 二、选题意义 |
| (一)历史意义 |
| (二)学术意义 |
| (三)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思路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明代文官的概况 |
| 一、明代文官的设置 |
| (一)明代中央文官 |
| (二)明代地方文官 |
| 二、明代文官的类别 |
| (一)在任官员 |
| (二)候缺官员 |
| (三)听选官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文官官缺的态势 |
| 一、明前期文官官缺 |
| (一)官缺状况 |
| (二)官缺成因 |
| 二、明中期文官官缺 |
| (一)官缺状况 |
| (二)官缺成因 |
| 三、明后期文官官缺 |
| (一)官缺状况 |
| (二)官缺成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文官补缺的路径 |
| 一、高级文官之会推 |
| 二、中级文官之部推 |
| 三、低级文官之常选 |
| 四、地方文官之保举 |
| 五、重要文官之特简 |
| 六、科道官员之考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文官补缺的情势 |
| 一、明前期文官补缺 |
| (一)重视官缺,积极补缺 |
| (二)权力集中,补法单一 |
| (三)不拘资格,因才擢用 |
| 二、明中期文官补缺 |
| (一)因时损益,补法调整 |
| (二)中官秉权,权力制衡 |
| (三)渐循资格,利弊相生 |
| 三、明后期文官补缺 |
| (一)消极怠政,官缺不补 |
| (二)补法不行,官员壅滞 |
| (三)阁部斗争,权力更迭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文官补缺制度的功能与影响 |
| 一、明代文官补缺制度的功能 |
| (一)维护国家机构平稳运行 |
| (二)保持官僚队伍动态平衡 |
| (三)促进权力的分配与制衡 |
| 二、明代文官补缺制度的影响 |
| (一)对当时的影响 |
| (二)对后世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农民家书》家教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农民家书》家教思想形成的依据 |
| 第一节 侯永禄个人的人生经历 |
| 一、解放前:艰难求学的师范生 |
| 二、解放后:恪尽职守的乡村干部 |
| 三、改革开放后:老有所为的义务邮递员 |
| 第二节 《农民家书》家教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 |
| 一、直接渊源:祖辈的言行教育 |
| 二、历史渊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三、理论渊源: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论断 |
| 第二章 《农民家书》家教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人贵自知、旷达乐助的为人之道 |
| 一、人贵有自知之明 |
| 二、两手准备: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 |
| 三、帮人解难,便是乐 |
| 第二节 孜孜不倦、为国争光的学习之道 |
| 一、毫不自满,笨鸟先飞 |
| 二、用攻关精神攀登文化科学高峰 |
| 三、学习是为社会作贡献,决不是为名利 |
| 第三节 忠党爱民、廉洁奉公的工作之道 |
| 一、革命工作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 |
| 二、一个革命者的胸怀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三、莫作违纪乱法之事,损坏了咱清白的名声 |
| 第四节 勤俭和睦、孝老爱亲的持家之道 |
| 一、我们是贫穷家庭出身,艰苦朴素是我们的本色 |
| 二、孝敬老人的心无可非议,但不能攀比竞争 |
| 三、和为贵、平为福,家和万事兴 |
| 第三章 《农民家书》家教思想的评价 |
| 第一节 《农民家书》家教思想的特点 |
| 一、以农村的视角述说着家长里短 |
| 二、以农民的视野教导着人生哲学 |
| 三、以农味的情怀维系着浓浓亲情 |
| 第二节 《农民家书》家教思想的进步性 |
| 一、有效地对传统家教思想进行了扬弃 |
| 二、直接地融入了新时期思想进行家庭教育 |
| 第三节 《农民家书》家教思想的局限性 |
| 一、囿于环境地位,其家教思想张力不够 |
| 二、面对不正之风,其家教思想中时显言强行弱 |
| 第四章 《农民家书》家教思想的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倡导“科技兴农、典型引领”,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
| 一、勤学科技知识,助力科技兴农之路 |
| 二、注重典型示范,选拔培育“领头雁” |
| 三、引领青年农村创业,响应青春建功行动 |
| 第二节 倡导“文明友善、民主和谐”,践行核心价值理念 |
| 一、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
| 二、引导向上向善,注重道德教化 |
| 三、坚持民主平等,构建和谐乡村 |
| 第三节 倡导“在党为党、廉洁自律”,加强农村党建工作 |
| 一、真心依靠群众,形成群策群力共建美好乡村 |
| 二、弘扬新风正气,推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
| 三、推进“两学一做”,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明代考察“八法”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八法”考论选题缘起 |
| 二、研究背景介绍 |
| 三、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明代“八法”之溯源与内涵界说 |
| 一、明代考察“八法”之溯源 |
| （一）考察形式溯源 |
| （二）考察内容溯源 |
| 二、明代考察“八法”之内涵界说 |
| （一）“八法”之内涵界定 |
| （二）“八法”所依托之考察形式的形成与演变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八法”之“年老、有疾者致仕” |
| 一、“年老”例考 |
| （一）“年老”例之考注标准界定 |
| （二）“年老”例之处分方式 |
| （三）“年老”例在运行中的延展问题 |
| 二、“有疾”例考 |
| （一）“有疾”例之处分方式 |
| （二）“有疾”例在运行中的延展问题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八法”之“贪、酷者为民” |
| 一、“贪”“酷”例之刑事性特征 |
| （一）考注依据的刑事性特征 |
| （二）处分方式的刑事性特征 |
| （三）考察程序的刑事性特征 |
| 二、“贪”例考 |
| （一）“贪”例之处分方式 |
| （二）“贪”例在运行中的延展问题 |
| 三、“酷”例考 |
| （一）“酷”例之处分方式 |
| （二）“酷”例在运行中的延展问题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八法”之“罢软、不谨者冠带闲住” |
| 一、“罢软”例考 |
| （一）“罢软”例之渊源追溯 |
| （二）“罢软”例之处分方式 |
| （三）“罢软”例之履职表现 |
| （四）“罢软”例在运行中的延展问题 |
| 二、“不谨”例考 |
| （一）“不谨”之刑事性评价特征 |
| （二）“不谨”例之处分方式及行为表现 |
| （三）“不谨”例在运行中的延展问题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八法”之“浮躁、不及者降调” |
| 一、“浮躁”例考 |
| （一）“浮躁”例之设置初衷 |
| （二）“浮躁”例之处分方式 |
| （三）“浮躁”例为政敌倾轧之利器 |
| 二、“不及”例考 |
| （一）“不及”例之设置初衷 |
| （二）“不及”例之处分方式 |
| （三）“不及”例之履职表现 |
| 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八法”：时间的延续与内容的延展 |
| 一、明代“八法”之时间的延续 |
| （一）形式上的延续 |
| （二）内容上的延续 |
| 二、明代“八法”之内容的延展 |
| （一）“八法”标准的使用与“不协人望”之考注 |
| （二）“不协人望”之处分方式 |
| 小结 |
| 第七章 明代“八法”所体现的伦理观及其价值传承 |
| 一、“八法”所体现的传统伦理观念 |
| （一）“八法”之结构所体现的居官伦理 |
| （二）“八法”之功能所体现的为政理念 |
| 二、“八法”伦理观的价值传承 |
| （一）传统居官为政伦理的现代价值 |
| （二）现代人事行政立法对传统的借鉴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9）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三、 研究重点与创新之处 |
| 第1章 湖湘理学发展与晚清湘系集团的兴起 |
| 1.1 湖湘理学的传播和在清代的发展 |
| 1.2 晚清湘系理学经世集团的集结 |
| 第2章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及建军思想 |
| 2.1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活动 |
| 2.2 湘军与团练勇营 |
| 2.3 湘军建军思想初析 |
| 2.4 湘军早期建军思想与《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
| 第3章 湘军：淬砺理学精神的新军 |
| 3.1 理学自救的产物 |
| 3.2 湘军理学经世思想来源的几个侧面 |
| 3.3 凝士以礼：理学导向下的湘军“节制”机制分析 |
| 第4章 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理学导向下独特的湘军军事思想 |
| 4.1 儒学的转向：兵儒合流的豪侠气象 |
| 4.2 明耻教战：湘军建军治军思想的核心 |
| 4.3 湘军“兵争”思想中的儒学向度 |
| 4.4 湘军对传统兵学的继承与扬弃 |
| 第5章 湘军军系与理学 |
| 5.1 湘军军系文化表征 |
| 5.2 湘军军系文化中的“气节观” |
| 5.3 湘军发展重心转移及后期湘军军事实践 |
| 5.4 湘军军事实践中对理学的疏离 |
| 第6章 湘军创制与理学 |
| 6.1 湘军集团的理学经世思维 |
| 6.2 湘军的主要经世实践：创制 |
| 6.3 湘军创制评析 |
| 第7章 湘淮军集团的同源异流：一个理学文化视角的比较 |
| 7.1 湘淮军理学文化背景的异同 |
| 7.2 湘淮军集团价值文化取向差异 |
| 7.3 湘淮军集团不同的历史际遇 |
| 第8章 湘军集团对咸同理学的影响 |
| 8.1 湘军集团对于晚清理学融合发展的影响 |
| 8.2 湘军经世文化对理学思想的扩充和完善 |
| 8.3 湘军人物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 |
| 8.4 重建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学人文信仰 |
| 第9章 湘军理学经世的历史地位 |
| 9.1 晚清理学复兴是儒学自身运动的结果 |
| 9.2 湘军崛起成为晚清政治格局转捩的重要枢纽 |
| 9.3 湘军集团与晚清“国运”相终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关於隋唐廉政体制的几个问题(下)（论文提纲范文）
| 三、隋唐相关制度对於廉政的配套和支持 |
| (一) 解决行政成本问题 |
| 1. 机构公费及其来源 |
| 2. 俸禄制度的状况 |
| 3. 财政支付中的结构性问题 |
| (二) 官僚队伍及其考选 |
| 1. 调整入仕途径 |
| 2. 精择要官和各地长官 |
| 3. 完善考核制度 |
| 4. 回避制度以及其他任职限制 |
| (三) 监察体系与有关制度 |
| 1. 日常行政监督 |
| 2. 专职监察机构———御史台 |
| 3. 使者巡察之制 |
| 4. 其他有关制度 |
四、廉政岂可“变通”（论文参考文献）
- [1]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D]. 朱文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2]张九成《四书》学研究[D]. 袁大鑫. 西北大学, 2021
- [3]《三鱼堂文集》校注及研究[D]. 孟荣.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从都察院到平政院（1901-1916） ——清末民初的官员监督与惩戒[D]. 杨芹. 吉林大学, 2020(08)
- [5]蓝鼎元古文研究[D]. 阮慧玲. 闽南师范大学, 2020(12)
- [6]明代文官补缺制度研究[D]. 刘文星. 河南大学, 2020(02)
- [7]《农民家书》家教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D]. 许慧琴.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明代考察“八法”考论[D]. 王宏庆. 吉林大学, 2019(10)
- [9]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 [10]关於隋唐廉政体制的几个问题(下)[J]. 楼劲. 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 2014(00)